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6/16/2022）
熟悉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节目的定位在于向华裔介绍西方，因此很少涉及有关中国的内容。加上我个人离开中国已经二十多年，对中国缺乏了解，因此介绍中国的情况也确实非我强项。所以即使介绍到中国，也是西方人眼里看到的中国。
但今天我非常想向大家介绍一篇关于中国未来经济走势的访谈。这一访谈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 Michael Pettis 教授。Pettis 教授是那种与生俱来的“世界人”，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而他从小游历美洲、亚洲和北非。他最后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国际事务和工商管理两个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贝尔斯登和摩根大通，担任拉美资本市场的总裁。后来还担任了包括墨西哥和韩国在内的多个外国政府的财务顾问。Pettis 教授是美国著名的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也是美国新闻界的常客，经常就经济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现在他还担任光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2013 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 《伟大的再平衡：世界经济中的贸易、冲突和危险之路》。
我在听完 Pettis 教授的访谈之后，感觉他是从经济学的普遍规律上，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也做出了大胆的预测。这与我平时看到的关于中国经济的预测不太一样。经济学也许有例外，但很多国家都曾经声称过自己的经济发展很特殊，最终却依然符合了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预测。再伟大的政党，再伟大的领袖，都无法和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抗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原理的原因。
Pettis 教授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特殊。 19世纪美国的发展模式；1930 年代德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后来苏联的发展模式和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高投资模式。这一模式首次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Alexander Gerschenkron 描述，因此也被叫做 “格申科隆模式” 。
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大量基础建设的需求，因此高投资是发展的必经途径。而在发展初期，国家的自有资金，或者说储蓄是不够的，没钱投资。19 世纪的美国发展就是依靠大量的外资投入，主要是英国和荷兰的资金。中国早期发展也极尽可能来吸引外资。但外资毕竟存在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提高自己的储蓄率，来提升自有资金的国内投资能力。
高储蓄率其实不是靠居民储蓄来实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居民储蓄不但资金量不够，而且稳定性不好，居民储蓄很容易转向金融去挣所谓快钱，这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居民将储蓄大量投入这种金融化的产品中。真正的高储蓄率，是靠国家分配来实现的。
我们知道，穷人的储蓄率是较低的，因为他们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资金占比较大；而富人的储蓄率就很高，因为他们的收入中，消费占比更小。依此类推，公司、政府等大型组织，储蓄率就更高。这个意思是说，要想提高国家的储蓄率，就必须将经济发展的收益，向这些高储蓄率的组织倾斜。这个时候，发展中国家要做的，就是扩大贫富差距，增加国家税收，对企业资金更加友好。而这些，恰恰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发展途径。在德国、韩国、日本等等曾经的高速发展的国家中，都是通过将 “压榨” 普通老百姓的方式来增加储蓄率，集中资金，逐步用自有资金来替代外资进行大规模的基建投资。靠投资，来拉动自己的经济。而只要投资需求存在，这种经济策略就必然导致极其高速的经济增长。这非常适用于比如日本德国战后重建、中国摆脱计划经济之后的重建等等这种经济体。
但这种经济的增长模式，必然最终导致一个问题。即投资的效率开始所谓钝化。简单说，没有那么多基建的需要了，反复拆了旧的建造新的，会导致投资的回报，投资的效率迅速下降。这个时候，经济转型就是必然的。而几乎所有国家的转型，或者碰到了好的历史机遇，比如美国；而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转型，都是艰难的，甚至是失败的。
转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摆脱对投资的依赖。没有更好的投资了，怎么办？从个体来说，与其投资风险更高的技术提升，基础研发，不如继续赚快钱，比如炒作房地产。这个时候国家经济迅速进入了一种博傻的模式，看谁能接到最后一棒。这个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就是国家的债务迅速上升，这主要是因为投资的效率急剧下降。比如说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的债务上涨了三倍以上，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总的债务，只上涨了 1.4 倍。这就是说，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这种投资空转，需要经济转型的阶段。Pettis 教授管这种经济增长是 “人为制造出来的增长”， 特点是你会看到债务在继续上升。我们今天看到的钱，其实都是向明天借来的。
我们都知道消费可以拉动经济。但中国存在自己特殊的问题。中国的私人消费占 GDP 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惊人的低，这是因为中国人的收入所占 GDP 的比例也是同样不成比例地低。中国的家庭消费占 GDP 的比例只有 30% 多，而一般发达国家都在
70% 左右，墨西哥 63%，香港 66%，印度 59%。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所谓 “压榨” 普通劳动者来提高储蓄率的结果。只是，中国的情况更为严重。
Pettis 教授还提到中国人口结构的改变，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比例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波浪，从 70 年代劳动力人口比例只有50%
多（孩子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60% 以上），迅猛上升到经济高速发展期，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了 70% 以上。这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之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劳动力人口老年化之后，缺乏新的劳动力的补充，中国劳动力人口会再次下降到 50% 左右。2050 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就只剩下 8 亿，而到 2100 年，最悲观的估计是人口会下降到 3 亿。
人口的下降会自然带来更严重的消费的萎缩。如果要对抗这种情况，就必须提高居民的收入，这就涉及到要重新分经济受益这块蛋糕。中国庞大的政府所占据的庞大的社会资源，就必须向普通民众倾斜，减少政府的收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但是，中国实际的情况似乎很难允许这样去做，因为政府会担心，资源的转移同时会带来政治权利的转移，政府如果没有那么多钱来维稳或者做巨量投资，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本身，就会面临崩塌的风险。这一风险，比经济放缓要严重得多。提高居民收入，减少政府开支的提法，早在 2007 年就提出了。但一直无法执行，因为这种做法和中国的核心政治制度是冲突的。
Pettis 教授认为，北京很可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找不到解决方案。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各项产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因此要保增长，就只能继续投资房地产和基建项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债务也就继续快速攀升。保增长，变成了一个击鼓传花的游戏。
中国目前的投资占到
GDP 的40-45%，但大多数的国家投资占 GDP 的比例只有 15-20%
。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二去了基建和房地产。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如果要经济转型，这一海量的投资就必须找到去处。问题是：找不到。
更大的问题还在于一个正反馈的循环。这非常有意思：我们为什么要修那么多基建和大楼呢？因为我们预期经济会高速增长，我们很快就会用到这些设施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在高速增长呢？因为我们在修建这些基建和大楼。看到了吗？这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那么反过来，一旦政府强行踩刹车，经济增长猛然停止了，这个正循环就会反过来。简单说，房地产就会出现崩塌，而经济就不是停止，而是会萎缩了。这也是中国不能轻易放弃房地产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明白，中国经济的问题出在了需求不足上。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原因，政府拿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几乎全部是供给端的解决方案，即继续加大投资。这几乎是一个死结。
Pettis 教授为中国设想了很多经济转型的路径，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出口，转换投资模式等等。但最后他悲观地指出，似乎没有一条道路能够走通。唯一可行的，就是类似一种硬着陆，强行降低投资来降低债务。这就意味着经济的增长真的会被踩急刹车。中国将会出现日本的模式。但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不开放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一个严重的金融危机。而由于中国经济体量，人口结构和特殊政治制度的原因，这一改变的结果，可能比日本要严峻得多。Pettis 教授认为中国会经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