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11/29/2022）
这几天，体育界最大的盛事无外乎在卡塔尔进行的世界杯。这种充满了雄性激素的体育运动吸引了世界大量球迷的关注。有人说体育应该和政治分开，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尤其是这种以国家为单位参加的比赛。运动员的国籍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政治符号。国家的荣耀，民族的自豪，实际上都是球赛重要的价值因素。有些时候，这甚至可以上升成为一种文明的战争，当两个交战国的球队在球场上进行比赛的时候，球队其实上成为了军队的一种替身，球赛也就演变成了一场象征意义上的战役。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和这些没有直接的关系。我看到的是卡塔尔的世界杯正在成为两个国家内政的一种延续，而其中一个国家，甚至还都没有参加本届世界杯的决赛阶段。
第一个国家是伊朗。
已经超过两个月的，在伊朗的抗议活动依然如火如荼，这场开始于女权运动的社会活动，已经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诉求。这被认为是自
1979 年以来伊朗最大的规模的群众抗议示威运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
400 名抗议者在和警方的冲突中丧生，有将接近
2 万名抗议者被拘捕。伊朗司法部门表示，他们已经对超过
2000 名抗议者提起了诉讼。
目前看不出伊朗神权政体有崩溃的迹象，也看不出示威趋于平缓的趋势。总的来说，抗议者和政权之间，逐渐形成某种平衡，日常的抗议游行成为了伊朗政治中的一个常态。
伊朗政府加强了对抗议者的镇压。在上个月底，伊朗法庭宣布了第一个对抗议者的死刑判决。被判处死刑的是一名
22 岁的年轻街头抗议者，罪名是对政府设施纵火和“敌视真主”罪。对被捕抗议者最普遍的起诉理由是：“对真主有敌意”，“在地球上搞腐败”，和“武装叛乱”。伊朗政府表示，这些抗议活动背后都有外国势力的支持，他们谴责这些伊朗的敌人煽动破坏伊朗社会的和平。
但正如其他国家的群众运动一样，有要求自由和女性权力的群众，就有支持政府的群众。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虽然发生了伊朗队球员拒绝唱国歌的事件，我们也通过电视看到大量伊朗球迷举着支持女性权益的标语。但事实上，世界杯是一个明显宣扬爱国主义的场所。在这种爱国主义爆棚的赛场上，支持伊朗政府的球迷甚至是大多数的。要知道，卡塔尔也是伊斯兰国家，有大约
10% 的什叶派穆斯林。而且卡塔尔几乎就是伊朗的邻国。
在球场的观众席中，支持伊朗政府的球迷不断骚扰抗议伊朗政府的球迷。球场安全人员不得不努力将双方分开，并没收有明确政治倾向的旗帜或者标语。如果有悄悄带入场地的抗议标语，支持伊朗政府的球迷就会攻击抗议者并将这些标语和旗帜抢夺过去。抗议者在球场中喊口号，爱国者们就以更高昂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呼喊压过他们。可能在他们看来，家丑不可外扬，伊朗内部的问题，不能在国际场合给伊朗这个国家丢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伊朗人内部过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外人面前，在世界面前，让大家觉得我们还过得不错。这种很有意思的，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心态，可能在很多后发国家中都存在。
西方记者的镜头会更多地给那些抗议者，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当西方记者采访那些抗议者的时候。爱国的伊朗球迷就会在周围制造噪音，干扰采访。是啊，这些抗议者接受西方采访的行为，也许在爱国者眼里看上去就是一种叛国行为，给祖国母亲丢人了。他们会用手机不断地拍摄抗议者。在极权社会里，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威胁。即：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回伊朗以后，伟大祖国找得到你的。
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对抗。爱国者有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他们即想得到外部世界的尊重，又多多少少和外部世界保持着一种敌视的态度。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真正让伊朗这个国家，波斯这个民族获得尊严的，恰恰是那些抗议者；但爱国者则会认为，正是因为你们这些西方人喜欢这些抗议者，才让伊朗丢人。伊朗以一种你们不喜欢的形态存在，而且你们还拿我们没办法，这才是我们的尊严。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人类心理上的错位。
目前欧盟和英国都宣布了针对伊朗高官和对镇压抗议活动相关的单位进行制裁。美国不愿意在恢复和伊朗的核谈判之前将两国关系搞僵，因此没有参与制裁伊朗的行动。两周前，
42 个国家牵头，在联合国通过了将对伊朗进行特别人权对话的决定，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针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这种级别的调查 。上星期四，联合国最高人权机构以压倒性多数投票决定对伊朗镇压抗议活动期间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
而与此同时，伊朗议会以压倒多数通过要严惩抗议者的决议，甚至包括处死全部被逮捕的抗议者的提案。处死近
2 万人？这可能性不大。这里请注意一个历史，伊朗在施行了神权政治之后，确实秘密处死过数千名政治上的反对派。伊朗是否会走回如此极端的过去，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
另一个被卡塔尔世界杯困扰的国家，是中国。
中国有大量的球迷，中国人观看世界杯的热情恐怕不亚于任何一个热爱足球的国家。但最近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中国转播的世界杯，都比实况转播要晚几十秒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删除掉镜头里观众席上的场面。
这就要说到中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动态清零”政策。这一政策和全世界目前对待Covid
疫情的措施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中国官方甚至已经无法忍受让中国的球迷看到外部世界的人民真实的生活场景：世界杯看台上人山人海的观众，竟然没有什么人是戴口罩的。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断传出因为封城封区而导致的次生性灾难。
中国最近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白纸抗议”活动，大量民众无法继续忍受这种与全世界格格不入的抗疫政策。这种反差导致一个可笑的推论：要么中国人和全世界人的体质不同，要么流行在中国的病毒和全世界流行的病毒体质不同。
这一场病毒大流行最早发生的国家是中国，而中国早期确实遭受了严重的病毒打击。封城这种极端的做法会产生一些次生的人道灾难，但在疫情早期确实起到了迅速控制病毒传播的效果。
中国的极权政治体制和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有很大不同。中国从两千年之前就开始认识到中央集权，全国性统筹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在军事上并不十分强悍的农耕民族，汉族多次抵御了强大的北方民族的侵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把全国的资源统一调配到需要的战区从而形成优势战力。相比之下，欧洲封建时代中，只有通过宗教情怀的力量，才可能大范围调配资源进行十字军东征。所以牺牲局部保存全局，这一思路是根深蒂固根植于中国文化中的。
所以在病毒爆发早期，中国政体的这种优势是体现出来的。牺牲了武汉，基本上保住了全国。但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出现僵化，因为官员并不需要对管辖区域内的民生情况负责，他们只需要向上迎合更高权力的全局需求。即使你把某一座城市封得民不聊生，但你依然是对减少全国疫情的爆发立下汗马功劳的。谁对全国负责呢？更高一级的权力。这种逻辑的结果，就是封城变得非常僵化，并没有随着病毒致病性的减弱而适当地进行调整。
这使得中国政府现在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封城引起越来越大的民怨，另一方面如果放开，就必然导致染病和死亡人数的爆发式增长。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政府的失败。而中国的政府和伊朗的政府一样，是不能够失败的。
中国的政权性质和伊朗有某种相似之处。西方民主社会的政客本质上是人民公权力的代理人，换句话说，选民选你出来管家，管得好不好，最终还是要看选民的支持率的。但伊朗和中国则不同。伊朗的政权是
Ayatollah （大学者）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是宗教理念的最高学者，他们存在的目的不是选民的管家，而是用某种崇高理念来教导和指引人民的，最终目标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真主无上的爱和无限的真理性，让更多的人走进真主的世界。中国的政权是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机构，来执行一种完美社会形态。和伊朗政权的区别在于，中国的政权要实现的美好目标，在地上，而不在天上。但他们的相似点在于，领导人都是指导人民前进的导师，人民需要去学习领导人的伟大思想。他们可不是什么人民的代理管家。最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由导师们说了算，而不由目光短浅的普通选民说了算。所以，在伊朗，女人必须戴头巾，哪怕绝大多数女性都反对，也是无效的；在中国，必须保持全国疫情的数据非常漂亮，哪怕绝大多数被封控的人都反对，也同样是无效的。
但实话实说，这两种“导师制”，都存在一个社会控制成本过高的问题。在伊朗，目前正在爆发重大的社会不稳定；而在中国，则需要花费大量的社会维稳经费，以及付出几乎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代价。在如何能够让社会保持平和稳定方面，我觉得早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即一个稳定的政权，必须要达到一种境界，即统治者必须是经过被统治者同意才能进行统治。这种民治的思想，恐怕比治民要稳定并且合理一些。虽然，民治本身也会有很多问题，但至少不需要担心世界杯观众席的镜头，会成了某种对政权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