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下一个大理论为何？《帝国》行情正在看长
作者：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
（原载2001年7月7日《纽约时报书评》）
译者注：哈佛大学2000年出版的意大利左翼学者内格里和美国学者哈特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帝国》，被中西方许多左派誉为“当代共产党宣言”。该书中文版于2001年在中国问世。现全文译出《纽约时报》2001年刊登的伊金对《帝国》的书评，供有兴趣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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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与麦可・哈特（Michael Hardt）的著作《帝国》（Empire）正在掀起波澜。也许它应该推出网路版，以便网民们对之长期展开争论。我虽然喜欢这本书，但认为应把它视为1989年以前出版的书，因为它小心翼翼地回避对共产主义垮台和真实的社会主义作理论分析。同样，此书缺乏关于媒体－－艺术家与活动家所利用的因特网与新媒体－－的基本理论。但在这个全球化的阴暗时代，那些喜欢天主教乌托邦主义的人，可以从《帝国》里获得大量救助。
大概每隔十年，就会冒出一个大理论。刚冒出时，人们一般不会狂热地追捧，但不久它就四处泛滥：占据了会场，回响在演讲厅，充斥于学术期刊。每个研究生都梦想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的提出者。六十年代的大理论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科的后结构主义和拉康的心理学分析，然后是各种后殖民主义理论与新历史主义。
现在学者们正在猜测，学术界的下一个大理论家会不会是41岁的杜克大学文学副教授麦可．哈特。行事低调的哈特是《帝国》的两位作者之一。而《帝国》是一本关于全球化的感人论著，从圣保罗到东京的大学校园，人们为之激动和颤抖。自哈佛大学出版社去年三月出版此书以来，其翻译版权已被日本、克罗地亚等10个国家买去。巴西的大报把它置于星期日杂志封面。荷兰电视台播出一个关于它的文献节目。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詹明信称之为“第一部关于新千禧年的伟大的新理论综合”，与之齐名的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齐泽克宣布，这“完全是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
同一时期，哈特作了21次学术演讲，提前一年获杜克大学终生教职。赞美之声滚滚而来。今春，纽约大学比较文学与东亚研究教授张旭东，再次用《帝国》作研究生教材。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教授政男三好说，“他是极少数会产生影响的年轻人之一。”
毫无疑问，哈特具有非凡才华。但光有才华不能使学术界轰动，还得有其他因素，如时尚的选题。而全球化正是目前流行的题目。另外则是哈特的合作者安东尼．内格里所具有的灿烂魅力。这位68岁的意大利哲学家和恐怖分子智囊嫌疑，由于在动荡的70年代煽动暴力被判刑13年，目前在罗马服刑。
然而，哈特及其《帝国》引起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他因素：英语、历史、哲学等领域需要一个新的大理论。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社会学家阿隆诺维奇说：“文学理论已经死了十年。整个人文学科似乎处于平庸乏味状态。《帝国》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麦可正在解决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的确，到90年代末，过去数十年内所向披靡的研究方法已精疲力竭，尚未出现任何新的宏大理论来取代它们。一种深切的悲观主义在人文学科蔓延。学者们在抱怨他们的领域支离破碎，没有方向。
那么，一本关于全球化的专题论著必须为危机中的学者们提供什么内容呢？
首先，此书内容丰富。全书以约500页篇幅详细论述历史、哲学与政治理论，专章描述罗马帝国、海地奴隶暴动、美国宪法和波斯湾战争，引用了马基亚维里、斯宾诺莎、黑格尔、霍布斯、康德、马克思和福科等数十位思想家的著作。简言之，此书具有符合欧洲旧传统的大理论的形式装饰。
然后是理论本身。作者宣告，全球化并非只是帝国主义与民族国家历史的最新阶段，而是某种崭新之物。当其他学者与媒体正在描述各国争夺世界市场控制权之际，哈特与内格里却看到一种正在出现的新政治制度，一种新权力形式，他们称之为“帝国”。
然而，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个帝国没有国王，没有地理国都，没有单一权力宝座。事实上，根据作者的玄乎其神论述，说帝国不是什么比说它是什么更容易：一个流动的、无限扩张的、高度组织化的系统，包罗世界全部人口。任何人、公司或国家皆不能控制这个系统。（它显然仍在建构之中。作为帝国标志之一的“超国家组织”似乎尚未出现。例如，作者仍把联合国视为某个“真正的超国家中心“的前身。）
更惊人的是，帝国出现是个好消息，它可能成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哈特说：“我们所说的帝国，实际上是对国际制度与帝国主义的一个巨大的历史性改进。”理由呢？因为帝国下面的权力高度分散，可以认为任何人都能影响其进程。
作者写道：“帝国创造了一个比现代国家政权更强大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因为除了指令机器以外，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替代物：所有受剥削受压迫者的集合，一个直接反对帝国的大众，大众与帝国之间没有任何中介。”
该书中这类漂亮的文字比比皆是。无论它是否提出帝国和大众之类的新概念，还是在鼓吹革命，它却为这些概念注入了信心。它能否具有持久广泛的吸引力，从而成为下一个大理论？现在回答还为时尚早。但此刻《帝国》正在填补人文学科的真空。
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这本书证明他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他们声称，他们不仅在分析米尔顿的宗教改宗或乔哀斯的《芬尼格．威克》语法，而是在揭示世界的实际运作方式。例如解构主义，它使学者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拉康的心理分析对人类的心理也是如此。《帝国》以一种类似方式，展示了一种关于全球化政治的新思维方式。该书说，在解释当前发生的事件时，即使文学学者也能作出某种重要贡献。在学科发生危机的时刻，这一定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说法。
1987年，《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拉蒙（Michele Lamont）的著名论文《如何成为一个居统治地位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案例》。她说：德里达先生广受欢迎，与其说来自其观念的内在价值，不如说来自其“复杂的写作风格”、“独特的理论架构”和时间上的幸运。解构主义是“对学科危机的一个回答”。他的独特的穿着和厚重的法国口音并未带来任何伤害。
当然，哈特不能像那些人那样利用自己的名誉。不久前，他连找工作都成问题。哈特只有一个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既没有长春藤大学的文凭，也缺乏许多大学这些日子所需的专门化领域。
哈特嗓音柔和，身穿劳动布夹克，一头蓬乱的乌发，外表和说话颇似一个充满理想的研究生，而不像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他最近在杜克大学校园一家意大利餐馆吃午餐时回忆说：“我申请过法语系、意大利语系、英语系、政治科学系和哲学系。但实际上几乎没一个系愿意雇佣我。”1993年，他终于在南加州大学意大利语系找到一份工作，但却与该领域的同事们格格不入。
他说：“我参加一个关于马克思和解构主义的会议。听了一连串晦涩抽象的论文。发言者说他们在谈政治。但我对他们说的政治一无所知。那个周末我很沮丧，因此到周一，我给州监狱委员会打电话，了解如何在地方监狱搞义务教育。”
当时哈特已在和内格里合作。他受到这位意大利哲学家的著作和政治活动的鼓舞，在访问巴黎时托朋友引介。当时内格里为了避免服刑而逃到巴黎。1997年，他返回罗马，直接进了监狱。
从专业角度看，这是一次冒险行动。虽然哈特本人已出版一本关于法国哲学家德吕兹的书，但他并没有明显的专门化领域。而且，美国对当代意大利哲学的兴趣并不大。对哈特而言，这些风险显然得到回报。当然，他的书也受到质疑。有人说，民族国家并不像作者所说的那样强大，书中的理论缺乏事实根据，它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
伦敦经济学院欧洲思想史教授葛雷（John Gray）说：“关于世界展现出一个迥然不同权力结构的论点，至少是极度夸大，更可能只是虚构。《帝国》把当代世界状态理论化，制造一些浪漫迷人的词汇，掩盖了当今世界及其权力关系的实际冲突、不连续性、不确定性和完全的不可知性。”
这类批评似乎没有困扰哈特。他说，他高兴此书在他所谓的“我们的小小的狂热读者群以外”发现了听众。他很少幻想自己是第二个德里达。他说：“我肯定我不是。安东尼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本非常原创性的书。我们把其他人说的各种东西综合一起，这就是它大受欢迎的原因。它是人们一直在思索，但没有真正清楚表达出来的东西”
而且他爽快承认“帝国”存在缺陷。齐泽克先生抱怨说，这本宣讲革命的书有一个不能原谅的忽略：没有提出行动的指南。哈特先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给他发电邮说，你说得对，我们确实不知道应该如何革命。他回答说，他也不晓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