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国，2022-07-27）
飞机凌空。透过对准窗外的摄像镜头，可以看到地面上机身的巨影在移动，人群在聚集，公路上车水马龙，街道旁众人喝彩。飞机逐渐低飞，人们仰望，等待……飞机着陆，他走下了专机，陪同人员随后……他站到了一个高高的演讲台上，下面和周围都是群众……举手行礼。
对这几个镜头不少读者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好像是莱尼·健康与社会雷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记录纳粹1934年纽伦堡党代会的影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的开头。的确很像，但实际上这是为川普2020年连任竞选而制作的视频广告，颇有抄袭之嫌。这个题为《一个人的革命：震撼世界的川普浪潮》的视频广告，长约两分钟，大选之年曾在汉语社交平台“微信”上广为流传。[1]而且，那些被称作“弹幕”的评论在视频中仍旧历历在目，如“天选之子”、“蒲蒲加油”、“未来被写入历史课本，称为：红帽子运动”、“泪目川皇”等等。
“红帽子”是指许多川普支持者喜欢戴的印有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即川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字样的棒球帽，但在这个具体的场合说“红帽子运动”，显然是为对应中国文革初期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实际上，还真有不少当年的红卫兵，成为热情的川普支持者。他们早就扔掉了红卫兵袖章，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当年造反，“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此即“红卫兵”的原义）的经历，早已有过深切的懊悔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在摒弃毛时代的极左意识形态之后，以类似当年的执着与热忱来拥戴太平洋彼岸的右翼领袖，而且伴有“天选”、“川皇”之类近似“万岁”的回声，还是很耐人寻味的。进一步说，被称作“川普革命”的右翼群众运动中，的确有诸多因素可以被看作当代超越国度的文革现象，如号召群众颠覆现存体制、以阴谋论攻击政敌、反智反文化、个人崇拜等等。
与此相对的是当下美国政治的另一个极端，即来自左翼的激进思潮，如左派褒扬的“觉醒意识”（woke，wokeness，wokeism）、由右派贬斥而得名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及走过了头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虽然这些都是以上说的右翼群众运动的反面，左翼的激进行为却从另一个角度让文革亲历者感到旧景重现，触目惊心。比如不久前纽约市政厅做出的去除厅内杰佛逊总统塑像的决定似乎预示着“破四旧”运动的重演。又如密西根大学学生对音乐系教授盛宗亮的种族主义指控让人想起了文革初期学生对老师的大批判。而且，身分政治以肤色为标志，将白人与有色族裔的关系定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也使人想到当年以经济地位和社会阶层划线的阶级区分和阶级斗争。
本文试图将美国当下左右两极的激进政治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某些特徵做一比较，希望历史经验能对我们认识眼前的政治现实和两极政治的本质有所启示。在进入具体分析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美国现行的民主政体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极权制度有根本的不同，做这样的比较必定有一个错位的问题。所以，我这里说的美国文革，无论是左派文革还是右派文革，都是打引号的文革。一方面关注某些具体的相似性，而不是整体上的等同；另一方面强调某些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特徵和普遍现象，比如群众心理和民粹主义。二是“左”和“右”常用来泛指美国政治中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代表的倾向，而本文讨论的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特指这两派激进的两极：极左和极右。
一、美国的右派文革：川普革命
在《纽约人》杂志上的一篇关于杨继绳近作《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书评中，评论家潘卡·米什拉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文革对美国眼下的这个历史时刻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他写道：“川普毕竟没能清洗所有的精英，那是因为他不得不依靠他们。骄傲的男孩（Proud
Boys）的强暴程度和势力范围也远不及当年的红卫兵。尽管如此，川普最忠实的追随者们还是不仅对川普的政敌施暴，还炮打首都华盛顿的司令部，把美国社会推到内战的边缘，而他们的统帅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毫不掩饰喜悦的心情……创伤不断的川普四年终于成为历史，但是，美国似乎刚刚走完了自身文革的第一阶段。”[2]
尽管关于川普革命只是美国文革第一阶段的说法不过是一种推测，表达的是评论家的忧虑和悲观，但是，米什拉从文革的角度、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对美国现实状况的观察却是敏锐的。而且，文革的经验教训，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是美国的，以至于全世界的经验教训，尤其是看到近年来诸多国家出现的右翼民粹运动中的“文革”现象，研究这些现象，将有助于亡羊补牢。这也是本文的意图。
其实，我说川普革命是美国的右派文革，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因为川普本人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自我膨胀到不断有妄想溢出的商人，以至于政治上的“左”与“右”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意义。他靠右翼势力当选和执政，不过是一种偶然。而他搞民粹、蛊惑群众的本领却是地道的右翼政客望尘莫及的，以至于共和党为得到选票而被川普绑架至今。
就同文革的相似性来看，川普革命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挑战民主政体的造反运动
川普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要造民主体制的反。他也有类似“炮打司令部”的口号，称Drain
the swamp（排乾沼泽），也就是将联邦政府视为滋养蚊虫、传播病毒的沼泽地，要把水抽干。
如前所述，川普并不是一个坚持某种政治立场，执着于某种政治理念的人。他挑战美国现存的政体，并非意图以无产阶级专政或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取代自由民主，而是以资本大亨的习惯将国家想像成可以任总裁独断专行的公司，将政府工作人员看作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惟命是从的下属和雇员。这就是为什么他当政期间不断撤换他的内阁和政府的专职人员，并大量启用他的亲信，甚至女儿和女婿。不听话的立即撤换，如走马灯。而且，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还用不正当的手段搜集政敌的“黑材料”，甚至通过非法的外交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二任竞选失败，川普便一方面逼迫副总统驳回国会对大选结果的认证，一方面煽动他的红卫兵（如Proud
Boys和Oath
Keepers那样的组织，以及无组织但又同样狂热的革命群众）冲击一向被视为美国民主象徵的国会山，造成暴力流血事件。将要卸任的总统公开挑战选举结果，颠覆权力和平过渡的传统，在美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川普至今仍在说，2020年的大选结果是舞弊的结果，当今的美国政府是非法政府。坚持这一毫无根据的指控，或许是川普煽动群众的策略，或许是如诸多心理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他真的把自己的臆想当成现实。手段也好，妄想也罢，川普的确成功地动摇了美国公众对民主体制的信心：大约三分之一的选民，三分之二的共和党人，在多处地区选票重计，确认选举结果之后，仍然相信前总统的指控。他们中间的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认为，用武力推翻现政权，“恢复川普的总统地位”是合法的。[3]
“毛说得对，”一位冲击国会事件的参与者告诉记者：“枪桿子里面出政权。”[4]
川普不仅挑战美国的民主体制和民主程序，而且对一向以使民众知情、监督政府为己任的新闻媒体宣战。对于美国的制宪先贤们来说，新闻媒体对于民主体制如此重要，以至于汤玛斯？杰佛逊说：“如果我们必须在报纸和政府之间做选择的话，我宁愿舍弃政府而选择报纸。”[5]
也就是基于这一认识和这一传统，新闻媒体必须是民间的，美国始终不允许有宣传之嫌的官方媒体存在（美国之音一类的新闻媒体是对外的，而政府部门的网站是互联网产生以后为提供资讯而产生的，并非新闻媒体）。而川普因反感于大部分媒体对真相的执着和对总统的批评，在当选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对主流新闻媒体大肆攻击，说它们传播的都是“假新闻”，称新闻媒体为“美国人民的公敌”。[6]
当然，川普领导群众造反和毛泽东领导群众造反有本质的区别：前者的挑战目标是使川普得以合法当选的现代民主体制，后者的颠覆目标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一党专制的国家机器。但是，两位已经是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仍然不遗余力地扩张个人权力，于是，限制个人权力的体制便成为他们的敌人。民主体制限制官员个人权力，防范独裁，这是自不待言的。而文革前的中共政权，虽是一党制专政，毕竟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集体领导，最终是文革将极权统治推向极致。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社会体制千差万别，但川普和毛的独裁倾向是共同的，通过群众运动扩张权力的手段也是共同的。在当今世界上，川普羡慕不已，愿意与其称兄道弟的国家领导人也都是些独裁者或政治强人，如北朝鲜的金正恩、俄国的普京、匈牙利的奥尔班等。2022年2月，在俄罗斯军队全线进犯乌克兰之际，川普竟对普京的侵略行径以“天才”赞之。
（二）反知、反智、反科学
中国的文革是革文化之命，是对文明的挑战。实际上，从战争年代的农村包围城市，到土改时期提拔文化水准普遍低下的贫下中农，摧毁使中华文化得以传承的绅士阶层，到五十年代毛泽东断言“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并发动整治知识阶层的反右运动，到文革时代扫荡整个文教领域，否定知识和教育的价值，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发配“知识青年”去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个过程，从某一个角度看，是一个反知反智、反文化、反科学、反文明逐步升级，在文革时代登峰造极的过程。
川普革命也极富反智、反科学的特色。一方面他本人的无知无修养使他心虚，知道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与他话不投机，而且看不起他，所以他尽量避免在政府中录用有学识者（例如，有人提名H.
R. McMaster 当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很迟疑：我听说他可是写过一本书啊，能行吗？）。[7] 这种对有识之士的戒心，以及似乎与此相对的夸张的、挑战式的傲慢，是典型的自卑情结的两面。对于一向逃避自省的川普来说，理解这一点似乎很困难。另一方面，他很清楚他的群众基础在哪里：在他的支持者中，文化程度较低、经济地位较低的工人和农民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们的居住区多半在幅员广阔的郊外，以至于美国以红（共和党）蓝（民主党）为标志的政治版图显示出，在地域面积上相差悬殊的大片农村红色根据地包围城市蓝区的景象。现实如此，川普也就知道如何讨好他的支持者：“我就爱那些教育程度低下的人。”[8]
出身富商、身为富商的川普何曾接触过“教育程度低下”的蓝领阶层？更不用说“爱”。但是，他知道他的语言和作态中自然流露的反智倾向会与这个阶层共鸣，而且，这也和美国本身的反智土壤有关：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大陆的新富，附庸风雅也好，倾心仰慕也罢，多半要用旧贵族所拥有的文化装点自己。美洲“新大陆”的文化环境则不同：在这里，文化上的欠缺给暴发户的压力远逊于大西洋彼岸的“旧世界”，他们甚至可以自比西部牛仔，并为大众所接受，甚至讚扬。
川普以反智主义惑众的成功还有一个历史的契机。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文化教育水准越来越成为竞争的重要资本。如阿尔文·古德纳所分析的那样，由技术精英、管理人员、教师、医生、律师等组成的知识阶层迅速崛起，挑战拥有金钱和产业的资产者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地位，教育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抗衡改变了以劳资矛盾为主要冲突的社会格局。[9] 另一方面，在这个以知识为本的新阶级随着资讯革命的浪潮取得重大成功的时候，教育程度较低的蓝领阶层的生计和地位正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而且，新阶级普遍的、显然同教育程度有关的自由主义倾向，也使在文化上趋于保守的蓝领阶层感到不适。川普于是看到了他在政治上的“商机”。
这也就是川普敢于公开贬低文化教育价值，甚至宣扬暴力的原因。他甚至公开在竞选集会上说：“就算我站在第五大道上开枪打人，我仍然不会失去任何选票，信不信？”[10]
而由总统领导的反智运动自然会将美国社会引向愚昧、粗俗、仇恨和暴力，正如川普竞选集会上频繁出现的愤怒与喧嚣，以及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山时的暴行所显示的那样。
新冠病毒疫情在川普当政期间爆发，总统为自己的颜面而掩盖事实，又因自己的无知而规避科学，以致美国疫情氾滥至今竟有接近一百万人因新冠和并发症死亡，责任不可推卸。在2020年年初得到疫情发生的情报后，川普先是对公众说疫情是假的，骗人的；后来又说往血管里注射消毒液就可以杀死病毒（说这话的时候，总统不时地向在白宫主持防疫抗疫协调工作的博克斯医生投以祈求确认的目光。医生一直低头无语，总统从未如此谦卑）；在美国每天有四万新增感染人数的2020年夏天，川普又说我们已经基本上战胜了病毒……这种以愚昧和谎言对抗科学与真实的现象，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国家领导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三）有“伟大领袖”指挥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的最后一次革命和川普的第一次（但愿也是最后一次）革命都是群众运动，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领袖对群众的巨大影响力和群众对领袖个人的崇拜。汉娜．阿伦特称其为“领袖原则”。[11]
从某一个角度看，文革的前奏曲就是为领袖歌功颂德的造神运动。以1964年为例，空前宏大的、有3，500人同台献艺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这一年在人民大会堂公演（当时也就只有人民大会堂有这样大的舞台），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也在这一年出版。前者，顾名思义，颂扬伟大领袖为“人民的大救星，”如旭日东昇；后者将成为文革中的“红宝书”，推崇毛泽东思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武装全国人民头脑”的“精神原子弹”。[12]
到了文革开始的1966年，诸如天才论、顶峰论、“四个伟大”之类的宣传，将个人崇拜推向极致，毛泽东思想成为全民的思想，毛泽东主席成为万众“心中的红太阳”。
在民主体制下，川普总统不可能像毛时代中国那样有党和国家机器为他建造神坛，但他毕竟是一位无师自通的民粹领袖，懂得如何与群众互动，如何为自己造势。他自称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天才”，可以在电视台、交易所及政坛称雄。在全球化造成美国工人失业或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他以救世主自居，打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族主义旗号，说只有他能拯救美国。他的支持者不仅相信了这一点，而且很多信仰基督教的群众，宁肯忽略川普的诸多失检渎神行为，认定他是上帝特选特派的领袖，负有领导他们对抗现代社会道德沦丧的神圣使命。
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毛泽东对国家的宣传机器有绝对的控制权，他的只言片语由党媒播出，便是指导群众运动的“最高指示”。作为民选的总统，川普当然没有这样的霸权。但是，作为一个曾经的“电视人”，他懂得怎样让媒体为他服务：一方面有同福斯新闻（Fox
News）等右翼媒体的互动（这些媒体也是他所信任和依赖的资讯来源），一方面又有资讯时代新兴的社交媒体可资利用。后者，尤其是为杜绝长段叙事和论述而限制字数的推特，便成为总统如鱼得水发布最高指示的平台。许多来自总统指端取悦支持者、侮辱反对者的推特短信，都难免挑动群众斗群众之嫌。这也是当下美国民意分裂到如水火不相容，派性当道，甚至于父母与子女反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川普革命的一个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是：它是一场由一个资本雄厚的地产商领导，有许多穷困的工人、农民参加的革命。如前所述，全球化对美国工人生计和地位的负面影响的确给川普造成了机会，使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对下层群众有很强的号召力。与此同时，富于文化教育资本的白领阶级的兴起、壮大和成功也使蓝领阶层感到不平和无奈，前者的自是自满和倾向于世俗化的自由主义观念也使在文化上趋于保守、虔诚的蓝领阶层感到不适，以至于本是民主党基础的许多工农大众倒向共和党，成为川普的支持者。当然，这也可能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指出的遮蔽现象（mystifikation），[13] 据此，我们可以想像资本主义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力，它可以使一个穷人坚定地相信，只要勤奋努力，一定能实现梦想，甚至成为川普。类似的意思，英国诗人威廉．布雷克通过〈地狱箴言〉表达出来，就难免恶毒：“受创之蚯，原谅犁头”。[14]
我们有自己的文革经历，还可能读过勒庞和佛洛伊德等心理学家对大众心理的研究，便不难理解川普和群众的关系：这些群众作为个人，多半都是很好的人，甚至是很可爱的邻居。但是一旦卷入有领袖领导的群众运动，感情就会膨胀到不让理性有任何空间，集体的非理性就会驱逐个人的清醒判断，群众的头脑就会变得异常轻信，甚至成为领袖本人的头脑。[15]
这就是为什么当下美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罔顾事实，相信川普所说的大选舞弊，从而视拜登政权为非法。如此众多的选民失去了对真假的判断能力，失去了对民主的信心，这是川普的右派文革对美国民主体制的最大威胁。
二、美国的左派文革：以肤色为标志的压迫者/受害者两分法及其它
这里说的左派文革同上面讨论的右派文革的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一场有领袖的民粹运动，而是在教育界、知识界、文化界以及教育程度较高的技术精英和专业人士阶层颇有影响的一种激进思潮。它与传统知识界普遍认同的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化划清界线，认为后者尊重的个性、客观、以才取人／任人唯贤（meritocracy）和去种族化意义上的“色盲”（colorblindness）掩盖了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现实：“一个色盲的宪法所维护的就是白人至上的美国。”[16]
作为左翼思潮，它也有别于以经济地位和生产关系定义人类阶级属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强调所有的有色人（people
of color）作为受压迫者的身分认同，称其对立面为白人特权（white
privilege）。这一思潮的开创者和信仰者以进步派（progressives）自诩。
美国的左派文革有以下几个现象╱问题：
（一）奴隶制原罪论和种族主义历史宿命论
2019年8月14日，《纽约时报杂志》刊出“1619课题”（1619
Project）专辑，纪念四百年前一艘载有“二十多个黑人奴隶”的海船抵达当时的英国殖民地维吉尼亚。[17]
这个百页专辑包括十篇文章和一些诗歌、小说和图像。尽管“奴隶制”这一说法当时在殖民地的法律上尚未成立，这些从非洲抢来的、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黑人被当作“契约佣工”（indentured
servants）买卖，实际上与奴隶无异。所以，“1619课题”的编辑和作者将1619年定为北美奴隶制的开端。这一课题的提出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美国知识界、思想界不断以批判的眼光重审和反思自身社会历史的优秀传统。
但是“1619课题”的具体内容和主题、结论，却令熟悉美国历史的读者震惊。专辑的领军人物和首篇文章作者妮克尔·汉娜—钟斯写道：一直排除在美国“建国神话”之外的事实是那时的“殖民者之所以要从英国独立的基本原因之一是他们想要维护奴隶制。”[18]杂志编辑亚克·西尔弗斯坦为强化这一主题，后来又补充道：奴隶制“时常被称作美国的原罪。但实际上不仅如此，它还是这个国家的起源。”[19] 也就是说，“1619课题”的主旨是要颠覆美国大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这一历史认知，重新建构（reframe）美国历史，以1619年取代1776年作为美国建国的开端，即奴隶制才是美国真正的建国基础。
再者，与其文章标题“我们的建国民主理想在其付诸文字时是虚假的。美国黑人一直在为实现它而奋斗”相呼应，汉娜—钟斯在文章中写道，为实现自由平等，“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黑人一直是在孤军奋战”；他们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国父’（founding
fathers），比任何一个民族都更是国旗的主人。”[20]
问题是以上这两个双重主题并非对历史事实的重新阐释，而是明显地违背历史事实本身。“1619课题”发表以后，有五位历史学家联名致信《纽约时报杂志》，明确指出以上的两处重大事实错误，并驳斥“课题”作者对林肯总统在种族和人权问题上的片面指责。他们还批评“课题”站在种族立场上“以意识形态取代历史认知，”并要求《纽约时报杂志》对“课题”中的事实错误予以更正。[21]
但是“课题”的编辑和作者都没有做任何更正。编辑西尔弗斯坦写了一篇很长的回复为“课题”辩护。作者汉娜—钟斯随后还扩充了“课题”内容，主编了将近六百页的作品集《1619课题：新起源记》，在序言中对历史学家的批评含糊其辞，仍旧坚持“课题”原作的观点。在她的以“民主”为标题的文章中，汉娜—钟斯重复了杂志版中的美国黑人“孤军奋战”那句话以后，加上稍作补充修正但仍旧不符合事实的半句话：“从未能使大多数美国白人参与和支持他们争自由的斗争。”[22]
“1619课题”的传播甚为广泛，除了《纽约时报杂志》的印刷版、网路版、广播片、播客和以上提到的论文作品集外，还有各家报纸的评论、解释和争论文章、有图解的儿童读物、为中小学教育设计的历史课程等等。汉娜—钟斯还因为她的那篇纽时杂志版文章获得2020年的普利兹评论奖。
尽管如此，也许“1619课题”仍旧并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对于我要讨论的美国左派文革思潮来说，这个课题对事实的态度，它的基本观点、论证方式，以及它所反映的左翼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却都很有代表性。经历过中国文革的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事实是服务性的，只有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过滤的“事实”，哪怕是子虚乌有，才可被称作事实；在用这些“事实”来佐证所需要的政治观点时，回避或歪曲历史背景、断章取义、从无人敢挑战的“正义”制高点宣示结论等等，都是司空见惯的手法。虽然“1619课题”“重构”美国历史的方式远不及文革大批判那样武断，但“以意识形态取代历史认知”（如五位历史学家所言）、以政治取代事实的性质是一样的。
关于美国革命是为维护奴隶制的说法，离事实相差太远，恕免驳论。而原罪论及其影响，因为抽象，倒是更值得进一步讨论。“原罪”本是在圣奥古斯丁影响下形成的基督教传统观念，根据这个观念，由于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人类作为他们的后代便生而有罪；而且，因为这个罪是人本性之罪，受诱惑而越界行有罪之事的倾向永存，再虔诚的人也无法只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救赎，人的脱罪再生最终是上帝才能给予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的原罪，实际上是说由奴隶制产生的对黑人的压迫、歧视和白人的特权在美国会是一个永久的现实。或者说，如果你是白人，你的特权是从胎中来的，无可改变的，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你在意识到以后，如何感到深深的内疚，而且尽力用实际行动来改变这种不平等，终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你的努力而改变。结果，原罪论便成为宿命论。
当然，有人会说，“原罪”不过是一个隐喻，并非现实。但是，这个隐喻却像文革中诅咒的剥削阶级罪恶、由血统传下来的劣根性和永远不可忘记的阶级斗争一样，成为当下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社会现实的背景，甚至现实本身。比如，在因奴隶制给黑人退赔议题上颇有影响的作者塔—内西斯·科兹认为美国欠黑人的这笔债是永远无法还清的。[23] 循着这个思路，接着就有人说，这笔债务不光是经济上的计算问题，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消除奴隶制给黑人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24]
再比如，当下十分流行的美国“制度性（systemic）种族主义”的说法。应该承认，种族偏见仍旧很普遍：在个人身上，在意识或潜意识里，或在某些民间组织中，在某些社区的习惯势力中。由种族偏见导致的歧视现象，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甚至警察暴力，也的确存在，以至于美国黑人在2013年提出“黑人的命也是命”（BLM：Black Lives Matter）的口号。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惨死于员警之手，这个种族主义暴力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公愤，白人和其他有色族裔的民众同黑人一起，将BLM抗议运动推向高潮。
但是，以上所列的种族主义例证，包括骇人听闻的弗洛伊德惨案，并不是准确意义上的“制度性种族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因为制度所指的是联邦或州的法律、成文的条例、政府部门和规范等等。美国历史上奴隶制当然是最为严重的制度性种族主义例证，但是，从1863年的废奴宣言和1865年的第十三修正案开始的大约一百年时间里，一系列被称作Jim
Crow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法律被逐渐废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以甘迺迪、詹森两届总统手令形式出现的平权法案的广泛推行至今，使妇女和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成员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就是说，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在全民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在种族问题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仅法律意义上的种族歧视已经消除，而且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知识界在种族问题上对全民的启蒙成绩斐然，奥巴马能当选并连任总统难道不是证明吗？所以，说当下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是制度性的，不仅模糊了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意识之间的界线，模糊了既定的法律规范和违规的个人行为之间的界线，而且也忽视了美国人民和政府多年来力争种族平等的巨大成果。
但是，如果你列举这些成果，并提问：当下美国的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的种族主义真的是制度性的吗？会有很多人回避“制度性”（systemic）在这个语境中的具体含义，同时举出很多社会上仍然存在的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现象，然后说，这些现象就是制度性的（我所说的并非假设，而是经验之谈：我的一些极好的、可称至交的同事曾苦口婆心地劝说过我这个提问者）。
这使我想起孔夫子说的“正名”：严格界定一个概念，对于严谨的思维、明确的表达、以及正当的行事，都至关重要，否则就会名不正而言不顺……但是，社会总在变化，语言也总在变化，变得多义，也变得歧义，甚至反义（在中文中如朝三暮四、空穴来风之类）。约定俗成是语言发展的定律，使用语言的人不得不服从。所以，如果多数人不觉得制度性（systemic）一定要同严格意义上的制度（system）有关，坚持“正名”岂不迂腐？
（二）身分政治和种族主义批判的激进化
美洲的早期移民称欧洲为“旧世界”，那个世界与王权、贵族、宗教势力密切相关的文化传统、等级制度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各阶层的经济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他们形成了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想像或自我意识：与欧洲这个“他者”相对，作为“新世界”的美洲是一片原始的、大自然的天地，一个新伊甸园；在这片土地上没有等级，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开创自己的家园。个人自由和人人平等是民主理想的两个侧面，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首篇写的那样：“我歌唱一个人的自我，一个单一的个别的人╱但我发出的声音却是民主、全体。”惠特曼最著名的长诗《自我之歌》以“我”开头，以“你”结尾。这就是“美国梦”的内涵，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多元的国家，每个人的定位首先在于个人，并承认他人的自由和尊严。
当然，这只是“梦”、想像、理想，而不是现实。在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发布的时候，奴隶制还存在；废奴宣言发布和宪法第十三修正案通过以后，南方各州还制定过一系列种族隔离法律；直到1920年，妇女才在全美范围内获得选举权；某些州对黑人选举设置的各种障碍，也是到1965年詹森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以后，才最终被扫除……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向理想目标的进步，毕竟也是现实的一部分。
但是，左右两极对现实的看法，却未必有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十九世纪中叶以降，右派倾向于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丛林法则，把人类社会分成“胜利者”和“失败者”两部分，永远如此；而左派所见则多半是若非“压迫者”，便是“受害者”。马克思主义老左派从普世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以经济地位和生产关系为基础，视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为压迫者，无产阶级为受害者；而当下美国的新左派，则将压迫者／受害者两分法从阶级分野转向以肤色为尺规的群体归属：“身分政治”。在他们眼中，美国至今仍旧是一个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社会，白人的特权生而有之，所以白人也就是有意无意的压迫者。而黑人及其他所有的有色族裔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受害者，仅仅有色族裔身分本身就使他们有独特的“有色之声”（voice
of color），以此来向白人讲述白人不太可能了解的种族主义现实。[25]
左翼的大多数实际上并非祖上曾受奴隶制压迫的黑人，而是白人知识阶层和学生，他们倾向于接受源于身分政治的批评，检讨自身的特权地位，有很深的负罪感，坚定地反对种族主义。这一点其实挺感人的。然而，对于左翼中的激进派来说，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这种立场和态度本身就是“种族主义”的。罗宾·迪安杰罗在《白人的脆弱：为什么种族主义的话题对白人如此困难》一书中开宗明义：“我们在民权运动中的所有进步都来自身分政治。”[26] 白人是一种身分，有色人群是另一种身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歧视和被歧视的关系。作者所谓“白人的脆弱”基于她观察到的白人对种族问题的过敏和规避种族焦虑（racial stress）的特别需要：“哪怕是些微种族焦虑都难以忍受，以至于引发一系列的自我保护反应，包括明示的情感，如气恼、恐惧、内疚，以及如争论、沉默、回避等行为方式。”[27] 迪安杰罗是白人女性，以进步派自诩，并说此书就是为“我们白人进步派”而作，言辞谦卑恳切。她认为，因为“白人进步派认为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至少不那么种族主义……并把精力用在让别人相信我们已经超越了种族主义，”所以，“白人激进派每天给有色人造成的伤害最大……白人激进派的确是在支持和延续种族主义，但是我们的自卫机制和自信，实际上使我们无法向自己解释我们是如何这样做的。”[28] 这是一种自我解构的、有后殖民理论背景的、处在回圈逻辑中的、不可证伪的身分政治论和文化心理分析。如同前面提到的原罪说和种族主义宿命论，或者如同曾在太平洋彼岸流行一时的“阶级烙印”说（又称血统论或出身论）：白人出生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仅因其白人身分，便不可能摆脱种族主义。按照这个类似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逻辑，如果一位进步派白人说：“我痛恨种族主义，所以我绝不是种族主义者，”这个否定句本身就证明，他一定是种族主义者，因为他并没有检讨自身的种族主义烙印，思想不正确，缺乏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彻底性。
前面提到的黑人作家塔—内西斯·科兹在2015年出版了《在世界与我之间》，连续三周居《纽约时报》畅销书首榜，而且很快成为许多高等院校学生的必读书。他在书中提到，上大学的时候读到过索尔·贝娄的一句话，这句话为他浓缩了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科兹写道：
贝娄俏皮地说：“谁是祖鲁人的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白”，所以托尔斯泰“重要”，就像所有其他的白的东西“重要”一样。……我们黑，在光谱之外，在文明之外。我们的历史低下，因为我们自身低下……与这一理论相反的是我的马尔孔。……还有格里格．塔特、毛主席、和只比我大一点的梦．汉普顿，他们创造了一种我以本能就可以理解并用来分析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世界的新语言。[29]
其实，科兹引用的那句话并不见诸贝娄的写作，而是来自1988年一月《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关于阿兰·布鲁姆的专题报导。[30]
布鲁姆和贝娄同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又是邻居和知交，记者采访布鲁姆时，贝娄在座。当时的议题是有关“经典作品”的争论：什么作品可称经典？经典作品选读是否应当是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也就是说，这是学术之争，或关于文学作品是否有普世评判标准之争。但是科兹对贝娄的批判却无视这句话的背景，把顶多能说成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学术观点上纲上线到种族主义；应该说是无限上纲，因为在当下的美国，任何谴责的分量都很难超过说某人是种族主义者。
科兹在这一段议论中以讽刺手法表现出的情绪，在关于911的议论中变成了愤怒与仇恨。2001年9月11日晚上，他站在曼哈顿的一座公寓顶上，望着仍在弥漫的硝烟，并没有为现代美国最大的恐怖事件感到震惊，而是“心冷”，因为“我有那么多我自己的灾难。”他想到“他们”曾经在世贸大厦下面的土地上贩卖黑人奴隶，他想到那里还有一片土地曾经是黑奴的墓地，他尤其想到一年以前他的一位叫普林斯·钟斯的黑人大学校友死在员警的枪下，而员警以“自卫”为由被判无罪……科兹写道：“在枪杀普林斯·钟斯的员警和眼前这些死去的员警和消防队员之间，我看不出任何区别。对我来说，他们都不是人。无论黑、白、或其他什么，他们都是天然的凶险物；他们是火，是彗星，是风暴，这些东西不需要任何理由都能摧毁我的身体。”[31]
在近些年出版的旨在唤醒有色人觉悟的著作中，科兹的《在世界与我之间》是文笔最好的、最有影响的一本，“觉悟”或“觉醒”（woke 和派生出的wokeness，woke-ism）也是当下美国政治话语中最为流行的词彙之一。这个字的不规范的特殊用法（如“stay woke”）源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美国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国”（the Nation of Islam）。这一运动的领袖们痛感大部分黑人对自己受白人欺压的现实麻木不仁，被白人至上的社会洗脑，在精神上处于沉睡、死亡状态，亟待思想上的觉醒。科兹所敬佩的马尔孔当时还是孩子，后来成为穆斯林牧师、泛非主义者和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最著名的领袖之一。在美国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他和马丁·路德·金恩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线。金恩的诉求是通过非暴力抗争反对种族歧视，使美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成为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视人”的平等社会。而马尔孔则认为美国的种族主义已经不可救药，他不相信白人和黑人能够和平共处，他要唤醒黑人群众，放弃梦想，成为“愤怒的革命者”，在美国南部或非洲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1963年8月28日，在首都华盛顿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抗议集会上，金恩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当时，马尔孔也在场。事后他称这个白人黑人携手并肩反对种族歧视的集会为“华盛顿的闹剧”，对金恩的“梦”也不以为然，因为要有梦，先得处于睡眠状态，不能醒着，况且“美国的黑人群众曾经，而且正在，经历一场噩梦。”[32]
金恩和马尔孔的分歧不由得使人想起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两位著名黑人领袖之间的争论：教育家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主张以温和、忍让、宽容，并通过教育和经济独立来改变黑人的不平等地位，社会学家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相信包括激烈行为在内的政治抗争才是通向平等之路。杜波伊斯还是一位泛非主义思想家，晚年对美国彻底失望，移居非洲，成为迦纳公民。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关注华盛顿的主张，但金恩仍旧是众望所归，只是右翼保守派和左翼激进派对他的思想的诠释大相径庭：保守派认为一个去种族化的“色盲”的美国是他的理想，激进派则认为他有明确的“色意识”（color-aware），因为“色盲”这个说法本身遮盖了美国社会的真相，有种族主义之嫌。相比之下，有更强烈斗争意识的杜波伊斯和马尔孔越来越被激进左派所推崇，成为他们的先驱和旗手。
在今天的美国，最能代表这一激进思潮的当属“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它起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学界左翼对宪政中立原则的批判（因为现实中没有真正的中立），挑战作为自由主义基础的启蒙理性和平等理论（因为它们都是脱离现实的假设），认为种族主义并非反常或异端，而是当今社会无处不在的“包括人的情感和潜意识层面的、极难克服的常态”。这个社会的结构是“白人至上，有色人居下的制度”，在这个结构中白人的“利益重合”：“白人精英阶层在物质上获益于种族主义，白人工人阶层在心理上获益于种族主义，所以这个社会的许多层面都没有消除种族主义的动力。”种族批判理论家们认为种族的概念是人的创造，实际上是“白人”以“有色人”作为对立面或“他者”来定义自身。这样的身分对立也就是“有色之声”的根据：肤色非白的“少数民族身分本身就赋予讲话者独特的能力，向白人讲述他们很难了解的种族主义问题。”这个理论一方面批评自由主义和任人唯贤服务于个人利益，批评去种族化意义上的“色盲”和多民族融合的社会理想掩盖了白人至上的现实，一方面支持各个少数族裔强调相互差异的“文化民族主义”运动。[33]
种族批判理论家们很坦诚地说，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学理方面的阐释、分析和批判；他们还是社会活动者，旨在从结构意义上改变这个社会。但是，在揭露和批判了启蒙理性、法学思维、平等意识以及诸多普世价值所掩盖的种族主义内涵之后，除了一再强调种族主义是社会常态，极难克服之外，并不能给出建设性的社会模式。在左翼运动史的大背景之下，人们看到的是从阶级向种族的转换，以有色族裔与白人特权的激烈对抗取代了无产者与有产者的阶级斗争而已。
（三）脱离历史环境的“取消文化”
“取消文化”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个词彙，它多半被用来指称民间力量或公众舆论对名流或历史人物因其不良行为而做出的惩罚：取消对他们的支持，将他们驱逐出公众视野，在历史中打入另册。这种“取消”有赖于公众的言论自由以及言论表达的媒介，如社交媒体，所以和民主的氛围有关。但是，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激奋的群众，加之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可以喊出诸如“打倒”、“取缔”之类的口号的。由于后者的例子较多，“取消文化”这个词在使用时多半是贬义，或云修正历史、历史虚无主义。下面我想借用这个流行词彙，讨论近期美国左翼激进派在重审历史的议题下所施行的“取消”行为。先举几个例子，然后重点讨论有关第16届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评价问题。
在最近的一两年中，美国有一股拆除历史人物塑像的风潮。最早的是2020年夏天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市长下令拆除市政厅前的哥伦布铜像，原因是群众抗议哥伦布参与早期（十五世纪末）西印度群岛的贩奴。由于这座塑像是哥伦布故乡义大利的热那亚市民的赠品，哥伦布市长的这一决定遭到很多义裔公民的反对。此后的几个月内，有三十多座哥伦布塑像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被拆除。类似的多处“取消”也发生在下面的例子中，原因也都是群众压力，恕不赘述。
2021年秋天，内战时南方军队统帅罗伯特·李在在维吉尼亚首府瑞西蒙的巨型雕像被拆除，因为他在战争中代表并保卫南方奴隶主的利益。
同年冬初，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第三、四届总统汤玛斯·杰佛逊的塑像从纽约市政厅去除，因为他是奴隶主。
2022年年初，富有重视自然保护、建立国家公园盛名的美国第26届总统希欧多尔·罗斯福在纽约市美国自然博物馆门前的塑像被拆除，原因是塑像的设计——他骑在马上，站在两边的是一个印第安人和一个黑人——表现了种族的上下尊卑。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和签署废奴宣言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未能幸免被“取消”的命运：三藩市学区改换了以这两位总统的名字命名的两所学校，原因是一位是奴隶主，另一位推行过黑人殖民政策。[34]
我下面将重点讨论针对林肯的“取消文化”，并进一步解释黑人殖民政策的问题。
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的“解放纪念”铜像（Emancipation Memorial）是由站立着的、手握废奴宣言的林肯和一个单腿下跪、刚被解放的黑人奴隶这两个形象组成的，设计和制作铜像的绝大部分资金来自曾经是奴隶的众多黑人的捐赠，铜像于1876年林肯遇刺11周年时正式落成。三年以后，获益于波士顿博物馆创始人的捐赠，这座铜像的复制品便矗立在波士顿的一个城市公园里。尽管“解放纪念”作者汤玛斯·波尔的原意是要塑造一个“正在向自由升起”的黑人形象，但在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形象更像是在“下跪乞怜”，仍旧显示了黑人低下的地位。在一万两千多名波士顿市民联名呼吁之下，市艺术委员会在2020年底把铜像从公园挪进了仓库。[35]
实际上，去除波士顿的“解放纪念”铜像，并不仅仅是因为黑人处于低位的形象；更深层的原因是，在激进左派的眼中，林肯本人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历史问题，政审不过关，当属清理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森校区的两个学生组织在2020年6月联名请愿，呼吁校方拆除校园里的林肯塑像。一位学生领袖说，林肯的确“做了些好事，但他干的坏事肯定比好事多”；他在校园制高点的塑像是“独一无二的白人至上的象徵。”[36]
近期对林肯历史问题更为具体的清算见于前面提到的“1619课题”。“课题”发起者妮克尔·汉娜—钟斯的关注点集中在1862年8月14日林肯和五位黑人领袖在白宫的约见。当时，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开始一年多，北方陷于困境，作为总统的林肯十分焦虑，正在考虑宣布解放南方各州的黑人奴隶，并允许他们参战反抗奴隶主；但同时他又知道，当时北方和南方的白人大部分还不能同意黑人与他们平等。按照汉娜—钟斯的叙述，林肯请黑人领袖入白宫议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他们他已经让国会筹款，好将获得自由的黑人殖民于由政府出资和民间捐款建立的殖民地，希望这几位黑人领袖能够同意。他还说，如果没有奴役黑人的制度，这场战争也不会发生；但是，取缔奴隶制，黑人获得自由以后呢？现实的状况是，白人和黑人共处，“双方都痛苦。”由此，汉娜—钟斯得出结论：“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存在于这个国家的基因里。同时，人们还相信，如林肯准确地表达的那样：黑人是民族统一的障碍。”[37]
由于汉娜—钟斯并没有把林肯与黑人殖民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中来讨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林肯是黑人殖民政策的始作俑者，或者至少是在战争的危机中束手无策，孤注一掷。其实，这个殖民专案由来已久，始自1816成立的民间组织“美国殖民协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鉴于美国的种族冲突和迅速增长的自由黑人人口，协会的宗旨是在民间集资，在非洲和南美建立殖民地，在自愿的前提下资助黑人移民。赖比瑞亚就是在这个宗旨之下，由协会买下，按照美国的政体建立的黑人殖民地。这个殖民项目在启动以后曾得到独立宣言起草者杰佛逊、被称为“宪法之父”的麦迪森、在任总统杰姆斯·门罗、在任国会议员亨利·克雷等著名政治家的支持，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麦迪森还当过协会的主席。这都远在林肯之前，而且杰佛逊和克雷又是林肯最敬重的前辈。作为总统的林肯，在南北战争早期，也是认同这个政策的。但是，在他签署了解放宣言以后，毕竟放弃了这项政策。
据此，一些坚持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待林肯的学者，认为他在黑人殖民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最终认识到这个政策不仅不现实，而且黑人有正当的权利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更不用说林肯是签署解放宣言、结束奴隶制的总统，所以，他的基本立场是种族平等。更有学者从政治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在南北战争的紧要关头，在1862年的最后一天，林肯一边对废奴宣言做最后的修改，准备次日正式签署，一边批准了一项资助五千黑人殖民海地附近一个岛屿的方案：“林肯利用黑人殖民的前景使保守派更容易接受废奴的主张，而当他签署解放宣言，走出废除奴隶制的最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以后，便放弃了黑人殖民政策的所有措施。”[38]
林肯的“取消”者，如汉娜—钟斯，不愿意从以上所举的发展的和政治的角度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待林肯，而是仅以黑人殖民政策为依据，判定林肯为种族主义者，罔顾林肯在历史上的最伟大的功绩：废除奴隶制和维护国家的统一。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大批判方式，和以意识形态取代历史认知的基本原则，也同样用到了前面列举的其他历史人物身上，去除诸多塑像的现象不过是这种激进思维方式最为粗略的表现形式而已。
说到大批判方式和政治取代历史的原则，毛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一种“取消”文化呢？几乎所有的历史名人都属于非无产者的剥削阶级，因此都是清算对象。清算也是从扫荡偶像的运动开始的，称“破四旧”。释迦摩尼在北京颐和园佛香阁内的塑像首当其冲，不久以后，孔夫子在山东曲阜的雕像也无一幸存。数年以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给孔子扣上了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的帽子，他的“克己复礼”的仁道竟被说成是要复辟奴隶制……
当然，美国当下的“取消”文化并非真正的文革，同当年中国的破四旧、大批判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把历史送进仓库毕竟还算是文明之举，远不像彻底砸烂和付之一炬那样暴烈。但是，由于两者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是共同的，中国的文革应当被视为前车之鉴。
（四）不成文的“政治正确”语言规范导致禁言和自律
自从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保护言论自由就成为美国民主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对言论自由的宽度做过经典的界定：以不造成对他人的伤害为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这个界定的尺度由于“伤害”的进一步具体化而愈加有争议，比如，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问题上如何界定“仇恨言论”和“冒犯性言论”，如何在法律意义上判断其伤害的程度，如何定义“有敌意的环境”等等。近年来随着左翼思潮影响的逐步扩大，一套不成文的“政治正确”的语言规范也逐渐形成，以至于言论自由的宽容度缩小，语言禁区扩大，迫使人们自律的压力愈强。[39]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右翼势力猖獗的麦卡锡时代，很多人三缄其口，不敢公开政见，以至于有“沉默的一代”的说法。1954年，哈佛大学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做了一个民调，提出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是否觉得可以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有13%的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同一个问题在以后的民调中多次重复，2019年的民调中竟有40%的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三倍于1954年。最令人惊讶的是，教育程度越高，自律的程度越深：有27%的初中生，34%的高中毕业生，和45%的大学生给出了否定的回答。[40]
卡托研究所2020年7月的民调显示：有62%的美国人因为顾虑不良后果，不情愿与人分享自己的政治见解。有三分之一的参调者，无论左右，都担心，如果他们公开了自己的意见，就可能失去工作或求职机会。[41]
《纽约时报》在近期以来第一次以编辑部名义发表长篇社论，专门讨论美国的言论自由问题。[42]
当下的这种在语言表达上让人感到不自由的压力，多半来自左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文化、教育领域尤其明显。在2021年春天的一个有159所大学的37，000学生参加的民调显示，有80%以上的学生“至少在有些时候”三缄其口，有21%的学生说他们经常如此。[43]
在杰佛逊一手创建的维吉尼亚大学，为杰佛逊辩护的话都需要关起门来说。[44]
在高等院校，教授更须慎言，下面的两个个案可以为例。
在2021年9月的一次本科生作曲研讨课上，为了让学生熟悉义大利音乐家威尔第创作的歌剧《奥泰罗》的背景，密西根大学音乐戏剧舞蹈学院的盛宗亮（Bright
Sheng）教授放映了1965年根据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改变的同名英文电影，主人公奥赛罗由英国著名演员罗伦斯·奥利维耶扮演。但是，由于奥利维耶是把面部涂黑扮演摩尔人奥赛罗的，这个形象使观众中的一些黑人学生想起黑面走唱秀（blackface
minstrelsy），即由涂黑脸的白人演员滑稽模仿的黑人奴隶歌舞，感觉受到了侮辱。[45] 当时就有一位学生以电邮的方式投诉音乐系，称许多学生“因为这个录影和教授不解释选择这个录影的原因，在感情上受到极度伤害。”还有学生说，这个学习环境让他们感到不安全。盛老师在几小时之内就发电邮抱歉，在之后的几周内又以正式致歉的公开信等方式表示歉意，说他对这件不幸事件“做了更多的研究和学习，意识到种族主义之根深蒂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文化的一个危险部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受到来自校方、同事、本科生、研究生等各方面的指责，包括学生联名的公开信，说盛老师致歉信不仅检讨不深刻，还为自己辩护。[46]
在事情发生二十天以后，校方宣布：盛宗亮将自愿停授这门课，以便让学生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然而，就在盛宗亮停课的一天前，一名选了这门课的四年级学生在一家网媒上发了一篇措辞尖刻的长文，文章在推特以及新闻周刊、福克斯新闻、每日邮报等媒体上转发，使美国高校卷入了一场关于种族、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激烈辩论。针对学校的处理方式，学生联名写了第二封公开信，谴责校方对此事件的反应“助长了造成恐惧和敌意的环境。”与此同时，将近七百名教授和一个学生组织分别写信给音乐戏剧舞蹈学院，呼吁恢复盛宗亮在那门作曲研讨课的教职，并要求校方公开向盛老师道歉。几天以后，校方在学校的网站上发了一个声明，说盛宗亮是学校“尊贵的成员”，并没有受到惩罚，在继续教作曲课（只是一对一的私人课程，那门研讨课仍是同事代授）。但是，学校至今并未向盛老师道歉。[47]
我要讨论的第二个例子发生在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的法学院。在2020年12月的一次“民事诉讼”课期末考试中，有一道杰森·吉尔本（Jason Kilborn）教授近些年用过多次的考题：假设一家公司的前雇员曾经告诉公司律师：“在一次会议上，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对她不满，称她‘n____’和‘b___’（对黑人和妇女的蔑称，这两个字只以首字母表示，并未全拼），会后她便辞职了。”在这个假设起诉公司种族歧视的案例中，被告是否必须向原告提供证据？这只是50道考题中的一道，而且是有关律师在现实社会经常碰到的问题。但是，考题中的两个暗示的蔑称使一些学生不满，一位考生说，她感到“极度不适”，甚至“心悸”。于是，法学院黑人学生会便在社交媒体谴责吉尔本先生，并向学校的机会与平等办公室投诉。吉尔本的直接反应是惊讶，但表示歉意，并同不满的学生谈了几个小时，没想到竟被学生指责“以自杀相威胁”。校方对此的直接反应是暂时取消他的课程，停职留薪，不允许他涉足校园，并责成机会与平等办公室调查此案。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这个办公室在调查报告和给吉尔本的正式信件中有诸多不实之词，并指责吉尔本老师对学生意见的反应，显示了他“对种族主义的麻木和对关注种族问题的声音的敌视”，对调查的不满“可以被解释为制造恐惧和威胁。”尽管如此，双方的交流和争论一直在继续，直到2021年11月4日法学院黑人学生说服了著名黑人领袖杰西·杰克逊牧师同他们一起示威游行，要求校方开除吉尔本老师。杰克逊说：“学生应该有一个没有敌意的学习环境。为此我们必须行动起来。”[48]
不知是否因为来自此次示威的压力，12月中旬校方通知吉尔本老师2022年春季停课，要他在2022年1月去参加一个（被芝加哥大学法律教授莱特先生称作“再教育”的）学习班。这是一个康奈尔大学开设的、针对种族、性别等问题的、关于如何搞“教学多样化”（diverse
classroom）的网上训练班，历时八周。在此课程的前五周，吉尔本老师需要完成五个规定题目之下的阅读材料，并“针对具体的提示”写五篇“自省”（self-reflection）文章；其间会有一位持有康奈尔“多样和包容证书”（Certificate
of Diversity and Inclusion）的执业律师教练帮助吉尔本，每星期规定60-90分钟的时间讨论他的阅读和写作，并评定他“在深入观察、学习和能力方面，尤其是在将课程内容与他作为教师的责任相结合的问题上，是否有进步。”在以后的三周，还有更多的辅助材料要学习，同教练的每周讨论还要继续。最后，吉尔本教授也会在完成学习班课程以后获得一个“多样和包容证书”。校方在写给吉尔本的律师的信里说：安排吉尔本老师参加这个训练班“并非对他的惩罚。但是，我们相信吉尔本教授会从这样一对一的训练中获益”，“我们的共同目标是让吉尔本教授能够重返课堂。”[49]
吉尔本老师是否参加了这个学习班，尚未可知。但准确的消息是：吉尔本于2022年1月27日起诉伊利诺大学侵犯学术自由。[50]
从以上的两个案例，以及前面提到的民调结果，可以看出，即便在一个民主体制之下，以政治挂帅的思想意识形态，无论左右，都可以走火入魔，培养过敏的神经，制造禁言的环境，走向民主的反面。盛宗亮是在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华裔教授。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他重申了自己的歉意：“我诚心诚意地说，我非常抱歉。”同时，他还写道：“当然，我在这件事上作为教授判断失误而面临批评，与许多中国教授在文化大革命中面对的经历完全不同。但让人感到不安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人可以试图通过公开谴责来毁掉别人的事业和名誉的时代。我还没老到不能学习的程度，这个错误已经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51]
盛老师的话耐人寻味：那个让人感到不安的环境，就是极左思潮造成的、逼人自律的社会环境，他要“学习”的就是如何按照“政治正确”的规范发言和行事。言辞中有多少自嘲、心酸、无奈！
三、极左极右殊途同归的悖论
极左和极右本是政治上的两个极端，两者之间的距离似乎远得不能再远了。但它们却又像孪生兄弟一样形影相随，即便不联手，也是殊途而同归。实际上，这种似非而是的现象在现代历史上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尤其是在文革中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连毛身后的中共中央都认为是极左，更不用说文革后民众的看法了。但是，以左派自居的毛泽东本人却对美国总统尼克森说，他喜欢右派，喜欢右派掌权。[52]其实，左与右在他那里从来都是手中云雨，“左”放在引号中就成了右。在整肃他的左派同事或打击他的同样是左派的政敌时，他就会说，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形“左”而实右嘛。周恩来借林彪事件批极左，群众大松了一口气。但毛泽东明白这种倾向的危险，于是说，林彪是极右。是啊，家里挂着孔子语录，还能不是极右？有了这样的最高指示，大批判立刻转向：不光批林批孔，还影射周恩来。在十几年前毛就说周就已经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
在文革期间，有一本流传于民间、颇有影响的“内部发行”读物：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中文译本。这本“灰皮书”使一些知识青年看到：被视为极右的纳粹政治竟然和他们开始怀疑，但尚未完全放弃的极左的文革政治如出一辙！他们看到：纳粹德国和文革时的中国都不仅以强权高压对付民众，还以各种文化手段（包括频繁的群众集会和首长讲话）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红八月”之类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行暴的热血青年。他们看到：两时两地的群众狂热都以领袖崇拜的形式出现，数十万、上百万人或一齐向前上方伸出右臂，或一齐挥动“红宝书”高呼万岁。当“红宝书”里的语录成为圣旨，领袖的思想成为每个人的思想时，便没有人感到不自由，而是相信万众一心才是真正的大民主。他们看到：纳粹的种族主义和文革的阶级路线同样都是血统论，“劣等人种”和“黑五类”，“犹太猪”和“狗崽子”，在如此恶名之下，这一部分人就成了非人，牛鬼蛇神，可以被任意处置……也就是说，此书展示的纳粹德国社会现实，让文革中的中国读者看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子。那时，左是正，右是负，批左等于否定自己，何其难矣！所以，当一个左右契合的历史见证出现在读者眼前时，其震撼程度可以想见。这就是为什么一部写纳粹德国的书，会成为帮助中国读者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启蒙读物。
有“纳粹桂冠法学家”称号的卡尔·施米特自然是右翼，他曾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体做过细密的剖析，指出自由主义淡化政治、貌似中立、抽空道德价值、以妥协代替斗争、以议而不决的程序代替“实质性决断”。西方当代文化理论界的左翼对施米特的敌我明辨论和政治神学颇为欣赏，因为源自启蒙传统的自由主义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中国的“新左派”也亦步亦趋，大量译介施米特，称他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最精彩的自由主义批评家。”[5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希特勒的德国和史达林的苏联签订条约，结成不神圣同盟，并非只出于战略需要。早在魏玛时期，希特勒就曾谈到在纳粹运动中左右“两极的汇合：左翼的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的军人与学生”。希特勒对西方民主社会的敌视使他随时准备与史达林的极权力量携手。他并不掩饰对史达林的敬佩，并且认为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苏联才是真正的对手。直到德苏交战已久的1943年，希特勒还在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资产阶级国家与革命国家之间的战争……那些有意识形态的国家远胜于资产阶级国家……我们东方的对手（即苏联）也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错误的意识形态罢了”。[54]
希特勒所谓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意识形态”，和施米特所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各种缺失，讲的是同一个问题。
汉娜·阿伦特写《极权主义的起源》，将极右的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的苏联同样看作极权主义的典型。温斯顿·邱吉尔也说两者是“同样的东西，拼法不同而已”。[55]
以上的这些例子可以说是近期历史对左右两极针锋相对却又形影相随、殊途同归这一悖论的印证。在当下的现实中，如本文所讨论的美国左派文革和右派文革问题，左右两极的冲突呈现于民间政见的分裂和激进化，似乎黑白分明到了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尽管如此，极左和极右之间的关联和共性仍旧可见，试做简单归纳如下：
一、两者都与自由主义为敌，走向民主的反面。极左政治一方面以其原罪论、种族主义常态论之类的基本判断，挑战基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平等、客观、公允、中立、多元、任人唯贤等观念，一方面将以同样判断为基础的“正确”政治，推向极端，排斥不同见解，压缩宽容范围，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帽子满天飞，威胁言论自由，逼人自律的专制文化环境。在右翼浪潮推动下兴起的川普革命则更为直接地挑战美国的民主体制本身：称独立于政府、为公民知情服务的媒体为“人民公敌”，把民主体制下的政府机构看作需要排汙的沼泽，颠覆民主选举和认证的程序，破坏和平移交权力的传统，动摇公民对民主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的左右之不同，有如秀才笔墨和兵勇刀剑之比，后者，也就是极右势力的发展，对民主的威胁显然更为直接，更为切近，显然是更为明确而现实的危险。
二、政治挂帅，“事实”听命。左右两极都在不同程度上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否认事实或制造“事实”。如“1619课题”以“重构”为名，罔顾事实，创造美国历史起源，又如“种族批判理论”推出“种族主义并非反常，而是社会常态”之类不可证伪的断言。右翼的宣传则更为直白：把新冠疫情爆发说成是欺骗；把经过认证的大选结果说成是舞弊；在自己的断言没有任何事实支援的情况下编造谎言佐证，美其名曰“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甚至制造如QAnon之类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惑众。在政治如此极端，民意如此分裂，相对主义如此流行的今天，如果唯一能超越政治的事实这条最后的底线不能守住，作为民主基础的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ry）将会作为两极政治的牺牲品而不复存在。
三、排斥理性，鼓动激情，将某种意识形态简约为口号，作为发动群众运动的工具，这也是左右两极共用的斗争方式。在与群众运动相关的诸多激情中，愤怒居首，一方在给予妇女堕胎选择权、废除死刑、使同性婚姻合法化等问题上的愤怒程度，并不亚于另一方对当今社会的贫富不均、种族偏见和员警施暴行为的愤怒程度。这样的愤怒不仅阻碍双方理性的沟通，而且常常导致暴力，包括试图推翻民选政府的暴力和在民间发生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打、砸、抢。在愤怒的背后，甚至还有可能酝酿更大冲突的绝望，比如右翼的世界末日灾难论和左翼的种族主义宿命论。
由此可见，尽管左右两极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却从各自不同的途径走向现代民主的反面，在颠覆理性、客观、宽容、自由等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方面，两者是一致的。而且，两者从各自不同的侧面折射出文革时代中国的特色。这种相似匪夷所思，却又十分真切，太平洋彼岸的近期历史教训应该能够成为对当下美国社会的警示。
郭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白水校区英文系荣休教授。研究和写作领域包括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六十年代世界思想史、当代文化批评理论及中国现代史。他是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1966-1976 （2006，2015）的作者（与宋永毅、周原合作）；《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数据库》的编者（宋永毅主编）。他还同Stacy
Mosher合作，将杨继绳的《墓碑》、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及谭合成的《血的神话》三部历史著作译成英文出版。
[1]现在在互联网上依然可以见到：https://www.bilibili.com/s/video/BV1
oi4y1L7zk 。
[2]Pankaj Mishra, “What A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Lessons for Our Current Moment?” The New Yorker, 1 February 2021 Issue.
[3]见2021年6月和8月的两次民意调查结果：https://www.cnn.com/
2021/06/21/politics/biden-voter-fraud-big-lie-monmouth-poll/index.html；https://news.yahoo.com/poll-two-thirds-of-republicans-still-think-
the-2020-election-was-rigged-165934695.html。根据芝加哥大学安全和威胁研究专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ject of Security and Threats）2021年6月的调查，有两千一百万美国公民支持用暴力恢复川普的总统地位：https://theconversation.com/21-million-americans-
say-biden-is-illegitimate-and-trump-should-be-restored-by-violence-survey-finds-168359。根据2022年1月1日公布的《华盛顿邮报》与马里兰大学的联合民意调查结果，百分之四十的共和党人认为，在一定的时候，用暴力推翻政府是合理（justified）的：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1/01/post-poll-january-6/ 。
[4]Barton Gellman, “January 6 Was Practice: Donald Trump Is
Better Positioned to Subvert an Election Now than He Was in 2020,” The
Atlantic, January/February 2022 Issue, pp. 24-44. p. 32.
[5]Thomas Jefferson, January 16, 1787, letter to Edward
Carrington, The Works of Thomas Jefferson, edited by Paul Leicester Ford, vol.
5, New York: C. P. Putnam & Sons, 1904, pp. 251-254.
[6]川普2017年2月17日的推特，见Michael
Grynbaum, “Trump Calls the News Media the ‘Enem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New York Times, 17 February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17/
business/trump-calls-the-news-media-the-enemy-of-the-people.html。
[7]Bob Woodward, 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Simon &
Schuster, 2018.
[8]见川普2016年2月24日在内华达州发表的竞选演说：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Vpdt7omPoa0。
[9]Alvin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MacMillan, 1979.
[10] 见川普2016年1月24日在爱荷华州发表的竞选演说：https://www.
cnn.com/2016/01/23/politics/donald-trump-shoot-somebody-support/index.html。
[11]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1966, p. xxxii.
[12] 见林彪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1966。
[13] Karl Marx,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Erster Band.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 1867.
[14] William Blake, The Marriage of Heaven and Hell, 1793.
[15] Gustave Le Bon,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Psychology
of Crowds）,
1895. Sigmund Freud, Massenpsychologie und Ich-Analyse （The
Psychology of Crowd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1921.
又见Robert
Zaretsky, “Donald Trump and the Myth of Mobocracy,” The
Atlantic, 27 July 27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 07/trump-le-bon-mob/493118/。
[16] Ibram X. Kendi, How to Be an Antiracist, One World,
2019. p. 10.
[17] “The 1619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1619-america-slavery.html.
[18] Nikole Hannah-Jones, “Our democracy’s
founding ideals were false when they were written. Black Americans have fought
to make them tru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https://www.
nytimes.com/interactive/2019/08/14/magazine/black-history-american-democracy.html.
[19] Jake Silverstein, “Why We Published the 1619 Project,”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0 Dec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
interactive/2019/12/20/magazine/1619-intro.html.
[20] 同注18。
[21] Victoria Bynum, et. al., Letter to the Editor, New York
Times, 20 December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19/12/20/magazine/we-
respond-to-the-historians-who-critiqued-the-1619-project.html.
[22] Nikole Hannah-Jones, et. al., editors, The 1619 Project:
A New Origin Story, One World, 2021. p. 33.
[23] Ta-Nehisi Coates, “The Case for Reparations,” The
Atlantic, June 2014: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4/06/the-case-for-reparations/361631/.
[24] John McWhorter, Woke Racism: How a New Religion Has
Betrayed Black America, Portfolio/Penguin, 2021. p. 41.
[25] Richard Delgado and Jean Stefancic, Critical Rac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
[26]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Beacon Press, 2018. p. xiv.
[27]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Pedagogy, Vol 3 （3）（2011）. p.
54.
[28] Robin DiAngelo, White Fragility: 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 Beacon Press, 2018. p. 5.
[29] Ta-Nehisi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Spiegel
& Grau, 2015. pp. 43-44. 索尔．贝娄（Saul Bellow, 1915-2005），美国作家，数部小说多次获奖，包括1976年的普利兹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马尔孔（Malcolm
X, 1925-1965），美国黑人领袖，民权活动家，牧师，黑人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国”（the Nation of Islam）发言人。格里格．塔特（Gregory
Stephen Tate, 1957-2012），美国作家、音乐家、文化批评家，《乡村之声》撰稿人，为推广黑人文化和艺术，尤其是嘻哈（hip-hop）音乐和街头艺术，作出卓越贡献。梦．汉普顿（dream
Hampton, 1972- ），美国作家、纪录片制作人、马尔孔草根运动（Malcolm X Grassroots Movement）成员。制作过多部进步派纪录片，数部获奖，入选2019年《时代》杂志百位名人榜。汉普顿名“梦”，小写，取自马丁．路德．金恩的着名演讲“我有一个梦”。
[30] James Atlas, “Chicago’s Grumpy Guru,” The New York
Times, 3 January 1988.
[31] Ta-Nehisi Coates, Between the World and Me, Spiegel
& Grau, 2015, pp. 86-87.
[32] DeNeen L. Brown, “Martin Luther King Jr. met Malcolm X
just once. The photo still haunts us with what was lost. ” The Washington Post,
14 January 2018.
[33] Richard Delgado and Jean Stefancic, Critical Race
Theory: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12.
[34] “Lincoln, Washington, Feinstein, Lowell — San Francisco
will rename 42 schools”, Los Angeles Times, 28 January 2021:
https://www.latimes.
com/california/story/2021-01-28/lincoln-washington-feinstein-lowell-san-francisco-will-rename-42-schools.
[35] “Controversial Lincoln Statue Is Removed in Boston, but
Remains in D.C., The Washington Post, 29 December 2020: https://www.
washingtonpost.com/history/2020/12/29/lincoln-statue-removed-boston-dc/.
[36] “Students Push to Remove UW-Madison’s Lincoln Statue, ”
PBS Wisconsin, 29 June 2020: https://pbswisconsin.org/news-item/students-
push-to-remove-uw-madisons-lincoln-statue/#:~:text=A%20group%20of%20students%20are,Hans%20Christian%20Heg.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tudents Call for Removal of Abraham Lincoln Statue on
Madison Campus”, Chicago Tribune, 30 June 2020: https://www.
chicagotribune.com/midwest/ct-wisconsin-madison-lincoln-statue-bascom-hill-20200630-hhfadge53fethiobylwvklz24q-story.html.
[37] Nikole Hannah-Jones, “Our democracy’s
founding ideals were false when they were written. Black Americans have fought
to make them true. ”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4 August 2019. 又见Nikole
Hannah-Jones, et. al., editors, The 1619 Project: A New Origin Story, One
World, 2021, pp. 22-29.
[38] Michael Vorenberg, “Abraham Lincoln and the Politics of
Black Colonization, ” Journal of the Abraham Lincoln Association, Volume 14,
Issue 2, Summer 1993, pp. 22-45. http://hdl.handle.net/2027/spo.
2629860.0014.204.
[39]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这个说法本始於左派自嘲，接着又被右派借用嘲笑左派，所以是一个从开始就有讽刺意味的贬义词。但是，不幸被这个词的通俗用法所指称的某些政策，如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确在提高妇女和少数族裔公民的入学、就业机会和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我在这里用这个词，无意讨论 “政治正确”的政策含义和各种歧义，只是狭义指称左翼所提倡的“包容语言”（inclusive language）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问题上的界规，并讨论这些不成文的、潜移默化的界规同言论自由原则的冲突。
[40] James L. Gibson and Joseph L. Sutherland, “Americans
Are Self-Censoring at Record Rates,” Persuasion, 31 July 2020: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americans-are-self-censoring-at-record?utm_source=url.
[41] Emily Ekins, 22 July 2020 Survey Reports, “Poll: 62% of
Americans Say They Have Political Views They’re Afraid to Share”:
https://www.cato.org/survey-reports/poll-62-americans-say-they-have-political-views-theyre-afraid-share#introduction.
[42] The Editorial Board, “America Has a Free Speech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18 March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8/opi
nion/cancel-culture-free-speech-poll.html?campaign_id=2&emc=edit_th_20220319&instance_id=56188&nl=todaysheadlines?i_id=20459702&segment_id=85986&user_id=b69d70f73e1cea98957e29f58e5f47b6.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18/opinion/cancel-culture-free-speech-poll.html?campaign_id=2&emc=edit_th_20220319&instance_id=56188&nl=todaysheadlines?i_id=20459702&segment_id=85986&user_id=b69d70f73e1cea98957e29f58e5f47b6
[43] https://reports.collegepulse.com/college-free-speech-rankings-2021.
[44] Emma Camp, “I Came to College Eager to Debate. I Found
Self- Censorship Instead.” The New York Times, 7 March 2022: https://www.
nytimes.com/2022/03/07/opinion/campus-speech-cancel-culture.html.
[45] 实际上这个表演形式的起源是中世纪欧洲，1833年才传入美国。当时，《奥赛罗》在美国东北部巡回演出，主人公也是由涂黑脸的白人扮演的。有一次在此剧演出中间休息时，一位后来以 “老爹赖斯” 闻名於世的美国白人演员涂黑脸演了一段叫
Jump Jim Crow的歌舞，此即美国涂黑脸走唱秀的开端。见 “The
Othello Whisperer: A Q&A with Ayanna Thompson”:
https://research.asu.edu/othello-whis perer-qa-ayanna-thompson.
[46] Jennifer Schuessler, “A Blackface ‘Othello’ Shocks, and
a Professor Steps Back From Class,” The New York Times, 15 October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5/arts/music/othello-blackface-bright-sheng.html.
[47] George Weykamp, “Nearly 700 UMich faculty, 60 students
petition for SMTD Professor Bright Sheng to be reinstated,” The Michigan Daily,
31 October 2021: https://www.michigandaily.com/news/academics/nearly-
700-umich-faculty-60-students-petition-for-smtd-professor-bright-sheng-to-be-reinstated/.
[48] Andrew Koppelman, “Yes, This Is a Witch-Hunt: A
University’s Office for Access and Equity Launches a Full-Scale Persecution
Campaig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7 November 2021: https://www.
chronicle.com/article/yes-this-is-a-witch-hunt?cid2.
[49] Brian Leiter, “Univ of Illinois-Chicago has gone
crazy: the latest on the Kilborn case”:
https://leiterlawschool.typepad.com/leiter/2021/12/univ
-of-illinois-chicago-has-gone-crazy-the-latest-on-the-kilborn-case.html; 参见伊利诺大学律师信：https://leiterlawschool.typepad.com/files/21-
12.16-from-alsterda.pdf。
[50]
https://www.thefire.org/lawsuit-professor-suspended-for-redacted-slurs
-in-law-school-exam-sues-university-of-illinois-chicago/.
[51] 同注35。
[52] 毛泽东和尼克松对谈纪录，1972.02.21。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大学服务中心，2013。
[53] 张旭东，〈施米特的挑战——读《议会民主制的危机》〉，《开放时代》2005年第二期，页127。关於中国新左派与施米特思想的关系，参见郭建，〈为了打击共同的敌人——施米特及其左翼盟友〉,
《二十一世纪》 第 94期，2006年4月：19-25。
[54] Konrad Heiden, Der Fü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lin Company, 1944）, p. 147. Joseph Goebbels,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ed. Louis Lochner （New
York: Doubleday, 1948）, p. 355. 又见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p.
309.
[55]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rcourt,
1966）.
Winston Churchill, “The Defence of Freedom and Peace” （broadcast speech, 16 October 1938）.
—— 《思想》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