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者按：
此文提出了一种分析中国历史的新框架，有一定原创性，值得一讀关注。吴思深受现代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一些觀點的影响，并以之分析人类社会的暴力掠夺现象。初看之下，吴思的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但仔细咀嚼之后，却感覺作者的史学根底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似乎不足，寫作有點草率，分析的理由也欠充足。
例如，他批评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观点，就有误解或曲解对方之嫌，因为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指在历史长时段中两者的相互关系，馬克思并未否定在短时段内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力影响作用。
又如，2008年美国联邦大法官的年薪不到22万元，吴思却认为，100万元的贿赂对他们毫无意义。其实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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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酬史观：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注]
吴思
一、开场白
请各位同学看这个杯子。能看到血吗？你们要是能看到，我就不必往下讲了。马克思能在这里看到汗水，就是人类劳动的凝结，他看到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一门学问。我们能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更上一层，看出更多的东西来？有可能。至少，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杯子里有血的凝结。
我们都知道，杯子的成本中有一笔税，税有一部分用来建立监狱，供养警察，供养军队。如果没有这笔税，没有警察、军队、监狱等暴力机器，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杯子就不会出现在这里。首先就不会出现在流通领域，在任何商店都摆不住。甚至连商店本身都不会存在，一开张就会被抢光。其次，杯子也不会出现在生产领域。人们知道生产出来的东西会被抢走，就不会生产。
如果没有监狱、警察、死刑这些对暴力的震慑物，现在的秩序，现在的建筑样式，这种大窗户，都会发生变化。那时候的建筑样式就是护城河、高城墙、小窗户，外面都是铁条。大家也不会踏踏实实地坐在这里，女同学马上就会感到不安全。
任何一种秩序，背后都潜藏着一种暴力均衡。暴力掠夺是永远存在的选项，它所以没在我们眼前发生，是因为不合算。之所以不合算，就是因为这个杯子和所有产品里包含了一笔供养合法暴力的税金，合法的暴力镇住了非法的暴力掠夺，使非法的暴力掠夺不合算。我们知道，监狱不是空的，死刑的数目也不小，因此杯子必定有血。
总之，各种社会秩序，不管是学校秩序、市场秩序、经济秩序，都建构于一种暴力关系之上，建构于暴力均衡的关系之中。这种暴力均衡像氧气一样，我们整天呼吸着，却感觉不到氧气的存在，至少说不出氧气在空气中的浓度。正如《易经》所说的“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什么时候你才能知道？一旦氧气稀薄了，氧气消失了，一旦这种暴力的震慑消失了，现存的暴力均衡破坏了，我们马上就能感觉到。那将是天翻地覆的时刻。
我今天就想揭示这种力量，看看暴力怎样建构了我们社会关系，怎样建构了中国的历史。
我为什么要探究这个话题呢？我估计，各位同学和我一样，从小就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但是，至少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亲身经历的许多事，用唯物史观解释起来不太顺。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亲眼看到的是这样吗？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而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解放思想，真理标准讨论。这是最虚的那一部分，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属于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变化从上层建筑最虚的那一部分开始。下一步就是调整农村政策，属于政治领域，还是上层建筑。然后，经济基础开始变化，农村搞起大包干，公社社员变成了自耕农。城市里出现了个体户，随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改变之后，生产力随之发展起来。大包干了，粮食就够吃了。民营企业发展了，中国制造的产品便如洪水一样横扫世界。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吗？我们亲身经历的30年，明明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
再往前追，共和国的历史一开始就是搞土改。我们怎么谈论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上层建筑的事。然后才有了共产党。这又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事。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制订出土地改革政策，于是，地主阶级消灭了；随后，资产阶级消灭了；最后，农民也被消灭了，成了公社社员。这个逻辑依然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反反复复，折腾了60年。如果我要讲中国古代历史，我也可以顺着这个逻辑说下去，如此解释洋务运动，如此解释王朝兴衰，解释井田制，等等。
当然，唯物史观有非常高明的地方，这套观点让我们看到以前看不清楚的许多东西，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阶级，有生产力，经济利益非常重要，等等。但是，要理解中国历史，还需要补充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几乎跟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东西，这就是暴力，破坏力。我追究破坏力，就是想探询一种符合中国经验的，可以顺畅解释中国历史的理论框架。
这个框架就是血酬史观，其中的核心，是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有三个要点，我先概述这三个要点，然后展开讨论这三个要点，并以此解释中国历史。
二、血酬定律的三个要点
2.1 第一个要点，什么是血酬？
什么是血酬呢？就是暴力掠夺带来的收益。土匪和军阀就靠这个生活。如果说，地主靠出租土地获得的收益叫地租，工人靠出售劳动力获得的收入叫工资，资本家投资获得的收益叫利息或者利润，那么，强盗卖命带来的那个收益叫什么？叫血酬。这是血酬的定义。
有的时候，挖煤工人，伐木工人，渔民和猎人，也要冒生命危险，也要用命换来收入，这叫不叫血酬？不叫，因为这不是暴力掠夺的收益。当然也可以说，他们在掠夺其他物种，那么，他们的收入在广义上也可以叫血酬，但我今天谈的是狭义的血酬，即暴力掠夺——对同物种的掠夺——的收益。
同样，情杀和仇杀也是拼命，杀人游戏也是拼命，而且是对同物种的拼命，但是其收益是什么呢？是精神上的东西。将来，精神收益也许会越来越重要，但在历史上，在匮乏时代，生存资源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投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换取物质财富，这是血酬的主要内容。
2.2 第二个要点，什么是定律？
所谓定律，一般的格式是：在什么条件下，发生什么事。比如说，在摄氏100度的条件下，在一个大气压的条件下，液态水沸腾。用这种格式表达，血酬定律就是：在血酬大于成本的条件下，暴力掠夺出现。
这里涉及到两个量的比较。
第一个量就是血酬即收益的价值量，即掠夺对象的价值量。第二个量就是成本付出的价值量。付出的是什么呢？拼命抢劫的人，付出的主要是生命，当然也可能有良心方面的损失，还可能有其他机会的损失。
这两个价值量之间有正比关系。掠夺对象的价值量越高，准备付出的生命等成本的价值量也越高。掠夺对象的价值提高，暴力掠夺的强度或残酷程度也会随之提高。
价值量的提高通常有两条途径。
第一，财富的累积。一百万，一千万，一个亿，十个亿，如此累积起来，价值量越来越大。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随着财富的增加，掠夺者也准备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攫取这笔财富。
第二，财富的减少。财富越来越少，越来越缺乏，比如说，需求还是那么大，水和食物却越来越少，物以稀为贵，于是价值量上升，更多的人愿意拼命去争抢。
中国有一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刚才说到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里不再罗嗦。鸟怎么会为食亡呢？食物是让它活下去的东西，为什么要为了活命的食物而死呢？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可以解释。
我看过描写动物行为的记录片，一只鸵鸟，带着几只小鸵鸟，长途跋涉到水边喝水，可是水里有鳄鱼，水边有狮子。鸵鸟就远远地徘徊着，犹豫着。它在犹豫什么？不喝水可能渴死，喝水可能被吃掉，它在本能中进行着死亡率的计算。这种计算无须任何数字，也不用什么语言符号，所谓计算，就是神经元激活程度的比较。比如说，管口渴的神经元的激活程度是70分，畏惧被吃的神经元的激活程度是50分。一边70分，一边50分，口渴压倒了恐惧，鸵鸟就过去喝水。如果它不那么渴，管口渴的神经元只激活了40分，而畏惧还是50分，鸵鸟就不去喝水，远远地在那儿徘徊等待。当然这是简化的说法，大鸵鸟还会考虑小鸵鸟，许多神经元同时被激活，要做综合比较。
价值量的计算比较，最后落实到人或禽兽的头脑里，就是这样进行的。
2.3 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
暴力掠夺不同于生产劳动。世界上就一斤麦子，拼出十条命抢，还是一斤麦子，无论如何也变不成二十斤，暴力掠夺没有这个功能。暴力掠夺只能转移财富，把别人手中的财富抢过来。
因此，血酬的价值，并不能由暴力来决定，要由抢劫对象的价值决定。比如说抢银行，抢劫时可能被当场击毙，抢劫银行的破案率非常高，被抓住以后很可能也要被枪毙，显然，抢银行要准备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银行里有一百万，这条命就值一百万，血酬为一百万。如果银行里只剩一百块钱呢？冒同样的风险，这条命只能换来一百块钱。不会因为冒的险大，血酬的价值也大。话又说回来，如果知道银行里只剩一百块钱，强盗也就犯不上去抢了，他们的命不至于那么便宜。
如果抢劫对象不是银行，而是人身，即所谓绑票，这个价值由什么决定的呢？由受害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决定。他有多少钱赎自己的命，他愿意出多少钱赎自己的命。如果绑了一个要饭的，强盗不但不能得到钱，恐怕还得赔几顿饭钱。
三、血酬的成本
现在我用这些要点解释中国的历史。三个要点，第一个是血酬的定义，没什么可讨论的。重点讨论第二和第三个要点。
首先讨论第二个要点，血酬的成本问题。当血酬大于成本的时候，暴力抢劫发生，那么，到底有什么成本？可能很多同学觉得，这种计算非常冷酷，人总要讲一点道德吧？总还有良心之类的东西吧？不错，人是有道德的，因此，即使抢劫杀人，我们也需要算一算道德成本。
3.1 道德成本
道德成本至少包括同情心和正义感。古人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大体相当于同情心，“义”，大体相当于正义感。同情心和正义感能让很多人付出生命，可见很有力量。
不仅有力量，还很普及。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性善论。性善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当然也有性恶论，荀子说人天生自私，小孩生下来就跟别人抢东西，你拿走他的东西他就哭，可见人性天生就恶。
性善论听起来有点迂腐，如《三字经》念叨的那样：“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不过，这个说法可以得到当代神经科学的支持。
我们先说同情心。同情心是天生的，位于灵长目动物大脑中央运动前皮层，一个被称为F5的特殊区域，这个区域的神经元叫“镜像神经元”。受试者看到别人做某个动作的时候，镜像神经元会被激活，就好像自己做同样的动作一样。例如，当一个人看见他人被针扎的时候，镜像神经元作出的生理反应犹如自己被针扎。看到别人欢乐或悲伤的情绪反应，受试者的同样的情绪也被激活。（详见《神经元经济学：实证与挑战》，阿尔多·拉切尼奇等著，汪丁丁、叶航等主编。第33-44页）
同情心是进化的结果。我们有这种能力，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推测他人的意图，不至于把别人害苦了还不知道，人家要拿刀砍你，你还没心没肺地往上凑。如此没心没肺的人大概被砍得所剩无几了，于是，活下来的人都是有同情心的，他们有更强的合作能力，因此他们的生存机会更多，他们有后代的概率也更高。我们都是这些有同情心的人的后代。
孟子把同情心看作人与禽兽区别的标志。其实，孟子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自大。不仅人类有这个同情心，猴子也有，灵长目动物都有，而且都长在F5这个区域。
既然恻隐之心是我们进化出来的本能，同情心就是天然的，无须解释的。不同情，麻木不仁，才需要解释。我们必须把他人从同情范围内排除出去，摆脱心理成本，才能心安理得地伤害他们。这种排除的技巧，可以由观念或意识形态体系完成。
如何泯灭自己的同情心呢？中国古代闹饥荒，经常人相食，还卖人肉。为了对付自己的同情心，北宋的吃人者和卖人肉的还发明了一个词，把被吃的人称为“两脚羊”。这是一种观念技巧，利用这种技巧，人们把受害者推到同情范围之外：他和我们不属于一个物种，他是羊，而羊就是让人吃的，用不着同情。于是吃人的行为被正当化了。这套自欺欺人的观念技巧显然有效，不然不会流行。但作用也有限，在市场上，人肉还是比牛羊肉便宜。据说人肉的味道并不差，那么，价格的差距，就需要用道德成本来解释。这种价格差距，在最无人性之处，顽强地表明了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存在。
两脚羊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发展出不同的版本。例如，杀害某些人，抢他们的东西，就说他们是人渣，是劣等民族，清除他们之后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这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说辞。再如，说不同信仰者是邪恶的魔鬼，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说有色人种进化水平低，近似大猩猩；说某些人是阶级敌人，是历史前进的绊脚石，是害人虫，对他们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等等。这些意识形态技巧，有助于人们克服同情心，扭曲正义感，其实都是两脚羊理论的变种。
还有一种发展方向。不贬低受害者，但拔高加害者，自称天子，天命眷顾的群体，负有伟大的历史使命，比芸芸众生更先进更高级，于是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驱使庸众，把他们当作社会试验的小白鼠，当作建立历史功业的材料和工具。
另外，当不同的社会集团进入对立状态时，同情对方，往往意味着损害己方，这时候，对己方的同情心也可以成为更广泛的同情心的克星。
抑制同情心的最直接的机制，就是某种欲望压倒了同情心。如果饿得要死了，形成你死我活之势，求生的欲望一般是可以压倒同情心的。因为，相对别人的生命，普通人更在乎自己的生命。比如说，我看你饿得要死，饿到九十分了，很同情你，但我同情心的激活强度只有五六十分。要是我自己饿到九十分，激活强度就是扎扎实实的九十分。如果我看你饿到九十分，比我自己饿到九十分还难受，镜像神经元的激活强度能达到九十五分，我就成了圣人，我会把这碗饭让给你吃。这样一来，圣人的死亡率就会比较高，尘世中的圣人往往先我们而去，上了天堂，世间剩下的大多是我们这些凡人。
现在讨论正义感。
正义感也可以叫良心或良知，就是我们内心判断善恶是非的那一部分。人类的良知或良心也有先天的生理安排，大概位于中脑系统的尾核和壳核。人类的成瘾性行为，像烟瘾、酒瘾、毒瘾等等，都涉及这一脑区，医学上称之为“鸦片报偿区”。看到那些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未得到惩罚，大多数人会感到不舒服，而一旦公正得以建立，他们就会感到轻松和满意，好像过足了瘾。我们看大侠打抱不平感到很过瘾，他们自己也干得上瘾，就是这个脑区在起作用。
那么，作为一种成本，正义感的价值如何估算呢？
实验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叫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费是10美元，甲乙二人，甲方提出分钱方案，乙方决定是否接受。接受便把钱真分了，否决了就作废，谁都拿不到钱。
经济学推测，甲乙双方都应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甲方应该提出1比9的分配方案，自己要9美元，只给乙方1美元，而乙方的最佳选择就是接受。如果乙方否决，连1美元也得不到。在实验设计中，这两个人从来不认识，以后也不会再打交道，一锤子买卖，无须考虑下一次。实验结果如何呢？
与经济学的预测不同，甲方大多提出了五五开或四六开的分配方案，乙方大多会否决二八开以下的方案。乙方宁可不要那两美元，也不受这个气。两美元可以白得，却不要，这是为什么？因为不公道。由此看来，人们的正义感至少价值两美元？或者说，正义感的价值相当于分配总额的20%？
但是，假定有一亿美元，甲方自己留九千九百万，给乙方一百万，在座的各位，有人否决这个方案吗？我们凡夫俗子大概都会认这笔账，一百万美元够我们花一辈子了，我们的气性没那么值钱。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正义感的价值还不到分配总额的1%？
我们再假定，在10美元的实验中，乙方不是教师或学生，而是饥饿煎熬中的乞丐。两美元够他买十斤米面，饱饱地吃上四五天，甚至救他一条命。这时候，他会否决二八开的分配方案吗？如果不会，正义感是否连两美元都不值呢？
无论是按比例算还是按绝对值算都有问题，那么，正义感到底如何计算？
《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如果仓库满了，温饱问题解决了，不那么缺钱了，你就可能拍桌子拒绝裹着两美元糖衣的不公平。美国大法官是终身制，待遇优厚，如果有人拿一百万美元行贿，让他做出不公正的判决，我估计这个人很难成功。美国大法官不缺这个钱，他更在乎自己的良心和荣誉。对他来说，多一百万或少一百万与生活质量关系不大。反过来，这一百万他收下了，良心不安，地位不稳，他感受到的损失恐怕要大于一百万美元。
如此说来，良心的重要性随着当事人经济地位的提高而提高，与物质丰裕程度成正比。这可以算作一条规律。借用管子的大名，叫管子定律。这条定律的生理机制可能是这样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与各种物欲并存，争夺主导地位。假如良心的分值是四分，物欲五分，物质需求基本满足之后，相关神经元的激活程度降至三分，而良心的分值不变，物欲主导便转化为良心主导。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道德成本的计算，与钱本身的绝对值或相对比例并无直接关系，需要计算的是当事人心中不同欲望的相对强度和相对分量。人人都有正义感，人人都有物欲，但是激活程度各不相同，这是可以测量也可以计算的，又是因人而异甚至因时而异的，无法一概而论。
更进一步推论，在物欲和良心对主导地位的争夺中，当事人的一般处境似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饥寒阶段，面对饥寒甚至死亡的威胁，在良心将导致饥寒甚至死亡的条件下，多数人的良心都难以占据主导地位，再加上两脚羊理论的帮助，暴力掠夺很容易发生。
在小康阶段，多数人仍然可能为了重大的物质利益放弃良心。两脚羊理论则是放弃良心的重要借口。
在富裕阶段，物质已不再匮乏，物质利益的边际效用递减得差不多了，相比之下，道德和精神方面的考量越来越重要。如果这时出现暴行的话，两脚羊理论就要承担主要责任。
3.2 机会成本
任何人去抢劫之前，肯定要盘算一番，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得到一笔钱，比如去打工，去卖血，出售家里收藏的古董，这些方式便是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至少可以分作以下四类。
第一类，流血拼命抢劫；第二类，流汗劳动；第三类，卖身，比如说卖淫，卖血，卖器官；第四类，出售财产。以上四类，简称血、汗、身、财。
这里不讨论卖身的成本问题。卖淫是很古老的行业，但受性别和年龄限制。卖血和卖器官是现代事物，只是小选项。
出售财物，以物易物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学早有精辟分析。至于贸易与暴力掠夺的替代关系，在历史记载里，经常可以在商人兼海盗的角色转换中发现，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和贸易交替中也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贸易盈利问题和命-财交换问题。如果贸易盈利小于命-财交换的盈利，商人就会转化为海盗，牧人就会转化为强人。一般而论，哪种策略更合算，在什么条件下合算，我在《明长城的投资与收益——“战、守、和”及抢劫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略有分析，这里不细说。
最大的一个选项，通常也是最普遍、收益最高的选项，就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暴力抢劫的主要机会成本。从生命付出的角度看，为了获得同样的财富，流血还是流汗，这是历史悠久的选择，两者之间存在着彼此替代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固定的替换率。
流血与流汗的替换率是多少呢？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是：1比1.83。这就是说，折寿1年，等于做苦工1.83年。这个等式是根据2003年几百万中国农民工的选择算出来的。
2002年至2003年，中国挖煤工人的年度死亡率比建筑工人高出3.89‰，年收入也高出2578元。这意味着，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的补偿，1%的死亡风险获得了6627元补偿，100%即全部预期寿命获得66.27万元的补偿。对于现年30岁，还有将近40年预期寿命的中国男人来说，每一年的预期寿命价值1.67万元。这是该年度中国农民工的卖命钱。
卖力呢？2003年，中国建筑行业人均年报酬为9125元，挣1.67万元需要1.83年。这就是血汗替换率的来历：1.67万元（年命价）=1.83 x9125元（年工价），年命价与年工价之比为1.83。我把1.83这个数值称为血汗替换率。
血汗替换率1.83的含义是：人们对折寿1年的畏惧，相当于对辛劳1.83年的畏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号召而已，事实上，人们第一怕死，第二怕苦，怕死强度是怕苦强度的1.83倍。
流血和流汗这两个选项互为机会成本。假定劳动收入不变，而卖命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一年死亡率3.9‰，本来只能得到2500多元的补偿，现在增加了十倍，一百倍，一年得到25万元，加入卖命行业的人肯定大幅度增加。如果卖命行业就是暴力抢劫的话，大家发现富人很多，随便就能抢到一大笔钱，警察还不好好干活，破案率下降，被抓住枪毙的可能性与下井挖煤的风险差不多，那么，抢劫者就会大幅度增加。反向变动也有反向的作用。劳动收入不变，卖命的收益相对下降，风险还是那么大，却找不到富裕的抢劫对象，所有人都穷得像叫花子一样，抢他一个窝头他也和你拼命，这时候，暴力掠夺行为就会减少，强盗将转变为劳动者。
假如卖命的收益不变，劳动收益上升，在建筑工地打工，一年收入比下井挖煤还高，井下挖煤的人就会涌向建筑工地。反过来，劳动收益下降了，一年在建筑工地打工挣9000块钱，现在挣5000块，还不够孩子读书住校，甚至干脆失业了，无处打工挣钱了，劳动者就会转为卖命者。挖煤的活可能也不好找，但抢劫是无须审批的。
我们可以把这套道理称为贼民转化定律，其依据就是血汗替换率，即卖命收益与卖力收益的比较。在血汗替换的常规均衡形成之后，对任何一方面有利的倾斜，都会引起卖命者增加或卖力者增加的后果。血汗均衡变了，社会上良民和盗贼的比例关系就会发生变化，许多相关行业的人员分布都会随之改变。
我所用的数字，来自2003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和死亡率统计，我不知道据此算出的血汗替换率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代。但我算了一下美国煤矿工人的血汗替换率，他们是1比1.78，与中国农民工非常接近。于是，我猜这个替换率可能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些内容，我在《中美煤矿工人的命价》和《血汗替换率》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考证，感兴趣的可以找来看。
3.3 暴力对抗的成本及其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抢劫还有别的成本吗？任何强盗都会想到，我会不会遭遇当事人的反抗，我会不会被警察抓住，我会不会遇到其他强盗的竞争。这三个方面都是暴力对抗带来的成本。暴力对抗将导致暴力掠夺者的伤亡。与暴力掠夺相伴随的伤亡，就是这种生存策略的核心成本。
暴力掠夺本来是一种生存策略，目的是提高生存概率，降低死亡概率，改善生存发展的条件。为了生存，偏偏要冒险拼命，计算单位都是死亡率，成本和收益的评估简单易行。例如，未来一周内饿死的概率是80%，暴力掠夺成功或死亡的可能性各占一半，即死亡概率和生存概率都是50%，那么，在不计算道德成本的条件下，孰大孰小，何去何从，应该一目了然。
在真实生活中，计算单位要复杂得多。死亡大体是一样的，伤残则各有不同。缺胳膊断腿，脑震荡，瞎眼失聪，如何比较？不同程度的伤残与10%的死亡概率又如何比较？再复杂一点，未来一生的富足，与断一条腿，孰轻孰重？要比较和计算这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就得抽象出某种共同性，例如“价值”。衡量价值的尺度，可以选择货币、粮食，也可以选择人命或其他以人为本的单位，生命年、劳动日、神经元激活程度等等，说来话长，这里不展开讨论。
发生暴力对抗之后，人们总要争取胜利，避免失败——获取更高的价值，同时设法降低成本，减少伤亡。顺着这条思路解释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从暴力竞争的角度可以比较顺畅地解释一些社会制度的变迁。
3.3.1 部落的来历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胜利的概率？能够把别人的东西缴获过来，而自己不成为别人的战利品？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人多势众。人类最初以采集渔猎为生，自然资源分散，与此相适应，采集渔猎群体不过十几人，几十人，以家庭为核心，四处散布。后来，四面八方到处都让人占了，他们怎么办？猴子和猩猩遇到这种形势，自己的地盘上食物短缺，周围又是其他群体，它们的办法就是发动袭击，与其它群体争夺资源和地盘。
我看过一个记录片，一群黑猩猩，邻居是另一群黑猩猩。黑猩猩偷袭邻居，它们悄无声息地两面包抄，突然出现在对方面前。邻居正在树上抓虱子呢，偷袭者忽然鼓噪起来，吓得邻居四散逃命。逃得慢的，被这边的四五只黑猩猩围攻，又撕又打，弄死之后，分食邻居的肉。
这里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人多势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如此就可以消灭敌人，补充自己，在暴力竞争中获利。顺着这个逻辑，我们就能理解人类小规模的采集群体，如何扩大为部落，部落又是如何扩大为部落联盟。
人类生存策略的演变顺序大概是这样的：
第一，攫取。人类最原始的生存策略就是采集-渔猎，不事生产，以攫取自然资源为生。
第二，扩张。攫取对象稀缺之后，便寻找新的自然资源，找到新地盘之后继续攫取自然资源的生涯。新地盘与旧地盘并存，就是扩张。弃旧换新，就是迁徙。
第三，暴力争夺。迁徙或扩张的地盘已被他人占据，就需要暴力争夺。得手之后，继续攫取自然资源的生涯。这时候，人类开始以鲜血和生命换取比较稀缺的生存资源及其产出地。初级部落可能于此时出现。
第四，生产劳动。自然资源不足，迁徙无地，暴力争夺的代价太高，就逼出了生产劳动。这种策略就是主动创造适宜的条件，帮助可食动植物的生长繁殖。生产劳动比较麻烦，需要发明创造，需要付出汗水，还需要耐心等待。不过，生产劳动可以增加原地盘的食物产出量，提高地盘的价值。
第五，更高层次的暴力争夺。采用生产策略之后，土地承载力提高，人口密度增加，如果人均资源再次短缺，又缺乏迁徙和扩张的余地，地盘的价值随农业产出的增加而提高，就会出现更大规模的战争。部落联盟或国家大概于此时出现。按照《史记》的说法，黄帝的部落联盟即出现于神农氏之后，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农业生产了。
那么，部落形成的动力到底是什么？部落来自采集渔猎群体的联合。采集渔猎所需要的组织规模很小，不必联合。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可以由家庭或扩展家庭完成，也不必联合。联合应该来自战争的需要。至少，暴力竞争是部落形成的主要促进力量。一个反证是：在现代文明侵入之前，亚马逊河盆地的人类扩张尚未完成，还有迁徙余地，因此，那里的社会组织形式依然是小规模的群体。
当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部落规模的大小也存在间接关系。没有农牧业，土地的利用率不高，价值不大，人口密度也不高，大规模的战争就不会发生，不值得发生，于是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就不会出现。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断言：生产力是最基础的东西。基础之下还有基础，暴力掠夺的历史毕竟比生产劳动悠久得多。那时候掠夺的财富确实不是劳动创造的，而是天生的，天地生财，大自然养育出各种植物和动物，人类只是攫取而已。只有大自然创造的财富不够用了，暴力掠夺又不合算，得不偿失了，我们那些近似黑猩猩的祖先才逐渐发明并发展了生产劳动，才有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果暴力掠夺的成本低于生产劳动，当事人就会一路抢下去，抢遍全世界，永远也不会发明农牧业。
3.3.2 奴隶制是怎么来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答案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奴隶劳动可以提供剩余产品了，于是，战争中通常被杀害的俘虏就成了最初的奴隶。
这个答案指出了奴隶的来源和奴隶的生产能力，当然不错，但这仅仅是被奴役者的特点，奴役者的能力同样值得关注。在人类历史上，提供剩余产品的条件早就具备了。现代研究表明，采集狩猎者的劳作时间往往比农牧民更短，他们早就有能力提供剩余产品，关键在于，如何榨取这种剩余。没有榨取能力，战俘只会用来祭祀，不会转变为奴隶。
榨取剩余需要严密的监控，特别要防范奴隶的反抗和逃亡。小规模的采集-狩猎群体不具备这种能力。
只有在暴力控制的范围超出普通人的逃亡能力之后，奴隶制才可能普遍出现。在较低一级的氏族水平上，大概只有以“蓄养”幼童形式存在的半奴隶状态，儿童的反抗和逃亡能力弱，成人后也不一定有投身之处。只要奴役不过分残酷，逃亡问题就不会严重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这就是说，在部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暴力组织，该组织控制范围的扩大，暴力集团能力的提高，才是奴隶制度出现的直接原因。提供剩余产品的能力，甚至不一定成为奴隶主的必要考虑，主人的需要可能在性、家务和战争等非生产方面。
3.3.3 封建主义
（1）什么是封建主义
在古汉语中，封建大体指称两种制度。一是周朝的封土建国，或者叫封爵建藩——给个公侯伯子男的头衔，再划给一块地盘，建立政权和武装。二是秦汉之后流行的封爵食邑，或者封爵食禄。
封爵是前后一贯的，封土建国则前多后少，有实有虚。实封，就是封国置军，自选官属，掌治其国。虚封，就是封爵而不授土，授土而不任事：封了王公贵族的头衔，却未必授予土地人民；授予土地人民，又未必允许临民任事。虚与实的核心差别在于：贵族是否掌握私家武装及其支持的政权。
在欧洲语言中，feudalism，即汉译的“封建主义”，来自拉丁文的feodum，意为采邑或采地，指称那种领主将采邑授予封臣，封臣效忠领主并提供军事服务的制度。
所谓“主义”，词典上的释义，就是一套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我想进一步强调：每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经济体系都有主导者，主导者的名称，就应该是这种制度的名称。因此，封建主义，就是封建贵族主宰的社会制度。主就是当家作主，义就是法规和道德。在那个时代，封建贵族当家作主，立法定规，确立道德规范。
下面讨论的封建主义，采取上述涵义，而不取当代中国通行教科书所谓封建主义的涵义：在地主剥削农民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皇帝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由秦始皇最终确立的那种承接奴隶制度的社会制度。
（2）西周的封建制度
中国的封建制度是怎么来的？从史籍上看，也是暴力对抗的产物。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记载，大夫富辰劝阻周襄王借外族兵力伐郑，回顾了周公封建的动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亲戚，为周室作藩篱屏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富辰说，兄弟之间即使有争吵，也会同御外侮。周室有美德的时候，还说‘莫如兄弟’之类的话，给兄弟封邦建国；周室的怀柔政策惠及天下的时候，还怕有外侮。抵御外侮，没有比亲近亲戚更好的办法了，所以要用亲戚作为周室的屏障。——由此可见，封建的一个重要考虑，在于打仗时有可靠的帮手。
面对刀枪进逼，什么机制能够保证人们战斗到底而不转身逃跑？
常言道：“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这是很有道理的。父子兄弟有更多的共同基因，也有更密切更长久的共同利益，自然是非常可靠的合作者。缺乏这种合作的人群，他们的基因延续下来的机会比较少，更容易被淘汰。其实，用不着进化论和经济学的推理，单从情理出发我们就能想象出来：临阵对敌，身边是兄弟，身后是父辈，谁敢轻易转身逃命？即使逃掉了，这辈子怎么做人？老婆孩子怎么看你？
亲属组织可以把生育、谋生和生活中的所有利益凝聚起来，用于战争合作，既是强劲高效的战争组织，又是战利品的分享组织。因此，打江山要仰仗亲戚，坐江山要分封亲戚，保江山也要依靠亲戚。
后世宗族混杂，合作范围扩大，亲戚关系不够用了，人们还要模拟亲戚。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就是模拟亲属关系的暴力合作。梁山好汉彼此称兄道弟。朱元璋认了一堆干儿子，打下一块地盘，就派一个干儿子去治理。民国初年，许多军阀结拜兄弟，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皆然。
中国有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或许是一个定律，即：越是在纯粹的卖命领域，模拟亲属的做法就越普遍。无论在江湖、码头，还是在黑帮、山寨，甚至在军队，卖命者通常是穷人，除了满腔热血一身力气，别无长物，而暴力冲突中又需要生死相依的合作，于是就要创造出某种可靠的人际关系规范，朋友之义分量不够，形形色色的模拟亲属关系便应运而生。
（3）欧洲的封建制度
欧洲的封建制度，更加直接地显现出与暴力的关系。
从9世纪到13世纪，欧洲的形势是什么样的？北方是维京海盗，时常沿海岸南下，再顺河流深入内陆抢劫。南方是阿拉伯人，不时北上抢劫。东边有匈牙利的马扎尔人，一再西征，也是大规模抢劫。西欧几乎是四面楚歌，强大的暴力掠夺集团从外部反复敲打这片土地，西欧内部还互相争斗。
在暴力浓度如此之高的环境里，一个人若有大片土地，不管是祖传的还是抢来的，怎样才能生存？显然，最重要的是保住身家性命，不遭他人抢掠，最好还能抢掠他人。于是，领主们发明了一种制度，即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暴力服务与采邑的交换。比方说，领主认识一位骑士，很能打，人也可靠，双方就可能做一笔交易。领主封给骑士一块土地，土地上还有几十家农户，骑士可以靠这些土地和农户的租税生活，安排劳役军役，装备盔甲坐骑。作为交换，骑士要行臣服礼，宣誓效忠领主。领主遭到攻击，骑士要帮助防卫。领主攻打对手，骑士要跟随出战。双方自愿结成领主和附庸的关系。
然后，领主或骑士挑选有利地形，建一座城堡，大规模抢劫来了，周围的农户就躲进城堡，守卫城堡。要复仇或抢劫了，领主就带着自己的骑士出征，骑士也有随从，就好像堂吉珂德带着桑丘一样。中世纪的欧洲，到处是这样的领主和骑士，以城堡为中心的封建领地星罗棋布。
顺便一提，日本的封建制度类似欧洲。日本的武士近似欧洲的骑士，日本的大名（采邑岁入万石以上）近似欧洲的贵族。日本史学界在谈论封建时代时用过一个概念：“武家时代”，非常直白地说破了大大小小的暴力集团主宰社会的封建特征。武家这个词，让人联想到私家军队，私人武装，军阀，暴力集团首领，血本家，以暴力作为生存策略的专家，等等，这是一个与官家、资本家同样重大的关于社会集团的概念。封建主义，其实就是武家主义。
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吗？应该说，从罗马帝国时代，到资本主义初期，欧洲的农耕技术没有重大变化，生产力变化不大。至于土地，生产资料，主要是根据暴力服务或暴力资源分配的。这些变化，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框架解释起来不太顺。甚至“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本身就让人生疑：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几乎是纯种的政治军事动物，他们的身份及权利义务主要是在政治军事关系中被规定的，是超经济的，非生产的，与平民地主大不相同。要描述这些贵族和骑士，生产关系的概念太狭窄了。
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看，“经济”和“生产关系”这些概念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反映了生产集团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这个集团和这些概念的地位的上升，也是封建时代之后才开始加速的。
[注] 本文是吴思2008年11月13日在北方工业大学人文素质名家讲堂的演讲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