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February 24, 2015

章立凡:邓力群之殇与党国理论界的黄昏

2015220日纽约时报中文网)

        戴按:此文披露了关于邓力群的一些新资料。包括邓力群在内的所有党国理论家们的“理论”,完全是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哪有学术水平可言?

        历经百年盛衰荣辱,素有“左王”声望的中共左派领军人物邓力群,于2015210日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官方讣闻称其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近年中共意识形态明显左转的背景下,习近平等七位中共中央常委全体出席了他的葬礼。作为经历过火热革命洗礼的意识形态化石,邓力群的谢幕结束了一个时代,僵化的官方理论界已失去创造力,再也无法产生像他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大腕了。

    古代纵横家的传人

        几年前就听说邓力群重病在床,甚至无法正常写作和表达。他生前最后的公开报道,是2014827日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达对1949年因飞机失事死亡的新疆“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怀念(2014828日《新疆日报》)。我不确定信作者是否系邓力群本人,字里行间难觅他往昔的文采。
        “三区革命”的背景,是在前苏联操纵下于19449月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度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后因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妥协而取消)。这一事件被视为当今“疆独”和“东突”的先声,仅仅因为中共舍不得否定斯大林和苏共,故官方史学对其仍保持正面评价。
        或许邓力群希望借此机会,令世人记住他的历史功业。19498月,他以中共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苏联入疆,先后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及国民政府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等接洽,一路折冲樽俎,应酬权变,不费一兵一卒,令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约为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和平归顺中共新政权。
        邓力群不辱使命的新疆之行,是以中共军事实力为背景进行的一场豪赌。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纵横家,这是一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猎取权位的谋士。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利用当时七国间的矛盾,游说诸侯,为主公及其自身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励志的故事,是纵横家苏秦成功联合六国抗秦,同时佩带六国相印。后人分析纵横家言行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这段成功经历对邓力群人生的影响,可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相互印证。回顾其政治生涯,他惯弄权谋智术,在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借力使力,纵横捭阖,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改革理论家到左翼反对派

        身为高层谋士,邓力群先后伺候过王震、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刘少奇、邓小平遭遇政治挫折之际,他拒绝反戈一击,挺身保护主公,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气势,在党内颇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后期,他为邓小平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公认为最早的改革理论家。邓力群的政治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使他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再获重用,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要职,与胡乔木并列为意识形态掌门人。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共,正处于邓小平、陈云两位大佬的“双峰政治”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侍奉着两位“婆婆”。曾是北京大学高材生的邓力群,颇有“舍我其谁”的野心,欲与“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一争高下。他与胡乔木奔走于邓小平、陈云之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号下搬弄是非(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刘崇文等乃至邓力群本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述)。邓力群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高层“生活会”上摇唇鼓舌,深文周纳,发言长达三个半小时,其表演令体制内外人人侧目。
        邓力群弄权太过,一时得逞反成失败之始。此前邓小平对邓力群纵横捭阖的权术亦有所觉察,曾警告“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会后不久,他被邓小平取消了主管宣传的权力。继任总书记赵紫阳釜底抽薪,撤销了邓力群主管的书记处研究室;在中共十三大的差额选举中,他先后落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仅保住中顾委委员一席。邓小平表示:承认选举,不作变动。邓力群不甘落败,曾于1987年到湖南长沙探望胡耀邦,提议两人联手推倒赵紫阳,被胡严词拒绝(详见胡耀邦秘书李汉平、刘崇文的回忆录)。
        邓力群被驱除出权力中心,自称“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转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挟其理论专长,不断挑战邓小平的权威。1991615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邓小平为捍卫其改革功业,随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这一论断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也使邓力群永远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机会,他铁心担当起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一代不如一代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其中的差异,或可以在于前四位靠揣摩圣意论证发挥,唯邓力群特立独行,从改革派理论家到反改革领袖,论改革有理论创新,论反主流也有理论底气。他支持农村改革却不肯放弃计划经济,至死坚守左派立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邓小平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哲学,对付“姓社姓资”挑战的策略是“不争论”。他深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调节利益分配,中共的执政地位才有可持续性。“六四”事件后的20多年间,经济的增长令腐败加速,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公众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红利。以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自命的执政党,未以理论创新重启政治改革,不仅邓式改革的“共同富裕”无从实现,毛式革命的“均贫富”也难以重返。所谓“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执政理论无力自圆其说的困境,“不争论”的尴尬日益凸显。在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争论越来越难于避免。
        20017月,邓力群率17位体制内左派联名发表公开信,批判江泽民“七一”讲话,指责后者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导致中共变质、分裂,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对理论界晚辈们的轻蔑,直指“找几个笔杆子捉刀代笔,夸夸其谈,讲话中充满着大话、套话、空话”。20046月,邓力群再下战书,要求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性质等三个问题,与当时的领导层公开辩论,却未见有人接招。2006年,邓力群发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很快成为重点禁书。此后他长期处于噤声状态。
        与邓力群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辈相比,坊间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论界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官方“理论家”陈奎元、李慎明、梅宁华等掀起了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自由派随即翻出中共建政前提倡普世价值、力争民主宪政的老底,“理论家”掉进了自挖的历史虚无主义泥坑。去年王伟光效法邓力群,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在权贵巨贪暴富、社会严重分裂之际,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反讽。今春高调张扬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也因被指“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至今了犹未了……
        再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邓力群的左派血脉同样后继无人:不少学者认为,前述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明、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朱继东被爆论文剽窃而声名狼藉,周小平则因常识错误而沦为大众笑柄。
        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
        凭刀笔口舌佩六国相印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舌辩之士邓力群,以一介书生投身农民革命队伍,无军功亦无山头实力,在论资排辈的权力场中,荣登首席智囊已是异数,觊觎大位实属不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生争强好胜,到头来只是政治博弈中一颗“使即舍”的棋子而已。

(章立凡是中国近代史学家,独立学者)

Monday, February 16, 2015

寡言的胡侃:我看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戴按:这是一篇两年前的网文,但其对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的分析,相当有道理。
2013-04-06,万维博客)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济学的大题目。这里我只从可行性角度谈点感想。
首先要声明的是,1949年後中国实行的未见得是苏联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年朱元璋也有“计划”,也用国家政策来控制经济,但无论如何,和苏联共产党人眼里的“计划经济”没有丝毫雷同。同理,中国的“计划经济”似乎不需要任何投入产出方程的平衡计算(也不可能);离共产党人理想中的“计划经济”也有相当距离。
下面讨论其实只是理想化条件下的讨论。
从某种意义,市场经济就像从气压温度的宏观指标来观察。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都要看一下天气预报,根据温度和气压指标觉得自己着装多少或是否该携带雨具。人们不需要关心大气环流,不需要关心外地气候和本地的关联,简单气压温度(或者风向)提供了人们最急需的信息。有了这些简单信息,还可以建立温度和气象演变的统计模型。
而计划经济就像用现代流体力学方程从“无穷”分子运动来计算宏观流体行为。在现代计算机发明之前,计算流体力学只是幻想,没有任何可行性。现在,虽然计算流体力学已经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计算流体模型有很多局限性。科学家经常需要简化模型以减少计算量,让流体模型计算具有可行性。不管如何,现代气象学家发展了复杂的天气模型,使用世界最大的超巨型的计算机,进行极其复杂的运算,对气象系统的演变理解越来越深,常常能提供比基于历史统计资料的宏观模型更多更好的预测。
问题是,在流体力学中,每个分子用六个指标来描述,三个用以描述位置,三个用以描述速度。“计划经济”的对象是人和产品。人和产品通常比分子运动复杂得多。那么根本问题就是用多少指标来描述人和产品,“计划经济”的计算才具有可行性,计算结果才有优势呢?
很显然,至今为止,计划经济必须对“模型”做最大的简化。所以在“计划经济”中,人被抽象成为一个只有基本要求的人,吃、穿、住。你说人的欲望千变万化,光对花布图案的需求就无法计算,能不能多考虑点需求中的变化?对不起,计划经济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参数;不仅现在,将来也如此。
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市场经济根本绕过了个体计算的问题。市场经济关系的是千万人行为的宏观指标。产品畅销则增加生产,反之则减少。既然以宏观指标为观察点,考虑观察滞後的事实,考虑复杂系统的非线性行为,市场经济也必然有内在的困境,困境的极端表现为生产危机。
据说爱迪生有次给助手一个形状相当复杂的玻璃器皿,希望知道这个器皿的容量。两天之後爱迪生想起这件事,问起容量,助手说形状太复杂,还没有算好,爱迪生随手拿过来灌满了水,再把水倒进量筒。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也在这里。
抛开共产党人推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暴力,“计划经济”缺少可行性,至少能做到的和许诺的差距极大。将来吗,除非人类真发明能测量个体欲望的方法,而“计算”有提供能把亿万人“欲望”加以数学处理的能力,“计划经济”的许诺可能永远是空想。
我相信万维大概没有多少人读过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的著作,也许值得在这里谈两句。傅立叶心目中和谐世界的中心是“法郎吉”组织。傅立叶自认为发明了“情欲动力学”。在他笔下,人类情欲可分成12种。他认为,情欲引力追求的第一个目的是追求奢侈或者五种感觉的满足。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满足感官的需要,也都有实现社会结合的需要。人类只有在奢侈欲和依恋情欲协调一致时才能建立情欲的和谐。
在他基本组织法郎吉中,1600左右具有不同情欲结构的人生活在一起。法郎吉提供多种多样工作以供成员轮换,既为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也满足自己的情欲需求。在这种组织里面,个人情欲需求和社会和谐才能达到完美。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傅立叶也许是唯一意识到个人差异导致不同需求的,也许也是唯一具体谈到未来社会如何在个体和组织之间建立桥梁达到和谐的人。
明显的是,“计划经济”和傅立叶的情欲动力学南辕北辙。“计划经济”只有把治理下社会的每个人都变成“蓝蚂蚁”,“计划经济”才能被计算,才有某种可行性吧

Friday, February 13, 2015

张木生:谨防经济断崖式崩塌

2015-01-18 来源:乌有之乡)

        戴按:高干子弟张木生当过知青,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底层的状况比较了解,敢于思考,是“定时炸弹击鼓传花”论和“返回新民主主义”论的发明者,在政治上颇有抱负。他进入体制后,成为刘源的智囊,仕途似乎不顺。刘源在军队虽然反腐有功,由于与薄熙来的关系,加上在军内威信不高,能否获得习近平的重用,还很难说,连带他也跟着受冷落。
        张木生也读过一些书,但对当代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了解非常片面。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少真问题,但开出的药方不是回头走老路(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等),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外,他似乎不懂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升官的首要条件是讨上司的喜欢,而不是显示自己的本事。他在此文中揭了习近平的“三个自信”的老底,抨击那些为习吹号抬轿的活动,这不是让习大大难堪吗?
        太子党懂得中国官场规矩的人不多。薄熙来锋芒毕露,企图靠“民意”和“政绩”倒逼上位,又管不住下半身,结果因王立军逃馆事件而垮台。刘源在十八大主席台上公然一人向隅,最近其心腹在网上多次大造他将升任军委副主席的舆论,我看悬得很。刘亚洲要聪明一些,薄熙来一遭双规,立即表态支持中央,终于升官。习近平大概在当知青时学会了潜规则,还可能吸取了习仲勋遭邓小平冷待的教训,走江泽民、曾庆红等实权人物的路子,最后登上大位。当然,习大权在手之后,头脑是否能继续保持清醒,目前还真不好说。

  中国现在经济不管出了多少问题,非常大的问题,大家看得很清楚了。但是,中国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吗都不是,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在整个国际的大格局,经济大格局中,中国有一手好牌,但是经常出一手臭棋。
  你说整个的世界经济现在哪一个地方是真好啊。表面上美国去年四季度有一个5%的增加。不管是纳斯达克还是股票市场,都是20%的增加。实际上是孕育着一次更大的金融危机。它的实体经济只有11%了,只剩投机赌博新经济。
  美国整俄罗斯,乌克兰危机,明着打俄罗斯,实际上是打欧元区。就是不能让你们起来,然后中国成了美国最大的、实际上的假想敌。但是在经济上是肯定不断的要占中国便宜的。占便宜没有够的,中国是美国铸币税的最大上交国。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就是2008年之后,费尽移山心力,旧常态,农村一家一户经营,城市大进大出,出口导向,不可持续了。实际上市场也是失灵了,政府也失灵了。这是最大的威胁。
  搞得好,我们可以闯出另一片蓝天,搞得不好,中国就是2015年就可以出现断崖式崩塌。
  你实际上到下面去看看。反正我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中部、西部、东北都看了,最差的当然是像河北、山西这样的。山西的八大煤业集团,日子好过的时候没有存下什么东西,全糟践了。这八大集团,每个现在欠账都是千亿以上。东北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完全造假经济。GDP完全是负的。
  东北非要造一个6%的增长。是这样的,从我们财政税收的这个地方我知道,九月份之前,基本上增长是二点几,这之后是完全是收过头税,派任务,硬派。如果我们是正常的,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的话,今年的税收顶多是增加2%
  比如说用电,就是增加了1.6%,运输是连续十一个月下降。你非要把这种状况说成是新常态,你怎么新常态新常态是个美好愿景,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用老办法,投资硬拉出个中高速,那是老常态。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六年,这五年之前实际上是非常简单,一个农村能吃饱,一个包产到户,多种经营,民营企业,一个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出口导向,加入WTO之后,根本不需要你政府怎么样管,经济就是那么快速的增长,财政就是那么22%左右的速度增长。这个日子已经没有了,过去了。中国、世界都到了一个转折点了,中国也到了这个转折点了,是吧金砖五国就是中国还是挺着一个面子,美国是更大的金融危机的前夜,欧盟基本上是垮塌式的。欧猪五国由德国来对付,法国负责那个地中海的所谓经济圈,实际上已经拉不住了,撑不住了。这个数字摆在那了,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有新的改变,我们承认,包括您讲的那个,就是说中国能发展得那么快。我们不是没有道理的,肯定是有道理的。那个道理今天讲出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既有市场经济,又有极大的计划经济。这两个是结合的,既发挥了市场的配制资源的作用,又充分利用政府的这只手。既发挥了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又让地方,其实地方政府都是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的。但是现在这些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了。你必须要指出。
  现在我们新一届的领导,大家都承认,是吧不管是搞反腐也好,八项规定也好,反“四风”也好,群众路线,这方面都很好。
  但是对于经济,新的政府,一没理论,你也不可能有像毛、邓他们原来的那种权威。就是说你没有理论,没有本钱,打江山也好,搞改革也好,全面的好不是你造成的。三是,你想经济结构有转变,你得有转变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的,从宏观经济到你们银行系统,到三农,到财政,都要有各个方面的能够形成顶层设计的人,没有。你看看吴敬琏、张维迎,他们所想的和设计的那个东西,根本搔不住痒,隔靴都不是。
  他们的观点,右翼不像是右翼,都是一个私有化加普世价值就解决了,盼着习近平成为蒋经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左翼现在变成了一个歌功颂德派,希望现在的习变成毛。所以没有人提最大的事,你想想,如果说你的设计是经济改革330条,全面推行依法治国,是180条。哪一个东西是你的抓手和纲,哪些东西是你的目,都分不清楚。用既得利益集团、官僚集团去搞新常态的改革用一个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这些具体的东西,什么东西都破不了题,什么东西都过不了坎儿。你结果是一团糟,你现在到农村去看看,到农村一个一个去查,基本上我们基层组织健康健全的不多了,不是家族化的,就是黑帮化的。那个凶恶程度,那个对人的那种歧视和侮辱。我刚从很发达的地方,烟台福山区门楼镇集贤村回来, 17年,那个党支部的兄弟俩,一个叫做于永坡一个叫做于永良,杀人、放火、爆炸、强奸,小官大贪一个多亿,发展40多党员,不是劳改的就是家族的,把一个很好的3000人的村子搞得一塌糊涂,而且这不是一个地方的现象。现在我们的基层组织已经是比文革后期还乱,还糟。我们的三农政策,现在就变成了二次土改,三权分离,然后可以上市,所谓的同权同股同价的建设用地,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靠着土地财政强支着基层的政权。土地财政在地市以下已经是占到了财政的55%以上了
  而且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人想办法把它好好的解决了。我们没有在这些年的建设中,真正的像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把农协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有基层的金融作用,有基层的合作作用的组织,这些都没有完成。我去看杜润生,杜老今年102岁,他说农村改革我们就完成了三分之一,后边的事都没有做。结果大家都觉得过得不错。粮食十一连增,青壮年走光了,全靠化肥、农药、除草剂,结果我们的基础工作都没有做。所以现在什么资本下乡,全是眼前的盘剥,农民可以把这个地租给你,让你用。你再过几年,所有的危机都会总爆发,今明两年金融危机爆发和财政危机爆发是非常明显的,非常现实的。
  2015年,就是今年,非常现实的危机,你有没有本事解决实体企业的问题没有人去研究,小微企业每年死40%,生40%,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根本没有出路,本来应该免税,70%的人在这儿就业。所有的资金现在都向虚拟经济流动,所有的资金都向着高利贷的方向演变。
  中国经济虚拟化程度向着美国学。然后所有的企业,你到温州、东莞、珠三角看看,除了跑路,不知道该干什么圈一把钱,人走了。所以说这个社会危机已经是非常严重的程度了。觉得还过得挺不错,是,中国的钱真多,到年底了,政府有四万多亿没有花出去。政府在银行的存款还有18.6万亿。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农村,中小企业,越来越不好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已经是到了一个需要中央为中国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在形成解决危机共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36年改革开放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哪些东西我们干对了,哪些干错了哪些过去对,现在不能再干了哪些我们没有干对,需要重新的定位。现在的世界这样一个大格局,西方没有出路,失败国家没有出路,金砖国家,除了我们也都没有出路,俄罗斯没有出路,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就是一个最大的冒险,也没出路。
  如果我们能够过这个坎儿,我们就为世界上所有的落后地区,失败国家能提供一个榜样的力量。所以我说我们应该在建设问题上,也应该像在革命问题上,向毛泽东学一些东西,比如说冷战的格局下,我们是最弱的一方,是吧人家苏联最高的时候,GDP占到了美国的70%,下滑起来的时候一两年稀里哗啦就完蛋了。我们曾经一边倒,帮苏联打了朝鲜战争,但得到156项工业项目的便宜,为中国的经济基础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么到了文革,毛没有忘记看世界大格局的情况下,把基辛格、尼克松请来,给我们这边解围了。没有这个,哪有后边的改革开放啊,是吧现在我们在经济上的最大一个危险和命题是什么也是毛泽东提到的体制官僚化、共产党异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贪官可以搭台,奸商可以唱戏,权力市场化,执政产业化,基层政权黑帮化。就是抱着定时炸弹,这么击鼓传花下去不行了,原来过好日子的条件发生基础性的变化。所以,不要用简单的新常态来掩盖我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现在有断崖式崩塌的危险。
  但是我们也可以柳暗花明。我们不缺钱,我们也不缺掌握技术革命的人,是吧?
  我们也不缺产业更新换代的能力,你看我们的军工你就能看出来,是吧哪一个领域都可以和美国比,那么短的时间,一点儿都不隔代地跃迁上去。现在是我们不是武器不行了,我们是跟过去倒过来了,过去我们是钢少气多,现在是气不行了。钢倒是9.6亿吨的产能,是吧?
  中国面临着一个最大的问题,说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实际上是正因为不自信,找不着自信的依据,才去回归传统,去吹那些过去走不通的老路。蒋介石一边信孔孟,一边拜基督教,他不是也完蛋了吗?
  传统为什么这么红,不但能够救中国,还能去救世界,那不是扯淡吗。你拿出钱来,明年再定一个7.1%7.2%还能混。但只是把你这些最基本的矛盾,再掩盖一年,没有用的。形势会越来越艰难,直到你根本丧失了机会,不能够再解决了。那个时候想解决就晚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宁可把形势看得严峻一些,这个不是涉及到是悲观还是乐观。而是真的从各个领域,把现在的问题梳理出来,是吧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农村的土地问题,马克思早就说过土地的私有化不行,土地的国有化也是资产阶级纲领,土地的社会化永续利用是出路。这个《资本论》里边有啊。如果我们把土地搞成社会化的,取消那个土地财政,然后真正变成一个合理的税收,让国家、集体、农民个人都在这里头得到好处的发展,这个问题就能够解决了。银行也没有那么悬是吧,无非是打几道坝,造成梯田式的,去中间商的虚拟化,然后使这个民营和最基层的农民使用资金的人能够直接结合。
  我们的国有企业,现在真正占的份额非常小。从份额上来讲,但是作用非常大,能够在世界上比拼占一席之地的,肯定是国有企业。高铁为什么成功,因为就是一家,你把法国技术、德国技术和日本技术拿过来以后,重新糅合创新,因为只是一家,才能打到世界,变成世界最好的。汽车为什么不行因为厂家太多了,互相的压价,所以你不能够冲在最前边去。所以我们路是有的,办法也是有的,希望也是有的。而且危机最重的时候,其实是破题过坎儿,也最有办法的时候,倒逼机制嘛。关键是我们现在没有人敢说实话。把这些实的东西,真正说出来,是吧不管是王建讲的那些困难也好,还是说石小敏讲的困难也好,我觉得都能够破题。现在再困难,也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局面,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好得多啊。现在关键是人不行,人不行这个东西就要靠能行的人去解决。

  问题全出来了,关键是敢不敢证实,然后现在变成都唱赞歌的话,我觉得非常危险。因为共产党的腐败,最开始的时候,像李晓宁说的江青都没有贪污问题。共产党最大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自己,吹捧。这个比那个贪污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麻麻这样的赞歌都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祠修得那么大,干什么有一堆坏蛋帮助共产党完蛋。所以问题是能够看清的,办法是完全可以找到的,可以非常的悲观,也可以走向乐观。关键是在于我们的领导人觉悟不觉悟,能不能选择好。

Wednesday, February 11, 2015

吉迪恩•拉赫曼:中国过于担心“西方价值观”

        戴按:嘿嘿,连老外都知道了,北京人士现已在公开设想罢免习近平的可能性。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2015-02-11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对中国大学发出的指示听起来就像是毛泽东思想盛行年代的东西。他大力疾呼道:“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
        作为一名上周访问北京的人士,我突然觉得,现在才打击西方的影响有点太迟了。从兰博基尼(Lamborghini)到猫头鹰餐厅(Hooters),凡是你能想到的西方品牌在北京都能找到。北京高等院校校园附近的咖啡馆里,中国学生聊着天、上着网,基本上和西方学生没什么两样。但表面上的熟悉感可能是带有欺骗性的。在我入住的酒店上网时,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一头撞在了中国国家防火墙(GFW)上,谷歌(Google)Twitter以及其他许多网站都上不去——对此感到意外其实只能说明我幼稚。
        最近几个月里,在打击西方影响力的运动中,中国国家防火墙已被进一步筑高。这场运动已经影响到大学、博客作者和电视节目表。直接参与自由政治的人则受到了更为直接的打击。人权组织表示,过去一年里,有数百名活动人士被拘留。外国非政府组织也受到更严格的审查,承受着更大的压力。
        这种打击表明,中国统治阶层有种令人意外的不安全感。外部世界发生的事件让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的威胁日益感到不安。“颜色革命”将会挑战中共对权力的掌控。在中国经济放缓、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导致统治精英内部萌生不满之际,这种不安全感还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国内稳定的担忧。
        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浪潮使得中共对反非民主政府的民众起义以及由此引发的混乱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北京方面注意到了西方机构和西方技术在煽动这些起义中扮演的角色。2011年埃及民众起义被贴上了“Facebook革命”的标签,而最知名的一名早期活动人士是谷歌的高管,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两家公司在华的命运。
        过去一年里,乌克兰、特别是香港发生的事件助长了中国政府对颜色革命威胁的疑虑。中国似乎已真心接受了俄罗斯对乌克兰民众起义的看法,即这场起义本质上是由美国人组织的,美国人为此动用了自己的各种邪恶工具,从互联网到非政府组织。去年4月,即香港抗议活动爆发数月之前,中国知名学者王缉思写道,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主要担忧是,“美国被认为一直对中国社会实施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企图颠覆中国政府”。
        去年9月爆发的香港抗议活动似乎证实了北京方面的这种深深的担忧。在中国看来,这些抗议活动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让人觉得中国内地颜色革命所需的手段已呈现在世人面前:静坐抗议、学生、外国电视台的摄制组、社交媒体的使用以及起个好记的品牌名称,比如“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中国政府成功地平息了香港的抗议活动。但北京的有些人士声称看到了西方干预的一套险恶模式——从阿拉伯世界到乌克兰、古巴、委内瑞拉以及如今的香港,都可以看到这套模式。
        此外,上述种种国际动荡发生的同时,中国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也在升温。习近平招牌性的国内政治举措是他发起的反腐运动。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以及打击程度之深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反腐运动据说颇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但它威胁到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过去几个月里,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中共还宣布对令计划展开调查——令是习近平前任胡锦涛的高级助手。还有说法称,大批中共官员心存不满,其中许多人已习惯于靠受贿来贴补自己相对微薄的正式工资。一些人甚至辩称,中国经济放缓与反腐运动对商业活动产生的“寒蝉效应”有关。
        也许,习近平对中国政治体系的掌控非常牢固,承担得起挑战强大利益集团的代价。但北京方面人脉广泛的人士现在已在公开设想罢免习近平的可能性。一些人指出,中国以前爆发的民众抗议活动,比如1989年的那次,恰好发生在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分歧的时候。
        然而,从许多方面来说,中国看起来都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数月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外国领导人正排着队等待与习近平会晤,他们心中想的往往是吸引中国的投资。在外部世界看来,中国政治领导人对颜色革命表露出的担忧似乎过头了,甚至可谓偏执。但正如那句著名的(西方)谚语所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译者/何黎)

Sunday, February 8, 2015

未普:习近平为何热衷中国特色智库?

            戴按:美国的智库有官方的(主要是国会、国务院、军方和情报部门的),更有大量民间的。民间的智库大多受到两大党意识形态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以各种方式影响政府的决策。中国的智库几乎全部属于官方,其研究受到高层执政者意识形态和政策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是完全经不起学术标准检验和时间考验、为忽悠民众、迎合执政者而炮制出来的垃圾,去年社科院王院长的重提“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就是一例。遥想当年张春桥等为了替老毛搞文革制造理论根据,弄出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结果如何?还不是灰飞灯灭!
    有个现象值得注意,美国和中国的智库中的“鹰派”,皆来自军方和情报部门,这是不是与这些机构站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不无关系?但美国的鹰派受到鸽派的制衡,而中国的鹰派近来似乎越来越得势,鸽派则几乎销声匿迹于是,垃圾泛滥成灾,旧货、山寨充斥市场,构成一道有“中国特色”的风景,煞是好看。

2015 2 2 日,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中国大陆掀起一股智库热。中办和国务院于2015120日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官方媒体大幅刊登讨论文章。中国智库也动作频繁,不仅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且争先发表中国智库影响力报告。鉴于此,有人说,中国智库迎来最好时代。

        这股智库热,要拜习近平的两次讲话所赐。习近平在20134月和201410月的会上,两次提到要建中国特色智库体系。他说,中国智库建设跟不上形势,”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因此要统筹推进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习近平为何忽然对智库,特别是中国特色智库感兴趣?

        习近平应有几层考虑:第一,中国智库水平和中国国力不相称,远远落后于经济实力,习近平要改变这种状况。号称中国智库老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只名列第27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名列第36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名列第40名。习近平对此很不满意,因而要改变。

        第二,习近平欲籍提高中国智库来提高中国软实力。一个国家的智库水平代表这个国家的软实力,这应当是习近平的发明,胡锦涛执政时没有这种明确的提法。提高中国的智库水平,就是提高中国的软实力,而提高软实力有助于掌握国际话语权,进而影响国际秩序。

        第三,习近平需要智库为他执政提供理论支持。习近平提出”三个自信”已有两年,其中关于理论自信,至今未见任何显示其自信力的理论出台,因此,习近平急需理论突破,急需中国特色智库为他的”中国梦”提供支持。

        第四,习近平需要从智库中发现智力人才,以补充其团队的人才不足。习近平大规模整党整军,整下不少贪腐官员,需要补充大批新人,而习近平团队更是需要中国特色智库为习提供习信得过的、吃共产党饭补共产党台的高端人才,为他治国提供智力支持。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智库?用习近平的话,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和学术方向的智库。

        就这个意义而言,社科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第一智库。去年该院被指遭境外敌对势力渗透,最近院党委发文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政治纪律。通知说,全院要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把社科院建成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发挥好党中央和国务院思想库、智囊团作用;还说,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全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得公开发表反对和违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言论。

        读了这个中国第一智库的反智通知,笔者喟然长叹。他们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党保持一致的研究成果,影响国内民众都不容易了,还想影响国际,还要和那些英美老牌智库一争长短?那些英美老牌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大,不是因为他们资格老,也不是因为他们有钱,而是因为他们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而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只能来源于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开放的思想。而没有思想的独立、自由与开放,谈何智库?这个”没有”,才是中国特色智库迈向国际的难以逾越的鸿沟。

        “中国特色”是习近平字典里使用得相当频繁的一个词。根据对他的”中国特色”的追踪,笔者越来越相信,习近平的理论自信,一定会围绕著各种各样的中国特色做文章。

        笔者还相信,习近平的中国特色是发展智库的紧箍咒。尽管习近平很自信,以为只要套上”中国特色”的招牌,上至社会主义,中至民主,下至智库,都可以”天不变,道亦不变”,不换汤也不换药,顺顺当当地永远执政。中国的智库和智囊们,谁敢跟他说,这只是一个梦?!

Tuesday, February 3, 2015

白邦瑞: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美国之音记者:李逸华杨晨常晓,2015/2/4

        戴按:白邦瑞的两项判断是正确的:(一)美国人低估了中国鹰派对中国政坛的影响力;(二)中国的战略是取得西方科技、发展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他大谈他对美中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并表白他写那本书是为了“增进美中两国的友谊和信任”。没有用的。你看穿了中国当政者的真正战略,并竭力渲染,那就是他们的敌人。

        美中两国究竟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美国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撰书说,长期以来,许多美国人和媒体以为中国的目标只是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中国的策略显示了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的意图。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23日在哈德逊研究所的研讨会上介绍了他的新书《百年马拉松: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秘密策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他强调,这本书是以增加美中两国的友谊和信任为目的。
        白邦瑞在书中谈到,中国的策略是首先获取西方技术,发展经济,最终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如果中国能达成这一终极目标,那么中国将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成为引领世界的第一强权。
        他说,中国人的无为而治文化常常让美国人无法了解其真正意图:“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很聪明,他们在策略上比美国更聪明。他们开了我们一个玩笑,或者说让我们一厢情愿地领导这一切。中国人聪明的是不和美国冲突,美国人认为中国人是小弟弟,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不想永远做小弟弟,但是不说出来,他们保持沉默,选择在礼貌上的一个沉默。”
        目前在哈德逊研究所担任中国战略中心主任的白邦瑞曾经在美国政府安全部门工作,经常与中国官员接触。他在新书研讨会上谈到,一直以来,美国各界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最终将开启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但目前的情况显示,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套中国式的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系统,到2049年中国建国100年之际取代美国。
        除此之外,白邦瑞也提到,美国低估了中国政坛上鹰派的影响力。更严重的是,他认为中国政治中鹰派的观点正引领着中国的战略思维。他期望美国下一届总统人选能够更正视美中议题。
        白邦瑞说:“我试着在书里告诉大家有哪些新证据,我要告诉大家另一种看法,看看中国是否真的在计谋上击败了美国。我认为这是总统候选人要考虑的问题。”
        《百年马拉松》一书引起了美国媒体和关心美中关系人士的关注。华盛顿时报记者比尔.格茨发表评论说,这本书揭示了中国把军事崛起作为百年大业,在过去几十年有系统地实现军事现代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蒙骗了美国,从而在技术和资源上得到美国的支持。
        白邦瑞在接受比尔.格茨访问时谈到,《百年马拉松》是以两国友好为目的,但这本书的重点是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我们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
    白邦瑞说,中国从1949年一建国就追求世界大国的长期目标,而且并不满足于世界二号强国的位置。在《百年马拉松》中,白邦瑞在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防部等政府部门审核同意后,首次公开了最新解密的有关美中关系发展的资料。

附:白邦瑞:《友谊第一 比赛第二》
        我的《百年马拉松》一书即将问世,借此机会,把我的心里话与您, 親爱的读者,作一个坦诚的交流。
        我的这本书,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所有材料的归纳汇总,圴沿袭了我第二本书,即《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己由中国新华出版社全文翻译出版)。比较准确、完整地收集了中国一些相对权威、资深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者对美中关係,特别是建立新型大国关係文章、书的观点。
        为了更好地把习主席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係的主張落到实处,就双方的一些疑虑、困惑,甚至是误解,统统摆上桌面,加以分类,研究解决。而不是采取大而化之,一锅煮的方式。因此,细化双方共同点,指出不同点,采取历史地、具有深远战略眼光地看待、摆平这些问题,是我们两国地缘政治与战略研究人员可以尽的责任。
        习近平主席提出,中美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主张中美两国不对抗,不冲突,互相尊重,实现双赢。我非常赞同习主席的这个主张。
        但不幸地是,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的观点,似乎与习主席的主张不那么合拍。我的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引用了中国鹰派的一些文章和书,来批评他们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违背的观点。这样才能让美中关系更好沿着两国元首所达成的一致继续向前发展。
        十多年前,我出版过另外一本书《中国对未来安全环境的辩论》。感谢中国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把我的那本书全文翻译出版。我希望这一次新华出版社的朋友们,也能够将我的这本书翻成中文,这样恐怕会更好地减少误会、误判,大家一起努力,朝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
        中国有句成语,叫断章取义。意思是说不顾全篇文章或谈话的内容,孤立地只取用其中的一段话或一句话的意思来下结论,与作者的文章原意不符。
        为了防止我的书被一些缺乏美中两国关系发展史的知识、不明真相,又缺乏长远战略眼光的人士误读、误解、误判,我写了这篇短文,想比较完整、准确地对我这一本学术性探讨美中关系历史的书做一些说明,以期这本书能被客观、公正地对待和解读。就像毛主席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同时,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未来年轻一代研究学者的。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情的真相缺乏了解,以至于有时候会在不正确的导向中做出错误的结论和判断。长时间的积累下来,一旦过了临界点,就有可能会使几十年来老一辈的领导人和战略研究人员辛辛苦苦经营培育的美中关系毁于一旦,也就很难实现像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那种双赢局面,而极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那种谁也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在我的书的第二章里,我专门谈到了对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些认识。习近平主席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见《中外历史问题----八人谈》,第一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 )。 回想当年,中美关系在双方开始接触之初,毛主席让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中国联合美国,抗击苏联的威胁提出建议。四位元帅经过调研,专门向毛主席写了报告,报告中特别引用了中国三国时代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反对曹操的故事和其他一些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
        毛主席一贯重视用古代春秋战国、战国策、资治通鉴这些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指导中国革命和外交工作。已故的纽约时报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新皇帝》一书中曾提到,毛主席在长征的时候都带着这些书。有报道提到,邓小平先生将资治通鉴,古文观止这些书也常常放在案头,随时阅读。
        尼克松总统为打开中国大门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有些年轻人忽略或者有所不知的是,尼克松总统反共的资历也非常老。毛主席就曾经说过他很喜欢尼克松
,因为他是右派。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尼克松曾经有反共的历史,就否定他对美中两国关系所做的巨大历史贡献。
        中国有句古话,吃水不忘掘井人。每每谈到美中关係,我们也非常怀念毛主席、周总理这两位老一辈的中国领导人的高瞻远瞩。以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杰出中国领导人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大国外交,更加是了不起。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元帅当年不辱使命,向毛主席积极地提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熊向晖将军为中美关系在破冰之际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伟人的战略眼光和大智慧,美中关係恐怕还会在黑暗中摸索很久。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尼克松总统是否访华,是否会得罪当时的苏联、从而引起过激的反应,有着严重的分歧。有一派认为,最好与苏联搞缓和,同时也可以尽快地解决头疼的越南问题,因此主张美国主要应该靠跟苏联打交道。而另一派却认为,应该积极与中国打交道,来解决美国面临的困境。我是站在后一派这一边的。
        当时,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有机会和许多苏联的高级外交官接触。了解到苏方对美中改善关系的一些基本态度和可能的反应。他们说,只要美中不在军事上合作,苏联就不会反应过度。我将这些情况很快写成报告给美国政府。我还收到了美国政府、基辛格对我所写报告的感谢内容的信。当时,基辛格实际上对美中接触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生怕苏联反应过度,对与苏联搞缓和却非常热心。关于这个题目,我在我的书中详细引用了一些最近解密的文件,有名有姓,非常具体。这些解密文件的全文,不久要在我的网站上全文公布。现在不少人把基辛格博士看作是一个神,其实历史毕竟是历史,读者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是非曲直,历史自有评说。
        不久前我曾经访华,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博物馆,有幸参观了中国的复兴之路的展览。这个展览当然也包括了美中关系的一些历史,有的内容使我感慨万千,有的内容让我感到吃惊不己。这些有关的内容在我的书中都有详细表述。
        1.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当年中国人提出的口号。在百年马拉松的比赛中,坚持按规则、按程序进行这场全球瞩目的比赛,我们不妨回顾一些历史事件,可能会有助于下一阶段的决赛。
        2. 19693月,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参议员肯尼迪的要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文章。但是,尼克松总统后来告诉前往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博士,告诉中方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邀请任何美国政治家访问中国,不要抢了尼克松访华的头炷香。另外,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被告知,不要在尼克松访华前造访北京。
        1973年以及紧接后来的访华中,基辛格去北京见到毛主席。中方希望和美国尽快建交。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非常消极,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中方,对我和我的老板、后来成为美国国防部的负责政策的副部长伊克莱所提的几条建议起初都不真正地、积极地去采纳。举亇例子,1973111日,基辛格的助把我们起草的建议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基辛格作了一个简报,而把其他的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却马马虎虎的附在材料堆中。因为他们担心,我和伊克莱所提的具体建议,核心就是帮助中国在军事方面提供一个一揽子的军事援助计划, 其中包括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系统。也就是说一旦中国受到苏联的军事攻击,中国在几小时前就可以预先得知,可以把自己暴露在外的轰炸机,很快转场,以避免损失。我们还建议美方在中国需要的时候,向中国提供一些军事装备。基辛格的助手洛德对此反应尤其强烈,质疑此举会违反美国宪法。好在最后基辛格与他的助手们最后接受我们的建议,把我们的建议的几条在北京照本宣读了。
        3.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基辛格当年不采取拖延的办法,美中建交就不至于拖到1979年才实现。毛主席、周总理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就会親眼看到美中建交这个伟大时刻......当时基辛格在北京,实际上毛主席是间接地批评了他这种拖延的办法。毛主席说,“美国人是想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当然,后来布热津斯基和卡特总统还是和邓小平最终达成建交协议。如果不是基辛格拖延,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少还会提早五年。
        4. 现在回顾起来这段历史,中国成功地化解了当年来自苏联的威胁,进入联合国,摆脱孤立,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公正地说,美国是做了几件好事,对中国进入世界大家庭做了一个贡献。这段历史,我在我的书中63页和64页有详细地叙述。
        5. 八十年代,伊克莱担任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我是他的帮办。为了帮助当时解放军的现代化,有效地抵御来自北方苏联的威胁和来自南方的越南在中越边境的军事活动,我们建议里根总统批准了一个一揽子的援助中国的计划。一是帮助中国建立一套生产大型炸弹的生产线;二是帮助中国的海军生产几种新型鱼雷;三是帮助中国空军改善战斗机的火控雷达系统。同时,还向解放军提供了几套当时他们最需要的TPQ炮兵雷达阵。所有的这些工作
,我们加班加点,不辞辛苦,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一句表扬的话。前两年,伊克莱博士病逝前亲自对我说,我们两位在八十年代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做了许多事,好像我们两位都没有受到任何称赞。好在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也不会多么计较。
        6. 今天,这些文件都解密了,我终于可以说一句自己表扬自己的话:我为美中关系最初解冻作了一个无名英雄。我和伊克莱副部长为解放军的现代化以及有效地抗御外来威胁做了不少事。如果中国方面要有奖励制度的话,我应该得一个一吨重的大奖章。
        7. 这里还有一段插曲。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我们在八十年代初,花了二十亿美金,向中国买了许多冲锋枪等常规武器,援助阿富汗游击队。当时这二十亿美金是解放军对外军售的第一桶金。
        8.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是第一个提出与中国方面情报交流的建议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和贡献。我曾多次去阿富汗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与当地的反侵略的武装力量、领导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官员进行了接触。在这些过程中,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积极的、建设性的,为当时中国改善周边的安全环境作出了大量的具体的贡献,从而使中国能安心地发展自己,为今天成为数一数二的强国,实实在在地做了不少好事。这些故事,在我的书中7275页有着详细的叙述。
        9. 我在书中还提到,现在,美国国内有相当一批人(当然不包括我在内),他们主张对中国应该进行全方位的遏制,甚至威慑,从而想把中国搞乱。他们甚至希望对中国进行先孤立、后瓜分,也就是李登辉说的七块论。我坚决反对这些人的荒唐想法。但这些人贼心不死
,甚至要拉我下水,我坚决不从。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荒唐想法,我们辛辛苦苦经营起来的几十年美中两国关系将付之东流。
        10.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多次会晤,双方同意加强美中两国两军的关系,但对中国方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具体倡议、内涵,却不尽相同。因此,从学术、历史的角度来探讨美中两国的合作之道、公开透明地把一些双方的分歧都提出来,应该是有益的。我们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持鹰派观点的人对美中两国、两军关系的发展有不同的意见,这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里,允许我荣幸地把我这些在解放军里的鹰派朋友、熟知的人,一一列出,希望与他们继续保持交流。他们是:李际军,袁德金,刘精松,刘成军,郑申侠,姚云竹,张世平,赵小卓,刘明福,刘源,朱成虎,彭光谦,罗援,戴旭,乔良,王湘穗,寿晓松,刘亚洲,陈小工,张乃徽,龚显福,程开增,时殷弘,王辑思
        11.我之所以提到中国的鹰派对美国持怀疑态度,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辛格在他的《论中国》一书中,十分看不起中国的鹰派,书中多处批评刘明福。联想起基辛格在七十年代拖延中美建交、过度担心苏联对中美接触的反应,等等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我觉得让刘明福这样的鹰派有说话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12.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批准了伊克莱和我的主张,向中国出售军事装备,并没有征求基辛格的意见。里根在白宫八年,就对外政策,只见过基辛格一次,谈的话题是中美洲的问题。这些在许多报章上都有报道。现在看起来,幸亏基辛格不在当时的决策圈里,否则又要重蹈美中建交的老路,一拖再拖,什么事也办不成。
        13.今天中国的成功,说句心里话,也有我们美国的巨大贡献。
        第一,在1970年代,在中国受到北方威胁之际,我们美国挺身而出,主持正义,没有让威胁和威慑中国的阴谋得逞。
        第二,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向中国提供了许多高技术方面的帮助,使中国的许多科技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任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相继访华,中国的国家科委主任也先后访美。双方在核工业、航天技术、高级材料、化工、医疗等众多学科方面都有许多合作。
        第三,从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八十年代开始至今,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许多所大学深造,有的人取得了奖学金,学习科技、人文和其他学科。他们当中许多人学成回国
,在各个领域都担当了学科带头人。这可能是美国对中国今天这样的成功作出的最大贡献之一。
        第四,从1980年代初至今,这几十年来,美国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帮助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陆海空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都与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交流。在人民解放军需要美军装备的时候,我们也总是给予满足。应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今天的现代化,美国是起了比较积极的作用的。虽然美中两国对解决国际安全事务方面有许多不同意见和主张
,但坚持美中两军进行积极交往的决心没有变。我是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支持者。
        第五,美中两国贸易空前受到两国人民和政府的支持。辽阔的美国国土是中国人民投资做生意的好地方。三亿多美国人的消费是中国众多厂家的巨大市场。同样,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是美国商家投资做买卖的好去处。中国巨大的旅游潜力也真是举世无双。
        总之,中国人民在他们复兴道路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美国人就像雷锋,默默地做了不少好事。但是很遗憾,这些好事并没有很好的在中国的教科书上体现出来。翻翻中国的历史书,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望厦条约等等倒是占了许多篇幅。对历史上的一些负面东西,应该是实事求是,既不夸大,也不必完全忽略。实际上,美国从来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总之,我们要让年轻的一代人懂得客观地看待美中关係史。
        我在书中提到,中国教育部批准的许多教材在不少地方抹黑我们,甚至提出从林肯总统时代一直至今,美国都想遏制中国。这与历史不符。再说美国没有领导八国联军,也没有去打鸦片战争,更没有参加火烧圆明园,那都是英国军队干的,帳请不要算在我们头上。
        14.在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我掩卷深思,无限感慨。我从二十多岁起,开始致力于美中两国友好,为了中国不受北方的威胁,我尽自己的全力帮助美国政府,出了许多具体的点子
,并付诸实施,真诚地希望中国能够成功地反对威胁。几十年过去了,我想,如果中国未来再次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美国政府、人民还会再次伸出援手。
        可是令我痛心地是,一些不太公正的人,指责我有时候搞中国威胁论,还说我是蓝队的领军人物……比如说,在2006年,现代所的袁鹏先生就这么说过。我很伤心。我亲自告诉他
:“你这个指责不准确,你弄错了。”总的来说,我对现代所的朋友们都非常尊重,包括袁鹏先生在内。我一直很关注他们所写的一些报告,尤其是现代所的一些领导和资深人士,我都尊敬有加,比如宋宝现、崔立如、耿惠昌、陆中伟、楚树龙、阎学通、杨明杰,等等。
        15.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综合国力、军力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中国国防大学刘亚洲将军说,二十一世纪的中美竞争就是比赛谁的发展成就更优,谁的综合国力提升更快,就是决赛谁能更好成为引领世界进步的冠军国家(见刘亚洲《中美世纪博弈:开辟世界历史新时代》第一页序言,刘明福《中国梦: 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北京2010)。
        16. 百年马拉松这个词不是我的发明。刘明福将军在他的《中国梦》一书中,把马拉松比作中美竞赛,作了很详细精彩的叙述。习近平主席主持工作以后,把实现中国梦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作为头等大事。中国的态度现在非常谦虚,韬光养晦的战略以及升级版在延续,在发展。前不久,中国副总理汪洋访问芝加哥,对中美两国经济合作表示出了务实态度。也就是说,双方在马拉松的比赛中,也都要遵守规矩,按规则办事。
        整整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亇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 毛主席认为,中国只有超过美国,才能对人类做出大贡献(见刘明福《中国梦》一书,第910页)。
        下次我如果有机会去北京,我要到毛主席纪念堂,向他老人家报告:“主席,你六十年前的预言很快就要应验了。中国没有用七十五年,只用了六十年多一点,就赶上了美国。恐怕不要多久就会超过美国了。”因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计算,今年(20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我想不用多久,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届时,如果我还健在的话,我会看到这一天。
        我相信,如果中国沿着习近平主席的复兴之路和中国梦的设想继续走下去,中国在2049年成为冠军国家问题不大。
        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从一个学者的身份和角度来谈谈我出版书后的感想。希望我们可以有机会在更广泛的基础上进行交流,使美中关系真正成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当然,我的书有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我能在中文版问世的时候进行较大的修改。
        1999年, 我在北京见到了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女士。她今天是中国的副总理。我们谈得非常好。她的风度、风采给我们一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希望有机会访问 北京时再次见到她。但不幸的是,在她分管的文化和教育部门当中,常常在教科书当中有一些作者写了很多对美国不实事求是的内容。这些不利于中美两国发展大国新型关系。统战部的工作就是能够把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但是也愿意帮助和合作的人(国家)团结在一起做事情
。毛主席曾经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要在这里加上我自己的一句看法,也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

        由于时间关系,我的书写得很仓促,内容、时间、人物一些细节,由于年代久远,错误可能不少,希望您阅后批评指正。人无完人,友情提醒,我十分欢迎。如果是夸大或恶意攻击,我也会作出强烈反应。(我的第四本书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出版,内容主要是从美国华盛顿总统到奥巴马总统,美国政府最高当局是如何误判、误会、误解中国的。届时,我希望我的书能为避免美中两国误判误解作出贡献。)谢谢您阅读我的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