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加上欧洲各国的威克利夫、拉斐尔、约翰.胡斯、马丁.路德、加尔文、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哈维、笛卡尔、L.波义耳、牛顿、斯宾诺莎、F·培根等等，这些推进人类文明的佼佼者成为那个时代的符号，乃至于人们极少知道那时的教皇、国王是谁（即使中国的封建诸侯国时代，也以“诸子百家”为历史符号，其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秦皇汉武以后的“停滞不前”可以比肩的）。只要读到这些姓名符号就不难想见“封建制”远比“王权专制”、“革命专制”更具有进步的可能性，看看继承法国大革命延续下来的一系列革命所建立的政权，只留下一连串的水晶棺供奉着一群现代木乃伊，这些革命法老们至今仍在羞辱人类的文明与良知。
感悟之四：法国大革命按照托氏论断属于“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它的影响可以说已从地图上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托氏另有《片段与按语》一书，在那里他认为法国大革命“对个人权利的蔑视以及对少数派的压制”比短暂的暴力更具破坏性后果，更糟糕的是给予这种蔑视和压制合法化的政治学说，照此学说个人权利根本微不足道，事实上就是个人本身被践踏。他还认为大革命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取代个人的“群众”观念，这个“群众”可以为达其目的做任何它想做的事情。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它根本不是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却不折不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源头，而“无套裤汉”套上条大裤衩就成了“无产阶级”，堪舆视作“病原体”。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宪法讨论时就大声疾呼“限制资本”，主张将财产交由社会按公益原则分配与使用。堪称第一位社会主义实践家。而从中滋生的最严重病毒当属马克思主义。汉娜.阿伦特的《论革命》第二部分“社会问题”即详细论述了大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关系。摘取其中一句：“马克思重蹈了他的革命导师罗伯斯庇尔之覆辙；而他最伟大的学生列宁，则在一场马克思的教义激发的最重大的革命中，步了他的后尘。”认真品味一下马克思那些说道，基本上离不开巴贝夫梳理过并发展了的法国大革命论说，老马本人亦称巴氏乃“真正能动的共产主义政党”第一人，巴氏著作是“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就连《共产党宣言》里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是从罗伯斯庇尔的“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压迫”演绎得来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更清晰地道出其对雅各宾派的认同：“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之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是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马克思主义就是雅各宾派“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更高阶的理论结晶。从《资本论》里咒骂柏克的这段话也可见马克思先生的心态：“这个马屁精受了英国君王的贿赂，让他批评法国大革命，就有如他在美国问题的开头时被北美殖民者收买以赞美他们，这个假扮自由主义者对抗英国君王的家伙，只是个彻底下流的资产阶级。”列宁也认定马、恩皆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道可否列入“彻底下流”之类。
列宁更是罗伯斯庇尔的铁杆粉丝，不但为之立了纪念碑，还在办公室里供奉他的塑像，信誓旦旦要求他的党徒“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并认为“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1915年还写道：“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加里波第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如果一个人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怀深深的敬意，他就成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源自法国大革命的病毒经过一次次变异，特别是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变异，祸害人类文明二百余年，至今虽已日渐式微却仍未止息。
墨索里尼早年如同罗伯斯庇尔同样是卢梭的信徒，他对罗氏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不但将法国大革命纹章（束棒，Fasces，古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刑具）绘在他的旗帜上，直接称“法西斯主义”。雅各宾领袖不但以古罗马共和国为楷模，将其“独裁官”权力的象征“束棒”用作纹章，就连实施恐怖的方式也沿袭古罗马“什一抽杀法”，圣鞠斯特就有令：“任何公民都拥有布鲁图结束凯撒生命的权利。”墨氏而且以罗氏名言“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为自己的座右铭，并效仿法国大革命“无套裤党”暴乱组织法西斯党徒“进军罗马”。希特勒则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更直白地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据此发动二战。至于那些徒子徒孙级别的后继者，似乎没必要细细罗列，全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法国大革命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之后并非一种偶然，继古希腊创造的思想奇迹之后，英伦三岛的封建制进化成宪政体制又创造了人类制度奇迹，这个奇迹直接导致了人类的科学与技术的惊人飞跃，工业文明时代接踵而至。我们姑且不去细说中世纪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先导性绩效，英国因宪政导致的飞跃无疑触动了旧大陆的神经，所谓“启蒙运动”即是这根神经被触动后的反应。其本质是：人类陈腐的低阶文明必然要对骤然升腾的高阶文明进行反扑，法国大革命打响了反扑的第一枪！而跟进于后的欧洲十九世纪革命潮，以及在此逆流中应运而生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其理论升华，是总结了经验与教训之后更具可行性的雅各宾主义。据此理论全面铺开的全球性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反扑，其惨烈程度无可避免是空前绝后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只能在愚昧落后的地域大有斩获、在实行了宪政体制的地域一事无成的根由。
值得一读的是托氏大作第251页的“注释”，他用了三页多的篇幅谈到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法典”，并认为“这些普遍原则在很多方面与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所包含的原则相似。”不过托氏说他死后继位的侄儿纪尧姆二世“直到1794年才予以发表”则不实。弗氏设立专门委员会编纂法典，1781年制定《弗里德里希法令大全》便作为普鲁士法典使用，比《人权宣言》早十年。1794年正式颁布的是据此编撰的《普鲁士民法典》。这说明，《人权宣言》并不能作为法国大革命的遮羞布，因为它已经被大革命自身所废弃。反而是无须革命，腓特烈大帝的改良范例走在更前面，他被誉为“开明专制”第一人实至名归。在欧洲，只有英、法没有效仿普鲁士施行“开明专制”，英国已无专制，法国折腾大革命忙得不亦乐乎，无暇也不屑于效仿。
弗里德里希二世也称“腓特烈大帝”。这位国王不但是欧洲第一流的军事家，所著《战争原理》为各国军队广为采纳，恩格斯也夸赞不已。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方面均造诣匪浅，伏尔泰、拉法耶特都曾是其座上宾。拿破仑评价说：“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能说的最高的赞誉之词。”除了辉煌的军事成就之外，他的改革举措远甚于路易十六，在政治体制、军事、教育、农业、法律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当幅度的改革，使普鲁士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享有相当言论及出版自由的国家。1740年著《反马基雅维利》一书驳斥了马氏《君主论》里君主至上宏论，自称“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公仆。”还致函司法部长：“在我的眼中，一个穷困的农民和一个最显赫的公爵或一个最有钱的贵族没有丝毫高低之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去细说腓特烈大帝施政，他治下的普鲁士没有引起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内乱。
归纳起来说，就是人类文明进程因英伦三岛的制度奇迹也即宪政体制，实现了一次飞跃。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陈腐的旧制度必然会起而抗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如同腓特烈大帝那种渐进式的变革，或许未必彻底，但欧洲乃至前文所述及那些殖民地均走向宪政之路；另一条就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旧制度疯狂反扑，它以罗马共和国为楷模，罗伯斯庇尔临终前预言他的党徒将出现一个凯撒，拿破仑实现了这个预言。这次反扑经由拿破仑的征伐浸淫到欧洲，人类宪政文明之路无可避免地受到干扰，即便腓特烈大帝曾经苦心经营的德国也难免。最终以希特勒及其纳粹被消灭才得以回归宪政。
“共和”并不意味着进步，大革命发起人西哀耶斯1791年7月16日复函托马斯.潘恩，坦率地承认：“在君主制下比在共和制下更自由。”亲历大革命的圣西门指出：“他们提出的口号‘一切权力为人民’，‘人类自由’等等，像他们所反对的反动势力的口号一样空洞”；托克维尔在《回忆录：1848年革命》中说：“我一向认为，共和国是一个无在野力量的政府，它总是承诺给予更多的自由，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尚不如君主立宪制。”概而论之，法国大革命至少也是多余的，它若没发生，法国不但可以免受一场浩劫，其进步与发展只会更迅速。此外，马克思主义病毒或许先天不足而成不了气候，我们和所有遭此毒害倍受磨难的人们一样，免遭戕害。可惜历史没法假设，权且只作反思便罢。
感悟之五：毛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个从列宁主义那里批发回来的教条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他与马克思合著的《神圣家族》则有话：“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都与“人民创造历史”格格不入。从洛克、卢梭的“人民主权”到列宁主义的“人民创造历史”实在也只是一个噱头，除了蒙蔽人心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系泛指故无实际主体，何来主权？中国话也叫老百姓、草民、芸芸众生、群众、民众乃至乌合之众；外国话除了“老百姓”这个词难于对应之外，其余大致也差不多，尼克松还发明了“沉默的大多数”。柏克最初指出“人民”（a people）的概念是：“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人民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许多人本身并不具备集体能力。人民是一个协作概念。它完全是人为的，而且是像其它一切法律上的假定一样，是由共同的协定而建立的。这个协定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从特定社会所熔铸的形式中聚合而成的。”勒庞则进一步解析道：“在群众的灵魂中占上风的，并不是对自由的要求，而是当奴才的欲望。他们是如此倾向于服从，因此不管谁自称是他们的主子，他们都会本能地表示臣服。”“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不能容忍对立意见，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让他失去自控，甚至变得肆无忌惮”。伏尔泰所谓“当庶民都思考时，那一切都完了”很不幸为法国大革命所验证。
如是，我们就不难理解：高调张扬“人民”这个抽象空洞的概念，可以极好地实现否定具体的人的任何举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后世马克思主义者们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执行了，用“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由头，否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巧妙地复辟了奴隶主式专制。1957年毛制定了几条标准，随心所欲就把几十万人装进刚编织好的“右派”筐子里，判为“敌我矛盾”了。文革时我们常听到一句抢白：“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个人服务！”此语极精妙地说到点子上，贴满“人民”标签的国度，任何人都别指望受它庇护，反倒须时刻提防勿陷入“人民的敌人”泥沼里去。
而最早把这套把戏玩得出彩的是雅各宾派，他们自诩为“人民代表”，拿破仑更是自称“人民第一代表”的。罗伯斯庇尔就是把“人民”（le peuple）成天挂在嘴边的高明说客，只是法文中这个词等同于“蚁民”或“小民”。“人民，不幸的人”、“人民总是不幸的人”是雅各宾党魁演说中常用的说道，再念叨无数悲天悯人的同情词汇，他们就攫取了扮演上帝的资格，成了凌驾于每个人头上的发号施令者，蛊惑群氓起哄取代吉伦特派制定宪法建立共和政府的权力，大革命这艘破船就又一次转向。将卢梭念叨的“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落实成行动，无须民众有任何表示，他们已经替你做主了。“人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帮助他们“创造”了历史，因为斗赢了的“单个的意志”或“追求自己目的的人”都可以号称“人民选择了我们”，更可以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旗号下肆无忌惮地践踏任何人的切身利益。
说历史绝不是人民创造的，还因为没有人民创造历史的先例。哪里都有人民，却不是哪里都有创造历史的故事发生。南亚、中东、印第安、黑非洲、中南美洲皆人民者众，亦步亦趋尚跟不上人类历史节奏，遑论创造？中国历来就有举世最多的“人民”，然而其历史如教科书所言谓之“长期停滞不前”。如果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更惨了：“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近世的熊彼特则说得更直接：“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普遍意志相一致。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便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而只能是它的产物。”勒庞还有话：“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就说法国大革命时那些“人民”，从拥戴国王到拥戴立宪派、吉伦特、雅各宾、国民公会直至拿破仑，转换之快就连变色龙也得甘拜下风。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似乎可以悟出个中奥秘：马克思主义正是这种“掌握群众”的理论，借助它就易于掌控“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历史也证明它确实很有效，只不过它是雅各宾派创造的经验总结而已。
说人民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并非藐视人民的权利。这个权利并不是“天赋”的，而是人授的，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天赋予人类的只有兽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人性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从漫长的历史磨砺中逐渐进化出来的思维与行为模式，也即人类逐步地从野蛮进化到文明的自我救赎。那么，直白些说宪政就是人类找到的一种文明的政治制度，它最有效地保障人权得以实现，换一种说法就是人民的权利只能在宪政条件下才可能落实，所谓“民主”也只能在宪政条件下才可能实现，离开宪政不会有民主，只会有民粹。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法国大革命始终在玩宪政游戏，甭管谁得势就立马制定一部新宪法，居然折腾出14部，可谁也没打算执行它。所谓“创造历史”的法国人民，只晓得跟着权势瞎起哄，其中最底层的“无套裤汉”一旦被煽动起来就形成暴民专制，整个社会就被搅和得乌烟瘴气，“每个人的自由”荡然无存。法国大革命如此，十月革命如此，法西斯运动如此，纳粹如此，毛朝如此，一直演绎到红色高棉，人世间最丑恶的污秽尽在“人民革命”的旗号下彰显无余。
感悟之六：中国会发生革命吗？窃以为不会。中国人有造反欲望无革命情怀，就连法国式换一种方式专制的想象力也不具备，只有“城头变换大王旗”的能耐。孙悟空谓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于是汉语的革命就定义成《易经》里“革命”，“王者易姓”是也。近世西风东渐，坚船利炮强塞了许多新意思过来，弄得国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唯有朱元璋氏早先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还符合华夷之辨，算是一个共识。而美籍华人孙逸仙氏则笑纳日本人赠予他的“革命”二字且推广之，热闹了几十年。孙氏玩革命游戏，几乎抄完西方所有的“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机会主义等等，拼凑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来，谋的不过是总统专制取代皇权专制，把中国整得乌烟瘴气乱象横生，他也就趁势混得顶“国父”的帽子。孙氏至今光鲜耀眼，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没出息到了何种地步。
法国大革命是一群贵族精英、官僚精英、宗教精英挑起来的，他们称为立宪派，以拉法耶特为代表。他们国家主义情怀太盛，以为法国大有希望领跑世界，企图促使路易十六玩君主立宪。在遭遇宫廷顽固抵制后，又企图以召集三级会议借助社会底层给国王施加压力实现改革，结果很不妙。民众永远只是“沉默的大多数”，其中那些笃信“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赌徒一旦发起情来，就如清澈的社会池塘底层污泥翻腾，鱼死网破全社会都得付出惨重代价。法国大革命如此，俄国革命如此，中国革命如此，亚非拉那些革命几乎无一能逃此厄运。
读托克维尔，不难悟出读中国现状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政治上都经历了一场并不彻底的改革，但都不肯在废弃专制问题上稍有退让；经济上都获得传统经济增量，也都缺失创新型经济起码的地位；社会生活中严重缺乏法治与自由，它的影响波及方方面面；政府威信日薄西山；公共舆论不依不饶。也有不同之处：法国财政亏空危机严重，中国财政盆满钵满；巴黎高等法院与政府对着干，中国的所有法院都是政府的司法工具；法国军队恪守国家军队底线绝不肯向民众施暴，中国党卫军为保卫党的政权毫不在乎向谁开枪。
今日中国官僚集团以腐败为最醒目的标识，仅看搜狐新闻《数字之道》统计公开报道的数据： 2007年11月-2012年6月，全国纪检机关共立案64余万件，对66万余官员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将2.4万余人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截止2011年2月，近20年全国副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达103人，其中国家部委副部级干部达20人；十八大之后，又有29名官员遭举报，其中已查实落马者20名，包括2名副部级和13名厅级官员。“中国特色”日益为贪腐色彩所笼罩，如此德性换成大多数国家恐怕政府早就被推翻了，但在中国依旧稳坐如泰山。法国的特权阶层如托氏在本书附录里所说：“出身贵族的人免缴一部分捐税。而且他们对领地居民每年征收大量名目繁多的杂税。这些权利并未使贵族们的财富增长多少，却使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众矢之的。”中国的特权阶层完全仰仗权力攫取财富，共产主义一直玩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地步，这玩笑开得也太大了，恰如一边做婊子一边立牌坊。
最新的胡润富豪排名十亿美元以上身家的中国富豪212人，比美国还多一人；而同门槛的“隐性富豪”中国有750人左右，占全球总数约2500人之30%。若知道中国人均GDP仅有美国的1/7，如此惊世骇俗的“倒挂率”无须细论便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副其实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佳模式。马克斯.韦伯在《新教原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教导我们：“获利的欲望对营利、对金钱的追求—并且追求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骑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全世界任何国家、所有时代，这种对金钱的追逐存在于人们一切的条件和形式中。只要存在这种客观可能性，那么这种欲望在过去和现在也都是存在的。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当告诉人们，必须彻底抛弃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幼稚认识。对财富的无限制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精神。毋宁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历史与中国的现状证明了他的论断，是我们的认识需要颠倒过来。
胡润的排名榜只是量化说明：中国依靠特权获得利益的“红色权贵”越来越强大，他们掌控着令人咋舌的惊人财富，从而拥有巨大影响力。“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正是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心声。中国的国企是赤裸裸的政商合一实体，秦晖有文章剖析，说当年说的“官僚资本”指的正是民国之国企，它同今日国企相比只算小巫见大巫。靠着社会主义垄断自然、金融、市场乃至财政资源“做大”；其CEO动辄数千万“年薪”，即使西方那些“巨鳄”也得刮目相看。这种非市场竞争而是权力支撑获得的高薪本质上属于合法腐败，连带着还有大批管理层逐级高薪，这类腐败成本已经是天文数字。而且政府还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左右着稍具实力的民营企业，众多体制外富豪也已跻身利益群体了。即将开幕的“两会”其实就是“红色权贵”大派对，社会的分裂由此而起之外，既得利益形成的政治诉求必然将从影响到挟持国策。中南海真正的威胁在萧墙之内，而不在社会上“爆发革命”。薄熙来案的实质在此，真以为“个别案件”把眼睛盯着“维稳”迟早要背后挨枪的。
即便如此，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也基本为零。习总书记谈到前苏联倒掉时引用古诗说“更无一人是男儿”，中国人的秉性刚好如此，鲁迅先生之描述多了去，无须引证。要闹的话只有造反，“群体性事件”其实就是造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多了去，维稳都成“重中之重”了，据网络说道去年涨至20余万起。及至造反的人和事多到一定地步就成乱世，按照“乱世出英雄”之古训，就会出一些恩格斯所谓“拼命挤到前面”的领袖，拼杀到只剩下最后一个，为了体面就把造反说成革命，实现“王者易姓”。孙蒋毛皆不过如此而已，没有想象力去构思任何新意思，只能做拾荒者，捡回西方人扬弃的政治垃圾，抵制他们的制度精华，构建一党专制代替皇权专制。毛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很精辟的中国式理解，至于对制度的变革迄今为止并无长进，只不过改换了专制形式而已。
1843年3月，马克思写道：“满载傻瓜的船只或许会有一段时间顺风而行，但是它是向着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这是因为这些傻瓜根本就没有料想到这一点。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换成汉语语境就是“即将来临的造反”。一党专制的宿命是死定了，所谓“改革是找死，不改是等死”，说的正是这个宿命，因为它有悖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社会的共识是不希望发生因“等死”导致离乱，所以期盼走一条中国式宪政民主之路，也即统治者主动舍弃陈腐的专制体制。其实这条路蒋经国先生已经踩出来了，既承袭了前辈创下的基业又拓展了民间的福祉，波澜不惊地融入世界潮流，难能可贵，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大智慧”，越品它就越有味。
米涅评述说：“在几个君主之中，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怀和品德来讲，是最适合于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人们对独断专横的政治感到厌倦了，他就情愿放弃这种专横的做法；人们对路易十五宫廷的荒淫挥霍感到忿恨，而他性行端方，自奉甚俭；人们要求作一些必不可少的改革，他也能体察公众的需要给予满足。”从目前的情况看，习总书记很有点相似，唯不知往下会怎样，是否也成为“长期进行改革而无结果的朝代”。已经有热心人给他发公开信了，认为他“最适合于”政治体制改革，期盼他显示魄力有所作为。我也希望如此，既然像薄熙来那样具备“陈胜王”之能量的领袖人物身败名裂了，何不趁热打铁为老百姓创造“做太平狗”的机会？能混到那个位置上该考虑的是给历史留下美好的印记，而不是守住前辈的基业。古训有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红旗还能打多久？摸石头摸得块和田玉就不想过河了，需防备山洪暴发被水冲走。（2013.2.23完稿，3.1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