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2022-09-29）
按：《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这类文章，并不是严肃的历史学研究的作品，而是作者根据领导指示，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解释领导观点的政治宣传物。这类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方针的产物，不能以学术研究的规范予以批评，因为政治宣传是无所谓剽窃不剽窃的，例如我们不能指责列宁、斯大林“剽窃”了马克思，或毛泽东“剽窃”了马恩列斯。
中国历《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史研究院发表了以该院课题组名义出台的长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刊发再该院双月发行的院刊《历史研究》今年第三期上。根据我的一点了解，这是该院领导带队完成的命题作文而已。不是什么正式的科研成果。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就是这是一篇大批判文章。
首先，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名字和身份有些不明不白。
本来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历史研究所。现在却冒出来一个比所局级编制还大一级的科研机构叫中国历史研究院。具体办公地点放在亚运村，和中央文史研究馆下属的国学研究院比邻。本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下面又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边疆研究所五个和历史、和历史地理有关的直属科研机构，现在据说增加了一个历史理论研究所，而后这六个所局级编制就组成了副部级的中国历史研究院。
而具体编制上却出现了一套人马两个招牌的格局。到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依然有历史研究所等六个所局级部门，而这些人马又同时挂名在中国历史研究院。
一直自称史历史学研究的国家队的历史研究所晋升成了历史研究院。而《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一文就是这个新机构代表官方发布的一篇大批判文章。
该文第二部分标题就是“‘闭关锁国’概念的渊源流变”。
然而我们通读全文，我们只看到了对“闭关”概念的肤浅解释，根本没有对“锁国”概念给与任何解释。这样如此重大漏洞的文章居然可以发表在著名的《历史研究》这样级别的刊物上！作者连起码的对“闭关锁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考证、辨析与寻踪的工作都未能完成，就开始了进入第三、四、五、六部分的长篇大论！基础都不牢固，自然后面的大论基本都是谬论和抄袭。
请注意：我第一个指出此文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思想。且听我慢慢到来。
“闭关”本来是一种宗教学术语，专指一种修炼体验活动。而国策上的闭关则是专指关闭海关，是一种独立倾向的封锁海防政策。
“锁国”，又称“海禁”。是和关闭海关相一致的封锁国门政策的简称。主要指封锁禁止国人出海、同时禁止海外来人乘船进入国土。
“闭关锁国”组合一起，就是对内禁止国人出海、对外禁止外人入关的一种国家性质的防御行政措施。
该文说：
但是，到康熙晚年，形势发生剧变，直接原因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规定：“传教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基督徒主持、参与或者出席一年数度例行的祭孔、祭祖的隆重仪式，我们宣布这种供祭是带有迷信色彩的。”这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冲突，康熙帝明确讲“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雍正帝在接见传教士葛大度时重申“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
实际上，中西之争是礼仪之争。根本不只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礼仪之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
该文又主张：
我们认为明清两朝中央政府采取的是“自主限关”的对外政策。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开放范围多大，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国内外一些学者简单地斥其为“落后”、责其为“野蛮”，甚至认为违反所谓“国际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眼下，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为何要对明清闭关锁国政策重新评估呢？
让我们看看这一观点的祖师爷是怎么阐述的，由此我们也可以发现历史研究院课题组主张分明就是剽窃。
日本著名的历史学京都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内田银藏博士在1911年出版的《日本海上史论》一书中的《鎖國とは何ぞや》一文中认为：
“先づ経済上に就て見ますると、鎖國の為めに日本の外國貿易の發達は防げられ、此の時代の間、貿易は至て微々たるものでありました。併し其の代りに內地の産業は大に發達した、國內の各地に特有產物も多く出來た。所謂開國の後凡そ五十年にして、日本の経済的發達が現今の狀態にまで達することの出來たのは、是れーつは所謂鎖國の時代に於て其の基礎を充分しつかりと立てゝ置いたからである。
其の經済上鎖國の效果よりも尚ほ一層注意を值するは、蓋し政治上及國民の精神的文明の上に於ける鎖國の効果であると存じます。足利氏の季世、群雄割據し國內の騒亂甚しかつたのが、織田、豊臣二氏の時代を經て、徳川時代の初の頃に至りましては、海內統一の勢既に成り、其の巳に大阪に克つや、干戈を偃せ、それより天下太平の世となつたことである。けれども一旦天下太平となつたとても、其の太平を長く維持することは、決して容易なことではない。徳川氏が久しく太平を維持することの出來たのは、種種の原因ありてのことではありますが、所謂鎖國によつて外部との開係交渉が甚だ少かったこと、亦其の一大原因であったに相達ない。鎖國の世にならないで、諸大名が自由に海外に交通し、野心あるものは、外援を假うて其の望を達せんと企つることも容易く出來るやうな形勢であつたならば、徳川氏の權力は、あの様に確立するには至らず、隨內の治不恐らくは久しく持績することが出來なかつたであらう。而して其の結果或は國の統一及安泰が危せられたかも知れませぬ。
又他の一方に於て日本の精紳的文明の發達の上に就いて考へて見まするに、江 戸時代二百有餘年の間は、日本の國民文明が正に一通り圓熟の域に達した時期であつて、此の間に於て彼の東洋の文明の精華を蒐め、之を能く融合し鹽梅して、それに日本的の特色を附したるものが、渾成したのである。若し所謂鎖國といふことがなくして、近世の初め日本文明の發達が未だ一通り圓熟の場合に達しなかつた頃からして、引績き西洋文化の餘りに強き影響を受けつゝあつたならば、それが為めに利益したことも勿論あつたららけれども、我が文化の東洋的日本的純潔な性質は、之を保持すろことが難かつたであらう。日本の餘りに早き西洋化は、恐らく日本自からの為めにのみならず、世界の文明の為めにも損失であつたらう考へらるゝのである。”（東京三省堂書店，1911年。289-309页。）
这段日文因为是明治晚期的日语，因此颇不好懂。为了让大家彻底明白闭关锁国对于维持中共政权的巨大意义，我不得不讲其全文翻译如下：
“首先从经济的角度上说，虽然日本的锁国阻碍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其实这一时期的贸易极其微不足道。相反，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国内的产业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致使全国各地特有的产品飞速发展。到了所谓日本开国大约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的经济发展能够达到现在这样的状态，必须充分意识到这正是当时闭关锁国政策下打下的基础。
从经济锁国的效果上说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锁国还带来了政治上和国民精神文明上的效果。在足利将军统治时代的末期，群雄割据、战乱纷繁。经过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两位统治时代，到了德川家康统治时代的初期，日本全国基本处于和平发展时期。那时攻占了大阪城、放弃了干戈，回归到太平盛世时期。虽然社会变得太平，但是维持和平的长久却并非易事。之所以德川家康能够维持长久的太平盛世，总结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施行锁国政策，减少对外交流肯定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当时不施行锁国政策，那么各地诸侯自由航行、野心膨胀、凭借外援，他们很容易就达成了他们各自的政治野心。一旦出现这一情况，德川家康政权的确立也就不会出现了，随着国内统治的不持久，必然危及到整个国家的安全和统一的结局是可以预想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从日本精神文明的发展来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江户时代200多年之间，日本的民族文明处于日益成熟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吸收了东洋文明的精髓。如同腌制梅子一样，融合贯通后形成了富有日本特色的东方文明。真可以说是浑然天成的效果。如果没有当时所谓的锁国政策，那么从近代初期开始，日本文明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成熟之时，必然出现日本文化被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如果一旦出现这一局面，我们就很难保持纯正的、东方的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质。要知道：日本过早的西化，虽然会带来经济的利益，但是恐怕不仅是日本民族和文化自身的损失，也是世界文明的损失。”
换句话说，他主张闭关锁国虽然使日本对外贸易受到阻碍，却刺激了日本国内的产业和经济蓬勃发展。而且日本国内政治得以长期保持稳定，促成了东洋思想和文明的成熟。
让我们看看八十多年前，另一个日本历史学家林基在《糸割符の展開——鎖国と商業資本》(历史学研究，126期，1947)一文中一阵见血地阐述：“锁国に至る背景に、幕府権力とむすび ついた特権商人すなわち糸割符商人の策動があったこと。”即，他认为“锁国”是为了国家权力庇护下一些特权商人垄断贸易利润的特殊国策。
——真可以说正中下怀。这难道不正是眼下中国的资本和官方勾结并保护特权商人的一项国策吗？！
在如今21世纪的中国怎么锁国呢？就是取缔留学、取消外语学习、加高加厚网络防火墙、堵截一切西方思想、利用现代科技的产品（监控探头和赋码技术），加强对人民的封锁、管制和监控，必要时取消货币流通，严密封锁信息，实现绝对化的党领导一切。
一句话，向北朝鲜化看齐！
这就是此文《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的核心目的所在。也是习近平在20大上将要提出的“守正创新”四字真言的核心导向。所谓“守正”，就是提出以闭关锁国为正道的一种极端保守主义、原教旨主义的主张。
最后，我很想知道，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因为撰写此文，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