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戴开元
[译者按]
此文作者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urg)，197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现为德州大学物理学教授，弱电理论的创始人。他除了在理论物理上作出重要贡献外，还对文化、宗教、哲学、历史和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极有兴趣，发表过许多文章和著作。他对后现代主义关於自然科学并未反映客观真理的说法，持严厉批判态度，而且坚决反对任何宗教。
此文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一月号。温伯格在这篇文章里，批判了迷信自由市场、精英治国、回归宗教、环保第一、技术至上这五种乌托邦，主张一种追求平等、尊重文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但温伯格并未指出，在目前这个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民族主义空前高涨、各国经济贫富悬殊、核大战阴云依然笼罩的世界，如何实现他提倡的“半个乌托邦”。
2001年2月译完，2008年修正个别文字
---------------------------------------------------------------------
我小时候读过许多科学幻想作品。虽然我早就知道我将来会当科学家，但使我对科学发生兴趣的，不是科幻小说中描写的科学，而是其中描绘的未来社会，这些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有的更好，有的更糟。我後来又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爱德华．伯拉米的《向後看》等乌托邦著作，以及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反乌托邦作品。现在我们迎来了新的千禧年，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未来有什么样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在等待著我们。
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许多关於未来社会的推测。契科夫一百年前写的《三姊妹》中的主人公，就充满了这类乌托邦梦想。例如，凡希宁上校说道：
再过一、两个世纪，或者一千年，人们将过著一种新
的、更幸福的生活。我们不可能亲自经历那种生活了
，但这正是我们现在生活、工作、受苦的目标。我们
正在创造它。那是我们生存的目标。我们现在知道的
唯一幸福，就是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
凡希宁的理想在廿世纪并未实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乌托邦理想是社会主义，它在世界各地一败涂地。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虽然打著社会主义招牌，却并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令人恐怖的反乌托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十九世纪乌托邦思想刚开始流行的时候，马克思本人却讥笑乌托邦思想，相反，他宣称自己是以历史科学为指导。当然，根本就没有什么历史科学。但这个观点已经偏离本文的主题。即使我们像马克思相信共产主义具有历史必然性那样，相信某种类型的政府或者经济制度是出於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未必就会喜欢它。如果马克思是一位真诚的乌托邦主义者，并且承认自己应该为提出一种想要实现的社会而承担责任，那麽，他从一开始就应该非常清楚，他的努力必然导致专制统治。希特勒的德国也是从宣传一种乌托邦开始，即社会主义再加上由一种种族主宰世界的疯狂幻想。
即使如此，马克思或希特勒并不是最后一位乌托邦推销商。现在的公共讨论中出现了五种非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或者以各种方式混合的乌托邦。我们最好仔细注意那些推销乌托邦的人。这些乌托邦幻想都抛弃了一种或者几种过去曾经激励出最美好乌托邦理想的重大观念，即平等、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自由市场乌托邦
自由市场乌托邦认为政府已丧失其大部分功能，仅剩惩罚犯罪、监督契约执行及国防等作用，主张政府取消对自由经济的所有限制，全世界会实现工业化，日益繁荣兴旺。
这种乌托邦的优点是，它不依赖於关於人类本性可以改造的任何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喜欢它。为了讨论起见，如果自由市场确实使某种事物(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或帕累托效率)获得了最大值，我们仍然必须确定，它是否是我们所希望的应该获得最大值的事物。
显然，平等就是通过自由市场而没有获得最大值的事物之一。我指的不是所谓机会平等之类的浅薄替代物，而是平等本身。无论奖励有才能者的政策会达到什么目标，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何无才能者就应该比其他人获得较少的好东西。除非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我们很难实现平等，很难为那些落到经济底层之外的人设置一个安全网。
并非所有人都重视平等。柏拉图就很少提到它，特别是在雅典的民主制处死了他崇拜的苏格拉底以后。他把社会比拟为人类的灵魂，来解释其理想国的严格等级制度：卫国者是理性成份，士兵是精神成份，农民和工匠是更低的成份。我不知道他是把理想国视为自己的化身，还是把自己视为理想国的化身，但无论如何，他这种荒谬的类比在以后的两千年里，使处於社会优越地位的人感到非常舒服。
随着时间的流逝，平等的梦想逐渐成为乌托邦理想的感情驱动力。1381年英国农民和工匠反抗封建主义的口号是约翰．波尔的诗句：“亚当锄地，夏娃织布，体面的人在哪里？”法国革命的口号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法国贵族路易-菲力普-约瑟夫为了讨好雅各宾派成员，改名为菲力普-平等。然而，无论是他的改名，还是他投票赞成处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他仍然与路易十六和成千上万法国人一样，被送上断头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心目标，就是结束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伯拉米的《向后看》一书，其最后一章的标题就是《平等》。
在二十世纪，对平等的向往被用来为共产党国家辩护，这真是一个残酷的历史大笑话。在共产党国家，所有人被迫接受一种贫困的平等。这里所说的“所有人”，不包括那些能独享华厦美食和良好医疗的极少数政客、名人及其家属。在乌托邦思想中，平等主义也许是由於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最遭人诟病的一点。近年来，任何人如果主张更平等地分配财富，都可能受到企图复兴阶级斗争的指控。
当然，某些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音乐会的小提琴手、工厂经理或职业棒球队的主攻手。法国革命期间，平等观念很快就被重视人才的观念取代。据说每个拿破仑的士兵，其背包里都有一根元帅的节杖，当然没有人认为许多士兵都能使用这根节杖。对我来说，我坚决反对我们学校的物理系降低研究生或研究助理的录取标准。由於才能不同而必然产生的头衔、名声和权力的不平等，为人类的进取心提供了强大推动力。但是，难道真的有必要在这些推动力之外再加上财富的极大不平等吗？
这个问题不能纯粹从经济方面来判断。经济学家说，不平等的奖励制度实现了重要的经济功能；正如食品的不同价格有助于农业资源的配置，从而生产出人们所需要的食品；对劳工和资本的不同奖励，能指引人们选择工作和进行投资，从而得到最大的经济价值。这两类不平等的差别在于，就其本身而言，小麦相对于燕麦的价格并没有什么意义，它仅仅是为了完成调节生产和资源的经济功能。但无论其经济效果如何，财富的极大不平等本身，就是一项毁坏成千上万人生活的社会弊病。
在富裕环境中成长的人通常很难理会这一点。他们把减少不平等的任何努力都说成是“嫉妒政治学”。或许由於在以财富来决定人的阶级地位方面，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最为突出，美国的文学作品最能使有钱人体会到财富不平等所造成的某些危害。德莱塞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危害。他小时候很穷，在他生长的镀金时代，美国社会的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维拉 卡塞的小说《保罗案件》描述了一个贫穷绝望的儿童保罗，他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享受几天富人的豪华生活。
通过自由市场没有获得最大值的另一件事物是文明。我说的文明不仅是指艺术博物馆和大歌剧院，而是指不仅有助于我们生存，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一整套公共的和私营的美好事物。每个人都可以列出自己的清单。对我来说，文明包括古典音乐电台和古老城市的风貌。但它不包括电话推销和赌城拉斯维加斯。文明属于精英份子，偶尔才会讨大众的喜欢。正因如此，如果没有私人捐款，或政府的补贴、规定或税务政策的支持，文明不可能兴旺发达。
从专业角度，我所关心的文明的另一组成部分是基础科研，如研究自然界的基本定律、宇宙和生命起源等等。这类研究不可能按照可预见的经济效果来判断。东欧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以后，除了带来了许多好处，还给这些国家的不能盈利的科研机构带来极大灾难。美国的电话业实行自由市场体制以后，贝尔实验室的纯科学研究几乎完全被取消，而它原先是世界上处於最领先地位的私营科研机构之一。
如果政府权力的萎缩能够保证减少压迫，让平等和文明在自由市场中经受风险也许是值得的。但这完全是幻想。对许多美国人而言，专制的危险并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雇主、保险公司或者健保机构，我们需要政府保护我们不受它们的压迫。有人说，任何工人都拥有以调换工作来逃离雇主压迫的自由，这就犹如说任何公民都拥有以移民来逃离政府压迫的自由，都是不现实的。
精英乌托邦
精英乌托邦主张，公共事务掌握在最聪明的受过教育的领导阶级手中。
这是柏拉图提倡过的乌托邦。柏拉图在《理想国》和其他对话里，描述了一种由优秀的卫国者阶级统治农民和士兵的等级社会。在《克利陀篇》里，柏拉图想象这就是在九千多年以前，在与亚特兰提斯国作战以前的古代雅典。在当代，新加坡的创始者李光耀说，只有占国家总人口百分之三至百分之五的人组成的精英阶级，才能够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中国的“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或许会赞同这种看法，他们也许会认为百分之三的人组成精英阶级仍然嫌人数太多。甚至法国、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也只从特定的教育机构----巴黎高等工业学院或东京大学，招募其官僚机构成员。
近年来亚洲发生经济危机之后，很少有人相信李光耀等人主张的专家治国“亚洲模式”的有效性。甚至在这之前，阿玛蒂亚。森等经济学家就证明，在发展经济方面，威权主义政府一般并不比民主政府更好，而且在实际上，威权主义政府可能更容易带来经济上的巨大灾难。但精英统治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
正如托克维尔指出，即使人们信任效率很高而且具有崇高等精神的精英政府，它却可能使公民变成需要照顾的儿童。而且，现在我们确实知道，任何这种政府都是不可信任的。
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不优先考虑自己利益的精英政府。从社会的任何阶层挑选精英也无济于事。无政府主义者布哈林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指出，让工人担任国家首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工人，而变成统治者了。伯拉米在《向后看》一书中提出，一旦把生产资料交给全国家的产业大军，工会就不需要了，因为工人已成工厂的主人。不说别的，仅仅从苏联工人的经历来看，这一观点就已经破产。我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从企业领导者中挑选精英会干得更好。威尔斯等乌托邦主义者曾设想把公共事务交给科学家。我非常了解我的科学界同行，因而对这个建议毫无兴趣。大多数科学家宁愿从事科研而不愿担任任何领导职务。许多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尽量躲避担任系主任。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学家会比其他任何人更善于管理国家。
权力落在任何精英手中都很危险。但落在大众手中也同样不安全。取消对直接民主的一切限制，会导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如果不是由於司法部门精英人士的干预，美国许多州的多数民众仍然会赞成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至少会要求公立学校进行祈祷。在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正是大多数人赞成国家强制推行宗教信仰。
那麽答案究竟在那里？我们可以信任谁来执掌政府大权？对这个问题，吉尔伯特曾经提出一个简单而值得赞许的答案。在他的歌剧《乌托邦》中，大权独揽的国王，随时有可能被两个聪明人交给公众审判，这两个聪明人说：
监督国王的错误
是我们的职责；
对于其一切乖戾行为
我们要睁大双眼；
如果他想耍流氓
搞阴谋诡计，
我们就会教他
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世界中，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可信任。我们最多只能希望，把权力分散在各个相互对立的政府部门和私人机构之中，其中任何机构都可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机构对自己权力的侵犯，正如现今的美国那样。
宗教乌托邦
宗教复兴的浪潮席卷全球，始于文艺复兴运动的社会世俗化发生逆转。许多国家以伊朗为榜样，以宗教领袖为国家领袖。宗教乌托邦主张美国回归其历史发祥地----基督教国家，科学研究和教育必须以不伤害宗教信仰为前提。
很少有人会认为宗教能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由於宗教分歧而相互杀戮。北爱尔兰、巴尔干半岛、中东、苏丹和印度至今仍在继续上演这类悲剧。但即使是为宗教而打仗，也没有强制人们信仰某种宗教那麽恶劣。在所有可能压迫我们的精英中，最坏的就是那些打着宗教旗号的人。他们的力量更强大，因为他们除了能够用现今世界的惩罚来威胁我们，还能用来世的惩罚来吓唬我们。他们的影响力更富於侵略性，因为他们能够侵入到性生活、家庭生活等应该由私人选择的领域。现今世界，我们已经尝到以宗教信仰一致为基础的乌托邦的苦难。在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富汗，妇女的自由受到严重限制，儿童也被动员来参
加圣战。
信仰宗教的读者可能反驳说，所有这些危害都是因为宗教走上邪路，而不是因为宗教本身。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宗教战争和宗教处决是宗教生活的核心。那些某些人所认为的似乎仅仅是信仰宗教而走上邪路的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出现了某种超自然启示，或者发现了失传的宗教圣典，从而给宗教教义带来了新曙光吗？没有。相反，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和人道主义传播，反过来影响了宗教信仰本身，导致更大的宗教宽容。并不是宗教改善了我们的道德，而纯粹是我们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世俗进步，改变了各地的宗教实践。人们应该根据他们是否相信宗教教义，而不是根据宗教能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任何幻觉，来决定他们是否信仰某种宗教。
绿色乌托邦
绿色乌托邦主张全世界放弃工业化，返回一种更简朴的生活；各地区民众自己栽种农作物、建筑房屋、制造家具；只使用以太阳能、风力和水力产生的电力。
这是现代文学(例如奎恩的科幻作品)描绘得最多的乌托邦。但现代作家喜欢把他们的乌托邦安置在其他行星上。在描写地球上的乡村乌托邦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摩里斯1890年写的《乌有乡新闻》。在摩里斯描写的未来英国里，大都市重新变成小村庄，全国的政府毫无必要，下议院用来储藏肥料。摩里斯生动地描绘书中的
主人公，从伦敦沿着泰晤士河划船上溯见到了没有受到污染的乡村。这些景色非常幽美，但有些人仍然会怀念大都市伦敦。
无需从事繁重劳动的人很容易将繁重劳动，特别是繁重的农村劳动理想化。莎士比亚在《亨利五世》中曾经想象，农民比任何国王都睡得更香甜。但我怀疑任何农民会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农村劳动，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当皇帝真舒服”。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如《自由世界》的作者威尔斯，希望通过大量减少人口来恢复过去的自然环境，同时又保留技术带来的好处。那些无法享受这种乌托邦生活的人很难赞同，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出生。另一些人(如摩里斯)则想象出一种不采用技术、仍可维持现有人口的乌托邦。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乌托邦。即使我相信这种乌托邦，我仍然要反对抛弃为我们提供心脏起搏器和基本粒子加速器的现代技术。实际上摩里斯在骗人。他说“某种力量”会帮助人类完成那些手工无法完而又很需要的工作，但如果没有现代工业，这种力量从何而来？
对技术的敌视还导致对科学的敌视，科学对世界的探索，使某些人感到不舒服，更为这种敌视火上加油。1994年7月4日，捷克诗人和总统哈维尔在费城独立宫说道：“我们根本不是一种偶然产生的畸形物，我们与整个宇宙神秘相连。”他呼吁建立一种“后现代新科学”。哈维尔设想的新科学包括“盖亚(Gaia)假说”，根据
这一假说，地球和地球上的生物构成一个单一的有机体，如果盖亚假说不是关於生命及其环境相互作用这一明显事实的一种诗意化描述，那麽，它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只不过带有哈维尔喜爱的绿色味道而已。排除科学的好的一面，而谴责其令人不舒服的一面，这已经有很长历史。在《乌有乡新闻》描绘的未来英国，居民也从事某种科学，摩里斯说它不同於十九世纪的“商业化”科学。这真是关於达尔文进化论和麦克斯韦方程的奇谈怪论。在我的印象里，摩里斯的乌托邦科学只是搜集美丽的岩石和蝴蝶。
技术乌托邦
技术乌托邦认为，信息处理、机器人、合成材料和生物科技的发展会极大增加生产力，以至于有关财富分配的问题毫无意义，由於整个世界都用光纤网络连为一体，国家的疆界也失去意义。
目前存在着一种夸大我们的生活被技术改变的速度的倾向。还有一年才到二〇〇一年，但我怀疑克拉克预言的商业登月飞行届时会成为现实。有些技术已经到达不值得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例如，自四十多年前出现波音707以后，乘坐商业飞机的体验就没有发生实质上的变化。电脑技术显然尚未达到这一阶段，但它将来一定会，也许在固体电路的微型化达到单个原子的有限尺寸时就会这样。成功的技术一旦普及大众，往往会受到某种限制。我很怀疑。现在乘坐汽车横穿纽约的曼哈顿，会比一个世纪前乘坐马车更快。网际网路现在已经显示过于拥挤的迹象。我对於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二十亿台向大气排放巨量热气的空调机的前景，感到无比惊恐。
然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新技术必然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有些变化根本不会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而只会令人不寒而栗。有一项新医疗技术对人类的共同感情感觉伤害最大，这种新技术能使人的寿命延长数十年，但只有最有钱的富豪才买得起。
如果技术使人类摆脱为生存而工作的束缚，会发生人应该做什么事的问题。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我们最需要的是爱情和工作。工作为我们提供了自我谋生的身份感和尊严感，它也是我们许多人走出家门的主要原因。佛斯特在《机器停止运转》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完美舒适的世界，人们老死不相往来，由机器来处理一切事情。他们的生活如此可怕，以至读者会为机器停止运转而感到高兴。
有些乌托邦主义者设想，人类不需要为生存而工作以后，自然会解决做什么事的问题。威尔斯曾经含含糊糊地设想，在技术导致物质的极大丰富之后，人人都会成为艺术家。伯拉米也曾设想，工人45岁退休以后从事艺术或科学。但再也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局面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新文学、新音乐、新绘画或新雕刻，人们需要从中挑选最优秀的作品，最后往往被极少数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所吸引。结果，绝大多数作家、作曲家、画家、雕刻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得到多少快乐，他们呕心沥血创造的作品却无人欣赏。科学界也有类似局面。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都不可能读完某一狭隘专业领域内的所有论文，大多数理论物理学论文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很快就被人遗忘。
摩里斯描绘的乌托邦摈弃了现代技术，这是因为他不仅喜欢中世纪，而且还想为人保留一份工作。虽然现代技术使许多人更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摩里斯却错误地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装配线上的工人往往从事令人厌恶的不用脑筋、重复单调的工作，这正是为将来机器能够完全取代这些工人作准备。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汽车机械师、宇航员这类令人喜爱的工作岗位，但并不能保证所有人都获得他们喜爱的工作。在短期内，技术却会把那些处境恶劣的雇员变成失业者。
技术乌托邦对某些人具有吸引力的因素之一，是它提供了一种通过技术统一全球的远景。在威尔斯的的《自由世界》描绘的乌托邦里，各国的疆界已经消失，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世界政府和一种统一的语言(当然是英语)，全世界采用公制度量衡系统，货币以固定汇率交换。在伯拉米的《向后看》里中，美国仍然存在，但美国人民盼望着最终实现世界统一。发明万维网(WWW)的物理学家，已经参与了世界统一的初步过程。例如，我们现在有一个的全世界通用的数学符号代码，这就是以英语为基础的LaTex。我最近在德州通过LaTex和电子邮件，与一位在东京访问的西班牙物理学家交流方程式，合作研究量子场论。
我并不认为世界统一只会带来好处。其副作用之一是缩小我们生活的心理空间。数百年前，地图上存在着大量荒无人烟的土地，人们能自由地想象那里存在一些稀奇古怪的人类和动物。据说，维多利匹女王企图品尝英国出产的所有水果，却从未品尝过芒果和榴莲。现在我们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可以在当地超市中购买芒果。但这决不是我想象的乌托邦。如果只有在印度才能吃到芒果，岂不更令人向往？如果世界都变成一个样，交通快捷有什么意义？
更危险的是，这种世界统一局面将来可能会囊括所有的人。被语言差异和国界隔离的每一种文化，都代表着它与过去的宝贵联系，代表着一种创造独特的新艺术和智慧的机会。世界逐步走向统一，将可能使所有这些文化遭到毁灭。
我介绍了五种乌托邦的种种缺点。我自己能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乌托邦呢？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简单公式，可以告诉我们如何避免精英统治的危险、大多数人统治的危险、自由市场统治的危险和新技术带来的灾难。但我还是要提出一种自己的、非常谦卑的乌托邦。
文明、平等、资本主义的半乌托邦
这种乌托邦主张，大多数生产仍然掌握在相互竞争的私人公司手里，由民主政府负责监督，这个民主政府又受到独立的法院的监督；这些公司继续以高工资、地位和权力来吸引有才能的工人和管理者，以红利来吸引资本。收入高的人只能保留一部分收入，其余收入并不是用来向政府缴税，而是捐给他们自己挑选的博物馆、大学等非营利机构，他们因此而获得的好处包括道德满足、歌剧院的好座位等等。非营利机构用这些捐款来投资，最终取代那些有钱人，自己成为公司的所有者。
这些想法并不新颖。实际上这只是现在某些趋势的自然发展结果。过去五十年里，非营利机构是美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部门。但目前美国的政治潮流似乎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我们正在逐渐抛弃抵抗不平等的最佳武器，即对各种形式的收入征收渐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征收高税率累进所得税，再辅之以宽厚的奖励慈善捐款的抵税额，还有其他一些好处，即增加对博物馆、交响乐团、医院、大学、研究所和各种慈善机构的公共资助，而无需政府管理。奇怪的是，慈善捐款的减税优惠政策，尽管它是美国所特有的，既能获得政府对文明价值的支持，又不扩大政府权力的政策，却遭到福布斯、斯坦恩等保守派人士的攻击。
对於这种谦卑的乌托邦，我也不抱狂热态度，因为我怀疑人们是否会对一种享有爱情、工作、自由、平等的个人主义生活感到满足。人们似乎还需要某种激励人心的集体事业，这种事业即使具有破坏性，却能使他们摆脱平凡单调的平民生活。
二十世纪初，欧洲的富裕男子享受着一种极为美妙的个人主义生活：幽雅的咖啡厅、剧院、乡村住宅、几乎没有污染的乡村风光，有恭顺的女人和仆人伺候，还可以欣赏科学和艺术的新成果。但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人由於厌倦生活的单调和漫无目标，因而在1914年积极地投入世界大战。现在战争是一种难以容忍的罪恶。也许某一天，我们能找到一种向太阳系其他行星移民的更好的共同事业。但那是非常遥远的事，即使那样，许多人仍然会留在地球上。
我们能够改造自己、从而满意一种文明的社会吗？我认为，行为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梦想能够改变人类的本性，这似乎是最恶劣的对科学能力的夸大。在契科夫的《三姊妹》中，图真巴赫这样回答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
也许我们将乘坐气球飞行，将穿上不同式样的服装，
我们将发现第六感觉，甚至发展这种感觉。天晓得。
但将来的生活将会和现在一样，充满艰难，未知和幸
福。一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和现在一样，叹息说：活
着多么累呵。他们仍会害怕死亡，不愿意死。
面对新的一千年，我们可以继承凡希宁的乌托邦梦想，但如果要判断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确实变化的可能性，我们大多数人无疑会站在图森巴赫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