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关于中国的讲话

（2020年6月26日，美国驻华大使馆网站）

奥布莱恩2020年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亚利桑那州商业局的讲话

        中国共产党构成的挑战，以及中共的兴起及其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造成的威胁，是我们目前面临的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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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十年来，美国各政党、工商界 、学术界、媒体等方面的普遍看法认为，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只是时间问题，首先是经济领域，然后是政治领域。按照这种思维，我们向中国进一步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在中国投入更多的资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员、科学家、工程师，甚至军事官员提供更多的训练，中国就能变得像我们一样。

        我们根据这个前提欢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供了大量的让步和贸易优惠待遇。我们淡化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其中包括天安门广场事件。我们对中国广泛的技术盗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美国经济各部门整体受到重创。随着中国日益富裕和强盛，我们相信中共会实现自由化，可以满足本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民主渴望。这曾经是美国大胆和典型的设想。这种设想出自于我们天生的乐观主义，也来自于我们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经验。遗憾的是，这原来是很幼稚的想法。我们错得实在很离谱。这种错误的估计已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败笔。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为什么不能看清中共的本质？答案很简单，是因为我们没有注意中共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注意听中共领导人的言论，不注意看他们在重要文件中所写的内容，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只相信我们希望相信的方面，认为这些党员只是名义上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我们需要明确指出，中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组织。该党总书记习近平视自己为约瑟夫·斯大林的继承人。实际上，正如前记者和澳大利亚政府官员約翰•加諾特(John Garnaut)所指出的，中共是最后一个从未脱离过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执政党，只有北韩属于部分例外。然而，斯大林采取残暴的独裁统治和骇人听闻的政策，通过灾害、强制集体化、处决行动和劳改营，杀害了约2,000万俄罗斯和其他方面的人员。

        根据列宁、斯大林、毛的解释，共产主义属于极权的意识形态。在共产主义统治下，个人仅仅是实现集体化民族国家目标的一个工具，可以很容易地为民族国家的目标牺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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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要求全面控制人民的生活。这意味着经济控制，意味着政治控制，意味着人身控制，可能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思想控制。加諾特指出，按照经典的中国治国之道，掌握和维持对江山的控制有两个工具。首先是武，指武器和暴力。其次是文，指语言和文化。中国领导人历来相信，权力来自于对有形战场的控制，也来自于对文化领域的控制。加诺特写道，“对列宁、斯大林、毛和现在的习来说，语言不是讲道理和劝说的工具，而是子弹。语言是为了明确、孤立和摧毁对手。”

        对于中共来说，宣传发挥了核心的作用。北京公开宣布要控制政治思想并大张旗鼓地推行之。1989年，该党开始围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整顿。此后，中共领导人一再强调这一点。前几年，该党在2013年4月发布一项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提出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机会和渠道散布不正确的思想或观点。

        因此在中国国内，这种方式意味着强制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学习班，以及必须下载并使用讲授所谓习近平思想的智能手机应用。这意味着完全控制所有国家媒体。从外国报纸到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WhatsApp等外部信息来源都遭到禁止。所有在中国国内生成的内容都受到审查。这意味着监禁从公民博主到新闻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和宗教信徒等每一个表达任何违反该党立场的观点的人。而且事实是，就在最近，从今年1月1日到4月4日，就有近500人仅仅因为公开讲出武汉冠状病毒和它对该党的影响以及该党掩盖这种疾病的行为而受到犯罪指控。

        中共重新解释包括《圣经》（Bible）在内的宗教文本，以支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它将数以百万计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及其他少数群体关押在再教育营中，强迫他们在那里接受政治灌输和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子女则被送进该党管理的孤儿院中。这个过程彻底抹杀了家庭、宗教、文化、语言以及身陷这些再教育营中的人们的传统。在中共的统治下，信息受到严格管制，表达时时受到监控，以便让政府进行打压或打造。

        而美国人应当感到关切。我们不仅应当为中国人民感到关切，而且应当为我们自己感到关切，因为习近平对意识形态管控的野心不仅限于其本国人民。中共宣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任由中共来重塑整个世界。在中国边境之外管控思想的努力已在进行之中。

        近10年来，该党已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海外宣传行动并取得极大效果。中共已着手铲除全世界不友好的中文媒体机构，而且已接近完成。在美国的几乎每一家中文新闻机构不是由该党所有，就是同该党密切合作，而且它还在渗入英文媒体。在全美各城市有十多个广播电台，美国人在收听调频广播时会听到藏而不露的亲北京的宣传。

        最近，中国的宣传让很多美国人以为冠状病毒是一名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而不是武汉将病毒传播到了世界其他地区，这完全是中共捏造的，以致这名军人和她的家人需要贴身保安来保护他们免遭死亡威胁，这种情况发生在马里兰。在抖音（TikTok）这个中国所有的拥有超过4,000万美国用户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有很多是你们的子女和年轻的同事，批评中共以及北京的各项政策的账号经常被删除或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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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动用其财力和市场份额来迫使好莱坞进行自我审查，从物质上促使导演、演员和制作人避开可能无法通过中国的国家审查机构的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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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也在谋求利用个体美国人。它在收集你最隐私的数据：你的言论，你的行动，你的购物，你的行踪，你的健康记录，你的社交媒体发贴，你的短信，并且勾画出你的朋友、家人和熟人关系网。中共达到这一目标的部分做法是补贴硬件、软件、电讯通信甚至基因公司。因此，像华为和中兴这样的公司可以在价格上同对手销价，以亏损的方式在全球安装他们的设备。它实际连带造成美国电讯硬件制造商倒闭，也使诺基亚公司（Nokia）和爱立信公司（Ericsson）处境非常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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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共将如何利用这些数据？与中国境内的方式一样，即对个人进行攻击、奉承、劝诱、影响、胁迫，甚至讹诈，让他们做或者说符合共产党需要的事。这种微观定向是令任何广告商的天大梦想所不及的。与广告商不同的是，中国不会受政府规章阻止。中共要知道你的一切，就像它要知道几乎所有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一切一样。

        除了进行宣传和施加影响的运作外，中共还利用贸易强迫按照它的旨意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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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产党利用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的成员地位，不让对其在新疆和香港的侵权行为提出批评。中共将影响伸向国际机构的首脑，他们本身并不是中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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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采取果断行动，全面抵制。首先，特朗普总统不让某些听命于中共情报和安全部门的公司，例如中国电信业巨头华为，接触我们的——我们的个人和隐私数据。本政府对向华为输出半导体技术实施了限制。

        第二，国务院将9个中国国家控制的宣传媒体定性为外国使团。这些机构是中共的喉舌，这一定性使这些所谓的媒体机构受制于有关要求和受到签证限制。第三，特朗普总统对共同参与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制、大规模任意拘押和高科技监视的中国21个政府实体和16家中国公司实行出口限制，我们已经阻止共同参与这些践踏行为的官员进入美国。

        本届政府还制止由虽然知道但却仍然使用维吾尔族强劳的中国公司生产的产品非法进入美国。第四，特朗普总统将美国撤出人权理事会，抗议它受中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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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特朗普总统限制中国人民解放军利用学生签证将其军官和雇员送到我国高等院校窃取美国技术、知识产权和信息。第六，总统采取行动，停止美国联邦政府雇员退休基金投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包括中国军方合同公司和生产用于镇压少数民族的监控设备的制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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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被动和天真对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结束了。我们将忠实我们的原则，尤其是言论自由，这与中共所维护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

保罗·克鲁格曼：将病毒政治化比病毒本身更可怕

（纽时，2020年3月4日）

   我们仍然不知道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但对此担忧是合情合理的。毕竟，它似乎具有很高的传播能力，而且致命性可能高于普通流感。

   但是，右派专家和新闻机构说不用担心：这一切都是骗局，是自由派媒体为了使唐纳德·特朗普难堪的阴谋论。政府官员和特朗普本人都附和了他们的说法。

   这些说法当然都是疯狂的。别的且不说，Covid-19已经是全球性现象，从韩国到意大利都发生了重大疫情。韩国和意大利的媒体是否也参与到了反特朗普的阴谋论之中？

   然而，这种疯狂对于任何追随右翼政治的人来说是完全可以预见的。这只是长期的真相斗争中的最新一战，因为存在他们不愿相信的客观事实。

   在Covid-19这件事上，一些老面孔一定程度上是在以己度人。毕竟，他们亲自合力将2014年埃博拉疫情作为针对贝拉克·奥巴马的政治武器，实际上奥巴马的应对是明智而有效的。顺便说一句，在那场疫情暴发后，奥巴马政府部署了应对将来大流行的措施，而这些措施已全部被特朗普废除。

   但是，正如我所说，否认病毒的存在，只是长期的真相斗争中的最新一战。

   记住，保守派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坚持认为那是一场受国际上广泛的科学阴谋论影响的巨大骗局。尽管从澳大利亚大火到加州干旱的气候灾难迹象不断增加，共和党对气候变化的否认反而越来越坚决。在2018年中期选举前夕，一项调查发现，73%的共和党参议员否认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发生的事实。

   或者想想有多少右派一惊一乍地预测奥巴马任内将发生恶性通胀，结果没有发生后，他们作何反应——不是承认他们错了，而是坚持认为数字被动了手脚。我不是在谈论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我说的是保守派所认为的著名知识分子。

   这种阴谋论如今也不是右派的专属领域。比如，你可以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团队中看到类似的趋势。桑德斯的一位高级顾问令人惊愕地宣称，所有不同意财富税提议的人（顺便说一句，我支持该税）“都是由权力机构和亿万富翁阶层提供经费的那种组织和学术机构”。

   问题是，虽然巨富的腐败——使僵尸想法得以延续的主要力量——确实会发生，但它并不是每个政治纷争的幕后黑手。有时候，严肃的分析者只是不同意某个说法。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桑德斯阵营的人无法分辨出两者的区别。

   但是在右派阵营里，疑神疑鬼那群人是和掌握真正权力的人联手的，可以造成实实在在的伤害。事实上，是可以致命的伤害。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尤为明显，阴谋论驱使下的否认，在阻拦举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成为一种对人类文明存亡的威胁。

   右翼的偏执妄想是否也妨碍了Covid-19疫情的应对，在一开始还不是很明确。测试冠状病毒是遏制传播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最近的报道清楚表明，美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特朗普不愿相信这场危机的存在。毕竟，认识到我们正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能会伤害到他心爱的股票市场。

   这种将市场危险降至最小的愿望，干扰了整个政府的疫情应对。有些人将它与伊拉克战争的前兆类比，当时布什政府显然希望得到一个开战的理由，令情报机构倾向于认为看到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对于目前而言，分析偏向于看不到威胁——令这种倾向产生的部分原因是，有人声称所有现存的指向威胁的证据，肯定是自由派新闻媒体炮制的骗局。

   甚至到现在，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在认真对待Covid-19的现实。当政府最终提出用额外经费来抗击这种疾病时，提出的数目少得让人感到荒唐。

   特朗普的盟友已经在谴责他的批评者，说他们将疫情“政治化”。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Jr.)指责民主党是想看到数百万人死去。但是实际上，特朗普对危险的轻描淡写，才是在将病毒政治化。

   的确，民主党人在批评特朗普的举动，说他拒绝对任何使美国面临风险的事情承担责任。不过据我所知，批评美国领导人仍然是合法的。

   但这就是政治上的妄想症：你把最正常不过的批评当作是邪恶阴谋论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的执政党感染了这种偏执妄想，这比任何病毒都可怕。

世界日报社论：參院急於讓川普脫罪 釋放危險信號

（2020年02月03日）

        川普總統曾說過，他即使在紐約曼哈頓第五大道當街開槍殺人，支持率也不會受影響；他也曾說過，作為總統，他有權想做什麼就做什麼。儘管這樣說有違民主常識和憲政精神，但在聯邦參院上月31日審理川普彈劾案中，共和黨參議員憑藉席次優勢，否決傳喚新證人和檢視新證據的動議，使川普本周三在彈劾案表決中脫罪幾成定局。參院的動向釋放了危險信號，即只要總統所屬政黨占國會多數、所屬政黨力挺，真的可不受約束、為所欲為。長此下去，美國離獨裁國家已不遠。

        川普究竟該不該為扣押援助烏克蘭款項、施壓烏國政府調查民主黨競選對手、前副總統白登而被彈劾，民眾雖見仁見智，但各種民調中，大多數人認為參院應傳喚新證人作證，否則參院審理便成走過場。昆尼別克大學於參院投票前一天公布民調顯示，希望參院傳喚新證人的民眾高達75%。而彈劾案最關鍵證人、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也一再表示，如果參院傳喚，他願出席作證。

        但由於波頓證詞鐵定對川普不利，波頓即將出版的新書明言，川普去年5月就指示他向烏克蘭施壓調查白登，並告訴他，在烏克蘭政府宣布調查白登前，要凍結國會批准對烏克蘭的近4億美元援款。波頓若作證，殺傷力可想而知。因此不僅川普，參院共和黨人都設法阻撓。

        其實無論波頓作證與否，也無論波頓提供怎樣的證詞，都不會改變參院共和黨人鐵了心要讓川普脫罪的結果。佛州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歐就說，川普的行為或許符合被彈劾的標準，但讓他下台不是「正確的解決辦法」，因為不符合國家最高利益。

        原本被外界認為最可能投票贊成傳喚新證人的田納西州共和黨籍參議員亞歷山大，最後選擇與共和黨站一起，投了反對票。他說，川普要烏克蘭調查白登雖不恰當，但並未到嚴重犯罪或行為嚴重不檢程度。

        經常與川普不同調的阿拉斯加共和黨籍參議員穆考斯基，在31日投票前最後一刻也表態，反對傳喚新證人，理由更讓人啼笑皆非。她說，「(彈劾案)在參院不可能有公平的審理。我也不認為繼續審下去，結果會有任何不同」。言外之意，既然參院審理不會是公平的審理，她投票反對傳喚新證人，就是為了確保審理不公平。

        像這樣把政黨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把就職誓詞、職責和國會監督功能置諸腦後的，又何止參議員穆考斯基等三人。參院共和黨人一開始連審理走過場都不願，希望直接拒絕受理，只是因程序投票中票數不夠才作罷。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諾去年12月就公然宣布，他將與白宮密切協調，以便保護川普不為「電話門」 擔責。他也誓言不會把參院的審理假裝成公平的審理。

        麥康諾赤裸裸宣示，已不在乎是非曲直或憲法尊嚴，展現的只是參院多數黨的傲慢和政黨實力的炫耀，這與川普的辯護律師德修維茲所稱，只要川普覺得他的個人利益符合國家利益，就不應該被彈劾，完全是同一種野蠻邏輯。

        美國民主政治走到這一步，民主黨、共和黨都有責任。民主黨方面，2016年同時失去白宮和對國會兩院控制權後，陷入群龍無首，不僅未找到可吸引中間選民的革新之路，反而往極左的邪路上越走越遠，因此雖然依靠反對川普的力量，在去年11月重掌國會眾院，參院席數反而減少，監督力量更弱，使民主黨和川普在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和「通俄案」調查的角力上，一連敗北。川普經過通俄案和彈劾案洗禮，已成金剛不壞之身，弄權、濫權也越來越肆無忌憚。

        共和黨方面也不遑多讓，川普上任後以威逼利誘手段和測試忠誠度，讓同黨議員們一一被馴服，溫和派參議員馬侃含恨病逝、佛萊克黯然退出政壇，共和黨變成一意逢迎總統的「川普黨」；參議員羅穆尼、柯林斯成了黨內孤鳥，黨內制衡力量喪失殆盡，只重政黨利益，不講原則，任何法律、憲政先例一碰到川普就轉彎。

        過去三年多來，川普一再測試擴大權力，擺脫國會監督的底線，拒絕回應國會傳票，拒絕讓官員到國會作證，拒絕向國會簡報海外動武決策過程，國會越來越被矮化；最高法院也因連續任命戈薩奇、卡瓦諾兩位保守派法官，而具有濃厚川普色彩。三權鼎立走向行政權一權獨大，川普成不受約束的總統。這種危險動向選民該警惕。

共和党大佬鲁比奥猛批中美协议：严重错误 我们将后悔

（多维，2020-01-20）

        虽然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为紧张的局势降温不少。但是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不绝于耳，有人批评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美共和党重量级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2020年1月18日在《纽约时报》刊文称，众所周知，华尔街痛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对中国咄咄逼人的贸易策略。但华尔街的高管们对美国财政部长努钦（Steven Mnuchin）与中国最近签署的“协议”中的金融服务部分非常满意。

        文章指出，这个所谓的第一阶段协议将确保美国资本继续直接为中国国有经济提供资金，而不是让中国为利用美国资本市场承担责任。

        美国将向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和海康威视等国有企业提供更多融资。中国海军80%的主要装备都是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生产的，北京利用海康威视的产品监视新疆的维吾尔人。

        文章指出，协议的这一部分对中国来说有多好，另一个令人震惊的例子是授权美国金融公司购买中国不良贷款的条款。这些都是借款人难以偿还的贷款。这使得它们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和其他资本支出庞大但短期内收入增长预期不大的企业的最爱。中国大部分不良贷款都流向了国有企业。

        但现在，与中国的这份协议打开了美国资本的大门。他们现在可以继续利用我们的钱剥削我们。

        文章强调，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利用华尔街对利润的渴望引诱美国资本落入陷阱：共产党明确的意图是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这项协议将导致美国资本流入中国支持的国有企业，从而破坏我们的国家。这不是一场胜利。

        文章还说，在中国投资美国资本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更好的回报。但从长远来看，这将付出巨大的代价。让美国人的储蓄与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成功挂钩，是一个我们会后悔的严重错误。

        据悉，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15日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白宫签署了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协议规定：一、双方承认在不良债务服务领域存在互利互惠的机会，愿共同在该领域促成更多机会；二、中国应允许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从省辖范围牌照开始申请资产管理公司牌照，使其可直接从中资银行收购不良贷款。中国在授予新增的全国范围牌照时，对中美金融服务提供者一视同仁，包括对上述牌照的授予；三、美国将继续允许中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在美参与不良贷款的收购和处置。

       正是这些条款招致了鲁比奥的强烈批评。

荣剑：中共的阿喀琉斯之踵：接班人怪圈

（纽时，2020年1月15日）

        1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在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讲话，海外媒体普遍注意到，习近平在这次会议上提到了“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的问题，让中共接班人问题再度浮出水面。从会议提出的总体目标来看，中共未来力求完成两个“百年”计划，即建党百年和建国百年。建党百年指日可待，而建国百年则还需要30年。以中共自十四届至十七届的执政规则和时间来看，至少需要经历三次最高权力的代际更替，这也就意味着在现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还将产生三任总书记。

  但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18年主导通过党的决议，进而在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安排作出重大改变：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基于这项制度变革，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任期限制，终身执政没有宪法约束，在理论上可以执政到建国百年时刻——2049年。

  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外界对中共内部权力斗争与会议所谓的“延迟”有诸多猜测，但是会议闭幕之后，种种猜测几乎全部落空。我曾发表一条推文对此作了简短评论：“1. 没有党内斗争，这个党已经失去了党内斗争的能力。2. 四中全会没有滞后，是三中全会提前了。3. 是不是主席制不重要，有没有储君制也不重要，权力定于一尊，早晚有交权的一天，关键是身后事。4. 重要的还是接班人，预未必立，不预则不稳，预与不预，两难之间。中共又面临着独夫体制的固有挑战，谁能做衣钵传人？”

   确切地说，中共从毛时代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最高权力的更替问题，接班人问题是中共这个庞大的政治巨人的终极困境，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那个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其自身无法克服的致命要害，也必然成为新时代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长达几十年的接班人危机

  毛在中共建政之初对接班人问题可谓高度重视，在他曾经属意过的接班人梯队中，有高岗、刘少奇、林彪，彭真、邓小平、张春桥、王洪文等，甚至包括他的夫人江青，但这个接班人梯队都无一例外地被毛本人和党内斗争给废黜了。最典型的是，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前所未有地被写进了党章而具有无可置疑的党内合法性，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党内无人可以挑战，但最终还是遭遇了毛本人的挑战。林彪在享有接班人称号不过两年时间，于1971年9月13日被迫乘机叛逃，不幸摔死在蒙古温度尔汗，从而酿成了中共在“文革”期间的最大政治危机，也对毛本人的政治信誉和威望构成重大打击。林彪事件是“文革”破产的重要标志，由此表明，接班人问题确实成为中共权力更替的最大死穴。

  毛在临死前将权力交给华国锋，很显然，这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安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毛迫于当时党内派系斗争格局而作出的一个折中性安排，他不是将权力交给张春桥，也不是将权力交给邓小平，而是交给华国锋这个看起来能为党内各派人物都可接受的折中性人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能够平衡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最高权力安排，还是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毛至死也想象不到的是，由于他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最后还是由他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

  华国锋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之后迅速陷入执政危机，这其实是毛的接班人危机的一个延续，尽管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前所未有地掌握了党政军大权，集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三职于一身，但在邓小平、陈云等党内元老的联合夹击之下，他很快就在党内难以为继，实际执政不到五年时间便被迫交出手中权力。

  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方式”（党内武力解决）和解决华国锋问题的“邓小平方式”（党内和平解决），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党内最高权力的非正常更替和交接，在程序上不具“合法性”。陈云对于解决“四人帮”的方式有过一个说法，认为这是在一个特殊时期里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下不为例”，他显然担心如果以武力解决党内斗争的方式成为党内常态的话，这个党将永无宁日。比较于“武力解决”的方式而言，邓小平以和平方式迫使华国锋交出权力在“程序正义”上前进了一步（华国锋在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但从党内政治伦理来看，邓小平把华国锋这个一举扭转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拉下政治舞台，显然难以避免被民众诟病为“忘恩负义”。

  如果说华国锋的下台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接班人困局”，那么，在华国锋之后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非正常下台，则可以视为是邓小平的“接班人困局”。从邓小平选择胡赵两人分别担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决策来看，应该说这是邓小平在实际主掌党内大权之后所作出的最重要和最正确的决策。但这个决策却不能始终贯彻到底。在当时的党内最高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和陈云居于最高权力的第一梯队，胡赵只是第二梯队，胡赵尽管在名义上占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位置，但实际上是一直处在接班人位置。据《陈云晚年岁月》（作者杨明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披露，在1986年10月，陈云与邓小平、李先念商议：彻底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全退”不行，就实行“半退”。这表明，至少在中共十三大前后，胡赵作为接班人梯队实际上并未掌控党的最高权力。

  中共元老主导的党的最高权力的更替过程在1987年1月出现重大变故，胡耀邦遭遇华国锋的相同命运，在党内元老的围攻之下被迫提前下台，由赵紫阳接任党的总书记。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则让赵紫阳又重蹈胡耀邦的覆辙，他因坚决反对邓小平武力镇压学生的决定而主动辞职。至此，由邓小平钦定的胡赵接班人团队彻底毁于党内斗争。

  从1976年华国锋主导粉碎“四人帮”到1989年“六四”事件爆发，中共执政集团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换了三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这表明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处在接班人危机之中。危机的根源在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和名义最高领导人处在分化状态。赵紫阳的下台，对于中共执政集团来说，意味着党的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已经无法有效整合党的领导，党的总书记实际处在“失权”状态，即总书记实际受制于党的元老集团，同时处在被“分权”状态，即总书记和军委主席的分权（在胡赵担任总书记期间，都是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这个最高权力架构的形成，来源于党内斗争格局——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权力博弈，实质还是接班人之争，是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是陈云意愿中的邓力群？

                   博弈产生的潜规则

  中共党内斗争是极其残酷无情的，但在每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之后，党内各派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寻求一种平衡或妥协。在赵紫阳下台之后，谁来做新的总书记，党的最高权力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博弈后的结果是：1. 邓小平因为以前两次提名总书记人选的失败而丧失了绝对的决定权，据说由李先念等元老提名江泽民担任新一任总书记，是邓小平主导的集体磋商的结果；2. 中共不能像以前那种私相授受权力的方式来接任总书记，而必须通过党的全会授权，以保证权力交接的合法性；3. 实现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由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不超过两届，每届五年；4. 不是由现任总书记来指定下一任总书记人选，而是由上一任总书记或实际最高领导人来行使更大的决定权，这就是民间所说的“隔代指定制”； 5. 建立“储君制”即接班人制度，在确认新的总书记之后，向全党和全国公开下一任总书记人选。

  中共上述博弈结果是不是由此形成了党的正式文件或固定的制度安排，因为缺少文献证据而不敢断言，也可以视为一种“潜规则”。但从中共十四大所形成的最高权力安排来看，实际产生了总书记和“储君”（接班人）并存的双重权力架构以及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从江泽民正式执政10年和胡锦涛执政10年的时间来看，他们都执行了任期制。虽然党章没有规定总书记的任职期限，但因为实行了党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三位一体的最高权力架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职期限是以国家主席的任职期限为准。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江泽民和胡锦涛应该说都各自执行了“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外界普遍认为胡锦涛作为江泽民的接班人是由邓小平指定的，而习近平作为胡锦涛的接班人则是由江泽民、曾庆红捧上去的。

  在中共最高权力安排中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应该说是邓小平和他的党内主要对手——以陈云为代表的元老派政治博弈的结果，也是他们基于1980年代因为没有有效解决党的最高权力的约束和更替的诸多问题所作出的反应，他们共同认识到了，党的最高权力在党的权力架构中必须有所约束，在任期上必须有所限制，在权力更替上必须提前有序安排，否则，这个党必将持续出现1980年代那样的政治动荡。

  从中共十四届以来，中共最高权力趋于统一，原来的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分置三人的权力结构被终止，党政军最高权力集中于一人之身，其合法性得以加强。但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了制度约束，最大的约束是任期限制，最高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中共执政集团显然已经尝够了毛式终身制对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任期制至少可以令最高领导人的错误决策和行为不可能无限延续。在实行任期制的同时，建立“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也是为了限制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使得最高领导人两届任期结束后必须按时交权，而且是交给一个并不是自己指定的接班人。

  这些制度变化比较于毛时代的权力终身制和邓时代的最高权力的失序状态，无疑是一个进步。在中共不能以宪政民主的方式建构国家政治制度的条件下，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任期制，以及取消他们指定接班人的权力，可以视为政治转型的一个过渡性办法。江泽民执政两届之后，和平交权给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胡锦涛，胡锦涛亦是依此规则在两届任期满后将权力交给习近平，从总体上看，他们都遵守了从党的十四届所确定下来的最高权力更替的潜规则。虽然江泽民在卸掉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这两个职务时曾经留任军委主席半届时间，但他显然也是忌惮于党内已经定下的“规矩”而不敢将此权力长期把控在自己手中。胡锦涛虽然在十七大前看来没有如愿安排李克强作为接班人，但后来则是深明大义，他在党的十八届全身而退，将党政军三大权力一次性全部交给习近平。

                    从任期制走向了分赃制

  值得注意的是，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在江胡执政的20年时间里，虽然政治运行相对稳定，党内斗争趋于缓和，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家和国民财富大幅增长，但党内政治伦理急剧恶化，腐败呈几何级数的增长态势。新问题的产生，与实行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是有直接关系的。

  首先，在任期制的约束下，最高领导人的执政时间只有10年，这10年的前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必须应对处理前任最高领导人所确定的人事安排，而这10年的后两三年，现任最高领导人则必须考虑交权之后的人事安排——尽可能在新的中央领导集团中安排自己的人马。如此一来，执政10年时间其实只有一半时间是真正属于最高领导人自己的有效执政时间。

  其次，在“隔代指定制”的约束下，现任最高领导人没有指定自己接班人的权力，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培养可以延续自己政治路线的继承者，这使得他在任期内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不仅受到了时间（任期）的限制，而且也受到了继任者的限制，其第二届执政期的最后几年里只能沦为“看守内阁”。

  第三，在“储君制”的约束下，在党的最高权力结构中，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权力中心，即前任最高领导人、现任最高领导人和候任最高领导人（储君），党的最高权力处在分化状态，无法形成统一、集中和有效的领导力。

  正是因为这些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中共最高权力一直处在分化和弱化之中，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也是持续递减之中，不管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他们都不得不通过权力交换和部分权力的让渡来建立自己在党内的相对优势地位。

  比如，最高权力层面的党政分开，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得到加强，形成了所谓的“江朱体制”和“胡温体制”。就党权和军权的关系而言，从江泽民开始就不得不做出重大妥协，将部分权力让渡给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而到了胡锦涛时期，党对军权实际处在失控状态，党内形成了“九龙治水”结构，即实行“九常委共治制”，最高领导人的“核心”位置被取消。正是在最高权力分化、让渡和互相牵制、勾兑的架构中，形成了党内权力分赃制，而党内权力分赃制是党内大规模腐败的终极性根源。

                               新时代的“党权主义”终极困境

  要想解决中共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问题，显然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变革，以宪政民主的方式来建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应该是不二选择。但新时代的制度变革却是反宪政导向而行之，在取消了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的同时，重新退回到毛时代，建立起一个我谓之为“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其主要特征是：加强党权，扩大党权，进而形成党国制度，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军、以党代法的党治系统，党权不仅凌驾于市民社会和公民社会之上，还凌驾于政权（政府之权）、军权和其他一切公权力之上，成为一切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共同统治者。从目前党权主义的权力架构来看，所有党权集中于个人极权（定于一尊），已经超过了毛时代。

  新时代彻底废止了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胡锦涛实行了20年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重新回到以个人独裁和终身制为核心的最高权力架构，这会对中国未来社会和政治进程产生何种重大影响？其实，不需要更多的理论阐释，人们普遍认识到了，中共在新时代以来所完成的最高权力制度变革，都是力图为党权主义的个人极权开辟道路，为最高领导人的实际终身制扫清宪法障碍。

  很显然，中共目前又重新进入了毛时代以来的一个权力怪圈中，取消任期制以延长最高权力者的执政时间，却又出现了最高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中共只要拒绝走宪政民主之路，它就永远无法走出这个权力怪圈。

  新时代以来的权力体系变革，看起来已经建立了党权主义的一个完美控制系统，但是，这无法有效解决党权主义所面临的一个终极权力困境，那就是因为无法最终解决接班人问题而导致权力控制系统早晚会有崩溃的一天。接班人问题在任何民主国家都是一个伪问题，唯独在极权国家成为一个真问题和大问题。像毛那样的开国君主在中共历史上是无可匹敌的，他最终也是败于他一手制造出来的接班人困局，现在的领导人即使具备了毛那样的雄才大略，他能规避毛那样的结局吗？

纽时：特朗普得到了一纸协议，中国得到了胜利

  （Eswar Prasad，2020年1月16日）

   美中经济关系中终于有望出现和平而不是更多冲突了，至少暂时是这样。历经曲折后，两国会在周三签订贸易协议，并同意就两国的分歧恢复定期对话。由于第一阶段协议留下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继续。然而休战和对话自然好过另一个选择——进一步升级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敌对行动。

   协议达成了什么呢？它将带来一些重大变化，但美国经济将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长期影响最终可能会有利于中国。

   首先，该给的称赞还是要给。比起前几任政府，特朗普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促使中国人给出更为明显的让步。过去的长期建设性接触政策，以互惠互利的措辞进行说服，收效甚微。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同意增加购买美国产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用来安抚特朗普总统的象征性议题，因为本身并不会对美中贸易逆差产生持久影响。这种逆差更多地反映了其他影响一个国家消费和产出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中国已同意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再强迫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公司，并放宽本国经济对外国投资的限制。这些措施对在华销售、投资或将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一部分的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是有好处的。作为回报，美国降低了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并取消了进一步的关税。

   中国为什么作出这些让步？这其中就很有讽刺意味了。协议的许多要素将使中国经济更强大。中国希望成为一个更具活力、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体，因此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将有所帮助。开放其经济的某些领域，例如银行业和保险业，将刺激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和创新。许多看上去是让步的地方，中国的改革者出于自身利弊的考量本来就打算改变了。

   贸易协议也将在短期内刺激中国经济。刺激措施，如地方政府增加支出，降低税收和增加银行信贷等，使增长避免了停滞状态，但经济仍然脆弱。私人投资疲软，部分反映了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仅是休战，以及可以避免进一步征收关税的前景，都可能有助于缓解中国商业信心和投资的低迷。

   中国还同意不人为贬值人民币以增加出口。这里包含着另一种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中国让其货币价值由市场决定。如今两国似乎已经同意要这样做——除非，是市场要降低人民币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皆有可能，并且华盛顿会想要北京去推翻市场的决定。

   美国将一些更重大的要求推迟到了下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其中包括中国的企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中国企业在国外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使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此外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审核中国履行承诺的进度。这是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之一，因为中国不想被看作因任何国内政策而放弃主权。新的对话可以为定期审查中国的承诺提供一个更加平衡的机制。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但是至少一些基本问题得到了正面讨论。

   不幸的是，美国经济需要对所有这些进程付出沉重代价。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关税导致的大部分成本，将以家庭消费的价格上涨或公司利润降低的形式由美国人承担。随着中国恢复购买农产品，农民将得到一些暂时的缓解，但是来自巴西等国家的生产商填补了美国出口商留下的空白，很可能会增加在中国不断增长的市场中的份额。

   此外，与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紧张局势造成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了对美国商业投资的下降。与中国的协议以及最近正式批准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应有助于解决这一不确定性。

   但是，鉴于特朗普政府在政策制定上一贯的反复无常，贸易敌对可能再次因总统的突发奇想而爆发，破坏企业在做出有关投资和供应链决策之前所需要的确定性。这继而又对劳动力生产率、就业和工资产生负面影响。

   在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庆祝他们对中国的“胜利”的同时，其他人估计不太会唱起赞歌。贸易协议限制了对经济的短期损害，但尘埃落定后，中国可能成为最终赢家。

NYT：中国阴影下的台湾大选：蔡英文为何能扭转选情

（Steven Lee Myers, Chris Horton，2020年1月9日）

   台湾台北——去年这个时候，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政治前途一塌糊涂。她的政党在地区选举中遭遇耻辱性的失败，随后她辞去了该党主席的职务。党内元老敦促她不要寻求连任。她任命的行政院长于去年夏天辞职，在党内初选中向她发起挑战。如今，随着周六大选临近，蔡英文实现了几个月前看来不可能实现的回归，这主要得感谢中国。

        中国在言辞和行动上对台湾毫不掩饰的好战，为蔡英文的竞选注入了新动力，此外还有香港针对中国不断侵犯该地自治的抗议活动。

        蔡英文和她的支持者经常以香港的骚乱为例，说明台湾这个自1949年以来就实质上独立的民主岛国，为什么不能简单地屈服于中国的统一要求。“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63岁的蔡英文在新北的一场集会上说。面对中国大陆试图削弱台湾的努力，她向整个体育场内欢呼并挥舞旗帜的支持者们承诺，要令台湾继续成为“民主的灯塔”。“台湾在最前沿，”她说。

        对北京来说，蔡英文的第二个四年任期意味着自她2016年上台以来一直对台湾使用的施压策略失效。这一项政策失败可与去年11月亲民主的反对派在香港地区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相呼应。

        对于有机会就此进行投票的人们来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宣扬的“中国梦”似乎没什么吸引力。去年12月，一位负责台湾事务的前办公室副主任在一个政策论坛上公开承认了这一失败，称中国需要检讨“我们的工作方法和思路”。

        习近平的政策非但没有吸引台湾民众拉近两岸关系，反而把他们推得更远，北京方面对这一现实的认识已经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公众担忧。台湾政府的一项年度调查发现，只有1%的台湾人支持“尽快”统一。

        “争取民心，做群众工作本来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我们的看家本领，”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希在论坛上说。“为什么在台湾同胞面前现在失灵了呢？你能怪台湾同胞吗？”

        台湾是前日本殖民地，1945年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进驻后，经历了数十年的威权统治才向民主过渡以来。当然，自那以来，中国大陆一直笼罩在台湾选举的阴影中。在这次竞选中，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倾向，批评人士说，这加剧了台湾2300万人之间的两极分化。

        自2016年5月蔡英文就职以来，中国基本上拒绝与她的政府接触。相反，北京对蔡英文“分裂”中国的目标发出了威胁，并展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它还限制了同台湾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包括游客的流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削弱她的政治支持。

        与此同时，它为台湾企业提供激励，并支持她的政治对手，包括国民党。中国的策略包括官员和分析人士所说的散布假消息、削弱蔡英文政府的秘密行动。

        一名自称已幡然醒悟的中国军方情报人员向澳大利亚当局提供了一份非同寻常的——尽管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证实的——秘密行动清单，行动的目的是推进中国在台湾和香港利益。他声称，这些行动包括为蔡英文的对手韩国瑜提供支持。韩国瑜是一名持有民粹主义主张的前立法委员，曾在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大败蔡英文所在的政党当选市长。

        现年62岁的韩国瑜坚决否认接受过中国的支持，甚至暗示有关中国秘密支持的指控是蔡英文的民进党阴谋的一部分。不过，公众的愤怒让韩国瑜很被动，因为他对中国的看法相对温和。

        作为市长和现在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呼吁付出更大努力来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今年3月，就在当选几个月后，他跨过台湾海峡，访问了中国的四个城市。

        韩国瑜称，他此行的目的是为高雄的农民和渔民招揽生意，中国官方媒体宣传了同他达成的一项价值3000万美元的新贸易协议。他还会见了根据“一国两制”原则负责处理与香港和澳门关系的共产党政府官员。

        三个月后，香港爆发抗议活动，韩国瑜被迫宣布自己永远不会接受对台湾作出这样的安排。现在，在竞选演说中，他几乎不提中国，反映出这个问题对各政治派别的选民来说都是毒药。

        相反，韩国瑜把火力集中于蔡英文的经济政绩以及其他民生问题，跟中国议题一样，这些也是选民们关心的问题。“只有我能让台湾变得强大，”韩国瑜在一次集会上说，他身后的标语牌传达出他的民粹主义信息——“台湾安全、人民有钱”。

        蔡英文和她的人抓住每一个机会抨击他与中国的联系。

        在12月18日的一场电视辩论中，两人第一次摆好架势，韩国瑜斥责她令台湾的外交盟友越来越少，最近又失去两个太平洋小国。他说，在她任内，世界已经忘记了台湾。她反驳道：“韩先生现在说世界已经忘记了台湾。那可能是因为他去中国的次数太多了。”

        台湾这个无处不在的邻居并非此次选举的唯一因素。候选人都在谈论经济问题，观点大相径庭。不过，两岸的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都认为，香港的动荡加剧了对中国角色的关注，扭转了蔡英文的选情。

        去年一月，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定下了基调，宣称统一台湾是“历史大势”，并承诺中国对台湾会实行类似的“一国两制”模式。

        香港的抗议活动由引渡立法引发，而这个立法又多少是因发生在台湾的一起谋杀案而起。之后，围绕着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日益加强的威权，抗议活动演变成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

        许多台湾人同情香港抗议者的困境，并提供道义上的支持，有时还提供物质支持。对于一些被捕的抗议者而言，该岛已成为他们躲避不公正司法系统的庇护所。

        蔡英文最新的竞选视频警告，习近平的做法让香港失望了，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在几百公里外，每天有数不清的青年被逮捕、被关押、被凌虐、被失踪，”旁白接着说，“从一开始，‘一国两制’就是独裁统治”。

        台北智库远景基金会首席执行官、为蔡英文所在的民进党提供建议的赖怡忠说，香港是“一个警钟”，证实了蔡英文在中国以外建立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努力。“这些年轻人的遭遇引起了台湾年轻人的共鸣，”他谈到香港的抗议运动时说。“这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