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财经，2022-09-30）
按：美国的联邦大法官终身任职，乃是历史传承下来的制度。它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应该改变。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个规律对法官亦是有效的。
率先爆料美国最高法院有意推翻堕胎权的网站《政客》，又发布了独家调查，目标指向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配偶。根据其调查，数位大法官配偶从事的工作，和最高法院的案件，以及大法官的职责有潜在利益冲突，一些团体还以豪华度假、昂贵宴请款待大法官，作为游说他们的方式。
然而现行的道德披露规定以保护大法官及其家人安全为由，没有将这些敏感信息公开披露。
在艾米·康尼·巴雷特加入最高法院一年后，印第安纳州的小型律师事务所南岸（SouthBank
Legal）在宾夕法尼亚区开设了其在华盛顿的第一家办公室，并在2021年的新闻稿中称此举为“重要的里程碑”。
办公室主任杰西·巴雷特（Jesse
M. Barrett）是这位大法官的丈夫，律所称他的工作是“白领刑事辩护、内部调查和复杂的商业诉讼”。
南岸律所拥有不到20名律师，其客户几乎遍及“每一个行业”：汽车制造商、全球银行、媒体巨头等等。据律所网站称，这些公司包括“超过25家《财富》500强公司，和超过15家《财富》100强公司”。
但如果有人想知道杰西·巴雷特的客户，是否与他妻子判决的案件有直接关系，那就没戏了。在最高法院臭名昭著的道德披露体系中，巴雷特不仅隐瞒了她丈夫的客户，而且在她最近的披露中还对南岸律所的名称进行了编辑。
在过去的一年里，弗吉尼亚（吉妮）·托马斯（Virginia
Thomas）因经营咨询业务而备受关注，据报道，其公司的客户，包括对最高法院判决感兴趣的保守活动团体。她的丈夫、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选择不透露妻子的任何客户，更不用说这些客户为托马斯家族贡献了多少财富，这可以追溯到她的咨询公司成立之初。
但政客的一项调查显示，涉及法官配偶的潜在冲突不仅限于托马斯一家。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的妻子简·罗伯茨（Jane
Roberts）受到的关注要少得多。但她是麦克雷律师事务所（Macrae）的一名法律猎头，此公司代表有权有势的律师，努力在有钱的公司谋得职位，通常收取她为客户争取到的第一年薪水的一定比例。让一名超级明星律师得到职位，可以为公司带来50万美元甚至更多的收益。
马克·荣格斯（Mark
Jungers）是Major,
Lindsey & Africa律所的前管理合伙人，简·罗伯茨在去麦克雷之前，曾在这家律所担任法律招聘人员。他告诉政客，其律所雇用她，是希望能从她作为首席大法官妻子的身份中获益，部分原因是“她的关系网就是他的关系网，反之亦然。”
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罗伯茨在自己的道德伦理表格上列出了他妻子的公司，但没有列出聘请她为招聘人员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尽管她的客户包括一些曾为最高法院工作的公司。
政客的调查发现，其他一些最高法院法官的配偶也有自己的职业，但目前看来，没有人可能像巴雷特、托马斯和罗伯茨那样与最高法院的工作密切相关。
塞缪尔·阿利托和尼尔·戈萨奇法官报告称，2021年他们的配偶没有非投资性收入。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和埃琳娜·卡根没有结婚。布雷特·卡瓦诺的妻子阿什利·埃斯蒂斯·卡瓦诺是小布什的前白宫助手，她报告了自己担任切维蔡斯村第五区（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一个合并村庄）管理者的薪水。
本周，最高法院正式迎来了一位新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森 。她的丈夫帕特里克·格雷夫斯·杰克逊（Patrick Graves Jackson）目前担任乔治敦大学医星医院普通外科主任。
但杰克逊在今年早些时候提交的一份披露表格中指出，在担任下级法院法官期间，她之前没有提到“我的配偶定期从医疗事故案件咨询中获得的自雇咨询收入”。
就像在托马斯、巴雷特和罗伯茨的情况中一样，他的客户名字也不包括在文件中。
特殊利益集团拉拢大法官
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府部门，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决心制定自己的道德路线，让每位大法官自己决定，何时回避没有执法机制追究他们责任的案件。
自1979年以来，大法官们都会制作类似于法官提交的年度披露表格。他们表示，这些申报符合联邦道德法律，但一些潜在冲突的来源通常被排除在清单之外，如昂贵的餐饮和使用度假屋。
但现在，在经历了一个动荡的夏天，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随着最高法院准备开始新一届会期，外界利用津贴和金钱试图影响大法官的消息被披露出来，最高法院在道德披露方面的长期漏洞正受到更严密的关注。
前宗教右翼领袖罗布·申克曾说，他领导了20多年的“信仰与行动”组织精心策划了一项计划，利用大法官们在财务方面的不安全感，通过招募富有的夫妇来“宴请”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成员。
这些夫妇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支持宗教右翼的政治议程，并且事先接受了一些训练，让大法官们在支持基于宗教的法律议程时感到更有安全感。
申克说，在本世纪头20年里，向一些大法官发出的邀约不仅包括昂贵的餐食和俱乐部访问，还包括邀请大法官使用豪华度假屋。根据政客网站的一篇评论，这些似乎都没有在他们的披露表格中报告。
拒绝提供配偶信息的情况也很突出，因为大法官们经常指出，他们的工资（助理大法官27.42万美元，首席大法官28.67万美元），与那些可以在私人律所中赚取数百万美元的精英律师是无法相比的。这意味着，一些已婚大法官的家庭收入中，配偶的贡献比例过高。
政客通过电子邮件向杰西·巴雷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他没有回应。相反，最高法院的一名发言人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他说：“巴雷特大法官在提交财务披露报告时，遵守了《政府道德法案》(Ethics
in Government Act)。”
麦克雷的发言人，拒绝代表公司和简·罗伯茨发表评论。
在回答有关法官披露配偶的更广泛问题时，最高法院发言人还援引了有关司法回避的联邦法律，并指出了一份近三十年前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有配偶或其他从事法律职业的近亲的大法官，拒绝因为亲属在涉及诉讼的公司工作而接受回避案件的做法。
采用此政策的七名大法官宣布：“我们认为，如果出于过度谨慎，因为我们的亲属在我们上任之前就在公司担任合伙人，或在较早以前担任过律师，就让我们回避案件，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即使是一次不必要的回避，也会损害最高法院的运作。”
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经济利益，以及律师事务所、公司和维权团体在影响最高法院判决结果方面的利益，许多道德观察家认为，最高法院忽视了潜在的冲突，这本身就有风险。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史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是美国著名的法律伦理专家之一。他说，大法官配偶客户信息披露的漏洞，加剧了公众的怀疑。吉勒斯说：“我们不知道这些客户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给了多少钱。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
他问道：“既然一名拥有某利益方10股股票的大法官必须回避，即使这对他们的财务影响微乎其微，为什么大法官的配偶不需要披露一笔来自客户的巨额付款，而这笔付款可以大大改善大法官的生活质量呢？”
利用大法官的姓氏开展业务
对最高法院配偶收入的绝大多数关注都集中在吉妮·托马斯身上，她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Liberty咨询。尽管她的客户现在被屏蔽在她丈夫的财务披露报告之外，但据报道，托马斯曾与安全政策中心（一个被指控有伊斯兰恐惧症的智库），和与保守活动人士伦纳德·里奥有关的实体合作。吉妮最近也达成协议，将在国会骚乱特别调查委员会作证，并于周四与委员会会面。
简·罗伯茨的客户就更不为人知了。她毕业于布朗大学和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1996年与丈夫结婚。从1987年到2007年，她在现在的Pillsbury
Winthrop Shaw Pittman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晋升为合伙人。
2007年，在她丈夫成为首席大法官两年后，她加入了Major,
Lindsey & Africa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招聘人员，自2019年以来一直在麦克雷工作。
荣格斯说，其公司吸引首席大法官妻子加入的行动，最初仅限于公司的一小部分员工。当时有一种感觉，简·罗伯茨将会是公司的一个大人物。她认识城里的每一个人，拥有华盛顿最有声望的网络之一。
他说：“我们希望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他还强调，优秀的招聘人员拥有超越其人脉的技能水平。不过，他指出，她是一家“体面律师事务所”的“好律师”。她的丈夫是“一家非常非常好的律师事务所的杰出律师”，后来成为华盛顿法律界最重要的人物。
他说：“我们聘请她来帮助我们的公司招聘内部律师。我想我们中的一些人意识到，有一个更好的工作适合她，那就是为律师事务所招募合伙人，因为他们夫妇曾是合伙人，而且她认识很多华盛顿特区法律界非常重要的人，不真正利用这些人有点浪费。”
当简·罗伯茨开始在公司工作时，荣格斯对她进行了培训和指导。他们开始进行角色扮演练习，练习与潜在客户通电话：她是招聘人员，荣格斯是潜在客户。
荣格斯坐在简·罗伯茨的椅子上，她坐在客人的椅子上。他回忆说，在简·罗伯茨的办公室后面，有一个书架，上面放着她和她丈夫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照片，他记得看到过教皇和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其中。
荣格斯说，简·罗伯茨很快就证明她的工作效率很高，他注意到法律界几乎每个人都会接她的电话。荣格斯指出，这对备受瞩目的夫妇的社交场合，充斥着华盛顿特区的“相当封闭的圈子”活动，律师们在诸如品酒团、读书俱乐部或扑克游戏等活动中相互交流。
荣格斯说：“有的夫妻各自都有自己的社交网络，但他们不是那样。”他同时也表达了对简·罗伯茨的极大钦佩。
三位与律师事务所关系密切的人士告诉政客，简·罗伯茨的客户包括律师或律师事务所，有时在最高法院有活跃的联系，至少其中一些更有可能与她合作，因为她是首席大法官的配偶。
另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招聘顾问斯蒂芬·尼尔森(Stephen
Nelson)说，简·罗伯茨还代表过与最高法院事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联邦机构的高级政府官员。他说，他和罗伯茨过去曾相互推荐过候选人。
尼尔森说：“我认为，由于她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背景，她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和人脉，但嫁给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当然不会有什么坏处。”
一位曾在一家与最高法院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工作的顾问说，其公司明确决定与罗伯茨合作，是因为她与首席大法官结婚。
“众所周知，她与人的接触很大程度上受她姓氏的影响，”这名顾问说。由于要求不透露咨询公司的名字，这名顾问被允许匿名。“这在业内不是秘密。”
披露漏洞
当南岸律所于2021年在华盛顿开设由杰西·巴雷特领导的新办公室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称赞这一扩张是其“全国性能力”的展示。
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管理合伙人杰西·巴雷特在新闻稿中说：“在华盛顿的办公室，有助于我们巩固我们的全国服务足迹。这是令人兴奋的一步，我们的客户将从我们处理全国性事务的能力增强中受益。”
今年早些时候，巴雷特承认她和丈夫的工作关系紧张。在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接受采访时，政客前首席执行官、《华盛顿邮报》现任出版人弗雷德·瑞安就这对夫妇平衡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向巴雷特提问。巴雷特坚持认为，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但认为社会的期望必须改变。
巴雷特说：“但是你知道，我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有很多夫妻都在工作，所以我认为法院和社会必须调整预期。”
当被问及是否应该为有工作的配偶制定法院指导方针时，巴雷特开玩笑地反驳了这个想法。
她打趣道：“我不认为大多数配偶会对这些指导方针感到高兴。当然，当我试图指导我的丈夫在家里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时，这么做也不太奏效。”
连杰西·巴雷特律所的名称，都没有出现在他妻子最近的披露声明中。表格上要求填写配偶的职业信息，但大法官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要求对其进行修改。尽管巴雷特的简介出现在他的公司网站的显眼位置上，并在一份新闻稿中宣传他的工作，但在巴雷特大法官2021年的公开财务披露文件中，南岸律所的名字被涂黑了。
允许大法官编辑某些信息的条款似乎有些宽泛。一名财务披露顾问向大法官撰写的一份备忘录提供了一个理由，要求以安全为由排除广泛类别的信息。
这种担忧基于对司法系统日益增加的威胁，并在一些备受瞩目的事件中达到了高潮，比如一名联邦法官的儿子在新泽西州被一名曾在法庭上出现过的男子杀害，以及一名涉嫌暗杀未遂的男子，于6月在卡瓦诺大法官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住所外被捕。
这份备忘录是由一家帮助司法成员填写表格的公司的法律服务主管发布的。备忘录解释说，大法官可能会要求修改他们在业主协会、旅行报销、教学安排或与律师事务所协议中的内容，因为这可能“表明你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或“引起安全担忧”。这份备忘录说，即使是俱乐部会员或湖边小屋，出于安全考虑也可能需要进行删改。政客倡导组织Fix
the Court获得了这份备忘录，并独立证实了它的真实性。
美国法院行政办公室的一名发言人拒绝对这份备忘录发表评论，但表示，去年提交给办公室的报告中只有一小部分要求修改，比例不到4%。
左倾的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拉塞尔·惠勒(Russell
Wheeler)强调了隐私与监管之间的平衡；然而，他指出，大法官不是普通人。
他说：“这条规定是有理由的，它规定大法官必须愿意接受对他们行为的限制，而普通公民会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我认为这可能也适用于大法官的配偶和家人。”
就像最高法院遵循的报告政策一样，大法官回避事务的要求也是有限的。当被问及杰西·巴雷特的工作时，最高法院发言人提到了《法官行为准则》(Code
of Conduct for judge)和一项联邦法规，其中规定，如果法官及其配偶在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有经济利益关系，大法官或法官应避嫌。
这位发言人还说，巴雷特采纳了一项由一群法官在1993年发布的政策，在“亲属的薪酬可能会受到本案结果的重大影响”的情况下要求回避，包括在亲属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并获得其利润分成的情况下。
然而，根据巴雷特所接受的标准，如果律师事务所承诺永久性地从其配偶的合伙股份中，排除最高法院诉讼所得，大法官就不必回避。
给简·罗伯茨的一封电子邮件也收到了法院发言人的回复。
最高法院发言人回复说，首席大法官的妻子在发展自己的招聘业务时，借鉴了2009年司法会议(Judicial
Conference)伦理小组的意见，意见说：“一般来说，如果配偶或配偶的企业与出现在大法官面前的不相关诉讼中的实体有业务关系，通常不需要法官回避。”
国会山一些改变最高法院道德规则的行动，尽管收效甚微。
国会在2012年通过道德立法时，扩大了参众两院议员、他们的工作人员和一些行政部门雇员对股票交易的披露范围。然而，《股票法》所要求的更及时的报告却忽略了法官和大法官。
这花了10年时间，但在今年4月，国会通过了一项由参议员克里斯·库恩斯、参议员约翰·科尼恩、众议员黛博拉·罗斯和众议员达雷尔·伊萨发起的法案，结束了这项豁免。拜登在5月份签署了法案，要求大法官和法官更迅速地报告股票交易的要求于上月生效。
罗德岛民主党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提出了《最高法院道德、回避和透明法案》，要求最高法院制定回避要求，包括涉及大法官配偶收入的情况，以及某些必要的信息披露。
怀特豪斯在给政客的一份声明中指出，大法官的信息披露要求落后于其他高级政府官员。其补充说，他的法案旨在“在最高法院的声誉受到无法修复的损害之前，解决薄弱的道德规范和透明度规则”。
怀特豪斯说：“最高法院的道德败坏继续蔓延，公众对其信心也随之侵蚀。财务利益冲突问题是许多人关注的领域之一。还有大量的黑钱影响着最高法院，从大法官选拔背后的匿名捐赠者，到精心策划的游说他们的匿名法庭之友，再到将胜利拱手送给公司和大捐赠者利益的党派决定。”
呼吁最高法院制定更严格的道德规范
对潜在利益冲突的担忧此前往往只集中在表面，但最近的披露表明，某些利益集团积极利用大法官的财务不安全感，用昂贵的餐饮和娱乐来影响他们。
申克是1995年至2018年领导“信仰与行动”组织的部长，他将托马斯和塞缪尔·阿利托法官，以及已故的安东宁·斯卡利亚法官列为宗教右翼示好的目标。申克说，他会邀请富有的夫妇与法官们一起吃喝，目的是心照不宣地敦促他们更自如地表达自己的宗教信仰。
申克在接受政客网站采访时表示：“我们会演练这样的台词，‘我们相信你是为这样的时刻而来的。’”他指的是旧约《以斯帖记》中希伯来女人哈大沙(Hadassah)成为波斯王后，成功阻止了对她民族的种族灭绝。
他们公开试图利用大法官们愿意接受支持者提供的免费餐饮和娱乐，而不将所有这些私人招待都报告的心理。
即使不考虑申克的指控，斯卡利亚也经常受益于与最高法院有利害关系者的自由旅行。2016年，他在锡波洛溪牧场的一次专属狩猎之旅中去世，当时他是金融服务大亨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的客人，后者拥有一家公司，就在前一年，公司的一桩案件提交到了最高法院。
这个牧场是名人和欧洲皇室的著名旅游地，客人们在这里狩猎鸟类和大型动物。
斯卡利亚与华盛顿律师C·艾伦·福斯特乘坐私人飞机前往德克萨斯州的马尔法。福斯特过去的客户包括共和党利益集团和伊拉克战争承包商黑水公司。
斯卡利亚与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前往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猎鸭，当时最高法院正在考虑一件涉及切尼能源特别工作组的案件，这也被媒体记录下来，但最终没有出现在斯卡利亚的披露表格上。
斯卡利亚拒绝在此案中回避，他捍卫华盛顿的“社会交往”，并猛烈抨击他称之为“所谓的调查记者”。
这位已故大法官写道：“尽管政治部门或许能挺过不断出现的毫无根据的不当指控，这些指控已成为华盛顿报道的主要内容，但本法院却不能。人民必须对法官的正直有信心，而在一个认为他们会因最轻微的友谊或恩惠而被腐化的制度中，在一个媒体急于寻找错误的氛围中，这种信心是不可能存在的。”
向最高法院大法官施压，要求他们采取更严格的道德规范的行动，往往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政府一个独立部门的最高法院，是否必须遵从另一个平等部门国会的指令。
2007年，在公众对法官参加由非营利倡导组织主办的活动提出了一轮批评之后，美国司法会议制定了一项政策，要求更迅速、更详细地披露此类活动及其赞助商的信息。然而，大法官们被排除在规则之外，即使在出席同一活动或发表讲话时，也不会公布此类信息。
罗伯茨在2011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最高法院从未讨论过国会是否有权对大法官提出财务报告要求。不过，他指出，大法官们还是遵从了。他说，国会对某些回避的授权规定他们也遵从了。
近年来，罗伯茨对联邦法院在道德规范方面的失误表示了担忧，认为这破坏了人们对司法系统的信心。在关于联邦司法系统现状的最新年度报告中，他对《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结果表示遗憾。此调查发现，在过去9年里，联邦法官对他们或其家人有经济利益的案件作出裁决的案例有近700起。
罗伯茨写道：“让我非常明确地说：司法机构非常重视这件事。我们有责任争取百分之百的合规，因为公众的信任对我们的职能至关重要，而不是附带的条件。就个人而言，法官必须谨慎地注意我们规则的文字和精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如此。总的来说，我们的道德培训项目需要更加严格。”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司法会议近年来还是以安全考虑、威胁和暴力行为为由，推动获得更多法律权力，将联邦法官及其家人的个人信息保密。
两年多来，司法部门一直在向国会施压，要求对有关法官和大法官及其家庭成员的大量信息给予特殊保护，包括主要住所和度假屋、他们的车辆、配偶的工作和其他关系的详细信息。其中一些提议因侵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而招致批评。
联邦司法会议支持一项悬而未决的立法，允许法官强制政府机构和社交媒体网站删除被认为构成安全风险的某些类别的信息。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坚持认为，联邦议员应该得到同样的保护，两次阻止了法案的议会投票。
一些法庭观察者说，信息披露和道德政策已经在找出冲突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保守的非营利机构司法委员会（Committee
for Justice）的科特·利维说：“在现实世界中，似乎不可能没有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的大法官。我们可能只能接受这一点，并继续信任他们。我们已经很信任大法官了。有一种半虚构的说法，即无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政治上或其他方面有什么分歧，他们都会把这些放在一边。我想我们必须相信，他们不会被别人为谁工作，或为什么事业工作所影响。”
然而，呼吁对联邦法院进行更严格的道德改革的倡导组织Fix
the Court的执行董事加布·罗斯表示，随着最高法院权力的增强，“美国人民有权了解”最高法院大法官配偶的客户是谁。
罗斯说：“要成为一个人民信任的联邦政府机构，道德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对利益冲突的处理也是其中一个主要部分。”如果最高法院不能解释他们的利益冲突，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他补充说：“重要的是，公众要知道，法官的配偶不仅有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往往与最高法院的工作直接相关，目前没有真正好的方法来描述这一点……而且，目前的体制似乎很容易隐藏这些联系，而这无法让人们对整个机构产生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