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2/15/2022）
上周我报道了关于加拿大卡车司机在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目前这一抗议活动还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在首都渥太华和其他的一些重要城市，依然时不时地发生巨型卡车招摇过市，阻塞交通，甚至阻塞重要的贸易通道。周一，首相特鲁多
Justin Trudeau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政府将有权采取一些措施对抗议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政府将有权调动军队来驱散示威人群，但特鲁多表示目前没有这个必要，军队不会被调动。当下更具有实际意义的，是宣布紧急状态之后，联邦政府有权冻结资助非法示威活动的资金来源。
财政部长宣布，用于非法阻塞交通的卡车，将被视为一种对非法行为的资助，这一卡车所在的公司的账户，会被暂停使用。公共捐赠应该合法注册，但如果是资助非法的交通阻塞，那么这些捐款账户也会被暂停。财政部长表示，目前在边境上阻塞交通要道的行为，每天给加拿大带来
5 亿美元的贸易损失。
于此同时，昂达略省表示将会在
3 月
1 日取消疫苗接种的强制令。但省长福特表示，这是之前就有预案，而且必须建立在疫情有所好转前提下的，并非是迫于卡车司机抗议的压力。渥太华市长华生也表示他已经和抗议的组织者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抗议活动将远离居民区，只能在联邦议会门前的区域里进行。
Alberta 省的皇家骑警在边境上逮捕了参加抗议活动的
11 人，因为发现他们有对抗警察的行为并且携带 了 13 支长短枪支，以及大量子弹。这群人声称，只要警察敢于拖走那些阻塞交通的卡车，他们就将武力反抗。Alberta 省警方表示，这一事件已经进入了犯罪调查程序。
而美国方面则有些担心这一风潮会波及到美国，因为很多极右翼团体已经开始号召美国人效仿加拿大抗议者，用游行示威来对抗政府防疫行动中的一些限制措施。
在大多数人印象里，美国和加拿大几乎是一体的。不但文化上同文同种，而且政治制度也非常相似。甚至有些人还认为加拿大就是美国的第
51 个州。但实际上，加拿大的政治制度，乃至政治文化和美国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特鲁多首相在发表讲话时表示，政府不会违背“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 （这是加拿大 1982 年宪法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很多人会想当然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加拿大政府不会剥夺游行示威的权力”。当然，这本身也没有错，特鲁多也强调说，政府不会限制和平合法的集会和抗议。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加拿大的权利法案和美国权利法案 Bill of Rights 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因为是一个革命产生的国家，因此他们的法律规定措辞较为极端，有革命的纯洁性的味道。比如人权、自由、平等都是绝对的。但加拿大的权利法案是逐步形成的，就显得比较平和。加拿大的权利法案并没有将所谓的基本权利绝对化，政府有权来决定在特定条件下，取消一部分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加拿大宪法规定，政府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之下，中止部分自由人权的实践。
这一条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这是第一节的内容，被称为 “限制性条款”。在文字描述中，这种自由被定义为“可以证明是合理的，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换句话说，如果政府可以证明某种行为不符合“合理性” ，那么就不受权利宪章的保护。
这听起来有些空洞。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公共场合高喊 ”“我很讨厌华人” ，但并没有具体攻击某一个人。那么在美国，这一行为虽然令人讨厌，但依然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不属于仇恨犯罪。但是，同样的行为在加拿大，就可能会被定为仇恨犯罪，因为这种行为已经不属于“合理的自由“ 范围，你虽然没有攻击某一个具体的人，但这种行为使得所有听到这一口号的人，尤其是华裔感到受了冒犯。因此这种行为在加拿大，就不受权利宪章保护，而涉嫌犯罪。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基本人权在美国的法律系统中，是绝对的；而在加拿大的法律系统中，不是绝对的，是必须符合某些公序良俗和社会价值约定前提下，才被权利宪章保障的。
也就是说，特鲁多首相的这句话是在说，这种试图拒绝接种疫苗，穿梭在各个疫区，还拒绝接受隔离
14 天要求的卡车司机的行为，已经涉嫌在实践一种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自由，因此政府有权力进行限制。但请注意，特鲁多在这里还仅仅是一种暗示。因为目前限制这种非理性抗议活动的依据，依然仅仅是因为他们阻塞交通，造成普通人的生活不便和大量财产的损失。特鲁多实际上目前没有意愿，甚至也可能没有能力，去宣布启动权利宪章第一条，来禁止关于接种疫苗的抗议活动。
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毕竟是一个民选政府的国家。政府想要施行这种带有一定危险性的限制公民自由的做法，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具体的措施我这里就不叙述了。这是一个叫
Oakes 测试的流程，政府必须向法院展示，这种限制是出于”必要的，紧迫的“原因（类似于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有”实质性行动目标的“（不能简单说我这么做是为了人民幸福），而且必须在”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被证明是合理的“（越界的自由不符合公序良俗） 。同时，这种限制行动必须是最小限度的，比如说你最多驱散人群，但不能将人群软禁，或者给人家一个寻衅滋事罪。政府限制措施的程度和范围，也必须让法院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同时，必须是对自由伤害最小的选择。
因此，目前来说，加拿大政府在权利宪章第一节内容上的实践，还仅限于针对仇恨言论和色情内容的限制。这一次针对疫苗接种的抗议活动，如果要动用这一条规定，在我看来，门槛似乎还太高了一些。
关于加拿大和美国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各种对比，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其实这两个国家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无论从价值观还是制度设计上，都存在很大的区别。美国是宪法至上，无论你做什么，一旦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那就只能停下来。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虽然美国在表面上极其尊重
240 年前制定的宪法，但实际上宪法被不断地重新解释，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这一过程，却不是民选的议员立法者来完成的，而是九个终身制的大法官投票决定的。所以我经常拿美国的宪法开玩笑：”原来是想树立一个有绝对权威的女神，结果女神说的话，只能由九个人来转达。” 这一说法有些刻薄，但美国宪法设置的不合理性，确实已经成为美国司法中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在并不充分民主的情况下选出一个总统，再由这个总统来根据自己的政治信仰指定大法官，最后由这九个大法官来决定宪法到底写的是啥意思。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种不幸的情景。如果 9 个大法官在一次会议中同时被刺杀了（比如说炸弹刺杀）。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是川普这样的人。那么一夜之间，他就可以把美国最高法院全部的大法官换成极端保守的人。颠覆掉所有之前进步派大法官们对宪法的解释。同性恋婚姻合法就别想了，堕胎也不被允许了，甚至报纸也不能自由攻击政府官员了。这当然是一种极端情况的想象，但不能不说，美国的这套法律系统，也许在一些对美国缺乏了解的华裔学者中依然会受到膜拜，但其不稳定性和巨大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而相比之下，加拿大和美国不同，没有经历剧烈的革命和内部严重的冲突。加拿大的宪法在各方面和美国相比，都显得更为中庸。加拿大宪法中英国的影子很浓重，但又没有英国那样的君主制的历史包袱。所以加拿大的宪法显得非常理性和平和，甚至加拿大的宪法中还规定了，什么什么情况下，多少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做出暂时的违宪的选择。这是因为，加拿大的政治制度是议会制，而不是总统制。在加拿大，天大地大不如人民选出来的议员组成的议会权力最大。而议会是立法机构，所以议会当然可以做出选择，在特定的情况下，暂时背离宪法另立新法，从权行事。但宪法的稳定性又必须得到尊重，所以必须是暂时性的。另外，加拿大修宪的门槛，也比美国要低很多，这保证了宪法始终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一些修订。相比美国
9 个人就可以决定宪法的新解释，加拿大的修宪过程，就显得理性和实际得多了。
我原来还做关于加拿大政治的“今日加政”，但实在时间不够，后来就中止了。以后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更多地向大家介绍加拿大，美国这个同父同母，但成长路径完全不同的姐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