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全球化导致美国的产业空洞化、贫富悬殊、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仅从国内情况来看，全球化发生逆转，是必然的。
（今日美政·，01/18/2022）
今天的今日美政来自
Fareed Zakaria 博士的一篇专栏文章。Zakaria 博士是美国新闻评论界的台柱之一，他的洞见往往能给人以 “换个角度，豁然开朗”的感觉。他所主持的 GPS （Global Public Square 全球公共广场）访谈节目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政治评论节目，也是美国和各国政要竞相希望亮相的一个平台。可以说，Zakaria
作为第一代印度移民和一名去宗教化的穆斯林，是亚裔移民在美国的一个成功典范。
今天他的这篇文章也同样给我“豁然开朗”的感觉。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当我们都在以为全球化正在深入的时候，也许全球化实际上正在悄悄地退潮。
Zakaria 回顾了 1980
年代的滞胀时代。我恰恰在上周四、周五作过关于这次滞胀的节目，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个总体的印象。当时美国的通胀率达到了
12%，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巴西、阿根廷、秘鲁等都出现了恶性通胀，也就是百分之上千的通胀率。意大利也出现了
20% 的通胀率。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各国在财政上采取了央行积极干预经济的做法。比如美国的央行在
70 年代前期就多次错过了应该提升利率抑制通胀的机会。为了越南战争和社会改造运动，强行挽留住经济的表面繁荣。Zakaria
博士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主导经济的做法。
而在滞胀之后，各国接受了教训。央行变得更为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央行也学到了经验，变得更为谨慎和负责。像智利和墨西哥，不再随心所欲地印钞，而是将自己的货币和美元绑定。欧元区也逐渐建立，欧洲中央银行非常独立，基本上不接受各国的政治要求，而紧紧地将眼睛盯在通胀率上。甚至这也引起了一些批评意见，认为这种僵硬的政策忽略了欧洲经济发展的需要，比如说一些国家的失业率会变得很高。但无论如何，这种金融政策的改变，各国央行的服务宗旨，都是建立在要提供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央行只管经济健康，其他的不论。
在这种相对健康的金融环境里，由于各国政府的央行都是尊重经济规律和尊重市场的，在这个基础上，全球化蓬勃发展起来。我非常同意
Zakaria 博士这个看法，如果一个国家的央行是以自己国家的政治目的服务，比如说 “让美国伟大起来”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那么就很可能做不尊重市场规律的决定，这就割裂了全球经济的自然联系。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经将这种各国充分尊重市场的态度，形象地比喻为穿上“黄金紧身衣”。简单说，各国都必须丧失一部分自己的经济决定主权，来顺应市场的安排。比如说，美国就不应该为了所谓振兴本国制造业，来人为设置贸易壁垒。这虽然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实际上使得经济效率变得低下。同样地，中国也不应该设立各种禁区，将外资和本国投资区别对待。保护民族工业这种看法，本质上是违背全球产业分工，资源最优化配置，是违反全球化原则的。说穿了，就是政治干涉经济。
请注意，我这里并非是说，政治完全不应该干涉经济。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经济规律，或者说，完全走经济效率最大化的道路，是可能威胁到国家安全的。无论是按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也就是一个国家只需要生产自己有生产优势的产品；还是按照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应该生产自己有最大优势的产品；都可能造成一个国家的产业单一化，对外的依存度就太高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完全系于石油产出之上。虽然非常富裕，但其经济的多样性和鲁棒性非常差，一旦人类出现能源换代，新能源替代了石油，中东阿拉伯国家就将很难再支撑今天的富裕。
但是反过来，如果出于过度的自我保护的考虑。比如美国想要振兴自己已经毫无优势的简单制造业，中国想要通过类似大跃进的方式来抢占全部高端制造业，都将形成一种新的政治主导经济的局面。Zakaria
博士敏锐地观察到，土耳其开始逐渐脱离了自由经济模式，完全用宗教信仰和国家政治去主导自己的经济，目前正处于金融崩溃的边沿（又巧了，我昨天刚刚完成了一篇关于土耳其近些年来改变情况的视频节目“北美经纶”，可能会在周三播出。我和
Zakaria 博士的关注点有些重合，这让我非常高兴）；智利在去年年底的大选中，社会主义者伯利克以大比分击败了对手，智利似乎将会进行一场国家主导的左翼金融改革，结果导致资金纷纷外逃，智利比索出现大幅贬值。
当然，最让人担心的还是美国、中国、印度这些大国，都纷纷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美国在川普时代施加给中国产品的关税，至今没有被取消，而中国的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
2025 计划” 完全不考虑以国家力量支持某些特定产业，给其他国家相同产业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你如果是一副要独霸天下，吃光所有蛋糕的态势，谁还愿意和你合作呢？所以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不是美国要和中国脱钩；而是中国希望恢复自己古代的天朝上国的荣耀，将世界踩在脚下，逼着美国和世界和中国脱钩。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中国确实应该考虑竞争的公平性问题。中国不是韩国，因为体量差别太大。韩国和台湾可以搞这种国家体制支撑某一行业，但中国不行。因为世界对这两种国家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对中国的抱怨会被扩大十倍。
Zakaria 博士从政府负债的角度，观察到各国的央行都开始被政治所操纵，都希望通过自己手中的工具来解决本国的就业问题，薪资问题和贫富差距。请注意，这本身不应该是作为金融政策制定者，信贷最后借款人角色的央行所应该考虑的问题。现代央行的设立，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保证经济的健康。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之后，央行开始放水来保住经济不至崩溃，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但各国在相互的比照下，都做得有些出格。唯一较为理性的，是欧洲的央行，而欧洲也是最慢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的。这就再次给了各国央行一个坏榜样。于是在疫情来临之际，各国继续超过了必要的金融大放水。统计数据显示，在
1990 年代中期，国家总负债和总GDP
之比，没有一个国家是超过
300% 的，而今天，超过这一比例的有
25 个国家。中国位居其列。中国的总债务超过了自己
GDP 的
3 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
60%。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债务增长速度 （每年11%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自己 GDP 的增长速度。引发恒大级别的金融爆雷，就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了。
博士总结说，过去那种经济主导政治，也就是各国政府都一定程度穿着黄金紧身衣的时代过去了。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也是有问题的，比如造成一些国家产能过剩，一些国家产业空洞化。但现在这个趋势完全被扭转了，成了各国政治开始主导经济政策。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各国都开始更加关注自己国内的问题，而放弃了对经济全球化的追求。这一方面也许能在短期内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但从长远来看，损伤的是全球经济的效率和安全。如此高负债的经济，给全球经济的前景覆盖了一层阴影。这里我还有另一层担忧，就是在对抗全球变暖的行动中，非常需要各国之间的配合，完成各自的碳减排指标。如果相互经济上的磨擦越来越大，甚至再次引起全球金融的动荡，就很可能影响到碳减排的总体目标。
而这是一个事关人类是否还能继续像今天这样繁荣并安全地生存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