（凤凰网-信息正义，2024年05月11日，译者：Brandi）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郑重分析了“川普选民会摧毁我们的民主制度吗”这个问题。
卡根指出，川普之于美国的危险是共和国的亡国之危。他公开挑战民主，连续三次在大选中声称，如果他输了，就是选票舞弊；他连续两次明确警告，如果败选，他不会接受选举结果，并推动暴力、起义、“骚乱”和“流血”；他已经这样做了一次，并且决定继续如此。
川普这样的人正是美国国父们曾经担心的噩梦：共和国被暴君推翻。而由于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出于野心和懦弱，拒绝承担国父在设计制度之初要求他们所担任的重要角色，现在，只差一次选举，噩梦将变成现实。
卡根指出，实际上，跟“自由主义传统”一样，美国的“反自由主义传统”与美利坚共和国一样古老。种族主义逆流、基督教民粹主义在美国一直都是一股时常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力量。
他们从前就不认同《独立宣言》。他们相信民主，但前提是，民主必须是纯粹的白人民主。
不只是现在他们才抱怨“觉醒”。19世纪的蓄奴者就在抱怨他们被剥夺了把黑人作为财产的自由；60年代的白人就在抱怨政府在对白人 “逆向歧视”；他们从来都声称自己受到了“欺压”，被剥夺了可以凌驾于其他人群之上的自由。
他们或者为了捍卫白人至上，或以捍卫基督教为名，更多的时候是两者并举，共同主导了美国的反自由主义运动。
而川普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亮相，召集了这场反美国的革命。
川普的选民希望看到的正是国父为美国设计的制度被推翻。因为尽管他们坚称自己是爱国者，但他们效忠的正是国父明确反对的以民族宗教定义的国家。
如果真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所谓“基督教的美国”，惟有推翻国父们基于普世平等和天赋人权原则建立的现有政权。
我们如果选择放弃共和国，可能就在今年。卡根在文章的结尾指出，任何制度都不能抵御一个执意而为的暴君。只有人民能够。今年，人民是否会那样做，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的民主是个前卫的制度，会被川普选民摧毁吗？这正是国父们所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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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可能还会相信许多选民看不到川普对美国自由民主的威胁，许多人现在仍声称看不到。但现在，距大选仅六个多月，很难相信他们真的看不到。警示信号已足够清晰。川普本人几乎每天都叫人有新的理由担忧。人们可能会选择忽视这些警示，或说服自己不要担心，但他们能看到我们都能看到的东西，那些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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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解释有些人不顾川普给我们政府体系带来的风险，依然愿意支持他？答案不是科技发展、不平等日益加剧、外交政策失利、大学校园动荡，而是更深层、更根本的东西。这正是国父们所担心的，也是林肯警告过的：他们称之为“公共美德”的丧失。国父担心《独立宣言》中具有革命性的自由主义原则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担心对自由和平等的热爱和良知会逐渐让位于狭隘、自私的利益。
尽管麦迪逊（James
Madison）等国父希望在利己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建立政府，但麦迪逊承认，如果民众自己对《独立宣言》的自由主义理想没有足够的奉献精神，那么任何民治的政府都不可能持久。民众必须热爱自由，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所有人类这种抽象理想。
我们如果选择放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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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人之所以处于如此境地，是因为太多人不再关心国父所创建的制度能否继续存在，于是将阵地让给了以川普为首的积极谋求推翻他们称之为“政权”的人。他们所说的 “政权”，就是国父基于普世平等和天赋人权原则建立的独特政治制度。简明言之，今年大选就关乎这个制度。
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谈到1787年制宪会议建立什么政府时说：“共和国，如果能保住的话”。我们如果选择放弃，可能就在今年。
国父们担心的噩梦 只差一次选举 就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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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共和国，不会对川普及其追随者是否试图推翻国父的自由民主制度有争议。有充分证据表明，他试图通过冲击国会阻止权力和平移交、精心策划在关键州制造虚假选举名单、对一些州的官员施压，让他们去“找”更多选票、要求副总统彭斯不认证合法大选结果。除了这些，人们还需要看到什么？
川普继续坚称他赢了大选，把那些攻入国会、猛砸警察脸部的人当作英雄和“爱国者”来赞扬，并且明白地声称，其目的是迫使国会否定选举结果。除了这些，人们还需要知道什么？
一位2021年1月6日身临国会的56岁密歇根妇女说：“我们不是去偷东西的，也不是去搞破坏的；我们只是去推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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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仅承认那是自己过去和当前的目标，还承诺如果今年败选，他将再次那么做。他连续在三次大选中声称，如果他输了，就是选票舞弊。他警告将有起义、“骚乱”和“流血”，并明确表示，他将再次推动这种暴力，就像他在1月6日做的那样。川普在2020年明确警告说，如果败选，他不会接受选举结果；他果然没有接受。今年他又说了一遍。
即使没有其它针对他的指控，没有其它担心他再当总统的理由，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要反对他。他不尊重、也从未承诺遵守宪法规定的民主程序。相反，他明确表示，他会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违反宪法。这本身就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候选人。他应该被取消候选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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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民主的公开挑战，从来不该由法院解决。国父们深知，不能向一个潜在的暴君发传票，让他请律师。也不该由民主选举的正常程序解决。国父们知道并担心，一个极富煽动性的人可能会获得足够多选民的拥戴，去推翻制度。
正因如此，他们赋予国会，特别是（本应更免受民众压力的）参议院弹劾和罢免总统的权力，并剥夺那种人再次竞选的机会 ——不仅是因为他们违反了某些法律，而是因为他们对共和国构成明显和现实的危险。
2020年川普企图推翻政府，正是国父们设想的情况，国会本有机会采用国父制定的方法。但参议院共和党人出于野心和怯懦，拒绝扮演国父为他们设计的重要角色。结果就是，国父们担心的噩梦只差一次选举就变成现实。
暴君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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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的问题不在于他有什么深思熟虑的夺权计划，更不在于他阐述了意识形态上的夺权理由。（别人确实有这种计划和理由，其中包括将在他的政府中任职的人 —— 这一点稍后再谈）。对川普来说，一切都围绕着他自己和他眼前的需要。
他会肆意践踏法律和宪法，只为达到自己和家人及其商业利益的目的。美国人民知道，如果他当选，他将滥用司法对付他的对手。大家知道他将这么做，因为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宣称：“我是为你们复仇的人！”“你们”指的是“我”。
美国人民知道他会利用总统的权力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他当总统时是这样，现在作为总统候选人也是这样。大家都知道，如果他败选，他不会尊重公平选举的结果，而这恰是暴君的定义。
反自由主义传统 和共和国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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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投票给他呢？
对于共和党选民中相当一部分人，即川普运动的铁杆儿核心来说，是因为他们希望看到制度被推翻。这并不令人震惊，因为这不是什么新现象。相反，这与美利坚共和国一样古老。
历史学家写过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从一开始，也存在反自由主义传统：大批美国人决心维护自由主义之前的传统、等级制度和信仰，而反对《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中的世俗自由主义原则。
国父们将共和国建立在一套激进的政府原则和主张上：人人生而平等，政府必须尊重和保障某些“天生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不是源于宗教信仰，而是“不言而喻”的。它们不由基督教的上帝或国王赋予，甚至也不由宪法赋予，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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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没有任何政府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原则上的，绝大多数人也从未信奉过这些自然权利——新教或罗马天主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或佛教，都不信奉这些自然权利。在神面前，人可能是平等的，但之前没有政府或宗教机构是基于平等权利原则的。
连英国制度也不基于这一原则，而是基于君主制、贵族统治及王室与臣民间的契约，几个世纪里对这种契约进行过修改，但它不是建立在普遍的“自然”权利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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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们知道这种思想是激进的，知道他们正在开创一种——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新的时代秩序(novus
ordo seclorum)，而这需要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他们也知道，他们自己的做法，以及18世纪美国社会的做法，并不符合他们新的革命理论。
他们知道奴隶制有悖于《独立宣言》的原则，但他们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希望奴隶制自然消亡；他们知道教会有悖于这些原则，因为教会侵犯了最重要的权利——“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对于维护自由至关重要。但一些州在18和19世纪有各种对公职人员的宗教信仰要求。简而言之，他们知道很多美国人实际上并不信奉独立战争的自由原则。
正如《独立宣言》的签署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所说：“我们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还需要对我们的原则、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改变，使之适应我们采纳的政府形式。”国父没有坚持要求公民认同这些原则。无论是否认同《独立宣言》，都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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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认同。南方奴隶制的领导人称《独立宣言》是“最有害的谬论”。南卡罗来纳州的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称平等权利的理念是“谬误信条”。他们相信民主，但前提是，民主必须是纯粹的白人民主。1860年，民主站到他们对立面，他们就开始反叛，寻求摆脱这种制度。这种反叛从未停止过。反叛会被削弱、被镇压（有时是武力镇压）、转入地下，但从未消失。
尽管南方在军事上被打败，宪法中的特殊优势被剥夺，但对国父自由主义的敌意并未减弱。南方作家卡什（W.J.
Cash）在1941年观察到，如果说战争“砸烂了南方的世界”，它也“完全没有动摇南方人的基本思想和意志”，南方人决心“坚守自己的立场，保持分歧，保存他们的过去和现在”。1956年，南北战争结束近一个世纪后，国会五分之一的议员签署了“南方宣言”，呼吁各州拒绝服从最高法院1954年做出的结束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裁决。
一切都没有改变。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即使在今天，还是什么都没改变，我们感到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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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义并非仅与种族有关。独立战争后一个多世纪里，很多人，即使大多数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都坚持认为美国是个新教国家。他们不认为天主教徒拥有平等权利，也不认为他们该受到平等对待。
20世纪2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第二波”三K党，不光反黑人，还反天主教、反犹太教。这也是为什么它与最初的三K党不同，能在南方以外的地区蓬勃发展的原因。
许多人把今天的基督教民粹主义看做一个边缘性运动，但在美国历史上，它一直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而且经常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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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纪以来，许多美国白人感到自己被国父的自由主义围剿。他们在战争中被打败，被武力威胁所遏制，但除此之外，他们更是不断被国父设计的制度所压迫，这个制度旨在维护和加强自由主义，而不是维护和加强宗教与等级制度。
二战以来，法院和政治体制越来越忠实地追求国父的自由主义目标，结束了官方的种族隔离，将宗教从公立学校中去除，承认并捍卫因宗教、种族和民族歧视而被剥夺“天赋权利”的女性和少数群体的权利。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不断加强，正如林肯所希望的那样，“其影响不断扩大和加深，全世界所有肤色人民的幸福和生活价值得到提高”。
反自由主义政治学家德尼恩（Patrick
Deneen）称之为“自由极权主义”，除了有些夸张，他说得没错。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两党总统领导下，自由主义一直稳步深化和扩张。
并不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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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义右翼对当今所谓“觉醒”的愤怒并不新鲜。美国的反自由主义运动，无论是捍卫白人至上还是捍卫基督教，更多时候是两者并举，都历来声称他们在“自由主义霸权扩张下饱受欺压”。他们历来声称，自由主义政府和社会“剥夺”了他们按基督教教义生活的“自由”，并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偏袒”各种少数群体，“尤其是黑人”。
7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神学家拉什多尼（R.J.
Rushdoony）抱怨说，美国基督徒“没有拥有自己身份的权利”，却被迫承认“所有其他人及其‘权利'”。如果基督徒的“权利”不仅包括自己按基督徒生活的权利，还包括将这种生活强加给整个社会的权利，或者，如果白人的“自由”包括维护白人至上地位的自由，那他就是对的。
19世纪，蓄奴者坚持认为他们被剥夺了将人作为财产的“自由”；后重建时代的南方人坚持他们有压迫本州黑人公民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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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社会中的反自由主义者确实被剥夺了将其宗教和种族观点强加于社会、公立学校、公共场所和国家法律的“自由”。基督教民粹主义者称之为“自由极权主义”，而国父们称之为“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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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拉什多尼这样的人针对的不是“觉醒”或“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而是民权立法。
今天，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抱怨学校课程承认美国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但即使在五十年前，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创始之前，拉什多尼等反自由主义的白人就坚持认为，“白人”正被“系统地灌输一种观念，即自己奴役和虐待黑人是有罪的”。
许多白人认为，少数群体对权利和尊重的要求“过分了”，而他们 —— 美国白人 —— 遭受着“最严重的歧视”。这也不是新鲜事。60年代，《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即使在当时，大多数白人也认为民权运动“走过头了”，黑人在“坐享其成”，政府在对白人实行 “逆向歧视”。
对许多人来说，自由主义总是太过了，反自由主义者更是如此认为。所以，如今的反自由主义者抱怨“觉醒”，但和建国以来的反自由主义者一样，他们真正反对的是国父遗留的自由主义政府制度及与之相伴的平等精神。
川普的许多核心支持者坚称自己是爱国者，但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效忠的并不是国父缔造的国家，而是国父明确反对的以民族宗教定义的国家。
“反美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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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中最聪明、最诚实的人知道，如果真想要一个“基督教的美国”，那只能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而他们所指的是改换国父建立的“政权”。
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学者埃尔默斯（Glenn
Ellmers）写道，国父的遗产是一条“死胡同”，而宪法是个“波坦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注：传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乘船出巡时，手下为编造繁荣景象，在两岸布置移动村庄。后指骗人的假象）。
德尼恩和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阿德里安·韦尔默勒（Adrian
Vermeule）认为，国父为保护个人权利而建立的制度需要被另一种政府形式取代。
他们想要的是基督教联邦：“维护并鼓励秩序与连续性、支持宗教信仰和机构的文化”，立法以“促进公共道德，禁止其蓄意堕落”，“明确承认和重新认识我们文明的基督教根源”，“为祈祷提供公共机会”，以及 “振兴公共空间，以反映一种更深刻的信念，即我们受到感召，去模仿在另一个王国等待我们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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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知道，要建立这样一个联邦，就必须抛弃国父对个人权利的执着追求。
有影响力的“保守民族主义”倡导者约拉姆·哈佐尼（Yoram
Hazony）希望美国人放弃《独立宣言》，转而在新教和《圣经》基础上建立国家。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共和党，密苏里州）认为，美国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不是因为《独立宣言》的原则，甚至也不是因为美国革命本身，而是“因为我们是《圣经》革命的继承者”，这场革命始于“以色列建国”。
没有比这更违背美国国父自由、普世远见的言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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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对上帝的信仰不会对国父的制度构成威胁，而按基督教教义重塑社会则会。要建立霍利和哈佐尼想象中的国家，不仅需要抛弃《独立宣言》，还需要抛弃旨在保护《独立宣言》原则的宪法。
基督教联邦不会、也不可能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他们不相信大多数人会做出正确选择。
克莱蒙特研究所的埃尔默斯认为，“当今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人——肯定过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人”，他们是“僵尸”或“人类啮齿动物”，过着“胆怯顺从、浑浑噩噩的生活”。只有“上次大选投票给川普的7500万人”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埃尔默斯写道，“与其试图在不反映人民意愿的选举中与民主党竞争，为什么不直接切入正题，跳过空洞无意义的过程呢？”“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推翻现有的后美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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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川普是反美国革命的不完美但必不可少的工具。正如德尼恩和埃尔默斯所言，川普是个“问题严重的自恋狂”，“虚荣心爆棚”，“缺乏有效控制自己的创造性/破坏性倾向的自律”。但这是可弥补的。
德尼恩认为，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未如所预期的那样推翻整个秩序，是因为他缺乏“有能力的领导圈子”。他的下一个任期情况将不同。德尼恩认为，现在需要的是“自觉的有识之士”，一个既了解“困扰国家的疾病，又了解治病所需的革命性良药”的思想家阶层，他们知道如何将民粹主义的“怨恨转化为持续的政策”。德尼恩构想的未来新的精英成员将像列宁一样，置身于民族主义革命的前沿，“代表广大工人阶级”行事，同时提高“未受教导”民众的觉悟。
事实上，哈佛大学的韦尔默勒认为，即使违背民众“什么是对他们最有益的自身看法”，也有必要推行共同利益——这的确是个最具列宁主义色彩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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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教联邦需要一个摆脱了宪法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约束的强有力的行政机构。
韦尔默勒写道，一个崭新的国家，将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机构”，“用炙热的烙铁灼烧自由主义信仰”，运用“权力去遏制城市贵族自由派在社会和经济上的虚伪”。这些言论中的暴力和压迫气息是有意为之的。
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明白，改变自由主义制度，需要远不止一次选举和几项立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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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恩和韦尔默勒常被当作纯粹的思想挑衅者而遭否定，但他们的著作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们有胆量承认，他们所追求的东西与国父的自由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其他人以忠于美国自由主义原则为幌子，掩盖自己的观点，或声称他们所追求的符合国父的真正意图。
德尼恩、韦尔默尔等反自由主义者却承认，如果不推翻国父的自由主义和具挑衅性的世俗制度，他们想要的国家——一个服从基督教上帝的国家，一个将法律基于《圣经》的国家——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Neil
M. Gorsuch）提到“政教分离”时，竟然用的是“‘所谓的’政教分离”。最高法院的反自由主义也不是新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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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由主义者也知道，今年可能是他们实现反美国革命的最后机会。白人（更不用说白人新教徒）在人口所占比例稳步下降。正如二战前反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关闭移民大门时为时已晚，他们的数量被来自南欧和东欧的非北欧人潮所淹没；1965年来，主要由非白人组成的移民潮也将美国推向非白人占多数的拐点。因此，反自由主义者面临在只有少数选民致力于“政权更迭”的情况下发动革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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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接管共和党使之成为可能。川普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人物。
每一代人里，反自由主义势力都会求助于同一类人——会煽动、蔑视规范、粗暴践踏自由主义理念的人。威廉·巴克利（William
Buckley））指出，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粗野”似乎是“他受大众欢迎”的原因。
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惊叹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无能之举和无知之言”具有某种“魅力”，能很好地表达其忠实追随者的恐惧和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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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人在批评者眼里是粗野和恶毒的，但其追随者看到的是对那个排挤他们的自由主义制度的反抗和力量所在。他们是那个制度的反叛者，是“破坏者”，思想和行为上都毫不掩饰地反自由主义。
而这正是他们在广大美国白人中受欢迎的原因，因为那些白人感到自己在文化和社会中的地位正在被黑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来自非北欧国家的移民所取代。
今天，在美国历史上最公开的种族主义移民限制结束整整一个世纪后，川普再次呼吁从丹麦、瑞士和挪威等“好的”欧洲国家引进更多移民。
白人反叛运动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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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不是偶然成为这场白人反叛运动的领导者的。他召集了这场运动。他毫不掩饰地以白人至上为其总统候选人身份首次亮相的平台；他鼓吹“出生地”阴谋论，说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实际上不是美国人。据2011年的民意调查，他仅凭这一观点，就一跃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中的佼佼者，之后他退出竞选，继续做他的热门电视节目“学徒”。
他作为白人至上主义者亮相，究竟是机会主义还是源于信念，几乎并不重要 —— 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肯定不重要。事实是，白人至上一直是他的名片，数百万人对此做出回应，以至于白人民粹主义者已成为他的运动核心。
许多基督教民粹主义者将他视为受难的基督，从某种奇怪的意义上说，起诉确实“帮助”了他：他面临逆境越多，吃官司越多，受到指控越多，他们对他就越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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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指望任何其他群体如此绝对忠诚。问及如果川普被定罪，他们是否还会支持他时，一些共和党人摇摆不定，而白人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则压倒性表示，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
川普需要这种坚不可摧的忠诚，因为他是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战。想到自己可能会锒铛入狱，他完全有理由尽可能靠近那些即使他被定罪也支持他的人。如果他落选，他也需要那些人无条件地支持他质疑选举结果。如果他获胜，他将需要那些人的帮助，与民主党和法律系统展开恶战，也让共和党站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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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川普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要向他基本盘之外的人——尼基·黑莉（Nikki
Haley）的选民，温和的郊区共和党人，对他的言论和行动感到不舒服的人——示好的原因之一。
他可能会在堕胎这一重要问题上表现出灵活性，以确保自己当选，但获得提名以来，他更强化了自己的基督教民粹主义信息。他发布“污染血液”、“一日独裁者”言论，卖“川普圣经”，声称上任后将成立“由全面改革后的司法部领导的新联邦特别工作组”“打击反基督教偏见”。
这些都直接针对他的白人基督教民粹基础，而不在乎数百万其他共和党选民的感受。他推销自己的圣经时声称，基督徒被“包围”了，“必须让美国再次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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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他在白人至上和基督教民粹方面的强硬态度也没让他在广泛的共和党选民中有多大损失。为什么损失不大？为什么在川普越来越深入地致力于基督教民粹主义计划，推翻国父的自由主义方针之时，对他的抵制如此之少？
对许多人来说，答案只是狭隘的自身利益。要么是支持他有好处，要么是反对他或被看作反对他有坏处。美国商界似乎就是这样。最初，企业遵循市场营销数据，拥抱最近才享有更多全面权利的社区，去吸引最广泛的美国人，但后来吃了教训，认识到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不容忍这一点，于是大多保持沉默和中立。
但不止如此，他们还尽可能表示不会给川普找麻烦——无论在他当选之前还是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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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今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发出的信息，他宣称川普“在北约问题上差不多是对的，在移民问题上差不多也是对的”，“经济增长搞得不错”。无疑，他代表了许多美国首富和商界领导人，因为没听到他们当中有任何反对声音。
事实是，经济上他们没有反对川普的理由。他们知道，不需要在经济上收买川普的白人工人阶级追随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主要关心文化战争。川普仍可以减税，减少联邦法规等阻碍企业盈利的因素。富豪和权贵总能在川普政府中买到东西，只因为他需要并尊重金钱，乐意为自己和家人做交易，就像他在第一个任期中做的那样。
无论商界领袖对川普有什么道德或政治上的顾虑，底线决定了他们必须与川普和睦相处。如果这意味着对他的违宪行为视而不见——戴蒙对川普第一任期的好评明显忽略了他试图推翻政府的行为——就那么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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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共和党生态系统中几乎不会有反对意见。民选官员中，少数几个愿意站出来反对川普的，要么被赶出党，要么匆匆退休，甚至都不干完任期。那些留下来的人已接受川普的铁腕统治，所以，如今川普成功，对他们有益。
许多白人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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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些普通共和党选民，那些乐意投票给小布什（George
W. Bush）、麦凯恩（John
McCain） 和罗姆尼（Mitt
Romne）的“正常”共和党人呢？他们看不出那些共和党人与川普的区别吗——还是根本不在乎？他们可能觉得川普胜选符合他们的狭隘利益。
虽然他们自己可能不是基督教民粹主义者，但他们作为白人的视角使他们对反自由派的抱怨深表同情。他们也可能觉得自己或孩子在一个致力于多元化和“觉醒”的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他们很烦“走过头儿”的自由主义，这导致他们易被川普吸引，更重要的是，导致他们不担心川普构成的威胁。
他们自己对推翻政权不感兴趣，但也不愿阻挡那些想推翻政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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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选民和共和党当权者如果认为，他们和戴蒙一样，在一个不再忠于国父自由主义理想的体制中也会过得很好，他们是不是对的？也许是的。
如果美国回到上世纪20年代，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不会是他们。南北战争后一个世纪里，美国白人容忍过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容忍过南方的暴力，容忍过法庭的不公正，容忍过最高法院拒绝承认黑人、女性等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
那么，他们是会奋起反抗被基督教和白人民粹主义渗透的川普第二任期，还是会默许过去八十年的自由主义成果被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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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如今，许多白人似乎轻易忘记了，他们和他们的先辈曾多么依赖于国父们的自由主义，才获得了当今作为美国社会完全平等成员的地位，享受到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大多数白人共和党人并没有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所称赞的“欧洲传统”血统。他们的祖先没有从五月花号下船，也没参加过美国革命。
今天的绝大多数美国“白人”，他们的祖先最初踏上美洲大陆时，并不被视为“白人”。爱尔兰裔美国人可能不记得，19世纪末的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漫画将爱尔兰人画成猿类动物。
意大利裔美国人可能不记得，由“新奥尔良最优秀的人”组成的暴徒私刑杀害了11名西西里移民，从未受到指控 （注：1891年3月14日，因新奥尔良警长遇害和反移民情绪，几百人冲进监狱，打死了11名意大利裔移民，其中多数已判无罪或还未上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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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天主教徒似乎忘了，他们曾是美国最受歧视的群体，国父之一约翰·杰伊（John
Jay）甚至希望将他们完全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大多数美国白人都曾是被歧视的移民群体的成员。
他们曾是反自由主义的受害者，而现在，他们却投票让反自由主义者重新掌权。他们以自由主义为梯子，得到平等地位；现在他们目的达到了，就想撤走梯子，放弃自由主义。利用自由主义的法律和制度获得平等后，他们对自由主义不再有热情。
只有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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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们明白并担心，激发美国革命的对权利和自由主义的热情可能不会持久。
1781年，独立战争结束前两年，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撰文预言，一旦战争结束，“我们就会走下坡路”，人们将回归庸常的生活，忘记对权利的热切关注，一心只想“赚钱”。他们可能再不会团结起来，“让他们的权利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政府将不再关心他们的权利。
半个多世纪后，林肯在其著名的“学园演讲”（Lyceum
Addess）中感叹，随着时间推移，最初的革命精神已经消散，美国人只剩下人类正常的自私自利,当初的“自由圣殿的支柱”已“轰然倒塌”。二十多年后，美国陷入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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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的政府体系今年失败，那不是因为国父建立的制度失败了，也不是因为新技术或宪法的缺陷。而是因为任何制度都不能抵御一个执意而为的暴君。
只有人民能够。今年，人民是否会那样做，我们拭目以待。
附：罗伯特·卡根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为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之一，是新保守主义色彩的新美国世纪计划的联合创始人，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以及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员。他曾经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做外交政策顾问，也为民主党人，比如总统奥巴马任内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做过顾问。本篇文章源自其即将出版的新书《反叛：反自由主义如何再次撕裂美国》(Rebellion:
How Antiliberalism is Tearing America Apart —
Again)，2024年4月24日发表于《华盛顿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