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民的小学生 来源：微信
（2025年8月9日-16日）
1961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本来学制五年，因搞了一年文化革命，我在科大度过了六年的时光，它给我留下许多印象。但主要的印象是：当时的中国科技大学是一所阶级斗争的学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58年9月创办，当时在玉泉路八宝山之东，创办目的是为中国科学院准备人才。办学的架构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科学院院长郭沬若兼校长（1958——1978）长达20年。校长在学校有一间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大部分时间是空的，只有校长找人来做形势报告，或春节晚会他才来到这间办公室。学校主要由党委领导。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是郭沫若。郭校长当时身兼数职，首先他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是他与多位科学家联名建议于1958年9月创立的。它的创立是为中国科学院输送人才的。
学校成立时，郭校长为学校写了校歌。校歌的名字叫《永恒的东风》。郭校长希望把大学办成抗大一样的大学。1958年正式开学之前，9月17日，郭沫若校长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的时候呈上校歌歌词，总理看了歌词，仅改动了两个字，把校歌歌词中“为共产主义建设作先锋”中的“建设”改为“事业”，使文字的表达更为准确。整个歌词是这样的：
永恒的东风
郭沫若/词 吕骥/曲
迎接着永恒的东风，把红旗高举起来，插上科学的高峰！
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
我们是中国的好儿女，要刻苦锻炼，辛勤劳动，
在党的温暖抚育、坚强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作先锋。
又红又专，理实交融，团结互助，活泼英勇，
永远向人民学习，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
经总理审定后，郭校长又邀请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著名音乐作曲家、抗大校歌作曲者吕骥先生为之谱曲。郭老说：“我们的校歌得到他的作曲，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能够有声有色地继承着抗大的传统。”
两天后，郭校长又请吕骥先生来校，在大礼堂里教授全体师生们学唱这首校歌。
（2）参加国庆天安门广场举花
大学时期，凡有国庆和天安门开会必有我校学生去举花。
什么是举花？天安门广场的各种标语、花形都是广场上人们按华灯上的暗语指引下实现的。举的花有两个不同颜色，每人有自己的坐标和口令要求。通常组成″国庆"二字、国徽图案等等。各单位占一个区，外人不能进入。
通常上午十点，在震天动地的东方红乐声下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外国友人登上城楼，在广场上远望只能看到他们的大致形象。
国庆大典的最后一项是涌向天安门，举花的所有人举着花奔向天安门。头顶上都是花，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跑的时候如果鞋被踩掉了就不要想着能穿好了。每次大会结束后广场上可以捡到无数只丢失的鞋子。
白天大会参加举花，晚上还要参与国庆晚会。我不爱跳舞也不太会跳，一般都是作为围圈人员。国庆节时夜里通常已经很冷，大家要准备军大衣。
（3 )首都民兵師
国庆如果有阅兵，我们必是民兵方陣的抬平射砲的民兵。
国庆前半个月，外面来人训练阅兵队伍。白衬衣扎在裤子里，一门砲三人抬着，每天下午操练两小时。
一天操练完了，领导讲话。最后说：“大家辛苦了，食堂准备了面条湯。“
国庆那天，八点钟所有队伍到西长安街等候，上午十点集结。按照音乐的节拍调整步伐。到达正步线，领队喊口令，正步开始。过了另一侧的正步线，转成齐步走。之后，队伍拐入一个巷子里，然后整队大家乘车回学校。
(4) 迎宾
许多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小车开到天安门广场，都换成敞篷车开往京西宾馆，北京的男女老幼举着花束，在街道两旁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中国科大的学生们会固定在木墀地一带举花迎宾，有时用大轿车接送，有时就徒步来回。在充当欢迎人群时，我们多次见到国家领导人站在敞篷车上，其中有周总理刘少奇陈毅等人，见到周总理的次数最多，他总是彬彬有礼的挥手，胡子刮得铁青，脸上好像涂了点红，衣服笔挺笔挺的；刘少奇花白的头发，黑黑的脸庞，也见过几次。
有一次，有一个叫班达拉奈克夫人到中国来调解中印冲突，外交部很烦他，所以欢迎群众都把花放在身后，街道上没有欢迎的气氛。
还有一次，我们在中关村分部学习时，收到一个到颐和园去充当普通群众欢迎阿富汗国王的任务。这次中央陪同的是朱德。我们看见朱德穿着大衣，看上去粗壮结实。阿富汗国王黑黑的，脑袋像个捕鱼的鱼鹰。后来他们上了颐和园的游船，手里端着茶杯。原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基本都是免费到北京的名胜古迹参观。等游船开走了，我们就排队回去了。
那时候，这些迎宾的任务说来就来。
（5）魏公村的劳动
中国科大的政治教育抓的甚紧。64年春为了清理资产階级思想影响，学校组织学生到卫生队去干脏活累活。我被分派到魏公村卫生队。
上午跟拉圾車收垃圾。到每个拉圾存放点用大铲子把煤灰，厨余拉圾铲上車。大风天，灰尘钻入鼻孔、领口，粘在头发上 ……我卖力的干着，反正人是豁出去了。
下午学时传祥掏大粪。我们一人背一个大粪桶，大粪桶是用竹皮做一个背带。一桶粪背在身后，上部高出头顶。走路晃荡起来就不得了，不像我们家乡农民是挑粪。卫生队给出的解释是小巷子出入困难，背比挑更方便。我心里不认可这个说法。
不管怎样，还是要豁出去，粪晃到头上、脖领子里也随它去吧。如时传祥讲的“捨得一身脏，换来万家净"。
后来我想：搞卫生必定是脏吗！受得了脏就革命了吗？
几十年过去了，魏公村啊，我忘不了的魏公村！
（6）学毛选
1964年中国原子弹爆炸，人人心情振奋，学生们被鼓舞了，心情万分激动。结论是：原子弹的爆炸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伟大胜利。在上面的推动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开始了。
班里不断的组织“讲用”，积极分子们站出来讲自己学习的体会，后来又出现了”一帮一一对红“的运动，形成人人要求进步争取入党的氛围。党支部经常开会要求每个同学按期向支部委员们汇报思想，那时支部委员都很吃香，非党员都向他们靠拢，汇报自己的思想认识。表现不太积极的人经常挨批评，开会时也会被"敲打"。后来，学毛选抓的更紧了，每天晚上不让复习功课，不让做作业，必须抽出主要时间看毛选。不看毛选，做作业的人被巡视员看到了麻烦就来了，只专不红的帽子就要给你扣上了。
我这一辈子，待过很多单位，觉得我们大学当时的年级党支部最可恶，党支部书记找你谈话，你就像见到了皇帝必须毕恭毕敬；所有的人都被它控制了，万一说了错话，做错事都会被记在档案里，大家被管得服服帖帖。有一年放寒假回来，有个同学说家乡很穷。这件事被支部知道了，开会说这个同学阶级立场有问题，这个问题就被严肃的记到档案里了，以后有什么好事都没有他的份了。从此，班上没有人敢说真话了。
（8）冷水澡
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叫倪金福，福建龙岩人。此同学比较内向，朋友不多。
有一段时间他开始锻炼身体。天一亮，他到洗脸间，把一盆凉水从头到脚泼在身上。由于刺激大，他总是″啊″的大喊一声。随后，他用毛巾擦身。这种健身方法，报纸上曾有介绍。
也有同学问他，能否坚持下去，他坚定不移。
约莫过了半年，再也见不到他冷水锻炼了。有一天他不见了，班长领几个同学到处找他。最后发现他坐在八宝山下的石头上发呆。把他拉回来的路上，他说:"我完蛋了，神经坏了。″
他说自己的中枢神经出问题了，说自己不应该天天冲冷水澡。他悲观极了，对前途也失望了。
倪金福的家乡在福建龙岩，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老乡，有次邓子恢接见中科大的福建 “老乡”，倪金福回来跟我们说，看见邓子恢戴了顶尼龙帽 ——1964 年，尼龙帽刚出来，新鲜得很。
（9 )四清运动
1964年秋季开学后，阶级斗争的风越刮越紧，大学生必须上阶级斗争的课，这个课就叫“四清”。去农村之前，学校组织先听王光美的四清报告，她说她去四清的那个地方农村的政权已不在共产党手里了。
我和几个学生跟随中国文联的干部一块组成一个工作队到北京郊区的一个村子里，队长程季华是电影协会的13级高干。我、赵惠家及一个中学老师王栋管一个生产队。
弄了半年时间，我们只查出保管涂改了一张发票，贪污了几块钱；村里人反应生产队里有一个右派分子是被遗送回来的，说他在农村不老实，以及大队书记有点吃喝问题等。
程队长躺床上考虑半天，决定给右派开一个斗争会。
阶级斗争总的情况就是这样。
到了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前夕时，程队长忧虑自己的未来了。因为他写过一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当时报纸己有人针对他批判了。
果不其然，程季华文革中被斗了，剃成光头关在小黑屋里成天写检查。直到文革结束程季华才平反解放。他解放时，他决定斗争的那个农村右派也恢复了公职平反解放了。
这个阶级斗争课就这么上了多半年，实际大学课堂学习只占四年多。
(10)文化大革命
1966年6月底文化革命刚开始不久，我班的同学趙登庆找我到广州串联。他从部队退役的干部的家里借了一件軍上衣和一条武装带给我穿上，从食堂退出一个月伙食费，当晚不买票就上了广东的火車。
在广州医学院参观了大字报。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文化革命怎么搞，到处看。在广州呆了一个月，只学到一句广州话:″预备咳！″，用北京话说就是领唱喊的″预备起！"。（南下广州：记我的第一次串联）
到了1966年10月份，天已冷了，有人建议去延安徒步长征。六、七人成立了一个长征队。经过涿州，易县，涞源进入山西，经灵丘，平型关，繁寺，代州，忻州，到太原。其中参观了平型关战埸和林彪指揮处。到太原后听说有人往陕西延安的路上遇到了狼，被狼吃了，长征队里的几个人就动摇了，有人要去上海，有人要去厂矿，长征队分裂了。（我的徒步串联经历）
我和韓继云同学经井径准备回北京。在井径参观了地下煤矿井。1967年初回到北京。班级分成两派，班干部派和家庭成分不好的人组成的一派，班干部受到了批斗。年级支书燕**被戴上高帽子游行，他被游哭了。批斗燕**我有点幸灾乐祸。在文革开始时，年级支部书记燕**找我谈话。问：
”你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
我就背报纸:
“文化革命关系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
到了晚上燕**在班级会上不指名但眼睛看着我说：
“有人对文化革命认识不足。“
这下好了，你认识足了，你哭什么？
燕**是我接触到的支部书记当中行径比较恶劣的一个人，他把同学搞得人人自危。
（11）高权的恋爱观
大学的时光，我有个同学叫高权，他是东北辽阳人。冬天上身穿一件黑棉袄，比较邋遢，蓬头圬面，头发长期不洗。我常常和他开玩笑。
根据长时间观察，发现他经常和一个家在河北正定的女同学接触，帮人家抄笔记呀，或者在大教室里一起复习功课呀，我当时很单纯，以为他们在互相帮助！
这个女同学叫李文瑄，很好玩的是：她爸爸名字叫李老明。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笑，可能河北一带的农民就都喜欢起这样的名字。李文瑄是矮胖型的身材。她还是个党员，在班里属于进步阶层的人。高权家庭成分是富农，对他的家庭成分我们有些警觉。
快毕业了，高权发现李文瑄和班里的另一个党员宣示了婚姻关系，并且他们两个作为一对一起将被分配到某省自动化所。
不久，高权就出现了一些反常反应。他偷偷跑到女宿舍里，偷了李文瑄的几个裤头用剪刀剪了，同学们看到这个行为都大跌眼镜，但李文瑄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
这此后，我不敢和高权多说话了。搞不懂他的行为处事和心路历程。搞不清楚他的家庭出身和他的行为道德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我们也无从了解高权和李文瑄接触过程中说了什么，李文瑄当初为什么愿意接受高权的帮助。毕业之后我和高权再也没有联系了。他的“恋爱观”很难理解！
不过，有同学做出了这样的分析：高权认为，李文瑄接受了他的帮助，就是默认了他的要求，应该当他的“对象”。而今她改换门庭，必然引起高权的不满和愤怒。至于剪裤头是高权个人愤怒的极端表现形式。
又有同学说，男人想找女人当媳妇一开始就应该把话挑明，不必含含糊糊，让女人去猜，否则像高权一样，就是这样做的结果。
对于一个女人，应该凡事都要想一想。知道：“人没有贪图就不会起早。”，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如同下棋，每走一步都要考虑有什么样的后果。女人如果什么都不多想想，石头掉在头上是早晚的事。
（12）华罗庚的一张大字报
文革期间 ，数学家华罗庚亦未能幸免，也受到了冲击。
华罗庚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的老师，他听从毛主席的指示，到工厂和群众中去，把数学知识送给工农兵。他所提出的优选法，在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然而，彼时的社会环境复杂混乱，一些年轻人在错误思潮的影响下，做出了错误的举动。他们自不量力地撰写大字报，言辞尖刻地写道：“华公擅长剪加糊，一天能出一部书”，说华罗庚的书是抄袭而来的。这张大字报就张贴在了我宿舍楼下。
华罗庚看到这张大字报后，展现出了智慧与从容，他也写下了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上，华罗庚仅仅引用了毛主席的一句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短短一句，意味深长。谁是那“金猴”？答案不言而喻。
那个时候，华罗庚的生活是烦恼的。社会的动荡使得他无法静下心来专注于科研工作，人与人之间充斥着矛盾。华罗庚自身身体状况不佳，他的两条腿长度不一，行走颇为不便，为此他的皮鞋都是特制的，其中一只鞋底格外厚。这本是个人身体缺陷所致的无奈之举，却也成为了某些人谈资，遭受无端议论 。
华罗庚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病情曾多次发作。1985 年 6 月 12 日，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期间，因急性心肌梗死，不幸与世长辞。
华罗庚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名言。
他曾说：“天才在于积累。聪慧在于勤奋。” 这正是他自身成长历程的真实写照。
又言：“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以终。” 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对待科学严谨务实的态度。
他还讲过：“努力在我，评价在人。” 在面对诸多误解与诋毁时，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默默努力，将外界的评价交给时间和历史去评判。
（13）我曾游过昆明湖
1964 年，我在中科大分部念书。分部离科学院自动化所近，到北大、颐和园也不算远。
这年五一，分部组织学生去昆明湖游泳，从石舫下水，要游到湖中间的岛上去。我也报了名。
我是乡巴佬，游泳只会些野路子，侧着身子，手脚并用，不会蛙泳、自由泳之类。素日里身体锻炼很少，体力原是不济的。下水游了没多会儿，就累得受不住，一边游，一边忍不住哼哼。谁知熬过那阵累劲，倒也能撑着往前继续游去了。我好奇这湖到底有多深，脚往下探，居然踩着了底。水不算太深，大约有一人深，刚好没过我一点，想在水里走到对岸是不成的，只好还接着侧着身子游。
湖里有只救护船，谁游不动了，喊一声就能被拉上去。我瞅着那船，心里也动过念头，但终究是年轻人好胜，咬咬牙，还是想自己游到对岸去。
就这么一边游一边哼哼，总算游到了湖心岛。组织者伸手把我拉上岸，护士给我滴了几滴消炎的眼药水。
这段经历让我知道了人进入疲劳期的滋味。进入之前是十分难受的，熬过去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当时昆明湖的水不是很干净，有点混浊，呈浅绿色。
（14）郭沫若的两首诗
郭沫若给我们做报告时谈到出访印尼回国的感触，还有从广州回北京见着玉兰花的感想，随口念了两首小诗，满是乐天的兴致：
（一）
印尼三千岛，
缅甸百万塔，
岛岛岛岛岛，
塔塔塔塔塔！
（二）
我在广州看见了玉兰花开；
两个月后，我在北京又看见了玉兰花开。
我说玉兰花呀，你走得那么的慢啊！
费了两个月的工夫，你才走到京华。
（15）离校
文革后期，军宣队进了学校管事。先是办学习班，说要消弭派性，接着就轮到毕业分配。若不是这文革，系里早该把分配方案拟好了，到时候学生点头就是，我也不晓得自己会被分到哪块地儿去。
文革里我没参加过打砸抢，没乱写过大字报，又是贫下中农出身，最后分到了火箭研究院 —— 那会儿叫七机部一院。
有位同学是海军大校的女儿，叫王 **，被分到了外地，她私下跟我说想和我换换。我笑了笑，没接话。她说她爸爸跟她说：“到艰苦地方锻炼锻炼吧。”
班上还有位同学，是朱德的孙女。有个国民党投降军官的儿子，死乞白赖追她，终究没成。她后来分到北京仪表厂，改名叫朱青。在厂里干了几年，再往后去了哪里，就不清楚了。
临近毕业那阵，有位赵同学，是海军八一学校校长的儿子。他说毛主席的字写得潦草还不如他写的。这话一出口，他就成了现行反革命。班里给他开斗争会，大伙儿群情激昂，喊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赵**！” 后来他分到了石景山钢铁厂。
班里的人渐渐走空了。我揣着介绍信，去七机部报到。六年大学生活就这么结了。临走时，系主任 —— 他原是四野的 —— 叮嘱我们：“到了地方，凡事小心，处好上下左右的关系。” 到了七机部研究室，才发现那里的人都单纯，大家都埋头工作。
大学毕业以后，我和所有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哎，大学里的同学关系被党支部搞得虚伪无情，真是不堪回首。
（16）当时的中科大徒有虚名
在外人的眼里，当时中科大和北大、清华一个量级，但是我认为它在当时只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学校。
在这个学校我没有听到过一次学术报告。听到的都是郭沫若校长请来的陈毅、罗瑞卿、廖承志等人作的形势报告。尽管每个系的系主任都是科学院各个所的所长——钱学森是力学系的，华罗庚是数学系的，自动化系的主任是自动化所的所长陆元九等等，但他们只是顶个名而已，主管学校的人都是四野来的部队转业干部，很多老师的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学问有限。学校是党委领导，党委只知道搞阶级斗争，各层干部互相倾扎。还有一些老干部凭资格吃饭，做报告颠三倒四。有个叫武**的党委副书记做报告就是车轱辘似的不断重复几句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我所在的自动化系后来改为无线电电子学系，当时电子学仅仅讲了电子管，晶体管只讲了一个皮毛。后来用到的东西全部都是自学的。
中科大的当时的科研完全是个空白，没有象样的实验室。后来的学生中有一个叫王永民的发明了五笔字型，有成就的人寥寥无几。再后来中科大迁到了安徽合肥，我们和它再无关联。
值得提及的是：我从四清回来，还参加了一次科学院的研究生考试，希望自己学到更多的东西将来能够成为一名科学家；因为文化大革命，研究生没有下文了。现在想起来也许是幸运的。
人的一生有几个六年？科大六年白白浪费了我的宝贵年华。
愿：
鹰击长空，百舸争流！
（17） 备 註
备註：我在网上看到中科大59届的一个人写的回忆录，他说的都是好话。也许他很聪明，很识时务。我喜欢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