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1/05/2022）
马斯克在去年年尾，表示说自己这一年的联邦税款将会达到
110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州税
20 亿美元。这个数字基本上是准确的，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一笔个人所得税。一个个人，需要向国家缴纳
110 亿美元的税款，这合理吗？（也许我们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马斯克的收入并不来自工资，而是来自股票期权。简单说，就是在过去的某一天，特斯拉作为公司，和马斯克作为个人所制定的一个契约。这个契约规定，如果马斯克能够让公司在未来某天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比如销售达到
100 万辆，利润达到多少等等，那么马斯克就可以以契约制定时的价格，获得一定数额的特斯拉股票。比如说，
2021 年，马斯克获得了在
2012 年签订的股票期权，那么他就可以以
2012 年特斯拉股票的价格获得股票。这部分股票在目前市场价格下，就被算作是马斯克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税率，当然是最高一档的个人所得税，40.8%，这就是这个天价税款的基本来由。
这会给人一个本能的冲击，为什么一个个人的税款，可以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当然，这是因为马斯克的收入很高。一般估计，他在
2021 年的资产增值大概是
1210 亿美元。那么税收实际上只占到他资产增加的
10 % 左右。这样看似乎又太低了。
这里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凭什么收入高的人就一定要交更多的税？这其实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目前各国都在施行阶梯税率。越富的人，交税比例约高。诚实地说，美国政府的收入，基本上都来自富人。美国大约有一半的人，由于收入过低，是不需要付个人所得税的，而收入最高的
10% 的人群，承担了美国联邦政府
70% 的个人所得税。而他们却同时因为收入太高，而无法享受很多政府的福利。这相当于富人在用税款向穷人支付更多的福利。
有一种说法是，富人因为拥有企业和地产，进行贸易或者更为频繁地使用政府资源，因此需要付更多的税款。但这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即使富人使用的公共资源多了一点，也绝不可能多到需要承担所有的税款，甚至还需要承担穷人所享受的政府公共资源。所以，富人享受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仅仅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是无法覆盖富人超高税收这一现实的。
这似乎只能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解释。我们不能让一部分人太过富裕，而另一部分人太过贫穷。但这一原则很明显会和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相冲突。无论是所谓的自由主义之父，英国早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还是现代的自由主义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甚至包括伟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亚当斯密，他们都认为私有财产拥有的正义性，来自劳动的注入和自由交换。我在一块土地上注入了劳动，那么这片土地上的出产就属于我。我用我生产的产品来交换你的牛，如果这一交换是双方自由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那么我拥有你的牛，也就是合理合法的，是具备正义性的个人财产拥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诺齐克甚至认为政府搞阶梯式税收，收取一部分人更高比例的税款去养另一部分人，这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劳动。请注意，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我马斯克用我天才的大脑和管理能力，制造出广受欢迎的产品。人们不但是自觉自愿，甚至是蜂拥而至地来抢购我的产品，那么我获得的收入，难道不是具有完全的合法性的吗？为什么政府要剥夺我高达
110 亿美元作为税款，用来补贴穷人呢？马斯克并不欠穷人什么，事实上他的财富来自于自己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是在市场中，自由自愿交换得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梯式税收，10%
的富人缴纳
70% 的税款，这确实是一种强制性的财产剥夺。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这是不合适，或者说非正义的。
但是，这里请注意（较为烧脑的部分来了）。我们所谓的正义和非正义，实际上建立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之中，并没有一个什么天定的正义或者非正义。古代的农民对贵族的人身依附，贵族负责保护农民的安全，农民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和权利成为贵族附拥，这在当时就是正义的，而现在则被认为是不正义的。我们今天的很多正义观念，也许在将来也会被颠覆。这本身没有问题。
那么，洛克、斯密时代，他们还没有现代工业时代生产方式的生活经验，他们基于自由交换的私有财产正义性原则，本身和现代生活是有经验基础不同的。诺齐克是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他后期也对自己的观点做出过一些修正，但总的来说，诺齐克并没有抓到正义问题的本质（这是他和罗尔斯的一个很大区别）。这里的本质是，生产方式改变了。
工业时代之前我不去讨论了，因为那是完全另一套价值体系，也建立在另一套生产方式之上。工业时代的特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当然，工业时代的特点首先是机器。机器生产和人手工生产的一个本质性区别是：机器可以大大降低重复劳动的成本。手工打五把镰刀的时间成本，是打一把镰刀的五倍，无论你如何改进工艺，这个比例基本上是不变的。但一旦使用了机器，机器生产100
把镰刀和生产
10000 把镰刀，单把镰刀的成本就完全不一样了。机器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在重复劳动（非创造性劳动）上优势巨大。机器多生产出来的镰刀拷贝copy，成本非常低廉，就完全可以挤占掉所有手工打镰刀者的生存空间。
我最爱举的一个例子是录音机和唱片技术的发明。这是发生在现实历史中的例子。
在这项技术之前，任何地方都可以有自己的歌手和音乐，他们都可以生存，甚至受人欢迎，过得不错。但是当唱片发明之后，声音也出现了拷贝。之前你要听到全国最好的歌唱家的声音，成本极高，你得旅行到她所住的城市，花大价钱出席她的演唱会。而一旦有了声音的拷贝，只需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听到她的声音。本地二流歌手的生存空间立刻被挤压了。如今歌手这个行业，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收入完全天差地别，而一个国家也只有少数几个非常出名的歌手。
再往后，为什么微软这种软件行业的公司会突然从一个小办公室发展成为了世界首富的公司？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软件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了。而且软件通过互联网传播，甚至连运输成本都降到了几乎为零。
为什么我这里特别强调拷贝的力量？因为大量极低成本的拷贝，很快就能把最好的产品以最低的价格，送到最多的人手上。请注意，每一笔交易都是自由自愿的，但交易的买卖双方比例发生了大幅改变。原来是一个打镰刀的铁匠服务于一个村子里的五十个男人；现在变成一个设计软件的比尔盖茨服务于几亿用户，这种生产相对于消费的超级浓缩，导致了一个情况，而我相信这种情况是洛克和斯密无法想象的，这就是自由自愿交易的财富，全部向少数几个生产商集中。只要工业生产方式，以及其后的升级版信息产业的生产方式不出现根本性改变，这种集中的趋势，只会越来越快。
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曾经说，“将来的世界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事实上，他说的情况在工业时代一开始就发生了。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工人相对于资本来说严重处于劣势，就是因为世界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因此在市场调节之下，劳动力的价格变得非常低（这显然不是什么资本家的剥削）。有人说，企业主的收入高，是因为他们承担了风险，这本身没有问题，但风险本身依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企业主的收入数百倍甚至上万倍高于工人。企业主收入更高，本质上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模式，超低成本的拷贝可以使得一个企业主实际上是在服务于很大一群人，而工人却只能服务于一个企业主。这种买卖双方市场比例的严重失调，是导致我们收入差距巨大的最底层原因。这种差距导致了一些社会动荡，比如共产主义的产生，工人根本不和你玩这种游戏了，全面禁止私有财产，我们重新按伟大领袖的意志分配财产。这被认为是一种不太成功的尝试，事实上西方世界也接受了这个教训，适度地通过政府二次分配的方式，将富人集中的财产，分一部分给穷人。
如果我们按照洛克斯密时代的私有产权的正义观，阶梯式税收也是不正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继续采用工业化生产模式，并使用基于自由市场的财富分配原则，那么我几乎可以保证，贫富差距会急剧拉大。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任何产品，甚至服务（想想机器人，或者咨询电话自动的电脑答录。服务也是可以被拷贝的）拷贝的成本会越来越低，产品和服务就会越来越集中于几个供应商，那么贫富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完全按照洛克和斯密理论去界定私有财产合法性，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
因此我们目前使用的二次分配，阶梯式税收，本身只是一个见招拆招的现实的对应方式。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政治理论来为这种“劫富济贫”找到解释。我们只是为了现实地避免过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社会动荡。因此，这个比例调节的依据，只能是现实的贫富差距，而缺乏一个说得过去的，逻辑自洽的财产所有权的理论。因此在本文一开头，我就说，问“这个税收是否合理”，问题本身就可能是错的，因为这里根本还不存在一个适应当前生产方式的财富分配理论。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奇怪的超低成本拷贝现象就一直在人类社会中制造着连绵不断的抱怨和相应的解释。但直到今天，我认为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合理的，大家都能接受的财富分配模式。洛克和斯密的理论显然是不适用这种过度集中的生产模式的，打土豪分田地也肯定会打击创业者的积极性。到目前来看，这种不断根据现实来调整税收比例，平衡公民贫富差距的做法，恐怕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选择。
我们的财富分配其实还有着更多的不公平现象。限于篇幅，这里不作为本文的重点。比如爱因斯坦，他对人类做出的贡献，绝对超过马斯克（当然，牛顿也超过爱迪生）。但他们做出的贡献因为不具备商品价值，因此他们只能拿政府工资；而企业家则通过制造你马上愿意掏钱来买的商品而直接获得巨额回报。这一问题，目前不要说解决，连像样的分配理论都提不出来。
因此，我认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可能从来没有落下来过。没错，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即使在无知之幕之后，我们也不可能知道现实的生产方式和生存状态。我们还是可能制定一套洛克原则，然后打开幕布一看，那个世界可能是一个人工作就可以养活全人类。那套规则也就无法使用了。但我们确实需要仔细考虑这个世界的公平问题。当然，在我们还没有出现新的公平理论之前，实事求是地按照现实的贫富差距情况来制定征税标准，可能是我们唯一能走的道路。就这，也需要政治家具有崇高的理想和超人的智慧。唉，谁说人类是一个聪明的物种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