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美财经，2022-09-28）
大西洋月刊：中国犯错可能是美国的机会
大西洋月刊杂志刊文，认为中国最近十年以及未来的治理，是一部不断犯错的记录，给了美国宝贵的增加自身力量和盟友关系的机会。美国应当管理好中美关系危机，让中国领导人的错误增添美国的力量。
中国国家领导习近平人本该享受着自己主宰中国的最后时光。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定期更换最高领导层，这被认为是对中国成功崛起至关重要的制度。
在执政10年后，他本应该退下来，让一个新的团队来指引国家的未来。但是，当10月16日代表着中共最高级别的党员，在北京参加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时，人们普遍预计他将打破先例，将其统治至少再延长五年。
虽然这种背离惯例的做法已经酝酿多年，但这一消息可能会让华盛顿特区的一些人再次感到寒心。这位中国领导人似乎决心利用其治下的国家新近获得的财富，来挑战美国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和军事主导地位，甚至挑战美国对全球秩序的设想。而这一设想构成了美国全球权力的基础。
习再干五年，几乎肯定意味着要继续五年的超级大国竞争，甚至对抗。
以上这些都是一般认识。但也许华盛顿应该感谢这位中共领导人的坚持。中国领导人肯定打算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但可能没有做好准备让自己的国家能实现这一目标。他的政策的实际结果表明，其正在削弱而不是加强中国作为美国竞争对手的地位。他掌舵中国的时间越长，中国的竞争力就会越弱。
在关于中国崛起的炒作中，人们忽略了中国在习的领导下，在几乎所有政策方面的表现有多么糟糕。
经济已经急剧放缓，领导层已经放弃了实现其曾经神圣的增长目标；而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疏远了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并使中国的亚洲邻国感到恐惧；他的许多高调政治举措都被浪费和管理不善所玷污；他声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又由于他自己的统治，中国的崛起变得不是更确定了，而是更加不确定。
“中国必将崛起”的老生常谈，对美国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有严重影响。为了应对中国的好胜态度，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感到不得不在每一个方面与中国竞争：外交、经济、技术、军事和意识形态。这就是最近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CHIPS
and Science Act）背后的思路，这一法案旨在确保美国继续统治半导体行业，对抗中国的高科技野心。
同样的战略指导了拜登总统2021年的重建美好未来方案（Build
Back Better Plan），这是一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旨在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争夺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
不过，上述这些政策的前提是：中国的能力与领导人的野心能够同步。现在的证据却表明，他的目标已经超过了中国维持这些目标的能力。
中国领导人过度扩张的时机，对华盛顿来说也是幸运的。过去五年里，美国的党派之争和社会混乱让人焦头烂额，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比二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脆弱。中国本可以利用这种混乱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进一步伤害美国。
相反，习的行动不仅使美国留在了博弈之中，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提高了美国的全球地位。美国的全球联盟关系网络曾受到严重的压力，现在则可以说比多年前更为强大，而部分原因正是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习治理下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威胁，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资源，能够破坏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国家。然而，中国领导人议程清单的失败表明：人们曾经普遍认为的中国崛起与美国衰落同样不可阻挡的假设，是一种高度简化的结论。中国领导人希望以颠覆美利坚治世（Pax
Amricana）的身份载入历史。相反，他最终可能会成为维护它的人。
当习在2012年掌权时，大多数中国专家预计，他将遵循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奠定的极为成功的道路，即自由化经济改革、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以及与美国的伙伴关系。
习曾在中国一些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担任过官员，因此他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核心原则有长期经验。在他成为国家新领导人前不久，他与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进行了广泛交流，这给人们留下了他重视中美之间富有成效的关系的印象。
然而，随着统治的展开，这些早前的假定被证明是错误的。其统治的特点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极端的民族主义，还有对政治控制的痴迷，大大偏离了前任们的政策。在此过程中，习以深刻和不可预测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路线。
最引人注目的是，习完全修改了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然认为中国接手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地位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没有把华盛顿当作伙伴，而是认为美国是中国最危险的对手；没有让中国沉浸在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而是在推动自己以中国为中心的替代方案的看法，而这个方案对独裁政权更加友好。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中国领导人已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建立了新的友谊，似乎认为普京可以成为自己追求削弱美国力量的盟友。然而，中国越是公开敌视当前的国际体系，美国的联盟就越是强大。中国领导人的议程已经说服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各自相互间的关系，以对抗他所带来的威胁。
起初，欧洲领导人对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强硬路线感到不舒服，坚持他们的“战略自主权”。这种分歧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埋下了一些裂痕。然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中国领导人对普京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种裂痕。在4月的一次网络峰会上，表面上的议程是为了加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合作，但欧盟领导人批评了中国领导人的亲俄立场，警告他不要帮助普京的战争。
然后是在6月，华盛顿在太平洋地区的四个主要伙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的领导人首次参加了北约峰会，以讨论中国威胁问题。这是一个全新迹象，表明一个把欧洲和亚洲的民主大国聚集在一起，建立更加协调或甚至是统一的联盟是有可能的。
此外，印度通常对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持谨慎态度，但是在Quad（四国集团，一个还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中变得更加活跃了。这表明，印度将
Quad 视为对抗中国的潜在堡垒。而中国政府此前在中印两国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强行提出领土要求，这令印度领导人感到震惊。
习似乎并不关心他行动所造成的这些影响。9月中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的首次国际外交出访中，他选择了会见普京，蔑视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他还推进了“毫无外交手腕的外交”（undiplomatic diplomacy，即战狼外交），这有时会变成他任命的官员们对外提出威胁和要求。
在7月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的会晤中，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两国关系的紧张归咎于堪培拉“不负责任的言行”。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会谈摘要，他还说如果澳大利亚能避免“被任何第三方（即美国）控制”，那么两国关系可以得到改善。
此后不久，中国外交部直接威胁美国将为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付出代价”，因为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认为这是对其主权的侵犯。几天后，一位中国高官警告以色列驻华大使，不要让美国影响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并毫不客气地声称犹太人和中国人作为西方文明的受害者应该有共同的怨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对19个国家（其中大部分是主要民主国家）的民意调查，所有这些国家的调查结果是：中国国家形象在全世界急剧恶化，领导人本人的表现也很差，许多国家的受访者对中国领导人是否在国际事务中“做正确的事”，表示信心不足或没有信心。
中国的地位被认为在部分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利，北京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注重在所谓的“全球南方”赢得支持。但即使在那里，中国领导人也有失误。例如，中国未能成功拉拢南太平洋的小国达成安全和经济协议，部分原因就是北京的傲慢。
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秘书长亨利·普纳（Henry Puna）在7月的一次简报中说，当地领导人拒绝了这一倡议，因为中国官员未经协商就向他们提交了条约的全部草案文件。他说：“如果说会有人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优先事项是什么，那就不会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中国领导人在国内治国理政的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尤其是中国经济。在他的领导下，经济增长已经明显放缓。2012年，在他的任期开始时，经济成长率为7.8%，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的经济增长仅有3.3%。随着经济发展，增长率的降低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政策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
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繁荣的关键，是国家在经济干预上的退出，以及对海外贸易和投资的开放，这使得私营企业部门得以蓬勃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扭转了这一局面。这足以削弱一些最具活力的经济部门，并将资本和人才转移到挥霍无度的部门，例如一系列国家主导的工业项目。
这一转变最明显的标志，是强加给私营公司的广泛的新监管负担。其中有些是善意的，例如确保外卖送餐员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所有这些都是草率出台的，并限制了中国一些最重要公司的扩张。
曾经蓬勃发展的私营教育培训行业，为渴望上大学的孩子提供课外辅导班，在禁止这些教培企业向大多数学生教授核心课程的法令出台后，这一行业遭受了几乎全面裁员和严重的财务损失。一家著名的互联网科技公司，网约车应用滴滴出行，受到了网络安全调查和运营限制的严重打击，其股价自一年前首次公开发行以来已暴跌超过80%。
整个科技行业非但没有推动新的经济增长，反而一直在缩减规模和裁员。这使得最近的大学毕业生更难找到工作。7月，青年失业率达到了近20%的历史新高，尽管8月略有改善。
中国领导人的动机似乎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部分是纯粹的政治考量。他似乎担心大企业，尤其是科技行业，可能会积累足够的影响力和财富，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挑战。党员干部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对私营企业的管理有更大的控制权，而最高领导人本人也谈到了“需要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
他更喜欢国家主导的事业，可以更容易地进行监督。政府提供了天文数字的投资、补贴和税收减免，用于支持他的官僚们所青睐的行业，也是他们希望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电动汽车、半导体和人工智能。
尽管这些工业项目还处于早期阶段，无法做出最终判断，虽然有一些进展的迹象，但到目前为止，结果总体上并不乐观。一位观察家，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斯科特·肯尼迪（Scott
Kennedy），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尽管有巨额的政府支持，但“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中国是占主导地位的技术领导者。”
这些国家驱动的追赶任务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是发展足够先进的半导体产业，使中国能够自力更生，一直受到腐败的困扰。到目前为止，其在追赶美国的行业领导者方面只取得了不足道的进展，并没有接近目标：减少中国经济对外国制造的芯片的依赖。
中国领导人对自由市场改革的明显不信任，也加剧了中国经济最危险的弱点：其破碎的增长模式。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而投资往往是由债务驱动的，并且会过度地将资源浪费在不必要的住宅楼、工厂和基础设施上。
但中国最高领导人继续采取这种做法，每当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党制定的目标时，就向经济中注入信贷，而他今天正为此痛苦。在他的任期内，债务急剧上升，从2012年的不到两倍于GDP发展到今天的几乎三倍。
在臃肿肥大但至关重要的房地产行业中，后果显现了出来。政府试图控制负债累累的开发商，导致了这一行业的巨头之一恒大去年出现了危机，这个行业的问题已经加深。随着开发商违约，房地产销售下降，房地产价格下跌，新开工建筑量下滑，这一行业的不稳定代表了银行系统的风险，这些银行在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方面有非常深入的参与，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中产阶级的财富。
公众信心下降的一个显著表现是，全国各地的家庭最近进行了一次“按揭贷款拒付浪潮“，由于担心现金流极度紧张的建筑商将永远无法完成住宅楼的建造，他们暂停了对未完工建筑的按揭付款。
最高领导人还在用他极为严格的疫情控制首发来加重这些困境。毫无疑问，他的任期内最大的成就是限制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传播，避免了许多其他国家遭受过的大规模公共卫生危机。
但是，他要求新冠病例必须保持在或者接近为零的水平，已经成为中国自身不可容忍的负担。主要城市和工业园区一再关闭，扼杀了出行、生产活动和商业活动。受影响最大的是最小的企业，比如那些提供关键的城市就业机会的社区小餐馆、理发店和小商铺。
在疫情隔离和失业的压力下，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一个异常高的水平。今年早些时候，政府在对上海实施为期两个月的封城时遇到了广泛的阻力。被关在家里的居民敲打着锅碗瓢盆，从窗户内发出尖叫，以抗议严厉的封控措施。
在北京，居民仍然必须出示最近的、显示为阴性的核酸检测结果，才能乘坐地铁或在餐馆用餐，核酸检测站已经成为破坏的对象。在某些情况下，被涂鸦上了如下字样：“不自由，毋宁死。”
公众不满的来源不止限于疫情封控。今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抗议者在郑州市中心聚集，因为他们的银行存款因一起匪夷所思的金融丑闻而不翼而飞。
愤怒的情绪似乎已经压倒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审查删帖的努力。最近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帖子宣称：“人们不高兴了！你们的政府职位是安全的，但底层人民却很难生存。”
当然，对政府不满情绪上升的证据只是传闻。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中，中国公众对领导人的真实想法是无法衡量的。但是，普通公民愿意冒着被报复的危险进行反抗。在郑州，不明身份的暴徒袭击了那些抗议者们，而当地政府显然是袭击事件的共谋。这说明人们对中国的现状有多么失望。
这些外交、经济或社会问题似乎都不可能破坏习对第三个任期的追求。然而，这些问题可能会使他的统治变得不可预测。中国的命运越是衰败，他就越是一个威胁，这与普京不一样。中国领导人已经转向民族主义，以使他对权力的掌控合法化。
因此，北京在台湾等问题上的言辞会更加激烈，外交部和国家媒体的反美宣传也会更不留情。他需要国外的敌人来转移公众对他在国内失败的不满。
对华盛顿来说，中国领导人的持续统治既带来了危险也带来了机会。正确的策略是确保紧张局势不会升级为冲突，同时利用他的失误来增强美国实力。这种做法涉及一种微妙的平衡，充满了战争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能够很好地管理局势，美国可以从他的统治中获得好处，并让中国承受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