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28, 2017

罗杰·科恩:为文明和问“为什么”的权利而战(摘要)

(纽约时报,2017125日)
  从1918年德国毁灭性的战败到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胜利当选(以43.9%的选票)是15年,从对美国的9·11袭击到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胜利当选(以46.1%的选票)也是15年。
  将法西斯意识形态盛行的1930年代欧洲与特朗普之间进行类比时,我力求谨慎。美国民主的适应能力很强。但特朗普担任总统的头几天——其根源当然远远不止于自9·11以来美国军事的溃败——便令我忍无可忍。总统是在玩火。
  如果像他所说,美国民主的民选代表毫无价值,人民才是一切,这等于是在为极权主义奠定基础。这等于说,民主体系是无关紧要的,伟大的领导人和他所煽动起来的群众才是最重要的。“美国的浩劫”这样的表述,采用的是一种融合鲜血、土地和国家的危险语汇。他吹嘘“历史性的运动,世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表现出极度的权欲熏心。他一再声明“美国优先”,是在吹响民族主义独裁者最阴暗的号角。他主张保护主义,其风险是回到一个充满壁垒和对抗的世界。他一再说出谎言,有时是自己直接出口,有时是通过新闻发言人,这是为了制造迷惑,使人群更容易受到铁腕领袖的感染。
  特朗普种种骇人的主张有这样一个目的:那就是摧毁合乎情理的思维。抵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想用窗外的一个冰锥解渴,但是守卫把它夺走了。 Warum(为什么)?”莱维问。守卫回答,“Hier ist kein warum(在这里没有为什么)。”
  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弗里茨·施特恩(Fritz Stern)所观察到的,“这种对‘为什么’的否认是所有极权主义的真实表达,揭示出它最深刻的意义,即对西方文明的否定。”
  美国人要开始奋战了,为了自己的文明,还有向特朗普这种寻常中的挑衅争斗问出“为什么”的权利。

Friday, January 27, 2017

阎学通:特朗普时代将为中国带来机遇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7126
  如果在政治和经济上向全世界开放,中国可能会从特朗普上台中获益。
北京——特朗普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陷入了困境。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恢复伟大荣光”,习近平的座右铭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两个口号含义相同:两位领导人都承认自己的国家衰落了,他们要恢复国家在历史上最辉煌的地位。但一国的胜利,是建立在另一个国家的失败基础上的。这是一个零和博弈。
  《跨太平洋贸易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ship)是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贸易协议,意在加强美国的经济实力,削弱中国的实力。但周一,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该协定。这表明,他开始兑现改变美国贸易政策的竞选承诺,包括对华贸易政策。选举结束后,特朗普曾打破外交惯例,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这预示着中美关系将动荡不定。
  尽管贸易战、南海或台湾海峡的军事交锋或其他外交危机可能会抑制中国的崛起,但特朗普时代将给北京带来大量机遇。如果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采取向世界更加开放的政策,中国就有机会成为合格的超级大国。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过去30年里,全球化帮助中国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特朗普政府采取抑制自由贸易的政策,但全球化不会停。
  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贸易协定》是一个机会,北京可以通过增强地区贸易来巩固自己东亚经济领导者的地位。中国与东盟已有自由贸易协议,中国应该鼓励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入该协议。日本不愿参加入有中国的地区贸易合作,因此中国可抛开东京。
  中国领导人还应结束长期以来避免正式结盟的政策。特朗普政府发出信号,表明它可能会无视北京“一个中国”的政策,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这可能会颠覆自1979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基础。对此,北京应该同尽可能多的邻国建立军事联盟。中国同大部分邻国建立了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只有巴基斯坦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盟友
  中国如果同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尤其是菲律宾达成有意义的双边军事协议,美国参与台海潜在战争的难度就会增加。考虑到特朗普对现状造成的威胁,台海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东亚促成一个贸易协议和大量正式的新联盟有助于北京获得东亚领导地位,从而使该地区变得更加安全。
  特朗普在国内事务上的反民主倾向,以及在美墨边境修墙的威胁,为中国在移民政策上提供了另一个机会。
  美国转向狭隘会促使美国的知识人才去国外找工作,全球范围内,技术劳动者可能也会开始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寻找更好的生活。通过采取更加开放的移民政策,包括为某些类型的移民创造获得国籍的途径,中国可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改善自己在全球的道德地位。通过这么做,北京可能会极大地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优势。
  在双边领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似乎可能会爆发贸易战。但北京应该想办法降低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避免贸易战。与此同时,如果中国减少购买美国债券,特朗普政府会发现国内基础设施重建计划将面临更大资金困难。
  有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填补特朗普上台后形成的国际领导真空。上周,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发表演讲,再次承诺中国致力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鉴于特朗普抵制气候协议,中国还准备在环保政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特朗普当政期间,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恶化。核威慑应该还是能防止出现一场全面战争,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抗将是这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核心。

Thursday, January 26, 2017

龙应台:野蛮有没有限度

(腾讯-大家,2017-1-4
  导读  终其一生茨威格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为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不要相信晴空
  川普当选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告诉大学生“今后必须做的几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则》或说《保护民主教战手册》。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则”有几个共同的核心重点,譬如:
  一,你绝对不能以为专制政权在美国不会发生或者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崩溃。二,你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关心政治,从今天起密切观察川普所做的每一个政策。三,你一定要无比活跃地参与政治组织,不论是学校里的讨论小组或者乡镇、城市的各种政治关切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动,不论是地区的政策辩论或是议员的听证会,或是对某一个议题的示威抗议;你一定要对公共事务比从前更积极介入……
  美国知识界,包括媒体,对于川普的当选,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震惊,但是震惊大概只有几天时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惧。在很多《民主教战手册》中,纳粹的历史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黑影,悄悄埋伏在字里行间。教授们几乎像村子里的巫师,在晴空万里时忧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啸一定会来”。
  这些文章充满危机意识,同时又充满力气,呼吁年轻人对于“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出现的“海啸”要用最大的决心去防止。
  这么高的危机意识,如此生猛的力气,来自哪里?
        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仔细分析的话,也许有非常多元的来由,但是,纳粹的历史教训在发挥作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读这些紧张的、戒备的《教战手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叙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纳粹上台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眼见纳粹的恐怖兴起,开始颠沛流离,流亡到巴西,最后决定和妻子双双自杀,放弃这个被疯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很关心一个问题:奥地利这个繁华而文明的帝国大城究竟是怎么从太平世界掉进深渊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时局的突变,有没有危机意识?
  茨威格最大的感触是,“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德国的社会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维也纳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没有人相信非理性的运动或势力会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住在萨尔斯堡,距离德国的慕尼黑只有两三小时路程,德国的八卦新闻很容易穿过边境。茨威格记得最早听见“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从慕尼黑来,抱怨说,那边又闹起来了,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在那儿煽风点火,像流氓一样一伙人冲进人家正在开会的会场捣乱。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个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国边境小城,看见学生队伍,“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颜色显明的卍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卐字形符号。”
  那还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后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没人注意他的危险。茨威格说,评论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内容,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华而不实的风格”。报纸也没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个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竞选的一整年里头,大多数的媒体只是把他当笑话在报导。
      第一批逃难的人
  可是然后呢?
  然后,茨威格说,“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茨威格这部回忆录是在19391940年间写的,距离他1942年的自杀只有两年。哀伤使人深沉,痛苦带来洞见。1940年欧洲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泥沼中,他已经可以用史学家的冷眼和文学家的热血,犀利说出暴力的形成过程。希特勒扩权的步骤,在今天的世局读来让人觉得更是惊心动魄:
  纳粹份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先是国会纵火,看大家反应。然后鼓动大学生烧书,再看社会反应。一件蛮横的事得逞了,再进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继续更蛮横的事。社会内部危机意识不足,或者不够坚定,他就得寸进尺。外国,看着德国转化成暴力国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开始迫害犹太人,侵略其他国家,但是总觉得“与我无关”,纳粹在试探得逞后,就再进一步。
  茨威格一再描述人们的“侥幸心理”——听见了残暴,会说,这是文明的欧洲,二十世纪,应该不可能;亲眼看见了,会说,大概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会长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斯堡山地或者游过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是七十七年前的叙述——为什么读起来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呢?
      没有人可以幸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已经被烧,他和理查·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歌剧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还没有进入他的家门。他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些逃亡的难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上了锁。“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直到四个秘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要求进门搜查,他才醒过来——灾难的洪流山崩,没有人可以幸免。当晚就收拾了行李,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最眷恋的家,也永别了他的祖国。对名满欧陆的茨威格来说,流亡的痛苦显然超过生命的承载,尤其是,他比别人都清醒。
  贯穿他整个回忆录的是邪恶与善良的并存,和平与战争的对比。终其一生他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迫迁、灭绝。“野蛮总有限度”这个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彻底破灭的。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对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Wednesday, January 25, 2017

阎学通: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搜狐,2017-1-23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阎学通教授15日在中国国际问题高级讲坛2017上的讲座精编。本届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院,新浪国际联合主办。  
    特朗普到底想要一个怎样的美国
 今天讲四个问题:
 1、为什么大家担心特朗普?
 大家都在说特朗普,当初奥巴马、小布什当选就没有这么热闹呢?一定有特殊性,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外国人都在担心特朗普执政。
 2、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什么?担心是担心他的政策,担心他什么政策,为什么有对他政策的担心?
 3、我们是中国人,关心美国对华政策,所以从他的偏好看他的对华政策应该是什么样。这是带有一定预测性的。国际关系研究如果是科学性的研究,应该都有预测能力
 4、他的政策倾向性或者大家推测的倾向性会带来已有国家怎样的反应,将来会怎么调整?
    特朗普是一位“好斗”的总统
 首先介绍一下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很多,其中一个理论流派是道义现实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决定了国家利益,国家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中小国家四类,每一类国家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比如主导国要维持世界主导地位,崛起国要争取得到世界主导地位,地区大国只是想在地区具有主导地位,中小国家是求生存。
 实力决定了国家利益,这是一个客观结果。道义现实主义在这个客观结果上研究领导人怎么实现国家利益。国家领导人是不同的,有无为型、保守型和争斗型。这是道义现实主义对国家领袖的分类。面临同样的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怎么实现国家利益的认识不一样,这样就出现了在利益基础上、利益排序判断和策略偏好上形成一个战略偏好,就是以什么办法实现国家利益。
 以美国为例。今天讲特朗普,美国是世界主导国,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它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主导权,任何人当美国总统,这个国家利益是不发生变化的,是客观的。这就是为什么奥巴马说绝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特朗普说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的方法有区别,但是在国家利益判断上没有区别,都是要维持美国霸主地位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特朗普说让美国再次伟大和奥巴马说的美国绝不接受当世界第二区别是什么?奥巴马显然是个保守型领导,他说美国是伟大的,我们不让它衰落就行;特朗普是争斗型的,说美国就衰落了,已经衰落了,现在要让美国重新伟大,他是主动型的:让美国重新再次伟大起来。
 奥巴马没有重新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的想法,虽然奥巴马当时赢得大选也是说要变化,但是这个变化和特朗普说的再次伟大这个变化是不一样的。这样来看,奥巴马就是保守型的,维持目前状态别丢了第一就行了,好像现在还不错。而特朗普不一样,特朗普认为我们已经衰落了,我们要重新努力才能改变已经衰落的地位,所以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性质非常相似。
 从这里我们看出,特朗普是一个争斗型领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有一个视频放的就是特朗普和一个人打赌,觉得赢钱没意思,说谁输就把自己剃光头。他就是一种争斗型的人。同样,在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目标上,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战略偏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保守型的维持现状,一个是要改变现状,不改变现状怎么再次伟大?维持现状就能维持目前状态不再继续落实。这是不一样的。
    美国人到底担忧特朗普什么?
 从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出发,我们来看特朗普当选对国际形势的影响。
 第一,这次特朗普当选之后更担心的是美国人。这个担心表现在美国媒体天天批评特朗普。在美国担心的是自由派、自由主义学者,全世界媒体记者基本都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记者很少,自由主义记者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现代政治政体中,它的构成就是四个部分:一是有一个政治领导;二是下面有政府机构,贯彻这个意图;再者就是政党,政党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竞争中他们的领导上来了,就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带来主导这个国家;政府要贯彻意志还要维持社会稳定,需要法律和行政法规,这就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基本构成。
 为什么这次大选之前美国政治学协会组织教授们集体搞一个联合声明,动员大众不要给特朗普投票?这违反了美国政治学学者清廉、清高、不介入政治的传统。政治学家认为我们是客观的,我们不介入你们的政治,我们没有政治偏见,所有分析都是根据客观原理来做出来的,因为他说我是科学的。
 现在突然改变了,他说不行,这回我们得出来动员大家不要投特朗普,我想问大家,他们居然不顾一个学者公立立场的政治正确原则要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的制度。
 这个制度里最重要的就是长期以来美国形成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长期形成的美国政治和法律机构。这是他们最大的担心。从学术角度来讲,自由主义学派或者美国很多学者都认为制度是决定性因素,认为制度最重要,制度是决定性的,只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什么样的坏领导人都没有关系。这是他们的理论。所以你要让一个人分粥,他一定自己分得最多;但是如果有一个制度规定,你可以分,你最后一个拿,别人先挑,他就分得特别匀,所以绝对相信制度的作用。
 但为什么美国学界这次不相信制度的作用了?美国制度这么强大,就让特朗普上去折腾吧,制度可以约束他。但怎么这次就担心了呢?我从理论角度讲,这就是道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的区别。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政治领导是决定性变量,是自变量,领导是能改变制度的。领导可以改变法律,可以改变制度,可以改变机构,领导可以改变意识形态。我们国家自己也经历过极左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就是,后来进行了调整,把极左的意识形态改变了
 所以,现在美国学界、知识界特别在媒体上反映,他们特别担心特朗普上台以后对美国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他们认为美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维护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工具。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成为世界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型思想,没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就不能吸引全世界其他国家把你作为样本、跟着你走。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
 担心到什么程度?据说在美国大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当大选结果出来,居然有教授在自己的课上公开哭泣。谁赢了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就哭泣。有一个搞统计学的说,他教统计的,他的统计分析结果都说应该希拉里赢,他说这堂课咱们不考试了,因为事实证明我是错的。
 现在美国自由主义学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了,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是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何者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问题。为什么在中东地区都是伊斯兰教,仅仅分成什叶派和逊尼派,从咱们外行来讲,那点差别没多少,就那一点差别,打得你死我活,要以战争方式来解决。这就是意识形态。这次意识形态在美国的分裂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冲突是非常严重的,不只是换了一个领导人或换了一个政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美国国内知识分子担心这么严重。
    美国的盟友们在担心什么?
 这样我们就能体会:第一,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是一个阶级分化的问题,带来的将是美国国内政治分化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的问题。意识形态对立带来的冲突要远远大于阶级矛盾,阶级矛盾仅仅是钱,钱带来的冲突没有意识形态、观念和信仰上的矛盾大
 人们一旦有了某种信仰就很难改变未必)。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德国时期情报负责人说意识形态主义者做间谍最合适,因为这样的人极其坚定,被抓住以后绝对不会把组织机密泄露出去。意识形态坚定的结果是带来冲突。意识形态不一样,矛盾会有多激烈?那叫你死我活的斗争。
 第二,一般来讲,一个国家领导人上台以后的政策取向,朋友欢迎,敌人担心。但特朗普不是,特朗普当选了,敌人和朋友都担心。这是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
 盟友的担心是什么呢?盟友担心特朗普不再承担国际责任。特朗普提出了美国第一,说这是典型的民族主义政策,不再承担国际责任,这样就不参加全球治理。从美国角度来讲,他们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错。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如果全球化说是美国人发动的,中国当初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是咱们说的;后来咱们从全球化得到好处了,咱们再也不说了,改成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化,积极推动全球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特朗普开始问:如果全球化是美国推动的,但我们为什么推动半天却让别人成了最大受益国?这个问题就使得他有了一个理由,我们是应该参加全球治理还是不应该?现在美国人就是参与太多了全球治理,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所以国家衰败了。
 我们国内对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认识是比较混淆的。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全球权力再分配,建立新型国际经济秩序,就是经济权利要重新再分配。但全球治理恰恰是反的,是指国际责任再分配,这就为什么全球治理大家不是抢着干而是推着干。
 全球治理和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特朗普来讲,我觉得他这个概念非常清楚,他说我要的是国际新秩序,要维护美国霸主地位一极格局或者重新强大,重新使美国获得更大国际权利。我不是要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是全球治理的事。这样它的盟友说你不再承担全球治理责任,你不再承担世界警察责任,你还保护不保护我们?
 哪有不讨厌警察的司机?但如果没警察,司机更够呛,就是车祸。特朗普说我不当世界警察,我只想要世界警察权利,罚款我继续干,但是交通规则我不再管了。这时候他的盟友就害怕了。
 不再保护,不再承担作为盟主提供安全保障责任的时候,它的盟友就恐慌了。典型例子就是安倍,都不等他上任急急忙忙地说我得见你,跟你谈一谈。安倍最担心的是他放弃美日同盟,不再给日本提供安全保障。
 美国与俄罗斯关系改善,欧洲传统盟友多恐惧、多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认为跟美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就是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而现在特朗普认为俄罗斯只威胁欧洲不威胁美国。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美国就不可能像过去奥巴马那样坚决地支持欧洲国家反对俄罗斯,美国的欧洲盟友就变得非常恐慌。
 这就是一个你要不要承担责任的问题。退出TPP也是这样,就是经济责任。你是不是要继续建立新的贸易规范,这种贸易规范由美国承担主要责任。建立这个国际规范是美国做出大规模让步的,最典型的就是对越南做出相当大让步,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国对越南单方面零关税才能让越南加入。
 领导国组织区域合作,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好听的就是提供领导,不好听的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就是你花钱修红绿灯让大家公用。为什么大国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呢?它从公共产品上获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
 对中国来讲,中国要推动RCEP我们就要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产品不能让大家均摊,这是不可能的,你得多承担。你的计算是搞了以后我得的好处比别人还多,我付的成本比我获得的好处小,那你就值。
 现在特朗普说TPP不值:我们做这这么多让他们享受了美国的市场,搭便车,而他们搭了便车,美国却没得到什么。特朗普对美国国家利益判断不一样,他更强调实际物质利益,而不是说掌握了某种权力,比如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订权。他说这事我要钱不要权。
 不是说这个不是利益,而是这两个利益哪个应该放在第一位,钱第一位还是掌握制订国际规则贸易权放在第一位。这样我们就了解到了盟友对它的担心。
    特朗普要改变价值观,这让西方都接受不了
 这里有学界经常出现的另一个混淆,甚至官方文件里也经常混淆,就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国际体系是由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国家、跨国公司组成,如是一极格局、两极格局还是多级格局,还有国际规范和国际法律、国际规则,这样构成了国际体系。
 国际秩序是由国际规范加上主流价值观和国际制度安排建立的。价值观为什么重要呢?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你制订什么样的规范,信奉自由主义价值观,你就主张自由贸易;信奉保守主义的价值观,你就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制度安排也是一样的,根据价值观你决定设立什么样的国际制度,是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还是建立联合国,还是建立在这之前的维也纳体系下的国际制度。
 我想说的是,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完全是两个事,根本不存在相等于、约等于。你到图书馆去,图书馆的体系包括管理员,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行为体;图书分类有分区,这就是国际格局;然后有借书规定、还书规定,这是国际规范。这是图书馆的体系。有没有秩序,从国际关系来讲是指有没有战争。什么样的国际体系都可能有战争,也可能没战争。不存在这个国际体系就有战争、那个国际体系就没战争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同样的图书馆,都是管理员在管理,管理规则和管理图书分类一样的情况下,有的图书馆有秩序,有的图书馆没秩序。这样我们就分清了什么是国际体系,什么是国际格局,唯一的重叠就是国际规范。
 特朗普的盟友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担心国际体系改变吗?不是。主权国家不可能改变,特朗普上台,国际格局不管是两极化还是一极格局,四年之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唯一担心的是国际规范有些小的变化,但不是核心。最主要的是他们认为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价值观的改变、规范的改变影响的是国际秩序的变化。所以他们担心的就是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了,国际秩序会发生混淆。这样才有美国媒体每天在攻击特朗普,欧洲、法国的媒体都在批评特朗普。
 西方国家冷战后建立了自由主义价值观,特朗普上来以后要把主导价值观改了,不再是自由主义价值观,这对他们是极其难以接受的。主流价值观一旦改变,国际规范就会改变,国际规范主流价值观改变以后,随着时间的变化,国际制度就可能发生改变。这两者改变,国际秩序就会发生变化,这是美国知识界精英的担心。
 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为什么会有教授哭,就像信仰一样,当你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信仰,突然有一天告诉你说你这个信仰是错的,你能接受吗?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突然有一天你告诉他说你信仰的神病了,你能接受得了吗?神都病了,我怎么办?我有病我还求神来治呢?对自由主义者来讲,最大的问题是自由主义的大旗是美国扛的,美国领导者公然要砍掉这个大旗,他们实在难以承受。
 第三个担心就是美国对手担心,他们担心特朗普以武力方式来解决争端。现在从理论上来讲,他是一个争斗型的总统,可能会采取激进来解决矛盾和冲突,这是为什么他的对手担心。前面我们已经讲了特朗普的当选为什么产生了全球性的恐慌,本国的恐慌,盟友恐慌,对手也恐慌。
     特朗普到底喜欢什么?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讨论特朗普这样的政治领导人组织的领导班子偏好是什么。
 不是说外交政策由特朗普一个人来决定,是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人,他们是一个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的观念,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样的人会聚到一起,相互之间促成,相互支持对方观点,政策就这样形成了。
 我们先看他的利益偏好。他重实利,重实在的利益,不注重意识形态,他的利益是大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当特朗普发一条推特说不能再受一中原则的限制,除非中国在贸易上做出让步,很多人说特朗普哪能要钱这么公开要呢?不支持台独你要给我钱。这样要也没法给你。他能够愚蠢到这个程度吗?如果真要钱他能这样说吗?
 因为特朗普背后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要实现美国再次伟大,他的逻辑就非常清楚:中美之间的竞争是结构性矛盾,是零和矛盾,中国如果不衰落或者增长速度不比美国慢,美国想重新伟大是做不到的。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差距越来越小,怎么让美国再伟大?世界银行昨天说,根据2016年的统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去年超过美国了。你说美国怎么办?他这样的偏好,之所以好斗,其中有一点就是他好斗的性格决定了他的目标是很高的,他有大目标,在大目标中他又注重实力,不注重意识形态。
 《日本经济新闻》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对我做了一个采访,问特朗普当选之后中美关系什么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中美关系能改善。我觉得特别奇怪,为什么商人就能改善中美关系,运动员就不能改善吗?道理在哪儿?因为运动员天天比赛,竞争,就不能改善,商人做买卖就能改善?这跟职业有关系吗?美国总统有过农场主、律师和教授,什么样的人都有,职业怎么能决定他的对华政策呢?这很奇怪。
 我自己理解,经济决定论在我们国家太盛行了,认为他一定财迷,一定认钱,我们有钱,拿钱一买就行了。中美关系内容很多,是多方面的,所以可能不同领域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是不一样的。比如特朗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会关注比较少,他是争斗型注重实力的政治人物,可能在人权政治方面关系有所改善,经济方面会更加恶化,军事方面没有重大变化。
 126日午餐会上,特朗普说他不会像前几任总统一样与中国争论那些愚蠢的问题。特朗普是一个注重实力、注重战略利益的领导者,他把战略利益放在国家利益排序第一位,不会把意识形态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很多书都在问:美国外交政策到底是意识形态决定的还是国家利益决定的?把利益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我不同意,如果这样容易理解,那就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意识形态不会成为他对外政策的首要,这个利益他要放得靠后,不会放得靠前。
 他的战略原则是什么?他有了这样一个利益目标,会采取什么变化呢?因为他是争斗型的,他选择的就是冲突和对抗,就是采取以强压弱,以大险求大利。他不怕输。他能三次破产,说明这个人就是敢冒险的,不冒险怎么能破产呢?稳稳当当干小利没有风险的,他就是宁可破产也要挣大钱。他的性格和他喜欢的人,和他一起的大老板们,他的17个内阁成员里大老板和大公司的特别多,可能都是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最新消息能说明他们政治目标多宏大。他们明确对外讲:副部长以上所有官员不能领工资,他们是奔钱去吗?他们是要小利吗,要的就是大利,几十亿美元就甭跟我谈,至少万亿,没有万亿跟我说什么?他是一个不怕冒大险而要求大利的,不管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是这样,你要想收益高,一定冒风险大,没有又不冒险又挣钱的,银行存款最保险了,就是利息高不了。我们看到他是这样一个人,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性格和他的选择。他选的内阁成员被美国媒体批评,也是他们的性格取向和选择上跟特朗普是相似的。
    特朗普想要做一个划时代的总统
 美国三个心理学家给奥巴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应该成立一个医疗小组,应该对特朗普进行一个医疗诊断,根据他们的专业知识判断,他属于自恋型性格。
 根据他们学术研究,自恋型基本特征就是自大、幻想、坚信、需要赞扬、高傲无礼和嫉妒。其中自大就是说认为自己很重要,认为自己出类拔萃。
 我比较同意特朗普认为自己出类拔萃,我认为他不想做一个和奥巴马一样的总统,我都不认为他想做一个和克林顿这样的总统。他也不想做一个里根这样一个在美国现代政治中比较成功的总统。他想做一个至少要和华盛顿、林肯、罗斯福平起平坐的人,这样的总统他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但他的想法是公开的。
 有人说这是美国一个时代的结束。特朗普要开创的不是一般意义的小事,是在美国历史上的分水岭式的前面两百年、后面两百年这样的领导人。
 安倍想做九年的首相,想干什么?超过吉田茂。吉田茂是二战以来在日本历史上最有功绩的日本首相,而安倍想要修改日本宪法,这是吉田茂做不到的。普京都不满足于超过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说给我二十年,我给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就是说我是第二个彼得大帝。他们的政治抱负极其高,不相信自己是个平常人,认为自己是出类拔萃不平凡的。这样他有一个幻想,永远不会拥有足够的权力,本国的权力不足以,全世界的权力不足以。
 所以他们的战略原则也会跟别人不一样,倾向于采取极端手段。
 特朗普说,他就职当天,就是120日那天,会出台多项总统命令,否定奥巴马的几项政策。他就是选择这种做法,他会走险棋,这跟他的冒险精神一致。他会反常规,你们都认为这么做,我就不这么做。特朗普自己说:我会采取一个政策是你们想不到的,专门走你认为不可能的路。
 这个战略偏好和性格使得他的对手会感到非常恐惧,你猜不到他会干什么,你永远不可能事先准备好,他永远给你一个“没想到”,你怎么准备?因为策略选择是无数的可能性,你总会选择三种可能性,选择可能性大的,你不能选可能性最小,谁也不会做这种准备,这就是他的特点。
      特朗普对华政策就是防范中国崛起
 再讲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什么。从他现在的表态和竞选口号,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就是防范中国的崛起,就是过去我们说的遏制政策。
 特朗普竞选时候使用的口号大家不太赞扬: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大家想想,他让美国再伟大和奥巴马当初竞选的口号“change”含义一样,但是程度比他更高。change只是改变,他说的是我让你变得更伟大,美国民众等了八年,奥巴马这个口号的实现没有看到。
 奥巴马提出口号,但是没有带来那么大的变化。很多美国老百姓现在需要变化,希望见到一个变化,但八年过去了,哪儿变了?皮肤变了,颜色变了,政策没变。连性别都变了,政策还不变。变皮肤颜色和性别,不改变政策,这对我们来讲没有意义。所以他们选择特朗普,就是觉得特朗普上台会采取极端手段改变国家,让国家发生变化,而且可能会变坏。
 变坏都比不变强,这是美国老百姓作出的选择。如果他变坏,还有变好的可能性;如果不变,连变好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变是第一前提,然后才能说变好变坏。
 这样就带来一个结果,特朗普上台之后,它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可能成为至少前四年他整个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他不是空话,不是骗骗人吸引选票就结束了。他既然已经当选了,就会把这个作为目标,他就会问:谁让美国不再伟大了?
 大家想想,从冷战结束到现在,美国跟所有国家的实力差距都在拉大,除了中国。
 冷战结束时,日本GDP是美国的三分之二,美国6万亿,日本4万亿,德国是美国的三分之一,2万亿,美国是6万亿。现在呢?美国17万亿,有人说是18万亿;日本5万亿,变得不足美国三分之一,从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国从2万亿到3万亿,涨的结果是什么呢?从原先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现在变成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从三分之二降到不到三分之一,德国从三分之一降到不到四分之一,别的国家差距就更大了。
 只有一个国家使美国觉得自己“不那么伟大了”,只有一个国家在经济规模上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我们跟美国不仅仅在经济规模上缩小差距,连中国学者在SSCI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现在也是世界第二,远远超过了日本。你可以说这个没用,但就连没用的事我们都已经超过了。
 特朗普把他的内阁成员弄到一起,问:你们说,谁让美国不再伟大了?美国因为什么原因不那么如日中天了?他把防范中国放在第一位,我认为是一个必然结果。
    美国会更依赖东亚同盟关系
 特朗普不再像奥巴马那样提“重返亚太”,他绝不会用“重返亚太”这个词,也绝不会用“再平衡”这个词。但是我说的不是用词的差距。特朗普真正的竞争重点我觉得不再是亚太,应该是东亚。亚太有什么可争的,拉美和欧洲有什么可争的,争的是东亚,不是整个亚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不是说重返亚太,强调在亚太部署多少部队,而是在东亚部署多少部队,这是他遏制中国的统一战线。
 遏制政策要利用结盟,而美国的盟友现在很担心,当时有记者问我日本特别担心特朗普放弃日本,我说不会,他要想遏制中国,不依赖同盟没有办法,单靠他自己不行,所以他一定还会继续强化跟东亚国家之间的同盟关系。安倍去了以后问题解决了,现在他对韩国也是一样,朴槿惠面临弹劾的情况下他给朴槿惠打电话商量改善关系。所以他还会同东亚国家加强关系,加强和东亚传统盟友军事关系,同时会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
 我不认为特朗普仅仅因为普京帮他赢得大选,所以就跟他关系好。世界中心正转向东亚,争夺的就是东亚。在东亚的争斗,俄罗斯的力量非常重要。借用俄罗斯的威胁团结欧洲国家,对他在东亚地区获得世界主导权的作用不大。欧洲离中国太远,欧洲国家帮不上忙,能帮上忙的是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挨着,只要俄罗斯跟中国之间关系不铁瓷,对美国遏制中国方面就是一个利好,而且是重大利好。
     今后中美经济冲突可能增加
 特朗普特别注重美国的经济利益,他要让美国老百姓感觉他当总统对经济有好处,所以美国会跟中国发生更多的经济冲突。
 1221日,特朗普宣布组建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这是一个原来没有的组织,认定的负责人是纳瓦罗,他写过一本书叫《Death By China》,我们非常温柔地翻译成《致命中国》。从译者、出版社的心理,就是不想说美国被中国整死,是说美国因为中国死了。
 纳瓦罗现在负责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成立一个机构和任命一个职务是不一样的,成立领导小组和让一个人当部长性质是不一样的。领导小组多大权力,他让这个人做这个领导小组组长,这个人上台专门负责美国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协调,贸易、投资、金融等各个领域的协调。
 昨天,特朗普又任命了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主要跟中国贸易谈判。莱特希泽2010年说,应该对中国采取更激烈手段。他当年跟日本谈判贸易,上世纪80年代打击日本,要求日本数字化开放市场,当时日本被逼得没办法,到美国开农场然后出口到日本。
 现在这样一个人上台,说他的对华贸易政策会是温和的,是以协商为主的,我不认为是这样,你从他任命的这些人就可以知道他的政策取向是什么。
      特朗普上台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华政策的影响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另一方面就是利用周边国家:北边同俄罗斯改善关系,南边与东盟国家盟友加强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台湾,他会利用台湾地区,朝鲜和伊朗他也会利用。离中国越近的地区,他与其改善关系的力度越大,加强军事合作的力度越大,对朝鲜很有可能是两手,要么战,要么改善关系。总体来讲就是给中国制造更大的外部困难,加大对军费的开支已经是必然
      台湾会朝“台独”走得更远
 现在谈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我觉得是比较大的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同盟关系。
 从现在来看,美国新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还会延续过去政策,减少与台湾往来的可能性非常小。特朗普一当选,很多人都在说这下台湾没希望了,这下蔡英文完蛋了。特朗普看重中国市场,看重大陆的钱,台湾什么钱都没有,美国不会再看重台湾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很可能特朗普对台湾的政治支持会超过奥巴马。
 从全局角度来讲,当美国在东南亚的优势开始逐步丧失,特朗普会更加注重在东北亚的优势,所以他必须保持美国在东北亚的优势,如果台湾问题松弛,那么美国在东北亚的主导地位也会受到侵蚀。特朗普不希望东北亚的优势实力也会下降,所以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可能会变得更坚决一些。122日,特朗普给蔡英文打电话,舆论说这是蔡英文搞的小把戏,过了十天,特朗普发推特说:美国没有必要受一中原则限制。这个时候,很多人,包括媒体,才开始从原来幻想特朗普上台会抛弃台湾的幻想中摆脱出来。
 想到特朗普的战略偏好,就不会做出“抛弃台湾”的判断,他具体采取什么政策呢?防范是目标,在这个基础上要采取遏制中国的几个政策。经济上他很注重实力,他注重的实力不是钱,他认为物质实力是美国再次强大的基础,注重的是经济利益和军事安全利益,这种战略利益决定了美国的国际地位。
 台湾蔡英文在那一通电话的激励下,进一步走向“台独”的信心会上升。她知道特朗普对一中原则不再像过去那样坚持,而且美国国会也采取了一个相一致的政策。在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前,美国国会通过六项对于台湾的安全保障法案,是变相支持台湾“独立”。在这之后,又不再限制美台官方交往级别,这就是说美国国防部长将可以对台湾进行访问,也不再限制台湾“国防部长”到华盛顿访问。
 奥巴马这是在强化与台湾的军事合作关系。特朗普上来后,只会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不会退回去。这样,对台湾来讲,有了美国更强大、更坚定的支持,蔡英文政府在“台独”道路上只会走得更远,而不会回到九二共识。后一种情况是没有可能的。
      俄罗斯可能会疏远对华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特朗普政策是这样,大家虽然在猜,但大方向大家都看出来了,各国怎么办呢?我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会有所变化。
 为什么俄罗斯会有所变化?俄罗斯跟中国战略合作的基础是什么?是美国的战略威胁,是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了共同战略威胁,所以中俄关系走得这么坚实。今天这个基石可能要消失,美国说我不再对俄罗斯施加战略压力,我只对中国。从这个意义来讲,当美国对俄罗斯战略威胁不再像过去那么严重的时候,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需求会大规模下降,努力和中国改善战略关系的意愿就会减少。
 我长期建议中国和俄罗斯应该结成同盟。如果我们是盟友,今天我们还用得着那么担心美俄关系改善中俄关系会产生负面影响吗?你说我们不跟它结盟有多少好处,但是你想过没有不结盟的坏处是什么?甘蔗没有两头甜的。
 俄罗斯跟美国关系的改善大规模减少了其压力,最主要体现在它的西侧,也就是欧洲的压力会下降。没有美国支持,欧洲没有足够力量对俄罗斯施压。欧洲压力一下降,俄罗斯整个国际战略空间就会大规模改善。这种改善是跟中国合作所获得不了的。我跟你怎么合作都获得不了这样的重大战略利益,和中国拉开一点距离有利于它获得这样的战略利益
      朝鲜可能变得既反美又反华
 至于朝鲜,我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对朝鲜压力增大。有人认为朝鲜会因此更加需要中国的帮助,会向中国靠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难改变我们无核化的对朝政策。美国的要求就是消除它的核武器。除非我们支持朝鲜搞核武器,只要我们不支持,这点你和美国就难有本质性的区别。朝鲜很有可能像我们在上世纪60年代一样,两个拳头打人,当时我们既反美国又反苏联。朝鲜很有可能最后走向既反美也反中国。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日本会更坚决地与中国对抗
 日本认为机会来了。安倍本来就是通过对抗政策实现了执政早期的目标,通过对抗巩固了自己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现在有可能会创造日本战后首相从来没有过的历史记录。对抗政策是它的主轴。现在特朗普的政策会使日本觉得能够更有力地和美国合作和配合,矛盾会减少,合作会更多,所以日本会采取更加坚决的与华对抗政策。
 有人说日本还要说和中国领导人见面。只是,日本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不是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是要缓和中国针对日本的对抗政策。也就是说,日本对华政策应该是继续强硬甚至会更强硬。
      东盟国家难成美国遏制中国抓手
 至于东盟,菲律宾杜特尔特上台后,选择了改变依靠美国、转向中国这样一个政策,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上台之后,在菲律宾发生了一场未遂政变。
 这场政变是由菲籍美国人和他们的后代策划,就是要推翻杜特尔特。杜特尔特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搞的,所以他坚信美国政府会继续推动这些人。加上菲律宾军方和美国军方关系特别紧密,杜特尔特认为美方会继续推动军方搞军事政变把他弄下台,所以觉得不能再和美国关系紧密,一定要让美军撤退。这不是领土主权问题,而是政权安全问题。
 上周又有一个报道,说美国使馆一份文件被泄露出来,证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曾经给美国国务院发过一个邮件,是关于如何推翻杜特尔特政权的方案。你要干掉我,我怎么跟你军事合作?昨天菲律宾已经任命新的驻华大使,新大使说,我们这次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战略性调整,就是要亲中疏美。
 杜特尔特上台,特朗普到底是选择在南海跟中国对抗为主还是选择在东北亚对抗为主,我觉得这是值得讨论的。两个领域都会对抗没错。但我认为,在东北亚,从台湾开始往上对抗的程度会超过在南海的对抗。为什么?因为在南海对抗得有抓手,现在美国的几个盟友都在往后退,新加坡坚定跟美国走但又不想打头阵。从便利条件角度来讲,美國利用对东北亚遏制中国比在东南亚更有利,可能下一步美国在东亚地区和中国的对抗政策会更多体现在东北亚地区。
      印度将向对抗中国的结盟方向发展
 至于印度,它正进一步远离它的不结盟政策。什么叫远离?印度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被认为很成功,但是印度人民党出身的总理莫迪说这是国大党的历史遗产,跟我没关系。
 所有反对党上台后都不想继承前执政党的政治口号和政治原则。我要成为一个伟大领袖,得是我创造的原因,我创造的词汇,我创造的概念。所以莫迪不再强调不结盟政策。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印度的不结盟是这样的,当中国跟一个大国矛盾很尖锐的时候,他会偏离不结盟原则,与对抗中国的大国发展带有结盟性质的关系,可能会签条约,但是名义上还要保持不结盟。但是中国和大国关系好的时候,就坚持做不结盟国家。我们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它说不结盟,但是我们跟苏联关系不好,它就跟苏联实质性结盟。我们跟美国对抗的时候,它就同美国有战略合作;我们和美国关系好了,它说不结盟。
 特朗普上台,给莫迪创造了条件,会使印度向结盟方向发展。即便不签订条约,印度同美国结盟性越强,合作内容越强,跟中国的对抗也就越强。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对美日印三边联合军事演习积极性特别大,原来比较谨慎,只在印度洋,现在已经到了东海。特朗普上台后,印度会不会在南海演习我不知道,但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印度派军舰与美国、日本三家一起在南海搞军事演习的可能性也存在。总体来讲,印度对华的政策会呈强硬趋势
      上合组织不会发展为军事同盟
 巴基斯坦知道这个形势对它不利,也会更加依靠我们,美国对印度支持越多,巴基斯坦就越得依靠中国,没有选择余地。
 上海合作组织有五个“斯坦”,按照我的理解,五个“斯坦”将走向松散,五个“斯坦”能不能在对华政策上保持以合作为主的态势,很大程度上受俄罗斯影响。中俄关系越紧密,它们同中国合作越紧密;中俄之间距离拉远,它们和中国合作就会有顾虑,担心俄罗斯对他们不满。
 我们去年同意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进入上合组织,意味着上合组织再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同盟关系。把两个敌对国家拿进来以后它不能成为一个积极合作的组织,只能成为一个预防性合作的组织,就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也就是说,上合组织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同时加入成为正式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成为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没有了。
     欧洲会与中国有限改善关系
 比较远的是欧洲。欧洲同我们改善关系的可能性在上升。美国和欧洲关系有所疏离,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对他们的压力等于变相增大,这样的结果就是它会更多地和中国改善关系。
 但是有一点,欧洲与中国关系的改善是非常有限的。首先,距离太远,这样欧洲在军事上在东亚没有影响力,对我们来讲仅仅是经济合作;其次,在人权问题上,欧洲顶多不会像以前那么坚决地同中国对抗,但是也不会走得更远,说不关心中国的人权。我们与欧洲的关系会改善,但是对我们崛起带来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大国实力都在下降,谁衰落得慢,谁就能赢
 特朗普上台以后,总体来讲,机会和挑战并存,如果发挥主动性好,我认为机会大于挑战。
 特朗普上台导致美国国内严重分裂,他没有能力重新让美国团结起来,美国内部分裂会使这个国家再次伟大面临很多困难。应该说,今后四年甚至更长时间里,所有大国都是实力下降的趋势。这时候谁衰落得慢,谁就赢。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智慧,是整体处于向后退的情况下谁有本事利用这个向后退的趋势,利用得好的就叫做有战略机遇期。
 总体来讲,经济方面我不认为有特别大的挑战。虽然会增加一点政策压力,但是我觉得仍然有机会。机会在于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历史发展有几个进程。上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50年代,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盛行;60年代民族主义盛行;90年代自由主义盛行,被称为历史的终结。但是,后来出现了反制度主义,开始挑战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又兴起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弄得到处打仗。现在,又兴起了新的一轮反制度主义,或者叫民粹主义。这个新潮流带来一种新的政治变化,谁能抓住这个政治变化,利用好这个政治变化。我不是说随大流,而是你怎么利用它的问题。利用好了,你就能在这个动乱之间能够实现崛起。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长期以来自由主义是针对中国的。我们不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处于劣势。但今天有很大变化。昨天和约瑟夫·奈吃饭,他说你看特朗普还没上台,突然全世界就有了一个观念的改变,认为维护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再是美国了,得靠中国。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自由主义长期都在攻击中国,现在却说需要中国来维护。我不是说我们要维护,我也不是说我们要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至于怎么利用这次自由主义受到挑战的机会,该做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201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叫做“黑天鹅之年”。2017年,我预测将是更加不平凡的一年,将是一个我们会觉得非常新奇、不熟悉的一年。谢谢大家!

Tuesday, January 24, 2017

杨恒均:特朗普开始学中国,你怕不怕?

(文学城,2017-1-24
  我点评了一下特朗普的演讲,引来不少网友的认可,却也有不少批评。其实,特朗普这个奇葩,用全部肯定或者一棒子打死的办法评价他,都只会让你自己处于被动。我总共有十篇写特朗普的文章,其中有四篇是分析特朗普现象以及他出现的原因,批评了西方精英主导的“政治正确”和墨守陈规是造成特朗普出现的根源,我认为特朗普现象是必然,也对特朗普横空出世表示理解,甚至保留的肯定。但我更多的文章则是对这位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和部分种族主义于一身的商人的批判。
  对特朗普之所以无法做到黑白分明,说一不二,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之前所说的是不是竞选语言,他上任后是否言必行行必果,以及如果他这样做,美国的民主制度到底能够对他约束到什么程度,或者换句话说,特朗普到底能够对美国民主制度冲击、破坏到什么程度。这些都言之过早。
  所以我认为现阶段对特朗普的评价,应遵循就事论事的原则,你说了一句什么话,做了一件什么事,我就针对这句话这件事作出回应和评价,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在不久前写了两篇带有肯定语气分析了特朗普胜选的原因后,又针对他的就职演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这篇就职演讲出来后,整个西方社会一片惊叹,原因我都在点评中说了,这位老商人一改之前几十位美国总统就职时动辄搬出国父与先贤的惯例,只字不提美国遵循了230多年的核心价值观,从“美国第一”到“让美国再次伟大“,从“把权力还给人民”到向整个美国体制宣战,短短十六分钟的演讲,他几乎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新国家主义与愤世嫉俗都玩了个遍,这能不让西方胆战心惊?这可是他们一直在指责其他国家反复出现的问题啊,现在突然听到他们的龙头老大喊了出来……
  最令人惊讶的是,非西方国家,甚至在骨子里一直反西方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政府和主流社会,虽然有些没有明确表示出来,却也掩盖不住对特朗普的演讲充满了狐疑和害怕。这是怎么回事呢?
  特朗普要走“中国特色”的美国发展道路?
  就拿中国来说,特朗普的演讲一结束,就有网友给我发信息:“老师,特朗普的写稿秘书是不是中国派过去的?” “老杨头,特朗普的演讲怎么那么熟悉啊?” ……果然第二天就有网友对特朗普的就职演讲作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熟悉的归纳总结有:1、美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2、打倒资产阶级当权派,建立人民政府;3、空谈误国,实干兴邦;4、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5、把权力还给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6、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事业;7、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社会稳定,必要的时候一起唱红歌跳忠字舞,向国旗致敬;9、确立“美国梦”——为实现美国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并在已经强大了一百年的基础上,力争再领导世界一百年,完成“两个一百年”……
  这总结归纳虽属于网友调侃,却绝不是恶搞,如果你仔细读一遍特朗普的演讲稿,你会惊或者喜出一身冷汗:不干涉他国内政,你也别妨碍我,“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冲击现有体制;保持稳定,以及“经济建设为中心”;从新定义“美国梦”并大力弘扬特朗普牌的“爱国主义”等等,这些几乎都可以一一对应到中国的每项政策与主张:中国梦,中国第一,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干涉他国内政,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得不客气点,特朗普完全在照搬中国的治理模式,准备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加上他只字不提历届美国总统用来折磨北京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美国价值观,虽然结盟,且是有条件的结盟,并且只把国际上打击的目标限定在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而不是像历届总统一样,把反恐与反暴政独裁并列为两个最大的打击目标。至少从他演讲的文字上来判断,特朗普确实在向中国模式和管理国家的方式靠拢。
  中国不高兴!
  但除了极少数几位好像神志有些不清的极左派人士除外,中国从政府到媒体,从社会到互联网,几乎没有几个人对这种现象表示欣慰,更没有人起来欢呼,相反,很多人都不高兴了,这次是真对不高兴。
  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设想一下,北京某位新上来的领导人,如果在就职发言中稍微偏向了美国和西方,整个西方世界肯定会欢呼雀跃,对不对?现在中国几乎没有经过努力,几乎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让美国新任总统不但放弃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围攻,而且,让他自愿说出了要走“中国特色”的美国道路,我们为什么高兴不起来?注意,我说的“我们”可不只是指一小撮自由派学者与民主人士,也包括体制内外的精英群体,和互联网上大批有点理智的网民。
  从哪给你们解释呢?网上流传着奥巴马说的一段话:如果13亿中国人都采取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那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就不够用了。不管这句话是不是奥巴马说的,但就我在中美两地的生活体验,我认为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美国人对资源的占用,几乎达到了最大限度,地球上真没有这么多资源供中国人、印度人和余下几十亿人去消耗。那么,现在让我们反过来问一句:如果美国开始采取中国模式,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使用中国的崛起方式,世界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美国第一”的本质是啥?
  我不便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换个方式吧。大家知道,特朗普喊出的“美国第一”,其实每个国家都在这样喊,而且喊了多少年了。尤其过去20多年的中国,“中国第一”难道不是我们的目标?在中国,如果我们不树立“中国第一”的信心、路径和目标,难道要喊“美国第一”?当然不会。可为什么当特朗普喊出“美国第一”的时候,全世界都开始不安起来?难道美国以前的几十位总统都不把美国放在第一?
  听我慢慢说,美国的外交中一直有利益和理念两个因素,从利益来说,美国第一的意思是当仁不让,能争取的一定争取,获得利益最大化。但从价值理念也就是他自己定的那些“普世价值”来说,“美国第一”有个前提,不能违背普世价值,至少不能做出伤天害理的事。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国家自从确立资本主义以来一直在实行实用主义、利益之上的外交,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本身就是他们把自己国家放在第一的必然结果。二战中要征服欧洲的德国和几乎占领了整个东亚的日本,都是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者,换句话说,都是把自己国家放在绝对第一的典型国家。但他们给中国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灾难,不用我赘述了吧?
  正是从二战的教训中,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包括当时的国民政府)痛定思痛,界定了主权和人权,美国带头废除了殖民地,给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套上了普世价值理念的紧箍咒。从此以后,每个国家还是会把自己的国家放在第一的位置上,但却不能为了第一而侵略他国、侵犯人权,也不能为了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损害他国利益,甚至不允许统治者奴役自己本国的国民。
  举个极端的例子:美苏率先发展出核子武器,而且美国一度遥遥领先,如果他们为了追求两国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禁止全世界所有国家拥有核子武器,谁发展我就用核武荡平他……如果真这样做,美苏甚至美国一家就可能永远是这个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霸权,轮得到今天中国的崛起吗?
  上面的例子是话糙理不糙,等而下之的例子举不胜举。美国死了几千名士兵侵占伊拉克后,却不得不在自己确立的贸易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同中国等没有对伊拉克解放贡献过一粒子弹的国家平等地进行石油开采的竞争。试想一下,要是没有美国自己设立的这些基于价值理念的公平规则,轮得到中国去战后的伊拉克摘取石油的桃子?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主权国家,没有不把自己放在“第一”的,但也同样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却给“第一”套上了价值理念的紧箍咒。例如航海自由,就不能用“国家第一”的概念来破坏,不能说你的海军强大,就禁止别人从你门前通过。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将永远走不出内海,因为我们的海军几乎是从无到有,逐渐强大起来的。可早在我们还是“无”的时候,拥有航空母舰的列强已经把海洋都划分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感谢各种国际法、国际公约,以及中国认可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的维护决心,让“第一”都知道头上的天花板,而不至于肆无忌惮。
  过去多年来,一些忘记原则和国际法,想尝试“第一”滋味的国家,几乎都被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打回原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伊拉克的萨达姆一不高兴,竟然侵略富有的邻国科威特,兼并后就不走了。如果没有美国,科威特就永远没有了。以美国为首的军队让萨达姆撤出了科威特。而美国并没有就此占领科威特,也没有在灭掉萨达姆后把伊拉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
  但就在此时此刻,世界老大的新任总统却在就职典礼上恶狠狠地祭出了“美国第一”。这当然不是说以前的美国总统都不把美国放在第一,而是把其他国家放在第一,而是隐含着他上来后,将要把美国放在所有东西包括价值理念和法律、规则的上面,要实行国家主义的第一!这才是让世界感到不安的。如果特朗普上去后言必行的话,我们很可能看到一个高举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美国
  世界警察累了?
  有人说,我们不是也高举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大旗吗?唉,我们那是在国内玩玩,根本没有实力在国际上玩,而且领导群体中不乏明智之人,一直知道如何收放。如果真像一些网友主张的那样“中国第一”,那么为了南海我们早就同越南、菲律宾开战,为了北方领土,和俄国也在交恶,而为了钓鱼岛开始了远远长于十四年的抗日,还很可能因为韩国侵占了我们几个传统的粽子节之类的,也忍不住出兵跨过鸭绿江越过三八线了……这些都没有发生,除了我上面说到到理由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世界老大——兼任“世界警察”的美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但现在世界老大顶不住,后者是累累,首先要退出他辛辛苦苦营造了这么多年的国际秩序,他自己要成为天下第一了。你能不紧张,不害怕吗?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是机会啊,有什么可怕的?嗯,这机会你不觉得来得早了点?唯一一艘从人家那里买来翻新的航空母舰刚刚穿过了一次自己的内海台湾海峡,就弄得好像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似的,这点出息劲真能应对无序的世界?
  当然,老是围绕战争也许不太地道,而且核武器时代,真正的世界大战也不一定打得起来,还是让我们回到最关心的话题,经济发展与国家崛起吧。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过去四十年,地球上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最快?国际地位飙升最快?国家综合国力提升最快?毫无疑问,非中国莫属。
  再问一句:为什么?当然理由很多,每个人会给出不同的,例如中国人太勤劳啊,没日没夜的干啊;例如共党的领导很重要啊,让你除了发财想不起其他的事儿啊;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发展快只是因为以前发展慢,这样一下子补回来了……当然,每个人说的都有他的道理,可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估计谁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后,融入国际社会,国际秩序与规则,客观上对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有利。
  我不认为有人可以否定这个原因,尤其当中国的经济是外向型,是同西方国家做生意,从引进技术和资金开始到投资海外,无一不是同西方打交道。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真对中国特别严厉和恶劣,你还能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中保持第一吗?1989年过后那几年,中国经济如何?如果不是小平南巡,重新出发,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并获得了西方的认同,加入WTO,你现在和北朝鲜强不了多少。
  当然,美国肯定不是有意对中国好,更不会青睐有加,但美国人确立了这样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中国善于融入并熟练掌握,这是内因和外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在这个情况下,美国新任总统想从世界收缩,不再提那些美国先贤们提出、发展并一直想强加给世界的“普世价值”理念,中国准备好取而代之了吗?如果没有,我们将会面临一个怎样的世界?一个怎么的特朗普?和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呢?
  这里只是拐弯抹角地分析了一下特朗普的“美国第一”,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他的各种转变有可能对世界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我们是有理由感到不高兴、忧虑甚至害怕的。要不然,我就再分析一个更让你吃惊的事儿。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故事,我说过一些,但没有全部披露出来。
      以夷制夷:利用“普世价值”对付美国
    2009年,我写了一系列的中国外交“羊皮书”,结合我自己的专业,但主要是从我的观察出发,站在中国立场写了中美关系,暗含告诫当局应该如何做。结果中国没有人注意,美国倒是被惊动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政治处的一位中国通在一次活动上找到我,表示很感兴趣。我们聊起来,我最得意的洋洋洒洒的文章他并不不感兴趣,对我写的中美关系的文章倒背如流,尤其提到一篇《以夷制夷:用美国人的价值观来制约美国》的短文。我都觉得有些奇怪,但更奇怪的是我后来知道,美国某个部门竟然把这文章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国务院系统传阅,我正好有朋友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几年后他才告诉我这事。
  当然,他们重视这几篇我顺手写就短文的程度不用等到几年后才知道,奥巴马稍后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美国大使馆官员给我打电话,说可以安排在上海见到奥巴马,最好是回到你的母校复旦大学,你作为美方邀请的客人坐在第一排听他的一个演讲(奥巴马被安排在复旦发表主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
  我后来找理由推脱了这个难得的“殊荣”,其中原因大家都能猜到(见我的博文:《我为何写博文——奥巴马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原因我不好意思说,他们重视我的原因正好是我认为自己写作中最不重要的那部分内容。如果他们是因为我写了那么多推广“美式”价值理念的文章而请我,我也许还会去,因为“当之无愧”嘛。可他们是因为我胡乱写了几篇介绍中国外交的文章,他们甚至以为我透露了中国外交的“秘密”。可那文章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和角度,是告诫北京如何对付美国的啊。
  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只有两句话:如果美国抛弃二战后他自己确立的普世价值,那将是中国和全世界的灾难(正如八年后特朗普要做的);如果要想在国际上限制美国胡作非为,制约他足足可以摧毁中国几十次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争取中国在国际上的最大利益,唯一有效的武器就是“普世价值”!
  很多人以为我又想用这篇文章宣扬“普世价值”,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是要中国利用“普世价值”来对付美国,从而大国崛起。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的建议,而是中国一直在做的,只是他们没有明言而已。我们知道,一方面美国利用普世价值对中国“指手画脚,让北京很郁闷,经常吵架,北京在国内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治理与发展模式;可在另一方面,在国际场合,在与美国打交道中,中国一直在使用“普世价值”的原则反对霸权、争取最大利益,甚至有时占尽便宜,把美国逼到了墙角。
  举例来说,中国方面以国情特殊,禁止外国媒体在中国出版发行,一方面却利用了美国所谓人人平等、言论自由的价值理念,几乎把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等英文版都搬到了美国。美国纽约最有名几个标志性建筑物外面的报纸箱里,十个有九个是中国的党报英文版,我上次在那里还专门照了相。
  你以为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把宣传搞到了他们的眼皮子下?当然知道,而且还刁难过这些办报人,我的一位媒体朋友就被永远拒签了,表面理由是雇佣打黑工的中国人,其实是怀疑他在美国宣传共党政策。可是拒签一两个容易,总体来说,美国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中国在美国的报纸越来越多,终于连时代广场上都有宣传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大屏幕了。
  这一切正是中国利用了美国人打死都不丢弃的“普世价值”才能做到的:你不是说平等公正吗?那我就可以到你那里办媒体,你不是说言论自由吗?那我就要去讽刺美国政治,歌颂中国模式。你能拿我怎么办?我可是享受美式人权的啊——除非你先自废武功,抛弃“普世价值”,否则,美国拿你真没辙。当然,如果他自费武功了,抛弃了“普世价值”,用亚洲或者中国的方式对付外来的媒体,中国也就没有必要去搞宣传了,美国和中国一样了嘛。再说,他都没有“普世价值”了,自然没法和平演变你,你也就不怕了嘛……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方面,但至少美国人从2009年就注意到了中国熟练掌握“普世价值”,在国际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美国的价值观制约美国。我隐藏在文章下面的东西是相当丰富的,这点美国人算是看明白了。我心里是有些惶恐的,因为我无意中泄漏了中国用来对付美国的最行之有效的致命武器。当然,泄漏了也没有问题,美国人处于无法作出决定的尴尬处境。
  特朗普不想立牌坊,想当恶人了!
  不过这是以前了!现在出了一个特朗普,情况突然转变了。怎么转变了?很简单,以前我美国高举“普世价值”,没有把你打趴下,也没有成功和平演变你,却反而被你利用普世价值里的“政治正确”快把我玩残了。我却因为普世价值的牌坊无法放下,当不了婊子,也不能做恶人。现在好了,美国出了个特朗普,他要为人民谋福利,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前提是,他不再提普世价值,不再理会那些包含在普世价值中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公平,不再单方面允许你言论自由,更不许你利用联合国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国家搞什么一人一票的投票决定,让美国的意志根本无法在联合国决议中体现……哦,这样的美国是什么国家?这样的特朗普是什么人?答案很简答:流氓啊!
  现在特朗普至少就在言语上摆出了这样的架势:我是流氓,你咬我?我是流氓我怕谁?多少年来,美国为了保住普世价值这个牌坊,不但不敢当婊子,而且还在国际上承担了天价的维稳经费,解除了地球上最邪恶最可怕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牺牲了不少士兵抗击全世界各地的不遵守规矩者,可美国却不停遭到一些国家的批评甚至辱骂,自己国家稍微出点问题,就怪到美国头上,自己国家动荡了,是美国策划的,自己经济发展不好,是美国剥夺的。二战后欧洲和亚洲发生游行最多的都是针对美国,可你们也不想一下,要不是美国驻军压着德国和日本,欧洲有谁是德国的对手?亚洲哪个国家经得起日本蹂躏?
  别怪我用这种近似文学的语言来描述严肃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特朗普真像一些人预测的,要从国际上全面撤退,留下门前雪各自打扫,那么,未来混乱的世界可想而知:为了保卫欧洲,德国可以开动武器制造业,立即会让德国制造的武器像奔驰宝马和奥迪一样跑遍全球,让俄国和中国的武器在国际上一钱不值;日本和韩国为了对抗东北亚的危险,立即宣布发展核武器,并对任何不友好的国家实行高科技产品禁运,和技术封锁,中国长安街上超过70%的日本车立马买不到配件——我就不说制造一个大轮船需要多少外国进口的先进小部件了!终止全球化,西方制度相同规则相近的所有国家自成一体,排挤不同制度与欠发达国家,要知道,西方从诞生到发展最快阶段,从来没有依靠过不同制度的国家,更没有中国市场帮助过他们……
  当然,他们不怕中国,中国也不怕他们。但你们想到没有,一旦美国耍起流氓,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流氓谁是他的对手?当初美国入侵伊拉克,结果没找到核子武器,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了,美国政府很尴尬,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同声谴责和冷嘲热讽。其实,美国就是灭掉萨达姆又咋了?当时大军压境,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介入,美国弄两个假的核子武器在电视上晃一晃,找几个伊拉克军人,逼他们到电视机镜头前悔罪道歉,对流氓来讲,这也不难吧?流氓不都是在这样做吗?所以,抛弃普世价值的美国,真的是天下无耻自然也是天下无敌的。如果这样的情况真出现,我很想知道,这是不是中国一帮攻击美国推崇普世价值的人愿意看到的?
  特朗普说,我就是要阻止中国发展,你咬我啊?!
  中国不愿意看到,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不愿意看到。美国对战后对国际秩序确实贡献巨大,联合国等经费美国出的最多,世界各地有问题了,美国一马当先派遣维和部队,我们以前一毛不拔,对维和部队冷嘲热讽,现在不也开始派遣维和部队了?这说明我们领导人是看得清大局的。就在过去两年,最高领导人接二连三强调不会和美国争头,承认美国的老大地位,最近就在特朗普声称要闭关自守时,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号召继续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都充分说明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中国的立场。
  中国是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维系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在全球化中中国取得了地球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可以达到的高度,在国际交往中,中国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态度律己律人,赢得了原本被列强瓜分的一些之地,且日益壮大……可这一切都有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发生逆转。
  美国出现了特朗普,西方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以前那些自由主义政府死守普世价值的“政治正确”,在移民、限制资本和打击恐怖主义上不够力,但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中国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国际环境迅速崛起,强烈地刺激了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一大批唯利是图的商人、争强好斗的鹰派政客和在北京铜墙铁壁的互联网长城上败下阵来的意识形态斗士,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上台,有很多的中国因素在里面。而特朗普上台主要对付的并不是他说的伊斯兰恐怖分子,也不是可怜的翻山越岭来到美国洗盘子捡垃圾的墨西哥穷人,而是眼看就阻挡不住崛起崛起再崛起的中国——
  美国第一,意味着他将从新拉开自己同世界第二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差距;不提公正、公平、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预示着他将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同中国争斗,或者压制中国崛起;把权力还给人民,关注弱势群体与制造业,最大的阻力是享受巨大贸易顺差的中国;重新定义“美国梦”,诋毁体制,表明他有意要让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继里根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总统,而精于计算的商人特朗普和戏子里根都非常清楚,可以用竞选时的民粹主义获得选票,可以用经济发展保持连任,但要想成为伟大的总统,唯一的办法就是摧毁世界上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尤其是这个超级大国还同美国有不一样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
  而特朗普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他想摧毁的那个人,正如我曾经建议北京的“以夷制夷”策略(用美国的价值观制约美国)一样,特朗普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开始模仿中国,走中国特色的美国之路,照搬中国模式,全盘中化……一直以来,中国不停指责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普世价值和平演变中国,阻碍中国发展,美国不停解释,连总统都上场了,那态度无论多诚恳,上下中国人就是不信。
  现在好了。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特朗普,他不要普世价值了,也不和平演变你了,如果你再去问他,你要阻止中国发展吗?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啊,我就是要阻止你发展,不阻止你发展,我怎么保持永远第一?我不会和平演变你,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怎么样?你咬我啊?!
  我问你,碰上比你还流氓的流氓,你怕不怕呀?怕了吧,好吧,洗洗睡,盖好被子,蒙头睡觉觉吧。我唯一能安慰你的是,相信民主制度,相信自由、公正、公平、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的力量会阻止特朗普耍流氓的,面对流氓,只有这些才能救中国……

张跃然: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

------马克思会如何理解当代美国政治
(澎湃新闻,2017120日,作者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一刻起,许多舆论就将这一事件戏称为“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日”。人们乐衷于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称《雾月十八》)中的只言片语透视美国大选,指出波拿巴复辟与特朗普上台之间的相似性。
  然而,这其中的大多数分析往往流于表面。
  作为马克思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论述之一,《雾月十八》中蕴藏的洞见是复杂而深刻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如何从《雾月十八》的论述中,提炼出具有生命力的概念、视角和分析思路?这些思想资源,究竟如何帮我们更好地理解特朗普上台这一事件背后的美国政治整体走向?
      《雾月十八》写了什么?
     1848年,法国人推翻了七月王朝的专制政权,建立第二共和国,但只维持了短短三年。“雾月十八日”指的是1799119日(法兰西共和国历的雾月十八日),是拿破仑发动政变的日子,法国大革命就此终结。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指的是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1851年发动政变、终结第二共和国、最终走向君主专制复辟,重演法国大革命的结局。
  历史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起源于激进思想的1848法国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就走到了君权复辟的结局?这是马克思写作《雾月十八》时试图回答的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答案就在各个阶级的政治互动过程中: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的小规模生产者)、无产阶级、小农、流氓无产者(没有正式营生的社会边缘人)在马克思笔下一一登上政治舞台,展开复杂的交锋。
  在各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了七月王朝之后,无产阶级首先发现,如果不采取极端行动,新的共和国政权势必被资产阶级主导。无产阶级发动“六月起义”,但最终失败,从此被逐出了政治舞台。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制定过程,被资产阶级中“共和派”所控制的立宪议会牢牢掌握。
     184812月,路易·波拿巴当选总统,并获得了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波拿巴的暗中帮助下,直接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通过一系列行动,以“立法议会”取代了之前的立宪议会,将政治主导权从“共和派”手中夺了过来。在夺取了政治主导权之后,秩序党却在议会内外受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挑战。通过武力镇压、撤销普选权等一系列斗争手段,秩序党最终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能量。
  在此刻,代表大资产阶级的秩序党看起来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然而,之前一直被看做秩序党盟友的波拿巴却开始露出尖牙厉爪,一步步巩固自身权力。这样一来,作为总统的波拿巴与秩序党所控制的议会开始直接交锋。波拿巴不仅成功地将流氓无产者动员起来,还坐拥小农的支持。更不幸的是,大资产阶级也背叛了原本代表他们利益的秩序党,倒戈向波拿巴。这种形势下,秩序党议会在波拿巴的步步挑衅面前无所适从、步步退缩。最终,波拿巴成功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废除1848宪法,第二共和国宣告终结。
       波拿巴的上位之路
  在这段故事中,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深思:对于各股政治力量,我们都能指出其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但波拿巴是个例外——他走上政治舞台,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左右逢源,策略性地在特定时刻争取特定阶级的支持
  为什么偏偏是没有阶级代表性、只有个人利益的波拿巴,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个问题,又可以被切分为两个小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波拿巴能当选总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厘清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过程的性质,尤其是要明白: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雾月十八》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每位议员只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或地区、甚至仅仅代表了凑够七百五十这个数字的要求,而总统是由全体国民选出来的,总统选举是作为主权行使者的人民每四年便运用一次的王牌。国民议会和国民的关系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总统和国民的关系却是个人化的、具体的。议会中的议员们代表着国民精神的各个不同方面,但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实在化身。和议会相比,总统拥有某种近似于神权的权利;他之所以成为总统,是因为人民的恩赐。”
  议会中的议员,代表着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但总统却代表着“全体人民”来掌握国家机器。选举总统,是选出一个人作为全体国民的符号象征。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中,“代表特定的选民群体和利益”从一开始就不是其原则或目的。总统是“国家整体”的代表,因此总统候选人需要声称自己代表广泛的“人民”,而避免给选民留下“某个特定阶级的政治代表”的印象——正因为波拿巴不是任何阶级的政治代表,他才能承载着跨阶级的政治支持而当选总统。
  今天的总统选举,也往往体现出这种特点。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都宣称自己代表某种普适意义上“人民”的声音,而不是特定阶级或利益团体的传声筒。他们背后的选民构成,也的确十分多样。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囊括了宗教保守势力、不满的白人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本。而支持希拉里的群体,涵盖身份政治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城市穷人、工会、职业中产阶级和一部分新兴资本
  总统选举的这种特点,早在波拿巴时代就已经显示出来。
  但要理解波拿巴为何能成功复辟,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波拿巴为什么能成功击垮议会、彻底打碎议会的政治制衡?
  最直接的解释是,由秩序党控制的议会过于软弱,在波拿巴一步步向议会进攻的过程中一味退让。但我们需要追问:议会为何表现得如此软弱?这个问题的答案,指向了议会作为代议制民主机构的内在问题。 
  在议会和波拿巴对峙的时期,秩序党议员们要想捍卫自身的政治利益、扩大手中的权力,就需要保卫议会制度、与波拿巴对抗。然而秩序党背后的大资本家们,却出于对政治稳定下赚钱做生意的渴求、对强大国家机器的依赖、和更加复杂的政治原因(后文详述),选择了支持波拿巴。于是,议会中的秩序党人作为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自身的政治利益与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出现明显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代表性危机。
  在代表性危机之下,这些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就顺从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向波拿巴投降;要么就彻底地追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与波拿巴斗争,这就要求秩序党人跳出“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框架,转而去寻求其他阶级作为民意基础,或者打造一种无关于阶级的民意基础。但秩序党议员们的实际做法却是,一直在自身的政治利益和名义上的“阶级代表性”之间挣扎,在波拿巴的步步紧逼之下无所适从,最终也被其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彻底抛弃。 
      今天的代议制民主,已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
  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秩序党议会的垮台,实际上揭示了代议制民主机制的一种内在缺陷 
  在通俗理解中,代议制民主的运行机制是这样的:各个社会群体选出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些政治代表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利益传声筒,参与政治决策。代议制民主之所以是“民主”的,是基于这样一种预设:政治代表在参与政治时,是依照其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行事的。
  但实际上,代议制民主机制选举出的政治代表,并不是其代表的选民群体控制的木偶,而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独立个体。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偏离其理论上应该代表的选民群体的利益 
  理论上讲,面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利益分化, 政客需要在个人利益与其代表的选民利益之间求得最大公约数。但是在现实中,总有某些具体的议题上,政客个人利益与选民利益无法被统一,导致政客的私人立场和他理论上代表的群体立场出现直接矛盾,成为可见的代表性危机(正如秩序党和大资产阶级在是否支持波拿巴的问题上表现出的那样)。
  当代表性危机出现时,政客们若想在代议制民主的游戏中不被淘汰出局(或者说,不犯下秩序党议员的错误),就必须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坐标,模糊他们原有的代表性。这种模糊化的努力,往往需要政客们停止宣称自己代表着某个特定选民群体的利益,而通过寻找新议题、建构新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等方式,将自身包装成某种广泛利益诉求的代表、打造某种包含多个选民群体的庞大支持基础。因为一个政客所宣称代表的选民群体越单一,其自身利益与该选民群体利益之间的分化就越容易被察觉,丧失该群体支持对政客自身政治利益的影响也越致命,秩序党就是前车之鉴
  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代表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不仅体现在个体政客身上,也体现在政党身上。 新近的一些政治社会学研究认为,政党不是被动代表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积极主动地塑造新的利益诉求、身份认同、群体分界。更有甚者,政党也会通过话语宣传、政策收买等手段,积极收编浮现的新社会思潮,将具备潜在革命性的新认同扼杀在萌芽中(比如美国民主党对独立劳工运动的收编)。同时,当代议会制度也给政客提供了足够空间(比如在不同选区之间、两院之间、乃至议会与行政机构之间切换)去模糊自身的代表性、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
  这样看来,代议制民主制度发展到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是“代表性”的政治。我们很难把当今某政客或政党的支持群体,归纳成某个具有清晰身份和诉求的社会群体,更无法将该政客或政党看作这一群体实际上的政治代表。政客和政党从自身利益出发,确实会在特定情境下选择性地回应特定群体的诉求,但他们本身不以“特定群体的政治代表”身份参与政治决策。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国家原本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最终扩大或转换了自己的选民基础(比如英国工党和加拿大新民主党);以及,为什么许多国家出现了纯粹以吸引最多选民为己任的“囊括型政党”(catch-all party,既包括一些没有清晰政治立场、纯靠历史上遗留的动员结构来吸住选民的党——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也包括有清晰立场、但希望用自身立场广泛讨好选民的党——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意大利五星运动)。
  如此解读《雾月十八》,我们可以看到:总统选举本就不以代表性为原则,而代议制民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失去了代表性政治的意涵。因此,对“某某政客究竟代表什么人”的分析,可能已经无助于我们理解当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我们恐怕不能将支持特朗普的群体看作是他实际上代表的群体,特朗普也不必然会回应某个支持他的群体的利益诉求。
      如何超越选举政治
  马克思对于选举政治的态度是辩证的。
  一方面,无论是在早期著作《法哲学批判》还是晚期著作《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选举作为民主制度一部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根据对《雾月十八》的以上解读,选举制度的框架本身,很难实现政客对选民的有效代表,它提供的是一种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民主”。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去弥补选举政治的内在缺陷呢?
  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制度设计,使选民有渠道对他们选出来的政治代表进行更直接的问责。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以巴黎公社为模版,提出了一种他认为相对理想的民主制度。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选民有权随时通过投票来解雇他们选出的政治代表,而不需要等到几年一度的选举时另选他人无实际操作性)。
  另一种解决方案则是运动式的。在《雾月十八》中,曾经有两个阶级面临其阶级利益与代表本阶级的政客个人利益明显脱节的状况,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一边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性危机。起初,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立宪议会中的“共和派”,但大资本很快发现“共和派”不能有效代表本阶级的现实利益诉求(维护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转而支持秩序党,作为更加直接的政治代表。再到后来,大资本发现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秩序党成员的个人政治利益出现分化,于是转而支持波拿巴。
  另一边,工人阶级也在遭遇代表性危机。在“六月起义”之后,工人阶级自身已经没有可能拥有独立政治代表了,只能将社会民主党作为政治代表,但当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向秩序党妥协的时候,工人阶级只能听之任之。
  在“六月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工人阶级的政治动员能力羸弱,使得他们没有能力要求“名义上”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向自己负责。与之相反,大资本的政治动员能力强,因此在出现代表性危机时,能够果断更换新的政治代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动员能力不同,因此对政客施加影响和问责的能力也不同。动员能力强大的群体,有能力切实影响到政客的个人利益与政治前途、迫使任何政客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 不管这些政客名义上代表着谁。
  换句话说,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事实上都不再是利益代表的政治时,特定群体要想让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中真正发挥作用,就不能坐等着“被代表”,而必须在选举政治之外、在社会当中,培育草根动员力量,自下而上地壮大自身的政治行动力,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写到:“无产阶级的力量在街头”(即搞暴力革命,但革命胜利以后呢?)。
  这也呼应了左翼思想家墨菲(Chantal Mouffe)的观点:左翼政治力量要想实现自身的政治议程,就必须既以政党的形式参与选举政治,又培育独立而活跃的草根运动基础,两者缺一不可。在选举政治中夺取政治权力是重要的,但只有草根运动强大,才能尽可能保证左翼政党在夺权之后不“变质”、真正实现对左翼诉求的代表。
       神合貌离的资产阶级与国家权力
  《雾月十八》的故事中,还有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为什么最终在“由自己的政治代表统治”和“由波拿巴统治”之间选择了后者?诚然,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国家机器,更能维护个体资本家的经济利益。但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考量之下,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对资产阶级而言,“由自己的政治代表掌握国家权力进行统治”,会让国家政权带有极为可见的阶级统治色彩,这种可见性,很容易为被压迫阶级所察觉,使得被压迫阶级在脑海中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统治画上等号。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任何执政失误,都将被看作是资产阶级整体的责任;任何反抗国家权力的斗争,都有可能蔓延出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将不得安宁:国家权力运作中生产的任何不满,都可以迅速转化成反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而波拿巴的好处在于,他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资产阶级,而且坐拥小农、流氓无产者等多个群体的支持。
  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可以利用自己的政治动员能力向波拿巴暗中施压、迫使其回应资本的利益,但因为波拿巴政权不会被人们看作是资产阶级政权,所以波拿巴执政的问题,就不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反抗波拿巴专制的斗争,也很难演化出反抗资产阶级的诉求。这样一来,不管国家政权面对怎样的挑战、不论政权怎样更迭,资产阶级的结构性特权并不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波拿巴政权的最终垮台,也没有改变法国的阶级格局。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国家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学家米利班德(Ralph Milliband)认为,资产阶级精英把国家机器攥在手里,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他的论敌Nicos Poulantzas 指出,国家机器相对独立于资产阶级中的个体资本家和派系,这种独立性使得国家能够调和不同资产阶级派系的冲突、维护资产阶级整体的利益。但从《雾月十八》的分析来看,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安排其实是:让资产阶级和国家之间维持形式上的距离,以使得国家既不会被视作个别资产阶级精英进行统治的工具,也不会被视作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言人
  这样一来,虽然资产阶级还是能在相当程度上干预国家行为,但人们难以在意识层面将国家权力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这种迷惑性的距离,最有助于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长期稳定。当掌握国家权力的执政者强调自身的个人利益、或是将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纳入其执政的民意基础时,实际上是维护了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形式上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特朗普赢得总统大选之后的所作所为。特朗普胜选以后,史无前例地将多位资本家和大公司领导人任命到内阁的关键职位上,被称为“史上最富内阁”。在国务卿、教育部长、劳工部长、陆军部长这种一般由职业政客担任的内阁职务上,特朗普分别任命了埃克森美孚公司CEO、温奎斯特投资集团创始人、CKE餐饮公司CEO、高频交易巨头Virtu Financial创始人。很多人指出,这种明目张胆地将资本力量引入政治舞台的做法,和特朗普竞选时摆出的民粹主义反精英姿态相比,是十足的虚伪。 但我们更要看到,后者恰恰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之一。
  恰恰是因为特朗普的反精英姿态,因而他坐拥大量中下层选民的支持;因为他和共和党建制派的紧张关系,使得他在大量选民的心目中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他对于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攻击,一直围绕着“建制精英和资本的密切关系”这一主题,也就暗示了自己是不会陷入这种关系当中的。特朗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说服选民无视“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而认为他不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是利用“他自身是资本家”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说服(“我已经足够有钱了,所以不会被任何人收买”)。正是因为特朗普在观感上和资产阶级拉开了距离,才使得他能在不招致严重反弹的情况下,为资产阶级提供更直接、强力的渠道介入国家政治。
  执政者与资产阶级在观感上的距离越大,资产阶级事实上的政治活动空间也就越大。试想,任何一个建制出身的总统候选人,难免被人怀疑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暗中联系(比如希拉里),一旦在内阁中任命大量资本家,很容易被广泛指责是“资产阶级的走狗”。但特朗普在竞选中的坚定反资本、反精英姿态,具有相当的迷惑性,所以就算他事实上做出一系列亲资本举动,也有大量选民坚信他不会沦为资本利益的代言人。类似,如果特朗普政权今后在执政中出现任何问题,这种迷惑性的距离,会让很多人不把这些问题看作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问题,而看作是特朗普个人作为野心家的问题、或者是右翼民粹主义路线的问题 
  在波拿巴和特朗普的案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个阶级将执政者和国家机器玩弄于股掌之中,也不是国家高高在上地统治、调和各个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和国家权力维持了足够的形式上的距离,实际上却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恰恰是形式上的距离,使得二者的相互依附更加紧密、更加安全。
       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悖论
  从国家权力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出发,我们最终需要反思国家机器本身。
  波拿巴一步步完成复辟的过程,也是他作为总统所掌控的官僚国家机器一步步扩大自身权力、摆脱议会约束的过程。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指出:一个相对自主的官僚国家机器,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扩大国家机器的权力,就是这个利益集团的最高利益(虽然国家机器成员内部也会出现利益分化)。
  这个相对自主的国家机器,很大一部分是运转在民主制度之外的。而在马克思看来,不民主的国家机器,很容易变成巨大的反动力量。如果不直接将国家机器本身民主化,这种反动的可能性就无法消除。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暴露了它的局限:三权分立的原则,是将议会这个理论上直接向选民负责的代议制民主机构,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僚制国家机器区隔开来,从而不让民主的力量进入国家权力日常运行的内部。随着掌握实质性权力的国家机器越来越庞大,理论上代表民主意志的议会如果无法有效制约国家机器,必将沦为无关紧要的“辩论俱乐部”。
  在特朗普正式就任的时刻,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这个疯子会做什么”的担忧蔓延开来。作为庞大的官僚国家机器的最高掌控者,他在相当程度上拥有“为所欲为”的能力。而从根本上说,这种不确定性是近数十年来美国行政权力不断加强、立法机构的制约作用不断弱化、官僚国家机器的规模和自主性不断扩大的制度后果。
  在理想的状态下,特朗普即便是作为总统,也理应没有能力去改变美国民主的权力制衡,然而事实上他却有,这是建立在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日益失效、议会越来越沦为“辩论俱乐部”的基础上的。
  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波拿巴,成功击垮了代议制民主、实现君权复辟;而同样坐拥庞大国家机器的特朗普,也不断表现出进一步绕过、甚至突破民主机制限制的迹象
  马克思会认为,这其实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深刻悖论:资产阶级希望通过民主方式维持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但民主机制不可避免地留出了被压迫阶级向资产阶级发起挑战的空间。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被压迫阶级能够在特定条件下为资产阶级制造麻烦,甚至孕育出更激进的抗争可能性。因此,在必要的时候,资产阶级为了维持自身权力,会撤回到反民主的路线上。
  在1848年革命之后,资产阶级的反民主路线体现为明目张胆地剥夺普选权等民主权利,以及最终支持波拿巴的君权复辟。而到了今天,资产阶级已经发展出了更加复杂而间接的反民主策略,它不需要简单粗暴地破坏民主,而是通过代表性政治的消解、国家机器自主性的强化等方式,将民主制度虚化、掏空。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中描述的,从民主共和国到君权复辟的过程,本质上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层面的一次自我调适,虽然调适的结果,也许超出资产阶级最初的预料。而特朗普的上台,也完全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政治调适、或者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转换而已。《雾月十八》提醒我们,这种政治调适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例外,而恰恰是植根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内在趋势当中。而当这种调适发生时,那些用来支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能抵御调适带来的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