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ly 29, 2022

MAX FISHER:危机时期,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孰优孰劣?

 (纽时,2022728日)

      多年来,大学和智库一直在通过公共外交和官方媒体进行着一场辩论:民主和专制,哪个在危机时期表现得更好?

       毫无疑问,民主制度在个人权利或法治等问题上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关于哪种制度能更有效地应对重大国家挑战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震撼世界的崛起,以及西方对政治内斗的不满情绪加深。

       现在,气候变化和大流行这两个同时发生的危机正在考验各国政府。许多研究仔细审视了这些政府的表现,结果如下:虽然民主国家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的平均表现略好一些,但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和稳定的优势。

       有大量理论研究一种体制或另一种体制的所谓优势,但几乎无助于预测这些危机将如何发展。例如,人们曾经普遍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因其中央集权和跨越世代的规划,在应对气候变化等挑战时有独特的能力。但北京方面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却受到了政治内斗和短期需要的阻碍,后者正是中国宣传部门口中民主国家的特点。与此同时,虽然一些民主国家在处理与气候相关的问题方面表现出色,但其他国家却还在挣扎,尤其是美国,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再一次因国会陷入僵局,使得又一项气候计划破产。

       然后还有大流行。人们预测,由于民主国家的透明度和对公众舆论的敏感度,它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病毒,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也有人宣称,由于专制制度的果断和主动行动的能力,它们将有出类拔萃的表现,这一预测也落空了。许多专制国家并没有做得很好。

       多项研究发现,根据超额死亡等指标衡量,这两种制度在管理大流行方面的平均表现大致相同。

       民主国家做得稍好一些。但专家强调,这个小差距可能并不反映民主国家有更好的应对能力,而是表明拥有更强大卫生系统的国家更有可能是民主国家。

       正如大流行所表明的那样,这两种制度都可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减缓病毒传播方面表现最好的国家中,既有民主政府,也有专制政府。

       任何一个制度都可能失败,比如中国对大流行限制措施的强制执行已经到了压垮自己的经济的地步,或者美国的气候计划在一名参议员的反对下瓦解,这名议员只代表1.5%的人口。

       那些认为某种制度在某些危机中具有先天优势的理论站不住脚了,但它暗示了另一个教训:对民主和专制主义的普遍威胁可能不是来自彼此,而是来自内部的弱点。

                   评估两种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部分原因是评估表现的方法有很多,”威克森林大学政治学家贾斯汀·埃萨里在谈到有关哪种制度治理更出色的“大量”研究时说。

       这个问题在1990年代变得突出,当时几个亚洲专制国家的经济腾飞,被视为民主模式的新对手。从那时起,经济表现就成了制度运行优劣的判断标准。

       两种思想流派出现了。一个流派说,像中国这样的专制政府没有受到选举强加的短期思维或民主进程的低效率影响,可以强行实施更好的政策。

       另一个流派认为,民主国家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带来的是更好的运作和更及时响应民意的治理。这一方的支持者指出,在朝鲜经济崩溃的同时,韩国经济在民主制度下蓬勃发展。

       从那以后,这两种理论都广泛传播。但两者都经不起持续的审视。

       例如,一项针对全球专制经济体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它们既没有超过也没有落后于民主国家。一些专制国家的经济获得了增长,这与一些民主国家的原因相同:领导人的明智选择、更好的运作机构和其他因素。

       这两个制度的运作方式不同,但差异通常会相互抵消。

       另一项研究发现,民主国家在抑制衰退方面表现得更好,而以政党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在促进增长方面表现得更好,但最终证明这些体制的经济表现差不多。

       而不同基准的比较却大相径庭。公民的幸福感、婴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以及公共服务的质量在民主制度下都更好——更不用说自由了,毕竟对自由的保护本来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根本诉求。

       随着气候和大流行等全球危机变得越来越重要,关于制度的纯粹表现的问题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经受危机考验

       这场大流行已经影响了地球上的每个国家,而且它的损失可被量化,这似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考验哪种制度的治理更有效。

       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雷切尔·克莱因菲尔德的研究,得出了与那些经济研究大致相同的结论。民主国家和专制制度的表现大致相同,一个制度的表现不会持续优于另一个。

       虽然一些评论员指出,例如,伊朗早期的失败证明专制政府的不透明和腐败将致其毁灭,但另一些人则指出,有很多这样的政府表现出色,例如越南。

       有多少面临困境的民主政体,比如美国,就有多少表现良好的民主政体,比如新西兰或台湾,这驳斥了从广义上讲民主制度过于混乱或反应迟钝的理论。

       克莱因菲尔德发现,重要的是社会信任或机构能力等因素。并且在培养这些能力时,一种制度并不一定能够持续比另一种做得更好。

       另一项研究承认专制统治者也许更有可能对大流行的死亡人数撒谎,该研究检验了超额死亡率——一个难以伪造的指标。他们发现,平均而言,民主国家在遏制大流行病死亡方面比专制政府做得更好——但同样,差距不大,而且可能出于政治制度以外的因素。

       政治学家埃萨里还发现,在疫苗接种率方面,民主国家有少许优势,但即使如此,许多民主国家的表现不如专制政府,反之亦然。

                         气候考验

       气候这个长期的、可以说是更大的危机能否带来不同的启示?

       对美国的许多人来说,专制主义似乎占据了优势,因为北京的领导人已经宣布了一项又一项重大气候政策。

       但事实证明,一些民主国家在气候问题上同样积极,这表明美国遇到的困难与其说是因为民主本身,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制度特有的怪异之处。

       专制政府可能和任何民主国家一样混乱。以中国广受吹捧的五年计划为例,该计划声称制定长期政策,无需经过立法中讨价还价或内讧的麻烦。

       实际上,这些文件读起来不像是立法,更像是一份愿望清单,有时措辞模糊,由中央规划者发送给省级和机构领导,由他们来决定如何实现——如果他们打算实现的话。

       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可以高声宣告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他就算喊破嗓子,也没法保证自己的政府会照办——事实上看起来的确没有。中国各省的领导人和国有企业建造了更多的煤电厂,比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还多。

       这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政策造成了困惑。北京同时要求经济增长和减碳,地方官们只能自己去琢磨该侧重哪一个。但有一些的确是在抗命。

       北京一直苦于难以让地方官服务于国家利益。习近平多年来屡次宣称中国要削减钢铁产能,结果第二年个别省份的产出不降反升,导致市场供过于求,对全国产业构成伤害。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北京曾命令各省遏制危及国民健康的水污染。官员们没有关闭污染工厂,只是把他们搬迁到自己的边界地带,于是污染流向了毗邻省份,而全国污染总量却增加了。

       在新冠疫情之初,地方领导人向中央隐瞒疫情暴发相关的信息。现在官员们面临着感染清零的压力,于是他们对地方经济进行压制,在全国层面上产生了灾难性的效果。

       这些起起落落无疑跟中国的专制模式有关。但有类似体制的国家经常在中国成功的地方遇阻,或在中国遇阻的地方却成功了。

       同样,美国的成败得失跟其它民主政体的表现也谈不上一一对应,无论这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生活在一个制度下的人自然会去羡慕另一个制度的优势,”埃萨里说,尤其是当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专制政体都在面对越来越多的内部挑战时。

       但他又说,从数据得出的结论支持了一句经常算在前英国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头上——这一点可能不足为信——的一句话:“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人类已尝试的制度更坏。”

Thursday, July 28, 2022

史纵纬:我搭建的文革框架

 (华夏快递,2022619—21日)

 按:历史研究奉行的最高准则应该是追求历史真相,舍此则历史学必然沦为某种宣传工具。               

           (一)

  很少有哪个国家的一段历史像中国的文革那样,在本国民众中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岂止是看法相左,简直连史实本身都说法迥异。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对文革整体逻辑框架的分歧,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比如,毛发动文革,究竟是为着“理想主义”,“反修防修”,还是一场权力斗争?是反对官僚集团还是为了“家天下”?其目的是为了普通百姓的福祉还是为个人私利?整个文革运动能否分为上层和下层“两个文革”?或者说,有没有所谓的“人民文革”?整体错则满盘皆错,细节把握得再真实,也避免不了得出错误的结论。

  强调“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当然不错,但唯证据论也未必能够得到真相。文革本身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大阴谋,其发动者从策划之初就设计好了,把这场会给中国人们带来浩劫的灾难描绘成一场公平正义的“斗争”。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就会被发动者所制造的语境牵着鼻子走,被他们有意抛出的假证据、伪证据所迷惑,得出的结论极可能与事实真相完全相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发动者为了逃避历史的谴责,还要千方百计地毁灭对其不利的证据。大凡见不得人的勾当,密谋时尽可能缩小范围——能两个人的密谋,绝不会让第三个人参加。所有的文件、讲话也尽可能不露马脚,让下面的人去猜测、领会。这样,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恰恰不会有任何真正的证据留下来。如此一来,文革的这段叙事就可能会出现空白,文革整个的逻辑链条就会出现断裂和缺失。如此一来,又怎么能准确地反映出历史的真相?

  记得刘仲敬说过一句话:“框架高于史料”。框架自然也是由史料构建的,只不过这些史料比那单一史料——尤其是与框架相悖的单一史料——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多的旁证,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方式,逻辑上也更能够自洽。在“框架”和某个具体史料产生冲突时,一般情况下就要好好检视这则史料的可信性:它的来源?有无旁证?与爆料人有无利益关系?或者——是否出于某种明确目的,有意放出的伪证?

  具体说到文革,也只有在一个相对宏观的历史高度上,把握文革整体的逻辑框架,借鉴“经济人”理论——人总是千方百计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去检验历史人物的动机,剔除其完全不合理的“证据”,找出事件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填补某些证据缺失的环节,从而凸显出文革的整体轮廓亦即整体的逻辑框架。

  笔者在研究文革史之初,就首先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大量史料,搭建出了一个粗糙的文革整体框架,作为检视各种文革叙事的依据。囿于一己之见,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今天,冒昧地抛出来,目的在于听取各位文革研究者的意见和看法,力争将其更为完善,更接近于历史真相。权作抛砖引玉之举吧!

            (二)

  尽管毛泽东早在50年代就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1959年更是采取第一个实际步骤,将国家主席职务交给刘少奇,但实际上却并未放弃权力,一直在一线直接指挥。只是到了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把权力交给刘少奇及“一线”。

  “退居二线”不久,毛即生悔意。到了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毛退出了经济战线——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毛在经济上已无法立足——另辟蹊径,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此执掌新战线的理论制高点。

  此时中共的权力格局颇有些尴尬:刘主持政治局,掌握决策;邓小平主持书记处,负责具体操作;周主持国务院,主管国民经济。决策与执行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毛死死抓住林彪主管的军队和康生执掌的秘密警察系统不放,以及用“阶级斗争”和“反修”形成的理论话语权,对中央一线保持着潜在的威慑。

  由于大跃进、反右倾和大饥荒造成的恶果太过严重,中共高层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出现重大分歧。刘、邓虽都是毛的亲信,认识上却与毛渐行渐远。一直被毛视为威胁和对手的周恩来则小心翼翼,尽量保持着对毛的尊重,在毛能容忍的框架内纠正失误。唯一另类的是,林彪无视毛给国家、民族乃至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害,利用普通百姓对中央决策暗箱操作的无知,昧着良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大力鼓吹对毛的个人迷信。饿死了三、四千万人,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不仅没有错(准确说是罪),好像反而更英明了!

  林彪的做法真是让“一线”左右为难——正是需要大力纠正毛的失误之时,怎么反而唱起了赞歌?但,他们又能说什么?他们原本也是毛一手提拔的亲信。在林彪的裹胁之下,他们只能表面上顺从毛,实际工作中悄悄地纠正毛。纠正也许并非自觉,实乃挽救经济,避免崩溃所不得不为。于是乎,便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奇异局面:

  毛犯了大错(对党)或曰大罪(对百姓),却依然高高在上,更加神圣;林指鹿为马,做着毛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深得毛的欢心;刘、邓、周、陈默默“拉套”,尽量避免触动毛的“红线”;周恩来倒是舒了一口气,他发现毛之前对自己的怨气,已经转移到了刘、邓身上……

  这是一个并不稳定的格局。“一线”越来越不能忍受毛在具体工作中的横加干涉——不在其位、不担责任,却一直在后面指手划脚。而毛也有日益迫近的危机——“九大”还要拖到何时?按照党章,早在19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党章规定一年一次的中央全会,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算,已经数年没有开过了。

  网传《林彪日记》披露:

  “……刘邓提议,618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645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

  毛为什么如此害怕召开“九大”呢?文革中康生曾吐露了实情:“如果按时召开‘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这些王八蛋就会选入中央……”

  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更是剑有所指:“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这个“人家”是谁?当然不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而是在座的各中共大员。

  如若文革前召开“九大”,就意味着毛将丧失“主席”头衔,就任“名誉主席”。这样,“退居二线”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固化,他或许也将失去对中共的控制。刘少奇就任主席后,会不会像赫鲁晓夫那样做“秘密报告”?在毛泽东的眼里,刘的忠诚已殊为可疑。

  就在刘、邓为毛的问题困扰——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之际,毛则在顺从党的安排和冒死一搏之间挣扎。毛不是没有考虑风险,包括失败的风险;不是没有考虑他这一搏,会给国家、民族和中共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大跃进、大饥荒的罪行太大了,超过了古今中外所有的皇帝、国王、总统或是主席。他不能、也不敢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手里。

             (三)

  明了和理解了毛在文革前的处境、他面临的选择之后,对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为了重返权力中心,他在无法通过党代会等正常程序的情况下,采用了非法手段——依靠林彪及军队发动隐形政变,造成顺者昌、逆者亡的政治大环境;依靠江青和“中央文革”名为“发动群众”,实则运动群众;以打倒党中央,重塑新中央为目的,发动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大革命”。

  有些国外的研究者不解:毛为什么会用文革粉碎自己担任主席的党?这不正说明了毛的伟大?至少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主义,不能容许革命队伍中不够“纯洁”的现象。他们完全被假象所迷惑。其实,毛的行为可用鲁迅的一句话解释: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从来没有爱惜过。文革中毛承认自己此前已经“大权旁落”。换言之,他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控制这个党,这个党已经“不是自己的东西”了。既然已经不属于自己,粉碎它又有何惜?粉碎后重建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奴才党,岂不更好?

  为个人权力,毛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轻率地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默许、怂恿了人们的私欲大膨胀。各色魔鬼一经放出,立刻肆虐大地,再收回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夺权”助长了人们的政治野心,谋求在“新政权”中的权力和地位,又引发了旷日持久的纷争,以致不惜诉诸武力。一时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枪炮轰鸣。国民经济、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等到“全国山河一片红”,各地都成立了“红色新政权”(政权都换了,不是政变又是什么)之后,用“抓516”的方式,镇压对新政权造成威胁的“造反派”;用“上山下乡”将动乱隐患——数百万学生统统赶到农村或部队农场去“战天斗地”。以筋疲力竭的体力劳动消耗这些曾经的“革命小将”过剩的精力。

  然而,文革新贵们屁股下的“交椅”还没有暖热,一轮新的权力之争又悄然而至。

              (四)

  毛、林名为“革命”实为“窃国”成功之后,如何重新分配刘邓等一大批下台干部留下来的“权力真空”,又成为新的斗争焦点。文革本是毛林合作的产物,二者缺一不可。毛可以不靠江青,不靠周恩来(周甚至是原定目标之一),但唯独不能不靠的就是林彪。没有林彪和军队的威慑,毛怎么可能轻易地否决中央常委的多数意见?在林彪明确介入之前,他甚至不敢直言否决彭真的《二月提纲》。然而,打倒刘少奇、重返权力中心的毛,此时却不愿意论功行赏,把胜利的“蛋糕”分给林彪;或者说他认为林彪实际分得的“蛋糕”已经太大,对自己形成了潜在的威胁。

  原来,在毛和中央文革大力清洗刘、邓包括周的旧部之时,林彪却不动声色在军内排斥异己。到了“九大”前后,不仅军委办事组几成清一色的“林家军”,而且各省、各部委的“大员”也多是军队干部,俨然已成可以左右政局的强大力量。“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令毛老愁乍消、又添新愁。

  尤其让毛作难的是,林是靠吹捧毛蹿红的,要削弱林则只能从降温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入手。毛曾在“九大”文件上删掉发明权属于林彪的“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一般人都认为是毛的“谦虚”,不大在意。从后来的发展看,实乃毛削弱林的提前布局。

  毛刘相争渐渐演化为毛林暗斗,你一拳,我一脚,风波迭起。

  首先,黄永胜就任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长之后,向毛打报告,请示部队调动不再经由中央文革。江青获悉后大怒,停了黄永胜参加中央碰头会的资格,还不准他计划好的出国访问。尽管在周恩来的斡旋下,双方得以和解。但嫌隙既生,就难以消除。

  随后,林彪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把毛发动的文革比肩意大利文艺复兴。原本是拍毛的马屁,岂料被江青揪住不放,声言“无产阶级”的文革怎能和资产阶级的东西相比较?林的讲话要批判。林彪得悉后的感受可想而知。

  “九大”选举,林彪及手下大将不投江青的票,有意让江难堪。2000多代表选中央委员,江青少了6票;中央委员选政治局,江青还是少了6票,谁在玩阴招?不难猜到。江青、康生一再要“追查”,被毛、周压下。

  紧接着就发生了李必达事件。李是黄永胜的秘书,因受了黄夫人、同时也是“黄办”主任项辉芳的批评,自认为没有了前途,就将黄与军委办事组几个人私下里议论和批评江青的话,秘密写信向江青告密。江将李的信转送毛。最初,叶群、黄永胜十分紧张。后看毛没有责怪,也没影响他们升迁政治局委员,随后就秘密抓捕了李必达,用专机送黄的广州“根据地”关押。

  林系几员大将的所作所为,毛是看在眼里,气在心头。虽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却十分恼怒。认为“九大”刚刚“胜利”,你们就不顾“革命阵营”的大局,挑起纷争。而且是鬼鬼祟祟,猥猥琐琐,没有敢于担当的磊落。

  恼怒之余,毛也一报还一报。当着林彪的面,亲自交待周恩来把人民大会堂所挂的语录牌、“这些王八蛋的东西”统统摘下来!在场的林彪会有何种感受?不难想见。

  “九大”后,江青“召见”军队新晋升的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的几员大将,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训话。黄、吴、李、邱在林彪暗示下,集体去毛处告状……

  1969年“国庆社论”,张春桥力主在传统提法: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之后,加上“毛主席和”四个字,变成为毛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遭到陈伯达反对,引起一阵风波,官司打到了毛那里。

  除上述暗地里的勾心斗角之外,还有几件明面上的事情:

1) 林副主席一号命令”

  为开好“九大”、凝聚人心,中共领导层有意制造了中苏边界“珍宝岛”之战。但,到了1969年秋天,就深感苏联的威胁——苏军坦克若从中蒙边界出击,一昼夜即可抵达北京。毛不得不号召“备战”,并早早躲到了武汉;林彪责任所负,视察了“三北”防线后,也躲到了苏州。为防止苏联借“和谈”用兵,林下达了全军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即“紧急指示”)——是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林并没有事先请示毛并得毛批准。而此前,每每调动一个排、一个连,林都要请示毛。

  副总长阎仲川将林的“紧急指示”,自作主张改为“林副主席一号命令”,无意中大大刺激了毛那根敏感的神经——未经批准,林就擅自命令全军“大动干戈”,将毛军委主席的权威置于何地?假如有一天毛林失和,林岂不是可以凭此轻而易举地剥夺毛的权力?尽管林彪在事后紧急向毛请示,做了弥补,但疑心重重的毛岂能轻易化解?

2) 试图隔代指定“接班人”

  1970年4月,毛携张春桥到苏州看望林彪,向林彪推荐“小张”,有隔代指定“接班人”之意。毛的突然袭击,让林彪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后来还是借怎样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的话题,转弯抹角地表示: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从小就跟着主席干革命的人,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1〕

  应该说,这是一次重大的试探:毛从中看到林并不总是像他口称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也看到了毛已对其产生了深深的不信任。在毛林之争中,有些人对此做了误读:认为林彪从中看到了毛要“以张代林”。事实上,此时的毛即使为了维护“文革成果”,也不可能用一个既无资历又无实力的“小记者”取代强有力的军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挑动江青、张春桥与林彪集团的矛盾与纷争,以加强他“仲裁者”的地位。更大的因素倒是为林“隔代指定接班人”,以保证在林后的政权仍然掌握在毛派手里。

  笔者一向认为,与林闹翻,是毛在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是毛作为权术大师最大的败笔。或许是拿掉刘少奇的过程太过容易,让他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或许是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威望”和实力:既低估了林彪派系的反抗——这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内讧,既大大削弱了极左派的力量,导致了文革理论的破产;又低估了林彪在震慑和压制“走资派”,维护文革成果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913”后,大批的“走资派”——文革的受害者、反对者,经周恩来不动声色的运作,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让毛及文革派十分头痛。不得不一次次发动“反复辟”的运动。但因缺少了林彪集团强有力的支持,或虎头蛇尾,如“批林批孔”;或中途夭折,如“评水浒”。

  毛林分裂,也最终导致了对文革的彻底颠覆。

                                             (五)

  文革派最核心的圈子显然已经接到了暗示——它可能直接来自毛,也可能间接来自江青。19708月,在讨论宪法修改的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文革派张春桥与文革“军人派”吴法宪的激烈冲突:张提议删去发明权专属林彪的一些话,遭到吴法宪强烈的反对。两人争执不下,会议暂停。

  吴法宪立即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当然知道对方的“来头”,但事关自己接班人地位,决不能退让。刘少奇正是在毛面前节节退让,才最终被拿下整死。林彪岂肯做刘少奇第二?在林支持下,吴法宪等人做了充足的“功课”,准备在下一次会上与张“决一雌雄”。岂料,在接下来的会上,张春桥全面退却,不再与吴纠缠。

  这让林彪颇感失落。犹如准备一拳打过去便置对方于死地的拳击手,攒足了全身的劲儿,却打了一个空!目标突然消失了!是江?是毛?还是张春桥自己做的这个选择?恐怕只能是历史之谜了。

  接下来就要到庐山开“九届二中全会”了,有关宪法的修改还是一塌糊涂。攒足了劲儿的一拳终究是要打出去的,林彪把它带上了庐山。资料披露,这一拳究竟是打还是不打?林也颇为踌躇。甚至赴会场开会上车前,还在和叶群商量。

  自文革发动以来,林彪已经几次成功迫使毛做了并不十分情愿的事,如罗瑞卿,又如贺龙、邓小平、杨成武,这次轮到张春桥,毛就够接受吗?在实力强大的“接班人”和“小记者”之间,精明的毛,能够选择“小记者”?既然罗瑞卿可以为他林彪放弃,贺龙可以为林彪放弃,为什么张春桥就不能为他林彪放弃呢?

  林彪决心孤注一掷,开幕式前突然提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毛问:讲什么?林说:听吴法宪讲,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张春桥不赞成写上国家机构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还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创造发展了马列主义,我想讲讲这个问题。毛听后说:这不是张的意见,是江青的意见,是江青在背后搞的鬼,你可以讲,但不要点张的名字〔2〕。

  另据陈晓农编注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一书: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单独在一个房间同毛谈话,周恩来及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叶永烈在此加注:又据别人回忆,叶群当时守在走廊上,以防“十一楼”闯进去。“十一楼”亦即江青)。毛和林单独谈话后,大会开了。

  从以上两段资料看,笔者竟和高文谦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高认为因为得到了毛的首肯,所以林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不能算“突然袭击”,而笔者却认为恰恰相反。

  理由是林彪选择要求讲话的时机,大约是在开幕式前个把小时以内。这么仓促的时间,毛怎么可能反应过来?从毛当时就把责任推到江青身上,既像是在表白和洗刷自己,又像是猝不及防、情急之下的反应。另外,从叶群守在走廊上。防止江青闯进去这一点看,林、叶是有备而来,事先经过了周密与精心的策划。

  笔者对毛林发动文革,祸国殃民深恶痛绝,毛的罪更十倍、数十倍于林,但,这并不应该影响对事实本身的剖析。

  前一晚的常委会,林为什么不提出要讲话?这个讲话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产物。显然,是林不愿意将自己的计划提前暴露出来,给对方以准备和商量的时间。假如常委会认定林彪讲话不妥,林将何以应对?而在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林突然要讲话,毛还能有什么反应?当场拒绝“亲密战友”的要求?用什么理由拒绝?党的副主席难道想在会议上讲讲话都不行?这岂不是当场就撕破了脸皮?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林更像是主动、有备;毛则显得仓促、被动。

  林确实按毛的要求:不点名,指出了党内有一股否定毛是“天才”的风。借毛打毛,也是这位从军事家转为政治家的拿手好戏。当此时,林所营造的对毛“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个人迷信已达到巅峰,毛“降温”的企图刚一露头,便遭到林系人马的迎头痛击。林的讲话,无异于在庐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把与会代表炸得晕头转向。

  紧接着,吴法宪提出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讲话”,改变了会议的议程。叶群布置手下亲信在各小组会上同时发难,营造了同仇敌忾的义愤。了解一点底细的,在发言中慷慨激昂,要揪出“反毛、反林”分子;不明就里的四处打听林彪讲话中的目标人物姓啥名谁。“知情者”上个厕所,都有人尾随、打听;“知情者”的房间,晚上访客更是川流不息,几成“自由市场”。

  虽不能从叶群等处得到可靠消息,却总算听出了一些门道的许世友、韩先楚上将兴奋不已。这两位在文革中被张春桥支持的造反派整得焦头烂额的大军区司令,总算等到了可以“出一口气”的机会。许对韩说:那个“鳄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韩先楚马上说:我也要给他补一枪!〔3〕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始作俑者”的张春桥想必早已魂飞魄散:毛会不会在压力之下,抛出他做“替罪羊”?毕竟,王、关、戚之劫犹在眼前。谁能保证三年后的今天,他张春桥不会重蹈覆辙?

  事情反映到了毛泽东处。这位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似乎还不知道会场上发生了什么。被江青带来的张春桥、姚文元匍匐在地,一人抱着毛一条腿痛哭流涕,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一大片。〔4〕

  毛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假如这次在林和林裹挟下的力量压力下退让,林得寸进尺,下一步就会搞到江青头上,自己将如何对待?听之任之,岂不又成了刘少奇第二,亲信被逐一“歼灭”?直到成了孤家寡人、光杆司令,不就又成了类似文革之前被刘少奇们供奉起来的“牌位”?

  毛决不会允许整刘少奇时的“剥笋”战术反过来用到了自己身上。何况,此一时、彼一时,毛当初在罗、贺等人问题上的迁就,是因为毛的主要对手和文革目标刘少奇尚未整倒,林的支持必不可少。如今,毛的目的早已达到,为什么还要受林彪要挟?

  毛立即做出反应:停止讨论林彪讲话。一边休会几天,一边紧锣密鼓,责令陈伯达等人“检讨”——避实(林)就虚(陈),原本就是“伟大领袖”的拿手好戏。很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出笼,陈伯达立陷四面楚歌之中。

  毛再次利用林彪营造出来的“个人迷信”来打击林彪的力量!这真是一出好戏:林利用毛打毛,毛也在利用林来打林。阴谋家碰上了阴谋家,正如《第三帝国的兴亡》中所形容的:纳粹独裁者遇上了苏维埃暴君,真可谓棋逢对手了!

  庐山会议,毛泽东棋高一着,或言“官大一级”,扭转了局势,压制了林彪派系的气焰。然毛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非但没有化解,反而变得不可调和。毛林均是那种不善妥协、一旦冲突就会死硬到底的性格。庐山分道扬镳,就只有一条道儿走到黑了!

  会后,毛在全国开展“批修(陈)整风”,军队要“反骄破满”,将陈伯达谓之“刘少奇一类骗子”。“内部”却对林彪派系不断施压,责令其嫡系亲信“四大金刚”包括叶群“检讨”。毛一改文革初期对叶群的“亲切”,在叶的“检讨”上作批示,恶语连连,一点也不给林彪面子。林则循“文的不行,武的行”,加紧策划包括使用武力的应对措施,一场恶斗势在难免。

  从这次庐山会议起,毛恐怕已下了与林破裂的决心,也让林彪再次尝到“狡兔尽、走狗烹”,被毛过河拆桥的滋味——这是不久前,被林参与整垮的刘邓诸人也刚刚尝过的。林对毛的怨恨日渐增长。但总的来说,林有犹豫,有纠结,不像毛那样决绝。

  林尽管拒绝按毛的安排去会见“老朋友”斯诺,在会见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和1971年“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时给毛甩过脸子……但也对毛有所幻想,曾多次要求与毛见面一谈,甚至给毛写信,(实质上是)以保文革成果20年为条件,换取毛停止整肃他手下“四大金刚”和自己一家。只不过由于叶群坚决反对,此信没有送毛,“913事件”之后才从毛家湾抄出。

  这封信反映出了林彪的真实思想,其中不乏比毛清醒得多的见地:文革本身就是一场欺世盗名的军事政变,绝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如果没有林系军人集团的强力支撑,其“成果”很快就会“付之东流”。这一点,林看到了;而自以为自己神力无边、无所不能的毛却恰恰没有看到,或者是即使看到、也要权力任性,不顾一切斗下去。

  毛正像他自己后来一再宣称的,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召开“华北会议”批陈及“四大金刚”;背后下手,通过“南巡”向地方大员“吹风”,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解决林彪问题“交底”和“统一意见”。林则暗中支持和默许其子林立果组织力量,制定“上、中、下三策”,紧锣密鼓实施刺杀毛的计划。

  毛毕竟是老奸巨猾。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布疑阵,出人意料销解了林立果的谋杀计划。当然,也有人怀疑毛在林家布有“眼线”,令其一举一动尽在毛的掌控之中。只不过目前尚未有确切证据,纯属猜测。毛林恶斗这出戏的高潮是毛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叶群怀疑谋杀阴谋败露,说服林彪仓皇出逃,最终命丧荒漠戛然而止。

             (六)

  在毛林反目成仇、你死我活的恶斗中,周恩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913”之后,周的获益最大。按照犯罪学的原理,获益最大者往往就是罪犯——难道是周暗中挑动了毛林内讧?但直到如今也没有任何证据;相反,证明他竭力缓和毛林纷争的例子倒很多。“欲擒故纵”?还是高手的“无影脚”?至少目前还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在毛刘、毛林、毛邓和毛周关系中,以毛周关系最为疏远。可为何刘、林、邓全被毛亲手打倒,周却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毛林之争中,周恩来同样有一个“选边站”的难题。站在林一边,无疑并不符合周的利益:且不说胜算较小,即使侥幸取胜,周也只能是干活拉套的命。林不仅有自己的班底,更有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儿子做“接班人”,哪还能容周恩来染指?林及其死党可能会对周很尊重,比在毛手下宽松得多,但,周绝难施展抱负。

  站毛一边就不同了:助毛灭林,在周看来其实就是助毛自残。让毛与其在军中的嫡系亲信之间发生一场你死我活的权斗,不仅败者全军覆没;胜者也“歼敌一千,自伤八百”,实力骤减。再加上毛并无子嗣“接班”,一旦毛死,剩下的除了老婆就是“秀才”,岂是周的对手?

  周在党内军内树大根深,十大元帅,竟有八个曾是他的学生或部属。毛活着,周顾忌毛的猜疑,不敢与这些人过多来往。一旦毛死,谁敢说周不会一改在毛手下“小媳妇”的角色,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

  当然,毛也绝不会看不到这点,他也决不允许周如愿以偿。“913”之后,周主持工作,大批林彪的极“左”。名为批林,实批文革。很快就受到了文革派大将张春桥的挑战。毛再次支持张,周不得不知难而退,转批林彪“极右”。但据周的秘书透露:周曾在私下里大骂:明明是“极左”嘛,怎么会是“极右”?

             (七)

  “913”之后,毛的思路其实也很简单——尽快物色和安排一个信得过的新“接班人”,以保他百年之后文革成果能够得以保全。毛不相信周会真心诚意拥护文革,若从文革理念与共同利害出发,江青无疑最为理想。但江青“成也身份、败也身份”,江青固然可以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撒泼、耍赖,令别人奈何不得;但也让毛无法张口指定为“接班人”。最理想的,莫过于让周恩来出面举荐——像他当年看出毛的心意,主动推荐林彪那样——而毛则半推半就“被迫接受”。

  资料显示,1972212日,毛泽东休克苏醒后,演出了一场病中交权的把戏。身在现场的李医生描绘当时的场景:

  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

  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

  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周如果能这么说,就是满分的答卷。毛恐怕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副主席,或者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要搞家天下。而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5〕。

  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相当高明的计划:一则可以让毛避嫌“私相授受”;二则利用周在党内军内的巨大影响,抑制反对派的呼声;三则把周拉下水,替毛承担恶名;一旦毛离世,周掌权,他也不便“出尔反尔”,对江青下手。

  然而,这一次毛却打错了算盘。周虽然在文革中甘做毛的奴仆,替毛顶下各种恶名;但这次却守住了他的底线——不能让毛把“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周心里明白:当时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有可能被以“篡权”为由打倒。以他的精明,岂能跳这个陷阱?于是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拖。一直拖到毛恢复了健康,周拜见毛:“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把球又打了回去。

  这次考验,周得分50,不及格。日后绵绵不断针对他的措施和运动,均由此而生:发现周患癌症后“保密”一年零八个月,不允许做任何治疗。生生把周拖到癌症全面扩散、无异于判了“死缓”,才假惺惺允许周住院治疗。毛的歹毒创造了世界纪录:即使是恶魔希特勒,也绝不会对手下——况且还是为他出了如此大力的手下——如此绝情。

            (八)

  眼见周“不咬弦”,毛不得不另觅他法。在中共“十大”,毛破格提拔对江青唯命是从的上海造反派头子王洪文,使其成为毛、周之后的“第三号”人物。提拔那些对大跃进、大饥荒前后党内高层分歧一无所知的普通农民、工人,如陈永贵、吴桂贤等进入政治局;大量提拔文革中“涌现”出来的造反派,硬塞进各省和中央各部……然而,这些人“打打杀杀”可以,踏踏实实抓经济就强其所难了。

  为让文革后的经济有所起色,同时制约乃至最终取代周恩来,毛重新起用了邓小平。毛深知邓的能力,没把握的只是他是否忠诚。1973年底,毛抓住周与基辛格谈判中出现的“纰漏”——或许是有意设置的陷阱——指令政治局召开“帮周会议”,特意“点将”让邓出席。邓明白毛的心思,发言中点明了毛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一下子便俘获了毛心。此后,邓迅速蹿升:政治局委员,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49年后,毛从未让一个人同时兼有党、政、军跨界实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虽挂有“副总理”虚衔,但从不参与政府工作;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主持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但不容许他们染指军队。这一次,邓小平破天荒地同时参与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足见毛对其期望之高,信任之深。

  应该说,毛的这一手也是相当的老辣,无疑又是一次对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掺沙子”。然令人不解的是,江青似乎从未参透毛的战略深意——不知毛为何不对其做些暗示——包括她的头号马仔,应该说是对毛搞文革最为了解的张春桥,思路也都局限于低层次的权力分配:把邓视为摘取文革“成果”的“摘桃派”,不仅未能借邓复出之机与其修好关系,而是处处寻衅挑刺,意欲在气势上压倒邓小平。

  江青未能领悟的却很快被邓小平悟到了——原来自己在毛的棋盘上,只不过是用来维护江、张“文革派”,挟制周、叶“务实派”的一枚棋子!邓也不是凡人,利用毛“身边无人”、不得不倚重他之机,迫使毛亲自出面批评江、张“文革派”,并借毛的“大旗”狠狠打压了他们的气焰。江、周矛盾很快演化为江、邓冲突,毛泽东刻意安排的一招妙棋很快就破局、泡汤。

  客观地说,毛以邓一人同时挟制周、叶二人,确实是一招好棋、高棋,但难度极大,成功的几率原本就很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个人感情,原本就与周、叶等务实派相对接近,让他追随毛泽东尚可,企图让他沦为江青的“马仔”——这位“江皇后”张狂无比,目空一切——就有些勉为其难了。

             (九)

  邓向周、叶靠拢的速度显然让毛也感到了意外,却正是江青等人一再相逼——尤其是在“风庆轮”问题上——的结果。邓一面借毛倚重,大力整顿从文革开始以来已经荒废日久的各项规章制度,让经济有了“立竿见影”的起色;一面借毛对“教条主义”的反感——这是毛30年代受排挤的主因——促毛压制了“文革派”用“批经验主义”来削弱周、邓、叶等老资格领导人的企图。

  恰在此时,江青“红都女皇”事发。有资料说是朱德看到此书后,气愤不过,将书送给了毛泽东,也有说是周恩来暗中运作的结果。总之,毛读后勃然大怒,冲动之下,亲自写下批示,要与江“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毛的批示被老道的周压下——他太熟悉毛江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关系,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火烧身。轻率地按毛的指示办事,当时虽名正言顺,但事后遭到报复并非没有先例,如傅崇碧等人。

  然而,文革毕竟已进行了将近十年,参与者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老干部在文革之初,恪守党纪,不敢泄露党内机密,等于放弃自卫的武器;与此相反,文革派压根儿没有任何顾忌与底线,常常根据需要把机密有意泄露给“造反派”,把老干部整得焦头烂额,甚至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现在,他们汲取了教训,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子女、部属等各类关系,迅速把江青的丑行捅向社会。

  1975年的“七、八、九三个月”,有关江青和《红都女皇》、毛“分道扬镳”、“赶出政治局”的批示,传遍了大江南北。连延安时期的“约法三章”,以及江在30年代上海做三流明星时不检点丑事都被翻了出来了。舆情汹汹,对江青和文革派造成了致命的损害。此举可以说奠定了几个月后的“四五运动”以及更往后的“粉碎四人帮”强大的民意基础。

  从1971年的“913事件”文革初露颓势,至1976年的“四五运动”,毛对局势的掌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因为担忧局势更加恶化,毛甚至不敢贸然进行大的人事变动。唯一的一次“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甚至请出了被自己多年有意边缘化、也已多年不问政事的朱德压阵,加上周恩来、叶剑英和邓小平合力协助,才勉强得以执行。周恩来去世,毛忌惮党内强大的反对意见,不敢让其最为青睐的张春桥接替总理,生怕闹出乱子。

  怕出乱子还是出了乱子。从19763月中下旬起,群众自发起来抗议当局压制对周恩来的悼念及含沙射影地攻击。从“南京事件”到“4/5天安门广场运动”,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抨击四人帮的声势越来越大,越来越激烈。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违背当局意志、完全群众自发的大规模抗议运动。毛心知肚明,其矛头正是对着自己及羽翼下的亲信。他无情地下令镇压。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全国一直处于一种沉闷、压抑和紧张的氛围中。毛深知文革已经人心丧尽,军队实际控制权已经不再。选择一个可靠又有实力的接班人已成泡影。将来怎么办?身后恐怕是血雨腥风——但此时此刻,只能指望生前不被推翻,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实际控制着军队的将帅们都在虎视眈眈,等着毛辞世。稍有些政治敏感的人想必都能看清这个局势。比如:

  许世友的儿子,时任北京军区某部团长在一封密信中透露:许世友对他说,如果北京有人闹事,他就率部队占领北京城,控制中南海和钓鱼台,把那几个人全抓起来…… 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军队没人听他们的,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文革新贵纪登奎的儿子,也对河南省委一位在京治病的干部说:现在政治局是新派、老派之争。那些老派现在不开口,是因毛主席还活着;只要毛主席一死,他们是要大干的。他们已经秘密串联,做了准备,到时候立即宣布张春桥为叛徒,实行全国军管,接下去就是血雨腥风……

  当然,也有看不明白的,或对江青抱有幻想的:如乔冠华、章含之夫妇,又如庄则栋、张铁生之流。有希望脚踏两只船,搞政治投机的,如南京军区司令丁盛。

             (十)

  文革十年,毛先是拉林、周倒刘、邓;继而拉周倒林;再往后又试图多次倒周。“造反派”用到时赞誉有加;不用时一脚踢开,甚至抓进大牢。“红卫兵”“革命小将”忽而捧到天上,称为“小太阳”;忽而踩在脚下,有的定性“反革命”,沦为阶下之囚。到末了,不论何派,一律扫地出门,赶进“广阔天地”……

  十年中,除了江青一人被林彪从9级提为5级外,上亿人没涨过一分钱工资,没盖过一幢职工宿舍,百姓的日子越过越艰难。哲人说:尽管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全部时间里欺骗一部分人,但你绝对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从1968年或更早些时间,就不断有觉醒,有思考(被朱学勤称之为“68年人”);到了1971年“9/13”,文革神话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了馅;再到1976年“四五运动”,已经是天怒人怨,毛再也无法把骗人的把戏演下去了。

  对于这点,毛其实心里非常明白。他对宠妾张玉凤说过:“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毛的弥留之际,全体政治局委员依次上前与毛握手。叶剑英没想到毛第二次唤他到病榻前,毛的嘴嚅动着,却什么也没能说出来。他想说什么?请求宽恕?(他几个月前以“身体有病”为由,刚刚解除了叶帅的军权);抑或央求手下留情?(看在孤儿寡母的份上?)随着这位大独裁者的离世,这一切都成了历史之谜。

  “10月的春雷”极其自然,水到渠成。“四人帮”被抓,也是他们作恶多端的必然结果,是他们注定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绝非占卜,而是情势使然,力量的对比使然。毛决意发动文革,重返权力中心,希冀以高压手段钳口,永远掩盖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罪恶。他几乎就要成功了。试想,如果他能与林彪达成妥协,林依靠军人强力集团再替他遮掩数十年,这滔天大罪或许就真的没人知道,湮灭在繁杂的历史尘埃之中了。

  然而,天网恢恢。从林彪事件撕开一角,到邓的改革开放全面翻盘,毛苦心、精心营造的文革神话轰然倒塌。毛的诸多历史罪恶也就越来越多地摆上了桌面,而被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所知晓。可以相信,尽管目前中共似乎还需要毛的偶像,但彻底揭露毛,清算毛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注释:

〔1〕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2〕高文谦《晚年周恩来》

〔3〕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p120

〔4〕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p132

〔5〕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

Tuesday, July 26, 2022

费尔德斯坦: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并不足以扭转“第三波专制化浪潮”

 (钝角网,2022-07-26

    摘要:那种认为击败普京就能扭转持续了十六年的全球民主衰落趋势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尽管乌克兰决定性的胜利可能会暂时扭转这种趋势,但民主衰落背后的原因基本上与俄罗斯或他国的行动无关。相反,世界上民主国家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内部。

    作者简介:史蒂文·费尔德斯坦(Steven Feldstein),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2014-2017年,他担任美国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

        看到乌克兰人英勇抵抗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起的无端入侵,以保卫他们刚刚民主化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分析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开始认为,俄罗斯的失败不单单意味着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个重大威胁被消除了。他们认为,这还能重振自由国际主义本身,为冷战后日益衰落且功能失调全球秩序注入新的活力。

        战胜克里姆林宫将有助于颠覆西方过于软弱和分裂、无法抵制威权主义的说法,还可能促使持观望态度的国家重新考虑是否接受俄罗斯或其他国家。但那种认为击败普京就能扭转持续了十六年的全球民主衰落趋势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尽管乌克兰决定性的胜利可能会暂时扭转这种趋势,但民主衰落背后的原因基本上与俄罗斯或他国的行动无关。相反,世界上民主国家面临的更大威胁来自内部。内部因素的交织——包括有害的两极分化、反精英的态度,以及利用这些情绪的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崛起——已经导致了民主世界中共同价值观的崩溃

                        民主衰落

        民主倒退的一个原因是,自由民主国家和选举民主国家正面临持续的治理危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领导人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公然颠覆民主制度。

        这些趋势被研究者称为“第三波专制化浪潮”,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尤为明显。瑞典哥德堡大学(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民主多样性研究所(V-Dem)的最新报告发现,大约五分之一的欧盟成员国正变得越来越专制,巴西、印度和美国等长期民主国家也是如此。结果,全球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降至26年来的最低。

        威权主义也在弱民主国家或竞争性专制国家(即混合政体国家)迅速扩张。例如,在乌干达2021年总统选举期间,总统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授权采取有力措施确保他继续掌权。他在投票前完全封锁了互联网,并使用国家安全部队恐吓和逮捕记者、公民社会行动者和反对派人物,如总统候选人波比·温(Bobi Wine),他在投票后被警方拘留。在这方面,乌干达远非个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不同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侵犯人权事件,说明了这一趋势的长远可能性。

        研究表明,威权主义正在抬头,而民主运动和机制未能以足够的力量作出回应,导致许多压制性措施得以进行。尽管在萨尔瓦多、缅甸和斯洛文尼亚(这个国家的选民最近投票否定了其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支持了自由派)等国也出现了一些抵制,但这样的例子很少见。相比之下,在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世界,支持威权的抗议活动一直在上升。这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保守公民社会”的发展,即右倾的公民行为者与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家联合起来,拒绝自由民主的规范。在世界各地,专制领导人正在动员民众推进他们的反民主议程。在巴西,数千人于20219月举行集会,响应博索纳罗的呼吁,罢免所有最高法院法官。在美国,特朗普于202116日鼓动了一场国会骚乱。在泰国,保皇党已经组建了反民主联盟,以威慑反对派抗议者。这些民众动员表明,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正在失去关于自由治理可取性的规范论证。

                    威权的势头

        事实上,威权者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削弱了所有公民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观念,无论其国籍如何。非自由主义领导人正以越来越多的“成功”为论据,认为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该受到限制,尤其是当这些自由妨碍其统治时。威权者们正以国家安全、公共秩序或文化保护等一系列理由来证明主权优先于普世主义。抛弃普世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现象。但它的势头正在增强,部分原因是威权者们感到需要遵循自由民主模式的压力正在减少。

        普世规范的削弱正在以各种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互联网的“分裂”就是这样一种趋势。像伊朗、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可能已经引领了这一趋势。而巴西、印度和尼日利亚等民主国家也制定了规定,规定公民可以获取和发布哪些信息,这显然违反了言论自由。例如,在印度,政府已经下令,社交媒体平台必须删除威胁“印度的统一、完整、国防、安全或主权”的内容。这进而引发了对合法言论的广泛压制,比如印度政府下令Twitter封禁数百个与2021年农民抗议活动有关的账户。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盘算,如果他们能破坏削弱他们权力的普遍民主原则,他们就能更容易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并继续执政。

        一系列民主指标也出现了类似的恶化:民主多样性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发现,“自由民主”的六个关键指标,从司法独立到行政监督,在全球范围内都在下降。在数十个国家,执政者制定了限制性法律措施,限制非政府组织,开展“攻击性抹黑运动”,抹黑独立组织,故意在民间社会行为体中挑拨离间。领导人为这些措施辩护说,公民社会团体正在损害国家利益,或称外国代理人破坏政治制度。例如,2018年,欧尔班通过了著名的“阻止索罗斯”法案,该法针对的是欧尔班长期以来的目标——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该法律规定协助无证移民为非法行为,并为欧尔班政府打击其政治对手提供了方便的借口。世界各地的威权者越来越多地以国家主权的名义使用类似的限制来为镇压辩护。

        在一些国家,莫斯科等在强化威权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支持。在中非共和国、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里、莫桑比克和苏丹,与俄罗斯武装部队关系密切的准军事组织——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Wagner Group)带头制造虚假信息,破坏反对派,通过采掘业特许权获得服务报酬,并开展导致平民死亡的联合军事行动。

                    对抗专制

        当西方政策制定者努力对抗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时,他们应该注意不要过分强调与俄罗斯等的竞争。人们已经普遍怀疑美国的动机。一系列外交政策失误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伊拉克、阿富汗和关塔那摩的虐囚丑闻,斯诺登的泄密,以及美国无人机造成的无法解释的平民死亡。美国遏制俄罗斯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努力在许多国家反响平平。例如,当我2020年在埃塞俄比亚进行实地调查时,我的消息来源一再提到,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感觉无关紧要,他们认为美国参与他们的国家是出于自己的安全优先事项,而不是为了促进该国的民主或繁荣。正如历史学家彼得·斯莱兹金(Peter Slezkine)所写的那样,“在美国(主要是西方)的正式盟友之外,对反俄制裁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矛盾的。”

        这种情绪触及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世界上很少有人相信美国总统拜登所谓的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较量。他们看到的美国议程是:关于民主的崇高言辞之下其实是地缘政治考量。拜登最近的中东之行——他与沙特王储萨勒曼(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他对杀害记者卡舒吉负有责任)碰拳,并与埃及总统塞西(埃及政府拘留了数万名政治犯)进行了热烈的交流——更是明显体现了这一点。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恢复全球民主议程的合法性,但这是非常艰难的。拜登政府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明确表示支持基于价值观的做法。当拜登与沙特王储或埃及总统这样的威权主义者会面时,他也应该召集沙特或埃及的活动人士,共同讨论他们国家糟糕的人权记录。拜登政府也应该言行一致,对他们表示支持。在定于 2023 年举行的民主峰会上,美国及其盟国应宣布为全球正义和民主设立一个独立基金。这样一个基金的目标很简单:为当地活动人士、公民社会组织、独立记者和普通公民提供资源和手段,以对抗不公正、捍卫人权和推进民主自由,特别是在埃及、沙特阿拉伯或委内瑞拉等专制环境下。

        该基金应独立于任何政府来运作。而应由一个民主活动人士和专家组成的小型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其运作(美国可以通过承诺1亿美元的种子融资来启动项目)。在民粹主义者和威权者拥有如此大的扩音器,并获得政治势头的时候,该基金可以帮助平衡这些趋势,让自由派的声音能够在自己的社区重新拥有政治优势。

        民主并非是注定会到来的:它必须得到培育、维持和争取。如果民主国家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政治权利很重要,或者如果公民变得太过失望或愤世嫉俗,不再关心他们是如何被治理的,新一代的威权者将非常愿意介入并夺取权力的缰绳。如果他们成功了,世界将变得更加暴力、腐败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