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美经纶：我们如何选择政治制度？
（今日美政，12/13/2021）
民主之爭（續）
在上次的節目裏，我最後提到，民主制度和極權制度在未來誰能勝出，要看技術發展的方向。這引起了很多人的質疑。因爲在我們這個時代看來，民主勝出幾乎是一個毫無疑問的未來。但我總希望能避免一種偏好型的預測，英語裏叫 wishful thinking，就是說我希望什麽發生，我就預測什麽會發生，這讓我們感到安心，但可能會影響我們判斷的準確性。
我認爲一個較爲理性的預測，要依靠兩個方面的信息。第一是歷史，我們一般說“知道自己從哪裏來，才知道自己將去哪裏”，但這是一種比較文藝的説法。追朔歷史的本質，是去瞭解我們的人性，去瞭解我們的自然人性，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我們的人性會如何進行選擇。比如民族主義 nationalism這個東西，18 世紀促進了歐洲人的整合，但20 世紀造成了兩次世界大戰，我們瞭解歷史，就是瞭解我們的人性在這種内外有別的民族主義主張下，可能會出現的兩種歷史結果；第二個預測未來的信息是現實中的影響因子，這種因素主要來自于各種現實的改變，比如一個國家人口結構改變，技術水平改變，財富分配狀況的改變等等。這些因素是促進改變的特定條件，他們通過我們人性的自然反應來改變我們的結局。
我們今天的焦點，在理解技術進步會如何改變我們的政治制度偏好。
説到民主我們其實可以找到兩個源頭。第一個是我們大家都熟悉的希臘雅典城邦的民主，這是最主要的一支。雅典公民大會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公平的直接民主形式。雅典的歷史可以給我們兩個啓示：
*這種人人都有機會來表達自己，都有機會來接近權力中心，甚至包含很强的權力制衡機制的制度，確實能夠創造出璀璨的文明，因爲它使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來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質。相比之下，斯巴達雖然也有一定的民主氛圍，但斯巴達的民主僅限於軍事貴族内部，其餘的斯巴達戰士，僅僅是斯巴達戰車上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因此斯巴達除了能打仗以外，幾乎毫無文明建樹可言。
*雅典的制度在和斯巴達的競爭中，失敗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文明展示了糟糕的組織能力和軍事人才的選拔能力，有投票權的公民不再願意從軍，而寧可花錢請雇傭軍；一些優秀的軍事將領被民主投票所放逐，最終民主的雅典被貴族寡頭政治的斯巴達所擊敗。因此後來像柏拉圖這樣的希臘哲學家，對民主這種社會組織形式，深惡痛絕。
事實上斯巴達和雅典各自的選擇，也體現了古代文明社會中，選擇極權還是民主制度的一種内在邏輯。斯巴達人占據了希臘半島上最好的土地，他們本質上是農耕民族（斯巴達人自身是外來的Dorian，而非古希臘Mycenaea土著。他們搶到了最好的土地，他們做了農民。）。農業收入穩定，因此人傾向於更努力地工作來獲得穩定收入，政治結構不需要過於複雜，社會穩定就可以了。斯巴達人除了禁止可能會導致貧富分化的土地買賣之外，就是不斷提升自己的軍事實力，他們的領導人相對權力集中。而雅典則是商業文明爲主。商業的收入並不穩定，需要人去動腦子找機會，還需要有冒險精神。可以誇張點說，雅典人每一個公民都比斯巴達的公民更有活力，腦子更聰明，思想更活汎。因此他們選擇了能提供更多機會，也更爲公平的民主制度。
這兩種選擇的基礎，是兩種不同的生存謀生的方式。
這個邏輯，在早期人類文明中非常明顯。農耕民族，無論是蘇美爾人還是中國人，政治結構都較爲簡單，權力集中；而商業民族雖然也逐漸進行權力集中，但其集中度遠不如農耕民族，往往止於還有幾個貴族，内部依然有一些權力制衡的狀態。
民主的另一個起源其實是人類早期的部落中，軍事貴族的合議制傳統。這也是因爲戰爭需要頭腦更活汎，更有冒險精神的人，要為他們提供舞臺。這一傳統在早期人類部落都有，但隨著農業文明和大規模人群集結的傾向而被弱化。華夏族、蒙古人、滿清女真人都是這樣一個發展路綫，開始有禪讓，有貴族和議制，但到了需要更大規模統治時，必須集中權力，這些早期的民主傳統就被抛棄，改爲了乾綱獨斷的制度。
但這一傳統被來自歐洲北部的，以諾曼人爲主的所謂蠻族所保留，因爲他們從來沒有機會建立過農耕社會或者超大規模的社會形態。與其說他們入侵並摧毀了羅馬，不如說是羅馬的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發現了他們。在英國的建立中，這種被盎格魯撒克遜人和諾曼人保留的古代部落貴族内部的權力制衡傳統，對推進英國民主，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無論是農耕民族，還是商業民族，甚至是游牧民族，我們都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政治結構的走向，就是不斷地權力集中。這是因爲統治者貪婪嗎？不是。這實際上是一個現實的選擇。別忘了雅典是如何失敗的。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個體和個體能力之間的差距並不大，因此大家比拼的是人口的數量，或者說，社會資源集中的能力。誰的人口更多，誰更能調動集中更多的社會資源，誰的獲勝幾率、存活幾率就更大。商鞅變法就是調動了秦國平民的力量；英國的長弓兵能打敗法國重裝騎士，也是調動了平民的力量；拿破侖橫掃歐洲，還是調動了更多法國平民的力量；甚至蘇聯破爛不堪的 T 34 坦克擊敗德國坦克之王的虎式坦克，本質上還是靠數量優勢。
所以，集中數量優勢，是當時技術條件下人類找到的一個普遍的生存解決方案。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可以統一所謂極權和民主的兩種不同選擇。因爲他們的本質，都是爲了找到一條可以大量集中社會資源的途徑。
中國不斷集中皇權，是因爲這個國家歷史上的主要不穩定因素，來自内部叛亂。外族即使可以入侵，但外族在文明水平上和漢族差距太遠，不會對這個文明本身構成毀滅性打擊。皇權集中到了清朝，已經相當穩定，内部叛亂甚至宮廷政變的可能性都比之前的朝代要小很多。
而歐洲國家的主要威脅來自外部競爭者，所以他們很難去像中國那樣完全壓制國内的思想活躍分子，這些活躍分子有助於提高國力。我們前面提到的蠻族古老的部落民主傳統也使得歐洲人壓制貴族的成本太高。所以他們不會做得像中國那樣高度集中權力。
但即使如此，提前削弱了貴族力量，將權力高度集中於國王的英國和法國，還是走到了歐洲文明的前列。作爲對比，我們可以看荷蘭和西班牙，荷蘭和西班牙都曾經非常强大，但都因爲其内部權力不統一，無法集中社會資源，而最終敗於英國。我們前面提到的雅典敗於斯巴達，本質上也是因爲當時雅典的民主制度無法像斯巴達那樣調動起更為集中的社會力量。
但是到了二戰之後，情況發生了改變。
首先，戰爭不再是主旋律了。之前人類族群之間的競爭，本質上都是靠暴力或者暴力威脅來解決的。但二戰爆發出來的毀滅能力，讓人類自己感到害怕。從此戰爭主流上不再成爲競爭的主要選項了。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技術飛躍性的發展，導致個人和個人之間的能力差距呈指數級地擴大了。舉例來説，在古代一名蒙古勇士，個人能力再大，也最多能在戰場上同時對付四五個弱小的敵方士兵。但到了馬克沁機槍發明之後，一名機槍射手可以同時打敗一百名衝鋒的蒙古勇士。等到了導彈原子彈發明之後，一個工廠裏製造出來的武器，就可以殺死對方一個國家的全部人口。
在古代，一個農夫對社會的貢獻，恐怕和一個士大夫相比，是小很多的；但現代一個程序員產出的社會價值，遠遠超過一個普通體力勞動者。這種差距的擴大，是驚人的。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技術的進步使得古代的那種對數量的要求弱化了，我們轉而開始希望社會能夠創造出更多的能力超群的精英。
這不是說集中社會資源不再重要，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集中資源的行爲依然在經濟領域中出現，比如中國和韓國這種集中全國力量來突破一個產業節點的現象，是依然存在的。但是，這已經不再是主要力量，甚至只能作爲追趕力量而存在。一個新科技的出現，就能遠遠甩開這些追趕者。一個特斯拉，就可以改寫整個汽車產業。
整個人類出現了從對數量整合的追求，到對質量創新的追求的改變。所以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在二戰之後，追求社會公平的民權運動開始興起，民主被確立為一種絕對正義的社會組織形式，个人自由被作为一种崇高的价值观進入各種價值傳播媒介。這才是我們今天的人類，會認爲追求一個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社會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請注意，這些改變的時間其實並不長。据世界價值觀調查 WVS 80 多年的跟蹤，調查超過 90% 的人類主要國家的結果顯示：個人主義價值觀超越集體主義價值觀，僅僅發生在上世紀 60 年代之後。到現在也只有半個多世紀。
我們前面説過，無論是哪一種制度的選擇，本質上都是爲了尋找一條更適合自己的生存之道。古代爲了整合有限的資源，權力會不斷地集中，誰權力不夠集中，誰就會輸掉競爭。而現代因爲技術的發展，誰不强調個人的價值，誰就會輸掉競爭。
我們來説中國。
在上一次的節目裏，我提到了傳統文化對於路徑選擇的重要性。傳統的中國人根本不相信所謂權力制衡和個人自由，這是中國人從自身數千年歷史中學到的經驗，很難在短期内扭轉。中國的主體文化，依然是一種集體主義佔絕對優勢的文化，愛國主義 nationalism 盛行。這也符合 WVS 的調查結論。中國目前還沒有足夠重視個人價值的文化傾向。那麽他們有沒有來自現實的壓力呢？
應該說有一些，比如大量人才的流失。思想活躍者更希望能夠生活在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化氛圍内，因爲那樣他們才更有優勢。但這種流失目前還不是中國需要重視的，因爲她還処於一種追趕的狀態下。集體主義的愛國精神甚至能夠幫助中國從西方獲得更多的先進技術和加工訂單。對產權保護的漠視也體現出中國文化并不看重個人勞動的價值。
但當今中國感受到的最大壓力根本不來自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上。在國家競爭層面，中國目前處於進攻狀態。我們前面講過，在人類大多數時候，競爭優勢來自數量的積纍。事實上，中國還沒有過這個階段。作爲追趕者，中國沒有必要去和西方比誰更有創造力，誰更能吸引來馬斯克，或者培養出喬布斯。作爲追趕者，中國更需要那些善於模仿和實幹的企業家。憑藉自己巨大的市場和廉價高質的勞動力，就已經可以取得非常大的競爭優勢。再加上極權制度帶來的整合資源上的高效性，像光伏產業，液晶板產業都使得西方國家被迫也動用國家力量來進行抵制。中國製造 2025 目標的提出，使得西方非常緊張。很明顯，這一類競爭上，西方處於守勢。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整合資源的集體主義的强大威力。
中國面臨的主要壓力，或者更準確地說，中國政府面臨的主要壓力，實際上依然沒有跳出中古時代的傳統。那就是政權合法性的壓力。如我們上一次所講的，在歷史上，中國各個王朝政府面臨的壓力，大多數時候都是來自内部的。因爲他們必須隨時表現出“造福人民”，才能維持自己的政權合法性。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是中國式政權合法性的來源。
既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形式很不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那麽总的來講，中國在自己熟悉的傳統文化下，施行着自己传统的政治體制，感覺到的壓力並不太大，因此也沒有必要做出改變。但需要注意的是改善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和控制貪腐，這些問題對於中國政府來説，難度並不大。當然，保持經濟繼續增長是很重要的。
這裏需要注意的是，中國雖然在 20 世紀經歷了多次革命和改革，但總的來説，目前施行的政治制度，總體框架上和中古時期的中國是類似的。官員的選拔任用，行政結構，領導人的產生，是非常類似的。在技術層面有所改變，比如信息的傳遞變得更爲流暢。但總體上，權力的框架是遵循了中國傳統制度的。我們有時候會覺得中國的一些行政機構形同虛設，橡皮圖章，就是因爲這些制度的設立，本質上和中國傳統的政治架構是不兼容的，因此並不會真的有什麽作用。
通過這一段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所處的實際的文明階段，和西方世界並不處於同一水平。同時，由於全球化的經濟合作，中國的極權政治有一些不適應的地方，但同時也有其獨特的優勢。因此，他們並沒有感覺到實際的需要改變其傳統的壓力。雖然接受了現代文明教育的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是希望中國能夠儘快和世界接軌，但誠實地說，第一，他們低估了中國文化强大的慣性，以及這種古老文化中强大的集體主義色彩；第二，他們高估了中國人希望改變的動力。請注意這樣一個歷史事實：中國每一次提出要向西方學習的時候，總是在自己面臨存亡危急的時候。比如清末、文革之後。一旦度過難關，別說中國，即使連日本優秀的亞洲學生，在上世紀 20-30 年代，因爲已經成爲了“國際强國”而失去了向西方學習的動力。那段時間，是日本排斥西方最嚴重，民族主義最興盛的時代。所以，如果連日本一旦發達了，都開始減弱了對西方的仰慕和學習，遑論對自己傳統更爲驕傲的中國？
在上一篇的結尾処，我是想談一談未來的技術將會對極權和民主體制各造成什麽樣的影響。但在這一篇中，我想先詳細解釋一下，民主和極權產生的條件以及各自的優劣。爲什麽在古代我們會選擇極權，唾棄民主；而在現代卻轉而擁抱民主和個人自由，唾棄極權。這個改變的根本動力，不是意識形態上所謂的“人類的解放”，而是技術的進步。在不同技術條件下，我們會選擇相應的生存策略。但目前的條件下，中國面臨的生存壓力並不大，因此改變生存策略的動力會非常小。
那麽，未來呢？未來技術條件將會很神奇地即擁抱民主自由，又為專制極權創造更好的條件。事實上，這兩種制度可能會出現神奇的融合。一種即十分民主多元，又一切都由幾個寡頭説了算的混合體制。這是如何發生的？今天的時間不夠了，我們下周三來聊這個神奇的未來。
二、北美经纶: 科技将如何影响制度？
（今日美政，12/16/2021）
民主之爭（續二）
我們終於可以開始談談技術在未來的發展，將會如何影響人類政治制度的走向了。
在上一次的節目中，我們瞭解到，因爲技術的發展呈指數級地擴大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能力差距，尊重個人，解放個人，給個人以更多的發展空間，越來越成爲我們選擇制度時的傾向。我們逐漸擺脫了以大一統為代表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轉而向鼓勵個人表達，鼓勵價值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但這造成了一定的問題。
正是因爲價值觀的多元化，使得社會原本被集體主義價值觀所壓抑的矛盾放大了。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社會裏，會有一套主流佔統治地位的價值體系。比如華人社會中，很多價值觀念是單一的。成功的人生就意味著努力學習，考名校，有錢有社會地位。男大當婚女大當嫁等等。西方社會在集體主義價值觀下也存在較爲單一的好壞原則，比如虔誠信仰宗教，經濟獨立，維護社區等等。
社會上不是沒有非主流的價值觀，比如同性戀、使用大麻一類精神興奮劑、追求個人夢想但依靠父母或者政府救濟而生活等等。這些價值觀原先是受到壓抑的，他們存在，但不對主流價值觀形成挑戰。
到了個人主義價值觀興起之後，一個自由社會判斷對錯是非的標準開始變得更加客觀化。客觀化的意思是說，衡量是非對錯不再以某一種傳統或者文化為標準，而是以是否對社會和他人造成傷害為標準。這一標準可以給予不同價值觀念者以極大的自由度和與主流價值觀平等的話語權。比如同性戀，在原本的基督教文化下，這是難以容忍的，但在個人主義價值觀下的多元化社會裏，同性戀因爲不構成對任何他人和社會的危害，而被接受了。大麻的成癮性比酒精還低，因此也被接受。但海洛因卻不行，因爲鴉片類毒品依然對社會造成傷害，會提高犯罪率，所以沒有被接受。更重要的是，人生意義的標準，變得多元化了。嬉皮士、丁克家庭、無神論者變得稀鬆平常。當然，女權運動和黑人要求平權的運動也在這一時期開始興旺。
當我們開始抱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甚至囯將不囯的時候，我們可能恰恰沒有意識到，個人自由和個人主義本身，必然帶來價值觀的多元化。我們有時候感到不適，實際上是因爲我們在歷史中已經習慣的，已經秉持的價值觀，受到了挑戰。“我的孩子要去非洲，我的孩子竟然是同性戀！”實際上這種情況在人類發展歷史上，發生過多次，新的價值觀體系，取代了舊的價值觀體系。
但這不是沒有代價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并非一眼可見地優於集體主義價值觀。這裏需要説明一下的是，在自然界的動物，集體主義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只有犧牲個體犧牲個性，才能保全群體的利益。只有群體存在，物種才存在。個體動物對於生物界來説，毫無意義。我們之所以發育出了很奇怪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其最低滿足的條件是，我們人類竟然解決了群體生存的問題。今天幾乎沒有哪個族群的人會擔心自己被滅種。結論是：只有在群體利益得到完全保障之後，我們才玩得起高舉個體利益和多元價值選擇的主張。所以，不是我們的先輩人愚蠢或者邪惡，他們才去壓制個人。在大多數時候，這只是一種生存策略的必然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落後本身就是邪惡的。當生存情況已經改變，群體利益不受威脅的時候，依然保持過時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壓制個體自由，這有時候會變成一群人巧取豪奪另一群人的華麗的藉口。
從個人主義開始興起之後，民主制度就遇到一個困境，即如何去協調這種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比如說，同性戀，我是讓他們合法婚姻，還是不讓他們合法婚姻？墮胎，我是允許墮胎合法，還是不讓墮胎合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問題上，目前的發展是兩個不同方向。同性戀問題上逐漸放開，而墮胎問題上逐漸收緊。保守和進步各得一分。這裏我們需要注意的就是：技術的進步。
通訊技術的進步產生了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的作用是，讓普通人各自發現了對方。在傳統媒體時代，媒體的製作者，基本上都是社會精英。他們可以左右普通大衆的看法，畢竟報紙和廣播電視就那麽幾家。社會價值觀的統一，也與此相關。但到了社交媒體時代，技術促進了普通人的交流和相互發現，價值觀開始多元化了。主流價值觀被瓦解。議員的選擇也變得越來越傾向於平民化，甚至有些議員直接代表著最底層最保守的群體的意見。所以說，如果我們不考慮一些政治作弊手段，比如傑利蠑螈現象，那麽現代技術帶來的，是更充分的民意的表達。
民意充分表達放大了社會價值觀層面上的矛盾。於是，美國兩黨之間的分歧，從利益之爭，轉向了意識形態之爭。之前的民共兩黨主要是就具體政策產生分歧，共和黨裏有進步派，民主黨裏有保守派。但現在已經完全發展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兩黨，民主黨幾乎清一色左派，共和黨則清一色右派。底層價值觀的多元化，在兩黨制的條件下，造成了一種聚集效應，反而簡單化爲了左右之爭。
現代通訊科技的發展，使得民意更充分表達，卻加劇了意識形態分裂，造成了政治上更加難以達成妥協，法案要通過，往往只能通過數人頭的形式，依靠一黨的絕對優勢來强行通過，兩黨合作，越來越少。這至少是目前美國政壇的一個明顯改變。
現代技術的另一個影響，是對勞動力需求的減弱。全球化導致生產外包，這確實是一個因素，但和這一因素比，更加强大的因素是科技的進步。由於互聯網科技和計算機技術的普及應用，美國銀行的營業點數量在過去十年中下降了 20%，歐洲一些國家更快，北歐的銀行營業點下降了 60%，雇員人數大大縮減，銀行利潤得到提高。福特汽車在其全盛時期美國本土雇員超過 50 萬人，而今天的特斯拉在美國本土的雇員只有 5000 人左右，縮水 100 倍。產業結構的轉型，使得大量失業人口出現，這也對現代民主制度提出了挑戰，因爲這些被社會進步抛在了後面的人，他們依然有選票。當他們不滿的時候，在現代通訊條件下，他們有能力表達出“將社會拉回去，讓美國重新偉大起來”這種意願，甚至，能夠成功。
所以，現代信息技術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對於民主國家來説，即促進了個人主義，讓更多的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這樣的精英有了表演的舞臺，又使得其民意得到更充分表達，造成了政黨的意識形態對立，增加了其社會運作的成本。
而對於集權國家來説，現代的信息科技的進步，更多的則是一種好消息。這是因爲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在内，都還沒有發育到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階段，或者說后物質主義階段。他們還處於一種追趕者的地位，這種時候，個人精英的突出並不特別重要，這些國家更為重要的依然是集體主義下的資源集中問題。
信息技術雖然在中國也可以起到更充分表達民意，讓普通人相互看見對方，對傳統媒體的宣傳造成挑戰等作用。但總的來説，這一技術是被極權政府所控制的。他們可以隨時掐斷這一信息交流渠道，讓這種交流很難形成某種共識或產生某種政治力量。這種民間的意見，是受控的。反過來，信息技術反而促進了集權政府收集信息的能力，政府更容易發現民間到底發生了什麽，在哪些地方需要做出改進，哪些地方需要增加壓制等等。
在關於民主討論系列的第一期中，也就是 12 月 8 日的“北美經綸”節目中，我提到，集權制度統治中有兩個問題，一是信息反饋環過長，統治者往往不能全面瞭解自己的社會；二是官僚體系是維持統治的核心組件，但這一組件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他們就很可能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將信息篡改扭曲。中國歷史上厤朝厤代都有“告密制度”“密折制度”“特務制度”，就是最高統治者爲了能盡量搞到真實的社會信息；而各朝各代都必須搞的“整頓吏治”，則是皇權和官僚體系之間的利益博弈。
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中，第一個問題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最高統治者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瞭解自己國家的基本情況，這對中國進四十年來的高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台克服了自己信息反饋遲緩的集權機器，發揮出了驚人的治理效率。如果有些問題還不夠明瞭，那麽他們可以通過犧牲少數的方式，在某一局部地區搞試點。失敗了，損失的不過是一個小地區，但如果成功了，或者總結出了經驗，則可以迅速在全國推廣，這一治理模式貫穿了中國的整個現代制度調整。
信息技術雖然也有助於最高統治者瞭解自己的官僚系統，但所起到的作用卻是有限的。因爲官僚系統也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使最高統治者可以得到原始的社會信息，但這些信息還要靠官僚系統來解讀，最高統治者還需要官僚體系提出的解決方案來治理國家，因此這方面的改善的有限的。比如最近爆發的中國房地產行業的資金鏈斷裂問題。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高負債高杠桿操作的危險性，這一信息是公開透明的。但地方政府的收入幾乎全部來自和房地產行業相關的產業，因此必須力保房地產持續增長，最終導致一家房地產企業就能欠債高達兩萬億人民幣的局面。從這個例子上來看，高度信息化並不能完全解決官僚體系自身利益和國家多數人利益之間的矛盾。
另外，決策過程依然是極權政體的一個沼澤。如果說民主政體下，由於民意的充分表達，而導致政治兩極化，產生了決策困難的話，那麽極權體制則剛好相反。極權體制會考慮一定的民意，但由於其政權合法性只要求政府能“造福多數人民”，因此他們難免傾向於忽略少數人利益。當統治者認爲自己的政策可以起到良好的社會效果時，他們傾向於忽略反對的聲音。這依然會導致政策制定的草率，導致不良後果。這一點上，現代信息技術對極權體系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爲這本質上不是信息的問題，而是如何分析信息的問題。
集權制度甚至有利於大數據的發展，因爲在集中數據資源這一問題上，集權制度又體現出了集體主義的高效性，他們可以毫無顧及地徵得大量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資源有利於人工智能的培育。
那麽未來呢？這將會是一個很神奇的未來，各位觀衆請繫好安全帶。
我們知道，在我們可見的未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收集分析將會成爲推動社會改變的一個最主要力量。他們會帶給人類怎樣的改變呢？
實事求是地說，無論在皇權下還是在民主制度下，社會的終極目標依然是造福更多的社會成員。兩者的組織方式不同，但根本目標是一致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過不好，貪官作爲政治打工仔，可能還能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但作爲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卻會擔心自己的王朝是否還能穩定。各種制度的安排，都是爲了找到一個社會幸福度最大化的解決方案。兩者的區別是，民主制度的方案會更傾向於公平和平等，而集權制度下的方案會一定程度上地傾向於權力者。
這個時候，人工智能登場了。人工智能完全可以在所設定的基本參數和傳感設備輸入的大量社會數據下，尋求到社會利益分配方案的最優解。人工智能的本質，是治理者和受治理者雙方在簽訂治理合同時，只規定了結果輸出（即讓我滿意），但沒有規定具體執行方案，執行方案由電腦決定，這更傾向於結果的公正和公平。因此，在民主社會裏，這將是一個更爲公平和透明的行政政策選擇。在集權社會裏，結果輸出可以被設定爲對權力者傾斜，但人工智能給出的方案依然會考慮社會穩定的因素，因此相對來説，老百姓還是滿意的。請注意，這裏發生一起革命性的改變：即集權體制開始了擺脫官僚體系的嘗試。在人工智能下，每個官僚只能成爲一個最終執行者，他們本質上開始蛻變為螺絲釘了。
同時，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使得大量的勞動力成爲多餘。在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 Yuval Harari 的“明日簡史”中提到：未來將會產生大量的“無用階級”，社會不但不需要他們的勞動，甚至連他們的消費都不需要。很多人會反對這一預測，認爲大規模的失業在工業革命時期並沒有出現。但工業革命替代的只是人的體力，機器還需要人去操作；但人工智能替代的卻是人的體力和智力。我們人除了體力和智力外，就沒有其他可以貢獻于生產的資本了，這和工業革命是不太一樣的。
這些“無用階級”在民主國家依然是有選票的公民，在集權社會裏，依然是可以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因此人工智能主導下的社會管理體系不可能忽略他們的利益，但是，他們終將被這個現實世界所邊緣化，他們可能去追求更爲多元的價值，比如打游戲或者實踐宗教。但現實社會會開始讓他們感到缺乏興趣。這就出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集權社會，他們都某種程度地實現了對最廣大民衆的控制權，而且都是通過技術來實現的。兩者都會給廣大民衆以巨大的福利，讓他們過著體面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共產主義的樣子，但整個社會，則是由非常少的幾個可以操控人工智能的精英們控制著。
這裏很多人會有一個問題：我們爲什麽一定要服從人工智能的決定呢？我們能不能說，我對人工智能制定的某項制度不滿呢？我認爲，早期會的。但時間一長，這種反抗就會消失。爲什麽呢？
這個答案存在于我們每個人手上的 GPS 服務。GPS 為我們提供的選擇，來自一個更大是視角和更多的信息，相當於一個人工智能為我們選擇的道路。我們剛開始用的時候，往往會產生：“也許機器為我選擇的道路不是最好的，讓我自己來選擇吧”這樣的異議。但只要時間一長，你馬上會發現 GPS 為你選擇的道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最優的，都能帶你更快速地到達目的地，而且GPS 還在不斷地改進自己。看上去，每次更改道路，GPS 都會徵求你的意見，讓你做選擇。但使用 GPS 的時間一場，我們幾乎所有人都放棄了選擇，一切聼GPS 的安排，而現實的反饋是，這往往是正確的決定。
因此，人工智能的統治最終將獲得人類的肯定，就像人類最終在 GPS 面前放棄了自己的選擇一樣。我們的社會治理系統，將會由機器接管。這看上去是一個非常匪夷所思的結局。當然，這離我們還有一定的距離，我們目前也沒有必要爲此擔心。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對於我們當今的人來説，好像一個噩夢。但對於生活在“美麗新世界”的人們來説，他們可能是無比幸福的。我的意思是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惡，我們今天無法理解美麗新世界，只是因爲我們自己不是那一代人。美麗新世界是否會實現，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今天討論的，只是人類社會制度在科技進步下會發生的改變的可能性。
連續三期，這一話題從拜登總統的民主峰會開始講起。我試圖去從歷史上瞭解人類爲什麽會選擇集權和民主兩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形態。集權在人類早期更有利於社會資源的集中，而民主則在個人能力開始成爲社會進步最重要力量之後成爲了主流選擇。具體到中國，中國還沒有進入需要强調個人的歷史時期，因此目前的集權制度依然足夠使用。在現代科技下，民主制度和集權制度都遇到了自己新的困境。總的來説，民主制度遇到的困境更大，集權制度在現代科技的加持下，解決了自己的一些固有頑疾，當然也有一些問題難以解決，比如官僚體系問題。民主制度更有利於創新人才的出現，而集權制度在大數據收集和人工智能培育上，更佔優勢。
在未來，由於人工智能的高度發育，現實社會對於個體人類的要求越來越小。社會出現高度的價值觀多元化，大量“無用階級”將會出現。這個時候，無論是民主社會還是集權社會，都會更加依賴於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安排，那個時候的社會形態，恐怕已經超越了所謂民主和集權的分野，而成爲掌握技術的所謂“超人類”，對普通大衆的“無用階級”的一種治理。這不太可能是一種殘酷的未來，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認爲那可能是殘酷的，僅僅是因爲我們自己的觀念是在現代產生的，而不是在未來產生的。
“北美經綸”主要是介紹美中的一些政治經濟新聞。這種純理論的論述并非北美經綸的節目安排，而只是一個插曲。因爲我覺得如今我們都太政治意識形態化了，而忽略了政治制度本身帶有的功利性目的。民主和集權之爭就先到這裏，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給我一些反饋，我們再找機會來一起探討。
（Eric 2021 年12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