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新说CN，2025-09-02
阻止特朗普
奥西塔·恩瓦内武（Osita Nwanevu）是当今美国剖析民主困境最敏锐、最令人振奋的作者之一。他集记者、评论员和学者于一身，在学术圈和公共舆论场之间游刃有余。从《卫报》到《新共和》，他的文章和报道总是能将政治经济理论、政治哲学、历史与记者对现实政治的敏锐洞察结合起来，以此诊断美国民主的病根，并探索未来的出路。
恩瓦内武的新书《人民的权利：民主与美国新建国的理由》（The People's Right: Democracy and the Case for a New American Founding）承载了这些思考，甚至触及了更深层的问题。我最近与他就这本书展开了探讨，聊了聊美国宪法与政党政治的脱节，以及我们如何才能鼓起勇气，将关于民主的讨论——乃至民主本身——从一种僵化的公民宗教，转变为对真正政治平等的追求。
杰克·格伦巴赫： 是什么促使你写这本书？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奥西塔·恩瓦内武： 我从事政治报道大约十年了，过去这十年里，“民主”始终是我们讨论政治时绕不开的主题。2016年，我刚入行，正值大选季。那一年，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了选举人团，却输了普选票。所以，从我记者生涯的一开始，关于民主的争论就无处不在。这让我想起自己上二年级时，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完全沉浸其中，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一种不公平感，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尤其在过去五年，我们目睹了特朗普政府对民主原则和价值观的公然攻击，其顶点就是1月6日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事件。
但在写作过程中，我开始觉得，我们对民主的理解正在被随意操弄。人们说“民主正遭受攻击”，往往只是想表达一种感觉：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错的。你也会听到有人说：“反正美国也不是民主国家，我们是共和国。”我在报道2020年民主党初选时就经常听到这种论调——当时大家热议，希望能够实现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枪支管制等等。我会反复强调，即便民主党赢得下届选举，即便他们在国会拥有绝对多数，很多事情也未必会发生。这背后的一系列原因，根植于我们的联邦制度，而这一制度本身就与我们对民主治理的许多直观感受相悖。人们经常会这样回应：“我们本来就不该有一个让民意自动决定政策的制度。”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写一本关于民主的书，试着解释民主为何值得追求，并回应那些对民主的常见质疑。
我动笔时，特朗普还没能连任，但现在这些问题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过去十年里大谈民主的许多自由派人士，在这次特朗普赢得普选票（尽管仍未过半数）后，似乎不知该如何应对了。你会听到类似“或许我们对民主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或者“我们不能相信美国人民会做出正确决定”这样的声音。在我看来，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如果要让民主这个理想发挥作用，你必须对它抱有最根本的承诺，而这需要你真正理解其利害关系。 如果我们对民主的信念只是“顺风局”式的，不明白其真正含义，那么在独裁主义面前，我们根本无力捍卫它。
格伦巴赫： 你如何定义民主？
恩瓦内武： 我们倾向于认为民主就是选举民主——一种每隔几年投一次票的制度。我们投票，选出代表我们在华盛顿、州议会或市政厅的代言人。
但这种观念，和古雅典人发展并实践的民主截然不同——讽刺的是，我们总说雅典是民主的摇篮。雅典的模式实际上是公民大会，任何公民都可以直接参与制定政策，而政策的执行者大多是从公民中随机抽选的。在雅典人看来，选举代表这种制度非常奇怪，甚至带有贵族色彩。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或许可以看看这两种制度的共同点。在我看来，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被统治者，才是真正进行统治的人。 治理的任务并非完全交给某个外来的阶层，比如国王或贵族集团。人民在制定政策和决定社会方向上，拥有真正的权威。在我读过的所有文献里——包括大量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政治哲学——我找不到比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葛底斯堡演说中那句“民有、民治、民享”更简洁、更完整的定义了。在我看来，这句话抓住了民主的核心：被统治者的统治。
格伦巴赫： 我们先停一下。呼吁“人民”来统治，引出了一个经典问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否就等同于多数人统治，就像一些人听到你提普选时可能会联想到的那样？
恩瓦内武： 民主与多数人统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重要的问题，也是我在书中思考最多的议题之一。
我认为，理清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厘清民主的根本原则。林肯的定义中暗含着一种理念：民主保障了我们的政治自主权。我们不必等着别人来定义问题，也不必等着别人来判断我们经历的痛苦是否真实。我们可以自己做主，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这种理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变革的动力，但它也提供了一种稳定。因为至少在原则上，你不需要通过推翻什么或杀死谁，就能让事情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无论是通过选举还是随机选择——政治学家现在称之为“抽签”——总有一些程序能让社会变革的进程保持稳定。
这些特点使得民主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很有吸引力。但问题是，我们自认为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但数百万普通美国人却发现，想让事情变得不一样是如此艰难。那么，我们如何判断一个号称民主的制度，是否真的名副其实？
我在书中列出了三个标准。第一，平等：粗略地说，每个人的声音都同等重要。第二，响应性：你投出的选票不只是扔进箱子就完事了，它必须有实际分量，能推动变革。第三，多数决。
为什么是第三点？在所有可能的集体决策规则里——也就是汇总所有人意见的方式——我认为多数决是唯一符合平等原则的。决策方式可以有一致同意、绝对多数、多数决或少数决。想想看，如果两个人想要一件事，三个人想要另一件事，结果却是那两个人赢了——这种少数决的出现，只可能源于决策过程或地位上的根本性不平等。相比之下，一致同意和绝对多数原则，实际上是把治理权交给了最后的“钉子户”，赋予了他们不成比例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基本原则——我想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认同——那我们就必须承认，美国的政治体制在根本上违背了这些原则。 这也正是本书的主题：我们的体制具体是如何与民主背道而驰的。
格伦巴赫： 在讨论具体制度之前，我们再深入谈谈“多数人统治”的问题。最经典的担忧当然是“多数人的暴政”：多数人可能会决定压迫少数人。
恩瓦内武： 这是围绕“多数决”的一个难题，我在书中也从不同角度探讨过。这是否意味着人们有权投票让别人沦为奴隶？或者通过多数票剥夺他人的权利？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既有理论层面，也有实践层面。理论上，我认为自由主义的一系列理想，应该用来补充和塑造民主，尽管有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比如，政治理论家科里·朗·布雷特施奈德（Corey Lang Brettschneider）就认为，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类普世自由——我们当然不希望它们被民主程序废除——本身就应该被视为基本的民主权利。因为它们对民主制度的运作至关重要。我们并非要从民主之外的体系中借用这些原则，而是在民主制度内部，就能找到捍卫这些关键自由所需的思想资源。
这并非纯粹的理论空谈，思想和价值观塑造着我们的政治文化。但制度设计的现实问题同样无法回避。承认这些权利可以在民主理论框架内得到辩护是一回事，但我们如何在实践中保护它们，确保人们的基本自由不被剥夺？我们是否应该设立一个类似最高法院的机构来约束民主决策？它具体该是什么样？我在书中没有给出完整答案，这确实非常复杂难解。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旨在确保人们不会利用多数权力侵犯少数群体权利的机构，其本质上并不反民主。 我认为我们最高法院的现有设置问题很多，但问题不在于它的存在本身。
这是我关注的与多数统治相关的一个面向。另一个面向是，我们讨论的到底是哪种多数？我认为，那种认为民主制度里只有一个“多数意志”在选举或政策中体现出来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现实中总是存在着相互重叠的多个多数群体，他们的信念并不完全相同。
大多数美国人对税收政策的看法，和对移民政策的看法，以及对教育政策的看法，可能来自完全不同的多数群体。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肃对待所有这些同时存在的多数。所以，最好不要把民主看作是“多数意志”的具体体现。更准确的理解是，民主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有权在平等的基础上争夺权力，而多数至关重要，意味着你必须凝聚某种多数才能获胜。政治理论家肖恩·英厄姆（Sean Ingham）对此有深入研究，他写过一本名为《多重多数统治》（The Rule of the Many）的书。
从现实政治来看，一些人利用“多数”概念的方式确实令人不安——其本质是为了支配。比如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为特朗普削减联邦政府开支、解雇联邦雇员辩护时，声称既然特朗普赢了大选，那就说明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如此，他们的意愿就该被执行。
J.D. 万斯（J.D. Vance）等人也用类似逻辑为残酷的移民镇压辩护。首先，这种说法在事实上就是错的：特朗普赢得的是相对多数，而非绝对多数。但抛开这点不谈，其核心思想是，存在一个权威的公众——所谓“真正的人民”——你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反驳或反对他们，否则你就是在破坏民主。再加上对种族的暗示——那些被视为“真正”美国人的白人多数——你得到的基本上就是一种“白人至上”式的民主概念。
这种观念除了各种谬误之外，根本就不是对民主的恰当描述。民主远比这更具争议性，也更具动态性。选举并非某种神圣民意的体现。你永远可以说：“好吧，今天这群人赢了，但我认为他们错了，也许下次我们能提出不同的论点并获胜。”这才是思考民主制度应如何运作的更健康的方式。
格伦巴赫： 那么，我们最终回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的具体制度，包括政党制度，如何将政治上的平等参与，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和政策结果？你在二月份为《卫报》写的一篇关于宪法的文章里，精辟地阐述了这一点。
你写道：“今天发生的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多世纪前起草宪法的人，未能预见到当代政党的出现，更不用说像共和党现在这样对这份文件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了。宪法的制衡机制，根本无法抵御有组织的政治派系，这些派系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一边将这份文件奉为神明，一边又随手将其弃之不顾……现在，所有不因情感、政治或职业原因而必须相信或假装相信宪法的人都该清楚，美国宪法秩序已经患上了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恩瓦内武： 关于开国元勋们没有预见到政党的出现——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从《联邦党人文集》和制宪会议的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这个体系的运作方式想得很深，但他们设想的是，人们会受到个人利益的驱使。他们认为，像众议院和参议院这样的机构应该有各自的特性，而体系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导致“派系”间的平衡，并制约个人的野心。“制衡”的概念由此而来。
但他们从未真正设想过这种可能性：人们会基于意识形态或群体利益组织起来，然后合谋利用所有制度为自己谋利。这恰恰是我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的。以弹劾机制为例。开国元勋们认为，如果出现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利用制度中饱私囊，做出种种公然违宪之事，那么其他有权势的个体，会出于自身利益而站出来阻止他。因此，弹劾会是一个足够的保障。
现实恰恰相反。共和党人将特朗普视为实现其政策议程的工具，并愿意以此为由为他辩护。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共和党民选官员都选择不动用开国元勋们设计的机制来约束特朗普，因为支持和捍卫他符合整个党派的利益。 即便在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的制度也并非为当代政治而设计的。
然而，这些问题本可以预见——我们本应料到，这套体制会催生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政治格局。宪法批准后不久，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政党制度就开始形成。
国会赋予了农村地区相对于城市地区更大的权力，这使得来自农村的政客缺乏保持温和的动力，因为他们赖以赢得选举的票仓，并非来自美国公众的广泛群体。这种基于地域的派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美国政治的极端化。
格伦巴赫： 在1月6日事件周年纪念日时，你曾写道，我们的制度“在美国保守派少数群体中树立了一种权力意识，从而助长了那场暴力事件的爆发”。
恩瓦内武： 是的。美国农村地区的民众看着每次总统大选后那张全国地图，看到一片红色的海洋，因为选举人团制度是按州计票的。我认为这加深了他们的错觉，让他们以为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多数，尽管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当你习惯了手握大权、为所欲为，然后突然输掉选举时，你对失败的解读可能会非常极端。你可能会开始相信阴谋论：有人用大巴把移民送到各地投票，选票被销毁，民主党只有靠作弊才能赢——诸如此类。这并非特朗普的首创，早在21世纪初，甚至在奥巴马当选之前，选民舞弊的阴谋论就一直存在。
格伦巴赫： 这很有意思。外界通常认为，美国农村、年长和白人群体的观点与投票行为，其根源在于种族和文化意识形态。但你强调的是一种制度逻辑，这种逻辑助长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感。
恩瓦内武： 我认为是这样。自1990年代以来，共和党已经习惯了在无法代表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情况下执政。如果你每天在新闻里都看到这样的现实，并将其内化为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那么你对选民真实分布的理解就会严重扭曲。在特朗普参加的三次总统选举中，仅纽约市投给他的人数，就比整个达科他州（南北达科他州合计）投给他的人数还要多。与此同时，在达科他州，也有成千上万人投票支持卡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乔·拜登（Joe Biden）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很多人都说过，但值得重申：真正的分歧不在于“红州”和“蓝州”——这种说法根本不成立——而在于农村和城市地区。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乐观，但如果美国人能明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民无处不在，我想我们看到的阴谋论可能会少一些。
格伦巴赫： 你的书副标题是“民主与美国新建国的理由”。一个“新建国”的美国会是什么样？我们又该如何更广泛地追求“小写d的民主”（democratic）的复兴？
恩瓦内武： 我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很多年，最终会形成一套新的宪法安排——要么是一份新文件，要么是某种其他形式的宪法秩序。但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在现有体制内进行许多改革，使其更加民主，并最终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根本不同的体制。我认为我们有理由称之为“新建国”。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革命性时刻，而是一场斗争，一种逐步的演变，最终迈向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
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认为，“重建修正案”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秩序，应该被视为一次“二次建国”。我喜欢这个说法，因为它表明我们有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把“建国”看作是两个世纪前发生过的一件圣事，一个我们现在只需负责掸灰和保护的完美工程。
我们应该认为，自己拥有与建国者同等甚至更多的权利，去重塑我们的制度，使其与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当然，我们比建国者们更加信奉平等。政治学在1787年还不是一门真正的学科，但在近250年里，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关于治理的知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告诉自己：看，我们现在拥有与建国者们当年一样多甚至更多的权利，去从根本上重塑这个体系，把它带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舍此其谁？
格伦巴赫： 如果让你为一套建立在平等和响应性基础上的宪法秩序，列出一份多数主义的设计原则清单，通常会包括废除参议院（它造成了巨大的投票权不平等）或非民选的最高法院。当然，这都是理想层面的讨论——没有一场近乎革命的运动，美国不可能直接废除参议院。那么，你认为哪些改革能让我们走上这条通往新时代的道路？
恩瓦内武： 扩大和保障选民权利，是这项议程中少数几个我们看到民主党投入了实际努力的领域之一，我认为这都很有益。自动选民登记和恢复重罪犯的投票权也应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但除了常规方案，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些地方性的实验。其中之一是基于随机选择的协商会议，这种制度已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欧洲得到实践。我认为这无法取代选举，但可以作为现有选举制度的补充。设想一个社区想推行经济适用房或公共交通项目。围绕这类议题的“民主”意见征询，通常是在中午召开的市政厅会议上进行，结果就是退休人员和社区里最富有的人跑来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换一种方式，随机选择社区居民，让他们研究一个问题，听取专家意见，然后进行商议，结果会怎样？ 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更健康的促进民主的方式，值得我们尝试。
格伦巴赫： 除了这些潜在的制度变革，你还强调了经济民主的重要性。你认为这是民主复兴的必要条件吗？
恩瓦内武： 我认为是。而且它本身显然也是一件好事。一旦你开始谈论民主的重要性，因为它赋予我们政治自主权——某种程度上掌控我们生活方式的权利——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种价值应该只局限于政治领域，而不适用于经济领域。我们一生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从根本原则上说，工作场所也应该享有一些民主权利，我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探讨这方面的理论。
除此之外，经济不平等也威胁着我们政治体制的稳定，理应被视为对整个民主制度的威胁。古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与其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联系，我认为他们是对的。我们刚刚目睹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投入2.5亿到2.6亿美元，然后就在联邦政府中谋得了一个职位。
然而，当我们谈论民主改革时，我们常说要废除“联合公民案”的判决，或者改革竞选资金。为什么这些迟迟没有发生？原因之一就是经济精英自身的权力。政治和经济从根本上交织在一起，而那些希望政治体系更加民主的好心人，往往没有足够重视这一点。 很多书都指出了选举人团、参议院和其他美国政治制度的民主缺陷，但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著作几乎没有探讨经济问题。它们没有解释，经济不平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正是它们所倡导的改革未能实现的原因之一。他们会说我们应该监管政治捐款，却不去思考：我们是否可以做些什么来从源头上减少亿万富翁的数量？在世界上第一位万亿富翁即将诞生之际，这个问题尤其值得探讨。
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治理方式有着切实影响。我们应该用民主的方式来处理经济中的权力和不平等问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赋予工人更多权力，这样，从增长和企业利润中受益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利用权力影响我们政治体系的高管和投资者了。我们应该让工人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受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纠正政治上的失衡。
格伦巴赫： 我们讨论过，我们的宪法体系根本不适应当代的政党政治。宪法里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我们应该有两个政党，但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单一选区制的众议院加上选举人团制度，最终导致了两党制。如果你审视这两个政党，民主党显然比共和党更接近你所阐述的愿景——它似乎更反对独裁，更支持民主。那么，你如何看待你对两党制的论述？
恩瓦内武： 我的意思是，正如我在书的开头所写，我认为民主党去年在实质上是完全正确的。他们在竞选中花了大量时间谈论特朗普对我们体制的威胁，他的独裁倾向，以及他对民主价值观的威胁——所有这些都是千真万确的。
格伦巴赫： 包括所有那些主题行和垃圾邮件？
恩瓦内武： 我认为那些内容都是真实的。特朗普将独裁主义作为治理国家的核心指导原则，其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然而，民主党的这套说辞并没有奏效。它没能赢得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也没能赢得在选举人团制度下获胜所必需的关键选区。
这导致一些民主党人觉得，泛泛地谈论民主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信息——它太抽象了，所以他们必须开始关注“餐桌问题”。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关于民主的经济维度，我们讨论得严重不足。 我们不必在公民教育和家庭生计之间做二选一。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我们可以将民主视为建立一个公正政治制度和更公正经济的基础。我认为这种叙事会引起强烈共鸣——既能打动那些对特朗普治下的独裁感到义愤填膺、认为民主是既有之物需要捍卫的人，也能打动那些在生活中几乎体验不到民主、而独裁无处不在的人们，尤其是工薪阶层。还没有人尝试过这样的信息——“我们正在努力在政治领域和经济生活中创造更多的民主”——但我认为值得一试。
但这首先需要对民主的含义有一个更宏大的理解，这也是我在书中探讨基本原则的原因。我们对民主的理解非常狭隘，只关注选票，而忽略了我们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的运作方式——我们是否在其中真正平等。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一个仅仅围绕抵制特朗普和反对不公正选区划分之类的政治联盟，是无法成功的。我们必须有更宏大的构想，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必须将民主构建为一种理想，其重要性超越了我们参与选举的方式。它具有更深层次、更重要的意义，能够激励我们付出更多。
格伦巴赫： 这凸显了民主党精英层的一个问题。
恩瓦内武： 我逐渐认为，民主党更像是一个自由派人士的公民或专业协会，而非一个真正致力于实现具体政策目标的政党。相比之下，共和党则是由保守派运动驱动的，这个运动对其在美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清晰的规划。共和党将此视为一个长期的计划。共和党内部也有野心家，但整个党派通常都致力于为国家实现某些目标，而民主党则不然。当然，民主党也有一些希望实现的目标，也有一些我们感同身受的选民群体。但他们不像共和党那样拥有一种驱动力——那种“我们都相信X，因此我们都会优先考虑Y，希望在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内实现Z”的信念。民主党就是缺乏这种使命感和方向感。
格伦巴赫： 然而，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的国会政策议程——从废除《平价医疗法案》到为富人减税——却创下了极度不受欢迎的记录，甚至在共和党选民中也缺乏响应。那么，这个联盟是如何在选举中保持团结和竞争力的呢？
恩瓦内武： 我认为答案就在于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制度结构性特征。美国体制中存在着对较为保守地区的偏袒，这使得共和党人得以免受选举后果的惩罚。如果全国所有人的选票都同等重要，如果共和党人必须赢得巴尔的摩民众的支持才能继续执政，那么他们将面临完全不同面。
反过来看，我认为体制现实也阻碍了民主党去发展甚至实现那种宏大愿景。在他们看来，党内左翼有人想要全民医保、绿色新政或全面移民改革，这当然很好。但他们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实现存在结构性障碍，而且这些政策在现有体制下对赢得联邦权力至关重要的选民群体中并不受欢迎。这使得民主党不愿采纳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愿景，也不愿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原则行动。他们充其量只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尽力而为。但他们缺乏共和党和右翼所拥有的那种艰巨的使命感。
格伦巴赫：这是否意味着改革实际上毫无希望？这些结构性不平等已经严重到无法通过一个不同的民主党——比如新的联盟建设策略——来克服吗？
恩瓦内武：我认为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也必须克服。但最终还是要让民主党人相信，这些结构性障碍是该党未来选举的真正威胁。随着人口趋势的持续，参议院的不平等只会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司法系统已经由保守派主导。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严峻的关头，如果民主党想要有未来，就必须认真对待这些结构性不平等，并着手解决它们。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例如，在拜登政府时期，曾有过关于华盛顿特区建州的讨论，尽管最终不了了之。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不通过民主的方式改革我们的体制，那么我们所希望的任何其他事情——更好的医疗、环境、移民政策，以及对生育权利、工会的保护和更高的最低工资——都将难以实现。 我认为民主党内部的联盟是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激活它。而这需要一场关于民主意义的、全新的、雄心勃勃的对话。美国人很少被鼓励去思考政治哲学或基本原则。我们思考的是开国元勋以及他们的愿望——而这几乎是我们想象力的极限。
如果我们想要前进，就必须改变现状。我希望看到抗议和集会上的人们——所有那些理所当然地站出来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人——少说“特朗普在哪五个方面违反了宪法”，多说“特朗普的行为在侵犯我们作为人类所享有的基本民主权利”。
我认为，这种语气的转变，能够极大地推动更深层次的变革。太多民主党人仍然深信，1787年发生了一些本质上神圣的事情。当然，共和党人也有自己一套崇敬宪法的说辞，但他们运用得更具机会主义色彩，正如他们对特朗普的纵容所表明的那样。但正是基于这种信念，民主党人往往不愿去做那些看似违背宪法遗产的事情。
这种态度必须摒弃。宪法实际上只是一份政治契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我们必须重拾对自己主权和自主治理、决定国家方向的权利的信念。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民主的含义和作用——这是我们取得进展的唯一途径。
奥西塔·恩瓦内武（Osita Nwanevu）：《卫报》专栏作家、《新共和》特约编辑，著有《人民的权利：民主与新美国建国的理由》
杰克·格伦巴赫（Jake Grumbach）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德曼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也是《波士顿评论》的特约编辑。他著有《反民主实验室：国家政党如何改变国家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