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晓君：旧秩序的线性崩塌遭遇AI指数级跃迁，深渊边缘的人类文明

（微信，2026-01-05 ）

      注:此文写于2025年最后一天，如今看来本文所有未来悲观预测正在上演，而且演化极快。

      站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像站在一座正在崩塌的桥上，桥的这端是七十年和平秩序的余晖，桥的那端是某种我们还无法命名的未来。桥身在颤抖，裂缝正在扩大，而我们却还在争论要不要转身，要不要加速，要不要停下来修补。历史此刻的吊诡在于：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脚下的震动，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坍塌会在何时、以何种形式到来。

      这不是又一次"狼来了"的虚惊。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的第六个年头，我们目睹的不是某个局部的危机，而是文明结构本身的系统性失衡。大国对抗、区域战争、经济震荡、气候灾变——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同一个深层断裂的不同症候。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个旧世界的死亡过程和一个新世界尚未到来之间那段最危险的真空期。

       PART 01  川普归来：旧秩序大厦终结者

       川普的第二次就任，其历史意义远超一次政治选举的胜负。这是美国作为战后国际秩序设计者和维护者的自我否定。七十年来，美国建立在一个精巧的悖论之上：它既是最大的获益者，也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这套规则当然首先服务于华盛顿的利益，但它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某种可预测性和相对安全。联合国、北约、世界银行、WTO——这些机构的存在，让国际关系不完全是纯粹的丛林游戏。小国可以借助规则对抗强权的任意妄为，弱国可以通过多边机制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体系并不完美，充满伪善和双重标准,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框架。

      川普在第一任期里开始拆解这个框架，第二任期则是彻底的推倒。他不是在改革国际秩序，而是在宣告秩序本身已经过时。"美国优先"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宣言：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只有必须服从的实力。当美国总统公开表示北约不过是一桩"保护费生意"，当他威胁抛弃乌克兰以换取与普京的交易，当他把关税当作惩罚工具对盟友挥舞——他在做的，是把美国从"帝国"降格为"霸主"。帝国至少还要装出维护普世价值的样子，霸主则只需要让所有人看清谁的拳头更硬。

      这种转变的破坏力在于其示范效应。如果连秩序的设计者都不再相信秩序，其他人凭什么要遵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土耳其对库尔德人的打压、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强硬立场——这些冲突的逻辑都在说同一件事：既然规则已经名存实亡，那就让实力说话。川普没有创造这个趋势，但他给了它合法性。当美国总统亲自示范"协议可以撕毁，承诺可以违背，盟友可以出卖"，他就给了所有强人政客一本实用手册。

      更深刻的破坏发生在价值层面。战后秩序不仅是制度的安排，更是一套关于"何为正当"的共识。人权、民主、法治——这些词汇在冷战中是西方阵营的旗帜，在冷战后成为"历史终结论"的基石。即便这些价值在实践中充满虚伪，即便西方国家在维护自身利益时毫不犹豫地背叛这些原则，但这套话语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一种约束。独裁者还需要为自己的暴行辩护，侵略者还需要给战争找个正义的外衣。现在，这层遮羞布被扯掉了。当美国总统公开赞赏普京的"聪明"、钦佩埃尔多安的"强硬"、羡慕金正恩对国家的"完全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界限就模糊了，价值观之争就变成了纯粹的权力游戏。

      这对自由民主世界是致命的。民主制度的优势从来不在于效率，而在于合法性。它能够和平地完成权力转移，能够通过选举表达民意，能够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纠正错误。但这一切都建立在对制度的信任之上。当民主选举产生出一个公然蔑视民主程序的总统，当国会被暴民冲击而施暴者逍遥法外，当最高法院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信任就崩塌了。川普现象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他揭示出的制度脆弱性：原来民主可以被如此轻易地劫持，原来宪政程序可以被如此公然地践踏，原来建国先贤精心设计的制衡机制在真正的危机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PART 02      欧洲的黄昏：旧大陆的生存性焦虑

      如果说美国的问题是"帝国的疲惫"，欧洲的问题则是"文明的迟暮"。这片孕育了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的大陆,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生存性危机。

      乌克兰战争撕开了欧洲安全的幻觉。七十年来，欧洲人相信战争已经成为历史，相信经济相互依赖会让战争变得不理性,相信欧盟的一体化进程最终会消解民族国家的对抗逻辑。2022年2月24日的炮声击碎了所有这些幻想。俄罗斯坦克开进乌克兰的那一刻,欧洲人猛然惊醒:原来和平不是历史的必然,原来规则不能约束决心打破规则的人,原来他们在防务上对美国的依赖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当华盛顿开始摇摆时,布鲁塞尔就陷入恐慌。

      能源危机加深了这种恐慌。几十年来,欧洲的繁荣建立在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之上。这是一个精巧的妥协:欧洲需要能源,俄罗斯需要外汇,经济相互依赖会创造和平的激励。现在,这个幻想破灭了。能源武器化让欧洲工业遭受重创,普通家庭的取暖账单飙升,政府不得不动用数千亿欧元补贴能源成本。更糟的是,欧洲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两难:继续购买俄罗斯能源,就是在资助普京的战争机器;完全切断联系,就要承受经济衰退的代价。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战略自主性的根本缺失。

      与此同时,欧洲内部的裂痕在扩大。欧盟这个宏大的一体化实验,原本承诺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狭隘,创造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但现实是,东欧和西欧在历史记忆、安全关切、价值观上存在深刻分歧。对波兰人和波罗的海国家来说,俄罗斯是生存威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遏制;对法国和德国来说,战略自主意味着要在美俄之间保持某种平衡空间。南欧国家关心的是经济复苏和移民问题,北欧国家坚持财政纪律和规则遵守。这些分歧在繁荣时期可以被掩盖,在危机中就会撕裂联盟。

      更深层的危机是认同的危机。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欧洲价值"?这些问题曾经有清晰的答案: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社会福利、文化多元。但现在,这套价值观正在遭受内外夹击。外部,威权模式展示出经济效率;内部,极右翼民粹主义质疑开放社会的可持续性。从匈牙利的欧尔班到意大利的梅洛尼,从荷兰的威尔德斯到法国的勒庞——这些政客不是欧洲政治的边缘力量,而是真正的权力竞争者。他们的话语惊人地相似:欧盟是官僚的怪物,移民在摧毁民族文化,全球化让普通人失业,精英阶层背叛了人民。这种叙事在经济停滞、社会焦虑的背景下获得了广泛共鸣。

      欧洲正在老去,不仅是人口意义上的老龄化,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衰老。这片大陆创造了现代文明的辉煌,但似乎已经失去了塑造未来的意志。它怀念过去的荣光,恐惧未来的不确定,在变革面前犹豫不决。这种心态在面对美国的霸道和XX的崛起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既不愿意完全追随华盛顿,又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既想在新兴大国中分一杯羹,又害怕被边缘化。这种"什么都想要,什么都不敢舍弃"的纠结,恰恰是衰落帝国的典型症候。

           PART 03两战间期的幽灵再现

       那些熟悉历史的人,在观察当下世界时会感到一种令人不安的既视感。我们似乎正在重演1918-1939年的剧本,虽然角色不同,但剧情惊人地相似。

      首先是国际体系的真空。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软弱的存在。它缺乏强制力,缺乏主要大国的支持(美国拒绝加入),在面对侵略时只能发表声明而无力制止。今天的联合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安理会被否决权锁死,大会决议没有约束力,各种国际公约被签署又被违背。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色列轰炸加沙时,联合国除了开会谴责还能做什么?多边主义的理想再次撞上了单边行动的现实。

      其次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回潮。1930年代的大萧条引发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的崩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让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飙升到53%,引发了全球性的报复性关税战,世界贸易在1929-1933年间萎缩了66%。今天,我们看到了同样的趋势:中美贸易战、欧盟的"战略自主"、各国对供应链的"去风险化"。虽然形式不同——现在的武器是技术封锁、关键矿产管制、半导体出口限制——但本质相同: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建造经济堡垒,都在把经济安全置于经济效率之上。这种趋势一旦失控,就会导致全球化的系统性逆转。    

      再次是极端主义思潮的发酵。两战间期,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温床。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上台,共产主义在苏联巩固,西班牙陷入内战。这些极端运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在承诺秩序、承诺力量、承诺复兴,以此吸引那些在传统体制中找不到出路的民众。今天,虽然我们不再有法西斯党或共产党在西方夺权,但民粹主义、身份政治、阴谋论在发挥着类似的功能。它们提供简单的答案(都是精英的错、都是移民的错、都是全球化的错),它们煽动愤怒和仇恨,它们把复杂问题简化为"我们vs他们"的对抗。更可怕的是,社交媒体让这些思潮能够以病毒般的速度传播,算法推荐让人们陷入信息茧房,理性讨论的空间在缩小。

      最后是技术变革与社会断裂的共振。两战间期,工业化的加速改变了社会结构,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传统的社会纽带断裂,新的阶级矛盾激化。今天,数字革命正在产生类似的效果。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威胁着数亿人的工作,财富向科技巨头和金融资本集中,阶层固化让年轻一代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这种焦虑在不同社会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美国的民粹主义、欧洲的排外主义、发展XX家的威权倾向。但根源相似:大批人感觉自己被时代抛弃,传统政治无法回应他们的诉求,于是他们转向极端选项。

      历史学家喜欢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我们当然不会看到希特勒式人物的再现,不会有斯大林式的大清洗,不会有1939年那样的世界大战。但我们可能会看到的，是一种更隐蔽、更分散、更持久的混乱状态：区域冲突此起彼伏，国际规则形同虚设，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社会撕裂无法弥合，民主制度失去信任,威权政体趁势扩张。这或许不会在某一天爆发成世界大战,但它可能让人类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处于一种低烈度的文明危机状态。

          PART 04AI革命:当垂直跃升遭遇水平崩塌

      如果历史的重演让人不安,那么真正让这个时代独一无二、也独一无二地危险的,是人工智能的指数级进化。

      这不是又一次技术进步,不是蒸汽机替代人力、电力替代蒸汽那样的渐进变革。AI的发展曲线是指数级的、非线性的、难以预测的。GPT-3到GPT-4的跨越,用了不到两年;从文本生成到多模态理解、从有限记忆到近乎无限的上下文窗口、从工具到Agent——每一次突破都在重新定义"可能"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这些能力不是锁在实验室里的原型,而是已经被数亿人使用的实际产品。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拐点:AI从"辅助工具"向"认知伙伴"甚至"智能主体"的转变。

      问题在于,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恰恰是人类社会最缺乏应对能力的时刻。旧的国际秩序正在瓦解,各国陷入零和博弈,全球治理机制瘫痪——而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规范一种可能改变人类文明根基的技术?这种时空错位创造出一种致命的不对称:技术的进化是指数级的,而我们的制度、伦理、治理能力的进步是线性的,甚至在倒退。

      具体而言,这种不对称体现在几个层面:

      军事层面，自主武器系统正在消除战争中最后的人性约束。当AI可以自主识别目标、做出杀伤决策、执行攻击任务时,战争的门槛就被降低了。一次算法误判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在人类还没反应过来时就造成灾难。更可怕的是,在大国竞争的压力下,没有任何一方愿意在军事AI上落后,这就形成了一场无法停止的军备竞赛。禁止自主武器的国际公约?在一个连《禁止生化武器公约》都被怀疑暗中违反的世界里,这种承诺有多少可信度?

      认知层面,深度伪造技术正在摧毁"真实"的根基。当任何人都可以伪造视频、声音、文件,当普通人无法分辨真假,社会信任就会全面崩溃。这不是抽象的威胁,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选举中的假视频、金融市场上的假消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机器人账号。在一个已经极度极化的社会中注入这种技术,结果将是灾难性的。每个人都会只相信符合自己偏见的信息,都会认为对方是被操纵的,理性对话的可能性消失殆尽。

      经济层面,AI正在加速劳动力的替代。这次不同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仅蓝领工作被自动化取代,白领工作、创意工作、甚至管理工作都在被AI侵入。一个律师助理、一个平面设计师、一个初级程序员、一个客服代表——他们的工作在三到五年内可能大部分被AI完成。这不是说人类会完全失业,而是说会出现一个巨大的"过渡期",在这个期间,大批人需要重新培训、转型,而社会安全网能否支撑这种转型?在一个已经高度不平等、福利制度正在被削减、民粹主义泛滥的世界里,这种大规模的就业冲击会造成什么后果?

      权力层面,AI正在创造新的集权可能。监控技术、社会信用系统、预测性治安、精准的宣传投放——AI给了威权政府前所未有的控制工具。更隐蔽的是,即便在民主国家,AI也在被用于操纵选举、压制异见、巩固既得利益。科技巨头掌握的数据和算法,让它们拥有了塑造公共舆论、影响政治进程的能力。这种权力是分散的、难以问责的,但它正在重塑民主的运作方式。

      最致命的是,我们正在赋予AI做出影响人类存亡决策的能力,但我们对如何控制这种能力几乎一无所知。"对齐问题"不仅是技术挑战,更是哲学困境:我们甚至无法就"人类的价值观"是什么达成一致,如何让AI与之对齐?当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对"好"的定义完全不同时,我们如何避免AI成为某一方强加其价值观的工具?

      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更糟的是,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我们甚至无法开始真正的对话。AI治理需要全球协调,但我们生活在一个"脱钩"、"去风险化"的时代。中美竞争让两国在AI领域形成敌对阵营,欧洲试图建立第三条道路但缺乏技术实力。这种分裂意味着,AI发展将没有统一的伦理标准、安全规范或治理框架。每个阵营都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而人类整体的风险则被无视。

      PART 05  威/权的良机:民主危机的战略窗口

      在这场文明的多重危机中,有人在失败,就有人在得利。威/极权政体正在迎来它们的历史机遇。

      看看俄罗斯。按照正常的政治逻辑,普京政权本应因为乌克兰战争的代价而陷入危机。战争拖了近三年,伤亡惨重,经济受到制裁,数十万年轻人逃离国家。但川普的回归改变了一切。当美国准备与俄罗斯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允许俄罗斯保留占领土地时,克里姆林宫就能够把这场灾难性的冒险包装成"伟大的胜利"。俄罗斯的宣传机器会说:我们击败了北约的代理人,我们让西方承认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们证明了只有强力才能维护国家利益。疲惫的俄罗斯社会会接受这种叙事,因为他们需要一个有意义的结局来合理化三年的苦难。

      这个"胜利叙事"的政治效果将是深远的。俄罗斯那些还在呼吁民主改革、主张与西方和解的自由派力量,将被彻底边缘化。他们会被指责为"失败主义者"、"第五纵队",在民族主义的狂欢中遭到清算。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将进一步向极权主义倾斜:西方是堕落的、虚弱的、道德败坏的,俄罗斯的力量恰恰在于它拒绝西方的那一套。东正教民族主义、斯拉夫优越论、强人政治崇拜——这些元素将被整合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为更深度的威权统治提供正当性。

      而这种新威权主义将比苏联时期更加危险,因为它更加精致、更加灵活。它不会再拥抱僵化的马列主义教条,而是会包装成"保守主义"、"传统价值"的捍卫者。它会保留选举、议会这些民主外壳,但实质权力牢牢掌握在安全机构和利益集团手中。它会利用互联网和AI来监控社会,但同时也会利用这些技术来精准投放宣传。这种"威权2.0"比旧式独裁更有韧性,因为它不依赖某个个人魅力型领袖,而是建立在制度化的精英共识之上。

      对于XX,西方的混乱同样是战略机遇。长期以来,西方民主模式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隐性压力——即使XX从未打算照搬西方制度,但西方的繁荣和稳定总是在那里,作为一种对比,对内部构成某种挑战。现在,当美国国会被暴民冲击,当欧洲民主国家选出极右翼政府,当西方社会在文化战争中陷入内耗,XX的意识形态叙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说服力:"你看,我们一直说西方民主不适合我们的国情,不是空话。他们自己都快玩不下去了。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才是硬道理。"

      这套话语不仅面向国内,更面向整个全球南方。在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里,西方一直在推广这样的观念:如果你们想要发展,就必须先实现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想:也许威权发展模式不仅可行,而且更有效率?也许稳定比自由更重要?也许西方的那套普世价值,不过是它们维护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XX不需要主动推销什么"XX模式",西方的失败本身就是最好的广告。

      更深层的转变在于全球权力结构的重组。战后七十年,国际秩序的规则是由西方制定的,虽然充满双重标准,但至少有一套规则。现在,当西方自己都不再遵守规则时,新兴大国就获得了重新书写规则的机会。从金砖国家扩容到"一X一X"的推进,从上合组织的活跃到各种区域性安排的涌现,一个多中心、碎片化的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个秩序不一定更公正,但它肯定更有利于威权政体——因为没有统一的人权标准、民主规范,每个政权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统治,只要维持表面的稳定和经济增长。

      历史的吊诡再次上演:威权政体的胜利,不是因为它们自己多强大、多正确,而是因为民主世界的自我瓦解。19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萧条为斯大林的苏联提供了生存空间;今天,西方民主的危机为新一代威权体制提供了扩张机会。每一次民主的失败,都是威权的正当性证明;每一次西方的混乱,都是专制的宣传素材。而最讽刺的是,这一切不需要莫斯科或XX精心策划——西方自己就在把胜利拱手相让。

      PART 06人类的困境:在能力与智慧之间的深渊

      当我们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就会看到一个令人战栗的全景: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因为我们面临外部威胁(尽管确实存在),而是因为我们陷入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死局。

      这个死局的核心是:人类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神"的级别,但我们的智慧还停留在"部落"的阶段。我们拥有摧毁整个星球的核武器,我们正在创造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AI,我们掌握了基因编辑、气候工程等可能改变生命本质的技术。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用民族国家、种族身份、宗教教条这些几千年前的框架来思考问题。我们仍然为了边界线而战争,为了资源而争夺,为了意识形态而对抗。

      这种不匹配创造出文明的终极悖论:我们已经有能力自我毁灭,但我们没有智慧避免自我毁灭。更糟的是,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关心房价、工作、娱乐,对人类整体的命运漠不关心。政客们忙于选举、巩固权力、攻击对手,对长远的存在性风险视而不见。即便是那些意识到危机的精英,也往往陷入绝望或犬儒,觉得个人无能为力。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认知结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都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诞生于17世纪,那时的世界还可以被分割成相互独立的主权单位,每个国家管好自己的事就行。现在,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网络攻击是跨国界的,AI的风险是人类共同面对的——但我们还在用三百年前的框架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

      民主制度诞生于启蒙时代,它的理论基础是:理性的公民通过自由讨论可以达成共识,多数人的决策会体现公共利益。但现在，社交媒体创造了信息茧房，算法放大了最极端的声音，深度伪造摧毁了真相，外部势力可以精准操纵舆论——理性讨论的前提不复存在。民主变成了一场情绪化的部落冲突，投票变成了表达愤怒的方式，而不是理性选择的体现。

      市场经济诞生于工业时代,它的逻辑是:竞争带来效率,利润驱动创新,财富最终会涓滴下降。但在AI和自动化时代,这套逻辑正在失效。资本不再需要劳动,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社会流动性停滞,大批人成为"无用阶级"。市场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反而会加剧不平等和分裂。

      所有这些制度的失灵，根源于同一个问题：它们是为一个慢节奏、可预测、边界清晰的世界设计的，但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快节奏、不确定、高度互联的。在这种世界里,局部的优化可能导致全局的灾难,短期的理性可能导致长期的毁灭。但我们没有新的制度、新的思维方式来应对这个新世界。

      更深刻的危机是文明本身的危机。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要去向何方。传统的宗教信仰在衰落,但没有新的精神支柱来替代。民族主义身份在复兴,但它无法回答全球性问题。人文主义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但当AI可能超越人类智能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还站得住脚吗?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意义危机:不知道生命的目的,不知道文明的方向,不知道进步的意义。

           PART 07人类还有出路吗?

      站在2025年的终点,展望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很难给出乐观的预测。作为一个长期观察技术和社会变迁的思考者,我看到的不是黎明前的黑暗,而是黑暗本身在加深。

      但我也知道，历史从不按线性剧本发展。1914年,没有人预见到四年后帝国会崩塌;1939年,没有人预见到六年后世界会被彻底改写;1989年,没有人预见到两年后苏联会解体。历史的转折往往发生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或许我们需要的,不是某个宏大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放弃那种"要么自由民主,要么威权专制"的二元对立,承认未来可能会出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政治形态。放弃那种"技术决定论"或"制度万能论",意识到真正的变革需要技术、制度、文化、价值观的同步演进。放弃那种"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文明"的狭隘认同,开始以"人类共同体"的视角思考问题。

      这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一场关于"人是什么"和"人应该成为什么"的根本性反思。不是回到某个黄金时代,不是照搬某个现成模式,而是在尊重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基础。也许这个基础不是抽象的"自由"或"民主",而是更基本的东西:对生命的尊重,对痛苦的共情,对未来的责任。

      这需要新的制度创新,超越现有的民族国家框架,建立真正的全球治理机制。不是把权力交给某个世界政府,而是建立多层次、多中心、灵活可调的治理网络。在气候、AI、核武器这些存在性风险上,必须有强制性的全球协调;在文化、社会政策这些地方性问题上,要保留多样性和自主权。这需要重新定义主权、重新设计国际机构、重新分配全球权力——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别无选择。

      这需要技术的伦理转向,把AI从单纯的效率工具转变为增进人类福祉的手段。这不是靠道德说教能实现的,而需要在AI的设计、训练、部署的每个环节嵌入伦理考量。需要建立独立的审计机制,需要透明的决策过程,需要让受AI影响的人有发言权。这需要科技公司、政府、学术界、公民社会的真正合作,而不是现在这种各自为政、利益驱动的混乱局面。

      最重要的是,这需要每个个体的觉醒。不是等待某个救世主、某个伟大领袖来拯救我们,而是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文明的一部分,都对它的命运负有责任。这种觉醒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抵制那些煽动仇恨的言论,拒绝那些简单粗暴的解释,质疑那些声称掌握真理的权威,支持那些致力于建设性对话的努力。在信息战争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抵抗。

      但我必须诚实地说：我对这些改变在短期内发生并不抱太大希望。人类历史表明,我们往往要等到灾难真正降临,才会被迫做出改变。也许我们需要经历更深重的危机,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真正认识到转型的必要性。也许这一代人注定要生活在混乱和不确定中,而真正的转折要等到下一代、下下一代才会到来。

      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本质：它不是一个有目的、有方向的进程，而是无数偶然性、无数选择的叠加，是人性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理性的力量和非理性的冲动、个体的意志和结构的约束，在每个时刻的角力。我们无法预知结果，只能在迷雾中摸索前进，在深渊边缘维持平衡，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PART 08 最后:给2026年的话

      2025年即将结束。这一年,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动荡、撕裂、倒退。2026年会更好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前行。

      给那些还在坚持理性对话的人:你们的努力不是徒劳的。在一个充斥着谎言和操纵的时代,坚持真相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给那些还在追求公正的人:你们的奋斗不是孤独的。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里,坚持规则和正义就是在为文明守护最后的底线。

      给那些还在相信改变可能的人:你们的信念不是幼稚的。在一个犬儒主义泛滥的时代,保持希望和行动力本身就是最稀缺的资源。

      历史是开放的。未来不是已经写好的剧本,而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共同书写的。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选择放弃,接受文明的衰落;我们也可以选择战斗,为更好的未来而努力。无论结果如何,至少我们尝试过,至少我们没有沉默地接受命运的安排。

      深渊正在凝视着我们。在这凝视中,我们看到的,终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沉舟：美利坚沦陷的政治自然法根源

（微信，2025-2-16）   

        特朗普上台不到一个月，已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刮起政坛旋风。如果说他要把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赶走的雷人设想只是激怒了国际正义人士，那么他最近对乌克兰的背叛则甚至让某些反俄“川粉”倒戈，后悔支持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小人。其实，这一切都是早已料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内，就允许以色列把首都迁到耶路撒冷，他能对巴勒斯坦做什么好事呢？第二任上任前，他就口出狂言“24小时结束俄乌战争”。他真的是神吗？能有什么大招？不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投降吗？在他当选后的“美国契约终于破裂”一文中，我曾撂下一句“狠话”：

        也许在未来几年，不再是美国拯救世界，而是美国需要文明世界拯救。但问题是，在经过二战和冷战之后，它早已成为军力独占鳌头的世界“老大”。如果它想摧毁世界，世界还能否阻挡？就和特朗普当选一样，这个可能并非不存在。

        当时没有展开，因为觉得美国要和俄罗斯等国联起手来“摧毁世界”还有待时日，但现在看来，“邪恶轴心”正在形成。然而，国际局势再险恶，都只是表象而非根源。永远要记住的是，自由主义的标志性立场是国内制度决定国际政策。国际关系领域的通说是，民主国家无战争，成熟的民主国家之间是不会打仗的。民主国家对独裁国家就不好说了，独裁国家之间更是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美加原来是铁杆盟国，边境都互不设防。特朗普一上台，就一会儿要把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一会儿要吞并格林兰岛，不是因为加拿大或丹麦变了，而是美国选上了一位独裁狂人。独裁者当政，则无论国内国际，一切皆有可能发生。美国近一个月来国际政策的陡变让世界对“民主灯塔”大跌眼镜，根源在于它已不是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

                        一、政治自然法的基本要求

        一个正常的自由民主国家需要符合政治自然法的五点最低要求：（1）信仰自由与政教分离；（2）言论与新闻自由；（3）族群平等、“一人一票”等消极平等；（4）自由与公正的周期性选举；（5）行政中立与司法独立。这五点原则可以被总结为相辅相成的三个方面：自由、民主、法治。一个国家要实现和平稳定，多数公民必须信守这些基本原则，并形成“契约共同体”共守之。

       一个宪政国家的标准流程是：（1）公民通过自由辩论、交流、协商，根据某种多数决方式选出代表自己的立法者（主要是议会）；（2）议会根据多数主义程序制定至少代表多数人利益的立法；（3）议会立法经由政治中立的行政获得忠实和有效执行；（4）如果行政执法违法侵犯了公民权利和利益，那么既可以通过议会监督也可以通过法院裁判加以监督；（5）在少数情况下，如果议会立法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法院也可以审查并撤销立法，以防“多数人的暴政”。

       以此衡量，美国已不是标准的宪政民主国家。事实上，就连它的法治秩序都已被打破，以上流程的第三、四点已经大打折扣。特朗普派出马斯克和“六小将”为首的“文革小组”，接管了白宫的关键部门，以清除“深层国家”腐败为名扣押资金、解雇人员并停止执行国会通过的立法。法院临时中止了某些“文革”措施，但身为最高行政首脑的总统和专门领导执法的司法部长竟口出狂言，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上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1832年，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宣称：（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自己去执行吧！如果说司法判决不能自执行，国会监督也靠不住，因为共和党议员已占据了国会两院多数，对行政分支发生的无法无天听之任之。民主党议员再怎么抗议，也孤掌难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出在选民身上。他们因为对民主党执政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有些不满的理由是真实和正当的，而选择了一位种族主义和独裁倾向已经在第一个任期内显露无遗的总统。如果没有基督教民族主义的铁杆支持，如果美国社会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可以更少一点，如果更多的选民能够信任职业操守总体上可靠的主流媒体（不论左右，包括Fox新闻），而不是社交媒体上泛滥的阴谋论，那么特朗普本来不会上台。（见“美国契约”现状考察之一：族群态度及其政治影响；之二：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影响；之三：社交媒体的时代挑战）

        换言之，美国国内乃至整个世界陷入困局，根源在于“美国契约”破裂了——相当一部分选民放弃了政治自然法的前三条，成了政教合一、种族主义和阴谋论的支持者。虽然美国宪法还在，剩下的“契约共同体”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有效运行的宪政国家。事实上，“美国文革”进行了一个月，却没有影响特朗普支持率仍然过半，甚至仍有高达70%的美国人认为他在“履行竞选承诺”。[1]

        在许多人看来，近代最古老的宪政国家沦陷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可能性今天已经清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有一个真实的著名笑话，也叫“哥德尔漏洞”：1938年纳粹吞并奥地利之后，数理逻辑天才哥德尔逃亡美国，他以证明“不完备性定理”闻名。1947年，他在准备公民身份测试时发现，美国宪法存在漏洞。后来爱因斯坦陪他去法院参加面试，负责考试的法官问他奥地利是什么政体。他回答说：“原来是共和政体，但宪法最终被改为独裁政体了。”这位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骄傲地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在美国是不会发生的。哥德尔回答：“怎么不会？不信，我可以证明给你看！”[2]其实，这是根本不需要证明的假命题：只要是由人建构并维持的政体，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现在，哥德尔预言的“漏洞”已经在美国捅大了，尽管未必是以其原先预见的方式。

                        二、谁来决定政府的大小

        民主的沦陷不是没有缘由的，通常都理所当然地起因于对民主的不满，譬如经济萧条、失业加剧、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移民剧增、有色人种或少数性别群体的崛起、基督教文化和白人优势的衰落……这些不满聚集起来，结果选出了一位承诺“让人民满意”的民粹领袖。有了底层民意的支持，民粹领袖可以大刀阔斧消灭实现独裁的制度障碍，法治化的官僚体系被描绘为既得利益盘踞的“深层政府”。在美国，这个人是总统，因而他的第一刀自然是砍向自己领导的行政系统。这也正是“深层政府”的主体。

        和任何国家一样，美国行政的最大特点就是“大”。无论立法还是司法，规模都不可与行政相比拟。美国国会两院才535名参众议员，加上工作人员大约3万人；联邦三级法院加起来不到900名法官，加上工作人员也是大约3万人。然而，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有430万人之多，其中文职人员220万（不包括63万邮政人员）、军队210万（其中80万为预备役）。注意，军队其实没什么特别，只是任务特别的公务员而已，因为和所有公务员一样，军人的天职是忠于国家，而国家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因此，无论文武，忠诚对象都是法律而非领袖。总共近500万联邦工作人员中，行政人员占超过98%。各州也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各国都大同小异。因此，我们在谈论“国家”或“政府”的时候，绝大多数时候指的就是行政。

        你可以说，政府这么“臃肿”，赶紧砍啊！如果你对民主还存有任何好感的话，还是赶紧把这个话收回去。这么多部门、这么多雇员、每个部门花多少钱都不是某个领导拍拍脑袋决定的，而是投票选出来的国会每年开好几个月的会，通过立法确定下来的。从美联署到环保局到国防部，美国每一个行政部门的规模、经费和存在理由都是经过民主审议和论证的。你是谁？凭什么砍？你也许会说，马斯克牛啊！你看他把私人企业做那么好，让他来砍！但马斯克自己的事做再好，他代表谁呢？只能代表他自己，代表不了美国选民。政府太大确实不好，但砍谁留谁总不能由一个没有民意基础的人来决定。

        国内那么多“自由派”从来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好处，总以为政府越小越好，实际上就是因为没有任何政治经验，成了无政府主义者。问题是，即便是在美国，保守派也不会同意裁减警察吧？何况“新政”已经快一个世纪，即便是相对保守的美国也不可能回到政府只做“守夜人”的时代。政府一大，就难免低效甚至腐败，但只要还没有堕入国人熟悉的那种政体，裁不裁、怎么改都是民选议会通过立法决定的事，绝不能任由一群“革命小将”胡来。

        那你说，特朗普是选上来的，他不可以决定行政部门的裁员和冻结开支吗？克林顿在任期间还“协议辞退”过40万不到的行政人员呢，何况特朗普开出的条件更好。问题是，克林顿裁员是经过近一年的公开调研和征求意见，最后以国会两党绝对多数通过的。不错，总统权力确实包含了提出年度预算，总统可以“自废武功”，砍掉部门预算。但不论什么预算，都得要两院通过后才能生效。事实上，预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种国会立法。现在特朗普当局这么大的动作，征求过谁的意见吗？即便要做也得等到两院通过新的预算立法之后啊！这种故意不执行甚至公然违背国会现有立法的行为是可以构成弹劾的，林肯的继任约翰逊(Andrew Johnson)就差点因此而被弹劾。现在只是因为共和党占了两院多数，才使弹劾在政治上不可行，可见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一党执政也不可能实现权力制衡。没有权力制衡，那就只能有赤裸裸的人治。

        十八、十九世纪的美国法治确实不发达，政府也小，总统或党魁呼风唤雨；人事任命大行论功行赏的“分赃制”，从国务卿到清洁工，都是他拍板说了算。这样的体制任人唯亲，不仅效率低，而且很容易滋生腐败。十九世纪末期进步党改革，1883年的《彭德尔顿法案》建立了现代文官体制。其主要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前者有一定的决策权，后者就是负责执行的普通公务员。因为总统要保证团队合作，政务官的任命仍然实行“分赃制”。这是为什么特朗普可以“举贤不避亲”，任命自己的亲家为法国大使。这样的任命大概有3000多高级职位，美国比其它民主国家多得多。但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相比，他们仍然是九牛一毛，不足0.1%。公务员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职位的稳定性则受到法律保障。司法部长权力很大，但总统可以随时罢免；司法部的一名普通律师可能卑微得多，但总统看他不顺眼也不能随便开除，而是要有正当理由，而且他还可以向“文官体制保护委员会”乃至法院上诉。美国每年的行政诉讼是巨量的，其中1/3之多都是公务员的维权诉讼。

        只有公务员的职务待遇享有相对独立性，才能保证行政执法公正中立。否则，公务员的饭碗掌握在上司手里，那还不是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这类现象，国内自由派应该很熟悉了。美国电影之所以还能经常上演下级挖出上级腐败黑料的故事，现实中也确实偶有其事，就是因为普通公务员的身份独立。这是美国行政法治的基石。现在特朗普要摧毁美国的行政中立体制，以便他呼风唤雨，像解雇政务官那样随意解雇公务员，像统治自己的家族那样统治美国，就是要摧毁美国法治，回到十九世纪的“分赃制”，建立只听命于自己的独裁帝国。

                       三、美式“文革”能走多远？

        既然美国法治基础深厚、行政中立传统悠久，摧毁“深层政府”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文革”。“文革”的本质是最高领袖通过普通群众“砸烂公检法”，用底层来清除不听话的中上层。特朗普的办法是利用外部力量，将“马斯克木马”植入白宫。他任命的财政部长等亲信对“六小将”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发动“内部革命”，以“反腐”的名义接触政府机密、裁撤行政人员，甚至直接强迫职能部门关门，直到行政系统全体都变成“总统的人”。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美国法治、民主乃至自由的丧钟即将敲响。如莱维茨基教授指出，政府拥有巨大的政治资源；如果这些资源为总统一人或一党所用，它们将被用于系统性地削弱反对力量。[3]譬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如果公安、检察、税务等政府部门放弃政治中立并为一党服务，那么它们都可以被用来对反对派进行选择性的“查税”、“反腐”或“环保执法”。更不用说现代政府还掌握着特许经营、行政合同、税收减免等众多经济资源，可以用来奖励同党、打击异己。如果维权成本越来越高，精英和民众都体会到“顺昌逆亡”的道理，那么美国就会加剧向人人恐惧“枪打出头鸟”的“囚徒困境”演变。敢于出来说“不”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徒劳，直至第一修正案成为“有宪法无宪政”的具文。

        目前，美国商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已纷纷“跪舔”新政权。一向以借鉴和强势谈判著称的亚马逊以4000万高价，买下第一夫人重返白宫的纪录片授权。特朗普此前起诉好几家媒体“侵权”，一度不了了之，在他当选后纷纷高价“和解”。Meta曾在2021年国会大厦骚乱后暂停特朗普的账号，据说侵犯了他的“言论自由”。2024年11月，创始人小扎进入海湖庄园晚宴期间，特朗普明确表示，要和新总统“从今往后相安无事”，就必须解决这起诉讼。此后，Meta支付了2500万“和解费”。迪士尼旗下的ABC新闻也以1500万，支付了特朗普提起的“诽谤”诉讼。[4]特朗普难道不是诽谤法必须容忍的“公众人物”吗？他对煽动国会山暴乱难道没有责任吗？这些商界精英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并不信任美国法律。在法律和权力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对美国法治来说绝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有人会说，美国还有独立司法守护“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不错，得益于法官终身制，特朗普当局一时还改变不了美国司法的大局。但我更相信汉德法官的名言：当社会整体江河日下的时候，法官也无力回天。事实上，美国司法并非固若金汤。首先，联邦最高法院已经呈现6:3的保守派优势，在特朗普任期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已经给予总统在任期间的“职务行为”以绝对豁免权，无异于为他打造了违法作乱的护身符。其次，法官和其他高官一样，也是总统提名、参院任命。换言之，特朗普仍有机会任命自己的亲信以改变美国司法的构成。最后，对于坚持原则的法官，当局也可以通过“反腐”调查乃至弹劾恐吓之。弹劾法官的程序要求和弹劾总统一样，成功的难度很大，但只要通过众议院多数启动程序，也就达到了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目的。

        最后的希望当然是周期性选举。如果特朗普当局的胡作非为终于出了大乱、惹了众怒，得罪了自己的支持者，那么共和党将在选票箱前付出代价。两年或四年之后，他们会成为美国人民的弃儿。但在此之前，毕竟还有许多变数。已经有“川粉”向特朗普劝进“第三任”，据说他本人也在考虑这个“可能性”。如果他连修宪都敢想，还有什么不敢想的呢？共和党一贯热衷于滥划选区(gerrymandering)，这是出了名的。除了系统性压制反对力量之外，也不能排除通过改变或扭曲选举规则来维持“永久执政”这种可能。到那个时候，政治自然法的五点原则就荡然无存了，美国也就彻底堕落为一个威权政体。

                              四、美国的希望

        我无意把美国的前景说得很暗淡，但特朗普上台不足一月的迅猛进展不能不令人警惕。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美国当下的危机，既不能太乐观，也不能太悲观。美国无疑是有希望的，但它不能有面试哥德尔的那位法官的盲目自信。如果大意，发生在德国的事情完全可能在美国发生，甚至以前已局部频繁发生过，只是没有蔓延到美国整体而已。在宪政民主和威权独裁这两极的“纳什平衡”中，美国已开始向另一极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它的宪政制度仍然相对完整。就和在任何国家一样，宪政民主的希望在于抗争，而美国当下的抗争机会仍足够多、成本仍足够小、反对力量仍足够强大。如果反对派被悲观情绪击倒，那后果只会是江河日下、万劫不复。

        美国的“民主灯塔”确实暗淡了，但重新点亮的最大机会仍在于美国自己手里。它仍然有政治自然法的几乎全套资源——相当完整的选举制度、相当中立的行政系统、高度独立的司法、几乎不受限制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尽管一部分选民在政教分离、族群平等、政治认知上出了问题，或因为对政治自然法原则重视不够而让一时情绪或短期利益压倒了自己的长远利益。但是在政治生态没有完全恶化之前，这些人是可以改变的。他们需要理解，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天选之子”；公然违反宪法的不是英雄，而是罪犯；美式“文革”不会带来清廉或高效，而只会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法治……

        只有当这部分人开始觉醒，而觉醒者不放弃抗争，美国的“契约共同体”才能再次强大，美式“文革”闹剧才会结束，而文明世界才能迎来“民主灯塔”的回归。

        [1]Anthony Salvanto et al., CBS News poll -- Trump has positive approval amid “energetic” opening weeks; seen as doing what he promised, https://www.cbsnews.com/news/trump-approval-opinion-poll-2025-2-9/.

        [2]F. E. Guerra-Pujol, Gödel’s Loophole,Capital University Law Review, 41: 637-673 (2013).

        [3]史蒂文·莱维茨基、卢坎·韦：“民主的崩溃：通往美国的威权主义道路”，https://news.qq.com/rain/a/20250213A003RU00.

        [4]Rebecca Ballhaus, Dana Mattioli and Annie Linskey, How the Trumps Turned an Election Victory into a Cash Bonanza,Wall Street Journal, 14 February 2025, https://www.wsj.com/politics/elections/trump-family-election-cash-bonanza-2f5f8714.

郎晓君：川普行为还为全球政治提供了一套可复制的"成功模板"

（微信，2025-12-18）

         这是一场跨大西洋的政治传染：当欧洲极右翼政客发现，原来可以公开违反政治礼仪、系统性攻击媒体、使用露骨的仇恨修辞而不仅不付出代价，反而能赢得选举时，一个危险的示范效应就此形成。德国的另类选择党、法国的国民联盟、意大利的兄弟党、荷兰的自由党——这些曾经被主流政治排斥的边缘力量，如今纷纷采用"特朗普话术"：对建制派的全面敌视、对移民的妖魔化叙事、对"假新闻"的系统性攻击、对民族主义情绪的煽动。更危险的是，他们不仅模仿修辞，更学会了核心策略——渐进式的规范破坏。先是"说出政治正确不敢说的话"，然后是"挑战司法独立性"，再是"质疑选举合法性"。每一步都在测试社会的容忍度，每一次成功都为下一次更大胆的越界铺路。这种传染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竞次动力"：当某个国家的极右翼政党通过突破底线赢得选民，邻国的极右翼就会被迫采用更极端的策略以维持竞争力。这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传播，而是一种政治操作逻辑的病毒式扩散——它证明了"不要脸"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技术。传统保守派政党面临两难：要么坚守规范然后在选举中被边缘化，要么向极右翼靠拢以争夺选民，但这种靠拢本身就是对规范的再一次削弱。于是整个政治光谱向极右漂移，不是因为选民思想改变，而是因为政治话语的"奥弗顿窗口"被强行推移。五年前被视为极端的言论，如今成了"可讨论的观点"；十年前会葬送政治生涯的行为，如今只是"政治风格的差异"。

        更大危机在于对民主本身的重新定义。这些政客将民主从"受规范约束的多数决"降格为"赢者通吃的权力游戏"。选举不再是在共同规则下的竞争，而是"我们"对抗"他们"的战争；媒体不再是第四权力，而是"人民公敌"；司法不再是独立仲裁者，而是"深层国家的工具"。当足够多的政治人物采用这套话语，民主制度的文化前提就会瓦解。制度条文还在，但让这些条文有意义的那个共识——对事实的基本尊重、对程序的基本服从、对反对派的基本承认——正在死去。特朗普的真正遗产不是某项政策，而是向全球极右翼展示了一条道路：你可以践踏一切规范，只要你足够无耻，足够坚持。这是对西方民主最深刻的腐蚀，因为它不是从外部攻击制度，而是从内部抽空制度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

        许多人习惯于说：政客的私德无关紧要，关键要看他做了什么。这话听起来很务实，很"成熟"，但它掩盖一个逻辑，陷阱——当一个领导人系统性地破坏制度本身时，他"做了什么"与他"是什么样的人"已经无法分离。川普对法治的破坏，不是某几项有争议的政策，而是对"法律应当高于个人意志"这一现代文明基石的系统性拆解。川普对宪政的破坏具体我在回应高全喜老师文章《为僭主式行为辩护：自由主义的智识错位——评高全喜老师对川普新政的解读》一文中有过系统阐述，许多人懒得读长文，我总结如下:

        一、创设法外机构，僭越宪政结构。比如"政府效率部"（DOGE）的设立。埃隆·马斯克——一个与联邦政府存在千丝万缕利益冲突的商业巨头——被授予超越法律的特权，去审查、裁撤那些本应监管他的公务员。这个机构的运作完全绕开宪法规定的程序，直接违反国会的拨款权与参议院的人事任命权。关键不在于"提高效率"是否必要，而在于手段的合法性。DOGE的本质是将公权力私人化——让私人企业家掌握审查政府官员的权力，而这些官员恰恰负责监管他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不是反官僚主义，这是赤裸裸的利益输送与权力寻租的制度化。

        二、绞杀行政程序法，以长官意志取代理性治理。耶鲁法学院权威阿克曼夫妇（世界法学权威，退休多年夫妇高龄联袂发文罕见），他们认为川普系统性谋杀了1946年《行政程序法》——这是现代美国行政法理的基石。这部法律要求所有重大行政决策必须经过公开征询、理性论证、专业评估。川普通过泛滥的总统备忘录、"废一立十"的野蛮指令，彻底剥离行政决策的理性基础，代之以长官意志的任性。他不是在"简化程序"，而是在消灭程序本身——消灭那个要求权力必须自我证明合理性的机制。历史上所有独裁者都讨厌程序，因为程序意味着约束。三、摧毁建制派所谓"深层政府"，瓦解法治的压舱石。所谓的"深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法治的守护者，是确保国家机器持续性、专业性与合法性的压舱石。川普对其的系统性清洗，留下的不是自由，而是霍布斯式的丛林——权力的行使不再依据法律，而完全取决于元首的命令。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老先生九十三了）的诊断一针见血：川马正在搞一种"数字威权主义"，保留宪法形式外壳，但内核已被"技术官僚与威权统治的混合体制"掏空。资中筠先生更直言："这不能算市场经济下的'保守主义'，而是专制集权，有法西斯倾向。"所有独裁者的共同特征是讨厌官僚科层机构，喜欢直接面对民众，其用人标准绝非绩效或法理，而是赤裸裸的"忠诚"。

        川普对法治的破坏不是为了效率，而是为了将国家权力工具化，服务于个人及其亲信的私利。当人们说"不在乎他的人品，只看他做什么"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的，就是拆除那些保护所有人不受任意权力侵害的制度防线。

龙应台：野蛮有没有限度

 2025-9-7，微信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为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不要相信晴空·

        川普当选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告诉大学生“今后必须做的几件事”，基本上就是一篇又一篇的《抵抗暴君青年守则》或说《保护民主教战手册》。这些不同版本的“青年守则”有几个共同的核心重点，譬如：

       一，你绝对不能以为专制政权在美国不会发生或者以为美国的民主不会崩溃。二，你必须以前所未有的力气去关心政治，从今天起密切观察川普所做的每一个政策。三，你一定要无比活跃地参与政治组织，不论是学校里的讨论小组或者乡镇、城市的各种政治关切组合。四，你一定要有行动，不论是地区的政策辩论或是议员的听证会，或是对某一个议题的示威抗议；你一定要对公共事务比从前更积极介入……

        美国知识界，包括媒体，对于川普的当选，第一个立即的反应是不可置信的震惊，但是震惊大概只有几天时间，紧接着出现的就是高度的戒慎恐惧。在很多《民主教战手册》中，纳粹的历史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黑影，悄悄埋伏在字里行间。教授们几乎像村子里的巫师，在晴空万里时忧心忡忡地警告村民：“不要相信晴空，海啸一定会来”。

        这些文章充满危机意识，同时又充满力气，呼吁年轻人对于“国家权力”扩张可能出现的“海啸”要用最大的决心去防止。

        这么高的危机意识，如此生猛的力气，来自哪里？

                      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仔细分析的话，也许有非常多元的来由，但是，纳粹的历史教训在发挥作用，绝对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读这些紧张的、戒备的《教战手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叙述的“希特勒的崛起”。

        茨威格是奥地利的犹太人，纳粹上台时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名作家，眼见纳粹的恐怖兴起，开始颠沛流离，流亡到巴西，最后决定和妻子双双自杀，放弃这个被疯狂暴力控制的世界。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很关心一个问题：奥地利这个繁华而文明的帝国大城究竟是怎么从太平世界掉进深渊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时局的突变，有没有危机意识？

        茨威格最大的感触是，“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那些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德国的社会制度根基如此之深，维也纳的文化生活如此之厚，没有人相信非理性的运动或势力会有什么持久的影响。

        住在萨尔斯堡，距离德国的慕尼黑只有两三小时路程，德国的八卦新闻很容易穿过边境。茨威格记得最早听见“希特勒”的名字，是有熟人从慕尼黑来，抱怨说，那边又闹起来了，有个叫“希特勒”的家伙在那儿煽风点火，像流氓一样一伙人冲进人家正在开会的会场捣乱。希特勒的名字被提及，就只是个政治小混混，没人太在意。

        有一次茨威格去了德国边境小城，看见学生队伍，“他们每个人的手臂上都配戴着颜色显明的卍字形袖章。他们举行集会、游行，趾高气扬地唱着歌、齐声喊着口号穿过大街，他们把巨幅标语贴在墙上，并装饰以卍字形符号。”

        那还是1923年之前，希特勒要到十年后才真正上台。但是即使希特勒上了台，也没人注意他的危险。茨威格说，评论家也真的花了精力去读希特勒的书，可是他们不去研究他的思想内容，却“只顾嘲讽他的枯燥无味的散文华而不实的风格”。报纸也没有人在做任何的警告。在一个有法律，有制度，而且“每个公民按照庄严宣布的宪法都享有自己的自由与平等的国家里，希特勒怎能胡作非为呢？”

        我不得不想起，在川普竞选的一整年里头，大多数的媒体只是把他当笑话在报导。

                         第一批逃难的人

        可是然后呢？

       然后，茨威格说，“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茨威格这部回忆录是在1939到1940年间写的，距离他1942年的自杀只有两年。哀伤使人深沉，痛苦带来洞见。1940年欧洲还在血肉横飞的战场泥沼中，他已经可以用史学家的冷眼和文学家的热血，犀利说出暴力的形成过程。希特勒扩权的步骤，在今天的世局读来让人觉得更是惊心动魄：

       纳粹份子小心谨慎地运用自己的手法：总是先用一定的剂量，然后便是小小的间歇。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待一会儿，看看它的效力是不是不够强，看看世界的良知是否受得了这个剂量。由于欧洲的良知急不可待地强调“与己无关”，所以药的剂量越来越大，直至整个欧洲最后在这种剂量中彻底完蛋。

        先是国会纵火，看大家反应。然后鼓动大学生烧书，再看社会反应。一件蛮横的事得逞了，再进行下一件。下一件得逞了，再继续更蛮横的事。社会内部危机意识不足，或者不够坚定，他就得寸进尺。外国，看着德国转化成暴力国家，也看着希特勒一步一步开始迫害犹太人，侵略其他国家，但是总觉得“与我无关”，纳粹在试探得逞后，就再进一步。

       茨威格——再描述人们的“侥幸心理”——听见了残暴，会说，这是文明的欧洲，二十世纪，应该不可能；亲眼看见了，会说，大概只是一时的现象，不会长久。

        但是，就在那些日子里，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批逃难的人，他们在夜间越过萨尔斯堡山地或者游过界河。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地盯着别人；躲避惨绝人寰的迫害的可怕逃亡就从他们开始了，后来，那种逃亡一直蔓延到整个世界。

        这是七十七年前的叙述——为什么读起来竟然像是二十一世纪的此时此刻呢？

                             没有人可以幸免

        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已经被烧，他和理查•斯特劳斯共同创作的歌剧被禁，但是直接的迫害还没有进入他的家门。他只是远远的看着这些逃亡的难民，在荒野中跋涉，在川流中浮沉；他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命运其实已经上了锁。“在我看见那些被驱逐的人群时，我全然不知他们苍白的脸色已反映出我自己的命运；我们大家都会是那个人的暴行的牺牲品。”

        一直到四个秘密警察出现在他家门口，要求进门搜查，他才醒过来——灾难的洪流山崩，没有人可以幸免。当晚就收拾了行李，永远地离开了他一生最眷恋的家，也永别了他的祖国。对名满欧陆的茨威格来说，流亡的痛苦显然超过生命的承载，尤其是，他比别人都清醒。

        贯穿他整个回忆录的是邪恶与善良的并存，和平与战争的对比。终其一生他无法释怀的是，习惯了善良的和平盛世的人，面对清清楚楚在眼前浮现的恐怖黑云，会因为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而让自己轻易地成为牺牲品。

        一个人想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就把在三四十年里培养起来的对世界的信念彻底粉碎，这是很难的。我们依然相信德国的良知、欧洲的良知、世界的良知还存在，我们深信，野蛮总有限度，它必将在人性面前毁灭，这一切在我们的道德观念里已根深蒂固。

        1942年，茨威格自杀的前一个月，纳粹在柏林决定了犹太人的最终解决办法：迫迁、灭绝。“野蛮总有限度”这个信念，茨威格知道，是彻底破灭的。

       谁都不知道川普会变成什么，可以知道的是，美国人中对川普戒慎恐惧而对青年学生无比认真地写《民主教战手册》的那些教授，心里非常明白作家茨威格目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警告了什么。

        龙应台，作家、社会批评家、思想家。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1982年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并任台湾中央大学外文系副教授、台北市文化局长等。现任香港大学传媒及新闻研究中心客座教授。著有《野火集》等作品多种。在欧洲、中国两岸三地文化圈中，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

听风的玲： 清史为什么修了二十多年还出不来？因为它是个“烫手山芋”

（微信，2025-11-23）

 今天我们来厘清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现象：为什么清史的修纂与评价争议如此之大？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自2002年启动，历时二十余年，成稿三千多万字，参考史料近十亿字，却至今未能正式出版。 

 很多人将原因归结为学术能力的退步或是史料的浩繁，但事实上，这种理解是浮于表面的。

 不是说史料不够多，也不是说学者不够勤奋，而是说“怎么写”这个问题，在逻辑底层打了一个死结。

 借着这个由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正是清史背后那套互相打架的顶层逻辑——

       如果你要问这有什么意义，那么不管是清朝还是明朝，对于如今的生活看似都没有直接影响。

       但是，通过对清史困局的剖析，我们却可以理解现代国家构建中，法统继承与民族情感之间的剧烈张力。

       这是不是就有现实意义了？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它不仅是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更是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基础的关键时期。

         目前关于清史的争议，本质上是三种史观的“三国杀”：革命史观（阶级史观）、团结史观以及西方学界主导的新清史（NQH）。

        本文，我们就来回顾这场史学界的博弈，看看一个修史工程是如何陷入“不可能三角”的。

        首先要来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修清史，而且还得修得“漂亮”？

         ——这里的“漂亮”，是指要符合当下的政治正确和国家利益。

        首先从现实收益上来考虑这件事。

        这也就是所谓的“团结史观”的核心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决策者看到的地图，和皇汉主义者看到的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翻开明朝的地图（不含羁縻地区），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不完整的：

        没有疆疆，没有藏藏，甚至东北和蒙古的大片区域也不在直接管辖之内。

        而如果我们翻开清朝的地图，尤其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疆域，那才是一个拥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

        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对藏藏、疆疆、东北乃至湾湾的法理主权，很大程度上是继承自清朝的。

        如果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或者将清朝定义为单纯的“殖民政权”，那么这些边疆领土的法理继承性就会出现漏洞。

         所以，为了维护国家版图的完整性，为了“大一统”的叙事，清史必须被定义为中华历史的正统朝代，而非异族入侵。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地缘政治的刚需。

        而如果以上只是基于领土法理的逻辑推演，那么清史修纂还面临着基于情感的第二层考虑：

        民族记忆的创伤。

         当时发生的，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历史细节，在传统的汉本位史观或者早期的革命史观中，是无法被抹去的血痕。

         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推翻满清，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那个语境下，清朝就是侵略者，是必须要打倒的“非我族类”。

         但到了现代，为了强调56个民族是一家，我们采用了“团结史观”。这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逻辑BUG：

         如果在这套史观里，岳飞和文天祥不能再被称为单纯的“民族英雄”，而要被定义为“抗金/抗蒙名将”，以免伤害民族感情；

         那么清初那些抵抗剃发易服、抵抗屠城的汉人——如史可法、阎应元，他们算什么？

         更尴尬的是，如果承认清军入关是“民族融合”的阵痛，那么那些投降清朝、屠杀同胞的汉人将领——

         如尚可喜、洪承畴，甚至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是不是就有机会翻案了？

         事实上，确实曾有专家在研讨会上试图将尚可喜定义为“顺应潮流”、“明哲自保”的“中华民族英雄”。

         这种认知上的撕裂，让普通人感到愤怒和困惑：

         如果屠杀同胞、强奸妇女的刽子手都能因为“顺应大一统”而成英雄，那么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哪里？

         这就是清史争议中的“不可能三角”：实事求是、团结史观、人的良知。三者最多选其二。

         而除了这两条内部矛盾，修史者还有第三个方面的因素需要考虑：

         话语权的争夺与新清史（NQH）的冲击。

         我们在之前的讨论中已经隐含了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试图在内部逻辑中自圆其说。但问题是，国外的学者也没闲着。

         以美国汉学界为首的“新清史”学派，挖掘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他们提出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观点：清朝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汉化”，而在于其保持了“内亚性”。

         他们认为，清朝皇帝不仅是汉人的皇帝，更是蒙古的大汗、西藏的文殊菩萨。

         这种观点推演下去，就是将“清朝”与“中国”剥离，认为清朝是一个多元帝国，而中国（汉地十八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是绝对的禁忌。因为它在消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根基。

         讽刺的是，这种强调“多元”的视角，恰恰是“团结史观”的某种镜像——

         当你过分强调清朝对各民族的统治特色时，你也为外人提供了拆解中国的刀子。

         看过这三个方面的死结以后，你是不是也觉得清史是一项无比烫手的山芋？

         有人提议：“既然这么难修，不如让对面修，或者干脆不修。”

         然而，如果不修，话语权就会旁落。

         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不回应新清史的挑战，国际学术界的声音就会一边倒；如果回应，无论怎么写，都会得罪国内的一大批人。

         使用阶级史观？那就得承认清朝是封建地主与满洲贵族联合对人民的压迫，这不利于团结。

         使用汉本位史观？那就得把清朝写成殖民史，这不利于领土法理。

        使用团结史观？那就得面对“认贼作父”的道德指责，甚至逻辑上会推导出“日本如果赢了也是正统”的荒谬结论。

        正如一位网友所言：

         清史之所以难修，是因为我们至今没有完成对这段历史的真正脱敏。它离我们太近了，近到连辛亥革命的合法性都还挂在它的尸体上。

         上帝没有制造一种绝对完善的史观放在那里让人类发现，而只有一些充满了补丁的解释包供后人根据需要选取。

         最后再说回这个尚未面世的《清史》。

         据说最终成稿有三千多万字。如此浩大的工程，最终卡在了“过审”二字上。这背后，其实是决策层对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极度审慎。

         与其拿出一个漏洞百出、被人骂成筛子的“定本”，不如让它继续处于“在修”的状态。

         因为一旦盖棺定论，就意味着官方必须为其中的逻辑漏洞背书。

         很多时候，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文化工程，最后都会以这么一种沉默的方式，悄悄束之高阁。

         古今皆然。

       番外我们的说书时间

         在正文中，我们提到了很多人对清朝人物的评价充满了矛盾。其实，这种“精神分裂”在历史细节中比比皆是。

       比如那位在教科书里被誉为“收复湾湾”的民族英雄施琅。

        在《清史稿》的语境下，他是大清的忠臣，不仅平定了海寇，还与“红毛”（荷兰人）合作。

         是的，你没看错，为了剿灭郑氏政权，大清曾与荷兰殖民者组成联合舰队。

        在康熙二年的记载中，大清“优赉”荷兰使者，请他们助师讨伐台湾。

         如果你站在明郑的角度，或者是站在当时沿海被迁界禁海令搞得家破人亡的百姓角度，施琅和清廷的行为，无异于引狼入室的“汉奸”。

         但如果你站在“大一统”的角度，施琅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功臣。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评价体系的游移，甚至波及到了对“侵略”的定义。

         如果清朝是正统，那么鸦片战争是侵略；

         那如果是站在明朝遗民的角度看呢？清兵入关是不是侵略？如果清兵入关不算侵略，那为什么日本当年的“大东亚共荣”理论——

         宣称自己是更优秀的中华文明继承者——会被我们坚决唾弃？

         这就是那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逻辑陷阱：

         如果我们为了维护清朝的合法性，过度美化其入关的手段，我们实际上是在解构我们抵抗外侮的道德基础。

         日本人当年也说过：“崖山之后无中华，我们是来帮你们恢复王道的。”

         这套嗑，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

         所以，清史争议之所以大，根本原因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我们还没有想好，该用什么样的灵魂，去面对那段长着辫子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