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教授访谈录
（原载《世界周刊》，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
江晓原教授根据史书上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及现代天文学历表，考订出武王伐纣的正确日期。
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姬发经过四年的准备之后，联合西南的庸、蜀、羌、微、卢、彭、濮等部落，向商王朝发动进攻。武王的军队行进至牧野（河南淇县西南）时，举行讨伐商纣王的誓师大会，列数纣王的罪状。纣王匆忙发兵抵抗，两军一交手，商军士兵纷纷倒戈，周军占领商的首都朝歌，纣王自焚，商王朝灭亡，周王朝建立。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武王伐纣」。
然而，由于关于此事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而且相互矛盾，武王伐纣的具体发生时间，逐渐成为一件千古疑案。２０００多年来，先后出现了４４种不同的说法，前后相差竟达１００多年。现在，这一历史疑案，已经被大陆的科学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解决，而且精确到年、月、日。
江晓原教授带领两名博士生钮卫星、卢仙文，没有沿用以往学者的文献考证老路，而是独辟蹊径，根据历史上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载，运用电脑和现代天文学星历表进行推算，终于成功地考订出３０００多年前周武王讨伐商纣的日程表。
根据这份日程表，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武王的军队开始出发；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３日，武王的军队度过孟津；公元前１０４４年１月９日，武王军队与商朝军队在牧野决战并获得决定性胜利。 此项重要研究成果，不仅使武王伐纣此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座标得到明确定位，而且为商周年代的断代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点。
有文字可考的中华文明史至少已有四、五千年，但有明确年代的最早记载却只能上溯到公元前８４１年（即西周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夏朝、商朝和部分西周的历史编年，最多也只能精确到一个世纪。大陆政府１９９７年启动的「九五」计画中有一个重要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目标就是要解决这个重大的历史难题。江晓原教授的此一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开出一朵最鲜艳的奇葩。
根据考古学和碳１４测年法所得到的结果，周武王伐纣大约发生于公元前１０５０年至公元前１０２０年之间。江晓原教授运用天文学史研究得出的武王伐纣日程表，不仅与考古学研究的结果，而且与古文献记载和青铜器的有关铭文完全一致。有些专家根据他的研究成果，推算武王克商之后几十年间的有关历史事件记载，也完全吻合。
江晓原教授后来还根据历史上的天象记载，考订出孔子的出生年代。
最近笔者采访了江晓原教授。下面是采访纪录。
问：您是怎样开始想透过中国古代天文学史资料的研究来解决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的？
江晓原（以下简称江）：通过天文学史资料来研究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这个想法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刘歆就有了，他也真的尝试了，获得了一些最早的结果。刘歆考证的「武王伐纣」发生于公元前１１２２年。这一结果现在看来当然不正确，但他的主要思路是有道理的，所以两千年来步其后尘者代不乏人，以致先后出现了４４种武王伐纣的年代。对前人的４４种结论，我们逐一作了评述，详见即将出版的拙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
我本人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关心这个问题。当时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谈论此事的文章，但那只是一般的读书札记而已，对此问题并无新的推进。
１９９７年中国政府正式启动国家「九五」计画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工程」共有三十多个专题组，分为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碳１４测年四大块。我在其中负责《武王伐纣时间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由我和我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领导的天文学史研究组（这是国内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承担。这时我才正式着手研究这一课题。
「断代工程」的大部分专题组皆有成果，但我不太了解（已经陆续有一些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从中外媒体上引起的反响来看，我研究的「武王伐纣」确实是最大。我们的主要成果，已经正式发表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９９９年４期和《科学》１９９９年５期上（两套方案，殊途同归，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
问：这个课题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夏商周的编年断代有何意义？
江：这一课题对于夏商周断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武王即位之后两年，出兵伐商，率诸侯联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与商朝大军决战，一战而胜，遂灭亡商朝，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统治。此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武王伐纣」。
西方人取笑罗马帝国历法不精密，戏言曰「罗马人确实经常打胜仗，但不知道是哪一天打的」。武王伐纣，一战击溃商朝大军，以小邦而胜大国，这一战自然是周朝八百年间最重要的战役。周人倒是知道牧野之战是哪一天进行的——他们知道这一天的日干支是甲子。因为这有１９７６年在陕西临潼零口镇西段村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上的铭文，铭文中有这样的字句：武王征商，佳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
这可以证明牧野之战那天的纪日干支是甲子。可惜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不全，至少到汉代，人们就搞不清武王伐纣是在哪一年了。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商周年代学上的大关键。武王伐纣之年，正是商朝结束，周朝开始。如能定出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就可以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记载商、周各有多少王，各王在位多少年等资料推算出一个年表。所以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同时对商、周两朝的定年产生影响，是判断商、周年代至关重要的一个基点。
同时，考定武王伐纣之年，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历史年代学课题。由于传世的有关史料比较丰富但又不够确定，使得这一课题涉及到许多方面，如文献史料的考证、古代历谱的编排、古代天象的天文学解释与推算、青铜器铭文的释读等等。这一课题为古今中外的学者提供了一个极具魅力的舞台，让他们在此施展考据之才，驰骋想像之力。
正因为如此，这一课题研究发端之早、持续年代之长、参与学者之多，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问：你怎样着手进行此项研究？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和我领导的课题组，采用了与前贤完全不同的思路。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是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天象来计算。为何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在近年功能日益强大的计算机出现之前，比如说十年之前，一个天象就可能要计算几个月。也许他们心里也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但实际上在当时是力不从心的。另一方面是学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科学者对逻辑上的事情比较疏忽，认为挑选一个比较符合的天象就可以立论了，这是知识背景造成的区别。对于我们学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认为所有有关天象都应该考虑，是非常自然的。
我们的做法是将史籍中所有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纪录——共有１６种之多——全部加以考虑。这１６种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
首先我们考虑前贤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前后相距１００多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对１６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我们就将这种天象排除——绝不能遇到天象纪录与自己的假设不一致时，就轻率地将天象纪录说成是后人附会。但如果天文学的计算表明在这１００多年的时间内，某种天象确实不可能发生，那就是非常牵强的证据，它可能是古人误记。
排除了在这一百多年间不可能发生的天象以后，还必须排除虽然在此期间可能发生，但是不能用来定年的天象。比如关于彗星的天象，史籍中所载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它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０．３％，我们当然不能将推论建立在这样小概率事件的基础之上——关于此事这里只能说一个结论，以免枝蔓。具体的论证可以看我们发表在《天文学报》上的论文。
在１６个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的、同时它又是在１００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一共是７个。这７个天象是：１ 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２ 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３ 周师出发时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４ 在周师出发前后，“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５ 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日子，这段日子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有合乎常理。（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６ 周师出发后、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７ 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见到“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确定了７个天象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符合这７个天象的年代。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年代，这就说明目前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找出来了几个年代，同样也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有限——如果出现几个年代就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取舍时已经不能再用天文学的条件了。因为天文学的条件在整个演算过程中已经用尽了，势必要引用其他手段来取舍。
我们使用现今国际天文学界公认最先进的星历表ＤＥ４０４——这是由该星历表的研发负责人Ｓｔａｎｉｓｈ无偿赠送给我们的——来进行我们的推算。幸运的是，做出来的结果只有一个（年代），这个结果就让这７个条件（天象）都符合了。整个过程主要是依靠计算机的计算。
周朝人当时已经有了记录重要事件的习惯，每天发生什么事都记录下来，同时也记录了这天的天象。这个行为可以联系到后来帝王的起居注，可以推想起居住在周朝是存在的，当然，那时可能不叫起居注，所以历史上留下了一些「武王代纣」时若干的大事记。这７个条件都能吻合，确实是很奇妙的，一但得出结果，它给出的就不仅是一个年代，同时还是一个日程表。下面就是这个日程表，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了：
简言之，就是：武王于公元前１０４５年１２月４日出兵，于次年——公元前１０４４年的１月９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
问：自１９２０年代开始，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为首的「疑古学派」，对于中国历史文献中关于远古历史的许多记载，予以否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你在利用古文献中的天象记载进行研究时，有没有考虑「疑古学派」关于古史记载可靠性的一些观点？
江：疑古思潮，当然也有积极意义，但大部分结论已被新的证据否定。今天大陆主流历史学界基本上已经放弃。
问：国内专家学者如何评价此项研究？国外的评价呢？
江：国内专家都给了很高的评价。例如中国科学院唯一的科学史专业的院士（也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席泽宗先生——他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天文学方面的首席科学家，对此项研究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方法新锐，超越前贤，而用传统方法不可能得到如此结果。
国外学者的反应我尚未见。我们的工作以两种方案（主要是筛选、构建同时满足七项天象的日程时的程序不同），于１９９９年底，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的两个学术刊物上正式发表：一个在《自然科学史研究》１８卷４期，一个在《科学》５１卷５期。也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会看到国外反应。
但国际国内各种媒体的报导非常热烈，据我们约略的统计，至少已有大陆和包括美国及香港、台湾、澳门等地区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对此项工作报导了数十次。
问：对于此项研究，有没有人提出反对或批评意见？
江：目前尚未见任何公开发表的批评意见。私下的意见我想总是有的。
有些学者希望我们不要将结论搞得这样精确——比如他们希望有若干个武王伐纣的年份可供选择，这样他们好去和他们研究青铜器的有关年代学结论配合。但我们都知道，天文学是一门精密科学——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一门精密科学，不可能也不应该用人为因素去干预它。
问：此项研究还有哪些问题尚未解决？
江：目前还未发现这样的问题。
问：你如何进行关于孔子诞辰的研究的？结果如何？
江：我以前并未关心过这个问题。１９９９年，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这年应该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还是２５４９周年的争论，引起了我的兴趣，结果发现可以另辟蹊径，利用天文学方法，来解决这个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老问题。
首先我注意到，史籍记载：孔子出生前５０天有一次日蚀，同时，孔子生年的争议范围又很小，只有两年（公元前５５２年还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争议的范围小，日蚀的筛的选能力又很强，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容易解决。
推算当时的日蚀，公元前５５２年８月２０日，在曲阜确实可以看到一次蚀分为０．７７的日蚀，而争议的另一年根本没有日蚀发生过。日蚀一旦确定，孔子的诞辰也就确定了。以前人家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因为这中间还有一个难关，即怎样把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对应到公历中来，这涉及到一个换算问题。
通常的思路是，首先要知道当时（春秋）用的是什么历法？知道后就将这个历法与公历去对应——因为春秋时代的日蚀当然是用当时的历法语言记载的。但偏偏对春秋的历法是有争议的，春秋时用什么历法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既然没有解决，那么换算就会出问题。
但是我们学天文学的人另有「巧取」的办法，我们从根本上抛开春秋时的历法问题，而是采用天文学上的「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儒略日」是天文学家常用的一种计算方法，从公元前４７１３年起，这个时间记录系统中是没有年和月的，只有日，逐日加起来连续计算。用儒略日来表征这次日蚀发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时间与公历去对应是很容易的。这样就可以非常明确地推算出孔子的生日。我们推算出的孔子诞辰是：
公元前５５２年１０月９日，故公元１９９９年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
这项工作也已经在大陆和台湾的刊物上发表。
在谈及孔子生年时还涉及到一个戏剧性问题。按照我们的推算，１９９９年确实是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但是许多人相信的是后一年（公元前５５１年出生），可是１９９９年他们也在庆祝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这不就不对了吗？按公元前５５１年的说法，他们应该是在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９周年。因为很多人在关于周年的问题上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未曾注意到，由于公元零年不存在，所以计算跨越公元前后的周年问题时应该减去一年。
比如说，１９８９年中国邮电部发行了一套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４０周年的邮票，当时邮电部相信孔子的生年是公元前５５１年。从公元前５５１年算到１９８９年其实是２５３９年。不是２５４０年。当时邮电部发行这套纪念邮票时也没有考虑到公元零年并不存在，其实这套邮票是错的，但是现在根据我们考证出来的结果，这套邮票又对了。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凡是在１９９９年举行纪念孔子诞辰２５５０周年活动的人，他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承认我的结论，一是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当然我相信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问：你有何下一步研究计划？
江：下一步，正在进行一个比较大的研究计划，我们希望低调处理，眼下先不要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