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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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写一点文字，纪念研究生院的老同学李泽民。他去世已经两年了。
我们虽是老同学，他却比我大将近十岁。这是文革后中国教育领域出现的一大奇观。197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全国第一所研究生院，首届研究生除了极少数年龄较小的“工农兵学员”，大多数是所谓的“老五届”，即文革前入学、文革中毕业的五届大学生，另外还有少数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就像大陆文革后招收的77、78届大学生那样，这批研究生的年龄参差不齐，有的形若两辈人。
中科院研究生院于1978年10月开学，设在原北京林学院的一幢五层教学楼里，一、二、三层是教室和办公室，四、五层作研究生的寝室。11月的一天，我在四楼的走廊看见一位男子。他面对墙壁站着，低着头，嘴里叼一根香烟，好像在小声哼什么，一只脚还打着拍子。
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干吗呢？面壁思过呀？”
男子转过身子，冲我喝喝一笑，说：“我在唱《刘三姐》。”
我又问：“干吗站在楼道里唱？”
他回答：“同寝室的人讨厌我抽烟。”
我听出他的四川口音，就问：“你是四川人？”
他说：“我是重庆李家沱来的。我叫李泽民。”
我也来自重庆。老乡见老乡，尽管没有两眼泪汪汪，却马上产生某种亲切感。当我知道他也是自然科学史所招的研究生后，就感到格外亲热。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当年招研究生，最初计划只招10人。李泽民报考物理学史，未被录取。他以英文、俄文等五种文字给中科院著名声学家马大猷写了一封信，讲述自己的遭遇。马先生深为感动，要求科学史所招他，还志愿当他的导师。研究所于是向科学院补要了三个名额，李泽民被第二次录取。他到北京已是11月，没跟我住一起，而是和其他研究所的研究生住一间寝室。
李泽民瘦高个子，天庭饱满，头发稀疏且有不少白发，长圆脸，两眼大而有神，嘴唇较厚，皮肤黑黄粗糙，笑起来有不少皱纹，给人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他身穿皱巴巴的褐色中山服，灰色裤子，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也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老李是四川南充人，家庭出身贫农，1961年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陕西汉中某国防工厂当技术员。由于得罪工厂领导，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国营单位精简雇员，他就被“下放”回南充农村老家当农民。回四川后，他不服，跑到四川省高教局申诉。四川高教局还比较讲政策，知道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不属精简对象，就把他安排到重庆李家沱水轮机厂子弟中学当教师。不过老李并未完全恢复大学生待遇，只能领取大专生工资，总算不幸之中的大幸。
当年中科院规定，研究生首先在研究生院待一年半，必须至少修六门课，然后才回各研究所写学位论文。老李根本就不理这一茬，他在研究生院没有选一门课，理由是这些课程他早已修过。每天他除了站在楼道里唱《刘三姐》，另外做的两件事大概是学“外文”和淘旧货。
老李床头的墙壁上，贴有许多纸条，上面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地抄写的藏文、满文、蒙古文、朝鲜文以及我不认识的其他文字的字母。他说他正在自学这些文字。老李同时自学这么多“外文”，而且光学文字，不练口语，我怀疑他对这些语言能掌握到什么程度。另一方面，我不得不佩服老李学习语言的能力和广泛的兴趣，研究生院近一千名研究生中，能对这么多种“外语”有所涉猎的，大概就只有老李一人。
老李喜欢买旧货。他不知在哪里花十块钱买到一辆旧自行车。按照同所研究生刘劲生的说法，这是一辆“光董董”（四川方言“赤裸裸”）自行车，它除了一个生锈的车架和两个轮子，什么附件都没有，而且骑上之后，除了车铃不响，哪里都在响。它的坐垫特别高，并且桀骜不驯，人骑上去，坐垫的前端会自动上翘，咯得骑车者恨不得马上跳下车。车链子太松，从林学院到五道口那么一点距离，居然要掉下来两三次。有次老李骑车到王府井街口的存车处，老妈子不让存，说你这破车，扔在马路边也没有人要。他说，这倒好，我可以节省两分钱的存车费。
老李床头的小桌上放了一台旧式手摇唱机，旁边有一大堆旧唱片，包括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歌，老毛的颂歌，还有电影《刘三姐》插曲等。这些都是他在王府井旧货店弄来的，价格便宜得近乎白送。另外他还有一台美国三十年代制造的破烂不堪的英文打字机。他对我说，不要小看这台打字机，它的历史可不简单呢。
原来，文革中，李泽民和许多教师一样，被红卫兵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揪了出来，站在高板凳上挨批斗。他老婆站在下面，眼泪汪汪地看着丈夫挨斗。老李本人倒若无其事，居然冲着老婆做鬼脸，把老婆逗笑了。红卫兵看见，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弄到高板凳上一起批斗。
老李的老婆叫张某某，比他小九岁，也是水轮机场子弟校的教师。我夸他很有福气，老马吃到了嫩草。他得意地说，这个老婆是被他“骗来的”，结婚前他没有对张讲自己的真实年龄，或者讲了一个假年龄，结婚后老婆才发现真相，可是生米已经成熟饭，后悔已经晚了。
文革期间，老李在重庆估衣商店买到一台破旧的美国打字机，搬回家里，每天晚上练习英文打字。他的邻居是一个“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老工人，晚上经常听见隔壁这个“没有改造好的臭知识分子”家里噼噼啪啪作响，认为是国民党特务在向台湾发电报，急忙跑到工厂人保组报案。
当时全国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单位都在上天入地、千方百计搜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人保组一听，如获至宝，连忙报告公安局。重庆市公安局刑侦队派了两名老刑侦，与水轮机厂一队全副武装的民兵一起，悄悄包围了老李的住处，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抓获了老李。但老刑侦毕竟是老公安，一看就知道是打字机，哪里有什么发报机，但当着人保组干部和民兵的面，不好说破，就叫老李把打字机抱到人保组，自己一拍屁股走了。文革后，人保组把打字机还给了老李。
一年半以后，我们回到研究所写论文。当时科学史所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附近贡院西街一号的一个方形小院。那一带可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小院的西面，隔一道墙，是大名鼎鼎的马寅初先生的住宅。再往西是中科院副院长、中顾委副主任李昌的小院。李昌的对门是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的院子，门口有两名武警站岗。小院的南面，是人大副委员长史良的住处。
那时候科学史所的物质条件很差，七、八个研究生没有宿舍，分住在两间抗震棚内。老李的老婆来北京探亲，到晚上，他没有跟同住在一间抗震棚的王渝生和刘劲生打招呼，只是在自己床前拉了一块塑料布，就拉着老婆上床。王、刘二人吓得屁滚尿流，跑到我们这间抗震棚躲避，找其他地方睡觉。第二天，老李的弟弟和弟媳也来到北京，跑到哥哥的抗震棚住宿。当天夜里，他弟弟和嫂子吵架，后来甚至动手打起来了，但老李根本不管，行若无事，一个人跑到抗震棚外抽烟。
老李在研究生院没有修课，没有学分，所里很不满意，对他“敬而远之”，根本不过问他写毕业论文的事，他也落得个清闲自在，整天悠哉游哉。但看到其他研究生到外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进行科学考察，他很羡慕。有一次物理化学史研究室的助理研究员戴念祖要去外地开会，他请求研究所科研处长黄玮（楼适夷的妻子），准许他和戴念祖一起去。黄玮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帮戴老师提包包（拎提包）。”黄玮自然没有批准老李出差。我猜想，黄玮其实是要老李说出或者编造一个正面的出差理由，哪知道老李根本没有听懂，或者故意假装不懂。
其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或者留在所里，或者分到外地，抗震棚里仅剩下老李一人。他曾经对我说，其实他很想留在科学史所，因为这里的研究条件最好，经费充足，不必坐班，选题自由，任务压力小，而到了外地，或多或少都要改行。我们毕业约一年后，所里为了解决老李这个老大难问题，就与马大猷先生商量，叫他写一篇文章抵六个学分，然后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以便让他早日离开研究所。
说实话，所里对老李已经相当忍让。但老李又节外生枝，提出要用英语答辩。答辩委员会的几位老先生虽然都懂英语，但大多数人的听说能力较差，所里就向科学院请示，据说科学院的指示是：“还是用祖国的语言答辩较好”。
老李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发展史。他把论文用漂亮的钢笔小楷公整地抄写在白纸上，然后装订成一本书。老李不仅论文的书写和装帧另有特色，他的论文答辩会也可说是独具一格，史无前例。
在答辩会上，老李先用不大流利的英语说了一通论文提要，然后突然改说中文。他首先痛骂研究所领导尤其是黄玮“迫害”他，然后斥责戴念祖“不学无术”。黄玮和戴念祖非常尴尬，但未作任何反驳。老李最后讲述他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遭遇，然后伏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答辩委员会的许良英、方励之、马大猷等人大多在文革中受过迫害，对老李非常同情，纷纷安慰他。主持答辩会的许良英先生也对他说：“有话好好说嘛。”结果，老李的论文几乎没有进行答辩，就获老先生们的一致通过。但答辩委员会仍决定不授予老李学位，老李也未能实现留在北京的梦想。
老李回到成都，在四川社会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他刚一去，就分到新盖的三室一厅，老婆孩子也从重庆来到成都，老婆安排在社科院，两个儿子进了成都最好的石室中学。我有次出差路过成都，去看望老李。他戒了烟，人也长得比以前白净了一点，情绪不错，比我在北京的生活好得多，令我羡慕不已。
老李在四川社科院参加过四川省志的编写工作。听自愿分配去四川省社科院的刘劲生说，有段时间领导让老李整理编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每天的工作就是翻阅一些外文报刊，从中摘出一些有用的信息出来，以内部资料的形式印刷发行。据说那是老李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时光。
1986年我出国后，就与老李失去联系。大概在2004年，我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立即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已经退休，在我们所那批研究生中，我是唯一给他打电话的人。他的两个儿子和老婆都在加州，他来过美国一次，不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就一个人回到成都。他炖好一锅肉，放在冰箱里，几天才吃得完。他几乎每天都要骑自行车上街看美女。根据他说话的语气河和内容，我感觉他的身体和精神皆很正常。以后我们又通过几次电话。到2006年，他的电话突然无人接听。我以为他又来美国了，后来才知道他突然去世。
毫无疑问，李泽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从大学毕业到研究生毕业，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许多波折。这固然有社会、政治的原因（例如专制社会对个人自由的钳制、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与老李的个性也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他与科学史所和黄玮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就不能完全怪罪所里，老李本人至少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黄玮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革中她与丈夫皆受过迫害，与老李没有旧恨新仇，她跟其他研究生的关系也处得不错，不可能故意整“老李”。就算老李已经修过物理学专业的所有课程，他完全可以为了凑够学分而重修旧课，或选修其他新课（如科学史、历史学、文献学等）。但老李却我行我素，根本不理科学院的规定，所里如果听之任之，放任自流，如何向上级交待？老李这种个性和作风，即使在崇尚个人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恐怕也会碰壁。
老李已经作古，我无权指责他。他生前不是政治家，并未做过危害他人的事。我之所以写下最后这两段文字，并不是要责备老李，而是为了自勉和供活着的人思考。
(载《科学文化评论》第5卷第3期，200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