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科大，你怎能忘记刘达？
作者：戴开元 华新民
（2001年）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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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的第二任党委书记刘达，离开人世已经八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文字潮涌的时代，却看不到科大人写的一篇纪念他的文章。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网站，竟然找不到刘达二字，仿佛他已从科大校史上蒸发。作为科大的老校友，颇为不解，深感不平。故写下一些文字，对这位为科大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共产党内不多见的教育家表示一点怀念之意。 1964年春，刘达出任北京的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60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科大是一所特殊的大学，遇到刘达这位思想独立、敢想敢干的人物，自然会发生一段特别的故事。
先说科大。
1958年建校的科大，从时间上看是“大跃进”的产物。科大校友不必为此而感到惭愧。清华来自用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北大原是满清王朝的京师大学堂，其“出身”难道比科大更光彩？ 实际上，科大是科学院与教育部长期矛盾的产物。五十年代初，成立不久的中共政权在教育系统实行“全盘苏化”，不仅文理科和工科被分离在不同的院校，科学研究同教育也被分割开来：科学院专门从事科研，高等院校基本上只管教育。这套从苏联搬过来的体制，现在回过头去看，其弊端已经比较清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学生不能及早接触科研，科研机构也不能及时发现和吸收优秀的年轻科研人材。
这种分离也导致科学院同教育部门之间争夺资源和人才的“战争”。自从1956年中共政权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及中国要搞“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目标后，中科院获得了相当优厚的物质资源，但是主持科研项目的领导干部和科学家却常常埋怨分配不到最好的毕业生，因为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的大学都把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学校里，而不愿输送到科学院。科学院苦于“人才难得”，产生了“求人不如求己”的想法，决定自己办学校培养科研人员。
1958年5月9日，中科院向当时主管科研的聂荣臻元帅和中宣部呈送一份关于开办大学的报告。6月2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这份报告。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在北京西郊正式开学。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担任，学校的实际主事者是中科院副秘书长、科大的首任党委书记郁文。
科大在三、四个月内从无到有，不能不说是“乘了大跃进的东风”，这样的速度记录恐怕全世界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打破。一方面，这说明当时中共领导对科学院办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这同郭沫若在当时政府中的地位密切相关。虽然科学院相当于国务院下面的部一级机构，但是由于郭沫若的资历以及同周恩来、聂荣臻的私人关系，他可以直接向他们要校址、校舍和其它支持。不象现在的科学院，一定要把“太子” 请来当副院长才能“直达天听”。
科大第一年开学的消息，被《人民日报》作为重大新闻登载在第一版上。聂荣臻题词说，创办科大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科大一开始就被列入全国重点大学，它标榜以培养“尖端科技”人才为目标，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副校长有严济慈、华罗庚这样的大科学家，各系主任由科学院的对口研究所所长钱学森、赵九章等担任，还有钱临照等一大批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直接讲授基础课，因而立即成为全国高中毕业生向往的学校。
科大校园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现在被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占），原来是中央马列学院的校址，它东临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七机部二院，后为解放军301医院，西面是八宝山公墓。当年北京高校有句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北大倒不一定真“穷”，清华校长由教育部长蒋南翔兼任，教育部每年的银子，清华捞到的最多，确实有点“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情形现在比过去更甚）。当年科大的经费主要来自科学院，也不算穷。但它与死者为邻，这是科大人“不怕死”的第一层含义。
科大的办学方向是面向科研，其主要任务是为中科院和国防科委培养研究人材。学校的专业设置，以新兴、边缘、交叉学科为主，因而对学生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外语的要求要高于一般的大学。例如化学物理专业，其课程设置几乎囊括普通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全部主要课程。课程过多，再加上学校初创即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导致科大的学生有“三多”：戴眼镜的多，端药罐子的多，因病休学、退学甚至死亡的多。这是科大学生“不怕死”的第二层意思。
再说刘达。
刘达（1911－1994）原名刘成栋，出身于黑龙江肇源县一个地主家庭。1935年，刘达就读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和“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加入中共，37年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来到“晋察冀边区”，任雁北地委书记和边区党委秘书长等职。后来的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和马天水当时曾经是他手下的干事。据说，马天水同刘达关系很好，虽然后来马的地位已经高于刘达，文革前进京都会看望老首长。马天水后来陷入四人帮的圈子，下场悲惨。这是刘达没有料到的。
刘达45年赴东北，任陈云秘书。次年，哈尔滨解放，任第一任市长。以后，他在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大学担任校长、书记等职。55、56年，兼任林业部、森林工业部副部长。59年，刘达到黑龙江农村调查，发现大跃进运动“劳民伤财”，“ 破坏生产力”，结果被黑龙江省委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罢官，行政级别从六级降为七级。62年，在刘少奇点名干预下，刘达的“右倾”之罪得到“甄别”。据说，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要刘达在出国当大使和去大学任职之中任选一个，刘达挑选了后者。1964年，刘达接替郁文，担任科大的党委书记。
1964至1975年，刘达在科大一共待了十一年。其中五年蹲“牛棚”，实际主事仅五年多。在这短暂的数年内，刘达至少做了两件大胆的事。一是文革前夕，刘达搞了一次教育改革，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开共和国高校回归西方教育制度之先河。二是文革后期，刘达创“回炉”之举，搜罗文革中毕业的科大学生返校补课，为科大保留了一批教学科研人材。另外刘达在蹲牛棚期间，不仅不低头认罪，竟说服看管他的学生，变为死保他的“铁杆保皇派”，亦属文革中极罕见之事。仅此数举，即可令刘达在科大校史上留下灿烂的一页。
1965年，刘达在科大搞的教育改革，堪称科大校史甚至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创举。中共执政后，共和国全盘采用苏联教育制度。旧大学或解散，或解体，或合并。清华、交大等变成纯工科学校。北大、复旦等“综合大学”，仅剩文、理二科。其余航空、钢铁、石油、地质、化工、外语等校，专业面更为狭窄。学生一进校，即被分派某一专业，按照指定的课程学习，直至毕业，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
1958年大跃进的惨败，导致1962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稍有起色，毛泽东即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以后，“左风”愈吹愈烈，贯彻“阶级路线”，学毛著，学雷锋。1964年，毛发布教育问题指示，曰“旧教育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是“用对付敌人办法”、“搞突然袭击”、 “整学生”，“要完全改变”。在这种形势下，刘达“偷天换日”，借毛泽东的教改之名，于1965年开始搞他自己的一套教改。
刘达的教改，可归结为“三化”：自由化，英语化和西方化。
一、以学生为中心，推行西方大学的学分制，大搞“自由化”。大幅度减少必修课，每学期仅规定三门必修课（包括外语）。每门主课三个学分，完成规定学分即可毕业。学生可自由选修全校任何专业、任何年级和任何教师的任何课程，可以跳级、单科升级和提前毕业，也可以不去听课，完全自学，只要参加期末考试及格即可。据文革中的大字报揭发，刘达还打算取消全校低年级学生的专业划分，新生进校后，先学两年基础课，再按学习成绩和学生的意愿定专业。
二、重视英语。文革前，除了外语院校，科大大概是全国最重视外语的大学。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两门外语才能毕业。刘达的教改，尤其强调英语。新生入学后，无论原先学过何种外语，必须首先学英语，英语过关后才能学其他外语。从未学过英语的新生，编入英语慢班；学过三年英语的，进入快班；学过六年英语的，进入特快班。特快班由外语教研室主任田雨三教授亲自授课，主要用英语讲课，强调学生要达到看、说、听、写“四会”，才算学会英语。
三、采用英美教材。过去科大与其他大学相同，采用苏联教材和其他大学或本校教师编写的教材。1965年，科大一些课程开始直接采用美国教材，例如化学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学，就采用的是李重卿翻译的美国哈里德·瑞斯尼克的《物理学》。
这场教改极大地调动了科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竞争意识。65级的学生，大多原是各中学尖子生，个个雄心勃勃，人人争先恐后，都想在教改中出人头地，多选课，快修课，除了吃饭、睡觉和体育锻炼，其余所有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饭堂吃饭排队，掏出英语单词本念念有词的人不是个别。不难想见，这场极有战略眼光、极具前瞻性的教改，如果不是因文革而中途夭折，科大必将为中国的科学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科学家。
文革一来，教改不仅半途中止，而且遭到严厉批判。但刘达的教育思想却在科大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科大后来搞学生“回炉”，在发表科研论文方面名列全国高校的前茅，在全国高校外语评比中多次独占鳌头，创办全国第一个少年班，设立全国第一家研究生院，考研和出国留学的比例全国第一，甚至最近开展低年级生不分专业的试验，可以说都与刘达当年教改留下的遗产不无关系。
刘达的教改，在表面上有些措施似乎与毛泽东指示吻合，如减少必修课和考试，修满学分即可毕业（缩短学制），允许学生不听课等。但其实质内容，却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核心却是强调“政治”，强调“红”而轻视“专”甚至反对“专” 。1958年毛制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1964年毛与毛远新谈话时又说：“阶级斗争是你们（青年学生的）的一门主课。”他既反“美帝”，又批“苏修”，从未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共产党坐江山以后的十七年，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因而必须“造反夺权 ”，打倒“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后期，毛放手创建他主张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废除高考，以“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工厂办“七二一大学”。取消文科，理工科大学搬到工厂、矿山，农学院和医学院迁到农村，教师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造就出“白卷英雄” 张铁生、“反潮流小将”黄帅这样的风云人物。
对比之下，刘达的教改和毛氏教育路线，可说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孰是孰非，何优何劣，历史早已作了结论。
刘达极为重视学业，重视人材。1962年以后，全国“左”风日炙，林彪鼓吹“突出政治 ”，刘达对此持抵制态度。他甚至在全校大会上说，“有人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难道主席吃饭、喝水、上厕所说的话，也顶一万句吗？”。教育部宣传北京航空学院“又红又专”优秀学生范兴言，全国各大学争先恐后学之，刘达却在科大印发南京大学学生温元凯的材料。两者有何不同？范兴言的突出“成绩”是“活学活用毛选 ”。温元凯的特色是他在大学二年级就学了数门外语，写出具有专业水平的科研论文。刘达还根据新生的入学成绩，挑选少数学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文革中被批为“反对阶级路线”，“培养修正主义苗子”。
刘达对人材的爱护，还体现在对一些“反动学生”的处理上。近代力学系60级学生江建铭，在毕业前给中央写信，表示对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同意见，被定为“反动学生”。刘达认为这只是思想认识问题，照样让他毕业，并分配到保密的工作单位。该单位发现江有“政治问题”后，把江退回给学校。刘达没有像当时许多学校那样把江送交专政机关，而是留在科大。他还把江建铭给中央的上书印发给马列主义教研室“批判”。听了那些教员的批判后，刘达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员水平还不如江建铭。可见刘达内心是同情甚至欣赏江的。文革中这成了刘达的一大罪状，说他是“ 反动学生的保护伞”。以后江一直留在科大，文革后任科大校刊的编辑。如果在别的学校，例如华东师大，江很可能落得跟王申酉同样的命运。
1966年6月，文革风暴兴起，科学院派郁文、李焕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刘达先被停职，后被打倒，戴高帽，挂黑牌，游校园示众，清厕所，扫马路，蹲牛棚，自是家常便饭。刘达身材矮胖，1966年8月，有人用纸版把刘达画成一只丑陋的乌龟，钉在电线杆上，极尽人身侮辱之能事。
1967年底，笔者在校园马路上，看见刘达头戴一顶破帽，身穿一件旧棉袄，手持一把大扫帚，独自在凛冽寒风中清扫马路，不禁生出一丝恻隐之情。一位30年代就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干部，想不到竟落到如此境地！
在被“专政”期间，刘达也不时有一些“趣闻”传出。那时他每天要向专政队汇报思想。有一天的汇报内容是关于打扫厕所，他没有写什么扫厕所使自己“接近劳动人民，有利于思想改造”这类当时流行的套话，而是说他从一楼的打扫到六楼，发现一楼的厕所最脏，六楼的最干净，因为一楼的厕所用得最多，因而他建议今后设计楼房一楼的厕所应该大一些，越往高层，厕所可以小一些。这种汇报常使专政队领导哭笑不得，从中可以看出他观察细致和办事认真的态度。
近代化学系学生陈孝原，运动初期对刘达持反对态度，后来因“反动言论”被关押，同刘达成为牛棚里的“难友”，两人朝夕相处，使陈对刘达的看法完全转变，遂成忘年之交。后来陈孝原“出狱”离校，刘达以自己的皮袄相赠，可见他对青年人感情之深厚。
类似的事也发生在看管刘达的人身上。科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派张腊狗等学生监管刘达。刘身处逆境，以平常心对待监管学生，娓娓讲述高层内幕及自己经历，令张腊狗等肃然起敬，觉得刘达一身凛然正气，关心国家前途和民生疾苦，认定他是 “我党好干部”，还成立“干部问题联络站”，决心保刘出山。哪知在1967年底，康生、杨成武大笔一挥，说刘达在历史上追随刘澜涛、彭真等“坏人”，一贯“右倾”，于是刘达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1970年，科大迁校合肥。次年，林彪集团垮台，刘达仍住牛棚。张腊狗闻之，修书王震，诉说刘达冤情。王震曾在雁北地区同刘达共事，对刘印象良好。他去合肥找刘达竟吃闭门羹，立即致电时任安徽革委会主任的老部下，刘达方获“解放”。（张腊狗后来改名张恒烈，现为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 1972年，刘达官复原职，时年61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本性不改，仍想做一番事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学校个别领导干部处处制肘，使他有志难伸。科大迁校以后，设备损失迨尽，教师仅剩一半，更糟糕的是与中科院的研究主体距离遥远，对科大的发展极为不利，因而刘达要求中央把科大迁回北京，但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他碰了一鼻子灰。科大短短十多年兴衰的历史，真说得上是：成也中共，败也中共。
1973年，刘达珍惜文革前高分考进科大的学生，趁林彪垮台后极左政策有所收敛之机，下令搞“回炉”，罗致一批分散各地的文革中科大毕业生回校补课，为科大培养了一批科研教学骨干。他还把在浙江一小工厂当工人的南京大学高材生温元凯，调到科大任教。“回炉”消息一传开，上头严令制止，说是搞“右倾复辟”，致使“回炉” 半途而废。
文革期间，科大物理系教师方励之等人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研究天体物理。林彪垮台后政治气氛稍有放松，方等开始在当时刚刚恢复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天体物理等领域的新进展和研究成果。张春桥、姚文元于是在上海办《自然辩证法》杂志，组织复旦大学谷超豪等人撰文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将方励之最先引进中国的“黑洞”、“宇宙热大爆炸”等新概念批判为“唯心主义”和“伪科学”。刘达不理会“上海帮”的大批判，支持方.励.之等人研究天体物理，使中国科学家在天体物理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上压下挤，加上文革中遭受迫害而健康不佳，刘达1975年离开科大，到北京任国家计量总局局长。
1977年，刘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数年之内，就把清华从一所工学院转变为兼有理、文科的真正的综合性大学。他虽然人在清华，却没有忘记科大。他亲自写信推荐，使300多名流散全国各地的科大学生，得以归队、回炉和落实专业对口政策。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现在厦门大学任教的卢炬甫教授，就是刘达帮助之下得以返回科研单位的。
文革前夕的1965年，毛泽东正在精心筹划“文化大革命”，准备清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一大批“党内走资派”。刘达身为七级高干，与中央许多头面人物非常熟悉，难道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没有一丝预感？他竟然敢在天子脚下的科大，大力推行西方国家教育制度，岂不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一位对刘达思想相当了解的校友说，刘达当时除了隐约感到彭真可能会出问题以外，对于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确实毫无知悉。由此观之，刘达显然不是一位两眼向上、密切关注中央高层风向的干部。文革中有人揭发，刘达在听到中央电台广播聂元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时，他的第一个反应竟是：“小聂在延安时可是够风流的呀。”
六十年代的共产党高干，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眼睛朝上，千方百计迎合最高领袖，发明各种肉麻的词汇搞个人崇拜，一心一意往上爬，林彪、柯庆施、康生可谓此类典型。第二类，循规蹈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上级指示从不怀疑，或者明知有错也不敢抵制，此类干部人数甚多。第三类，仍然保持革命初期的理想，关心民众疾苦，不计较个人升降荣辱，敢于抵制上级的甚至最高领袖的错误指示，在无力改变政治大环境的情况下，争取多作一些利国利民的好事，彭德怀可算其中的代表。刘达也属于最后这类干部。
刘达是文科知识分子出身，长期从事大学领导工作。他思想解放，眼界开阔，目光远大，敢于创新。有人可能会说，学西方算什么“创新”？在“左风”猖獗的政治大气候下，敢于逆流而上，学习西方的好东西，这就是一种创新。
科大现任校长朱清时说，科大的精神就在于创新，而创新是需要有些勇气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刘达的精神是一份现成的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刘达在科大十一年，倒有一半时间受师生批斗、侮辱，笔者当年也在批斗会上喊过“打倒刘达！”的口号，现在深感后悔和惭愧。刘达对科大有功有恩，科大对刘达有过有愧。饮水思源，当年受惠于刘达的数千名科大师生，在刘达的直接关怀下得以重返科教战线的300多位科大校友，难道不觉得还有一笔“欠债”尚未偿还？科大的校史难道抹得去刘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