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2025-10-22）
假如以色列定格于1967年之前的那个国家，我可能也会成为“以粉”——尽管连本古里安这样的开国领袖都流露过种族清洗的想法，尽管这样的想法已在吕大城推行过……因为以色列还没有机会或理由实施大规模扩张。毕竟，之前的暴力冲突都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首先挑起。尽管以色列报之以不成比例的杀伤，但事出有因且规模有限。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由不甘心失败的纳赛尔挑起，虽然仅持续了六日，但这次战争的胜利终于改变了以色列。
1967年5月15日，就在以色列准备举行盛大阅兵仪式庆祝独立二十周年之际，埃及装甲车进入西奈半岛，纳赛尔宣布“巴勒斯坦最后一战”。接下来，埃及、叙利亚、约旦在西奈部署了20万兵力、700多架飞机。纳赛尔接着宣布，“基本目标就是消灭以色列。”开罗、大马士革、巴格达也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高喊“让犹太人去死”。为了应对危机，以色列第一次组建“团结内阁”，吸收鹰派贝京入阁，达扬任国防部长。6月1日，“团结内阁”召开第一次会议，最后以12:5投票决定先发制人。5日早晨，200多架以色列飞机低空偷袭，炸毁了埃及空军基地。短短三小时，以色列即摧毁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空军力量，赢得了制空权并解除了蒂朗海峡的封锁。
但以色列并未止步于此。贝京就任后，慷慨激昂发表演讲，要求利用约旦参战的机会夺回耶路撒冷老城。经过一夜鏖战，以色列次日清晨攻克了老城，夺回圣殿山。战争爆发不到两天，埃及和约旦军队已被击溃。北部战线指挥官试图说服总理占领戈兰高地，因为叙利亚军队经过炮火袭击北部居民。六天时间，以色列以损失不到800名士兵的代价，取得压倒性胜利，占领了西奈沙漠、约旦河西岸及戈兰高地等4.2万平方英里，领土一下子扩张了三倍。
“六日战争”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以色列的性格。以色列国民从之前的被灭绝恐惧到现在的胜利喜悦，如同坐过山车一般一下子沉浸于欢乐、傲慢和弥赛亚式的华美妄想，从空前的自我怀疑跳跃到空前的沾沾自喜。军事领袖之前谨慎谦逊，现在则成为万民爱戴的英雄。有的将军利用战争积攒的影响力从政，动摇了本古里安的军政分离国策。1967年之前的三位总理没有任何军队背景，之后则有不少是战功显赫的将领，耳熟能详的拉宾、佩雷斯、贝京、沙龙、巴拉克都是军人出身。
然而，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贝京的入阁表明，持续敌对的外部环境正在让以色列右转；他的胜选则表明，原本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悄悄带上宗教底色，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极大推动了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
系列第二篇已经强调，建国时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世俗特征。从赫茨尔到本古里安，犹太复国主义精英为了彻底摆脱两千年来逆来顺受、被动挨打的屈辱，反叛食古不化的正统犹太教，大力开拓新文化、培养“新犹太人”。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遭到传统宗教人士的强烈攻击和抵制。1902年，终于成立了第一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他们仍然坚持犹太复国主义必须把宗教作为核心，只是体量太小、不成气候。65年之后，以色列攻占了大片土地，这个学派突然成为改变以色列并推动定居点建设的重要力量。
“六日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数百名拉比和犹太神学院的学生在耶路撒冷举行第一次集会，孕育了“信仰者集团”的定居者运动。在他们看来，建国时代的世俗复国主义已经被玩世不恭的自鸣得意所取代，犹太精神已经在西方世俗主义中堕落。现在，救赎的重任落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肩上。就和纳赛尔的“泛阿拉伯主义”野心一样，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心要在以色列占领的土地上建立犹大和撒马利亚的“大以色列”，并使之成为以色列主权的一部分。这些鹰派们坚信，撒马利亚的首府纳布卢斯是以色列土地上最重要的城市；正是在这里，约书亚更新了与上帝的盟约。在以伦摩利，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第一次返迁，以色列人所移居的土地就是撒马利亚山地，但世俗犹太复国主义总是龟缩在平原，没有上过山。平原以色列必将灭亡，复兴犹太复国主义的使命就是要将以色列子民们带回撒马利亚山地。这既是土地的召唤，更是上帝的召唤。“信仰者集团”的创始人库克拉比盛气凌人地警告，任何人不得干预“上帝的计划”，即便以色列民选政府也无权决定从占领土地上撤离。
在工党执政期间，“上帝的计划”还是受到不小的阻挠。犹太人的特点是会利用出色的公关游说能力获得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方案，但一旦方案确定下来，不论它是什么，他们还是会遵守的。一开始，工党政府有效遏制了宗教民族主义及其非法定居点运动。然而，“赎罪日战争”极大削弱了工党政府的威信。
虽然埃及1948、1967两次进攻都被迅速击溃，却一直没有放弃“泛阿拉伯主义”的雄心。1973年3月，继任总统萨达特决心恢复埃及的民族尊严，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签订了共同进攻以色列的决议。10月6日，有点像2023年10月7日，全以色列都在遵照赎罪日的律令禁食，埃及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情报部门忽视了摩萨德高层卧底的情报，20万预备役突然面临85万埃及军队和30万叙利亚军队。虽然经过两周的浴血奋战，以色列最终击败了敌军，但失去了2600多名战士，多达1967年的3倍，因而仍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巨大失败。
1974年，决心在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的犹太人成立了第一个政治实体——“信仰者集团”(Gush Emunim)，很快成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力量。“信仰者集团”的主力是精力充沛的年轻狂热信徒，他们和疲弱的工党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年半的拉锯。他们会不断向政府申请建立定居点，这些申请会遭到政府拒绝，但定居者仍然继续开发。在多次无效申请之后，左翼政府会默认既成事实。新占领土上的定居点是最易造成不和的政治问题，工党政府尽量回避，定居者则利用政府暧昧制造既成事实。
青年信徒一次次尝试在撒马利亚夺取土地、建立定居点，却一次次被疏散和拆除。持续对抗没有打击虔诚教徒集团的信心，反而锻造了他们的意志并巩固了定居点运动。“信仰者集团”的青年领袖兼具宗教信仰和政治技巧，善于制造新闻焦点，成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信徒关注并加入。定居点运动变成犹太复国主义点燃的新火炬，激励和动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并获得他们的支持或默许。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爆发，政府被迫允许在耶路撒冷北部埃隆莫雷(Elon Moreh)建立第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沙维特的《应许之地》讲述了早期定居点奥弗拉的故事，它就在埃隆莫雷以南不到50公里处。1975年的时候，这个地区周围的阿拉伯村庄人口密集、贫困不堪。村民们并不敌视外来人，定居者和他们频繁交易。是年4月，“信仰者集团”占领了被废弃的约旦军事基地。地方军事指挥官命令他们离开，他们不但拒绝，还对国防部长佩雷斯施加巨大压力，让他指示军队睁一只眼闭眼。不到两年，在民众的海潮般支持下，奥弗拉从一个临时营地变成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第一个定居点。奥弗拉的创始人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和阿拉伯村庄之间必有一战；战争结束后，它们会彻底消失，就和1948的吕大城一样。但和建国时期的世俗犹太复国主义不同，奥弗拉等定居点并不是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避难所，而是要建立“犹太人的王国”。
原教旨犹太教的介入使巴以问题更加无解，巴以谈判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硬和无法调和。政治冲突演变成宗教冲突，双方的宗教人士都认为这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信仰者集团”认为西岸是一片“处女地”，完全无视那里其实有125万阿拉伯人生活。1974年后，西岸定居点大肆扩张。
二、犹太定居点的扩张
1977年，以色列建国30年之后，工党政权终于下台，贝京的利库德集团首次上台执政。自从1967年进入“团结内阁”之后，贝京一直身处以色列政治边缘，属于“体制内的体制外”人。1973年11月以后，他强烈批评工党总理梅厄夫人，获得越来越多以色列人的认可。次年4月，梅厄辞职，拉宾接任。拉宾代表了以色列新一代领导人。他是第一位出生在20世纪和以色列地，也是第一位只接受过以色列教育并有过军旅生涯的总理。但1977年，以色列媒体揭露拉宾妻子拥有海外银行账户，而这是以色列法律明令禁止的，拉宾因此辞职。执政党领导人一再表现出腐败无能和遥不可及，给反对党领袖贝京带来了机会。5月大选，贝京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一举拿下43个议会席位，而工党只获得32个。经过连续八次失利，利库德终于在第九次选举实现大逆转。本古里安的政治对手上台，也意味着他所奠基的建国原则将遭遇挑战。
虽然利库德集团本身不是宗教政党，但该党领袖及许多选民和“信仰者集团”有天然的亲近感。这和以色列的国内政治生态及“犹太人”的构成有关。直到1970年代，犹太人中的欧洲白人主导着以色列政治和文化。但1970年代兴起的“东方犹太人革命”改变了以色列政治生态。他们从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埃及、摩洛哥、突尼斯等中东或北非地区逃难而来，被当地政权剥夺了几乎所有资源，移民到以色列后处于社会底层，大都被安置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过渡营。移民二代深感不公，于1971年成立了“黑豹党”。为了拉拢东方犹太人，贝京在担任反对党领袖的这些年同他们建立联系。伊尔贡中就有很多战士来自北非、中东、南美、南非的非欧洲犹太人，甚至在伊尔贡身居高位。早在1959年的一次讲演中，贝京就指责本古里安将以色列分裂为欧洲和非欧洲犹太人的国家。1977年，他在东方犹太人的拥护下赢得大选。东方犹太人也兴高采烈，感到自己终于从国家边缘进入了政治核心。贝京在接受采访时有意带上基帕帽，诵读了祈祷文“你赐予我们生命”，象征着宗教重新进入以色列人的政治与文化生活。这在本古里安时代从未发生过。
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极大促进了定居点的扩张。大选结束两天后，新当选的总理就和沙龙一起来到埃隆莫雷临时营地，声称“很快会出现更多的埃隆莫雷”。 [1] “信仰者集团”说服贝京承认奥弗拉等定居点的合法性。一旦获得合法承认，政府各部门就会鼎力支持定居点的建设，包括住房、医疗、福利、教育和防御。事实上，以色列住建部和国防部都有“信仰者集团”的人。不到五年，原来非法的定居点变得稳定可行。奥弗拉成了所有定居点的“首都”，批量复制和扩张的时机到了。犹太人在此周围建立了40个定居点，人口从1000增长到4.3万。贝京担任总理期间，定居点数量翻了一倍。
截至2020年，约旦河西岸已有132个以色列政府批准的定居点，居住着约45万犹太人。除了这些“合法”定居点外，还有135个非法“前哨站”(outposts)。它们是1993年《奥斯陆协议》冻结定居点之后滋生出来的。前哨站虽然没有得到以色列政府的批准，却在沙龙任总理期间得到鼓励和支持。如果前哨站的定居者从事极端活动或和巴勒斯坦居民发生暴力冲突，以色列军队也会予以拆除，但以色列政府平时经常为其提供军事防御和公共设施，并可能事后承认其合法地位。譬如2023年，内塔尼亚胡政府就将9个西岸前哨站合法化。[2]
但对于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定居点数量再怎么增长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这样的定居点建得再多，也只是西岸犹太人的孤岛，不会得到国际组织和平原以色列人的承认。他们要建设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没有清真寺也没有阿拉伯人、只有“第三圣殿”的耶路撒冷。要让以色列获得“救赎”，就必须彻底控制圣殿山。它是上帝和以色列盟约的象征和犹太人生命的根源，而只要阿克萨和奥马尔清真寺这些令人厌恶的标志仍然矗立在圣殿山，这一切都不可能。它们是对上帝的亵渎，对以色列人的侮辱。因此，只有摧毁清真寺，以色列才能通往天堂，以律法启示的王国代替世俗民主国家。短短五年之间，奥弗拉已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1984年春，其原教旨主义创始人被秘密情报组织带走。多数定居者信奉实用主义而非原教旨主义，他们终于震惊地看到宗教与政治的结合可以多么疯狂。
在以色列人文主义者看来，奥弗拉这类非法定居点玷污了以色列本身。它们就像癌细胞，从一个器官扩散到另一个器官，最终将危害整个以色列机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殖民主义事业，打算以驱逐一个民族的方式拯救另一个民族的生命。” [3] 起初半个世纪，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这个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殖民主义扯上关系。但1967和1973年之后，殖民者利用战争造成的政治真空和虚弱，并滥用了工党的懦弱和利库德的鲁莽。非法定居点迟早会让世界将以色列看成新殖民主义，并逐渐抛弃以色列。
然而，国际社会的抛弃未必能让以色列回头；相反，许多以色列人会选择通过更强硬方式寻求安全感。毕竟，安全生存是一切的前提。有安全感的时候，以色列人更关注社会问题，也更愿意为和平作出牺牲；一旦安全感受威胁，许多人会本能地把票投给他们认为更能保护自己的人。1977年之前，工党统治了以色列30年。但此后至今的48年中，工党仅执政了8年；除了中间派执政不到5年之外，其余35年均为以利库德集团为主的右翼执政。
三、右翼也能缔造和平
虽然以色列右翼通常是鹰派，但不少和平机遇是右翼创造的。左翼“以土地换和平”的倡议屡屡因右翼反对而失败，但如果右翼提出和平建议，那么一贯更倾向于和平妥协的左翼不得不支持，因而和平往往能成为全国共识。“不无讽刺的是，右翼势力才是未来实现和平的关键。” [4] 贝京曾被英国列为头号恐怖分子，也是以色列第一位右翼总理，却让以色列和其最强大的敌人——埃及——实现了和平，并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77年11月，萨达特向以色列示好。贝京第一时间作出回应，一周后就把他请来以色列，成为第一位在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的阿拉伯领导人。萨达特提出和平五项条件，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回1967年边界和巴勒斯坦人实现独立。这个条件过高，即使卡特斡旋也差点谈崩。最后，贝京放弃了西奈半岛，但保留约旦河西岸，也没有答应把它交还给巴勒斯坦人。萨达特出卖了巴勒斯坦，成为和以色列实现和平的第一位阿拉伯领袖。1978年9月，以色列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以84票同意: 19票反对: 17票弃权通过了《戴维营和平协议》。
《戴维营和平协议》意味着以色列其实有能力拆除定居点。协议通过后，以色列境内也有抗议，生活在西奈半岛的犹太居民即反对以色列从该地区撤出，但1982年4月还是开始撤离。当然，定居者是获得以色列政府赔偿的。虽然多数居民愿意接受赔款，也有少数人拒绝抛弃家园，以色列国防军不得不把他们赶下来。撤离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人员伤亡，体现了军方和定居者的相对克制。
1982年6月，以色列发动“加利利和平行动”。沙龙带领的部队远远超过内阁规定的40公里纵深。这可能是以色列发起的第一场主动战争，国际形象大受损害，阿拉法特反成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拯救者。当时，巴解机构设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内，遭到以色列无情轰炸。8月，阿拉法特终于妥协，并和近万名巴勒斯坦战士和数百名叙利亚战士离开黎巴嫩。贝京希望帮助黎巴嫩基督徒长枪党对付其宿敌穆斯林，从而防止黎巴嫩火箭弹射向以色列，或许还能和黎巴嫩签订和平协议。9月，叙利亚特工对长枪党总部实施爆炸袭击，炸死了长枪党首领。沙龙抓住机会，清除贝鲁特西南部巴勒斯坦难民营。在国防军封锁掩护下，长枪党进入难民营复仇，三天内屠杀了700-800名巴勒斯坦难民。
大屠杀事件不仅引起以色列国内抗议和调查，而且改变了美国年轻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看法，1967年以来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不复存在。当然，以色列的入侵也没有消灭黎巴嫩的激进武装力量；恰好相反，伊斯兰抵抗组织真主党应运而生，其宗旨是“消灭以色列”并将“西方势力”赶出黎巴嫩。
四、昙花一现的《奥斯陆协议》和回光返照的左翼政权
1987年12月，加沙和以色列边境发生交通事故，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引发了第一次“大起义”，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达20年占领。就和1938年的“大起义”一样，此次起义及之前黎巴嫩战争失败改变了以色列的政治局势，右翼势力被击败。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色列议会中和平呼声占据多数。如果说1973年的战争令阿拉伯人认识到，他们不能以暴力占领以色列，那么1987-92年的巴勒斯坦大起义也让以色列人认识到，巴勒斯坦人不会消失。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这曾是多数以色列人的幻想。幻想破灭之后，左翼和平理念从政治舞台的边缘转移到中心，为《奥斯陆协议》奠定了政治基础。
《奥斯陆协议》虽然是在工党执政期间谈成，但和平进程也是利库德集团启动的。1991年10月，沙米尔担任总理期间，以色列政府和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及约旦的代表团在西班牙见面。这是以色列第一次和巴勒斯坦人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史称“马德里和平会议”。1992年大选，拉宾当选总理，承诺在6-9月内与巴解领导人达成临时协议。1993年初，以色列议会废除了禁止以色列人和巴解谈判的法律，次日即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奥斯陆秘密会谈。8月，外长佩雷斯访问奥斯陆并秘密签署《奥斯陆协议》。
根据“相互承认”条款，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宣布放弃对犹太国使用武力；以色列则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合法代表，允许阿拉法特和数十万名战士从国外回到西岸和加沙。于是出现了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握手言和的著名一幕。1995年9月，双方签署《奥斯陆第二阶段协议》，将西岸分为ABC三个区域，分别由巴勒斯坦单独控制、双方共管和以色列单独控制。虽然两阶段协议都没有承诺巴勒斯坦建国，这是协议框架的最终目的。
然而，《奥斯陆协议》从一开始就受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激进组织的强烈反对。持强硬立场的穆斯林坚持，《奥斯陆协议》离经叛道，以色列没有权力生活在阿拉伯土地上，并坚决抵制和以色列达成任何协议。为了挫败协议，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士兵和定居点发起多次袭击，但伤亡规模有限。以色列这边的极端分子则干了一票更大的。1994年2月，美国犹太移民戈德斯坦持枪进入希伯伦先祖墓地，朝正在祷告的穆斯林开枪扫射，当场造成29名穆斯林死亡。虽然以色列和宗教领导人纷纷谴责暴力，但未能阻止阿拉伯报复持续升级，哈马斯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大量伤亡。1994-96年间，死于武装袭击的以色列人数超过建国以来所有武装袭击造成伤亡人数总和。拉宾因为发现阿拉法特不可信任，甚至私下考虑放弃《奥斯陆协议》。但是年5月，以色列国防军仍然按协议撤出了耶利哥绝大部分地区，并开始从西岸和加沙大城市撤离。
许多以色列人看到，与阿拉法特签协议不仅没有带来和平，而且造成更多恐怖袭击，因而认为政府犯下了致命错误。右翼政客不断煽动，拉宾就是罪魁祸首。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则从神学角度，认定以色列是上帝赐予犹太人的土地，任何放弃哪怕一小块地的协议都将遭到天谴。1995年11月4日，为了表达以色列将坚持执行协议，拉宾和佩雷斯呼吁民众前往特拉维夫参加大规模和平集会，到场人数超过15万。他在演讲中指出：“暴力正在侵蚀以色列民主的根基……暴力不是以色列的出路。民主国家可以有不同观点，但最终决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作出。” [5] 然而，就在唱完“和平之歌”离去之际，拉宾被一名25岁激进大学生枪杀。就和1932年犬养毅首相遭日本右翼分子枪杀一样，拉宾遇刺成为巴以关系的不祥预兆。
拉宾的继任佩雷斯继续推进《奥斯陆协议》，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选举创造条件。阿拉法特当选主席，法塔赫赢得巴勒斯坦委员会的多数席位。但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袭击仍在继续，频率和伤亡规模比过去有过之无不及。佩雷斯宣布提前半年大选，并毫无悬念当选，但巴勒斯坦恐怖袭击改变了选举结果。九天内，两座中心城市的暴力袭击造成60名以色列人丧命，而阿拉法特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自杀式袭击，而且多次不指名地赞美“为真主的道路献身”的“烈士”，因而被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在支持恐怖袭击。佩雷斯仅履职7个月，就被惊恐而愤怒的以色列选民赶下台。
和其他民族一样，以色列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安全问题。每当暴力袭击加剧，他们就将选票投给安全立场更强硬的右翼政党。1996年，内塔尼亚胡取代佩雷斯成为总理。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认为《奥斯陆协议》是一个错误决定。不过上台后，他还是履行了以色列之前的承诺，决定从以色列控制的最后一座西岸城市希伯伦撤军，并且签下了怀伊河备忘录(Wye River Memorandum)，给予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更大的自治权力。
1999年，以色列人希望一个中间人物，选了工党的巴拉克担任总理。他在竞选时提出三项承诺：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和叙利亚实现和平、实现巴勒斯坦和平。2000年5月，以色列国防军撤出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位得以巩固。巴拉克、阿拉法特和克林顿在戴维营谈判，巴拉克愿意提供92%的西岸土地和耶路撒冷部分地区。然而，阿拉法特竟断然拒绝这一方案。阿拉法特因此而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巴勒斯坦人认为他经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威逼利诱。巴拉克则空手而归，政治处境非常不利。
2000年9月，反对派领袖沙龙前往圣殿山，但没有去清真寺。次日，两万名巴勒斯坦人在圣殿山示威。以色列军队使用了小型轻武器，使暴乱进一步升级，7名巴勒斯坦暴徒被击毙。巴解领导人发表强烈反以的电视讲话，号召人民发动针对非穆斯林的“圣战”。在阿拉法特及其安全部队的煽动下，暴乱迅速蔓延全国。这次冲突持续四年之久，被称为“第二次大起义”。和第一次起义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不同，这次巴解安全部队使用了武器和自杀性爆炸。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加利利区，阿拉伯人袭击犹太人的财产和机构；犹太人反击，也袭击了阿拉伯人的商店和清真寺。10月，阿拉伯人开始投掷石块和燃烧弹，以色列警察则使用实弹，击毙13名阿拉伯人，后被称为“十月事件”。
12月底，克林顿总统为了挽救和平进程，提出了“克林顿参数”，建议将西岸94-96%的土地以及全部加沙划给巴勒斯坦国。犹太人口占优的定居点可以并入以色列，这样以色列可以并入80%的定居者。另外，根据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比例，将东耶路撒冷划分为两个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同意了克林顿方案。阿拉法特说他“有保留地接受”方案，并答应在克林顿离任前实现和平。但克林顿离任后不得不懊恼地承认，信任阿拉法特是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
当然，阿拉法特也有自己的考虑：虽然承诺归还95%的西岸土地，但西岸已被犹太人定居点割裂成“数十块飞地”，且双方未能就难民回归达成共识。尽管如此，克林顿计划仍然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难民回归涉及数百万人，势必改变以色列的人口结构，因而显然不是一个可行选项，不如探讨金钱补偿等更现实的替代方案。西岸定居点虽然不是谈判话题，但在沙龙执政时期就要拆除，因而是一个完全可能的未来选项。尽管哈马斯等激进派别会反对，真正伟大的领袖就得在这个时候一语定乾坤，但阿拉法特没有承担起领袖的引领责任，错失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戴维营谈判失败后，阿拉法特毫不妥协，巴拉克却继续退让，因而失去了议会支持，不得不宣布提前大选。“十月事件”让以色列阿拉伯人抵制选举，进一步削弱了左翼力量。2001年2月大选，巴拉克输给了利库德领导人沙龙。沙龙认为没完没了的和平谈判纯粹是政治作秀，阿拉法特根本不想达成协议。以色列先后同埃及和约旦实现了和平，但巴勒斯坦人似乎只想看到以色列从地图上消失。
巴勒斯坦的暴力袭击也不断加码，经常攻击人口密集的场所。2001年，1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于自杀性炸弹袭击。夏天，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特拉维夫舞厅将自己引爆，造成21名以色列人丧生。两个月后，耶路撒冷市中心繁华地带一家比萨店遭到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15人死亡，其中半数是儿童。多数暴力袭击者来自西岸，巴勒斯坦警察和法塔赫部队参与了多起枪击事件，甚至实施自杀性爆炸事件，加剧了以色列民众对阿拉法特和巴解的敌意。
2002年逾越节前夜，一名巴勒斯坦激进分子混入内塔尼亚的公园酒店，随后引爆了大当量炸弹，造成28人死亡。这次袭击促使沙龙下决心反击，发动了“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防御之盾行动”，旨在摧毁巴勒斯坦主要城市的激进组织基地，并重新控制了1995年根据《奥斯陆协议》交还给巴勒斯坦人的城市。
2002年9月，以色列决定在西岸修建隔离墙，耗时五年完成，长达760公里。隔离墙虽被巴勒斯坦人谴责为“种族隔离”，并渗透绿线、侵蚀了10%西岸领土，但确实对防止巴勒斯坦袭击发挥了作用。截至2004年底，自杀性爆炸事件下降了84%。四年之间，巴以冲突造成1000多名以色列人、27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在多数以色列人眼里，阿拉法特是一个不可转变的激进分子。以色列左翼提倡的“土地换和平”政策彻底失败，并从此无缘执政。
我说这一段是要表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激进势力互为因果，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对于长年陷入血仇的巴以，维持和平比缔造和平更难，因为双方都会有不守规矩的激进分子。这些人肯定会制造事端、破坏和平。这个时候，双方“老大”能不能镇得住自己这边的“场子”就非常关键。以色列这边也会有极端分子搞破坏，但一般来说他们是个别例外，因为从本古里安那个时候起，军事力量的国家化就做得比较彻底。巴勒斯坦那边则从未启动国家化进程，巴解无力控制哈马斯这样的极端势力。更何况阿拉法特本人多大程度上愿意履行和平协议，本身就可能是一个问题。
阿拉法特的失信葬送了巴勒斯坦的和平机会，造成以色列政治右转；以色列右翼的挑衅则刺激了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暴力袭击，进而报之以不成比例的暴力惩罚，最后倒霉的是双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平民。以2000年之后的事件为例，假如沙龙不去圣殿山，就不会有第二次“大起义”以及之后的恶性暴力事件，《奥斯陆协议》也许能勉为其难地履行下去。假如阿拉法特能够同意并实现克林顿方案、有效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袭击，那么对巴勒斯坦相对温和的以色列左翼政权有可能不至于下台。可惜的是，恰恰是他的不妥协、不履约把巴勒斯坦的最大敌人送上了以色列政坛。
五、拆除定居点的后果
从贝京缔结埃以和约可以看到，以色列右翼也并非单纯的战争狂人。2003年，沙龙宣布从加沙单方面撤军，并清除所有犹太人定居点。1967年占领加沙之后，以色列在此扩建了21个定居点。加上历次阿利亚犹太人在此购买的土地，截至2004年，加沙住着上万名犹太人，控制着1/5面积，周围生活着100多万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定居点扩张并非有利无弊，常年需要数万以色列士兵在加沙服役并提供军事防御，且保护成本越来越高。沙龙的撤离决定被定居者认为是对犹太人的背叛，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国家竟然会将他们赶出居住了几十年的“家园”。他们绝食抗议，并高喊“犹太人不能驱逐犹太人”的口号。时任财政部长的内塔尼亚胡和沙龙公开辩论，认为撤离加沙反而会使以色列更危险，并辞职表示抗议。哈马斯立即用行动支持内塔尼亚胡的观点，开始从加沙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10.7恐袭不幸证明，内塔尼亚胡是对的：撤离只能让哈马斯发展壮大，让加沙对以色列更危险。
沙龙的下一个目标是撤离西岸。2005年，为了减少政治阻力，他离开利库德并组建自己的前进党，党员多为利库德和工党中持中间立场的成员。可惜撤出加沙四个月后，他突发中风。奥尔默特接任，宣布要将大部分西岸土地归还给巴解，并认为巴勒斯坦可以在巴以棘手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建国。但就在声明当天，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举行选举，哈马斯以微弱优势获胜。由于选举制度和法塔赫内部严重分裂，哈马斯获得了多数议席，取得了压倒性政治胜利。大选胜利后，哈马斯重申不承认以色列，也不会同以色列谈判。正当以色列提议要让巴勒斯坦提前建国，巴勒斯坦人将一个决心消灭以色列的政权选上台，巴以和平的希望之光再次熄灭。
虽然哈马斯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法塔赫并没有交出权力。2007年6月，哈马斯发动武装袭击，炸毁了法塔赫指挥部，夺取了加沙控制权。之后每隔一两年，哈马斯就会连续几周或几个月向以色列城市发射火箭弹，使以色列南部民众无法正常生活。虽然以色列屡次实施惩罚性报复，但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摧毁激进武装组织的网络并保证他们不会再次发动袭击。
这基本上将巴以带到了2023年10月7日。1967年战争造成以色列的空前膨胀和扩张，定居点扩张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仇恨，以色列人的安全局势反而更加得不到保障。如果他们之前成功抵御了埃及、叙利亚等国的正规军进攻，那么今天哈马斯的火箭弹和自杀式袭击令他们防不胜防。工党政府的“土地换和平”政策得不到阿拉法特的有效响应，也许他也无力控制手下激进派别的暴力袭击。《奥斯陆协议》与其说开拓了巴以和平的前景，不如说是以色列左翼政权的回光返照。安全局势的恶化让以色列右转、鹰派上台，并以更铁腕的手段报复哈马斯隔三差五的零星袭击，却又无力消灭哈马斯，反而播下更多的哈马斯种子——仇恨。作为回报，巴勒斯坦人选择让更强硬“爱巴”的哈马斯上台。定居点的保护成本越来越高，促使沙龙这样的鹰派也不得不下决心拆除加沙和西岸的定居点，但这样反而让哈马斯自由自在地将加沙变成反以基地……
一次次和平机遇就这样流逝，巴以冲突陷入地狱般的绝望。
[1] 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2页。
[2] “以巴衝突：加沙的戰火之外約旦河西岸的社區正在分裂”，BBC News, 11 November 2023,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7389113.
[3] 沙维特，《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简扬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4] 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第310页。
[5] 同上，第3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