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2016-3-18）
北京官商房地产大亨、“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因被认为是跟声言“党媒姓党”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公开叫板而受到官媒的猛烈炮轰。中共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称任志强“在网上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和错误言论并产生恶劣影响”，将按党纪对任志强做出严肃处理。
就在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认为他在劫难逃之际，局势却陡然峰回路转，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似乎是为任志强辩护的文章。对任志强以“文革”语言进行的大批判骤然刹车，所谓的严肃处理被悄声束之高阁。
当今中国政局之诡异和动荡令各路的观察家跌破眼镜。有人认为上述的峰回路转意味着所谓的“十日‘文革’”的破产，意味着当今中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政变的先兆。但也有人认为当今中国政治大形势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截至本文动笔写作之际（2016年3月中旬），任志强事件究竟将如何收场依然是一个悬念。这一明显牵涉中共高层政治争斗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意义？究竟有多大意义？要想得出大致不差的答案，就必须做一点必要的历史对比和分析。
2月与3月的突转
说起历史对比和分析，人们不妨先观察最近5年的历史。众所周知，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观点各异，但其中绝大多数普遍认为，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的政情越来越富有戏剧性。
其中戏剧性最足的例子当推2012年2月，中国直辖市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亡命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从而牵出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以及薄熙来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在当年3月，也就是在所谓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薄熙来倒台，中共最高层领导由此发生大洗牌。
时间快进到2016年2月。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6年2月19日视察官方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并强调“党媒姓党”之后，任志强随即通过微博发出质疑：“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任志强随后受到官方媒体以明显的“文革”语言进行的集中猛烈的炮轰，并被“依法”吊销微博帐号，被“依法”永久性地剥夺网络发言权利，但当局没有说究竟依的是什么法，或任志强究竟犯了什么罪或具体违反了中共的什么纪律。
在当今中国，中共当局肆意无视自己制定的法律实行以言治罪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在习近平的权威和权力已经被中国国内外的许多人认为是不容置疑的今天，任志强看似明显挑战习近平的权威因而立即受到官媒猛烈炮轰并被普遍认为是大难临头，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但进入3月，就在众多的人等着看任志强要怎么个“死”法的时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接连发表文章，好似为任志强撑起了有力的保护伞，前者赞美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谔谔之士”，并警告为政者“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后者批评“有的（领导）怕丢面子，不愿听群众的逆耳之言；还有的怕出乱子，不愿让群众知道太多的信息”。局势如此突转，任志强看来大有可能大难不死，甚至不会伤筋动骨。
这种局势突转令中共最高领导层以及扮演中共意识形态打手的角色趁火打劫的人大丢面子，其戏剧性和重要性在以下六个方面可以说比王立军逃奔美国领事馆引发的薄熙来倒台和中共高层震荡有过之而无不及：
（1）王立军/薄熙来事件至少在发生时候从表面上看并没有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构成挑战；任志强事件则是明显地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构成挑战；
（2）王立军/薄熙来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任志强则有意无意地明显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3）在处理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层至少从表面上看没有分裂；但在处理任志强的的过程中，中共最高领导层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明显的分裂；
（4）薄熙来虽是中共高官但很快被拿倒，但任志强虽不是什么高官却大有可能拿而不倒，从而显示了四年前中共最高领导层还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可以做出重大决策的政治联盟，但今天这种联盟已经难以形成；
（5）在2012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闭幕记者会上，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敢于大谈薄熙来问题（尽管没直接点名）；在2016年3月的全国人大闭幕会记者上，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则不敢谈任志强问题；
（6）同是在2012年3月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年会闭幕记者会上，温家宝那样的中共高官还可以发出中国返回“文革”将是重返大灾难的警告；但在今天的中国，李克强总理那种级别的中共高官已经不能发出那样的警告。
在众多观察家看来，李克强级别的中共官员现在之所以不能发出那样的警告，并不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革”那样的灾难离中国更远了，而是更近了。“文革”思潮、“文革”语言，甚至“文革”的许多做法在中国明显死灰复燃，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因此，中共高官在四年前还可以批判“文革”，现在则不得不回避其锋芒了。
中共合法性的困惑
以上所列举的王立军/薄熙来事件与任志强事件的对比，也是2012年2月与3月中国政情跟2016年2月与3月的对比，这种对比使人们得以清晰地看到，对中共政权和中国公众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今中国政情比四年前更为凶险，中共政权的稳定性更差，合法性危机更为明显。
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长的时段来看，靠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中共政权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有严重的合法性问题。这种问题之所以成为危机，关键就在于它变得“更为明显”——专制独裁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就是其合法性问题变得难以掩饰，被统治者由先前的忍气吞声或腹诽转向对统治者进行公开的质疑或嘲弄。
具体就任志强事件所暴露的当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而言，观察者可以从“党媒姓党”和“文革”语言两个话题着手进行有趣的探讨。
这里首先讨论所谓的“党媒姓党”的问题。
习近平在当今中国如此公开强调“党媒姓党”即使是从中共当局的立场来说也是一种失言和不智之举。这一点从习近平说出“党媒姓党”之后立即受到任志强的质疑，以及中共官方媒体随后忙不迭地为习近平补台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任志强在提出“人民政府啥时候改党政府了？花的是党费吗？”这种质疑之外，还提出“别用纳税人的钱去办不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事。”面对任志强提出的难题，中共官方媒体一直拿不出任何像样的回应，只能用“党性和人民性历来高度统一，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党的各项政策主张最终都要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之类的陈词滥调来瞎对付。
但这种陈词滥调技术含量太低，甚至连现在的小学低年级学生也骗不过。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不太聪明的中国小学生也可以问：既然要“党媒姓党”、“党性和人民性历来高度统一”，为什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改名“党中央电台”？为什么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不改名“中国共产党电视台CCPTV”？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改名“中华中共党国”，中央人民政府不改名“党中央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正式名称当中的“人民”为什么不用“中共”取而代之？改名可以一举澄清混乱，从而也一举消除任志强这样的“反党分子”攻击党的口实，为什么不？
显然，无论从中共当局的立场来说，还是从中共的实际政治利益来说，习近平在今天的中国公开强调“党媒姓党”都是一种失言和不智之举。把一种政治把戏或语言把戏玩得连小学低年级的学童都能一眼看穿，那就只能用拙劣来形容。
换句话说，在这个民智大开、中共政权为自己的合法性而感到焦虑的时代，在中共政权忙不迭地试图用“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支持率”来为自己制造或捏造合法性的时候，中共政权理应竭尽全力隐藏“党媒姓党”或“党天下”之类的事实，大力宣扬中共控制下的媒体属于全民。在这个时代还公开强调“党媒姓党”，必定会被广泛认为是霸道，甚至是耍流氓。
既然如此，习近平为什么要强调“党媒姓党”呢？或者说，使习近平忍不住要强调“党媒姓党”的思想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毛泽东。在很多人看来，毛泽东所开创的中共政权就思想水平或意识形态操控水平而言从一开始比扶持它夺权的苏联共产党政权低一个或N个档次，其具体表现就是，中共政权从一开始就不能清晰地理解、更玩不好甚至玩不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把戏。
打通前后两个30年
“党性”和“人民性”在共产党国家是概念把戏，但从学术上说也是政治或哲学课题。这种课题或话题难以一下子说个透彻。不过，这里不妨简单地说，这就是，在很多人看来，苏共政权早早就意识到，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要强调党性；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为了制造合法性，为了维持和巩固政权，则要强调人民性和全民性；然而，这个浅显的政治道理是被许多人认为是精明过人的毛泽东始终闹不明白的。
中共官方的历史纪录显示，在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前夕和夺取政权之后，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先后三次竭力劝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制定宪法。在中共立国前夕，中共高级领导人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斯大林用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语言把为什么中共要制定宪法的道理说给刘少奇听：
“敌人可用两种说法向工农群众进行宣传，反对你们（中共）。一是说你们没有进行选举，政府不是选举产生的；二是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不是选举的，人家可以说你们是用武力控制了位子，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从敌人手中拿掉这个武器，把《共同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
在斯大林的反复催促之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1954年才制定和施行宪法，但制定和实施得很不情愿。毛泽东显然是始终一贯地认为，中共打天下坐天下，党天下是天经地义，制定和施行标榜全民国家的宪法是犯傻，是书呆子气，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多此一举。因此，中共1954年宪法在发布和施行三年后便被逐渐弃废。
在1957年将几十万胆敢提出批评意见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一网打尽之后，到了1958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番高瞻远瞩的意见，展示了他对有碍于党天下统治的法律和宪法的不屑：“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
此外，在斯大林死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开始跟苏共闹别扭最后公开闹分裂。当时的中共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展开意识形态论战，中共批判苏共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苏共背叛正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苏联推行所谓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
为了“反修”（反对修正主义）和“防修”（防止修正主义），毛泽东大力强调党天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重要性，大讲阶级斗争，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人大停止活动8年。地方人大停止活动的时间更长，各级政府被废弃，由所谓集党、政、军、审判、检察权于一身的“革命委员会”取代。
假如说中共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与时俱进”的进步，那就是它在毛泽东死后基本上放弃了毛泽东频繁而公开地强调党天下的做法，而是转而尽力强调中共的全民性/人民性，并试图以此挽救其千疮百孔的合法性。
打通两个30年撞墙
然而，中共政权的这种“与时俱进”随着公开声明自己尊崇毛泽东的习近平上台而被逆转，党天下的说法和做法再度大行其道。本文开头提到的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实行党政一家，发布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计划处理任志强的告示便是其表现之一。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上台不久就提出要打通中共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前后的两个30年，力图使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回归毛泽东时代，再度强调党天下，甚至强调中国的司法系统必须是中共的“刀把子”，从而暴露或挑起了中共合法性危机。
这种危机正是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去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所发表的题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文章的一个主题。沈大伟文章的大意可以归结为，中共政权在江泽民时代采取多种措施实行有限的政治改革，试图扩大中共的权力基础；然而，习近平上台之后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大大加剧中共合法性危机与统治危机，大有可能导致中共统治的崩溃。
沈大伟由此而被一些人指责为作为一个外国人卷入中共党内斗争，挺江泽民、反习近平。这种指责是否有道理或有多少道理在这里姑且存而不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将近70年来党天下的问题一直是中共纠缠不清的难题。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就是，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对共产党应当如何掌权、如何谋求长治久安有截然不同的思路。前者认为应当努力以全民的名义掌权以争取和巩固靠枪杆子夺取的政权的合法性；后者则认为应当以明确的党天下语言和姿态威慑天下，使异议者死心。
在过去的将近70年的时间里，这两种思路在中共党内明里暗里此伏彼起相互较劲。党天下的思想在习近平时代再度得到高调的宣扬，可谓习近平打通前后两个30年回归毛泽东时代的最明显的成就。
然而，习近平尽管如今看似权倾一世，中共党内无人能给予挑战，但习回归毛泽东强调党天下的做法显然在中共党内以及在中国公众当中遇到强力的阻力和反对。中共党内的阻力和反对不仅来自江泽民派系，而且显然也可以来自习近平的头号政治盟友王岐山。
人们知道，中共先前一直假装政权合法性的问题不存在。但近10年或20年来，中共政权才开始犹抱琵琶半遮面地应对政权合法性地问题，并以“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来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就明确正面应对中共合法性问题而言，王岐山可谓中共高层第一人。在跟随习近平上台、成为习近平头号重臣之后，王岐山别出心裁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添加了“执政绩效”、“执政能力”和“民众支持率”的内容。
王岐山由此展示出他对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真切关心乃至忧虑。王岐山的这种心态显然是跟习近平（或毛泽东）那种认为中共政权合法性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大的思想意识大相径庭。可以说，王岐山的这种关切在中共党内并不孤立，甚至很有市场。
与此同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公众有了更多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纳税人税款应当用于全民而不应当为中共窃取私用的意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能接受毛泽东和习近平所喜好的党天下的思想。对这种时代的潮流、民智的攀升，中共宣传部门显然心知肚明，也感到头痛，但没有什么应对的好办法。
可以说，任志强对习近平“党媒姓党”的党天下言论发出挑战，获得了中共党内和民间的上述不可忽视的力量公开和不公开的支持；而任志强之所以还没有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也是得益于这种力量对那些想打翻他的人形成的震慑。
在这里要顺便说一句，当今中共当局显然在某些方面甚至很多方面打通了两个30年，而且是融会贯通，在某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当今中共当局对任志强的处理比彻底践踏法治/法制的毛泽东“文革”时期更进一步，仅仅是根据“网民举报”就做出了判决和处罚，剥夺了任的言论自由这种基本权利，干脆连“革委会”之类的过场也懒得走。
尽管如此，看似强大无比的习近平及其打手在习遭遇任志强的挑战之后不能对他进行称心如意的歼灭性惩罚，这无疑意味着习近平高调的党天下言行在当今中国撞上了厚墙。
眼下局势不明朗
后来海外中文媒体当中出现的所谓习近平亲自叫停了“文革”式的对任志强的“大批判运动”传闻，则看上去或听上去太像是习当局的文过饰非，用英语的说法就是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措施——假如这种传闻是真实的，就等于说习近平在高调宣扬“党媒姓党”之后接下来的十几天里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对党媒的控制。
更为反映实情的说法大概是，习近平或打着习近平旗号来趁火打劫的打手本来想对任志强来个杀鸡儆猴，但后来发现不好杀，因为可能会触发非常麻烦甚至代价巨大的猴子造反，于是不得不住手。
这种不得不住手是着眼于以利再战的战略性撤退，还是习近平在中共高层失势的先兆，外界依然不得而知。目前来自中国的信息依然不明朗。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一个月前的那种近乎肆无忌惮的习近平个人崇拜明显收敛，但人们不清楚这种退却是否是今后更猛烈和残酷进攻的前奏。习近所崇拜的中共已故的领导人毛泽东也曾经“退居二线”，然后再卷土重来，打倒了所有对手，其中包括他的既定接班人刘少奇。
以习近平靠着隐忍最终得以登上大位的精明和他对毛泽东毫不掩饰的崇拜，不能排除他会玩出毛泽东那种后发制人的故伎并且成功的可能性，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对手多么平庸和胆小。这就是眼下的中国政局前景不明朗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