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美政，02/03/2022）
截至上个月底，美国完成了疫苗接种的人口，只有总人口的
64%，而只有
27% 的人，完成了加强针的注射。相比之下，加拿大完成疫苗注射的人，占到总人口的
80%，而接受的加强针注射的，超过人口的
40%。
而与此同时，美国目前死于
Covid 19 的人数，七天平均为
2600 人，而加拿大则只有
150 人。按美国人口总数大约是加拿大的
8.7 倍来算，美国人目前的新冠死亡率大约是加拿大人死亡率的两倍。是因为美国的人口密度更高吗？不是，因为和加拿大人口数量相当的加州，死于新冠的人数，七天平均也只有 188 人，仅稍高于加拿大。为什么呢？因为加州这个所谓民主党左派大本营，疫苗接种率达到
70%。
疫苗接种率和降低死亡率及疫情控制之间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即使小学生都可以看懂的数据。但是大量美国人依然拒绝接受疫苗接种。在美国，大约有
42% 的民众在接受民调时表示，他们不信任疫苗。不信任的理由，主要是害怕副作用、不相信疫苗的功效，或者，干脆认为政府和医药公司在搞阴谋。主要的拒绝疫苗接种的人群，是相对年轻的，50
岁以下的和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接受疫苗注射的人群种，拥有大学或更高学历的人比例是未接种疫苗者的两倍。民主党人接受疫苗的比例是
90%，而所谓坚持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接种率，则只有
58%。（有趣的是，政治倾向在加拿大并不太明显。左派的自由党接种率大约只比右派的保守党的接种率高不到
5%。在加拿大，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在美国，这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美国有所谓“阻止强制接种”的活动组织，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一些阴谋论的宣传。他们甚至不仅仅反对疫苗接种，他们还反对戴口罩。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对疫苗的恐惧和不信任，列为了全球十大卫生威胁之一。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辉瑞或者
Moderna 的
mRNA 疫苗是一种新技术，怕是有点不保险。而传统的像天花疫苗、流感疫苗，卡介苗等等，就是很安全的了。但实际上，当这些疫苗出现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的巨大的阻力。甚至有人认为，反对接种的运动，实际上比疫苗
vaccine 这个词的诞生，还早。
自从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 将现代疫苗技术正式开始推广的时候，民间就充满了关于疫苗的阴谋论。人们当时不理解人怎么可以故意地将所谓“脏东西”（即病原感染组织）接种到人身体里去。这不是太可怕了吗？当时有很多传言，说接种了牛痘之后，人身上会长出牛毛，甚至牛角。这种说法今天看来很可笑，但我们今天不是也一样有很多人认为接种了新冠病毒的
mRNA 片段，会导致人体基因变异，甚至影响生育能力，造成后代畸形吗？
还有一些反对者是出于宗教的原因，他们认为将这些不洁的东西注入人体，是违反上帝意志的。宗教狂热人士一个有趣的特点在于，他们总觉得自己能够正确地了解上帝的意志是什么，他们以上帝的代言人的面目出现。尽管两千年来，他们认为的”上帝的意志“的内容，总在不断地改变着。这可能会让上帝很尴尬。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于
1853 年，颁布了第一个强制接种疫苗法，对
3 个月以下的婴儿强制接种天花疫苗。1867
年，强制令的年龄要求提高到了
14 岁。当然，这一法令引起了反疫苗人士的巨大反弹。他们表示宁可去坐牢，也不接种疫苗。当时的反疫苗运动比今天的声势要浩大得多，1885
年蓝切斯特的反疫苗大游行种，有大约
8 -10 万人参加。这迫使英国政府最后让步。尽管科学证明疫苗是有效和安全的，但
1898 年，法律做出了修改，拒绝接受疫苗接种的人，不再会受到处罚。
在美国也一样，有很多人反对接种疫苗。宗教上更为激进的清教徒们非常难以理解天花疫苗的接种。甚至有些牧师谴责说人为降低死亡，是对上帝权威的藐视。我们熟知的美国国父之一的本杰明富兰克林也不让自己唯一亲生儿子弗朗西斯富兰克林接受疫苗接种，结果这孩子四岁的时候，死于天花。后来，干脆很多州宣布接种牛痘是非法的。托马斯杰佛逊的妹妹在婚礼后
10 天，就死于天花，这使得杰斐逊非常害怕，他悄悄跑到了当时还能合法接种疫苗的费城，为自己接种了疫苗。
乔治华盛顿本人在
19 岁的时候就得过天花，所以他开始也不太相信疫苗。但当他的部队里出现了大量天花流行，甚至有一支
1 万人的部队，因天花减员了一半。华盛顿立刻决定所有的士兵必须强制接受疫苗接种。这一措施，拯救了美国的革命。在后来美国成立之后，华盛顿也是积极推进所谓“强制健康” 理念的人，他是美国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无论保守人士如何爱戴华盛顿将军，他们肯定无法接受华盛顿对于疫苗接种的强制态度。1879
年，美国成立了第一个反疫苗接种协会，随后，1882年，1885 年分别成为了新英格兰反强制疫苗接种联盟和纽约市反疫苗接种联盟。到了
1902 年，天花再次在美国大流行。马萨诸塞州剑桥市要求所有城市居民接种天花疫苗。一名反疫苗接种者，Henning
Jacobson 拒绝接种疫苗，受到了市政府的起诉。这个官司最后打到了最高法院。1905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市政府胜诉。法院的判决认为，政府可以制定强制性法律，以在发生传染病的时候，保护公众。
关于疫苗的争执从来没有停息过。1970
年代，又有人传出说百白破疫苗会造成儿童的神经系统疾病，虽然后来经过大量数据调查，发现疫苗的接种和出现问题的儿童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但这在当时，也导致大量的孩子家长不敢和自己的孩子接种百白破疫苗；1998
年，有人开始论证麻疹疫苗会导致儿童自闭症。但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没有一项调查发现麻疹疫苗和儿童自闭症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又有一大批的孩子因家长的恐惧而没有接受疫苗注射，这导致后来的一波麻疹的患病率的增高。
如果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会发现，人类对于疫苗的恐惧是根深蒂固的。经常性地会有人质疑疫苗的安全性。一旦被炒作起来，就带来大量的人拒绝接受疫苗接种；等到风平浪静之后，大家又若无其事地接种了疫苗。但我们永远学不会前一个教训。我想，这种看上去很可笑的循环，实际上反应出我们人类的两个本能。
第一是本能地对将病原体引入人体的恐惧。这很好理解，在进化中，我们形成了这种拒绝将所谓“脏东西”纳入我们身体的做法。疫苗这个概念，如果我们不懂任何医学和免疫学的知识的话，确实很难理解。但医学和免疫学却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我们的理性的结果。
第二，我们对概率没有一个直观本能的感知。我们的大脑中经常会因为感受度的不同而错误地估计概率。我们对痛苦的感受度，高于对快乐的感受度。所以当我们知道疫苗会有副作用，甚至会丧命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本能地夸大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我们很少有人会去认真地想：“如果我中了彩票，会如何如何”，但我们很多人却会很认真地害怕，“如果我碰巧是个打疫苗过敏死亡的人那怎么办？” 这种概率感知上的偏差，需要我们用理性来理解概率的含义。但很不幸，理性依然不是我们的本能。
其实我们每天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在概率之间的取舍。甚至吃个晚饭，逛个街都不能保证你百分之百地安全活着。我们需要的，是理性地去衡量各种概率的大小。比如，我接种疫苗出现问题的概率，是多大？如果我不接种疫苗，面临的危险的概率，是多大？也许普通老百姓难以做出这样的概率判断，那么就听专业人士的，听你的家庭医生的建议。如果你怀疑你的家庭医生也参与了某个阴谋组织，那么首先，下次看病千万别找他；其次，再找一个你信任的医生去咨询，总不会天下的大多数医生都参与了某个阴谋吧？理性生活，告别愚昧，战胜疫情靠的不是直觉，不是本能，不是保守主义，要战胜疫情，只能靠我们的理性，和我们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