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舟：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

（微信，2025-2-16）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他当选后的“美国契约终于破裂”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利益，那么既可以通过议会监督也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加以监督；（5）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议会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法院也可以审查并撤销立法，以防“多数人的暴政”。

       以此衡量，美国已不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事实上，就连它的法治秩序都已被打破，以上流程的第三、四点已经大打折扣。特朗普派出马斯克和“六小将”为首的“文革小组”，接管了白宫的关键部门，以清除“深层国家”腐败为名扣押资金、解雇人员并停止执行国会通过的立法。法院临时中止了某些“文革”措施，但身为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专门领导执法的司法部长竟口出狂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1832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宣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如果说司法判决不能自执行，国会监督也靠不住，因为共和党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两院多数，对行政分支发生的无法无天听之任之。民主党议员再怎么抗议，也孤掌难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选民身上。他们因为对民主党执政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些不满的理由是真实和正当的，而选择了一位种族主义和独裁倾向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显露无遗的总统。如果没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铁杆支持，如果美国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可以更少一点，如果更多的选民能够信任职业操守总体上可靠的主流媒体（不论左右，包括Fox新闻），而不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阴谋论，那么特朗普本来不会上台。（见“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一：族群态度及其政治影响；之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之三：社交媒体的时代挑战）

        换言之，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契约”破裂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放弃了政治自然法的前三条，成了政教合一、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支持者。虽然美国宪法还在，剩下的“契约共同体”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运行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美国文革”进行了一个月，却没有影响特朗普支持率仍然过半，甚至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履行竞选承诺”。[1]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最古老的宪政国家沦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清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著名笑话，也叫“哥德尔漏洞”：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数理逻辑天才哥德尔逃亡美国，他以证明“不完备性定理”闻名。1947年，他在准备公民身份测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在漏洞。后来爱因斯坦陪他去法院参加面试，负责考试的法官问他奥地利是什么政体。他回答说：“原来是共和政体，但宪法最终被改为独裁政体了。”这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骄傲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哥德尔回答：“怎么不会？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2]其实，这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假命题：只要是由人建构并维持的政体，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哥德尔预言的“漏洞”已经在美国捅大了，尽管未必是以其原先预见的方式。

                        二、谁来决定政府的大小

        民主的沦陷不是没有缘由的，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起因于对民主的不满，譬如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移民剧增、有色人种或少数性别群体的崛起、基督教文化和白人优势的衰落……这些不满聚集起来，结果选出了一位承诺“让人民满意”的民粹领袖。有了底层民意的支持，民粹领袖可以大刀阔斧消灭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法治化的官僚体系被描绘为既得利益盘踞的“深层政府”。在美国，这个人是总统，因而他的第一刀自然是砍向自己领导的行政系统。这也正是“深层政府”的主体。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规模都不可与行政相比拟。美国国会两院才535名参众议员，加上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联邦三级法院加起来不到900名法官，加上工作人员也是大约3万人。然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430万人之多，其中文职人员220万（不包括63万邮政人员）、军队210万（其中80万为预备役）。注意，军队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任务特别的公务员而已，因为和所有公务员一样，军人的天职是忠于国家，而国家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因此，无论文武，忠诚对象都是法律而非领袖。总共近50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行政人员占超过98%。各州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各国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家”或“政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行政。

        你可以说，政府这么“臃肿”，赶紧砍啊！如果你对民主还存有任何好感的话，还是赶紧把这个话收回去。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每个部门花多少钱都不是某个领导拍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投票选出来的国会每年开好几个月的会，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从美联署到环保局到国防部，美国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规模、经费和存在理由都是经过民主审议和论证的。你是谁？凭什么砍？你也许会说，马斯克牛啊！你看他把私人企业做那么好，让他来砍！但马斯克自己的事做再好，他代表谁呢？只能代表他自己，代表不了美国选民。政府太大确实不好，但砍谁留谁总不能由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来决定。

        国内那么多“自由派”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好处，总以为政府越小越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保守派也不会同意裁减警察吧？何况“新政”已经快一个世纪，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美国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只做“守夜人”的时代。政府一大，就难免低效甚至腐败，但只要还没有堕入国人熟悉的那种政体，裁不裁、怎么改都是民选议会通过立法决定的事，绝不能任由一群“革命小将”胡来。

        那你说，特朗普是选上来的，他不可以决定行政部门的裁员和冻结开支吗？克林顿在任期间还“协议辞退”过40万不到的行政人员呢，何况特朗普开出的条件更好。问题是，克林顿裁员是经过近一年的公开调研和征求意见，最后以国会两党绝对多数通过的。不错，总统权力确实包含了提出年度预算，总统可以“自废武功”，砍掉部门预算。但不论什么预算，都得要两院通过后才能生效。事实上，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国会立法。现在特朗普当局这么大的动作，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即便要做也得等到两院通过新的预算立法之后啊！这种故意不执行甚至公然违背国会现有立法的行为是可以构成弹劾的，林肯的继任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就差点因此而被弹劾。现在只是因为共和党占了两院多数，才使弹劾在政治上不可行，可见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党执政也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那就只能有赤裸裸的人治。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法治确实不发达，政府也小，总统或党魁呼风唤雨；人事任命大行论功行赏的“分赃制”，从国务卿到清洁工，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任人唯亲，不仅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十九世纪末期进步党改革，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有一定的决策权，后者就是负责执行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总统要保证团队合作，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实行“分赃制”。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亲家为法国大使。这样的任命大概有3000多高级职位，美国比其它民主国家多得多。但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相比，他们仍然是九牛一毛，不足0.1%。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职位的稳定性则受到法律保障。司法部长权力很大，但总统可以随时罢免；司法部的一名普通律师可能卑微得多，但总统看他不顺眼也不能随便开除，而是要有正当理由，而且他还可以向“文官体制保护委员会”乃至法院上诉。美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是巨量的，其中1/3之多都是公务员的维权诉讼。

        只有公务员的职务待遇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行政执法公正中立。否则，公务员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那还不是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类现象，国内自由派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电影之所以还能经常上演下级挖出上级腐败黑料的故事，现实中也确实偶有其事，就是因为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独立。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基石。现在特朗普要摧毁美国的行政中立体制，以便他呼风唤雨，像解雇政务官那样随意解雇公务员，像统治自己的家族那样统治美国，就是要摧毁美国法治，回到十九世纪的“分赃制”，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独裁帝国。

                       三、美式“文革”能走多远？

        既然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清除不听话的中上层。特朗普的办法是利用外部力量，将“马斯克木马”植入白宫。他任命的财政部长等亲信对“六小将”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发动“内部革命”，以“反腐”的名义接触政府机密、裁撤行政人员，甚至直接强迫职能部门关门，直到行政系统全体都变成“总统的人”。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如莱维茨基教授指出，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为总统一人或一党所用，它们将被用于系统性地削弱反对力量。[3]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如果公安、检察、税务等政府部门放弃政治中立并为一党服务，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用来对反对派进行选择性的“查税”、“反腐”或“环保执法”。更不用说现代政府还掌握着特许经营、行政合同、税收减免等众多经济资源，可以用来奖励同党、打击异己。如果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精英和民众都体会到“顺昌逆亡”的道理，那么美国就会加剧向人人恐惧“枪打出头鸟”的“囚徒困境”演变。敢于出来说“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徒劳，直至第一修正案成为“有宪法无宪政”的具文。

        目前，美国商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纷纷“跪舔”新政权。一向以借鉴和强势谈判著称的亚马逊以4000万高价，买下第一夫人重返白宫的纪录片授权。特朗普此前起诉好几家媒体“侵权”，一度不了了之，在他当选后纷纷高价“和解”。Meta曾在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后暂停特朗普的账号，据说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2024年11月，创始人小扎进入海湖庄园晚宴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和新总统“从今往后相安无事”，就必须解决这起诉讼。此后，Meta支付了2500万“和解费”。迪士尼旗下的ABC新闻也以1500万，支付了特朗普提起的“诽谤”诉讼。[4]特朗普难道不是诽谤法必须容忍的“公众人物”吗？他对煽动国会山暴乱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些商界精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信任美国法律。在法律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对美国法治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还有独立司法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不错，得益于法官终身制，特朗普当局一时还改变不了美国司法的大局。但我更相信汉德法官的名言：当社会整体江河日下的时候，法官也无力回天。事实上，美国司法并非固若金汤。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呈现6:3的保守派优势，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已经给予总统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以绝对豁免权，无异于为他打造了违法作乱的护身符。其次，法官和其他高官一样，也是总统提名、参院任命。换言之，特朗普仍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以改变美国司法的构成。最后，对于坚持原则的法官，当局也可以通过“反腐”调查乃至弹劾恐吓之。弹劾法官的程序要求和弹劾总统一样，成功的难度很大，但只要通过众议院多数启动程序，也就达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

        最后的希望当然是周期性选举。如果特朗普当局的胡作非为终于出了大乱、惹了众怒，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将在选票箱前付出代价。两年或四年之后，他们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弃儿。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有许多变数。已经有“川粉”向特朗普劝进“第三任”，据说他本人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连修宪都敢想，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呢？共和党一贯热衷于滥划选区(gerrymandering)，这是出了名的。除了系统性压制反对力量之外，也不能排除通过改变或扭曲选举规则来维持“永久执政”这种可能。到那个时候，政治自然法的五点原则就荡然无存了，美国也就彻底堕落为一个威权政体。

                              四、美国的希望

        我无意把美国的前景说得很暗淡，但特朗普上台不足一月的迅猛进展不能不令人警惕。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美国当下的危机，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美国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它不能有面试哥德尔的那位法官的盲目自信。如果大意，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完全可能在美国发生，甚至以前已局部频繁发生过，只是没有蔓延到美国整体而已。在宪政民主和威权独裁这两极的“纳什平衡”中，美国已开始向另一极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它的宪政制度仍然相对完整。就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宪政民主的希望在于抗争，而美国当下的抗争机会仍足够多、成本仍足够小、反对力量仍足够强大。如果反对派被悲观情绪击倒，那后果只会是江河日下、万劫不复。

        美国的“民主灯塔”确实暗淡了，但重新点亮的最大机会仍在于美国自己手里。它仍然有政治自然法的几乎全套资源——相当完整的选举制度、相当中立的行政系统、高度独立的司法、几乎不受限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尽管一部分选民在政教分离、族群平等、政治认知上出了问题，或因为对政治自然法原则重视不够而让一时情绪或短期利益压倒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态没有完全恶化之前，这些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需要理解，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天选之子”；公然违反宪法的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美式“文革”不会带来清廉或高效，而只会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法治……

        只有当这部分人开始觉醒，而觉醒者不放弃抗争，美国的“契约共同体”才能再次强大，美式“文革”闹剧才会结束，而文明世界才能迎来“民主灯塔”的回归。

        [1]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 Trump has positive approval amid “energetic” opening weeks; seen as doing what he promised,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pproval-opinion-poll-2025-2-9/.

        [2]F. E. Guerra-Pujol, Gödel’s Loophole,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637-673 (2013).

        [3]史蒂文·莱维茨基、卢坎·韦：“民主的崩溃：通往美国的威权主义道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13A003RU00.

        [4]Rebecca Ballhaus, Dana Mattioli and Annie Linskey, How the Trumps Turned an Election Victory into a Cash Bonanza,Wall Street Journal, 1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trump-family-election-cash-bonanza-2f5f8714.

郎晓君：川普行为还为全球政治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成功模板"

（微信，2025-12-18）

         这是一场跨大西洋的政治传染：当欧洲极右翼政客发现，原来可以公开违反政治礼仪、系统性攻击媒体、使用露骨的仇恨修辞而不仅不付出代价，反而能赢得选举时，一个危险的示范效应就此形成。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的兄弟党、荷兰的自由党——这些曾经被主流政治排斥的边缘力量，如今纷纷采用"特朗普话术"：对建制派的全面敌视、对移民的妖魔化叙事、对"假新闻"的系统性攻击、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更危险的是，他们不仅模仿修辞，更学会了核心策略——渐进式的规范破坏。先是"说出政治正确不敢说的话"，然后是"挑战司法独立性"，再是"质疑选举合法性"。每一步都在测试社会的容忍度，每一次成功都为下一次更大胆的越界铺路。这种传染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竞次动力"：当某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通过突破底线赢得选民，邻国的极右翼就会被迫采用更极端的策略以维持竞争力。这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是一种政治操作逻辑的病毒式扩散——它证明了"不要脸"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技术。传统保守派政党面临两难：要么坚守规范然后在选举中被边缘化，要么向极右翼靠拢以争夺选民，但这种靠拢本身就是对规范的再一次削弱。于是整个政治光谱向极右漂移，不是因为选民思想改变，而是因为政治话语的"奥弗顿窗口"被强行推移。五年前被视为极端的言论，如今成了"可讨论的观点"；十年前会葬送政治生涯的行为，如今只是"政治风格的差异"。

        更大危机在于对民主本身的重新定义。这些政客将民主从"受规范约束的多数决"降格为"赢者通吃的权力游戏"。选举不再是在共同规则下的竞争，而是"我们"对抗"他们"的战争；媒体不再是第四权力，而是"人民公敌"；司法不再是独立仲裁者，而是"深层国家的工具"。当足够多的政治人物采用这套话语，民主制度的文化前提就会瓦解。制度条文还在，但让这些条文有意义的那个共识——对事实的基本尊重、对程序的基本服从、对反对派的基本承认——正在死去。特朗普的真正遗产不是某项政策，而是向全球极右翼展示了一条道路：你可以践踏一切规范，只要你足够无耻，足够坚持。这是对西方民主最深刻的腐蚀，因为它不是从外部攻击制度，而是从内部抽空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许多人习惯于说：政客的私德无关紧要，关键要看他做了什么。这话听起来很务实，很"成熟"，但它掩盖一个逻辑，陷阱——当一个领导人系统性地破坏制度本身时，他"做了什么"与他"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无法分离。川普对法治的破坏，不是某几项有争议的政策，而是对"法律应当高于个人意志"这一现代文明基石的系统性拆解。川普对宪政的破坏具体我在回应高全喜老师文章《为僭主式行为辩护：自由主义的智识错位——评高全喜老师对川普新政的解读》一文中有过系统阐述，许多人懒得读长文，我总结如下:

        一、创设法外机构，僭越宪政结构。比如"政府效率部"（DOGE）的设立。埃隆·马斯克——一个与联邦政府存在千丝万缕利益冲突的商业巨头——被授予超越法律的特权，去审查、裁撤那些本应监管他的公务员。这个机构的运作完全绕开宪法规定的程序，直接违反国会的拨款权与参议院的人事任命权。关键不在于"提高效率"是否必要，而在于手段的合法性。DOGE的本质是将公权力私人化——让私人企业家掌握审查政府官员的权力，而这些官员恰恰负责监管他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不是反官僚主义，这是赤裸裸的利益输送与权力寻租的制度化。

        二、绞杀行政程序法，以长官意志取代理性治理。耶鲁法学院权威阿克曼夫妇（世界法学权威，退休多年夫妇高龄联袂发文罕见），他们认为川普系统性谋杀了1946年《行政程序法》——这是现代美国行政法理的基石。这部法律要求所有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公开征询、理性论证、专业评估。川普通过泛滥的总统备忘录、"废一立十"的野蛮指令，彻底剥离行政决策的理性基础，代之以长官意志的任性。他不是在"简化程序"，而是在消灭程序本身——消灭那个要求权力必须自我证明合理性的机制。历史上所有独裁者都讨厌程序，因为程序意味着约束。三、摧毁建制派所谓"深层政府"，瓦解法治的压舱石。所谓的"深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法治的守护者，是确保国家机器持续性、专业性与合法性的压舱石。川普对其的系统性清洗，留下的不是自由，而是霍布斯式的丛林——权力的行使不再依据法律，而完全取决于元首的命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老先生九十三了）的诊断一针见血：川马正在搞一种"数字威权主义"，保留宪法形式外壳，但内核已被"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掏空。资中筠先生更直言："这不能算市场经济下的'保守主义'，而是专制集权，有法西斯倾向。"所有独裁者的共同特征是讨厌官僚科层机构，喜欢直接面对民众，其用人标准绝非绩效或法理，而是赤裸裸的"忠诚"。

        川普对法治的破坏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将国家权力工具化，服务于个人及其亲信的私利。当人们说"不在乎他的人品，只看他做什么"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就是拆除那些保护所有人不受任意权力侵害的制度防线。

龙应台：野蛮有没有限度

 2025-9-7，微信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为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不要相信晴空·

        川普当选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告诉大学生“今后必须做的几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则》或说《保护民主教战手册》。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则”有几个共同的核心重点，譬如：

       一，你绝对不能以为专制政权在美国不会发生或者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崩溃。二，你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关心政治，从今天起密切观察川普所做的每一个政策。三，你一定要无比活跃地参与政治组织，不论是学校里的讨论小组或者乡镇、城市的各种政治关切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动，不论是地区的政策辩论或是议员的听证会，或是对某一个议题的示威抗议；你一定要对公共事务比从前更积极介入……

        美国知识界，包括媒体，对于川普的当选，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震惊，但是震惊大概只有几天时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惧。在很多《民主教战手册》中，纳粹的历史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黑影，悄悄埋伏在字里行间。教授们几乎像村子里的巫师，在晴空万里时忧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啸一定会来”。

        这些文章充满危机意识，同时又充满力气，呼吁年轻人对于“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出现的“海啸”要用最大的决心去防止。

        这么高的危机意识，如此生猛的力气，来自哪里？

                      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仔细分析的话，也许有非常多元的来由，但是，纳粹的历史教训在发挥作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读这些紧张的、戒备的《教战手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叙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纳粹上台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眼见纳粹的恐怖兴起，开始颠沛流离，流亡到巴西，最后决定和妻子双双自杀，放弃这个被疯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很关心一个问题：奥地利这个繁华而文明的帝国大城究竟是怎么从太平世界掉进深渊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时局的突变，有没有危机意识？

        茨威格最大的感触是，“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德国的社会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维也纳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没有人相信非理性的运动或势力会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住在萨尔斯堡，距离德国的慕尼黑只有两三小时路程，德国的八卦新闻很容易穿过边境。茨威格记得最早听见“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从慕尼黑来，抱怨说，那边又闹起来了，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在那儿煽风点火，像流氓一样一伙人冲进人家正在开会的会场捣乱。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个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国边境小城，看见学生队伍，“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颜色显明的卍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卍字形符号。”

        那还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后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没人注意他的危险。茨威格说，评论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内容，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华而不实的风格”。报纸也没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个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竞选的一整年里头，大多数的媒体只是把他当笑话在报导。

                         第一批逃难的人

        可是然后呢？

       然后，茨威格说，“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茨威格这部回忆录是在1939到1940年间写的，距离他1942年的自杀只有两年。哀伤使人深沉，痛苦带来洞见。1940年欧洲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泥沼中，他已经可以用史学家的冷眼和文学家的热血，犀利说出暴力的形成过程。希特勒扩权的步骤，在今天的世局读来让人觉得更是惊心动魄：

       纳粹份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先是国会纵火，看大家反应。然后鼓动大学生烧书，再看社会反应。一件蛮横的事得逞了，再进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继续更蛮横的事。社会内部危机意识不足，或者不够坚定，他就得寸进尺。外国，看着德国转化成暴力国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开始迫害犹太人，侵略其他国家，但是总觉得“与我无关”，纳粹在试探得逞后，就再进一步。

       茨威格——再描述人们的“侥幸心理”——听见了残暴，会说，这是文明的欧洲，二十世纪，应该不可能；亲眼看见了，会说，大概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会长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斯堡山地或者游过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是七十七年前的叙述——为什么读起来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呢？

                             没有人可以幸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已经被烧，他和理查•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歌剧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还没有进入他的家门。他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些逃亡的难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上了锁。“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直到四个秘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要求进门搜查，他才醒过来——灾难的洪流山崩，没有人可以幸免。当晚就收拾了行李，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最眷恋的家，也永别了他的祖国。对名满欧陆的茨威格来说，流亡的痛苦显然超过生命的承载，尤其是，他比别人都清醒。

        贯穿他整个回忆录的是邪恶与善良的并存，和平与战争的对比。终其一生他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迫迁、灭绝。“野蛮总有限度”这个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彻底破灭的。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对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听风的玲： 清史为什么修了二十多年还出不来？因为它是个“烫手山芋”

（微信，2025-11-23）

 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现象：为什么清史的修纂与评价争议如此之大？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2年启动，历时二十余年，成稿三千多万字，参考史料近十亿字，却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学术能力的退步或是史料的浩繁，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浮于表面的。

 不是说史料不够多，也不是说学者不够勤奋，而是说“怎么写”这个问题，在逻辑底层打了一个死结。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清史背后那套互相打架的顶层逻辑——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不管是清朝还是明朝，对于如今的生活看似都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通过对清史困局的剖析，我们却可以理解现代国家构建中，法统继承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剧烈张力。

       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它不仅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更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基础的关键时期。

         目前关于清史的争议，本质上是三种史观的“三国杀”：革命史观（阶级史观）、团结史观以及西方学界主导的新清史（NQH）。

        本文，我们就来回顾这场史学界的博弈，看看一个修史工程是如何陷入“不可能三角”的。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修清史，而且还得修得“漂亮”？

         ——这里的“漂亮”，是指要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和国家利益。

        首先从现实收益上来考虑这件事。

        这也就是所谓的“团结史观”的核心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决策者看到的地图，和皇汉主义者看到的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翻开明朝的地图（不含羁縻地区），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不完整的：

        没有疆疆，没有藏藏，甚至东北和蒙古的大片区域也不在直接管辖之内。

        而如果我们翻开清朝的地图，尤其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疆域，那才是一个拥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

        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对藏藏、疆疆、东北乃至湾湾的法理主权，很大程度上是继承自清朝的。

        如果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或者将清朝定义为单纯的“殖民政权”，那么这些边疆领土的法理继承性就会出现漏洞。

         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性，为了“大一统”的叙事，清史必须被定义为中华历史的正统朝代，而非异族入侵。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地缘政治的刚需。

        而如果以上只是基于领土法理的逻辑推演，那么清史修纂还面临着基于情感的第二层考虑：

        民族记忆的创伤。

         当时发生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历史细节，在传统的汉本位史观或者早期的革命史观中，是无法被抹去的血痕。

         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推翻满清，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那个语境下，清朝就是侵略者，是必须要打倒的“非我族类”。

         但到了现代，为了强调56个民族是一家，我们采用了“团结史观”。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逻辑BUG：

         如果在这套史观里，岳飞和文天祥不能再被称为单纯的“民族英雄”，而要被定义为“抗金/抗蒙名将”，以免伤害民族感情；

         那么清初那些抵抗剃发易服、抵抗屠城的汉人——如史可法、阎应元，他们算什么？

         更尴尬的是，如果承认清军入关是“民族融合”的阵痛，那么那些投降清朝、屠杀同胞的汉人将领——

         如尚可喜、洪承畴，甚至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不是就有机会翻案了？

         事实上，确实曾有专家在研讨会上试图将尚可喜定义为“顺应潮流”、“明哲自保”的“中华民族英雄”。

         这种认知上的撕裂，让普通人感到愤怒和困惑：

         如果屠杀同胞、强奸妇女的刽子手都能因为“顺应大一统”而成英雄，那么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

         这就是清史争议中的“不可能三角”：实事求是、团结史观、人的良知。三者最多选其二。

         而除了这两条内部矛盾，修史者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

         话语权的争夺与新清史（NQH）的冲击。

         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试图在内部逻辑中自圆其说。但问题是，国外的学者也没闲着。

         以美国汉学界为首的“新清史”学派，挖掘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观点：清朝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汉化”，而在于其保持了“内亚性”。

         他们认为，清朝皇帝不仅是汉人的皇帝，更是蒙古的大汗、西藏的文殊菩萨。

         这种观点推演下去，就是将“清朝”与“中国”剥离，认为清朝是一个多元帝国，而中国（汉地十八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是绝对的禁忌。因为它在消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根基。

         讽刺的是，这种强调“多元”的视角，恰恰是“团结史观”的某种镜像——

         当你过分强调清朝对各民族的统治特色时，你也为外人提供了拆解中国的刀子。

         看过这三个方面的死结以后，你是不是也觉得清史是一项无比烫手的山芋？

         有人提议：“既然这么难修，不如让对面修，或者干脆不修。”

         然而，如果不修，话语权就会旁落。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回应新清史的挑战，国际学术界的声音就会一边倒；如果回应，无论怎么写，都会得罪国内的一大批人。

         使用阶级史观？那就得承认清朝是封建地主与满洲贵族联合对人民的压迫，这不利于团结。

         使用汉本位史观？那就得把清朝写成殖民史，这不利于领土法理。

        使用团结史观？那就得面对“认贼作父”的道德指责，甚至逻辑上会推导出“日本如果赢了也是正统”的荒谬结论。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

         清史之所以难修，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完成对这段历史的真正脱敏。它离我们太近了，近到连辛亥革命的合法性都还挂在它的尸体上。

         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善的史观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而只有一些充满了补丁的解释包供后人根据需要选取。

         最后再说回这个尚未面世的《清史》。

         据说最终成稿有三千多万字。如此浩大的工程，最终卡在了“过审”二字上。这背后，其实是决策层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极度审慎。

         与其拿出一个漏洞百出、被人骂成筛子的“定本”，不如让它继续处于“在修”的状态。

         因为一旦盖棺定论，就意味着官方必须为其中的逻辑漏洞背书。

         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文化工程，最后都会以这么一种沉默的方式，悄悄束之高阁。

         古今皆然。

       番外我们的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提到了很多人对清朝人物的评价充满了矛盾。其实，这种“精神分裂”在历史细节中比比皆是。

       比如那位在教科书里被誉为“收复湾湾”的民族英雄施琅。

        在《清史稿》的语境下，他是大清的忠臣，不仅平定了海寇，还与“红毛”（荷兰人）合作。

         是的，你没看错，为了剿灭郑氏政权，大清曾与荷兰殖民者组成联合舰队。

        在康熙二年的记载中，大清“优赉”荷兰使者，请他们助师讨伐台湾。

         如果你站在明郑的角度，或者是站在当时沿海被迁界禁海令搞得家破人亡的百姓角度，施琅和清廷的行为，无异于引狼入室的“汉奸”。

         但如果你站在“大一统”的角度，施琅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功臣。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评价体系的游移，甚至波及到了对“侵略”的定义。

         如果清朝是正统，那么鸦片战争是侵略；

         那如果是站在明朝遗民的角度看呢？清兵入关是不是侵略？如果清兵入关不算侵略，那为什么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理论——

         宣称自己是更优秀的中华文明继承者——会被我们坚决唾弃？

         这就是那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逻辑陷阱：

         如果我们为了维护清朝的合法性，过度美化其入关的手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解构我们抵抗外侮的道德基础。

         日本人当年也说过：“崖山之后无中华，我们是来帮你们恢复王道的。”

         这套嗑，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

         所以，清史争议之所以大，根本原因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我们还没有想好，该用什么样的灵魂，去面对那段长着辫子的过去。

感恩的晚祷： 反对川普的保守派们

（微信，2025-12-02）

       魔鬼总成双成对地向世间散播谬误，而且是对立的两极。他总诱使我们耗费大量时间思索哪个更糟。其中缘由，你们想必明白？他借你对某一谬误的格外憎恶，将你缓缓引入相反谬误的罗网。但切莫上当，我们必须紧盯目标，从两道谬误的夹缝间笔直穿行，不必与任一种谬误纠缠。——C. S. Lewis

       由川普引起的争论热度持续不退。支持川普一方常有一种倾向，把批评川普的声音都归结为两派之争（自由派/保守派）或两党之争（民主党/共和党），一如当年极左翼习惯于将所有批评归结为两个阶级、两大阵营的斗争，似乎把批评者标签化、党派化就轻而易举地化解了批评。

         然而，这种辩护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一个事实：从2015年川普以他独有的姿态宣布参选开始，他最早招致的激烈批评，恰恰出自一批支持共和党、捍卫保守派原则的作家之手。其中著名的例子就是，2016年1月保守派旗舰刊物 《国家评论》编辑过一期特刊，标题就叫Against Trump（反对川普），当时22位保守派作家和活动家参与其事，撰文说明川普并不代表保守主义。虽然随着川普的胜利，有部分人士改弦易辙，接纳或者说归顺了川普，但一直坚持己见、不肯“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也不在少数。

         我最近有意阅读的，就是同属这后一类型的几位作者，包括乔纳·戈德堡（Jonah Goldberg）、查理·塞克斯（Charles J. Sykes）和马克斯·布特(Max Boot)。三人虽然没有参与那期特刊，但都曾是重要保守派刊物的编辑、作者，或知名保守派智库的成员，长期站在共和党立场发声，属于“响当当”的保守派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从川普参选开始，他们就公开持批判态度，并且没有因为他获胜而改变立场，宁愿因此从主流被排挤到边缘，甚至遭致敌意，这足以激起我的一分好奇和敬意——当然，川普支持者的应对方法是把这类人一概视为精神病，即所谓川普精神错乱综合症(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这轮阅读带给我不少收获，最直接的收获是了解到，原来传统保守派阵营里还有这样一个坚决拒绝川普的知识群体。他们人数不多，在今天川普掀起的保守浪潮前只能算极小的支流，但他们却努力保持自己的独立，发声维护自己信奉的保守主义原则，而非“与时俱进”。这或许不能带来改变，但就公共生活而言却自有它的意义，至少让我们意识到对川普的批评并不专属某个党、某个派，有些批评——也是极其严厉的批评——具有超越派别的性质。

         更长远的收获，则是看到共和党在罗斯福新政后几十年的起伏挣扎，看到党内一直持续的、建制派与民粹派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川普的当选所特别昭示的，与其说是民主党共和党的两党之争，毋宁说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民粹派大获全胜，全面接管了共和党。

         本文意在说明，围绕川普的争论无法简单化约为两党/两派之争，一种极端倾向也无法以自己反对另一种极端倾向而得到证明。这里要谈的三部作品，就出自前述三位保守派作者之手，然后也还阅读、参考了其他一些著作，比如Matthew Continetti的The Right: The Hundred-Year War for American Conservatism，还有E.J. Dionne的Why the Right Went Wrong: Conservatism from Goldwater to the Tea Party and Beyond，就不特别标注了。    

                         （一）

        乔纳·戈德堡《西方的自杀：人性本能如何反噬西方文明？》（八旗文化，2022）

         右翼以“西方的自杀”为题的书这不是第一部。早在半世纪前，当时著名的“大右派”詹姆斯·伯纳姆就写过一本同名著作，痛批自由派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偏袒左翼，指控自由主义是使西方走向自杀的意识形态。同样的主题一再出现，颇能反映右翼保守派对西方文明所怀的深重的忧患意识。只不过，这次让人忧虑的破坏者不再只是左翼/自由派，也包括保守派自己。

        戈德堡这本书较为偏重思想和历史，它的主旨是肯定西方现有政治经济制度的成就，进而强调它并非必然发生，而是一种偶然，一个奇迹。人类历史上有些地方虽也曾出现过自由与繁荣的迹象，但都昙花一现，唯有到了西方近代，在启蒙思想的冲击下，出现了一套新的观念（作者称之为“洛克革命”），由此才使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成为可能。这里可以看出作者的保守主义所要保守的内容，那就是十八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作者并未像一些保守派那样多谈宗教因素）。

       作者之所以反复强调它是难得的奇迹，是因为看到今天西方人对此太疏忽大意了，对这套体制既不感恩也不愿维护——而自由派尤其被他诟病，因为他们常常怀上一种奇怪的罪疚感（这也是伯纳姆那部同名著作重点批判的一个话题），这会动摇西方文明的根基。不过，与他早期的著作《自由派的法西斯主义》不同，在那本书里，他把现代的一切罪恶都推给了自由派——甚至像希特勒、墨索里尼都被他列入自由派，只不过是自由主义的右翼，虽然这种论调并不陌生，但出自一位还算严肃的作家之口当时还是让我颇感吃惊——而在这本书里，他显见变得悲观了，强调危险在于人性本身：人类天性中就有一种他称之为浪漫主义的倾向，希望挣脱这套自由秩序而回到之前的部落状态，这是根本的威胁。现实让他看到，保守派同样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川普正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人物”。

         在讲述了这套秩序近来受到的种种冲击之后，全书后半部分的重头戏是对川普及其保守派支持者的批判。首先是川普其人，作者对川普的个性和手段看得非常清楚，但他还是尽力对之做客观的描述、分析，避免做纯道德角度的攻击。比如他指出川普其实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这一点是和欧洲右翼的显著不同：

         过去三十年来，他只有在少数几个问题上前后一致：贸易保护主义、从我们跑去入侵的中东国家那里“拿石油”、以及一些撤除管制的空洞陈腔滥调。如果谈到枪支、移民、堕胎、征税、医疗保险，他就变得几乎什么立场都支持过。传统的美国保守派支持限制政府规模、谨守宪法、保障个人自由、尊重传统价值观；但这些坚持川普一个都没有，而且证据似乎显示，他连对这些概念的理解都很肤浅。

         既然不是靠意识形态，那川普又是如何赢得保守派的民心？那是因为川普“打破了实境秀跟真实政治之间的第四面墙，以人际冲突和戏剧效果来博取关注。他的人生和总统之路，都不是以政策、意识形态、甚至真正的政治为基础，而是仰赖收视率。”

         对川普而言，商场、电视收视率、政治上的“胜利”反而最重要。所以他批评对手的策略，才会说其中一个人是恋童癖，另一个人的爸爸是刺杀肯尼迪的共犯。他甚至把赢不了的抱怨当成带来胜利的工具，说什么“反正我就一直抱怨，然后我就赢了”。

         同样地，虽然川普常常表现出对美国政治历史的惊人无知，但这偏偏成了他走民粹路线的优势所在（这一段相当形象）：

         事实证明，对政治的一无所知反而让川普获得巨大的优势。既有的政治精英阶级都有一大堆不能说的语言和禁忌，而且那些极度傲慢的中间派被绑死的程度，更是比左派跟右派还严重。所以川普只要用他的“有话直说”，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都辗过去。当然，我们这些重视用词遣字的人会觉得川普是个无知的乡巴佬；但在数百万选民眼中，这样的人是个血性汉子，而且他是乡巴佬反而好，因为他就不会是那些把美国推进现在死胡同的“建制派”。他就是这样打败克鲁兹参议员的，克鲁兹太建制了，即使完全了解要怎么煽动民粹，最后讲出来的时候调性还是不对。

        最后，他为川普描绘了一幅画像：

         川普只要脱掉西装，摘掉那条太长的领带，其实就是一个标准的前现代男人，整天只想着怎么在自己的小圈圈里称王。他没有任何前后一致的意识形态，通常也拒绝维持良好的品性，所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他都是资本主义的完美范例：一味追求欲望，无视任何的外在道德束缚，只被最基本的人类本性所管束。川普在乎性、在乎权力、喜欢支配他人、希望自己的地位获得肯定……他是尼采定义的那种骑士，他的道德他自己说了算。

        然而，真正的问题还不是川普如何，而是共和党的群众竟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人。如作者所说，川普那种想到什么说什么，甚至可说是”动物性“的政治风格，加上他对民主规范毫无歉意的无知，以及对精英的极度仇视，在很多选民那里不但不觉得是川普的问题，甚至还把它当成川普的优点。作者坦率地指出，这并非保守派应有的样子：

        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是有限政府、自然权利、传统价值观、爱国、感恩这些原则交迭出来的产物。但这些原则背后都有两个共同基础：观念的重要，以及品格的重要……可是唐纳·川普却完全站在观念跟品格的反面。他自己都说过，观念对他而言只是工具，只要能达成目的，长成怎样都无所谓；甚至还说他唯一信奉的准则，就是人应该随机应变，不该死守任何东西。至于他的品格嘛……这么说吧，无论从过去五十年来保守派相信的哪一项标准来评断：老实做生意、在性方面保持正直、谦虚、虔诚、讲话得体，川普的得分都离及格很遥远。所以我应该可以说，他不算是个好人。而且如果你在十年前跟任何一个保守派或自由派聊天的时候不提川普的名字，而是描述他的抽象特质，两边的人都肯定会说这是个烂人。他粗鲁无礼，他公然承认自己贪得无厌、只会抱怨、欺骗他人。只有在礼貌对他有利的时候，他才会彬彬有礼；只有在他能用法律来砍人的时候，他才会尊重法律。至于其他人？全都是让他拿来利用的工具。

        那么保守派为什么会蜂拥去接受川普？简单地说，因为他们一直输，一直被“背叛”，所以对打赢对手有特别的执念。在川普之前，右翼民众长期陷入一种挫折感中，他们自己选出的建制派常常不顾选举时的承诺，当选后向民主党投降，追随民主党的施政路线（典型的例子如小布什的仁慈保守主义，赋予政府积极作用），这反过来又刺激他们愈加强烈地渴望战斗和胜利，将之视为唯一有价值的原则，茶党失败了就再寄希望于更激烈的川普：

         我曾跟许多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有过无数辩论。让我震惊的是，许多本该有所原则的保守主义者，都将“战斗”与“胜利”当成了自己的目的。当川普用尽粗鄙的言语捍卫客观来看毫无道德，或是政治上站不住脚的立场，这些啦啦队的反应却是“至少他战斗了！”他成了“我们人民”的化身，而胜利已经跟真正赢得什么毫无关联了。当他无法宣告胜利时，因为别人辜负了他，或是恶意阻挠他；当他宣告胜利时，具体内容则无关紧要；他做出难以理解之举时，那他一定是在下很大一盘棋。简单来说，很多人根本就是在搞川普的个人崇拜。（译文根据英文原文有改动）

         正是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人们才会把川普本人作为保守派的标杆，而完全不顾他与保守主义的实际距离有多大。基层民众的背叛正是让作者这样的保守派感到最伤心失望的地方，过去把美国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派别身上的乐观信心不见了，他对美国未来发出了悲观的警告：

         我很伤心，而且无法像以前那样，坚信这个国家几乎不可能沦为威权。当然它不可能在川普时代崩毁，但川普让我知道，保守主义远比我想象得脆弱，保守主义者比我想象得更容易变成暴徒。

        在他看来，川普和川普主义对于保守派的存亡威胁，正是西方文明所面对的危机的一个缩影。

         稍作一下总结。且不论作者对于川普的具体观点，书里有两点给我印象深刻，第一是他不崇拜力量（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就是不“慕强”），不以获胜为最高目标，坚持自己的思想立场，这一点是太难得了，——这次让我意识到在美国也是同样难得。此前有些观察家就提到过，极右翼在批判左翼极权的同时，内心却常怀着对后者的强大权力和无情手段的艳羡（参阅“我知道我有一种面对不愉快事实的力量”——读希钦斯《奥威尔为什么重要》），而在这位保守派作家身上没有这样的痕迹。

        第二是他在道德立场上的一致性。他绝不认同一种现象在民主党身上是坏事，但在共和党身上就变成好事，全书结语里的这段话就是明证：

         制定美国宪法的人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无论领导者发表什么主张、做出什么行动，民众都无条件地支持。……二〇一一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福音派基督徒认为“在私生活中做出悖德行为的民选官员，可以在公职生涯中保持高风亮节，确实履行义务”。到了二〇一六年，这个比例却增至百分之七十二，增加一倍以上。福音派原本是最不能忍受官员失德的一群人，川普出现之后却变成了对其最宽容的团体，他们现在对于悖德行为的容忍程度，甚至远超过了美国人的平均值。照这样下去，等到民主党再次掌权，共和党人还能用什么标准去监督他们？保守派之前谴责奥巴马滥用行政命令，但等到川普下台之后，如果还有人做一样的事情，他们还能说话吗？以后如果有哪个性生活不检点的人想当总统，共和党人要拿什么理由阻止？而在川普崛起之后，保守派又有什么理由能谴责“裙带资本主义”？

        正是由于这两点，虽然作者有些论述让我感觉有失偏颇（比如他只说川普现象是对左派身分政治的反弹，却不提共和党内一直存在的民粹潜流，前一个因素固然存在，但后一因素却绝非不重要），我也愿意把这看成是在个人思想的正常误差范围内，甚至愿意更严肃对待他的观点。他思想的真诚是无可怀疑的。

                （二） 

        Charles J Sykes: How the Right Lost Its Mind (St. Martin’s Press, 2017)

         在戈德堡的著作之后又读到查尔斯·塞克斯的这部作品《右派如何失去了理性？》，让对美国政治缺乏深层了解的我颇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塞克斯曾是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员、作家与电台主持人，长期为共和党与保守理念发声，但自2016年特朗普崛起后，他成为美国反特朗普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两本书对特朗普及保守派的看法大体相似——这本书里也几次提到了戈德堡，把他视为保守派里的少数例外，是坚持原则的典范——但塞克斯触及了一个戈德堡刻意回避、立场模糊的问题：保守派内部一直存在的精英与民粹的冲突。

        这个冲突的故事背景可以简要地概述如下：新政之后的共和党多少陷入了困局，它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治理现实之间开始出现裂痕。它的选民表现出一种双重特质，既认可政府项目本身，又对政府深怀戒心，甚至无法想象自己珍视的福利竟是国家运营的成果，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和操作上的自由派的结合（举一个作者提到的例子，美国从未存在过支持大幅削减预算的强大选民基础，调查显示仅有极少数选民支持削减开支）。

        所以，共和党的建制派既离不开意识形态正确的极端民粹派，又深知无法兑现承诺去满足民粹派的要求，回到新政以前的施政道路。曾有几位有远见的政治家（如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看到其中矛盾，都尝试过转型，但都未获成功。于是裂痕始终存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民众自然容易接受那种煽动的说辞，说他们被自己政客出卖，政客走了一条投降路线，这在面临困难和危机的时候尤其容易发生。

        困扰保守派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正如被誉为现代保守主义之父的威廉·F·巴克利所说的，就是它的荒诞偏执（crackpotism），常常是各种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温床。巴克利曾对此有过描述：

        某些强加于正统美国保守主义的诉求荒谬至极——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我们应该实行高关税，因为农民享有高额补贴，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本就不该获得这些补贴。“) 有些则病态偏执(”阿拉斯加正在被建设成为亲麦卡锡派的大型集中营。“) 还有些充满神秘主义色彩(”国家不可能做出任何善举。“)……

        巴克利坚信保守派如要发展，必须清理门户，为此他曾先后与传播各种阴谋论的极右翼组织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反犹主义的布坎南派切割。然而，今天已经没有巴克利这样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说：“事实上，茶党运动似乎为巴克利当年竭力驱逐出保守主义阵营的疯子们敞开了大门。与1960年代不同，如今为疯子主义辩护、谴责批评者的渠道多得惊人。脱口秀电台也屡屡屈服于诱惑，为那些正在自我毁灭的候选人辩护。”（提一句，戈德堡是支持茶党运动的。）

        川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他尤其得益于近年新出现的新媒体平台的效力，将共和党传统精英与民众的沟壑放大，并使自己成为后者的代言人。这一点，正如迪昂(E.J. Dionne)所提醒的：“一个打破所有传统政治规则的局外人竟能如此迅速崛起，如此颠覆其政党格局，并一度主导党内话语权，这恰恰映射出保守主义内部的危机。……特朗普运动的崛起应当唤醒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使他们清醒认识到自身面临的挑战、支持者中普遍存在的失望情绪，以及失望与背叛循环所带来的代价。”

        较之戈德堡，作者似乎更深地意识到了眼下保守派的这种困境，这也使他愿意提出一些更尖锐的问题，会去考虑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是否也有责任：“左翼对保守派言论的诸多批判——那些我们数十年来的驳斥——是否暗藏几分真相？我们——包括我本人——是否助长了这场席卷右翼阵营的偏执与仇外之火？”他没有放弃保守派立场，面对川普及其支持者的强势，他明确自己要做一个反潮流的保守派：

        尽管如今喧嚣四起，要求保守派向新政权靠拢，但实际需要的恰恰相反。保守主义需要的不是顺从，而是敢于抗争的异议者——换言之，需要那种反潮流的保守派，他们认识到保守主义已沦为荒野中的孤魂；但荒野恰恰也是任何运动反思基本原则、重拾遗忘价值、叩问"我们究竟是谁"的理想之境。

        对这一提问，反潮流保守派的回答是：我们是信奉自由、自由市场、有限政府、个人责任、宪政主义、发展机遇、捍卫美国理念与制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谦逊、审慎、抱负与包容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我们是传承伯克、托克维尔、巴克利与里根伟大传统的保守派。但这意味着我们已不再是如今的保守主义运动或共和党的一部分。

                                    （三）

        Max Boot: The Corrosion of Conservatism: Why I Left the Right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8)

        在阅读这部作品之前，我完全不知道作者马克斯·布特是何许人，读完查阅资料才发现，他不仅曾是重要的保守派作家，还是著名的军事历史专家，作品《隐形军队：游击战的历史》、《战争改变历史》都已译成中文，所以不奇怪他也是共和党智库的重要声音，曾经担任多位共和党政治人物的顾问。

        这本书带有个人政治回忆录的性质，而非严谨的分析论证作品，所以很多地方作者都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反应——当然都是针对川普和他的支持者。事实上，在三人中，布特反川的情绪最为强烈，也走得最远，在大选中支持了民主党的希拉里，而且在川普获胜的第二天，就结束了自己的共和党身份，重新登记为独立人士。

        布特对川普的批评，既有政策层面，也有道德层面。就政策层面、尤其是他专长的外交与军事领域来说，他与川普可谓南辕北辙。他完全不赞同川普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视之为对共和党及保守主义运动自二战以来倡导的自由贸易与国际主义的背叛。他更不能容忍川普对美国传统民主盟友的敌意，一方面对盟国领导人尽显粗鲁、轻蔑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过去一直视作威胁的强人统治的国家却赞誉有加，作者曾公开撰文指称川普为美国安全的头号威胁，书里也再次声言美国的国际地位正受到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深刻而持久的。

        同时，川普毫无节制的言行更令作者感到道德的冒犯，在他看来，那些言行既有违总统的准则，更违背文明社会底线——而上一位作者塞克斯提到，极右翼曾为自己粗鄙嚣张、荒诞不经的言行找到一个辩护理由，那就是能够刺激自由派，凡是敌人憎恶的必是有价值的。然而我们看到，这几位保守派都同样不能接受这种做派。

        与塞克斯一样，布特也是抱一种历史的视角，从共和党的内部演变去看待川普的崛起，“过去数十年共和党的历史，正是温和派遭驱逐、保守派接管，而后又被更极端右翼势力取代的循环”，而川普不过是这种深层病灶的外在表征而已。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过去共和党是以“思想政党”的形象来吸引人，而今天威廉·巴克利、欧文·克里斯托尔这样的思想者不见了，脱口秀主持人与电视名人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共和党与思想领域的联系日益疏离，而它的民粹姿态已然真实显现。”

        布特既批评基督教右翼放弃道德原则去拥戴川普（对比克林顿弹劾案时，他们的领袖一再强调个人道德伦理是政治领袖的基本要求，为此强烈要求克林顿辞去总统职务），也痛斥他的旧友同僚牺牲保守主义信条去迎合权力，认为他们甚至比川普更为可恶，因为“川普本就无知无识，他根本不懂总统——甚至普通正直的人——该如何行事。但他的许多支持者心知肚明，却因他掌控权力杠杆而甘愿自甘堕落以讨好他”。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并未止于对别人的批评，他也检讨了自己的失误（比如支持过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从川普的当选里看到自己过去偏好的政策也起到不好的作用：

        我早知钢铁厂的凋敝与煤矿的废弃不会因特朗普当选而复苏——后续事态已印证此点——却未能真正体察内陆地区的绝望深渊，亦未意识到自身奉行的自由市场理念与全球化信仰如何加剧了这片经济废墟。我们这些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即便主张辅以福利国家保障），总惯于认定它终将为最广泛人群创造最大繁荣。当像我这样，身处繁荣沿海飞地、受惠于急速变革的经济、被同样奋力向上的进取者环绕时，持守此种意识形态何其轻易。长远而言这或许不假，然而当下，“创造性破坏”的代价对于缺乏信息革命所催生的转型技能之人，实可谓难以承受之重。

        此外，作者在种族、性别等议题上，也都有所反思。那他为什么不加入民主党呢？他说了，如果是克林顿夫妇那个温和立场的民主党，他是会欣然加入的；但他不能接受桑德斯和进步派的民主党，在他看来，他们与川普在诸多议题上观点一致——别的不说，至少在他的专长领域，他们同样倾向于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或至少持不干涉主义立场。

       写到这里，书已介绍完毕，文章似可结束。但我又担心全文给人这样一个印象，那些至今仍在支持川普的人都在道德上有缺陷，品德好的人都已离开他的阵营。

        我自己也常常受到很大的诱惑去做这样的判断，每每这种时候，我就用相反方面的例子，用我喜欢的意大利作家西洛内在自传《紧急出口》里的话提醒自己：

        我不同意我的一些朋友的天真想法，即俄国坦克镇压匈牙利起义是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最高考验。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情感移植到别人的头脑中。同一事件对每个人的价值并不相同。我曾多少次希望它能如此——在 1936 年的大清洗审判之后，在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之后，等等——但我的希望总是落空。人们的意识并不像交通信号那样同步。

 

（全文完。翻译借助了chatgpt、deepseek等翻译网站。）

衛方·賀：与高全喜教授商榷特朗普新政

来源：微信，2025年11月

        在高全喜教授的一篇题名奇怪的文章“特朗普？抑或：特朗普”里，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在一百多天的新政过去了，虽然目前也还难以盖棺定论，但特朗普这一时期推行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对于美利坚共和国的重大成就，则是任何人都无法予以掩盖和否认的”。他认为“这一切都在兑现着他竞选总统时的承诺，所谓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他列举的“重大成就”我勉强分为六项，用他的原文表达：

       （1）以两院通过美丽大法案为代表的美国内政，尤其是减少管制、减税和产业再造，让美国的产业链重新焕发生机；

       （2）还有移民政策的非凡成绩，以及对于身份政治的破除，恢复传统价值观；

       （3）还有以单边对等关税为主导的贸易政策；

       （4）还有打破大学的意识形态堡垒；

       （5）重建美国宪法的自由价值，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限制政府乃至司法的滥权；以及

       （6）让社区社会和商业贸易、高新科技充满活力。

         首先，特朗普政府究竟是否减少对经济的管制？不，他的一系列新政与其说是减少管制，不如说是强化干预与放松管制的矛盾体。例如，以“美国再工业化”为核心，通过关税（如钢铁业50%税率）和行政命令直接干预企业运营，包括强制日本制铁保留伊利诺伊州工厂至2027年，并获取对美钢企的“黄金股”监督权‌，这不是非常激烈的管制么？还有，容许特定企业得到出口许可，又强迫企业必须将利润的一定比例交给联邦政府，这不是严重干预么？此外，他的第三点所说单边对等关税，这类贸易壁垒的设置绝不仅仅是对外的；美国自己的进口商和消费者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很难说是减少管制吧？不过，有些事情他并不管制，例如他和第一夫人发行自家的钱币，名为“模因币”的，如此不受任何监管，作为一个总统，肆无忌惮地利用金融手段牟取私利，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了。

         至于说自建产业链以将美国的产业再造，更是大成问题。按照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的逐利趋向是天经地义的。同样一种产品，由于工人薪酬等差异，在美国生产获利甚微，但是在越南或中国却大赚其钱，为了复兴美国产业，强迫企业回归，这难道不是监管？不，不仅是监管，简直倒退到另一种计划经济了。

         其次，移民政策方面，非法移民的驱逐在拜登时期就已经付出很大努力，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也说不上是什么“非凡成绩”，况且还伴随着执法过程中大量的非法合法一起打的鲁莽灭裂举措。讽刺的是，特朗普爷爷当年来美国时就是非法移民，他的第一任和现任夫人都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他对所谓非法移民的那种敌视态度不免让人联想到希特勒，后者因为自己有几分犹太人血统，因此对犹太人恨不得全杀掉而后快。高全喜教授所谓对身份政治的破除和恢复传统价值观，他语焉未详，猜想大约指的是民主党热衷的某些强化多元化和种族平等的举措吧。若如是，则美洲印第安人更可以倡言他们的北美传统价值，以原住民身份而排斥欧洲白种人，ASPA（盎格鲁撒克逊白种清教徒）云乎哉！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还难说呢！

         说到大学，高全喜先生作为大学教授，居然赞赏特朗普“打破大学意识形态堡垒”，这真是让我瞠目结舌。他指责的美国大学都是所谓常春藤大学，的确，这些大学多偏向自由派，也就是偏向民主党的政策导向。其实，这在美国大学格局中也不奇怪，最好的私立大学往往偏左，这本身就是美国大学的一种生态平衡，顶尖大学偏左，但数量更多的二三流一般大学偏右，这种格局已经属于常态。最需要警惕的是，政府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关系，按照保守党的基本理念，大学拥有基本的自治权利，不受政府干预，大学自家偏右或偏左，这是其自治事务，政府不可干预。即便哈佛真有当年麦卡锡主义扬言的“查尔斯河畔的克里姆林宫”倾向，那也是大学自己的选择。如今，特朗普政府居然运用各种手段，对于大学自治事务横加干预，甚至强令大学改变招生政策和课程设置之类本属于自治的事项，中国所谓保守派人士居然赞赏政府的强权行为，他们还号称自己是维护保守派观念，岂非咄咄怪事！

         至于高全喜教授所谓特朗普“重建美国宪法的自由价值，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限制政府乃至司法的滥权”，我无话可说，什么重建自由价值，捍卫美国利益，何谓自由价值，何谓美国利益，如果他就任总统以来所作所为居然是重建自由价值，捍卫美国利益，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价值和美国利益，更不必说可笑的“限制政府乃至司法滥权”，政府滥权比比皆是，可否请高教授举出司法滥权的例证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