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June 21, 2017

茅于轼:政治改革必须从公开历史真相开始

(博讯2017621转自《博客中国》)
    王旭:茅老先生,我最近回国收集有关反右的资料,请您谈谈反右时您的这段经历。
    茅于轼:要讲反右,我觉得还要从更早讲起,就是从解放讲起。解放时,蒋介石化了巨大的代价,抵抗日本人,但是胜利果实他没拿到。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确实使中国人非常兴奋,因为中国人受了外国人欺负,一百多年嘛,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独立和平的环境,可以建设国家。因此,拥护共产党,拥护毛泽东,差不多是全民性的。连外国的留学生,像钱学森这些人,都回来了,报效祖国。所以那时可说万众一心吧。但是后来有几件事,我就觉得是有点问题了。 头一件事就是抗美援朝。美国人帮我们打败了日本,美国也没有冒犯过中国人,欺负过中国人,不像日本人,俄国人,都欺负中国人。为甚么我们又跟它打起来了?抗美援朝,我觉得是中国头一个政治上的大错误,杜润生也这么讲过。第二个就是反胡风,还有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我觉得不可理解。武训干吗要批他呀,胡风怎么回事也搞不明白。但是这事没临到自己头上,就是觉得不理解,也没有认为有甚么太大的问题。
                       天安门挂毛像是民族的悲哀
    王旭:听说很多人在反右前都是这样。
    茅于轼:到了反右的时候,我变成右派,我就明白过来了。从一个拥毛派,变成一个反毛派,反右是个转折点。当然认识也是慢慢变化的。开始对毛泽东有看法,但是一步一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人看透了。 我写了批毛的文章,很多人还不同意,认为我冒犯了中国的大救星。让我觉得很可悲,到现在对毛泽东这个人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照片还放在天安门城楼上,这说明我们中国人太没有判断力了。你在德国,要把希特勒放在布莱登堡城楼上,老百姓能答应吗?全世界能答应吗?这件事,可以看出中国是个弱智的民族。到现在问题还是严重地存在。我们先要把事实搞清楚:毛泽东做的事,哪些对中国人民有好处,哪些是害了中国人?不搞清楚,中国前进的方向就不明白。这是非常关键的。共产党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很多事实。从抗战开始,一直到文化革命,不断地掩盖,甚至说假话,把中国人搞得煳里煳涂的。其实,事实俱在,特别是三年灾荒,饿死了三千多万人,我也是倖存者,差点饿死。我在山东农村,好多右派饿死了。说起来这段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王旭:您老划右派,是因为什 么问题?
    茅于轼:为甚么我会当右派呢?就是我的固有的自由主义思想。我贊成市场调节,我反对计划调节。我贊成人人平等,我反对特权。就简单的这些道理,跟当时的毛泽东思想非常不一样。我们单位把有创造力的,特别有才华的人都搞成右派了。相反的那些拍马屁的,技术上不行的,靠政治往上爬的,这些人就上去了。一个机构歪风邪气就这样上来,正气被压倒了。当然,很多人还不觉悟,那时认为毛泽东还是对的。认为不对的人,也不敢作声,形成非常压抑的空气。可以说,以后一系列悲剧,从大跃进、三年灾荒,直到文革,死了这么多人,它的最大根源还是反右。因为早先的批武训,反胡风,规模小,波及的人也不太多,不像反右,是一个彻底的大翻腾,独裁政治一手遮天,把民主法治彻底地消灭了。
                        毛泽东搞死五千万人,还在掩盖
    王旭:反右的后果确实严重。
    茅于轼:就说三年灾荒。如果没有反右,谁都敢说话,何至于事情闹得这么严重,死掉几千万人,相当于打了几次世界大战。没有一个外国人侵入中国呀,是我们自己把中国人搞死的。毛泽东时期搞死了大概五千万人,相当于我们三十个省会城市,每个城市发生五次南京大屠杀。死了那么多人,是我们自己搞死的。不是外国人搞死的。是自己搞死的,就是毛泽东搞死的。当然他有一批帮凶,四人帮,还有大大小小的四人帮。 这个教训我觉得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历史上,都是值得反复汲取的,可是我们的执政党到现在还是遮遮掩掩。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毛泽东路线了,我们走的已经是资本主义道路,所以能够成功。很多人认为,今天政权的来由还跟毛泽东有关。其实这个看法完全错误,现在共产党能够执政,是因为改革三十年的成功。如果还是搞毛泽东那套,老早被老百姓唾弃掉了。因此改革三十年,应该说共产党有很大的功劳,不能否定这一点。如果说文革有甚么好作用的话,那就是让一部分中国人觉醒了,懂得是毛泽东的错误。如果没有文革的教训,我们不会容易的走向改革开放,还会被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所误导。现在我们知道公有制不行,计划经济搞糟了。
    王旭:茅老,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哪些主张和见解呢?
    茅于轼:对今后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国内意见还是挺分歧的。薄熙来唱红歌,还有很多人拥护。而毛泽东的理论确实有欺骗性。我自己就曾经拥护他嘛。但事实证明他那套理论是走不通的,全世界成功的,不是他的经验,而是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的经验。他们成功了。失败的国家是那些搞公有制的,古巴、北朝鲜、甚么津巴布韦呀,这些国家走的路就是独裁,就是搞计划,搞公有制。今后要使得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第一条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搞清楚。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否则,像薄熙来唱红歌这一套,还会迷惑很多人。从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讲,理论上是完全可以讲清楚的。对老百姓来讲,不用讲那么复杂,让他们从事实上看到全人类共同的发展道路就是市场经济,民主制。具体地说就是保护人权,保护人的生命,保护人的财产,保护人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保护人的平等权利。反对各式各样的特权,反对有些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把法律视同儿戏。不把他们的特权解决掉,社会是不可能发展的。
                             政改第一步:摆清历史真相
    王旭:现在有些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社会动乱,出路在哪里呢?
    茅于轼:怕中国改革要乱套,十几亿人口一乱不可收拾。这个说法不见得没有根据。因为对文革的教训,看法上还是很混乱的。所以我反复强调的是,我们往前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历史事实摆出来。文革、三年灾荒是怎么回事?摆清楚之后,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像就拿下来,要遵循的道路就清楚无误了。否则搞改革,那就要乱。现在很多人要造反,要革命,那不就是回到毛的文革吗?革命对大家恐怕不是最有利。最优解决还是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地变成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革命的结果还是独裁。谁来收拾革命,枪桿子出政权嘛。这个可能性我们不能不预防。
    英国为甚么成功?它就是不断地协商,避免流血斗争,慢慢的进步出来了。你反覆地革命呀,反革命,反反革命,没完没了。靠枪桿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讲道理,把事实摆清楚。很多人还活着嘛,很多的记录还在嘛。共产党的秘密档案都得拿出来公开。
    王旭:不少人又说美国和西方害怕中国的崛起,围堵中国,茅老您怎么看?
    茅于轼: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很不放心,围堵中国——我们应该想一想,西方国家为甚么对中国不放心?因为中国还是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共产党跟北朝鲜的共产党不一样。我们的共产党还是比较理性的,不像北朝鲜胡来。但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是比较容易发动战争的。看看历史就知道。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打过仗。英国、美国当然在前个世纪打过仗。二战后,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都可以和平解决。请看: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了日本,占领了德国。但日本、德国没有变成亡国奴。不像日本占领中国,中国人就是亡国奴,没有人权的,他说了算。但是美国占领了日本和德国,日本人不但没有当亡国奴,而且从过去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 国际不放心中国:自己要检讨 美国人帮助日本和德国,从一个专制国家变成一个民主国家,而且变成非常发达的国家。日本二战中死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人口。所有的工业被美国飞机炸得光光的。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全炸平了。东京是地毯式的轰炸,死了几十万人。苦心经营的东北没了,连台湾也没了。这么一个战败国,大家认为他五十年恢复也不起来,但是它在美国的帮助下,十五年就起来了。你说美国人干了坏事,还是干了好事呢?我们拿事实来讲话嘛。
    王旭:是不是西方害怕中国的军事力量?
    茅于轼:我觉得围堵中国的问题,要从中国自己来解决。我们要变成民主国家,民主国家之间有些矛盾,是不会打仗的,只会用讨论的方法解决。现在我们跟日本有钓鱼岛,跟菲律宾有黄岩岛的争论。我们应该客观地看问题。中国解放之后的六十年,打了好几次仗,没有一次是在中国领土内打的。要么是在边境,有冲突,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打起来了,这个不算。抗美援朝打到外国去了,中印之战打到外国去了,越南之战打到越南去了。人家当然不放心呀。你自己想想,干嘛打到外国去了?当然我们有我们的理由。你有一千个理由,一万个理由,你不能打到外国去。外国没有打进来,我们干嘛打到外国去?彻底没有道理。所以人家不放心就在这儿。中国人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不要搞甚么航空母舰,不要搞军备竞赛。学日本,学德国,我们就起来啦。我不相信美国人会故意跟中国人为难。美国对它的敌人德国和日本,都是一种帮助的性质,何况中国。 我这次到美国去领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很受感动。一千多美国人,盛装出席,参加我这个颁奖典礼。他们也不认识我,他们干嘛来参加这个颁奖典礼呀,关心全世界的自由。他们都是普通的美国人。不是政府成员。他们关心全世界,关心和平,关心人类的进步,这是美国的主流力量。当然我也不贊成美国的一些霸权做法。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中美对立取消,美国带头裁军可以促使全世界走向和平。但是美国错过这个机会。它没有裁军,还研发更多的武器,我觉得他们要好好地自我反省。但是总的说起来,我觉得美国人还是真正的爱好和平爱好自由,愿意世界走向发展的。我在美国多年,这个感觉很深。
                       资本主义是相对最好的主义
    王旭:茅老,现在有人主张改革应当重新回到过去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您怎么看?
    茅于轼:有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否定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我们还要恢复新民主主义。甚么叫新民主主义呢?这是一个非常勉强的东西。因为共产党主张共产主义是最终方向,这是它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全世界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甚么叫资本主义,就是讲私有制,自由交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宪政,有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没有甚么剥削不剥削。因为如此,成功的都是资本主义。认为我们的发展道路必须经过这段新民主主义,为的是最后还要走向共产主义。这就有问题了。共产主义纯粹是个幻想,马克思的这个东西害了这么多人,全世界死了几亿人作为代价,到现在还想不清楚,太可惜了。
    西方国家谁也不相信共产主义的。当然不能讲一个没有,还是有一些人。但是在主流社会没有人相信共产主义。马克思看到私有制的毛病,他没有想到公有制的毛病更大,我们人类还没有发明出一个没有毛病的社会制度。从哲学上讲也不可能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们只能在好几种制度中选一个比较好的,那还是资本主义好。它有各式各样的毛病,但是可以慢慢地克服。你要否定它,请你拿出一个新主义来。共产主义更糟糕,已经为事实反覆地证明了。从前很多人相信共产主义,所以才有世界的共产主义高潮。以苏联为首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后来这个阵营自己就四分五裂,闹矛盾。且不说苏联死了多少人,跟中国一样,饿死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教训,这条路结果就是独裁。计划经济、公有制,它的结果就是这样。所以没有理由再要走那条弯路,搞新民主主义。清清楚楚,就是私有制,公平竞争,自由选择,没有特权,按法律办事,法治社会,领导人由民主选举,这就是我们的方向,全世界的方向。你叫它资本主义也好,叫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好,叫甚么都没关系,问题是私有制的,公平竞争的,是自由选择的,是法治的,人权得到保障的,没有特权的,这是一个我们共同的目标。

Tuesday, June 20, 2017

格致夫:不信郭文贵爆料者,面壁思过吧!

——妄议“齐天大圣”郭文贵系列(5
  (万维博客,2017-6-17)
    先说明一句,这个标题本意完全来自郭文贵先生的表达,但本人也是认同的。郭在“明镜火拍”的第一、二期直播爆料分别发生于今年126日和38日,而早就预告的第三期爆料迟至昨天(616日)才终于登场,包括路透社、法广、德国之声等国际大媒体都迅速进行了报道。虽然这场长达4.5小时的直播让观众足足等了3个多月,但仅凭令人震撼到无法想象的爆料内容,再长的等待也是值得的。而郭敢于押上身家性命、家人与公司员工的安危、还有国内高达上千亿巨额财富,以一己之力大无畏地与位高权重的“盗国贼集团”展开这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生死之争,特别是考虑到这场“斗智斗勇斗狠”博弈的极大风险和高度复杂,深思熟虑的爆料内容和节奏、随机应变的策略和其它临时变故也都是绝对必需的,受众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郭通过几种身份证件编号、多处在美房产信息等他所称的法定证据,证实了“反腐沙皇”王岐山夫人和几位主要亲属的美国公民身份,同时曝出几位父母身份暂未揭露的年轻巨富照片和证件号码,特别是通过曝光当事人众多公司商业关系图示等部分间接证据,向公众传递出一个难以置信的震撼信息:这个顶级权贵家族控制、拥有的总资产达到“20万亿”规模!
    而郭表示,虽然盘古氏骗贷、骗汇案的宣判令他感到失望,但仍愿意遵守对“新领导”的主要承诺,临时拿掉了绝大部分爆料内容,只曝光其中极少一部分!其它猛料何时曝光?是否曝光?将取决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妄议“齐天大圣”郭文贵系列》已经发了5篇,笔者从一开始就在反复提醒读者,郭的大多数爆料是可信的,也是值得期待的。而其客观效果,除了对其本人利益的抗争,对中国官场和商界的巨大冲击波,对中国政治生态的强刺激,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甚至包括对中共19大人事布局的潜在影响,都是无法否认的,不可小觑。郭文贵爆料将是2017年媲美中共19大的重大事件。有观察者说得更加明确,郭文贵必将被写入历史!
    本期直播中,郭曾说出章立凡们、胡平们应该自打嘴巴、甚至自裁的话,这确实有些过了。无疑,对郭氏任何爆料及其它说法的真实度完全可以提出质疑,但对于那些一直都在忽视、轻视、甚至蔑视郭文贵爆料者,最可取的态度恐怕只能是面壁思过了!
    本期直播,郭终于揭开了另一个谜底。他很早前就宣布:将于616日做出一个影响其一生的重大决定!并曾多次表示,这个决定最终是什么,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他的回应。郭在回应主持人该问题时解释道:他早前就曾获得过美国身份,之后放弃。这次爆料后,美国有关方面再次给他提供一个机会:可以为他提供庇护,同时可为其全家办理美国公民身份。郭表示,他(也包括家人)并不情愿走这一步,一直在犹豫是否接受。他内心更希望与中国政府的博弈能够取得令他满意的结果,从而放弃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原来与美方约定的最后答复时间就是616日,这是他预告观众的原委。
    这与笔者前文预测完全一致。郭在访谈中公开了此事的最新进展。他依然没有决定是否接受。经与美方沟通,将最终答复时间推迟到一个月后的717日。他依然寄望于与中国政府的博弈!
    以笔者之见,最终,郭及其全家恐怕还是不得不接受成为美国公民的选项!本次爆料之后,与中国方面的沟通,将变得十分困难。郭有很大保留的爆料已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反腐之王不愿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无论是老领导、还是新领导,作为中间人的回旋余地已经变得很小。郭寄望于在未来一个月能够从中国方面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这种可能性已经变得十分渺茫!郭会否因此重大挫折而灰心丧气,放弃爆料,放弃“郭七条”政治诉求呢?
    郭曾一再强调:公众需要给他三年时间,才能对他下结论!在此次访谈中,他是这样回应主持人提问的:作为一个男人,他在中国建造了多处最好的建筑,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私人飞机、豪华游艇,在多国拥有最好的房产,物质与家庭生活的追求目前已经十分圆满,名利已不在考虑之内。他有更高的理想,且不限于“郭七条”。他虽表示不希望宣扬,但还是描述了郭氏蓝图:希望中共19大能够选出合格的决策层,中国此后就能够发生政治变革,向着民主、自由、法治方向演变(evolution),但他特别强调反对带来破坏和流血的革命(revolution)!这一点无疑再次让海外民运和其他反共人士大失所望!郭坚信,建立在“三不反”基础上的这种演变才最具现实性。更高的目标实现不了,没有任何意义!他甚至披露了具体设想:包括致力于破除中国的“网络长城”,推动让达赖喇嘛回国,让所有海外异议人士能够自由回国,甚至在中国实现(对政治犯)大赦。中国强大、老百姓有安全感、有人权、有尊严,这是他的总体诉求。他也承认自己天真,他仍将矢志不渝!
    郭整个爆料的核心目标集中于王岐山家族,这引发某些观察分析人士的阴谋论说法:中共19大临近,内部派系权斗加剧,王岐山作为习近平反腐最重要的盟友,有可能“超龄”留任,这是中共内部已失势势力所不甘心的。因而郭成为江、曾们派出的台前斗士,誓将打虎英雄王岐山拉下马!而本期爆料中,郭又明确对江泽民、曾庆红当政期间的所为赞不绝口!这在一些人眼里,简直等于坐实了党内权斗这个判断。事实果真如此吗?未必。
    如果说,郭的爆料完全没有中共权斗因素,固然不够客观。在这场持续已近半年的马拉松爆料过程中,除了郭本人掌握及其团队搜集的猛料,他也曾收到很多外界传递给他的有价值材料!无需任何想象力,习、王的对手和反对者们必然会借机暗中为郭输送尽可能多的“弹药”,郭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材料,客观上就成了江、曾派的枪手!即使郭一再强调,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揭穿“盗国贼”,就是为了“郭七条”,也无法否认这一客观效果。
    但另一方面,非要认定郭文贵爆料事件就是习王的对手们精心策划的阴谋,郭就是江、曾派的一枚棋子,也并非事实。经过郭如此长时间的媒体爆料和自媒体直播,郭的心路历程和前因后果已经展现的十分清楚。正如本系列此前曾讨论过的,从其爆料整个过程的节奏把握、爆料内容的精心取舍、爆料策略和技巧的运用、以及从最初“保命、保钱、报仇”的个人目标,到后来的“郭七条”政治诉求,再到本次泄露的更高目标,都与中国方面对其做出的每一步妥协、让步或失信密切相关!而与所谓的派系斗争计谋无法逻辑自洽。准确地讲,郭文贵确实与权斗派系们存在相互利用的成分,但主要情节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博弈剧本而展开演绎,并非接受权斗派的调遣。

高寒:郭文贵“反弹”的正能量意义

——我看郭文贵的爆料
(独评,2017-7-19) 
  前段时间因全力以赴地忙于已经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笔会宪法权利侵权案”官司的事,故我一直忍住没去看网上已经炒得很热的郭文贵爆料的新闻。最近看了六月以后的几集,尤其是昨天明镜采访的第三集。尽管对官场之黑早有心理准备,但自己仍旧内心还是感到异常震撼。
    (一)
  如何看待郭文贵的“爆料”?从一定意义上说,你说他“揭竿而起”、“石破天惊”、“造反”、“革命”、……均未尝不可。但今天我还是更愿意用“反弹”这个词儿。因为,至少在目前,郭文贵所追求的直接目标是变革、改革、改良、演变、渐变,……。总之,是推动在体制的框架和法律的范围内来解决问题。昨天,他还特别用了英文的Evolution Revolution 来明确强调他目前所追求的只是前者而非后者。至于后者是否到来,这并不单单取决于他,而是取决于双方的互动了。这里的双方,当然并不仅仅指郭文贵个人与官方,而是指郭文贵所代表的一直在官权压榨下苟活着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必将成为其后盾的中国所有的工奴、农奴、学奴、商奴、……等阶级或阶层,与官方,即那个已濒临全面宗法封建专制特权复辟、已濒临全面变质了的“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动。
  昨天,我特别注意到郭文贵说过的这样一段话:要斗倒盗国贼,你得用实力来说话,你得有比他们强十倍、百倍的实力(大意)。其他且不论,他这从长期与官权打交道中悟出来的经典语言,无意中正应了“变总体战略劣势为局部战役优势”的博弈策略,这样一种“各打各的长处”之以弱胜强的战术。而这,恰恰正是当年打天下的毛泽东所屡试不爽的军事秘诀。事实上,从这几月来郭文贵与盗国贼们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的互动中,其主动权都一直操在郭文贵的手里,盗国贼们则是在众目睽睽下且战且退,欲退还羞,包括这次大连羞羞答答、木偶戏般的审判,和目前还外强中干的后续绑架式审判,以及之前的“红通”,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还有美国之音停播,……等等、等等。
  这几十年来,民运中有多少人成天在那里不断地隔空喊话、成天在那里做着与中共上层的互动大梦。可是,你成天就那么几副旧面孔,顶着什么民运领袖、学者教授、学生领袖、……等等头衔,研讨过来,纪念过去,什么全球大会、世界大会、破局大会、……,年复一年地在各大洲轮换着各城市召开,什么联席会议、圆桌会议、民主大学、老民运组织、……,什么“再出发”、“又出发”、“重新出发”、……之类口号都记不清喊过好多次了,……尽管有这一切的一切,可你背后没有真正的实力,官方有谁会来搭理你,Care你这帮已沦落为靠偷渡客难民来充数、来维持的这党与那党呢?
  然而,这郭大侠就这么扯着嗓子喊“爆料”才刚刚几天,那些个什么“老领导”、“新领导”——还尽都是通了天的——就一个个忙不迭地来回穿梭于北京-纽约之间了,就更别说还有着随时频繁的“热线”电话联系。真个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什么叫互动?这才叫互动。什么是实力?这才是实力。
  所以,请国内外那帮“民运贵族”们,那帮靠着手中垄断的传统媒体,成天行事如仪地在某几个“之音”、“之声”、“自由”……节目中上文出镜、且自我感觉良好地专吃这碗饭的学究们,先放下你们的傲慢,放下你们的迂腐,放下你们的局限和放下你们的身段吧!如果你们暂时还看不懂眼前的这一切,或暂时还跟不上眼前这一切,那就请先反求诸己,去审视一下自己那早已落伍的思维模式吧,而不要老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摆弄你等那可笑的教师爷憨态,用自己那陈旧的“心理图式”去建构和解读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
  更尤其是,基本价值观从来只是行动的指南,而绝非可以直接拿来当操作干饭吃。郭文贵的一句口头禅“要有理想,但不要理想主义”,说的大约也是这么个意思。因为基本价值观与实际政治操作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就像从知道杠杆原理到实际撬动地球,其间的距离岂止十万八千里?所以,基本价值观的坚定与纯粹,并不排斥实际操作中的迂回与曲折,并不排斥体制内外各种阵线的犬牙交错,从而也就并不排斥政治上的纵横捭阖、联盟借力。拿人家的身份说事,拿人家的历史说事,就正像辛亥革命时,拿袁世凯、黎元洪清军身份说事;在八一南昌时拿朱德、贺龙的军阀身份说事一样,均在在显示出这帮“百无一用”的白面书生们,是何等的无稽和何等的迂腐。
      (二)
  郭文贵这次“反弹”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和亮点,就是追求独立人格,追求人格尊严。他一再反复地说、痛心疾首地说: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尤其是草根企业家,你钱再多,在官府眼中,你连猪狗都不如,就连三陪女都不如!你不是下跪的问题,而是连下跪的资格都没有!他们要的是你五体投地的趴下,还要你感恩予取予夺,感恩任人宰割!
  这真是当今中国第三等级的泣血控诉,这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宗法贵族特权阶级压迫的泣血控诉。郭文贵如今的“反弹”,是对毫无尊严感的“反弹”,是对毫无安全感的“反弹”,是对被逼良为娼的“反弹”和对被逼上梁山的“反弹”。这个“反弹”,当然绝非郭文贵个人的“反弹”,而是客观上代表着中国所有渴望着挺直腰板站立起来、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免于恐惧自由之大写的“人”的“反弹”;是中国所有被压迫阶级,当然首先是如今在中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生产关系的中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弹”。
  而他的“郭七条”,则是目前集人权、自由、法制、渐进于一炉的最低纲领或最大公约数。郭文贵作为一个草根民营企业家,在饱尝过先是被体制逼良为娼、逼良为黑,继之又被体制恣意黑打、无法无天之后,他基于整个草根民营企业家们的切肤之痛,而代表他们发出了集体的呼声:反对以黑治国、反对以贪反贪和反对以黑反贪。郭文贵要以“依法治国”为支点,来撬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进程,来撬动自198964镇压之后就全面停滞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又何尝不可?过去郭文贵们饱尝了来自官方权力的傲慢,难道今天还要再尝来自民间(伪?)自由主义菁英的傲慢?!
  这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今,中国当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勇战士已经诞生,一些伪自由主义菁英则正以自己特有的猥琐和迂腐反衬其伟大。八年前,我曾尖锐地批评过民运贵族刘晓波、胡平之流:你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和贪婪,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和献身:
  而中国的右派精英,尤其是自称“民运主流”的那一伙,则是如此猥琐、萎靡的一帮:他们既敌视当局,也敌视人民;在当局面前嘟囔,在人民面前战栗。他们想居于领袖地位,又唯恐被民众怒火烧着手指;他们幻想与当局对话,可背后又没有群众实力。他们在洋人面前谦卑,在国人面前傲慢;他们只要有洋人给背书,就哪怕被国人千夫所指。他们自己胆怯,却不准他人勇敢;自己低调,就不准人家说大词。他们向当局要程序正义,却在自己的社区践踏正义程序;他们以鼓吹“言论自由”的先驱自居,却在自己的地盘上屡屡封杀不同声音。他们害怕大风暴的来临,却又想借大风暴谋取私利。在营救他人时,他们要“营救全体”;在营救自己时,他们将“全体”屏蔽。人家坐监了,他们幸灾乐祸,落井下石;自己坐监了,他们迫不及待,忙喊“全国人民”。总之,他们继承了后期资产阶级的势利,却独独缺乏早期资产阶级的英勇。这就是为什么这帮媒体上的“领袖”,二十年来除了忙不迭的“研讨”、“纪念”却什么事也干不了,反而空耗大量洋人资源和国人感情的原因。总之,中国的制度转型,押“宝”在这一伙人身上不是见鬼吗?
  所以,本人今天特别要呼应饱含政治智慧的鲍彤先生发自北京的呼吁:支持郭文贵!支持他以揭黑反黑“爆料”为起点,以高科技、新媒体为手段,以中国权力最高层来破局,从而推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一切行动!
      (三)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当然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是以代表着当今高新科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与复辟了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阶级的阶级斗争。它是一个在专制者残酷压迫下发生、发展的中国人民争解放、要自由、反专制、求民主的人民反抗运动。它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将已复辟了的宗法封建专制制度所长期束缚、压制、内耗、浪费、闲置、挥霍、扼杀、毁坏的各种社会资源,首先是人的资源,通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宪政模式实现其最优组合,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社会生产力。因此这一场阶级斗争首先是解放人的运动,是解放农奴的运动、解放工奴的运动、解放学奴的运动和解放商奴的运动。一句话,它不能不首先是最广泛的“过去做牛马,今天要做人”的人权运动,是普遍的人性张扬和人性解放运动。
  它将用权利平等取代官僚特权;用法制取代人治;用机会均等取代资源垄断;用契约人格取代主仆人格。一句话,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取代过时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文明,而不管这种过时的旧文明,这种从农民造反演化而成的皇权复辟文明,是打着“拜上帝会”,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幡和招牌。
  可见中国今天的腐败困局,不在战术层面,而在战略层面。只有在宏观上把握了权力制衡,并以此为纲,纲举目张,才可能釜底抽薪地将由于官权腐恶而引发的逼良为娼、逼良为黑的体制惯性,从源头上给遏制住,也才有可能将汇集于民间那大大小小的潜革命、潜造反、潜动乱的不稳定因素,给“不战而屈人之兵”地消解掉,从而致使你的霹雳手段也罢,菩萨心肠也罢,方有其正义性和必要性,而不至于“宽严皆误”了。
  由此可见,郭文贵的“反弹”,可以走向造反,但不必然走向造反;可以走向革命,但不必然走向革命。他一再强调的突尼斯革命这个例子,实际则是用心良苦地敦促当局避免这个悲剧,希望中国避免这个悲剧。所以,郭文贵如今并不反体制,他的所有行动加在一起,至少时至今日,均一丝一毫也没有反现行体制。也正因为如此,才遭到那帮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帮(伪?)自由主义酸腐文人的揶揄,指斥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既然如此,难道体制内的“正能量”们,还不快借此契机,有所行动,变郭文贵“爆料”为推动体制变革的正能量,为推动国家新文明建设的正能量吗?
  是的,高寒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地从不讳言自己对暴力革命——包括历史上升时期的伟大资产阶级革命——的讴歌和肯定。这就是为何本人数十年来,一直旗帜鲜明地要与那帮告别革命、反对革命的中国(伪?)自由主义者流划清界限的原因。但是,根据同一个战斗的唯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危机却只能借势而引发而绝非可人为地加工制造。革命绝不是那种依样画葫芦,照图施工即能制造出来东西。因此,对革命或改良持任何一种相互排斥的绝对化的观点,均属一种政治蒙昧。对和平、合法斗争的偶像崇拜与对暴力、非法斗争的盲目迷信,这两种貌似两极对立的东西,其实均统一在某种政治幼稚病上。所以,本人坚定地认为:革命和改良二者不可偏废,它们均为中国民主转型总战略的组成部分,双方完全可以良性互补。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本人理解和认可“郭七条”关于首先总体上在体制内寻求解决之道这么一种基本思路,尤其是在民间整体上还不具备战略实力的时候。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政治变局,由革新了的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还是由自由主义极右派来领导,其步骤、方式、过程、范围、层次、结局、后果、趋势、……等等、等等,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格局,都将会是大不一样的。中共若拒绝法制、拒绝宪政,不管其动机如何,它的客观后果都只能是一个:拱手交出中国的宪政变局领导权,拱手将中国宪政变局的领导权让与自由主义极右派。从而自食其果,自食那将宪政改革的领导权拱手让与自由主义极右派的后果:被成功后的势不可挡的再次资产阶级革命所清算。
  因此,今天中国的前途,要么是共产党领导的、且可自主创新的新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宪政,要么则是由中国自由主义极右派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宪政,二者必居其一。
  中国当下的最大的负能量,则是寄生于“社会主义”羊头之下的或明或暗的宗法封建专制特权的复辟和泛滥,是党权高于一切,官权高于一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变相皇权文明的复辟和泛滥。腐败黑恶只不过是它的表征而已。由此便构成当下中国的变革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即使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觉地站出来领导或主导,也还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的今天,没人能扭转这一历史必然性大势。基于这一大势,有无共产党站出来领导或主导唯一的区别则是,也仅仅是:共产党所领导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自由主义所领导的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不错,共产党人的最终理想是要彻底埋葬私有制。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共产党人即使掌握了历史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1867725日);“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因此,社会主义文明只能建立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上,以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其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由此可见,一切离开资本主义文明而建立起来的打引号的“社会主义”文明,均无一例外地异化为、变质为和复辟为新型的宗法封建专制皇权文明。于是,在今天的中国,作为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文明,她还只可能是引领我们的理想和方向,但她在眼下则毕竟还只是未来时,而非现在时。
  所以,中国共产党中的“正能量”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螺旋上升点,重新续上那曾使自己赢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并启动新民主主义的升级版——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资本主义。而这,恰是并不反对体制的郭文贵们的诉求。乍一看来,这仿佛是向当年历史原点的回复。但实际上它却是历史在几经曲折盘旋之后,于一个更高的、全新的历史视野上的一个大飞跃。今天,中国共产党须从无到有地“制度创新”出这样一种体制: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但又是权力制衡的,权利平等的,多元共存的和依法治国的。它还将借鉴地将宪政机制引入共产党内,靠着内部的竞争机制来治党治国、从而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为一个既能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又能驾驭这种必然性的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总而言之,本人作为一个民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位反思的毛派,希望郭文贵所转述的那位“新领导”的话能成为现实:将郭文贵的爆料转化为推动国家法制建设、推动国家健康发展的正能量。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写于2017617

方冰:鲍彤呼吁支持郭文贵

 (VOA201766 )
  纽约  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最近呼吁大家支持被中国政府通缉的亿万富翁郭文贵继续爆料,说“不要使他成为沙漠里边的一个声音”。
  郭文贵近半年来,通过海外媒体和自媒体对中国权贵贪腐行为伸缩有度、虚虚实实的揭露,使他在至少两个回合中逼迫中国当局对他做出了不小让步
           郭文贵是我的老师
     85岁鲍彤最近称在媒体上爆料维权的郭文贵是他的老师:“郭文贵就是我的老师。政府黑社会这是最可怕的东西。郭文贵打开了我的眼界。”
  鲍彤是在一个30人的聚会上对郭文贵做这一评论的。中国著名媒体人、异议人士高瑜531日将鲍彤的发言内容贴在推特(Twitter)上。星期五晚上(北京时间星期六早晨),鲍彤通过电话向美国之音确认了他的这次讲话内容,他表示,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概是10天半个月前吧”。
  鲍彤在评论郭文贵指责中共“以黑反贪”时说,“什么叫‘以黑反贪‘? ‘以黑反贪’就是不反贪;‘以黑反贪’就是比不反贪更坏。中国是一个腐败的国家,一切腐败都是制度性的腐败……中国的起飞、崛起是靠腐败当发动机的,中国如果不腐败,中国不可能崛起。”
  将近半年来,郭文贵从在海外明镜电视直播采访中,揭露一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儿子和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等权贵的贪腐行为,到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将爆料升级到对领导中国反腐运动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提出他爆料的原则,即“郭七条”:“反对以黑反贪、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警治国;不反人民、不反国家、不反习近平。”
        不要使他成为沙漠里的声音
  鲍彤呼吁大家支持郭文贵爆料。他说,“现在大家关心的最多的是郭文贵,这是我们新闻的热点,新闻热点就是要支持。”鲍彤表示,支持的目的就是要使郭文贵的爆料具有持续的关注度,“不要使他成为沙漠里边的一个声音,使他成为一个热点,成为大家关心的,这就是支持。有人说现在还要观察,我说观察就是支持。”
  《纽约时报》熟悉中国事务的记者傅才德发表了多篇报道郭文贵的文章,531日他的题为《郭文贵,逼迫中国做出让步的流亡者》报道,描述了这位“自我流放”的亿万富翁如何通过自媒体与中共体制进行博弈的一个回合。
  报道说,郭文贵把推特当作扩音器,控告中国高级领导人的腐败行为,中国政府则发动媒体攻击郭文贵的欺诈罪行。
  中国政府曾敦促美国之音取消419日的直播采访,不仅约谈美国之音驻北京的两名记者,还通过中国驻美使馆联系美国之音中文部,就在美国之音对郭文贵直播前夕,北京宣布郭文贵被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
  但《时报》说,之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中国做出了让步。官方媒体针对他的行动逐渐减弱。5月中旬,郭文贵在推特上宣布,之前被禁止离开中国的妻女已获准去纽约看他。”
        “第一次看到中共妥协”
  海内外一些原本对郭文贵爆料已不太关心的人士,从这个回合郭文贵初达目的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一位与中国做生意的纽约华人企业家告诉美国之音,“中共什么时候对它指控的民营企业家让过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在《纽约时报》发表上述报道时,郭文贵与中国当局的博弈已经有了第二个回合,而且这次中国当局似乎作出了对郭文贵更大的让步承诺。
    529日,美国的国定假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又称国殇日)当天,郭文贵对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做了他爆料以来最猛烈的攻击,指控王岐山在中国大抓“裸官”的同时自己夫人却保有美国居民身份,王岐山并非之前外传的没有子女的清白之人,他通过一家国企金融公司处理大量不良资产,攫取钱财、归为己有。
        爆猛料后再获当局承诺
  猛料爆出仅两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再次发生。郭文贵在61日的直播视频中说,他日前获得一位 “新领导”的保证——之前爆料中他一再提到的是“老领导”­——他的案子将获依法处理:妻子女儿保证来去自由,(原先说20天回国),他的几千员工将解除边控、尽快审结,他的资产会得到保护。
  郭文贵自己表示,2015年初,至少16名家人在押、数千名员工被边控,企业账号被封,价值1200亿的资产被冻结。
  郭文贵表示,他还获“新领导”的承诺:“维护你这个企业的利益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对你的案件重新调查了解。”他说,这是三年来第一次听到了依法处理他的案子的声音。
  没有人知道这位“新领导”的承诺究竟是否会像前一个回合那样真的得到落实。但郭文贵也没有承诺从此不爆料。尤其是他在529日的直播说了也许让北京最为不安的话,即他掌握着原前国安部处长高辉被双规后死前告诉他的有关国安在海外以及香港人员部署。
  郭文贵说,围绕中共19大召开他将举行三个新闻发布会:8月在纽约的准备会,19大召开当天他本人会出席的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19大闭幕、新领导人产生当天,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
  一位对郭文贵爆料中涉及的部分人和事熟悉的人士指,他的爆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有的沾点儿边,有的事实明显不对。但这位人士同时表示,他更看重郭文贵爆料与中国当局之间的互动变化。
        六四前鲍彤仍在北京家中
  这位同样熟悉鲍彤的人士认为,鲍彤先生在政治上一向谨慎老道,非常了解中共的黑暗,说话风格通常是说一半、留一半,但这次他不但说得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甚至让他感到有点过头。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以便自由讨论的观察人士表示,“去年六四前夕,84岁的鲍彤被旅游到了昆明。今年则不同,他未被旅游,不但早早聚会了,而且还是30人的规模。”
  “为什么?”他问道,“有人给予了鲍彤谈论郭文贵的空间”,他认为,“这人肯定不是郭文贵攻击的王岐山,但一定是通过对这件事的运作可以使自己成为最大赢家的人。”
  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兵报道,“鲍彤目前仍在北京家中,但当局要求他在六四期间不要谈相关问题或接受媒体采访。”不过, 61日,鲍彤仍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有关六四的采访,而且谈了将近6分钟。

Monday, June 19, 2017

加成:老五届大学生在微信里聊些什么

(文学城,20161010-12日)                                  
  【编者按】老五届是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年至1970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70万至80万。学者高放曾将老五届的人生历程概括为“五子”: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被当作“棍子”、毕业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开放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时至今日,老五届年届古稀,基本上都已退出工作岗位,并且正在陆续退出人生舞台。近日编者得到一份材料,记录了一批清华大学老五届在微信群里的留言共98则。笔者将其整理成7个方面,分别是“关于社会现状”、“关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关于教育医疗文艺”、“关于国际问题”、“关于历史与文革”以及“关于老五届自己”,以便让读者了解老五届在老骥伏枥之年的所思所想与忧国忧民之情。顺便提及,编者也是一名老五届,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
           关于社会现状
*在现代中国,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非法的。不管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这是维稳的基础,不能突破。什么读书会,讲习所没有存在的理由。
*如果你有一个自信,请公布财产;如果你有两个自信,请与他人竞选;如果你有三个自信,请将军队还给国家。
*舆论一律不是好东西,无论是主流的舆论一律,还是非主流的舆论一律。
*人活在世上,要讲规矩。但首先是有权有枪的人要讲规矩,有权有枪的人不讲规矩,只让没权没枪的人讲规矩,这样的规矩,就是狱规。
*问题不是有没有工会,也不是工会能不能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是工人自己能不能组织工会,而这在中国是违法犯罪行为。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的君臣,忧草民乎?
*古有忧君、忧国高官的天问。今有不配忧君(在党外)、不敢忧国(怕妄议)的小民,只忧咱们喝地沟油、吸阴霾的草民们,小声怯怯的“地问”一句,还后怕呢!
*积红旗下生长六十余年之经验,凡搞到民不聊生,民声鼎沸之时,政策就右转,困难时期之后如此,文化革命之后亦如此。但一旦形势好转,刚有国泰民安之像,政策就会左转,不搞到“国民经济临近崩溃边缘”就不转向。难道就没有摆脱这恶梦般循环的办法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是客观规律,难道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也是一种规律?
*当今各派政治势力都在活动,呈多元化很正常,谈不上族群分裂!可以 “以史鉴今” 来看一看:
1当年毛高举马克思大旗,毛是真的崇拜马吗?非也!不过是找一理论,发动群众打江山而已!
2)现乌有之乡头头们高举毛大旗,是真的崇拜毛吗?非也!不过是忽悠天下,借“为民请命”实现政治野心而已!
3同样的,一些“领袖”们高举民主的大旗,取得政权后也不一定搞民主社会!
4)中国土豪的生活令人向往,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忙于向土豪进军,马云的电商每天都在产生成百成千的土豪!榜样的力量势不可挡!谁还愿意关心政治!
5)底层的农民工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处境不好,应当是有锐气之人,但他们为了生存,被大大小小的“企业家”们管得服服帖帖,那有机会过问政治!
6)唯有我们退休老者,虽是衣食无忧,却忧国忧民、努力寻找富民强国之策!虽然哪派政治势力量都不愿拉我们入伙,但纵论天下仍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中国是以官为本,他们有无限的自由(不受宪法的约束),而百姓都是屁民,看不到一个真实的世界(屏蔽网络),说话都要小心。这就是为什么要反对宪政,因为绝不能限制政府和官员的权力和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核心利益:保江山
*尽管在好的体制下仍有许多恶的人性,尽管在恶的体制下还有不少善的人性闪光,但我认为体制与人性间,体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全社会的道德溃败是由这个体制引起的。在这个体制下,要扭转道德的进一步下滑,要扭转官场的整体贪腐都是不可能的!
    第一,体制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像文革这样大规模的反人类运动,只可能发生在极权专制国家(领袖的权力不受约束),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大环境。第二,毛的个人色彩和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他的帝王思想和对乌托邦的向往决定了他一定会发动文革这样的运动。第三,就人性而言,要看为什么会如此。我觉得有历史的原因,更有常年的阶级斗争(各种运动)激发了人的仇恨,恶化了人性,打破了道德底线的因素。
*觉得胡锦涛学长其实不错。本人和夫人比较干净,没有什么不好传闻。在任期间,国家基本稳定,处理非典和汶川大地震等都不错。胡学长在任期间,正是国内工业和科学技术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另外,裸退也意义重大。当然有许多问题,如贪腐严重,贫富差距拉大,没有抵制老人干政等。
*资本必须受到制约,否则以钱生钱会无限膨胀,以劳动挣钱永远挣扎在生存的边缘。这个道理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是社会常识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对此而制定的一整套节制资本的办法。邓大人只提先让少数人富起来,没有任何制约资本的措施,带动多数人富起来完全就是一句空话。
*资本在一个时期是有限的。一小部分权贵富了,是以毁坏资源和资本运行规律实现的,使篮子里的钱越来越少,这样下去,老百姓会一贫如洗。早在邓大人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之前半个世纪,孙中山就详细解释了他的民生主义是怎样来制约资本,尤其是土地增值,绝不能落入资本运作之手,可惜在半个世纪后完全失控。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还在耳边回荡。但是那些中国人民的“孙子”以及“滴滴拉拉孙”是否热爱可就难说了。
*这些高干子女多数是夸夸其谈,浮而不实,所谓自命不凡不过是拼爹而已!参军当官、升级授衔、甚至当将军,也就是家务事,老太婆出面打个电话就办成了。
*强调人民的监督权力,首先就要查一下毛新宇凭什么本事晋升将军?毛新宇当将军本身就是干部制度的腐败!
*改革开放是经济也是政治!当年邓大人一道道改革开放政策下来,我等在大山沟里蜗居的清华文革生,齐声欢呼:“天亮了!解放了!”,扬眉吐气!这难道不是政治!经济与政治那里分得开!
*打老虎,疾风暴雨,全民拥护。但相应的法律改革却迟迟跟不上。阳光法案(官员私人财产公示)多年在人代会上,遭绝大多数代表反对。要长治久安,要反腐,要治标,更要治本。此事不像普世价值那样有争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施行。为什么中国迟迟不动呢?
*多信息比无信息好,当年相信“我们最幸福”,“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等待我们去解放”,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可笑可悲。活在多信息时代比无信息时代要累,必须要经常自己动脑子,不过至少减少了盲目的“自信”。
*没文化的专制比有文化的专制恐怖得多。凡说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人,往往比别人醉得更厉害。
*先帝爷留下的烂摊子,第二代治理者的办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虽然去不了病根儿,但起码能减轻症状,让你自以为治好了。第三代是头疼医脸,脚疼也医脸,对他们来说,治不治好不要紧,面子最重要。这一代就邪乎了,头疼堵嘴,脚疼也堵嘴,只要不喊出来疼,就算没病。
                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为了国家团结,你对在国界范围内同一国籍的老百姓好,大家自然就爱这个国家,有难就自然同当;你对本国百姓不好,鼓吹再多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也没用。君不见现在那些口号喊得最响的,往往是一些“外国人”的父母?而且还有越来越多之势?
*对于死不肯放弃独裁专制的当权派,拿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应对民主政改的呼声,得心应手;对于不希望中华整体强大的势力,挥舞民族主义大棒消灭仅有残存的那点真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游刃有余。两种对立势力都偏爱这两个主义。
*近年来国人不断表现出来的高涨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不是也很相似吗?普通百姓的狂热往往是在牺牲自我。为国家为民族为共产主义或者为他的上帝。历史已反复证明,这种狂热终会酿成巨大的破坏:小则烧毁汽车商店,大则导致战争,造成生命财产无可挽回的损失,而损失的承担者正是百姓自己。而推出这类狂热的极权者自身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这正是绝对权威/极权制度治下的特色。
*与此不同的是另一种自由民主的体系:那里的原则,一是人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以被侵犯,二是人民的自由包括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不可以被剥夺。每个人自觉地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尊重他人同样的权益,这就是爱国,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人民的财产和自由。如果一个政府经常鼓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那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了。
          关于教育医疗文艺
*教育问题的关键一是体制,二是社会风气。党的教育方针就是要培养一个心智残缺不全,不会独立思考,不能独立行走的人。只要不犯上,甘当顺民即可。社会风气则是唯利是图,没有道德底线。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下,教育也变成了生意,也无奈。
*明君壮志凌云,要办的大事太多。整军经武,远扬国威;慷慨援外,泽被四海;维稳及维持庞大官僚体制的开支,都是天文数字,民生自然只能放在后面。楼某拙妇,恭居部堂,难为无米之炊,方寸大乱。只知扬汤止沸,不知釜底抽薪,犯了众怒。可见所谓“上智”也是靠不住的,往往要出纰漏。官僚集团的特殊医疗动不得,主意就只能打到老百姓头上。楼某如果狡猾一点,像水电费阶梯计价那样(毕竟有一定的合理性,老百姓还能接受),同时在自负比例上动点手脚,就不需要急吼吼明火执仗地强行摊派了。已经骑虎难下,再想把“下愚”当作“朝三暮四”的猴儿耍,这回恐怕不灵了。
*《老炮儿》是影视界犬儒们盛世欢乐颂歌大合唱的异声,是蛰伏在思想荒原贫瘠土层中的地下根茎爆出的新芽,它的社会生态描写有相当力度。开场的警察劣行揭示当下执法人员众多而公正却总不在场的世态。这是京场十三少们横行而小民无可奈何的内在因素。小飞家庭揭示仅几句话,南方某省头头,是正义无法到场的根源。十三少及崔叔,个个仪表堂堂,却白天绑票,打爆人头,捏死小鸟,几个细节把其冷酷凶残而又无法规劝点透,悲凉感贯穿始终。这是权贵资本主义下平民与权贵冲突后,倔强小民必遇的境况。片子的主体故事,有人用现实对照,想证实六哥的江湖早已不存在。他们似乎忘了前不久的李天一案发及每年数以千计的抗暴群体案件,下层民众认可的道理,往往是最接近自然法的生存之道。六哥说的那些京腔俚语,正是在法治不存权贵嚣张之时,草民得以生存延续的无文之规,比起狗屁般虚幻的主义,凝聚人心力量大得多,所以进入中产的洋火们纠结后还是认可,向邪恶出手。
*电影《老炮儿》引起热烈的讨论,这本身就说明了这部电影的复杂性,也证明了它的成功。电影的成功是要看它是否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刻画了一个生动人物。你看看好莱坞的好电影,写坏人的多了去了,电影谈不上什么”树碑立传”,”歌颂”和“宣扬”,这些都是老的过时的红色文化观点。《老炮儿》当然不能代表老北京的胡同文化,它只不过是生动刻画了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物,而且这个人并不是什么好人,可他也有人性中可贵可爱的一面。人就是这样复杂,善恶、好坏集于一体。一个电影只要好看,演员演的好就行了。不要总想着什么思想境界的扯淡玩意儿。
*就文风而言,《上海赋》似乎更像精心雕琢出来的工艺品,匠气太重。不像兰亭序气韵潇洒,滕王阁华彩天成,岳阳楼意境高远,而其文采均有磅礴之气,故能成为旷世名作。此赋经多番人工雕琢,花了几年功夫,想弄出个“精品”来,底蕴修养不足,反而弄巧成拙。
*受《上海赋》启发,戏作《上海铭》:城非称大,有史即名。市非曰旺,有商则灵。斯是魔都,惟其特兴。快车入地深,高楼刺天青。谈笑有政要,往来皆达名。可以通四海,致五沙。无贸易之樊篱,无种族之逼凌。旧时大都会,今日国际城。世人云:何魔无有?
*谈不上新观念,只是新说法。100年前胡适先生提倡白话文,有几句玩笑话: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称做尿;古人说自缢,今人叫上吊。
*连春晚都批评都不得,要封闭,要删帖。公民还想要官员财产公示,司法独立,估计看不到了。什么十八大核心价值,民主、自由、法制,都是忽悠天下说着玩的。
*春晚的官方评价、网民的吐槽、网警、网管对民众吐槽的处理方法,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当年《人民日报》亩产万斤、十万斤粮的荒诞报道重现,怕是为期不远!
                 关于国际问题
*中国在北朝鲜问题上缺乏正义感,是意识形态的驱使,同为共产孤儿,多少有同病相怜之感。朝鲜再流氓,中国也会视其为友。
*从历史上看,两个极权国家之间不可能有稳定的正常关系。如希特勒和斯大林治下的德苏,如当初的中苏都是例子。如今的朝鲜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建立正常关系,其近邻必定先受其害。
*邻居是个更富裕的更讲理的,当然是好事。中国视北朝鲜这样一个流氓为友,其实私下里像防贼一样天天防着它,不知道第二天它又会干什么。北朝鲜的崩溃只是迟早的事,中国不应帮助其苟延残喘,拖延时间。中国如果仍然按照冷战思维模式,不能清醒的认识到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姑息金三,就等同于玩火。
*和毛少将都是红三代,蠢劲确有一比。想当年秦二世就蠢得相信指鹿为马,现在到三世才蠢,这已经是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大清洗是集权体制的共同特点,从列宁开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对孟什维克、托派开始大清肃!斯大林更是登峰造极,看联共布党史就会看到,对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是一次又一次的大清洗。不但杀大批高干,KGB已渗透到所有百姓身边,包括知识份子,如凡不同意米丘林学派的科学家全部整肃!中国和朝鲜都是苏共的小徒弟!
*斯大林的大清洗对象是以党内高干为主,方法是执行死刑和关集中营。数量可观,超过毛。
*美国又到大选年了,常有朋友问我支持哪个党。我答:支持两党制。成熟的民主国家基本是两大党制,右翼要求效率(饼做大),左翼要求公平(饼分匀)。在德日意、英法比,皆如此(台湾则是省籍分际)。右翼执政,经济发展、贫富拉开(战后多年的日本),民众不满,改投左翼。左翼上台,加税扶贫,经济放缓(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众再改投。一左一右、忽左忽右,及时微调,社会前进。克林顿八年、小布什八年,奥巴马“八年啦,别提他了”。今后?反正党也反了,政府也搞掉了,政权也颠覆了。天没塌、地没陷,百姓照常吃喝拉撒睡。
*中华脊梁的孩子也在温哥华定居,说明解放全人类还得靠他们把革命的火种输出到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带。一般老百姓有这雄心也没这豹胆,只能偷渡去完成国之大业。
*现在中国人看伊朗人对霍梅尼的狂热、朝鲜人对金氏的迷信,觉得不可理喻。回想当初,我们不也是这样吗?高压下谁敢独立思考?思想不自由,越左越极端,才能体现自己的革命性,才能接班。就如同当今圣战斗士自杀袭击,是为了上“天堂”,是为了一己私利而丧尽天良。
              关于历史与文革
*文革不可能重演,历史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政治事件发生,文革开始就有相当人认为又是一次反右运动。历史事件可以改头换面,其宗旨大约不会变,那就是多数人受害,少数人下地狱,少数人登殿堂。从这个意义上说,百姓不要受忽悠,不要利益熏心,因为那不是百姓的游戏。许多学生领袖的下场值得我们深思,社会的进步不可能靠运动和暴力获得。
*对毛的评价,正式和公开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两种对立的评价早已心知肚明,不可能有统一的评价,在我们这一代,只是自己同意哪种评价而已!我们只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不会看到绝大多数人都满意的评价和结论!
*四十年前,百万民众十里长街送别周总理。四个月后,百万民众更是涌向天安门广场,以不同方式缅怀总理,为邓小平鸣冤,抗议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四十年过去,风云变幻,四人帮早已垮台,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文革的真相也已经大白于天下。
*人们痛恨文革,也痛恨文革的罪魁祸首以及对文革推波助澜的人。对曾经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周恩来的评价则产生了重大分歧:喜欢周恩来的认为周与林彪四人帮不同,林是坏人犯罪,而周是好人犯错,只是违心地干了一些坏事。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周是助纣为虐,同样犯下不可饶恕之过。如何评价周在文革以至之前的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周在历史上曾被毛多次整肃,尤其是 56 年毛曾严厉地批周离右派只有五十米
,逼周连续作检查,甚至提出辞职,毛方才罢休。从此周不敢再公开对抗毛。但从思想上周显然与毛不是一个体系,因此在文革中一方面周无条件地支持毛,另一方面,只要毛有所松动,周立即推行自己的一套。毛一方面离不开周,另一方面又不放心周,甚至在他临死之前还授意江青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进一步打击周。
*1927  7 月中共五大中央改组以后,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周恩来为中央常委。周很快成为实际的一把手,直到遵义会议。周是共产国际最早培养的领袖之一,中国现代史和周休戚相关,中国发生的一切,周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周与毛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共是毛、周二人合谋统江山,周在党内军内的势力足以同毛抗衡,毛、周二人谁也打不倒谁,又谁也离不开谁!周从不愿意当危险的二把手,毛仰仗周的实力也怕周的手段,所以也不让周当二把手。
*周是又聪明又有势力的臣,周不可能抗毛,毛也知道周打不倒。刘、林是毛的奴才,周是毛的伙伴。林死后,周实权到手,毛要公开打倒周,军队和老百姓都会造反!
*不是指望周反对毛搞文革,周不要说消极怠工,哪怕别那么积极,别那么创造性,文革都未见得搞得起来。
*如果周像彭、刘、邓一样,文革要不就不可能发生,要不就早就结束了。林彪也许早就把毛赶下台去了。没有周就没有毛的文革。不能准确评价毛就无法评价周。
*从某种意义说,周比毛更复杂,也更难评价。不论周表面上排在第几位,但只有他才唯一拥有与毛抗衡的资源。毛对此十分清楚,也始终忌惮。毛一向不喜欢周,却又离不开周,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周完全知道毛之所想,他的对策是一再放低身段,反复检讨表示臣服,却始终无法消除毛的疑虑。因此毛、周的关系就呈现为不正常、不和谐的君王和首辅大臣的关系。君不时敲打、臣再三表忠,但内心深处似乎并不完全认同。两人的命运就这样一直缠绕,直到生命的终点。
*毛和周都不是神;毛和周都是某种特殊的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打天下的能力周远不如毛,治天下的能力周比毛强得多;周显露出的人性比毛多;周晚年力图‘保持晚节’,因此显示出越来越多的奴性。周是既给毛抬轿子,又给毛擦屁股。为了毛的光辉形象,竭尽全力。
*文革期间,我曾是周的崇拜者,现在他在心中早已走下神坛。周恩来助纣为虐,不逊于林彪,甚至到了唾面自乾的地步。65 年清华同学到工人体育场听周的报告,大谈自己的封建家庭和思想政造。这一年他搞大歌舞《东方红》,颂圣达新高度。乔羽说大会堂排练,周每晚必到,大国总理别的不干也要玩这个!老蒯回忆周为整工作组材料找蒯谈了八个小时,自己做笔记。最后整刘的文件也是周签字了。
*有毛才有林,有林一类才有毛。他们本质上都是暴力革命的的产物,充满暴戾之气。林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等讲话让人不寒而栗。毛林之流的历史现象应当一去不复返了。
*七千人大会后,要不是林在军队大搞神化毛泽东,毛哪里能煽动起文化大革命!用最简明的语言讲清文革的本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失去部分权势,通过党内斗争手段难以挽回颓势,竟然想出煽动青年学生闹文化革命的恶招,不惜毁灭传统文化。老干部挺过第一轮运动冲击后怨气冲天,毛泽东索性一不作二不休,掀起造反派全国夺权风暴。不料军队支持反对派群众组织,残酷镇压造反派,好虎斗不过群狼,毛泽东屈从强大的军方势力,改弦更张,抛弃造反派,全国河山表面一片红。林彪成为文革前两回合的最大受益者,却好景不长。政治斗争重新回归高层内斗,林彪哪里是毛的对手,更何况有周恩来鼎力相助。林彪摔死,红色江山交与谁手?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造神运动上几乎人人有份。造神的事只有在无神论大环境下才有可能。
*在官方拒绝对文化大革命解密和进行反思的情况下,民间兴起亲历者探索文革真相以及良心拷问式的反思活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更是极重要的。对近年来出现不少亲历者的回忆资料以及官方资料的分析判断,是能够识别真假,并正确判断出文革大致脉络的,民间锲而不舍对官方的资料解密也是一种催促。回颐和探索文革真相决不是让人们再回到派性年代,在那个疯狂年代,几乎人人有过推波助澜,每个人挖掘自己人格缺憾,从自身反思,是提升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绕不过去的重要一课。
*我不赞成对文革中追随老 M 而犯罪犯错的芸芸众生,现在再来追责治罪,但我也不赞成因此就认为当时的荒唐的人和事都是对的,就要为尊者隐,甚至还要怀念和发扬。做了公众人物,尤其现在还不肯退出舞台的,受人议论是必然的。我们这些亲历者,有责任总结反思,让后来者了解历史真相及危险。
*文革远超过斯大林的大清洗,不仅限于党内干部,更是一次全民族的浩劫,是世界暴政史的顶峰。
*四人帮,合法干坏事;华叶汪,非法干好事!
*大型灾害救援的政治秀,让我想起 1961 年:一边是山西平陆的“为了61 个阶级兄弟”,另一边是饿死几千万人!
*看看历史,教训不一定会被记取,责任不一定会被追究。为了不要一次又一次地用血肉交“学费”,在互联网上,使用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是社会的一个大进步。
            关于老五届自己
*我们已是七十靠上的人了,经历过多少运动,见过多少人和事?我们再看不出来,是不是有点太不配我们的人生了?
*我们也曾是毛的追随者,也喊过誓死保卫,也唱过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只是在信息发达的时代,接触了更多的史实,了解了更多的真相,经历了更多的磨难,才有了更深的思索,有了更大的责任!
*冷静地想一想,我们为什么来微信群?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聊天和讨论,得到思想的提高,眼界的拓展,情感的交流和精神的欢愉吧。整理保留这份记忆,对于已是古稀之年的我们,是一件超乎能力的事情。现在只能在保证身心健康条件下,看菜下饭,量力而行。
*回忆美好青春的每一片碎片,特别是对七十多岁的老翁们,不就是絮絮叨叨的絮语吗?难道还是改天换地,革命到底的豪言壮语?
*我们的微信不过是奔七老爷子、老奶奶聊天混日子的平台,别看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是过过嘴瘾,不必认真,也没有必要整理留档。
*和而不同,思维碰撞,产生智慧火花,追求真善美。
*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价值投射超执着,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不但潜心坚持,还想同化他人。希望他人认同自己的思想,是归属感的需要,人的通性。但尊重他人的思想,是归属感更重要的来源,因为知道思想与一个人的生命路径息息相关,是他人的存在根基,所以,尊重他人是要有足够的内力的。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去歌颂,而是应该多批评,多看到不足,批评是为了进步。往近了看,应看到与台湾的差距和不足;往远了看,应看到与世界的差距和不足。
*我等 70 老者议政不过是过家家,混日子,那能干预得了朝政!身体自然最要紧!
*人到七十,放慢节奏,顺其自然,悠哉游哉,不赶,不争,不气。
*对于历史的回颐与认识,观点和依据往往不同,多些包容,倾昕别人的意见,不要内讧,吵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将相和,哥俩好了。“老小老小”,我们都年过古稀,像老小孩啦。
*史学是一门艰难的学问,有岐见,有争论是正常的。当然不能随声附和,更不必互相吹捧。尖锐对立也无妨,对事不对人就好。
*意见可以相左,但要有君子之风,和而不同。对事实,说观点,不对人,特别不能用污辱人格的词汇、语言。一旦失控,互相提醒,共同营造良好氛围。
*没有“独立之精袖、自由之思想”,何来大师?不得妄议,不敢责疑,何来创新?
*平民百姓能干的事,就是为一步步走向真正民主法制、繁荣富强国家做促进派而非促退派!何为促进,何为促退,是清楚的。如何促进,又是见仁见智了,七十老翁只能说说而已。
*我们这些老人应把身体摆在第一位。社会的进步岂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从学术的角度研究历史,站在更高的位置看最好。如果亲自下去淌这池浑水,已力不从心。民主 PK 专制不是中国唯一的难题。静下心来观看事情的发展也需要有定力。
*当茶馆里某种声音比较大的时候,更应倾昕、尊重比较小的、个别的声音。茶馆的共识不体现在观点一致上,而是在讨论的态度上:平和说理,兼容并包。(全文完)

Sunday, June 18, 2017

王维洛:“一帶一路”和中国“坝”占全球

——被挾持的最高決策
(民主中国,2017-6-15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面对资源开发殆尽和水电严重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同时也能帮助消化大量国内的钢铁、水泥等剩余产能。央企在国外建坝的最大优势是项目是带着钱来的,而高额投资风险则由中国纳税人承担着。从输出剩余产能的要求来分析,"一帶一路"就是被挾持的最高決策。
  目前中国央企已经在全球80多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多个水库大坝工程,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国外媒体称之为坝“占”世界。虽然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在“一帶一路”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媒体却没有明显地把它提出来。这是因为名气不好,名不正则言不顺。
  一、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47家央企操縱一帶一路?
  中华研究所主任郭岩华先生提出了“47家央企操纵一帶一路,挾持高层決策”的论点,并且点了47家央企中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的名。
  简单地说,決策是在两个以上的方案中选择一个达到预定目标的最优方案。因此,“47家央企操纵一帶一路,挾持高层決策”论点是否成立,取决于一帶一路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目前一帶一路的口号多于准确定义的目标,国外任何地方、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在国外承包的水库大坝工程、(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港口码头的建设、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城市和居住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核电站和直接投资购买或建设工业企业等等都可以往“一帶一路”里装。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说:“一带一路”是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胡鞍钢举例解释说,都江堰工程是世纪工程,是泽被后世的工程。其实如今的都江堰工程就只是一个摆设。自从实行西部大开发计划、周永康力主修建了紫坪铺水库大坝之后,都江堰工程的灌溉、供水和防洪功能都被废了,后人无法理解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的设计理念。如果一帶一路仅仅是一个类似都江堰工程的“世纪工程”,不用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挾持高层決策,一个公司就可以拿下这样的“世纪工程”。因此习近平所说的“世纪工程”应该比这更加大,甚至比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更加宏大,尽管在用词上有严重的逻辑错误。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标是改变地域政治格局,传输中国社会主义理念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那么这个最高決策是绝不可能被47家央企挾持的。在这方面,古巴做得比中国好。古巴是一个小国,一个穷国,但和中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古巴国民实行免费的医疗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古巴的“一带一路”就是向国外输出医生和教师、医院和学校。目前古巴约有4万多名医生和教师遍布于107个国家,免费为当地居民提供医疗卫生、防治传染病、为妇女接生、教育等服务,工资都是古巴给的。当笔者在南美旅游时,发现许多地方有古巴建造的医院,有来自古巴的医生为当地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为当地居民所津津乐道。所以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古巴的政治影响并不亚于经济强大的美国。但从经济上来看,古巴的做法是百分之一百的撒币行为。
  如果“一带一路”的目的是消化中国巨大剩余产能,维持中国扭曲的经济结构,为经济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找活路,用所谓的经济成绩来证明执政的合理性和优越性,那么“一带一路”很可能就是被挾持的最高決策。而造福各国人民的“世纪工程”只是被挾持事实的漂亮外衣。百度百科在解释“一带一路”决策的背景条件时特别指出,国内产能过剩是最主要的问题。
    二、利在千秋三峡工程就是被挾持的最高決策
  決策本来应该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但是如果目标是十分清晰地定义了,可选的方案只有一个(往往是由于决策者视野局限所造成的),那么这样的決策就是无可选择的決策,就是被挾持的決策。
  被挾持最高決策,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不少实例。远的比如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往往被解释成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解决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又比如,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行政改革,计划撤销水利部,将其归并于环保部或城建部。但由于有四万多座处于危险状态的水库大坝,直接威胁着几亿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责任重大,无人敢要。所以水利部不但没有撤销,反而权力得到扩大。利在千秋三峡工程,也是一个世纪工程,也是一个被挾持的最高決策,对此三峡集团,特别是葛洲坝集团有亲身的经验。
    1954年长江发生大洪水,洪水量和洪峰都超过1998年,荆江分蓄洪区三次开闸,防洪效益显著。之后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以执行毛泽东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为名,故意在荆江分蓄洪区内安置大量永久居民,自废了荆江分蓄洪区的防洪功能。文革期间,中国从德国进口1700毫米轧机,用于位于鄂西崇山中第二汽车制造厂制造坦克和装甲车用。水电部和湖北省提出建三峡大坝,毛泽东以大坝安全为由加以拒绝。但因为进口轧机启动电流大,必须扩大华中电网能力,否则无法开机生产,毛泽东只得同意建设长江上的低坝――葛洲坝工程。这是被挾持最高決策。当时林一山反对建葛洲坝工程,坚持建三峡大坝。边施工、边设计、边修改的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不久就陷入干不下去的境地。周恩来亲自出马请林一山出山收拾残局,林一山先是拒绝,在周恩来做出巨大让步、给予林一山钦差大臣的权利后,林一山才接手。紧接着林一山从全国调兵遣将,在宜昌市聚集了二十多万二十多年来转战各地、没有固定家的水电建设工人。葛洲坝工程基本建成后,在过渡阶段又建设了清江上的两座大坝后,在宜昌市已经安家落户的二十多万水电建设工人的就业,就挾持了三峡工程的最高決策。程晓农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林一山,林一山反问道:二十多万工人怎么办?
    三、输出剩余产能
  三峡工程开始建设后,中国开始了一个建设水库大坝的热潮,从东向西推进,从汉族居住区向少数民族居住区推进,从国内河流向国际河流推进,五大国电企业和三峡集团瓜分了西藏高原的水电资源,葛洲坝集团成为最大的建造者,就连武警水电部队(对外称安能建设总公司)也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项目,水库大坝建设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包括水轮发电机组、输变电设备和线路。目前只剩下西藏高原上还有一些项目没有实现外,中国的所有水电资源几乎开发殆尽。随着水电生产的蓬勃发展,出现了水电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云南、广西应对水电过剩,就是将一部分电以比卖给本国居民低廉许多的价格卖给越南、泰国;四川水电过剩,只能弃水;就连西藏自治区现在也是水电过剩。面对资源开发殆和水电过剩,拒绝采取经济转型的适合措施,而是选择了走出去的路。
  为了消化水电国内剩余产能,就必须到海外去建设水库大坝。三峡集团、葛洲坝集团等公司必须说服或者更准确地说压迫最高决策者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三大理由:第一,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用的是中国的钢铁、水泥、水轮发电机和输变压设备,这对于消化国内过剩的钢铁、水泥和机械制造等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在国外每消费一亿吨钢,就保证了国内一百钢铁工人的就业,同时又拉动了六千万吨煤的生产,保证了七万多万煤炭工人的就业,连锁反应;第二,可以用水电换取中国需要的石油资源、木材资源、可可原料等;第三,为中国提供垃圾包括核废料埋藏地。
  用水库大坝建设来带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区域的发展,这个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于美国,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通过对埃及阿斯旺大坝工程的反思,人们发现,水库大坝工程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结构的破坏,远远超过所谓的经济效益,而且所谓的经济效益只落入大国公司和当地官员手中,当地老百姓难以获得真正的好处。从二十世纪七十年起这就成为一个过时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放弃了这个发展模式,世界银行停发对水库大坝项目的贷款,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建造水库大坝的资金。中国是唯一的例外。那么中国的资金又从哪里来呢?国家垄断了电力供应,建设水库大坝缺乏资金,不是从老百姓的口袋中收取特种税——水电发展基金,就是提高电价,政府就是不告诉老百姓,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四、坝“占”世界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规模十分可观。根据世界河流网络的资料,截止到20128月,中国央企在全球7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08个水库大坝工程,主要分布在分布在东南亚和南亚,如缅甸、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越南,其次是非洲和拉丁美洲。2012年后更是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目前中国央企在全球80个国家中参与建造了至少350个多个水库大坝工程。
  原水利部长汪恕诚在2015年底说,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带动下,中国已与80多个国家建立了水电规划、建设和投资的长期合作关系,占有国际水电市场50%以上的份额。中国是国际市场的制高点。
  截至2016年末,三峡集团在20余个国家投资建设与并购,实现海外装机相当于三分之二个三峡工程。截至20163月底,中国电建集团承担在建工程项目共计329个,合同总额约230亿美元。可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一帶一路”中最主要的角色。
  国外媒体称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坝“占”世界。
    五、央企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优势和最大弱点
  不可否认,中国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有优势。最大优势就是,中国人是带着钱来的,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或者只需投入很小一部分钱(多以大坝场地和被淹没的土地作为投资)。
  央企在国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多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
  ——建设-经营-转让(英文简称BOT)承包合同
  ——建造合同
  ——项目管理承包合同。
  采用工程、采购和施工(英文简称EPC)与统包合同或者建造合同大多是由中国政府向所在国提供贷款或者经过援助,条件是中国央企取得合同。在这里,中国央企的一个优势就是工程报价低,这是战胜竞争者的主要武器。一般水库大坝的平均造价只是国内的二分之一,这从另一面也暴露了央企在国内大肆剥削百姓的事实。按道理,工程完成之后几十年中,所在国应该归还贷款和利息。往往到最后(也有提前到工程完工开始运行时),所在国宣布无法偿还贷款和利息,中国政府则宣布免除债务国的债务云云。当然在此中国政府也不是一无所得,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所在国政府在政治上做个姿态,比如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云云。
  目前采用越来越多的是建设-经营-转让。所在国政府或者管理机构向水库大坝工程建造商颁发建造运行许可证,允许在一定的期限(称特许期)内由其开发和运行水库大坝项目。特许期结束后,将水库大坝工程的运行权归还所在国政府。一般的运行期为30年到50年,加上建造时间,特许期在35年到60年件。获得建造运行许可证的中国央企程项目是带着钱来的,大多由中国的银行投资,由另外的中国银行担保,所在国不需要投资一分钱。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中国央企往往会无偿出让一部分电力给所在国政府和官员。这种模式对于缺少资金、又急于用经济发展来维持政权的政府,有极大的吸引力。所在国的政府和官员对水库大坝工程缺乏知识,以为特许期后,央企留下的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一大笔财产,其实这些水库大坝工程已经成为坏资产,一文不值。
  央企建设水库大坝的最大弱点,就是经济效益差。三峡工程是国内经济效益最好的,但是在国际上一对比就露馅了。三峡工程发电装机容量2250万千瓦,2014年发电988亿千瓦时,为最高纪录;巴西和乌拉圭的伊泰普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最高纪录为2013年发电986亿千瓦时。伊泰普工程用不到三峡工程三分之二的发电机,生产出几乎相同的电量。三峡工程上网电价每千瓦时0.25元,加上电网输送费,到居民家的电价不低于每千瓦时0.50元;伊泰普工程到居民家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04美元。三峡工程是中国经济的缩影,发电装机容量世界第一,看上去胖,但是是虚胖,规模大但经济效益不好。中国电力部门也公布一些世界电价对比,比的都是发达国家,没有发展中国家。刘植荣在《中美国电价相当于中国的每度3分钱》一文指出,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消费1000度的电能的费用占全国月平均工资的6.79%,目前中国这一数字是30.68%,也就是说,相对中国的平均工资而言,目前中国的电价是发达国家的4.52倍。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但是总体上还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经济效益最好的三峡集团,目前拥有海外发电装机容量1400万千瓦,2016年发电量为250亿千瓦时。伊泰普的规模也正好是1400万千瓦,但年最高发电量为986亿千瓦时,两者一比,就可以看出巨大的差距。在一带一路中,央企的虚胖毛病不但没有改,反而更加发展。
    五、坝“占”世界的后果
  中国央企在国外建造水库大坝工程是全球开花,堪称坝“占”世界,但是在「一帶一路」的宣传中却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对此汪恕诚也多有怨言,汪恕诚说:“水电「一帶一路」宣传得不够,核电和高铁走出去的品牌影响力已经形成,虽然水电现在走出去的也不少,但是没有明显的把它提出来,借助「一帶一路」的发展战略,水电也应该冲到前头去。”。
  为什么在「一帶一路」对坝“占”世界这样辉煌的成就宣传不够呢?
  这是因为中国「一帶一路」中的水库大坝工程与古巴的输出医疗和教育截然不同,名声很差,特别是能源供应和水资源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生存的命根子,是十分敏感的部门。
  建造水库大坝工程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技术,都江堰工程是无坝工程,这是中国传统的治水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在东三省和海南岛建造了十几座大坝。这就成为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证。后来毛泽东从苏联取来建造水库大坝的“真经”,用前教育部长的话说,这是西方的价值理念。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会有一天被人指责为掠夺资源?中国坝“占”世界,难道不是在帮助扩大西方的价值理念?
  中国最新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二节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行安全”做出规定,第三十一条:国家对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能源、交通、水利、金融、公共服务、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以及其他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者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基础上,实行重点保护。第三十七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一帶一路」中的名义,在海外大规模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涉及的都是所在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央企能保证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不拿到中国来存储?再说,在中国哪个外国企业能进入能源生产和供给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生态环保意识的提升,央企在海外建设的水库大坝工程往往遭到当地人民和非政府组织的极力反对,如苏丹的麦洛维大坝、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水坝、缅甸的密松大坝和马来西亚的巴贡大坝等等,在国际上多受到谴责。
  苏丹的麦洛维水电站发电装机为125万千瓦,水库淹没476平方公里的土地。2006年,瑞士的联邦水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对该项目进行了独立的环境影响评价。他们预测强烈的水位波动和沉淀会将对水生生物生态、水质和公众健康有着非常负面的影响。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考察缅甸密松大坝项目后写道,人们经常说,密松水坝会破坏环境,影响某些鱼类的生存;会淹没大片森林,影响下游水情;坝址位于地质断层,地震时会有垮坝危险。背后更深层的文化背景是:根据当地克钦人的传说,密松是龙的父亲及他的儿子Hkrai NawngHkrai Gam(就是东西两源)的诞生地,人们相信如果这龙脉被破坏,龙就会不安,从而祸及众生。这当然是信不信由你,但反正克钦人是信的。而他们才是这里的主人,不是吗?从历史上讲,当初藏缅语先民(包括缅人与克钦人)从青藏高原南下,就是在这里走出崇山峻岭,进入伊洛瓦底江河谷,从而诞生了后来的文明。所以即便不管神话,克钦人也有理由把密松当成自己的文明发祥地来崇敬。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碰到另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移民。无论在采取何种合同形式,中国央企在合同中都已经明确把移民问题推给了当地政府,但是被涉及移民却不这么认为,认为背后是中国公司使坏。苏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涉及5万移民。移民拒绝搬离尼罗河河谷,并提出了迁徙到新水库的岸坡居住的要求。但政府不理睬移民要求,出动部队镇压,造成四人死亡,引起联合国住房权利特派调查员对该项目违反人权的事实表示“密切关注”,目标直指中国央企,要求立即停工。水库移民还和中国员工发生争抢水井的事件。最后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还是不能说服几千移民离开家园,就采取了“以水驱民“的办法。面对不断上升的库水,拒绝搬离家园的民众不得不离开生长的故乡。这个经验是否来自中国,还需调查。到头来,丹麦洛维水库大坝工程未能按预定计划完工,而是延误工期十个月。对方要求中方支付几千亿欧元的延期赔偿。中方则反告对方妨碍施工共计十三个月,要求更高的误工赔偿。双方害怕事情闹大,只得不了了之。
  前世界贸易组织负责人Supachai Panitchpakdi批评「一帶一路」,只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湄公河的水电开发項目。印度政府反对中国三峡集团等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河上多座水库大坝的建设,并拒绝参加20175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帶一路国际合作高峰会议》。
  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的风险很大,这是因为所在国政治不稳和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大。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大笔投资很可能是血本无归。由于工程项目多是中国国家银行担保,形成坏帐,最后还是由中国的纳税人承担,缅甸密松大坝就是最好的例子。
  到目前为止,央企在海外建设水库大坝工程,投资总额很大,很鼓舞人心,几百亿美元,几千亿美元,坝“占”世界,但是总体上还都是赔钱买吆喝的买卖。承担水库大坝建设的央企是赢得盆满罐满,提供贷款的中国银行上的数额是越来越大,按合同归还本利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承担贷款保险的中国银行的风险越来越大。从最终结果来看,赔钱是不能避免的了,差别只是撒币数额的多少。解决的办法已经有了,电费上早已有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原三峡基金)、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等等,再加个新的什么基金,每千瓦时增加一分钱,就是三百五十亿元,可以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