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钝角网，2022-04-18）
既号称学术，就应超脱于狭隘的“敌我”观。何况所谓“对我有利（或不利）”，“我”是谁？“利”何在？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现实政治，但国际研究显然功利性更强。史学界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榜样，能够努力挖掘真相，言必有据，谈事实，不谈利害，值得借鉴。当然无论什么学科，不能脱离学者的良知。
本人忝列“国际问题研究”界，长期以来感到这一行业内某种习惯的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值得反思之处，当然包括本人。有的比较普遍，有的只是一部分国人的特殊思维，但也非个别现象。
1）见“国”不见“人”。论述的基础都以抽象的“国”为单位——地缘政治、大国博弈、“国家利益”等等，似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物件，有时等同于一个领导人的所思所想，很少考虑每一个国家是由千百万个体活人组成的，他们有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特别已经是公民社会的国家更需要眼睛向下。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基础缺失了“以人为本”的大前提，目中无人。这就导致在这一领域中人道主义的缺席，可以说比较冷酷。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学者调动专业知识，深入细致分析来龙去脉，本是题中之义。但当“文斗”已成“武斗”时，侈谈地缘政治、大国争霸、历史恩怨等等，而心目中没有生灵涂炭、千百万人流离失所、人类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毁于一旦的残酷现实，无视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一基本是非，尽管学识渊博、貌似中立，至少客观上起到为屠夫辩护的作用。这就是目中无“人”（不论是哪国人的生命）的惯性思维。与此相对立的是最近泽林斯基答记者问：他认为胜利的标准是什么？回答是：保住最多的生命。此言出自人道的本能，而非高高在上的政客辞令。反观战争发动者的胜败标准是占领土地、控制政权，牺牲多少生命（包括双方）在所不惜。这就是为什么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因为肉食者往往利（权）令智昏。严肃客观的研究，理应与肉食者的思维相区别。特别是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农耕时代的以领土为中心的胜负观到工业文明时代已经为经济、贸易竞争所代替，何况信息时代。
2）重视外交，忽视内政。关于此点，本人有切身认识转变过程：自威斯伐利亚格局以来，一般都认为某一时间段的国际格局是由一场或多场战争决定的：战后根据胜负各方的力量对比签订条约，暂时形成稳定格局，直到下一次大战打破，重新洗牌。一战以后凡尔赛格局，二战以后雅尔塔格局，均是如此。本人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总绪论中结尾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雅尔塔格局还会继续。而此书刚出版，即发生东欧、苏联相继突变，雅尔塔格局訇然解体。这不是由于战争或外部因素，而是有关各国内部变化，是一方原有的制度难以为继。这一现实证伪了本人所谓“可以预见的将来”，证明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不一定由一场战争决定，而可以来自主要国家内部的变化。所以在国际研究中，对有关国家或地区本身的历史与社会发展状况加强关注十分重要。固然，一个超级大国的内部变化产生的影响与中小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一批中小国家内政转变，就足以对国际格局产生影响。
又如对苏联的解体，强调外部的作用，从“和平演变”到被诱使进行军备竞赛等等，而不承认其制度的内因，也是见外不见内的表现。当然这只代表某一部分论者，随着对冷战史客观深入的研究著作出现，此论日益消退。
3）大国主义。只见大国博弈，忽视小国的存在和诉求。诚然，国际关系中丛林法则还占相当的分量，直到雅尔塔格局之形成，还是美英苏三大国讨价还价瓜分势力范围，决定小国、弱国的地位和命运。联合国成立后有所不同，其宗旨是维护永久和平，以大国小国一律平等为原则，但是又设定了五常任理事国一致保证的规则（即一票否决），这两个原则显然存在内在悖论。这种自相矛盾的设置也是大国博弈的结果——五国一致是苏联坚持的，因为它当时是少数。（1994年橡树园会议通过联合国宪章50周年时本人曾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及其矛盾）但是战后将近80年，已进入新时代，联合国创始之初只有50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实际没有发言权。现在国家数字已经接近当初的四倍，大小国家都有本身的利益诉求，纷纭复杂。联合国改制之呼声已出现多年，当然一时难以实现，但研究的视角应该有所转换。
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最常见的为侵略辩护的论点是所谓“历史渊源”，“北约东扩”逼俄太甚，俄有安全考虑云云。但是追溯历史为什么止于上世纪90年代，而不再往前推一步？从沙俄到苏联，对波兰等东欧国家的侵略、瓜分和压迫（包括令人发指的卡廷事件）不也是历史渊源？俄罗斯的“安全关怀”应予照顾，那东欧国家的安全呢？何况前者是主观的、对可能发生的威胁的心理戒备（北约本身防御性组织，其成员国实际从未进攻过俄国），而后者是根据已经发生的现实切身经历而来的恐惧。好容易摆脱一个超级大国控制，心有余悸，急忙寻求庇护，不是更合理的诉求吗？单方面强调“北约东扩”对俄心理上的威胁，并且说成是美国的主动，而不考虑东欧国家的处境和主动的强烈要求，就是出于只着眼于大国博弈的思维。应该承认，本人90年代初在与美国人讨论时，就持不赞成北约发展太快，逼俄太甚的观点。那是叶利钦执政时期，当时主要对这一超级大国的转型前景过于乐观。同时也未能免俗，继续“冷战以来关注大国博弈的习惯思维，而未把刚获得解放的东欧国家考虑在内。
再者，人民的幸福不与疆土大小成正比。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如今瘦身到英伦三岛。英国的普通人民比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狄更斯小说中描绘的）英国人哪个更幸福？更不用说北欧小国人民的幸福指数一向名列前茅。那个扩张成性的大国领导，发出以二十年为期的豪言壮语，若是二十年中着眼于改革内政、改善民生，而不是对外扩张、恢复霸权，今日俄罗斯当有新面貌，对本国、对他国都会是福而不是祸。而许多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以一位野心家的是非为是非，不知不觉顺其思路评论兴衰成败。
“修斯底里陷阱”之说，也是把大国排行视为国际关系之必然，所谓“老大”、“老二”云云，都以GDP为标准，如果以人民幸福为目标，如何衡量“老几”？自封“老二”，为什么一定要当“老大”？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基本人权与尊严有保证，而不是万方来朝的虚荣。今后的世界是否还是必须通过斗争产生一个睥睨群雄的超级大国？这都是应该摆脱陈旧思维，换一个角度考虑的问题。
4）美国中心论。从上述“大国主义”衍生出来，在提到“西方”发达国家时，往往只看美国，无视欧洲及其他国家，或者实际上把它们都视为美国的附庸，一切举动都听命于美国，至少是美国在背后操纵。凡欧洲某国与美国有分歧，就说成“闹独立”，似乎该国原来不是独立国。诚然，二战以后（实际上是整个二十世纪），美国以其惊人的创新能力实际上引领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这是事实。但世界不止有美国。中国的精英多轻视欧洲。特别对于“欧盟”这个在欧洲大陆的伟大创举，认识远远不够。提到这一组织时也往往从与美国关系的角度论说，欧元与美元竞争等等，而无视其诞生的历史渊源、有关各国人民的诉求和所代表的价值观，更少认识这一创举的政治智慧及其对世界和平的意义。最极端的甚至把西欧国家习以为常的街头游行示威，都说成是美国挑动。以至于在当前这场战争中，欧洲人唇亡齿寒，自发地对乌克兰的同情和支持也被视为背后为美国主导。
有些人一方面大谈美国衰落，另一方面又似乎美国无所不能，是一切国际事件的台前幕后操手，这种矛盾的思维却常常同时出现。
5）缺乏独立、超脱的身份。不少学术论文，作者往往把自己代入决策者，或是外交部长的角色，至少是“谋士”。学术研究等同于政策建议。忘记研究的任务首先是探索真相，发人之所未见，然后分析其所以然。目的是普及知识，加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面对的是普通读者，而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政府官员。既号称学术，就应超脱于狭隘的“敌我”观。何况所谓“对我有利（或不利）”，“我”是谁？“利”何在？其他文史、社科研究可能也不能完全超越现实政治，但国际研究显然功利性更强。史学界有一些比较优秀的榜样，能够努力挖掘真相，言必有据，谈事实，不谈利害，值得借鉴。当然无论什么学科，不能脱离学者的良知。
以上只是概述本人所见基本上属于学界的、比较严肃的论述中的一些问题，愿与同仁共勉。至于坊间各种一知半解自命“专家”，或根据某种需要不顾事实的宣传，甚至谎言，不值得一评。深知囿于国情，研究要独立、超越功利，可能是奢求。但虽不能至，亦当望之。首先努力与政客拉开距离应该可以做到。
（2022年4月15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