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脸也没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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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长江和赤水河的会合处，西接泸州，东临江津。1999年当地发生一起重大翻船事件，一百多人死亡。一夜之间，该县闻名全国。
文革期间，合江属宜宾地区。全地区18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来此地购买。文革後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县份 ，当然，“大寨县”最终化为泡影。
1976年，我在合江县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月10日下午 ，我在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非常震惊。
我的邻居、60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急忙告诉他这个消息。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极为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是在城市，被人检举，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
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也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
叶老太爷又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
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日死亡。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的侄子邓自立任宜宾地区地委书记，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使合江少饿死许多人。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 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相当一部分农民。
城市人中，像叶老太爷那样痛恨毛泽东的人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物质生活比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40多元工资、20多斤大米、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等，物质生活比一般农民要好得多。合江的大部分农民，每年平均短缺一、两个月的口粮，要跑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1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季还1斤稻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不可想象。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3、4月间，青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回家，不见米，问子，知为他人骗走，大 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1袋米要了全家3条人命。
距我家不远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1975年10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剧毒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农民，夜来盗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4个子女，一家6口，全部归天。
妻子爱清洁，天天都要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
叶老太爷一家，十来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访问一个学生家庭。该农户的状况，可用“家徒四壁”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木桌、两条破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那时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之苦 ”。
1976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询问其过年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8-90斤，宰杀， 廉价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猪肉，煮了半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6、7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边跪着一个5、6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10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後期，四川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农作物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妻子在住房周围的空地上，挖了五个坑，种了几窝南瓜，瓜秧已有一尺多长。学大寨工作组割“资本主义尾巴”，硬叫妻子把南瓜秧扯掉，每窝南瓜“罚款”3斤粮食。生产队的田埂斜坡上，往年要种一些胡豆、豌豆。一学大寨，不准种任何东西，任其生长荒草。
1976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已成熟稻谷就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忙就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的土地打10斤（粮食），我多分不到1两。自留地打1斤，我就得1斤。操这些闲心干啥子。”
1975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饭，每人每天算10个工分或1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杆”抬到公社或区卫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位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共产党产生反感，还有些农民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文革中那种“奉旨造反”，而是货真价实的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企图推翻伟光正政权。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後跑了至少20-30个四川县市 ，到处都看到街上张贴的法院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黑五类分子，布告上必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完全是农民，而且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出身贫农的叶姓青年农民，参加赤水县一个“反革命集团”，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後来被公安机关破获，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好，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释放回家。
合江不少农民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5名主要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每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的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和共产党。
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追悼活动，後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为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 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夹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後500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我不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4月，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 。重庆钢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7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上书：持信者系贫下中农 ，由於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市菜园坝火车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重庆青年，对农民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10元钱 。农民摇头说“不”。
9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电视里播放北京的追悼场面，无数工农兵、城市居民，尤其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表现出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传言说：“毛泽东死了，要变天了。”（这是一字未改的原话）不知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田和坡地，私自分给各户农民。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
10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11月，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12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刹单干风 。第四生产队队长王某，共产党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离开合江已二十多年，不知那里的父老乡亲，红苕包谷，能吃饱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