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答“三妹”

戴开元

读了“三妹”对笔者“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一文的批评，感觉“三妹”似乎没有留意拙文的主旨并非论证奥巴马有资格担任下届美国总统，而是从奥巴马爱国观的视角，分析和批评华人社会对爱国主义的滥用。因此，“三妹”长篇大论奥巴马如何“幼稚”，如何“没有是非原则”等等，这犹如“我说东来你说西，我说宰鹅你要杀鸡”，叫人啼笑皆非。

拙文中提到今年美国大选中奥巴马遭到的某些攻击，只是为了说明美国当代政治辩论存在的滥用爱国主义现象。任何人都有权批评奥巴马。问题在于，如果这种批评“上纲上线”到质疑奥巴马是否爱美国的高度，那就是对爱国主义的滥用或误用，因为我认为，在这次大选中，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还是马凯恩，除非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中任何人不爱美国甚至背叛美国，我们都应该预设他们是爱国者。

“三妹”用尖锐词语对奥巴马在伊拉克等国际问题的看法提出了种种批评，很遗憾，我看不出任何一条可以证明奥巴马不爱美国、不忠于美国。至于“三妹”重谈他人老调，利用赖特牧师问题来质疑奥巴马的爱国立场，这使我回想起文革期间一度流行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幸亏赖特只是奥巴马所在教会的牧师，如果赖特是奥巴马的亲娘老爹，那么在“三妹”眼中，奥巴马岂不成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反美分子”了？

迄今为止，无论是奥巴马－希拉利之争，还是奥巴马－马凯恩之争，我倾向于支持奥巴马，因为比较而言，我更认同奥巴马对美国国内外问题的政策。但这不是笔者那篇文章的主旨。以后如有机会，我也许会撰文详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2008-8-3

附﹕
华夏快递 : 三妹：与戴开元先生商榷奥巴马的爱国
发布者 thchen 在 08-08-02 06:20
　　　　　　　　　　　　　　　　　　　　　　　　　·三　妹·

今天读到戴开元先生在华夏文摘发表的文章“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感到戴开元先生有误导读者之处。戴开元先生阐明的爱国理念没有错，奥巴马讲话谈到的爱国理念也没有错，戴开元先生最后的结论更没有错：异议人士更爱国，民族主义者不应该动辄就给异议人士扣“卖国贼”的帽子。

戴开元先生的问题出在，他以正确的爱国理念来证明批评奥巴马的人是错的。更糟的是，戴开元先生引述奥巴马的话不准确，这说明戴开元先生对奥巴马的讲话不求甚解，戴开元先生这种泛泛而论地为奥巴马辩解，所得结论也不准确。

戴开元先生写到，“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什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Ｈｕｓｓｅｉｎ），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它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实际上，奥巴马在对“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的讲话的关键词是“Ｎｏ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ｎｏ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也就是说，奥巴马认为，“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是不需要先决条件，也不需要准备的。奥巴马此前也几次谈到，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保守派批评奥巴马对极权政府、恐怖主义毫无认识、幼稚至极，这些批评都事出有因，都出自奥巴马多次糟糕的讲话。

伊拉克和阿富汗这两个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反恐战场，哪个更重要无庸赘述。奥巴马却呼吁美国放弃伊拉克这个美国至关重要的反恐战场，从伊拉克撤军，用撤出的军队来补充阿富汗战场，这种毫无战略全局意识的讲话，自然会被保守派说成是“向恐怖分子投降”。更何况，当初导致伊拉克战争正是美国经过与萨达姆十年的谈判周旋证明与独裁政权谈判不会产生任何结果的实证。导致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正说明独裁者根本无视人民的生命和世界的和平，这正是奥巴马左派们不了解极权国家、独裁者的幼稚之处。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它是美国参众两院经过几个月的讨论达成的，它是经过参众两院缜密讨论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一致同意通过的。它更是经过与伊拉克萨达姆独裁政权十年的艰苦谈判和周旋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独裁政权一次次无视、欺骗联合国而导致的，它是因为萨达姆政权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杀死五千多库尔德人民的群体屠杀而导致的，它是美国历史前所未有地遭到敌人在九一一打到美国本土而导致的。所以，美国决定打击伊拉克的这些种种有力原因都远远超过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武器那一个原因，再说，萨达姆政权曾经两次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是在两伊战争时，一次是在屠杀库尔德人民时。

再看看伊拉克大选时，伊拉克人民对大选的热情参与和拥护也足以说明伊拉克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当年的一个镜头至今令人感动，恐怖分子在参选队伍中燃爆一颗自杀炸弹，当场炸死数人。这时，那个队伍中的没受伤的人们都静静地散到一旁，静静地等着救护人员搬走死者，清理现场后，人们又都静静地回到选举队伍中继续等待选举。这才是伊拉克人民对正义战争和邪恶杀戮给出的回答。

二００五年到二００六年是伊拉克反恐最困难严峻的两年，世界上的恐怖分子在伊朗、叙利亚等国暗中支持下，通过巴基斯坦、伊朗、叙利亚等国大量聚集到伊拉克，集中力量破坏伊拉克这个新兴的民主共和国，而伊拉克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派系又互相争斗，不能和解，造成一片乱象。而后，经过流血的惨痛教训，人民的强烈呼声，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均认识到不和解就是死路一条，所以他们逐步达成和解，联合一致反恐，九万名逊尼派人士还发起“伊拉克之子”运动与美军配合行动，这一切正面行动使伊拉克局势产生转机。

去年，二００七年七月是伊拉克局势的转折点，自那时到现在，伊拉克的局势明显好转，到今年五月为止，伊拉克十八个省份已经有十个省份由伊拉克政府完全接管并行使职责。美国今年二月份增兵伊拉克的五个战斗旅，现在已有四个战斗旅撤回美国，最后一个战斗旅也将在这几天，将于二００八年七月底撤出伊拉克，麦凯说“Ｗｅ　ａｒｅ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不是无稽之谈。

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Ｄａｖｉｄ　Ｂｒｏｏｋｓ　二００八年四月八日发表文章引述的数字，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三月，伊拉克境内的冲突事件下降了９０％！

和平还给伊拉克带来经济发展，二００三年萨达姆统治时，伊拉克人均收入是五百美元，现在达到一千五百美元。去年，二００六年，伊拉克经济强势增长，增长率达到１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拉克今年经济增长率会达到７％以上，石油日产量会再增二十万桶，达每天二百二十万桶。

美国ＡＢＣ电视驻巴格达记者布朗（Ｈｉｌａｒｙ　Ｂｒｏｗｎ）今年初发回的报导说，在巴格达，乐观的气氛随处可见，商店里满是货物，很多人全家出来购物，她说，“和去年相比，这是巨大的不同”。

奥巴马却在此时，伊拉克战争的关键时刻，泼冷水，出此前功尽弃之臭招。奥巴马的撤军之说，无疑是给恐怖分子发出退缩信号，过早撤军只能对伊拉克人民造成不可承受的恶果。

在反恐上，民主党一直对恐怖主义轻视，克林顿在位时，联邦调查局两次给他长篇报告警告美国将遭恐怖袭击，都被他塞进办公桌置之不理，听任九一一最终发生。

至于戴开元先生引用的“单边主义路线”，这一名词是德、法两国给美国扣的帽子，纯属片面攻击，中共国明着参加世界反恐队伍，暗中却帮助德、法两国喧嚣，跟着它们攻击美国是单边主义。不少大陆中国人在不少问题上没有时间和精力追究数据和事实，只是不假思索地简单根据中共国和美国左派媒体的宣传下判断，拾人牙慧地把不实之词捡来以加强自己的左派观点，在反恐问题上就更是如此。

德、法两国和美国左派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是单边主义，这完全违背事实。二００四年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早就说明，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二十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三十三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了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二十一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俄国的支持，就是单边主义？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二十一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政，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现在这三国又连手反对美英联军反恐，不究其历史深层原因，就是追究单边主义，也应是法、德、俄在搞单边。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戴开元先生还对保守派挑战奥巴马的爱国提出异议。保守派对奥巴马是否爱国的怀疑，主要出自他与仇恨美国的牧师老朋友的亲密关系，并非简单地出于他的名字和服装，对他的名字和服装的议论不过是一般人的无聊的、次要的引伸。

自奥巴马青年时代开始到现在，二十年来，他一直受到黑人种族主义份子、他的牧师赖特的影响。

九一一美国遭恐怖袭击、三千人遇难后的第五天，赖特在教会布道时的一段话最近一段时间被广播电台不断播出，他歇斯底里、声嘶力竭地大喊：“我们向广岛、长琦扔原子弹，炸死的人比这次世贸大厦倒塌还多，我们连眼都没眨一下。我们用国家恐怖主义对待巴勒斯坦人和南非黑人，现在我们愤怒，因为人家在我们庭院用了同样的方式。这是美国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自作自受！”赖特还在其它布道时说，“是美国政府发明了艾滋病，要种族灭绝黑人”；“美国政府给了黑人毒品、枪枝，要残害黑人，却要我们唱‘上帝保佑美国’。不！不！不！上帝诅咒美国！”

奥巴马这个高谈爱国的人却与这么一个是非颠倒、对错不分的疯狂仇恨美国的黑人牧师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友谊”，情同父子和“灵魂伙伴”。奥巴马结婚，赖特是主婚人。奥巴马的两个女儿成为基督徒受洗，也是赖特主持的。连奥巴马在做出竞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决定之际，也是和赖特一起“祈祷”的。奥巴马把赖特当成“精神导师”，并与之相处二十年，奥巴马受到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爱国是需要行动的，而当美国需要奥巴马作出选择、采取行动时，他多数情况下采取的行动是躲避和投机。奥巴马在伊利诺州当参议员的任职期间，一百三十次需要作出困难决定的投票中，他投的票都是“出席了”（Ｐｒｅｓｅｎｔ）。就像与赖斯的友谊一样，就像奥巴马几次强调要无条件地与哈马斯、伊朗、古巴谈判一样，这里，我们还是看不到奥巴马的原则。需要为国承担时，他却躲避和投机，所以，作为参议院，他的执政业绩最糟也就不足为怪了。

现在，常常因为经济利益，不少西方的公司、甚至国家及其领袖在行动上偏离西方的治国之本理念和原则，这就更凸显这一原则的重要。

所以，空洞、简单地谈谈正确的爱国理念是容易的，可是，任职美国总统去处理复杂的国家事务，对付无所不用其极的恐怖主义和独裁政权，奥巴马这种没有是非原则、价值取向的人能行吗？

□　寄自美国

从奥巴马的演说看华人的爱国观

戴开元

爱国主义是一种为各国政府和多数民眾肯定的价值观，也是在中国和美国经常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个话题。

毫无疑问，只要国家存在，在特定条件下，爱国主义就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凝聚本国人民抵御外敌、对抗天灾的一种巨大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团结在爱国主义大旗下，前赴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抗敌，写下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这次汶川大地震，全世界的华人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向受难同胞伸出救援的手，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救灾交响曲。

然而，爱国主义好像一件美奂美伦的金缕玉衣，东施穿上可以变成美女；又仿佛一件百战百胜的法宝，能使敌人或对手俯首称臣。它经常被某些政客和民众滥用，成为美化自己的化妆品和攻击对手的利器。难怪两百多年前，英国政论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过一句名言：“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的最后藏身处。”（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他批评的正是这类滥用爱国主义的政党和政客。

爱国主义从何而来？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谁是爱国者？谁是卖国贼？对这些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答案，西人云“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今年6月30日，民主党的准总统候选人、很可能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密苏里州独立城发表长篇演说，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他对爱国主义的看法，我们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啟迪。

人为什么会爱国？一个人在地球上某个国家出生和成长，他对於生育、养育他的祖国，对於祖国的亲友和同胞，以及祖国的语言和文化，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即使后来他移民外国，这种爱也难以割断或消失，他会为祖国的成就和进步感到高兴和自豪。这就是爱国主义的来源。这种爱就是最基本、最原始的爱国主义。奥巴马也是这样，他对美国的爱来自小时候外祖父母和母亲对他的言传身教，以及学校、社会对他的教育和影响。他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

但奥巴马的爱国主义并不只是为美国感到自豪，或参加学校的忠诚宣誓、感恩节、国庆节等活动，他更强调爱美国就要信奉美国的立国理念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说，“它（爱国主义）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

那么，这种美国理念是什麼呢？奥巴马说：“正是下述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信奉并坚持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界定的现代民主自由制度的最重要内容：法治，言论、结社、信仰的自由、以及人道主义等。

奥巴马认为，爱国主义者不仅要看到美国的伟大成就，而且要认识到美国并非完美无缺，正视美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如种族不平等、贫富悬殊、政客道德的堕落等等，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因此，爱国主义者有责任为逐步解决这些问题而孜孜不断地努力。

奥巴马指出，不能把国家与领袖、政府或政党划等号，爱国主义不包括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他说：“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因此，对政府、执政党持异议的民间人士，也可能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据说美国第三任总统汤玛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曾说过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奥巴马也说﹕“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所以，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恩，六十年代反对越战的人士，前不久勇敢揭露巴格达监狱虐待囚犯的美军，反对布希的伊拉克政策的人士，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奥巴马严厉谴责美国过去和现在那些打着爱国主义旗号、排斥和攻击异己以售其奸的各种言行。他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被反联邦党人指控为“英国的同谋”。汤玛斯．杰斐逊被联邦党人指控为“把美国出卖给法国”。一些知名总统利用爱国主义来为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披上爱国主义的美丽外衣，异议人士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美国今年大选，有人在爱国问题上大做文章。奥巴马主张从伊拉克撤军，抛弃布希的单边主义路线，与伊朗、古巴等美国的宿敌谈判，被保守派攻击为“向恐怖分子投降”。奥巴马是基督徒，有人却强调他的中名“胡森”（Hussein），宣扬他身穿传统穆斯林服装访问肯亚的照片，暗示他与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和回教有联系。奥巴马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无独有偶，近百年来，华人社会也一再上演滥用、误用爱国主义的闹剧，经常出现“汉奸”与“卖国贼”的帽子共舞、“反华”与“叛徒”的帽子齐飞的奇观。

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前，中共曾攻击国民政府“假抗日、真投降”，是“美帝的走狗、傀儡”；国民党也指责共产党是“苏俄的代理人”。中共执政初期，大陆的学校提倡过“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这多少还有点原始爱国主义的影子。但后来“五爱”变成了“三爱”，即爱党、爱政府、爱领袖。文革中更变成七亿人只爱一个人----毛泽东。爱国主义变成中共内斗和镇压异议的工具。彭德怀被毛泽东打成“里通外国、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大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的“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为逃避毛泽东迫害、坐飞机逃跑的中共副主席林彪被定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文革中，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不堪红卫兵的批斗，偷渡香港后来又到美国，被打成“叛国犯”。至于升斗小民因“不爱国”而获罪者更是不计其数。1960年，笔者母校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在苏联留学时爱上一名苏联姑娘，立即被定为“叛国分子”押回中国，送到农村“监督改造”。



在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台湾，有人指控孙中山先生与日本秘密签订“卖国条约”。蓝营被对手扣上“中共代理人”、“卖台集团”的帽子，绿营也被对方贴上“亲日汉奸”的标签。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官方的煽动和纵容下，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膨胀，而且扩散到国外。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被大陆学者斥为“美化汉奸的大毒草”。前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主力队员郎平退役后，到美国女子排球队担任教练，被许多人骂为“卖国贼”。今年3月，杜克大学两派学生为西藏问题示威，中国留学生王千源没有完全赞同多数中国学生的立场，就被大陆官方和许多华人骂为“最丑陋的”“卖国汉奸”，其国内的家门口也被人泼上粪便。

一些海外华人认为，爱国就必须拥护祖国的政府和执政党，甚至拥护祖国政府的一切政策。中国政府对异议者的态度众所周知，毋庸多说。海外某些华人也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动辙给异议人士扣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标榜自己是“爱国者”。奥巴马的爱国观，也许能为他们提供某种新视角。

爱国主义是把双刃剑，政府和执政党煽动和纵容极端的爱国主义，最终很可能引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最近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合作开发东海油田的协议，被左、右两派异议人士斥为“卖国条约”，就是一例。

对于已经移民外国的海外华人，过分强调“爱国主义”还会产生一个难题：他应该爱哪一国？有人说，两个国家他都爱。如果祖国与移居国关系友好，这种立场一般不会出问题。但如果移居国与祖国发生利益矛盾、冲突甚至战争，他应该站在哪一边？有个朋友告诉我，支持哪边得到的好处较多或风险较小，他就支持哪一边，这是一种选择。也有人说，哪一边更有道理，更有正义，他就站在哪一边，这是另一种选择。种种不同的选择说明，爱国与否并不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在国家之上，还存在更高的价值。

附：
我们热爱的美国----- 奥巴马2008年6月30日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演说

戴开元译

1775年4月的一天早晨，一群普通的殖民者、农民、商人、铁匠、印刷工，大人和儿童，离开他们在列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家园与家人，拿起武器反抗某个帝国的残暴统治。他们获胜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风险很大，即使没有战死沙场，失败后他们也将被控叛逆罪而被绞死。

然而他们利用了那个机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某个部落或家族，而是为了一个更重要的理念，为了自由的理念，为了上帝赋於他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的理念。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日子，在响彻全球的第一枪打响以后，试验民主制度的美国革命开始了。

这些列克星顿与康科德的居民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爱国者。在国庆周的第一天，我认为我们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爱国主义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在打仗，150多万我国最优秀的男女青年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六万多人受伤，4600多人已经阵亡，这场战争的成本非常高昂，而对於我们在伊拉克的使命，我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这么多人做出了牺牲，深入思考那些把我们凝为一体、组成国家的理念，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我们正在举行大选，也许这是数代人中最重要的一次选举，一次决定我国未来数年或数十年路线的选举。它不仅关系到医疗、就业、能源、教育和退休保障等重要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价值观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既保障自己的安全，又保障我们的自由？在政府似乎日益脱离人民、被特殊利益集团操纵之际，怎样才能恢复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在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怎样才能使幸运者履行对不幸者的义务？在这个日益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解决我们之间的分歧？

最后，我们之所以思考爱国主义，还因为谁爱国谁不爱国的问题，往往毒化我们的政治辩论，分裂而不是团结人民。我在竞选中的亲身经歷，已经使我认识到这个问题。从小到大，我一直把对祖国始终不渝的、深切的爱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它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驱使我从事公务活动的动力，也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然而过去16个月来，我第一次发现有时候我的爱国主义受到挑战----有时是因为自己的疏忽，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某些人企图挑起选民对我本人和我的立场的恐惧，捞取政治利益。

所以，我现在明确宣布，在这次竞选中，我决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主义；但当其他人置疑我的爱国主义时，我也决不会置若罔闻。

然而，我关注的并不只是我自己。在我国歷史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争论中，一些地位权力远远在我之上的人，其爱国主义也受到置疑。联邦党人指控汤玛斯．杰斐逊把美国出卖给法国。反联邦党人也坚信约翰．亚当斯是英国的同谋，企图恢复英王的统治。甚至我国的一些最明智的领袖，也企图利用爱国主义来为其错误政策辩护。亚当斯制定《外国人与叛乱法案》，林肯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罗斯福监禁日裔美国人，都被说成是爱国主义的表现，不赞同这些政策的人有时则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换句话说，把爱国主义当作政治上的剑或盾，与我们共和国具有同样悠久的歷史。然而，目前这场关于爱国主义的争论，与六十年代的文化战争具有明显的渊源关係。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初期，维持现状的辩护士经常指控任何怀疑政府政策的人不爱国。同时，六十年代一些所谓的反文化人士，不仅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且攻击美国的标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焚烧国旗。他们攻击美国的理念，谴责美国应为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负责。也许最可悲的是，他们不尊重越战退伍军人。至今这仍是美国的羞耻。

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接受这种过於简单的非左即右的世界观。他们明白，对政府的政策持异议并不等於不爱国，激端地不尊重美国的传统与体制，也不是明智之举。但六十年代的愤怒与骚乱并未销声匿迹。我们的政治似乎经常陷於这类老套的争论。最近关於伊拉克战争的争论，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反对政府政策的人被某些人贴上不爱国的标签，一位将军对伊拉克政策提出最宝贵的建议，却受到背叛的指控。

目前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再也经受不起这种分裂。没有人认为关於爱国主义的争论将会完全消失，因为这不仅是关於我们国家性质的争论，更是关於我们国家前进方向的争论。但我们的确有一项共识：没有哪个政党或政治学说能够垄断爱国主义的解释权。我们确实可以提出一个蕴涵美国共同精神精髓的爱国主义的定义，无论这种定义有多麼粗疏而且不完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呢？对於我以及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爱国主义开始於我最早记忆的一种内心的直觉，一种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它不仅包括学校里的忠诚宣誓、感恩节的游行，或者国庆的焰火，这些东西可能非常美好，它更是指贯穿於我幼年家庭教育中的美国理念。

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就是坐在外祖父的肩膀上，在夏威夷海滨欢迎阿波罗号太空人归来。我记得人们的欢呼声和他们挥舞的小国旗。外祖父告诉我，美国人能够实现自己的任何梦想。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外祖母讲她二战期间在轰炸机装配工厂工作的故事。我记得外祖父把他在巴顿军队当兵时的身份识别牌送给我，使我明白保卫祖国是他引以最自豪的一件事。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我还记得小时候在印尼，母亲为我朗读独立宣言的开头几行文字：“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於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她对我说，独立宣言适用於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黑人、白人还是棕色人种，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宪法的文字保护我们免於遭受国外人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这就是我心目中的美国。

长大以后，我逐渐知道我们国家存在种种缺点，例如持续不断的种族纷争，水门事件暴露的我国政治品德的堕落，密西西比三角洲与阿巴拉契亚山区的令人揪心的贫困等等。但我内心裡依然认为，美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这不仅因为美国的欢快生活与文化，它的生命力，它的生气勃勃，它的多样化，它的自由，总是超过它的缺点；而且因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并非由於它完美无缺，而是由於人们相信它可以不断地得到改进。我开始明白，正是下述这些信念导致了美国革命：我们可以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可以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与任何人组团结党，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我们有权追求自己的梦想，同时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同胞追求他们的梦想。

我是一个黑白混血青年，在任何社区没有坚实靠山，甚至没有父亲的指导，正是这个重要的美国信念----我们不受出身偶然性的限制，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决定了我以及其它许多美国人的命运。

因此，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为之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我坚信，正是这种忠诚使美国把不同种族、族裔、宗教和习俗的人凝为一体。正是这些理念使美国与津巴布韦、缅甸和伊拉克这些国家区别开来。津巴布韦的反对党及其支持者遭到秘密追捕、酷刑和杀害。缅甸军政府害怕外国人进来救灾，使遭受可怕风灾的数万民众至今缺乏基本的食品和庇护所。在伊拉克，尽管我国军人的英勇努力和伊拉克许多普通人的勇气，伊拉克各派之间至今仍难以实现有限度的合作。

我认为，一些人攻击美国的缺点，却不承认美国理念的伟大，不承认这些理念能够鼓舞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他们并没有真正懂得美国。

当然，正因为美国并不完美，正因为美国的理念要求我们不断进步，爱国主义永远不能定义为忠於任何领袖、政府或政党。正如美国最伟大的讽刺作家马克．吐温所说：“爱国主义总是支持你们的国家，但只有你们的政府值得支持时才会支持政府。”我们可以期待我们的领袖和政府恪守我们的理念，我国歷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但是，当我们法律、我们的领袖和我们的政府背离了我们的理念，普通民众表示异议可能就是爱国主义的一种最真实的表现。马丁．路德．金恩牧师领导的民权运动，帮助美国勇敢正视种族不公正的歷史悲剧，把我们的信念付诸实施，他是一位爱国者。一位青年军人最先揭露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待囚犯，他是一位爱国者。承认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错误，坚持遵守我国的宪法，这些都是爱国行动，因为他们捍卫的是美国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一点，尤其是当我们不赞同他们，尤其是当他们的言论使我们不舒服的时候。

除了忠於美国的理念，除了根据这些理念对政府表示异议，我还认为，如果爱国主义有任何意义，它必须包括愿意牺牲，愿意为了一个更宏大的事业而放弃我们珍贵的东西。那些在我们的国旗下作战的人，那些华特．里德陆军医院裡的青年退伍军人，那些像马侃那样为美国服役而经受酷刑的人，根本不需要进一步证明自己做出的牺牲。而且，任何人都不应该贬低，特别是为了竞选而贬低这种服务的价值，双方的支持者都不应该这样做。

我们必须经常对我国军人的服务表示深切的感激。伊拉克战争确实带来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我们普遍认识到，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场战争，我们部队所做出的牺牲总是值得崇敬。对于非军人或者没有亲人当兵的其他人，召唤他们为国家的更大利益而做出牺牲，仍然很有必要。可悲的是，近年来我国在打两场战争，政府却从未发出这种召唤。九一一之后，甚至在战争费用不断攀升之际，政府只要求我们购物，并为最有钱的人减税。我们没有团结起来，减少我国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从而降低我们遭到某个动荡地区伤害的可能性。我们的能源政策丝毫未变，我们对外国石油的依赖性继续增大。

尽管缺乏政府的领导，新一代美国人正在响应这种召唤。我到处都遇到这些参加美国振兴计划的年轻人，这不仅指那些参军去远方为国家打仗的人，还包括那些在国内为改善美国而奋斗的人，他们有的去师资不足的学校任教，或者去人手不足的医院照料病患，或者在地方推动可持续能源的政策。

我认为，下届政府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这个服务运动的不断持续和发展。在提高军人的福利之后，我们还应扩大美国志愿队和和平队，设立一项新的大学资助计划来鼓励青年人为国家服务。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不可能光靠政府的几项计划来强行建立真正的爱国主义。相反，它必须驻扎在我们人民的心中，在我们文化的核心中培育，在我们儿童的内心里培养。

在我国进入第四个世纪之际，我们很容易把美国的卓越性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的家长有责任通过家庭和学校，把美国的歷史逐渐灌输进到孩子的头脑中。我们很多学校缺乏高品质的公民知识教育，许多美国青年不知道我们先辈的事迹，也不知道他们制定的、奠定我国基础的文献的意义。先辈们全力以赴、冒著风险、做出牺牲，使我国打赢了战争，度过了经济萧条，展开了争取民权、社会权利和工人权利的伟大斗争，而许多儿童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让他们知道，尽管我们面临严重的挑战，尽管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一定能团结起来，使我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兴旺，更加团结，更加公平。我们需要教育他们，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一支追求美好的力量，被其他国家和民族视为地球上最终的最佳希望。我们需要教育他们，返回自己社区服务是好事，在军队服役很光荣，参与民主政治活动、发出自己的声音，至关紧要。

我们需要教育孩子，使他们明白一个从政者经常忘记的道理：爱国主义不仅包括保卫我国不受外来威胁，还包括坚持工作，使子孙后代有一个更美好的美国。我们把债务积累如山，等待下一代去偿还，或者明知后果而拒不改变能源政策，这是把短期利益置于国家长远福利之上。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教育使无数儿童在全球化经济中具有竞争力，或者不能投资基础科学研究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们就可能使美国在世界排名中后退。正如爱国主义要求我们所有人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的眼前利益之上，还要求我们把子孙后代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的利益之上。

我们的最伟大的领袖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对爱国主义的定义著眼於未来。乔治．华盛顿因为领导大陆军队有功而得到崇敬，但他的一项最伟大的爱国行动，就是担任两届总统之后坚决离职，为后来的总统树立一个模式，并提醒后来的总统，这是一个人民所有、人民统治和为人民谋利益（旧译﹕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亚伯拉罕．林肯不仅打赢了一场战争，捍卫了美国的统一，而且不愿妖魔化他的战场对手，拒绝屈从於战争带来的仇恨或自以为是，坚持战后的美国不能继续保持那种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人的制度。他相信我们天性中较好的一面，他的智慧与勇气为我们树立了一个爱国主义的典范。

哈里．杜鲁门离职前在白宫的告别演说中说：“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时，我感觉一定有一百万人比我更有资格担任总统。但经过了所有这一切，经过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所有岁月，我一直很清楚，我确实不是一个人在工作，你们在与我一道工作。没有人民的帮助和支持，任何总统也不能指望领导这个国家，或者承担这个职务的重担。”

最后，最准确描述我心目中的爱国主义的可能是下述品质：不仅抽象地爱美国，而且对美国人民有一种特别的爱和信心。我一看见我们的国旗就豪情满怀，一听到悲哀孤寂的葬礼号声就热泪盈眶，原因就在於此，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伟大，它的战争胜利，它的巨大财富，它的科学文化成就，都来自美国人民的能量与想象力，来自他们的勤劳、主动、奋斗、永不满足、幽默感和默默无闻的英雄主义。

我们捍卫的自由是人人追求自己梦想的自由。我们追求的平等不是结果的相等，而是人人机会的平等。我们始终相信，在我们努力建设的社会里，在这个我们所信任的、但有时有点混乱的民主社会裡，我们一定能心想事成，我们是一项更伟大事业的组成部分，我们以及所有拥戴美国特有信念的人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

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国。

影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28集电视剧
编剧：卞智洪 吴厚信 导演兼主演：连奕名

此剧主要描写1933日军进攻山海关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后，国民党29军在北平抗击日军侵略的故事，其间穿插着北平武术世家郑家三兄弟的老二、老三与路家女儿明珠的爱情纠葛，郑家、路家与日军情报官兼武士三岛争夺刀谱的斗争。

该剧对国民党军队的刻画基本上是正面的，几乎没提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功绩和活动（如果不算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没提中共7月8日通电全国号召抗日，政治立场相当客观，在大陆影剧中殊为罕见，难能可贵。当然该剧也描写蒋介石政府对日军侵略的一味忍让、退让政策，但最后仍下令抵抗。

另外，此剧对日本军官三岛、矢野等的刻画。也不是刻板化、典型化。例如三岛从日军刀下救了一名中国女孩及其弟弟，该女孩后来不怕被国人指为汉奸、甘愿与之同居为之怀孕，最后遭国人群殴，流产，握着三岛的手而死。

此剧的缺点之一是过于血腥，以刀杀人的镜头太多。另外似乎过份强调刀剑等传统武术的神奇。

奇怪的是该片又取名《亮剑II》，是不是想借一点国内非常红火的电视剧《亮剑》的光？

评级：无事时可以消遣。

杂感：海军陆战队的军徽

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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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小女去弗吉尼亚州Quantico海军陆战队基地，参加为期十周的预备役军官训练。一周后，她因身体不适退出训练，回到家里，送我一张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徽贴纸，我把它贴在汽车后窗的左下角。

这张贴纸呈圆形，直径约三寸，金色边缘，里面是一道黑色圆圈，黑圈上印有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的字样，军徽中心为红色，里面是一个地球仪图案，一只美国秃鹰盘踞在地球上，还有一只军舰的铁锚贯穿地球。政治敏感者会说，这个军徽表现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征服全球的野心。老实说，我也不大欣赏这个军徽，原因不在政治，而是觉得它与美国许多机构的徽章一样，构图太复杂，缺少我喜欢的简洁美。

8月底一个周末，上午八、九点钟，阳光灿烂温暖，我在自己草地上剪草。一位黑人邻居路过，停住脚，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露出尊敬的神情。我打了一声招呼。他问，我家谁在海军陆战队？我说女儿参加了陆战队的军官训练。他说他是工程师，在Quantico陆战队基地附近一家公司上班，他知道，在美国军队中，海军陆战队挑选士兵的要求最严格，军官就更不得了，我应该为小女感到骄傲。我连声道谢，但没敢告诉他，女儿仅训练一周就回了家。

九一一事件发生数天后的一个深夜，凌晨三点多钟，我驱车在德拉瓦州的加油站加油。一位手持撮箕扫帚的黑人中年男子走了过来，看样子是加油站的清洁工。当他看到我汽车上的军徽贴纸，立即朝我立正，啪地敬了一个军礼。我吓了一跳，发现他胸前缀满勋章。我想，他可能误认我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连忙声明澄清，也说了女儿受训的事。他说，他年轻时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到过日本，立过功，受过奖，现在感到很自豪。

10月，美国军队远赴阿富汗打仗。28日傍晚，我驱车经过新泽西州的一段公路，路上没有红绿灯或路灯，也没有其他车辆，我一踩油门，加快行驶。数分钟后，公路分隔带冲出一辆灯光闪闪的警车，向我追来。我心想，今天死定了，连忙把汽车停在路边。警车上走出一位年轻的白人警察。他开口就问：“你家里谁在海军陆战队？”

我一听，暗暗欢喜：今天的事可能还有转圜余地。我就告诉他，女儿在海军陆战队。我当然没有说女儿只是参加训练，而且一周就被淘汰。

那位警察检查我的驾照、保险和汽车“户口”之后说，我在限速45英里的公路上以75英里车速行驶，超速30英里；根据新泽西州法律，应罚款235美元。另外，我的驾照已经过期，也要罚款。然而，考虑到我的家人正在保卫国家（美军正在阿富汗打仗），他决定从宽处理，不罚超速，也不给我记点（point），只罚44美元的驾照过期违章。如果我觉得处理不公正，可向法院申诉。我大喜过望，连忙说：很公正，很公正，谢谢，谢谢。

三件小事，说明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地位。

我不由得联想到中国的军队。文革前，大陆民众对解放军的印象相当好。军队主要在军营里活动，逢年过节，驻军经常派文工团为当地民众表演文娱节目。发生自燃灾害，军人往往冲在救灾第一线。但文革后，解放军在大陆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近十多年来，解放军官兵的待遇大幅提高，武器装备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但民众对军人的印象依然不佳，至少比不上美国军队。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中国军队的腐败和军人干政，是造成军民离异的根本原因。

军队是保卫国家政权、防止外来侵略的最重要工具。军人承担着打仗伤亡的较大风险。因此，军人享有某种特权和福利，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如果军队的特权和福利超出法定范围，那就是滥权和腐败。文革前，大陆军队腐败主要集中于高层（如文革中揭露出来的陈某某、邱某某、苏某某、叶某某）。文革中，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权力大增，腐败开始向下蔓延（如云南军垦农场军官大量强奸女支边青年）。

文革后，邓小平准许军队经商，解放军开公司、建宾馆、开餐馆，与民争利，军队形成制度性、普遍性腐败。军队占有风景名胜，“天下名山军占有多”；军车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不守交通法规（前不久，北海舰队副司令的小车在青岛违章行驶，被交警拦下，交警居然受到处分，真是岂有此理！），这些特权表现，也令百姓深恶痛绝。

美国军队也有腐败。数年前，美国海军男军官在派对上调戏、强奸女军官（尾钩事件），美国空军学院包庇强奸女学员的男学员，美军高级军官利用职权调戏、侮辱女军官，用军用飞机接送自己家属，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监狱侮辱、虐待伊拉克俘虏，等等。然而，美军从不经商，军队不仅受自己的监督部门监督，还受国会和媒体的监督，这些机制使美军的腐败只是局部、暂时现象，不会引起民众对军队整体形象的恶感。

相比之下，中国军队直属执政党的中央军委，人大只是执政党的橡皮图章，媒体只是执政党的喉舌，哪敢对军队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约十年前，有个化名“解放军军官”的网民撰文说，1996年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福建前线几个团级军官跑到中央军委办公室，要求立即攻打台湾。其中一个军官还拔出手枪说，愿意以自己生命担保一定攻下台湾。前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1996年访美时告诉美国官员，中国出兵攻打台湾，如果美国出兵干预，中国会用洲际导弹攻击洛杉矶。解放军国防大学朱成虎少将对外国记者说，如果中美为台湾开战，中国愿意牺牲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与美国打一场核大战。这些赤裸裸的军人干政事件，令人毛骨悚然。

军队是靠老百姓纳税养活的武装集团。打不打仗，何时打仗，这些关系到全国民众利益的重大决定，应该由国家最高政府和首脑做出，哪能由军人自己决定，随便对外发言？

美军极少发生这类事件，万一发生，这些军人必定受到严厉军纪处分。美国是军政分离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其次是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文职国防部长，再其次才是军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军人必须脱离军队若干年以后，才能竞选议员、总统等公职。这种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

首先，军人不承担发动战争的政治责任。打不打仗，由总统、国会等决定。军人只管如何打仗。即使某一战争后来证明是一场错误的战争，发动战争的主要罪责是由政治家而不是军人承担。军人不会因此灰溜溜，受到民众的嘲笑或侮辱。

更重要的是，军政分离制度能有效地防止军人干政。军队是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集团，有能力搞武装政变，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现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人人都是“经济人”，都有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意图，军人也不例外。如果不在制度上杜绝军人凭借武力，把自己利益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就很可能发生军人干政。

当然，有时军人干政也会产生好结果。1976年“四人帮”被逮捕，就是华国锋等文官，与掌握中央警卫部队的汪东兴、掌握军队的叶剑英等人搞的一场政变。从后果看，这是一件得民心的好事。但军人干政得到坏结果的恐怕更多。第三世界一些国家过去经常发生军人政变，经济一塌糊涂。1989年苏联军方发动政变，囚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引起叶利钦反弹，最后导致苏联解体。总的说来，军人干政不是正常现象，其后果难以预料。

（2002年4月2日初稿）

人物：李泽民逸事

中科院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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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一点文字，纪念研究生院的老同学李泽民。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我们虽是老同学，他却比我大将近十岁。这是文革后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大奇观。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除了极少数年龄较小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是所谓的“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另外还有少数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就像大陆文革后招收的77、78届大学生那样，这批研究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形若两辈人。

中科院研究生院于1978年10月开学，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一幢五层教学楼里，一、二、三层是教室和办公室，四、五层作研究生的寝室。11月的一天，我在四楼的走廊看见一位男子。他面对墙壁站着，低着头，嘴里叼一根香烟，好像在小声哼什么，一只脚还打着拍子。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干吗呢？面壁思过呀？”

男子转过身子，冲我喝喝一笑，说：“我在唱《刘三姐》。”

我又问：“干吗站在楼道里唱？”

他回答：“同寝室的人讨厌我抽烟。”

我听出他的四川口音，就问：“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是重庆李家沱来的。我叫李泽民。”

我也来自重庆。老乡见老乡，尽管没有两眼泪汪汪，却马上产生某种亲切感。当我知道他也是自然科学史所招的研究生后，就感到格外亲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当年招研究生，最初计划只招10人。李泽民报考物理学史，未被录取。他以英文、俄文等五种文字给中科院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马先生深为感动，要求科学史所招他，还志愿当他的导师。研究所于是向科学院补要了三个名额，李泽民被第二次录取。他到北京已是11月，没跟我住一起，而是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住一间寝室。

李泽民瘦高个子，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且有不少白发，长圆脸，两眼大而有神，嘴唇较厚，皮肤黑黄粗糙，笑起来有不少皱纹，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他身穿皱巴巴的褐色中山服，灰色裤子，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老李是四川南充人，家庭出身贫农，1961年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汉中某国防工厂当技术员。由于得罪工厂领导，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单位精简雇员，他就被“下放”回南充农村老家当农民。回四川后，他不服，跑到四川省高教局申诉。四川高教局还比较讲政策，知道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不属精简对象，就把他安排到重庆李家沱水轮机厂子弟中学当教师。不过老李并未完全恢复大学生待遇，只能领取大专生工资，总算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年中科院规定，研究生首先在研究生院待一年半，必须至少修六门课，然后才回各研究所写学位论文。老李根本就不理这一茬，他在研究生院没有选一门课，理由是这些课程他早已修过。每天他除了站在楼道里唱《刘三姐》，另外做的两件事大概是学“外文”和淘旧货。

老李床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纸条，上面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以及我不认识的其他文字的字母。他说他正在自学这些文字。老李同时自学这么多“外文”，而且光学文字，不练口语，我怀疑他对这些语言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老李学习语言的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老李喜欢买旧货。他不知在哪里花十块钱买到一辆旧自行车。按照同所研究生刘劲生的说法，这是一辆“光董董”（四川方言“赤裸裸”）自行车，它除了一个生锈的车架和两个轮子，什么附件都没有，而且骑上之后，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在响。它的坐垫特别高，并且桀骜不驯，人骑上去，坐垫的前端会自动上翘，咯得骑车者恨不得马上跳下车。车链子太松，从林学院到五道口那么一点距离，居然要掉下来两三次。有次老李骑车到王府井街口的存车处，老妈子不让存，说你这破车，扔在马路边也没有人要。他说，这倒好，我可以节省两分钱的存车费。

老李床头的小桌上放了一台旧式手摇唱机，旁边有一大堆旧唱片，包括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老毛的颂歌，还有电影《刘三姐》插曲等。这些都是他在王府井旧货店弄来的，价格便宜得近乎白送。另外他还有一台美国三十年代制造的破烂不堪的英文打字机。他对我说，不要小看这台打字机，它的历史可不简单呢。

原来，文革中，李泽民和许多教师一样，被红卫兵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揪了出来，站在高板凳上挨批斗。他老婆站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挨斗。老李本人倒若无其事，居然冲着老婆做鬼脸，把老婆逗笑了。红卫兵看见，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弄到高板凳上一起批斗。

老李的老婆叫张某某，比他小九岁，也是水轮机场子弟校的教师。我夸他很有福气，老马吃到了嫩草。他得意地说，这个老婆是被他“骗来的”，结婚前他没有对张讲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讲了一个假年龄，结婚后老婆才发现真相，可是生米已经成熟饭，后悔已经晚了。

文革期间，老李在重庆估衣商店买到一台破旧的美国打字机，搬回家里，每天晚上练习英文打字。他的邻居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老工人，晚上经常听见隔壁这个“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家里噼噼啪啪作响，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向台湾发电报，急忙跑到工厂人保组报案。

当时全国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都在上天入地、千方百计搜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保组一听，如获至宝，连忙报告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刑侦队派了两名老刑侦，与水轮机厂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兵一起，悄悄包围了老李的住处，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抓获了老李。但老刑侦毕竟是老公安，一看就知道是打字机，哪里有什么发报机，但当着人保组干部和民兵的面，不好说破，就叫老李把打字机抱到人保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文革后，人保组把打字机还给了老李。

一年半以后，我们回到研究所写论文。当时科学史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贡院西街一号的一个方形小院。那一带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院的西面，隔一道墙，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先生的住宅。再往西是中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副主任李昌的小院。李昌的对门是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院子，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小院的南面，是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住处。

那时候科学史所的物质条件很差，七、八个研究生没有宿舍，分住在两间抗震棚内。老李的老婆来北京探亲，到晚上，他没有跟同住在一间抗震棚的王渝生和刘劲生打招呼，只是在自己床前拉了一块塑料布，就拉着老婆上床。王、刘二人吓得屁滚尿流，跑到我们这间抗震棚躲避，找其他地方睡觉。第二天，老李的弟弟和弟媳也来到北京，跑到哥哥的抗震棚住宿。当天夜里，他弟弟和嫂子吵架，后来甚至动手打起来了，但老李根本不管，行若无事，一个人跑到抗震棚外抽烟。

老李在研究生院没有修课，没有学分，所里很不满意，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过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他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整天悠哉游哉。但看到其他研究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科学考察，他很羡慕。有一次物理化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戴念祖要去外地开会，他请求研究所科研处长黄玮（楼适夷的妻子），准许他和戴念祖一起去。黄玮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帮戴老师提包包（拎提包）。”黄玮自然没有批准老李出差。我猜想，黄玮其实是要老李说出或者编造一个正面的出差理由，哪知道老李根本没有听懂，或者故意假装不懂。

其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留在所里，或者分到外地，抗震棚里仅剩下老李一人。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他很想留在科学史所，因为这里的研究条件最好，经费充足，不必坐班，选题自由，任务压力小，而到了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改行。我们毕业约一年后，所里为了解决老李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与马大猷先生商量，叫他写一篇文章抵六个学分，然后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以便让他早日离开研究所。

说实话，所里对老李已经相当忍让。但老李又节外生枝，提出要用英语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虽然都懂英语，但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较差，所里就向科学院请示，据说科学院的指示是：“还是用祖国的语言答辩较好”。

老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史。他把论文用漂亮的钢笔小楷公整地抄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书。老李不仅论文的书写和装帧另有特色，他的论文答辩会也可说是独具一格，史无前例。

在答辩会上，老李先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论文提要，然后突然改说中文。他首先痛骂研究所领导尤其是黄玮“迫害”他，然后斥责戴念祖“不学无术”。黄玮和戴念祖非常尴尬，但未作任何反驳。老李最后讲述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遭遇，然后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答辩委员会的许良英、方励之、马大猷等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对老李非常同情，纷纷安慰他。主持答辩会的许良英先生也对他说：“有话好好说嘛。”结果，老李的论文几乎没有进行答辩，就获老先生们的一致通过。但答辩委员会仍决定不授予老李学位，老李也未能实现留在北京的梦想。

老李回到成都，在四川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他刚一去，就分到新盖的三室一厅，老婆孩子也从重庆来到成都，老婆安排在社科院，两个儿子进了成都最好的石室中学。我有次出差路过成都，去看望老李。他戒了烟，人也长得比以前白净了一点，情绪不错，比我在北京的生活好得多，令我羡慕不已。

老李在四川社科院参加过四川省志的编写工作。听自愿分配去四川省社科院的刘劲生说，有段时间领导让老李整理编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些外文报刊，从中摘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出来，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发行。据说那是老李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1986年我出国后，就与老李失去联系。大概在2004年，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已经退休，在我们所那批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在加州，他来过美国一次，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回到成都。他炖好一锅肉，放在冰箱里，几天才吃得完。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街看美女。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河和内容，我感觉他的身体和精神皆很正常。以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到2006年，他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我以为他又来美国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去世。

毫无疑问，李泽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从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许多波折。这固然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例如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钳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与老李的个性也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他与科学史所和黄玮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完全怪罪所里，老李本人至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黄玮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革中她与丈夫皆受过迫害，与老李没有旧恨新仇，她跟其他研究生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不可能故意整“老李”。就算老李已经修过物理学专业的所有课程，他完全可以为了凑够学分而重修旧课，或选修其他新课（如科学史、历史学、文献学等）。但老李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科学院的规定，所里如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如何向上级交待？老李这种个性和作风，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会碰壁。

老李已经作古，我无权指责他。他生前不是政治家，并未做过危害他人的事。我之所以写下最后这两段文字，并不是要责备老李，而是为了自勉和供活着的人思考。

(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年6月)

人物：相术大师张秉伦

老张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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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我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工作，住所里的单身职工宿舍。隔壁住了一位同事，名叫张秉伦，安徽人，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当时是生物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

老张40多岁，中等身材，微胖，肤色偏黑，烟瘾大，牙齿和手指薰得焦黄。他大学学生物学，在科学史所研究生物学史。七十年代末，老张突然对中国及日本的看相术发生兴趣，跑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把有关看相、算命、摸骨的书籍通通复印下来，叠在桌上有一尺多高。经过一番研究，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给别人看相。

科学史所没有食堂，我们单身职工在附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堂搭伙。晚餐后，社科院的职工经常找老张看相。有一次，食堂一位中年女工找他看相，他捏着女工的耳朵，一边观察，一边说：“我看看你生过几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那位女工惊慌失措，急忙挣脱身子，跑进厨房去了。站在旁边的一位男厨师说：“她嫁过三次人，跟每个丈夫都生过孩子，她现在的男人也不知道她究竟生了多少孩子。”

老张看相渐渐有了一点名气。晚上下班后，经常有人来宿舍找他看相。那时候，老张和许多人一样，没有商业意识，看相从不收费。来看相的人，顶多送他两盒香烟、一袋糖果之类小礼物。老张屋子里有一幅“相术大师”的横匾，大概是来看相者送给他的最贵重礼物，但他从不挂在墙上。

有天晚上，我在老张屋子里聊天，突然推门进来两位20多岁的姑娘，其中一位在社科院工作，是老张的熟人。另一位姑娘是她的朋友，长得很漂亮，但神色有些憔悴。老张看了漂亮姑娘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了一些生理方面的判断。但姑娘还要求老张说点别的东西。老张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正色地说：“你要我说，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反正这里没有外人。你做过两次人流（人工流产），现在与男友或丈夫的关系很不好，以后可能会分手。”与老张相识的那位姑娘连连点头，说：“张老师，你看得很准。她已经被男朋友甩了。”

老张对我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身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各个系统和器官之间存在复杂而密切的联系，局部能够反映整体的信息。耳朵和手掌上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人的其他部位发生病变或受到损伤，会在耳朵和手掌上反映出来。中医的耳针疗法，就是把耳朵视为子宫里的胎儿。看手相和耳相，也是相同的原理。”

他还说：“我是共产党员，相信唯物主义，相信科学，也相信耳朵和手掌能反映人的生理、健康方面的信息，这不是封建迷信。但我不相信算命。因此，我一般只判断健康、疾病方面的内容，不谈恋爱婚姻、工作调动、加工资、升官发财等问题，因为这些东西由社会因素决定。但说来也怪，我研究手相时，也看过不少算命书籍。找我看相的，有许多是青年女性，我推断了她们的一般生理状况之后，她们往往还要我说说恋爱、婚姻、工作、前途之类事情。我推辞不了，只好等其他人走后，照算命书的说法单独为她们算命。奇怪的是，很多人居然说我算得很准。”

除了为熟人朋友看相，老张还想搞点研究。他与北京某医院联系，在内科门诊室摆了一张桌子。病人走进来，先由西医大夫按照常规量体温、听心肺、查尿、验血、化验肝功能等，得出诊断意见。老张再用袖珍手电筒和放大镜，观察病人的手掌和耳朵，写出自己的推测，然后与大夫的诊断意见对比。老张说，对于大多数病人，大夫的诊断结果和他基本相同，但老张一般只能判断疾病发生的部位或器官，说不出疾病的名称，他毕竟不是学医的。

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他的母亲来医院看病，老太太的左腿疼痛多年，却从未受过任何伤害，表面也看不出任何病变迹象。她几乎走遍安徽、北京的所有大医院，找过无数著名的中西医大夫看病，一直找不到病因，也治不好腿疼的毛病。老太太一张口说话，老张就知道她是安徽老乡。他看看她的手之后说：“大娘，你年轻时候过的生活一定很苦。”老太太一听，眼泪就下来了。她儿子忙说，他母亲二十多岁就守寡，一直没有改嫁，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他和妹妹抚养成人。

内科大夫为老太太做了全身检查，找不出病因，就叫老张试一试。老张看了她的手相和耳相之后说，老太太腿疼的病因在胸腔隔膜，从正面看，位置偏左，但难以判断深浅。内科大夫半信半疑，说：“腿疼跟隔膜有什么关系？”老张说：“咱们先别争论这个问题，先给大娘拍个胸透，最好正面和侧面都拍。”

胸透拍片后，果然发现老太太隔膜上有一个豌豆大小的肿瘤，位置偏左，靠近胸前。老张对内科大夫说：“按照中医理论，人的各个器官之间存在着联系，大娘的身体没有发现其他异常，这颗小瘤子很可能就是导致她左腿无名疼痛的病因。”

老张说：“看手相和耳相，判断最准的是皮肤的外伤以及器官、组织的受伤，如开刀以后腹部留下的伤痕，长疮后留下的疮疤。对于不信看相的人，我经常首先说出他们身上某个隐秘部门有一道伤疤、一处疮疤或一颗痣，这些生理情况外人一般不易知道，使他们口服心服。”

那家医院的内科主任是留学英国回来的老医生，听到医院的人说起老张的神奇本领，认为是天方夜谭，根本不信。有一天，一位医生强行把他拉到门诊室，老张看看他的手掌，又叫他站起来走了几步，然后说：“你的第五颈椎出过问题。”内科主任瞠目结舌，结结巴巴地说：“你，你，你确实厉害，当年我在英国留学，有一次打篮球，摔了一跤，把颈椎摔坏了，英国医生给我装了一个不锈钢颈椎，不过这事连我老婆都不知道。”

医院一位主治大夫曾向老张提议，两人合作研究看相术，被老张借故推脱。他说，相术在科学史所会被视为歪门邪道，而其中蕴藏的秘密其实只有一层纸那么厚，一捅就破，医生的研究条件比他好得多，如搞合作，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奥秘。他想把这个秘密保留给自己，想退休以后在街头摆摊看相，挣点香烟钱。

老张还与公安部指纹研究所合作，研究人的指纹、掌纹和犯罪倾向之间的关系。指纹研究所一位副所长从东北调来两千多名刑事犯的指纹和掌纹资料，老张把其中的一百多名杀人犯一个不差地辨认出来。后来我发现指纹研究所编写的《指纹学》教材，其中关于指纹学发展史的那一章，作者就是老张。

有次我问老张，他看相有没有失过手，他承认有过一次。那是他为社科院诊所的一位女大夫看相，老张指认这位终身未婚的女大夫曾经怀孕。但女大夫坚决否认此事。老张就用一面镜子作反光镜，指着她右耳上一粒极小的暗色斑点说，这就是她怀孕的证据。女大夫解释说，那是她织毛衣时不小心，右耳被织衣铁针戳破皮而留下的。老张说，他尽管采用小手电和放大镜观察耳朵，还难以区分耳朵上这类伤痕和反映生理状况的斑点。

1983年初，我刚从重庆探亲返回北京，再过几天就是春节。恰好我在2月要去昆明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就向所里借了差旅费，买好火车票，准备赶回重庆过春节，然后再到昆明开会。临行前那天晚上，老张来我宿舍聊天。我就请他给我看看手相。哪知道他一口回绝道：“我从来不给熟人朋友看相。看对了，对方会说是因为我太了解。”

我说：“我不要你看别的，只要你看三件事。”

他问：“哪三件事？”

我说：“第一，看我从小到大，生过什么严重疾病；第二，看我的大脑功能和状况；第三，看我身体有无癌症之类的严重疾病隐患。我小时候的病史，不要说你，连我老婆也不大清楚。”

他说：“那好，我今天就破个例，给朋友看相。”

他仔细观察了我的手掌和耳朵之后说：“如果不算伤风感冒之类的小病，你从小到大，很少生病。你只生过一场重病。我说得对不对？”

我想了一想，点点头说：“不错。你能看出那次重病发生在哪一年吗？”

老张拿起小手电，又认真观察我的手掌，然后说：“大概在12至14岁。我目前推断水平只能达到两三年的精确度。”

我点点头，说：“讲的不错。那么，你能不能推断出我那场大病发生在人体的哪个系统？”

他说：“消化系统。”

我又问：“消化系统的哪个器官？口腔、咽喉、食道、胃、肝、胆、十二指肠、小肠、大肠，还是直肠、肛门？”

他说：“应该是在小肠。”

我点头一笑，说：“老张，你还真有两刷子。我13岁那年，刚刚进初中，就得了一场伤寒病，上吐下泻，高烧近40度，我停学一周，又打针又吃药，才慢慢痊愈。而伤寒的病变部位主要就是小肠。你说对了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呢？”

老张说：“你智商不错，由于我对你比较了解，这个就不算数。你最近的用脑量为70-80%之间。但我发现，几天之前，最多一周，你的大脑发生过一次强烈的情绪波动。”（“用脑量”是老张发明的术语，用以衡量大脑思维活动的强度）

我挠了挠脑袋，突然想起数天前我坐火车离开重庆，在火车站为一件小事与妻子大吵了一架，我当时非常生气，以至于火车开动之后，一度产生与妻子离婚的念头。但返回北京后，我把此事忘得一干二净。掐指一算，那次吵架发生于六天之前。

我对老张说：“第二件事，你大致也说对了。现在你说说第三件事，我有没有癌症、肝炎之类的重大隐患？”

他说：“你没有任何重大隐患，不会得癌症，也没有急性慢性肝炎，但你的呼吸系统不正常。”

我嘿嘿一笑，说：“老张，这件事你可没说对。我的身体，只有呼吸系统最好。我平时极少伤风感冒，很少咳嗽吐痰。小时候，隔壁邻居是个肺结核老病号，母亲怕我受传染，多次带我去医院照X光，以后读中学，升大学，参加工作，多次照X光，肺部连个钙化斑点也没发现。去年在解放军总医院体检照光，也没发现问题。”

老张露出惊讶的表情，他拿起小手电，把我的耳朵又仔细检视一番，摇摇头，说：“老戴，你的呼吸系统真的不正常，我不骗你。”

我说：“老张，三件事，你说对了两件，准确率达66.67%，还算不错。”

两天以后，我回到重庆的家里，已经是大年三十。我托火车站的熟人买了一张卧铺票，准备在家里过了年，初五乘火车去贵阳，然后去昆明。哪知在初四晚上的半夜里，我突然发高烧，全身冒虚汗，妻子急忙把我送到附近一家医院，值班医生检查之后，说我患急性肺炎，需立即住院。我住了三天医院，光是吊葡萄糖盐水，粒米未进。出院后又在家里休息两天，然后乘火车去贵阳和昆明。还好，没有耽误开会。

数年后，我发现老张看相中的一起遗漏。我二十多岁在四川合江县当船工时，曾得过肾结石，尽管吃中药化除，但老张给我看相时没有看出此事。此外，老张还推断科学史所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生有杀人犯的手纹，长大后可能会恶性犯罪。此事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当年老张的妻子、孩子在安徽农村，调不进北京。为了解决全家团聚问题，他申请调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担任科学史的教授。

(后记：此文初稿写于2001年9月，曾在互联网上张贴，友人打印出来交给老张看。老张表示，其中叙述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符事实；另外，原文称指纹研究所副所长调来“一百多名”刑事犯的资料，应为“两千多名”，他辨认出的杀人犯人数不是“二十多名”而是“一百多名”。现予以删除和纠正。为保护个人隐私，原文把老张的名字改为“方丙仁”。现在老张已因患咽喉癌去世，故恢复其真名，以表纪念。)

影评﹕电视剧《生死十日》

42集电视剧《生死十日----战火兄弟连》
编剧：刘戈建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机器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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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1942年，八路军一支六人小分队护送国民党元老的独生女、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从共军根据地，穿过日军控制区，抵达另一根据地的十天经历。途中，他们遇到日军、伪军的封锁、堵截、破坏，小分队成员全部牺牲。八路军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团结一致、相互关心、与老百姓亲如一家、牺牲自己保护俘虏，这一切深深打动了吴记者，以及被俘日军军官、天皇接见过的战神、吴记者留学日本时的情人江藤大尉，两人一起投奔了八路军。

与《地道战》等老式政治宣传片比较，《生死十日》作了如下一些“改进”。

一，日军不再被描绘为顽固不化、铁板一块的敌人。江藤在押解途中，受八路军言行的感染，最后站在八路军一边，成为反战同盟骨干。日军黑田中佐的怀孕妻子，也被八路军和根据地的百姓所感动，写信劝丈夫放过江藤等人。积极追捕小分队的日情报官平野，发现妹妹当了慰安妇后，立即醒悟，放跑被日军抓回来的江藤，然后剖腹自杀。

二，尽管八路军小分队仍基本维持完美无缺的形象，小分队的于副队长却犯了一次错误，从缴获的日军军需费中，偷拿十几块银元，带回家里，但在内心的矛盾和妻子的劝说下，最后把银元上交给队长。

三，打入敌人心脏的三名中共地下工作者，皆被日军情报机关掌握，还被日军利用给八路军送假情报，引诱八路军主力部队去伏击日本车队。要不是小分队发现并破坏这个阴谋，八路军主力部队可能被日本包围歼灭（这里我似乎看到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白区路线、老毛指示样板戏《沙家浜》要突出正面武装斗争的影子）。

四，相比之下，日军的情报机关厉害得很。平野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冒充八路军、中国农民、货郎，发现小分队所在地。日军青木情报机关头子大佐说，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那些耀武扬威的统帅，而是情报人员，他们才是战争的主宰，这也许是影片编剧的心声。

五，国民党军队不像过去中共电影中描绘的那样不抗日、光反共。国民党杂牌军司令马胜魁的队伍，虽然装备、战术比八路军差得多，也敢伏击日军（然而影片又显示，没有小分队出手相救，国民党军队肯定会吃日军的大亏〕。

六，中央社女记者吴效瑾不是娇滴滴的千金小姐，而是一位能骑马打仗、枪法准的斤帼英雄。

当然，上述这些“改进”，都是为了衬托小分队队长刘亮的智勇双全、正义凛然、可爱可敬的光辉形象。可惜扮演刘亮的演员，其形象和气质，还不如当年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李向阳。

最倒人胃口的是，在影片的结尾，日军黑田中佐率部队追上背着吴效瑾逃跑的江藤，他看了江藤交出地他妻子写的一封信之后，公然让两人从容逃走，而在他旁边和后面，还站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军呢。

总而言之，这仍然是一部在新形势下歌颂中共抗战的伟大功绩、共军神勇无敌的政治宣传品。解放后中共的执政几乎乏善可陈，只有吹捧其解放前的光辉历史，才能证明其现在执政的合法性。

利用文艺作品歪曲历史比歪曲现实容易得多。生活于专制环境、未亲历那段历史的人，难以看到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历史文本解读，不易识破官方文艺作品的欺骗伎俩。他们很可能以为这就是历史真相，而不知道自己一直在被官方宣传部门牵着鼻子走。想一想当代中国青年对文革的“了解“吧。

但这些政治宣传品究竟反映了多少历史真相呢？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