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开元博客

黄纪苏﹕关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观感和思考

2012-02-13T22:19:00.000-08:00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戴按：黄纪苏是毛左派，但此文也道出一些大实话。黑体字为本人所加。

　　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
　　——引自网上佚名微博　　
　　
　　首先需要交代，本人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能贡献给各位的，仅仅是一些个人零星的观察和不成熟的思考，这些肯定都不在学术研究之列，唯一的希望是它们能成为学术研究的资料。本人把它们放入沿时间—历史的叙述之中。
　　
　　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应当说，也是但也不全是。在社会人文领域，任何概念的边界都该相对模糊、相对开放才好，因为它们所对应的现实本来如此。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这个中国革命要仰仗的力量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他们要大力发展的、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悠悠历史中走来的、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1]。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对于相对稳定的概念，实在太游移不定了。所以，在很多年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最近中国的“左派”陷于分裂，其中一派特别激进的就认为，“工人阶级”不应是现代大企业中、具有城市身份的工人，而应是在城乡间频繁流动的“农民工”，或“流民”，甚或“流氓无产者”[2]。他们虽不一定明说，但确有这样一个意思：工人阶级是毛时代的贵族阶级，如今破落了，只好到公园里唱“红歌”，把头埋进往日的回忆。这样的观点虽不可取，倒也不无道理。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一、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盐政则是社会管理的重要部分。距今2000年前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及会议论文集《盐铁论》成为后来两千年中华帝国统治的一块理论基石。到了中华帝国末期的200多年前（1887年），一名叫弗吉尔·哈特的美国人造访了有着两千年盐业史的自贡，他在在自己的日记中慨叹，全世界哪儿能找到年代如此久远、规模如此宏大的企业。据同时期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有点不幸，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以及阶级关系包括劳资关系等等，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文人的书写工具是毛笔、墨和研磨的砚台。产自端州悬崖峭壁的端砚最为文人所宝爱。一千多年前的著名诗人李贺曾用瑰丽的诗句赞美制砚工人巧夺天工，说他们“磨刀踏天割紫云”。有趣的是，到了把工人阶级奉为“第一阶级的”、并不惮气力搜罗劳动者史料的毛时代，这句诗被唐代诗集的编纂者当做诗人同情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有力证据。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不过经济史中工人阶级状况却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十九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早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就拿中国经济比较繁荣的所谓“民国黄金十年”[3]中间的1933年为例吧，那年的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是249.55亿元，其中属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值占了87.7%，剩下的区区12.3%才归现代工业[4]，能容纳多少工人阶级呢？但既然中国革命选定了苏俄道路，既然苏俄道路上的“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远东最大、也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之一。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结果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他们的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至于苏联或共产国际，他们似乎把中共的失败归因与文弱的书生而非工人的领导，于是指定一位工人当一把手。这个一把手没当多久就被捕了，被捕没多久叛变了，叛变没多久就枪毙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不久也转移到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尽管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中一直名列前茅[5]。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结束了晚清以来中国实际上的分裂局面，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大大扩展了整个工人阶级的规模[6]。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全民）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恨不得几月份怀孩子都等着厂里下指标[7]。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原因不光是这些大家年喋喋不休的“城乡二元体制”[8]。第二，在生产关系中，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不能说没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而且，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9]。第三，我曾在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做过一点点调查，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会玩乐器的青年工人为数不少。第四，对于亲属子女，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军工及高科技保密企业也只招募“政治上可靠”的人群包括工人阶级的子女。教育政策上也是像向工农倾斜[10]。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标语、口号、报刊、党章、小说、诗歌、音乐、绘画、雕塑、银幕等等，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今天很多左翼青年看了毛时代报刊，听了毛时代的歌曲，便天真地以为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那么高。我常对这些年轻人说：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你们想得那么高。
　　
　　毛时代是国家主义型社会主义，党国一体。这种体制的长处是好起来无微不至——坏起来也是无孔不入。在这样的体制中，各个阶层和人群都无法形成自为的独立政治力量。人群只有在面临危难时才会想到抱团行动，而毛时代的工人阶级实在看不出他们有结社集会示威游行的必要，他们的生活被国家照看得不能再好了。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11]，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
　　
　　二、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其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企业发奖金是很普遍的事情。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苦味还要等等。我五年前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其中一位青年工人，走在五线谱一样的大路上，有这样一段独白：
　　
　　三接头倍儿亮
　　毛哔叽倍儿垂
　　奖金倍儿高
　　路子倍儿对
　　电大下课
　　约女友去参加一内部舞会
　　据说一关灯整个一慕尼黑！[12]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则在下跌，但跌幅远远小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第一阶级即军人及其子弟[13]。我19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差不多一倍，她曾笑问我，作为一个东方男人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一倍。而当时的价值汇率，一斤后者肯定折合一斤多前者。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很多人不分青红皂白也不嫌说话啰嗦，管他们叫“大狱里放出来的”。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14]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据说是因为马克思说过这话——马克思好就好在他什么都说过。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5]。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16]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19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将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关于她的下岗，我当日的一些观感还记忆犹新。第一，她没怎么抱怨，因为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17]，收入比原来要多；第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虽然没说出来，但可以感觉到。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18]，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第三，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新自由主义席卷世界，中国改革也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19]。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20]，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走在大路上》前引那位工人此时走在黄昏的街头喃喃自语：
　　
　　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
　　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
　　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找了一天工作，这天，说黑就黑了——车带还扎了
　　
　　由于“改革”的合法性当时还是满满的，没有谁会质疑它。最早起来说三道四的是思想界的新左派。但新左派大多披挂厚重的西方左翼理论迷彩服，很像上个世纪初躲在租界里活动的革命家，他们用特别宜于译成英文的中文讲也不知哪国的事，别说工人了，一般学人听着都费劲，因此，影响范围一直有限。得不到思想支援的工人阶级，除了任人宰割，也就剩嘟嘟囔囔了。再引几段《大路上》的台词：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三：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四：咱也闹不清市委党校都教什么，单位头儿进修了俩月真他妈跟大红门屠宰场学徒回来似的！
　　
　　大路中央的书记—老板们则在交流抢劫经验，蔫损坏的天津卫口音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蔑视：
　　
　　精英一：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别给脸不要脸，趁那什么主义还没凉透，赶紧领俩钱走人，往后下岗，可都扒了工作服，光着滚蛋！
　　精英二：我们那儿有俩戆头跟我论“领导阶级”这个理儿，我说哎呀呀，咱就别撒泡尿照照了，咱还是拿份报瞧瞧吧，扒开眼儿好好瞧瞧，名都改啦——“弱势群体”――我没造谣吧？遇着那干哏倔，就得阴损坏――“领导”？还真拿小鸡鸡当高射炮了！
　　精英三：你说怎么着，那天厂里一楞头青到党委找我，说凭嘛我们下你不下？我说凭嘛，这间屋子就俩人咱不说仨人的话：就凭改革相当于踢球，你踢不过我呗！这小子唰――从腰里掏出家伙，我“啪”――三百块钱工资拍桌上：好样的，你干不了别的肯定胜任保卫工作，我聘你当私人保镖！这小子傻么壳眼的还替他一家老小千恩万谢呢警车就到了――这段儿听着是不是跟惊险小说似的？
　　
　　我十几年前参加过一个座谈会，会上的主流经济学家、部长、省长们畅谈经济形势，他们对工人阶级可能的反抗毫不担心。我记得其中一位主流经济学家说，毛泽东当年井冈山造反，确实不容易镇压，现在高科技时代毛泽东一露头卫星定位导弹就下去了。还记得中国东北工业大省的一位省领导介绍他们那里的社会保障，说那里的工人下岗，每人不到七千块钱便买断，还说做职工思想工作就两条，第一条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第二条认命。当然就全国来说，肯定不止这两条，例如当时国家就力推一首流行歌曲安慰下岗工人，歌名是《从头再来》，由后来2008年奥运会主题歌的男歌手刘欢演唱。这首歌没有谴责和愤怒，只有“记忆”“梦”“爱”以及比早市上土豆还便宜的达观，其中“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成为电视剧中的调侃语了。作为新中国“长子”的东北工业垮得最惨，那里的工人心理落差也最大，他们展开大规模的心理自救运动：东北二人转近乎自虐的自嘲，之所以在白山黑水如火如荼，与那里工业大规模凋敝、工人大规模下岗，陷入无助无告的境地有着直接的联系[21]。人应付承受不了的环境压力，会走自杀和精神分裂两条道，东北人以及很多中国人则选择了第三条道——笑。笑在这些年里已成为中国最大宗的文化消费品了。
　　
　　继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之后二十年，2001年资产阶级也正式加入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就是争讼一时的“资本家入党”。平心而论，毛时代的共产党也很难说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虽然它的政策向工人倾斜。那时党代会上不乏身着工装的工人代表、头裹白毛巾的农民代表。但决定工农命运的并非这些工农代表，而是党国。到如今党代会上是清一色的西装了——代表净是些大款大官和大腕[22]。现在倒是应该问问党和国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了，原因倒也不在于这些精英坐在了代表席上，而在于他们已经蓄积了雄厚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到了问鼎政治、让国家机器一心一意为他们办事儿的时候了。
　　
　　在工人阶级的这场浩劫面前，当代文化表现得异常可耻。中国的文化精英早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把自己当年也积极参与了的罪行通通推给“专制集权”的政治精英去埋单。例如《河殇》的作者苏晓康，1990年代初已为流人，还在海外献计献策，让当局坚决搬开老工人这块改革的绊脚石呢[23]。等到政治精英照他们的意思“壮士断臂”、搬开了绊脚石之后，他们又转而呼吁绊脚石们起来闹工潮，说绊脚石之所以被搬开，都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没有独立工会。除了这些胸有蓝图、先轰工人下岗、再哄工人上街的公共知识分子之外，一般的学者文学艺术家则对成千上万工人的沦落采取装没看见的态度。也许，他们是真没看见。他们1980年代三步并作两步走向戛纳走向柏林“走向未来”；1990年代则齐刷刷钞票似的从一台点钞机直奔另一台点钞机——即便被方舟子验出是假钞也绝不掉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哪来余光顾及别的事情[24]？少数有良知的艺术家留下寥若晨星的见证，包括描写沈阳工业败落的纪录片《铁西区》、描写黑龙江国企工人挣扎的小说《父恩难辞》，描写深圳南方工人苦难的《那儿》以及最近的电影《钢的琴》。《父恩难辞》的作者赵剑斌我认识，他的小说出版极其艰难，更不用说搬上银幕了。感人至深的《钢的琴》虽然荣获东京电影节的奖项，但在国内上映时，友人祝东力去的那个影院放映厅里只坐着他自己，与张艺谋、陈凯歌导演的那些没灵魂没血肉但就是有钱吆喝的商业电影形成刺眼的反差。
　　
　　2003年当国的胡温政府，对1990年代的路线做了某些善后。社会保障体系有所加强，城市低保水平有所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待遇有所改善。这一代工人阶级的问题，政府解决了一部分，家庭子女消化或稀释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交给了时间：随着他们的老去，随着他们逐渐失去行动上的抗议能力，他们的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当然还是他们自己和家庭的问题，但已不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即有城市居民身份的企业职工，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温顺的群体，与正统马列主义照着1870年巴黎、1917年彼得堡、1919年柏林——也许还可以加上1980年格旦斯克——情形所绘制的反抗、斗争的工人形象基本不沾边。但中共的意识形态继承了这个孔武有力的工人标准像，一直把工人看成“不动则已”的力量[25]，以至我们经常听到“关键就看工人的了”“只要工人动起来”之类的说法。但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工人阶级从来也没真正地“动”过。这也可以理解：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要受益者，既没“动”的动力，也没“动”的能力。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地位每下愈况，动力虽然有了，但能力还没有，还没等逼出能力来，甚至还没等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就基本淘汰出局了。2000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发酵，“改革”逐渐用尽了它原有的能量，质疑和反抗随之浮出水面。2006年创作的《大路上》中有这么两句台词：
　　
　　精英一：从前，咱们一提“改革”，干他妈什么不行啊！
　　精英二：如今，他们一听“改革”，就想着锁防盗门拨110——
　　
　　2009的通钢事件，中国国企工人阶级终于第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把一个人或一条狗所应有的血气喷溅在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白皮书上。
　　
　　三、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心目中的“工人阶级”是不包括农民工的。这也不奇怪，农民工是一种工农混合身份，两种身份此消彼长，农忙时是农，农闲时是工，刚“洗脚上田”，又脱鞋下田，有的弃农务工，但离土不离乡[26]，有的离县离省甚至远走深圳北京，身份飘忽不定。不过这些年随着农民工的新老换代，“工”的比例明显占了上风。我去过的农村，交谈过的打工青年中，会做或做过农活的真不多了，他们认同城市生活方式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这种认同上的变化所形成的张力势必对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发起新一轮的冲击，在推动城市化进城的同时，改变既有的“工人”定义。
　　
　　农民工一度也叫“盲流”。这两个字颇为传神，它描画出了一种坚定不移却又不拘一格的原始冲动，就像黑暗中奔行的河流。这股集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于一身的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迁徙[27]，很多人喜欢将它追溯到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认为家庭联产承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这个剩余人口与方兴未艾的城市商品经济所拉动的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一拍即合。这种经济学的解释大致不错，但也有个小问题：以中国的人均耕地水平，剩余劳动力其实不用等到家庭联产承包早就是一个事实了[28]。是巨大的城/乡、工/农差距造就了缩短差距的欲望，是适时的时代变迁尤其是政策转变成就了这个欲望[29]。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打工潮是一场追求平等的运动——当然，相对于打工者在乡间的左邻右舍，它也是一场追求不平等的运动[30]。
　　
　　农民工的出发点是城乡二元体制下极为低下的生活水平、极为艰苦的劳动环境。如果忘了这个起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他们的真实处境尤其是真实心境。这个起点决定了打工者几乎无论往哪儿走都是往上走。往上走也会经历种种痛苦，感受种种艰难，但这其中自有一股精气神，与城市工人阶级的消沉绝望形成鲜明反差。我有回在北京一个商店买了两条便宜裤子，店员介绍我去附近一个省钱的裁缝铺给裤子牵边。那个铺子是一对中年农村夫妇开的，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屋子，差不多成了衣服裤子的密林。工作台、饭桌、床三位一体，上面堆着几摞衣物，其中一摞忽然一动，原来是个孩子看小人书看完了。厕所也兼着厨房，男主人正蹲在马桶边淘米洗菜。门随时被推开，不是顾客来取衣服，就是邻居大妈来搞自助——“还儿你的烙铁好使！”女主人应对裕如，很会来事儿。如果不是配备了这样一种上坡心态，数亿农民工如牛似马的打工生涯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的廉价、耐苦、乐观和规模所合成的“比较优势”，在过去几十年中攻城略地，摧枯拉朽，不仅深刻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了真真切切的影响[31]。
　　
　　就像前面说过的，农民工整体上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当他们从中国社会阶梯的最底层攀登向上，“境”有所改观时，“心”也会随之改变。新一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要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32]，他们心中所想已不再是父兄们的“空手出门，抱财回家”了[33]，他们的心态应该更接近城市的边缘群体或发达国家的二代移民。构成他们人生参照的，已越来越不是老家的左邻右舍，也不是同学亲戚，而是城里的红男绿女了——一些倒饰得跟出口转内销似的农村打工妹，跟二三十年前当保姆、弹棉花的看着已全然两样了。他们正在从小池塘里的大鱼中鱼，变成大池塘里的小鱼。小鱼对苦难会更敏感，对公平会更期待，对大池塘的现状会更不满，但这一切的前提是，小鱼在情感上已不属于小池塘了[34]。2010年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令整个社会惊骇莫名[35]，公众忽然间发现，此农民工已非彼农民工。一个企业如此短时间内如此密集的自杀行为，当然可以有更复杂的、包括精神卫生方面的解释，但这个事件无疑标志着中国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历史转折期[36]：向劳动敲骨吸髓、榨取最大利润的野蛮资本主义，已遇到来自新的底线——读过小说、写过诗歌、没事就泡网的新一代农民工——的以死抗争。
　　
　　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文化圈，近些年对农民工的境遇表现出难得的同情，他们不但兴致勃勃地教他们跳舞、同他们唱歌，把他们拉进“行为”或“装置”艺术，还红着眼圈看他们表演自己的故事。很难想像这些慈爱的面孔头些年会对城市工人阶级冷若冰霜。这其中的原因可稍作分析。首先，农民工还是农民，在社会光谱上离知识分子足够远。有的东西要近了才可亲，有的东西得远点才可爱。农民属于后一种情况，他们更像书中人或画中人[37]。城市工人可惜就没这么抽象。其次，在利益上，农民工对以文化产业及创意产业为生的知识分子群体构不成威胁，他们冲击的，是处于经济低端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农民工以廉价劳动攻克城市工人阶级铁饭碗的同时，拉低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城市中产阶级受益匪浅。再次，在传统阶级斗争理论中，并没有“农民工”的说法，这样一个陌生的概念，不会勾起知识分子的伤心往事。此外，同情农民容易整合知识分子对毛时代的憎恶，因为他们已经论证出来了，是毛时代开始实施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农民的绝对贫困。最后，近一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把一部分知识分子一遍又一遍从虚拟精英的半空活活摔在柏油马路上，这让其中一些感觉敏锐者觉得自己跟农民工也差不来离，甚至还不如呢，同情他们就是同情自己[38]。总之，知识分子整体对农民工的态度，比起1980、1990年代对农民的鄙视和对工人的无视，有了历史性的进步。
　　
　　其实他们跟农民工群体多些往来，回报未必小于付出。去年底今年初著名摇滚歌手汪峰有首不太著名的《春天里》，就是因两位农民工旭日、阳刚的演唱而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首歌讲的是：如今已经是中分背头要什么有什么的艺术家，无限怀念留着长发背着吉他有席梦思不睡非睡桥洞的少年时代即“春天里”。这种近乎无病呻吟的小情小调，缺少摇滚所要求的、有充分社会根据的冲击力。而两位胡子拉碴青头楞脸的原生态农民工，一手拉着亿万农民工几十年冲寒冒暑的浩荡奔走，一手拉着艺术家的个人主义抒情怀旧，真不啻为一笔小生意拉来巨额投资。作为中间人，这二位农民工歌手自然也拿到不菲的“提成”，如今各自都配备上经纪人了。
　　
　　四、
　　
　　最后，谈谈对未来的看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已经进行了数百年的今天，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情况只能越发这样。中国工人阶级的未来，也取决于世界未来的走向。
　　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被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逼上了一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死地求生、后来居上。以社会主义的平等互助为价值、目标、乃至手段的中国革命，也许不是最好、但肯定比其他力量更好地实现了这个任务。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中国用于“维稳”的经费，据说规模逼近军费了[39]。“重庆模式”从惰性十足的官僚体制中横空出世，也说明中国到了非改弦易辙不可的时候。
　　很难说，中国今天不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为它在这条道上走得够顺的了，居然一路走成了“中国模式”，这让许多左翼理论家的预言落空。但问题是，刚准备终结历史就被历史一腿绊倒在2008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看着又是一副穷途末路的样子。这个已经领导了人类发展数百年、把人类领进技术和物质奇境的体制，如今把又把人类领到了马上就要见底的油箱前，领到了照出人类四分五裂的镜子前。这致命的分裂也包括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其中有我说到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分裂，也有我没说到的世界工人阶级的分裂。已经走到坑蒙拐骗地步的现行资本主义体系，不可能缩小更别说消除这些分裂了。我在2008年底写了篇文章，题目是“火烧楼跨，又到了想象未来时候”。世界以及中国还有工人阶级，现在需要他们的理论家和思想家想象另一个世界、另一种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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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中文里，“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常常混用，为近义词乃至同义词，但在某些场合区别也不小。另外“工人”和“劳工”、“职工”也是若即若离。我的印象中几十年前工厂的工人才叫“职工”，如今我在社科院的学者同事，也都叫“职工”了。如今又有人将“工薪阶层”英译成“workingclasss”，实在是浑成。
　　[2]不久前当欧洲发生骚乱时，激进的左翼理论家便马上指出，这正是流民无产阶级的国际版。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dbd70d0100tytt.html
　　[3]据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卷，1912年到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1928年到1936年则为8.4%。
　　[4]中央财委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经济简报》，转引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北京。
　　[5]有一件轶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那是1948年底，共产党经20年“农村包围城市”终于要进入北京，毛泽东率领党中央临时住在北京西郊的香山。毛患有失眠症，他睡觉的时候周围一点噪音最好也没有。但那天离他卧室不远却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有水暖工人在那里干活，警卫战士回忆说当时急得不成却又不敢前去制止，因为干活的就是如雷贯耳的“工人老大哥”，是中国最先进的阶级。
　　[6]据《中国工会统计年鉴200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1952年为1531万，1965年为2408万，1975年为5152万
　　[7]其实集体企业尤其是所谓“大集体”也享受同样的待遇，只是程度稍低而已。但和今天农民工近似的“合同工”情况就大为不如，所以文革其间他们曾闹过一场小小的风波。
　　[8]大体以1958年颁布户口登记条例为标志。
　　[9]这种主观距离以及社会、政治距离，都不是瞄准收入的基尼系数所能量度的。说到基尼系数，毛时代大体在0.3上下，如今飙升到0.5左右了。基尼系数并不总是不平等的最佳指标，例如，文革初期的不平等，用“红五类”“黑五类”的社会政治排名就比基尼系数要实事求是得多。
　　[10]前不久见到一位从事音乐剧创作和评论的老人，像其他那一辈知识分子一样，他对毛时代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但大学招生政策是个例外。他说要不是“毛主席的政策好”，他根本干不上这一行。因为公共艺术教育在当年是一种奢侈品，音乐的早期教育全由家庭来承担，这就使得不少有音乐天分却无家庭背景的孩子被埋没，无缘进入（中等和高等）音乐院校学习。好在毛时代的音乐学校降低入学考试的技术门槛，取消了多声部一项，因为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只买得起笛子，见都没见过钢琴。他说，“等我进了学校，有了钢琴，和声这些我很快就赶上去了，起码不比那些世家子弟差。”
　　[11]工人阶级曾被一次次推到“领导阶级”的位置上。1957年，当官僚集团不能容忍知识阶级的批评而决定反击时，第一个或第二个动作就是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工人说话了”的文章。1960年代末作为文革主力的知识分子‘造反’失控时，“工宣队”被派去回复秩序。1970年代中期镇压四五运动，也是打的“工人民兵”的旗号。1980年代反对知识阶级的“自由化”时，记得当时党的意识形态负责人邓力群就在报纸上催促“工人阶级”站出来说话，忘了知识分子也刚刚被他们提拔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2]据说全国总工会1980年代初曾搞过一次内部的职工思想调查，又据说百分之六十几的受访者被问到“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时选择了“资本主义好”，理由是“钱包鼓了，还可以乱搞”。这个调查的真实性固然可疑，但改革开放的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对西方或未来性自由的期待，则是很多人私下都同意却又不好意思公开承认的。
　　[13]中国有位传奇人物李春平，就是老红军的儿子，他在文革末期加入了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解放军。文革结束后转业当了一名普通职工，失落之余打架斗殴判刑坐牢，出狱后便频频出没于外国人光顾的饭店。其英俊的外表终于引起了一位好莱坞老奶奶的注意，老奶奶将他带回无数青年梦寐以求的美国去同居。十几年后，他携带着老奶奶留给他的巨额遗产以及禁止他再婚的遗嘱附加条款回到中国，从此乐善好施，曾被誉为“中国慈善第一人”，2006年出版《忏悔无门》，风行一时。
　　[14]在中国当时的语言体系中，“科学”也可掉过来作“学科”，从事文史哲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一度都被视同“科学家”。
　　[15]知识分子可谓改革前十年的第一阶级，他们今天羡慕老板，一口一个“张总”“李总”，而当年的张总李总却把他们羡慕个不成，居然给自己想出“管理教授”这样不三不四的名号。
　　[16]一般叫“鸭舌帽”，一度是中国招贴画上工人的标准佩戴。
　　[17]“受雇”、“老板”之类在当时是很陌生的词汇，毛时代也用，但多用于被中国革命推翻了的“旧社会”。老板一词最早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开始流行，他们给教授当researchassistant，于是爱说boss或老板。揣摩其口吻，似乎也多少流露了一种时髦而浅薄的价值取向，因为这些留学生在1980年代初国内读本科的时候就喊出“宁要资本主义的剥削，不要社会主义的贫穷”的口号。
　　[18]这在1990年代初的媒体上曾有过议论，多被解释为城里人当惯了“爷”，吃不得苦。
　　[19]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从1997年的7千万到2003年的不到4千万，呈锐减趋势，转引自常凯主编《中国劳动关系报告》，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81页。关于九十年代中期到两千年初期下岗工人的总数，不同研究者的估算出入极大，有说2000万，有说4000万，还有说6000万的。这并不奇怪，首先“工人”的定义就有分歧，是仅仅产业工人呢，还是也包括第三产业的商业职工？其次“下岗”的标准也不清晰，“待岗”算不算？“内退”怎么算？再者，有人登记了下岗，有人没有。
　　[20]参见本人2004年写的《经济学家与资本家的性关系》，《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21]参见本人与祝东力的对谈《笑里藏着什么？》，《艺术评论》2004年2期；祝东力《小丑的夜晚：关于东北二人转的所思所想》，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b5b01d010007z3.html。
　　[22]据已故法学家、宪政学者蔡定剑的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到了最近的第十届，工农代表已从第四届的51%，下降到第十届的不足4%。转引自邋遢道人的网文《工农代表占51%时不说，4%时要改献策为“谋策”？》，http://www.wyzxsx.com/Article/view/201109/262258.html。
　　[23]见苏晓康1990年代初发表在《中国之春》上的政论。我在戏剧《切·格瓦拉》里，曾把他们想法压缩成一小段台词：“工人阶级哪儿是什么先进生产力呀，顶数他们落后，垃圾！有他们赖在岗上，科技就甭想进步，效益就甭想上去。”
　　[24]参见本人的《3+X：国家、西方和市场之间的文艺琐谈》，载《博览群书》2003年11、12期或本人博客，http://blog.voc.com.cn/blog_showone_type_blog_id_67251_p_1.html。
　　[25]相形之下，官僚阶级对读书人的能量一贯轻视，觉得他们只会摇笔杆子、耍嘴皮子，成不了气候，大概是到了1989年才转变思想，实事求是。后来通过211工程以及最近的社科创新工程等等形式对知识分子的大笔投入，想必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有一定关系。
　　[26]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乡镇企业职工人数1980年为三千万，2007年为一亿五千万。
　　[27]据《2010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估计，总数多达二亿四千万，见http://www.gdcct.gov.cn/politics/china/201105/t20110524_494758.html
　　[28]1960、1970年代还集体化的时代，“冬闲”时节，公社一般会组织农民修水库什么的，其实也是一种为剩余劳动力创造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用民间幽默的说法就是“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供—需以及所谓劳动力的“剩余”，其实也有辩证、相对的一面。
　　[29]同注26。乡镇企业1980年人数为三千万；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镇做工、经商、办企业；1985年人数接近7000万。亦见《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7日。
　　[30]关于平等与不平等运动既对立有同一的辩证关系，我在《高高低低话平等等》中有更详尽的讨论，见《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1]城市里的很多行业，如餐饮、快递、建筑装修，甚至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就算城里人想干，恐怕也拿不起来了。发达国家的一些低中端产业也遭遇了同样的冲击，气得他们直烧中国的裤子。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世界的城市，他们在享受便宜商品的同时，丧失了生产它们能力和机会——谁也不可能哪头都合适。
　　[32]据调查显示，92.4%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62.5%的人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这个比例远高于他们的父辈。见《农民工对城市满意度：二代不如一代》，《新华日报》2010年8月10日（http://news.163.com/10/0810/07/6DN65GOU00014AED.html）
　　[33]这一时期农民农工最突出的问题是欠薪，结果是空手离家，空手回家。农民工讨薪的艰难测量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野蛮程度。参见笔者前不久写的《农民工讨薪六法》，《凤凰周刊》2011年17期。
　　[34]忘了是《天涯》2000年具体哪年哪期了，上面登了一组在珠三角血汗工厂打工、后在火灾中丧生的农村女孩日记，她们悲惨的境遇让人动容。日记中提到，城市再难，也绝不回去了，因为“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在融入城市生活的决心上，男女间会有一些差别，因为性别文化通过婚姻为二者提供的机会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跟1980、1990年代中国在西欧北美的留学生境况仿佛。
　　[35]在维也纳这次会议上，来自西方的与会者听到有关十三连跳的介绍都称“太可怕了”。我跟其中一位说，如果富士康工人不跳，还像一代农民工那样无动于衷，那对西方才真可怕呢。
　　[36]十年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在谈论“刘易斯拐点”（Lewisturningpoint），似乎说的早了一点。不过就长期趋势而言，这个转变迟早要到来。但考虑到中国巨大的农村人口以及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异，这个“点”会是一个相对漫长而模糊的时间段。
　　[37]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是，这些年“三农”同环保绿色一道几乎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口香糖了，成全并维护着他们的爱心和高尚感。
　　[38]有位女诗人将自己的漂泊潦倒经历稍做移情，创作了一组悲愤而有力的现代诗《弱势群体之歌》，其中失意知识分子和农民工光影交叠，都分不清彼此了。参见笔者《世路上行走的诗行》，《与精英保持距离》，九州出版社，2009。
　　[39]这条消息在媒体上耸动一时，不过，在政府财政预算中并无“维稳”一项，有的是“公共安全”，其2011年预算为6244亿，超过了国防预算。正像有论者指出的，这个界定含糊的“公共安全”预算有可能夸大了实际的“维稳”经费。但定义更含糊的“维稳”，其实际花销也有可能比6244亿还大。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形势下，有些在财政预算中会落在非“公共安全”的开支下，如近年藏、疆两地开工的一些“民生”工程，是跟维稳直接相关的。
　　
2012-1-29

ZT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新探

2012-02-13T21:01:00.000-08:00

作者﹕姚齐源宋晓丽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

戴按：对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毛左派根本不承认大量饿死人，右派认为饿死3000多万以上。个人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应尽量避免受政治意识形态干扰。我的估计是至少饿死1000万人，跟此文估计数字比较接近。

　　按：考虑到一般读者阅读方面起见，我们将本研究报告中涉及到的数学模型和具体计算，都放到附录之中。本研究报告共有8篇附录，其中最重要的是附录1，它介绍了笔者为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人数，所建立的“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因此，建议了解概率论和模糊数学的读者尽可能阅读附录1，为此我们优先将该附录1刊出，可以到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tn3g.html
　　或宋文彬文史资料研究-搜狐空间：、
　　http://songwenbin2010.blog.sohu.com/
　　查阅。其余7篇附录，主要是正文中不便于详细展开的计算过程，其重要性不如附录1，所以我们今后陆续在上两个博客中刊出。

　　引言：不尽其多，不尽其少，唯尽其真
　　“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已成为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各论点交锋激烈，对抗性强。概而言之，目前有三种流行观点：
　　“多派”观点。“人口损失数”一案，最初可能是起自《墓碑》一书，该书可以说是这一派观点之集大成。杨继绳在算出“饿死1600万人”的基础上一加再加，从算“饿死”到算“少生”（即“应生未生”），使用的数据也是从国内到用国外，最后一直加码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损失7600万”。此论带有明显政治需要的色彩，刻意将损失人数说到“多多益善”。
　　“少派”观点。针对“多派”关于“饿死”的概念不清，所用统计数据“自相矛盾”、计算方法可疑等，一些论者又出现了将人口损失数说到尽量少的倾向。例如有人说当时“非正常”死亡的只有300万、100万、20万，个别论者甚至说根本没有饿死人，也不真实，其政治色彩亦不可谓不强。
　　“真派”观点。最近，孙景泽在《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一文中，针对国家统计局数据按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人口增加与按总人口算出的不相符合，提出了因户籍人口“非正常变动”未能及时统计所导致的这一矛盾，初步解释了五、六十年代人口统计中的某些疑惑，这将有利于研究向真实情况逼近。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对人口异常变动求真的“真派”观点的代表作。不过，该文并未对“损失数”作出正面回应，所以其结果尚难差强人意。
　　由于“多派”目前实际上左右着舆论主流，引来了“少派”怒责，整个社会都被种种偏于极端的声音所遮蔽，加之目前“真派”的人数不多，因此对此问题的研究一直难有突破。有人提出：能否在普查中增加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的调查项目，或者彻底清理当时户口档案等办法解决之。此设想若能实现，固然可能彻底解决问题，但毕竟事过境迁50年，其间又经历过“文革”人口档案严重损失，此法显然又不大现实。在实际中，更多的人采取的是典型调查，再加以“正常”出生率和死亡率为基础的估算法。此法比较符合人们看问题的习惯，但在目前的舆论氛围中，又极易带上种种主观因素，其结论亦难以置信，其实《墓碑》采取的就是这种做法。因此，“人口损失数”实际上已成了新中国的一桩最重大、也最难解难断的历史公案。
　　出于研究人员的职业特点，笔者对此坚持“真派”思维，努力立足于现有资料，从目前流行思路中找出问题，改进方法，走了一条与“多派”、“少派”都不同的新的探索路子：深入分析研究现有主要估算方法的问题，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人口生态实际，通过对比研究，建立起“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据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最可能”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诚然，笔者断不敢言自己的数字就准确，但求其能最接近真实，并愿与那些求真者诚恳磋商，以期在不断深入的讨论中，更加逼近历史的真相。
　　一、漏洞百出的“人口损失7600万”
　　《墓碑》中的一个“7600万人口损失”（“饿死3600万人”，“应生未生”4000万人），震惊了中国，轰动了世界。这个结论，是杨继绳在种种计算和比较后，“基本同意”人口学家王维志估算的结果。《墓碑》先后引用了王维志等国内外10余人的研究，尽管这些人估算的具体方法各有不同，但归纳起来，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怎样确定中国人口的“真实”数据，二是如何确定合理的“正常”死亡率、出生率。王维志估算也如出一辙。
　　1、关于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性
　　1）“少了1486万死亡人口”究竟出自哪里？
　　据《墓碑》介绍，王维志在“寻真（实数据）”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国家统计年鉴（下简称“年鉴”）数字中的“总数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不相符，来了一个“两劣相权取其最劣”：1959年取自然增长的低者，1960、1961两年则取总人口的多减少者。二是，“根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回推，1961年人口应当是64508万，比原统计减少1486万。”有了以上两点，便把按自然死亡率算出的1959-1961三年的总死亡数，从3608万增加到了5721万。然后，再将1958年死亡“781万人作为1959-1961年三年每年的正常死亡人数”扣除，又经过杨继绳的再加码，最后便得出了3600万这个举世震惊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饿死人数”（以上引文均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墓碑》p995-p99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020404_16768.htm），1964年6月底的全国大陆总人口，为69458.2万人（扣除台港澳人口，下同），而王认为有“造假嫌疑”的年鉴人口数，为69835.5万人（按照年鉴规定算法取前后两年底数的平均数），只多了377.3万人。拿普查数回推到1961年，用总数增长得出的比年鉴数少317.5万人，用自然增长得出则少352.5万人，都找不出那个“1486万”。我们翻来覆去地阅读《墓碑》的相关计算过程后，实在是找不到任何线索，无奈之下，只好把所有12种可能的回推都做了一遍，只有用年底数按自然增长算出结果少1387.7万人稍微接近一点（详见附录2），但这又显然属于偷梁换柱。所以，这事确实需要王、杨两先生出面解释一下，否则，凭空捏造出一个“1486万”，这也是要“上史书”的。
　　2）所谓“数据调整”
　　除了王维志外，《墓碑》举凡的10余位论者，几乎都要按照普查数据进行“回推”或者是“重算”。实际上，年鉴的数字已根据普查数据调整过，所以误差都不大（附录2）。例如，被认为是最不准确的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国内人口为58260.38万人，而年鉴人口为58139万人，误差仅0.21%；被认为比较准确的1964年普查，误差为0.54%。就其本意而言，普查本身就是为了弥补通常使用的抽样调查的缺陷，其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对年鉴数据进行合理调整，这在统计年鉴中是有说明的。而且应该承认，在政风比较好的60年代中期，除了“户籍非正常迁移误差”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外，多数调整是相对可靠的。王维志那种“找碴回推”，显然是画蛇添足。
　　3）有罪推定
　　《墓碑》中不厌其烦地提到按总数增长和按自然增长计算的人口数之间的矛盾，并据此推断当时普遍存在着为了多得口粮、隐瞒过多死亡而搞数据造假。丁抒甚至提出了一个所谓“良知猜想”，说他同意金辉的一个判断：“‘统计人员出于职业的良知，有意保留了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而人口增长率就是他们保留的真实数据。”（《墓碑》，p996）。按照此“造假”逻辑，如果说1959-1961年自然增长数低于总增长数属于多报有“好处”，那么1955-1958年少报了人口1180万，又意欲何为？总不会是在那个“人多热气高”的年代干部们想展示自己计划生育的成就吧？这种有罪推定法，使一些研究者可以随意选择甚至重编数据，以至于出现了“两劣取其最劣”的劣行。
　　4）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吗？
　　为迎合某些国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心理，《墓碑》还刻意用了三位外国专家的估算数据，并美誉其中某人如何地无偏见云云。笔者对此不想多加评论，只提及一件往事：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发表的《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报告汇编中，有利奥?奥林斯《中国人口的矛盾能解决吗》一文，刊登了美国商务部和作者分别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p135-158），这里摘出1959-1961年部分与《墓碑》数据比较（见表1）。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应该说其治学态度更加谨慎。其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数据变动方向，与《墓碑》中做引证的几位完全相反：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是大增。这里是不是另一类的“立场所致”姑且不去论之，但人们至少可以看出，外国的月亮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圆。
　　单位:万人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中的估算《墓碑》中引用外国专家的估算
　　美国商务部奥林斯班久蒂科尔卡洛
　　1959年 67207 66453.5 65110 65430 65400 66335
　　1960年 66207 67905.8 66280 65070 64510 65343
　　1961年 65859 68996.2 67410 64480 64626 64994
　　60年比59年增加 -1000 1452.3 1170 -360 -890 -992
　　61年比60年增加 -348 1090.4 1130 -590 116 -349
　　表1 同样是外国人，对同一对象的估计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
　　2、关于“正常”标准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墓碑》用外国数据算出的“‘洋’正常死亡率”，都高达16‰以上（见表2），比书中的中国专家的估计高出约4-5个千分点。须知，按照杨氏估算法，在三年时间里，这些千分点足以把“非正常死亡人口”减少约1000万。于是，围绕这个“正常”，出现了若干疑点。
　　“正常死亡率”（‰) 班尼斯特数科尔数卡洛数
　　55/57年 20.2 20.7 17.5
　　64/66年 11.7 11.7 14.5
　　总平均 16.0 16.2 16.0
　　表2 “‘洋’正常死亡率”，大大高于11‰
　　1）11‰左右的死亡率“正常”吗？
　　王维志用1958年死亡数作为三年正常死亡数，其实是把1958年不到12‰的死亡率作为了“正常”。《墓碑》中多数专家的做法其实都与此接近：丁抒的“正常”死亡率是1957年的10.8‰，曹树基则用某些选择出的年份算出“正常”增长率去推算“正常”死亡数，被曹所师从的金辉，与杨继绳一样地用平均法求取“正常”死亡率，只是时间点不同而已。他们的结果，是都得到了一个11‰左右的死亡率作为“正常”。那么，为何几位洋专家的正常死亡率会比《墓碑》作者们高出那么多呢？
　　为此，笔者对一些亚洲和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过程进行了统计回归分析（表3），发现：这些国家的死亡率从20‰下降到10‰，通常需要23-32年时间，远远多于中国建国初期的8年时间（1949-1957年）；而从20‰开始，8年以后死亡率平均只能大约降至15.7-17‰，也远远高于中国相应时段降至的10.8‰。如果再注意到它们的8年后平均死亡率为16.3‰，这个数字与《墓碑》中挑选出的几位洋专家的数字很是接近，便不难猜出：见多识广的洋专家们，多半是在做了类似比较后，不敢轻率接受11‰这个“正常”。（附录3）
　　国家从20‰降至10‰需要时间(年) 从20‰起8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从20‰起10年可以降至的死亡率(‰)
　　印度 32.6 16.9 16.2
　　孟加拉国 20.7 15.3 14.3
　　印度尼西亚 22.3 15.6 14.6
　　伊朗 23.5 15.8 14.9
　　韩国 26.2 16.2 15.3
　　巴基斯坦 27.0 16.3 15.5
　　菲律宾 32.3 16.8 16.1
　　泰国 35.8 17.1 16.5
　　土耳其 28.0 16.4 15.6
　　埃及 29.0 16.5 15.8
　　平均 27.7 16.3 15.5
　　方差 4.8 0.6 0.7
　　表3 亚洲与中东若干国家死亡率下降的一些情况
　　须说明一点，当某一国家或地区出现大规模移民等特殊人口变化时，会出现特例，台湾省就是一个典型。在1947-1952年短短6年中，其“粗死亡率”就从18.2‰快速降至9.9‰；但考虑到当时有100多万大陆人口迁入（当时台湾仅有700多万人），且都是素质偏高的人口，无疑对其死亡率下降作出了“特殊贡献”。
　　2）“正常”死亡率是一个“点”吗？
　　注意到上面计算的一些亚洲与中东国家的死亡率变化规律时，用了“XX-XX‰之间”这样的表达，这实际上暗示了一点：“正常”死亡率不是一个确定的点，而会有一个范围。丁抒、王维志、曹树基等，都确定地选择了某一个数字作为“正常”死亡率（或者死亡数），杨继绳倒是不同，还计算了平均值（据他自己说是为了“消除偶然性”），那么作为国内一流工科大学清华出身者应该知道：他平均出的“正常”，就不会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有波动范围的数字区间。更重要者，如果要提高数据的可靠性（或言“增大估计概率”），还必须把数字范围扩大，比如杨计算出的10.45‰正常死亡率平均值，理论上只有50%的可能性（即0.5的概率，奇怪的是杨说这个数据造假那个数据造假，为何不说这个“超低死亡率”也是“人口政绩造假”？），而如果要提高到使人信服的95%概率，这个“正常”死亡率就要扩大到8.10-13.34‰之间；反过来，这才能使“非正常”死亡率只有5%发生机会而成为“小概率事件”，具有足够显著的“非正常性”。但这样一来，不同的“正常”之间，却出现了超过1000万人之“误差”。顺便说一句，有95%把握的“正常”出生率在29.33-40.87‰之间，这将把“杨氏少生人口”的误差增加到2000万左右。
　　在反驳《墓碑》的文章中，都对书中使用的“非正常死亡=饿死”说法提出了质疑。该书在969页中提出了这一“公式”：“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到后来则随意使用，如在998页就有：“王维志仅粗略估算……三年饿死3378.3万人。”“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其实，“非正常死亡”有很多种类，例如工伤、交通事故、战争……都不“正常”，即便在饥荒年代，也会有类似这些“非正常”。更重要者，即便是有饥饿因素，也有一个对某人死亡的影响程度问题，1957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57岁（http://www.100md.com/html/paper/1002-9567/2009/16/03.htm），1959-1961年差不甚远，那么，一位70多岁的老人当时去世了，其中“饥饿因素”有多少？“寿命因素”又有多少？就很难界定。百度百科中对“饿死”的定义是：“生物长时间没有进食后造成生命体的生命特征消失，死亡的一种方式和结果。基本原理是因为饥饿的缘故。（http://baike.baidu.com/view/637952.htm”）此概念其实也很模糊的：多长时间叫“长时间”？致死的“基本”原理是饥饿，那么还有没有其它原理？
　　可见，“非正常”死亡其实是一个不确定性强、内涵很多、因此很模糊的概念。这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使用“正常”与“不正常”这样具有截然不同概念的效果，很容易导致人们认为这二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而实际中的“非正常”与“正常”之间是模糊的。据此，在估算非正常死亡时，还要能够正确评估在何种程度上的“非正常”死亡。
　　3）“正常”是单向的吗？
　　上面的讨论又带出另一个问题：除了“超高死亡率”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超低死亡率”？因为，既然把高于正常死亡率上限作为非正常的“过多死亡”，那么，低于正常死亡率下限的也就不会是“正常”的。新中国建国后仅8年时间，就把死亡率从20‰降到了10‰，按照上述亚洲和中东10国的平均值计算，出现这一结果的可能性在1%以下，这种超低死亡率，与超高死亡率一样，同样也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也属“非正常”——“第二类不正常”。可见，超高的与超低的非正常死亡率双向并存，是一个重要特点。
　　换成出生率，便不难理解这种“第二类不正常”。如果把三年困难时期的超低出生率叫做“少生”，那么如果出现了超高出生率，就有点类似（但不等同）于计划生育政策中所说的“超生”。推而广之，与“多死”现象一样，也还有“少死”。而《墓碑》一类文献中，为了强调“损失”，其实在有意回避“正常”的这种双向特征。
　　4）“正常”是“直线”吗？
　　杨继绳在《墓碑》中有一段可算是高度概括其“算法原理”的话：“在1949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渐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72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这期间，死亡率确实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墓碑》，p968）按照杨继绳说的两条“直线”计算的结果是：到了1971年，中国“正常”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将分别应该达到40.47‰、7.05‰和33.42‰，比实际数字竟然可以分别高出9.82、-0.27和10.09个千分点。注意：当时10个千分点可就代表着七、八百万人口！
　　可能是发现了其中漏洞，杨继绳在2010年第78期“燕山大讲堂”关于“饿死人”专题的演讲中，悄悄做了一个改动：“……1957年—1964年人口趋势是连续的，死亡率是一条略微向下的倾斜的曲线，出生率是略微向上的曲线。”（http://view.news.qq.com/a/20100827/000049.htm，黑体是笔者加的）把《墓碑》中的“直线”改成了“曲线”。数学不咋的但擅长文字游戏的杨先生，大概知道“直线”是“曲线”的特殊形式，所以要“‘曲线’救己”：既不让人感到前后不一，又可以防止“杨直线”造成的上述尴尬。不过，他的“曲线”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能否堵住他的漏洞？我们就只能拭目以待了。
　　这就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必须能够正确描述死亡率或者是出生率的变化趋势。
　　3、关于如何验证
　　杨继绳在对蒋正华的研究结果进行了一番“验算”后说到：“按数学常识，一种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可以用另一种方法来验算。但不知道为什么验算的结果有如此大的出入？”（《墓碑》，p991）此唐突不逊之言，多半要让蒋正华心中暗笑：蒋明明说他的计算与一些学者“正常死亡扣除法”不同，而杨却还硬要用自己规定的方法，甚至自己规定的“正常”年份，去“验证”蒋的数据，算的结果与蒋不同，就说蒋经不起验证，这无异于强加于人。不过，杨提出估算方法需要验证这一点，还是可取的，只不过不能是“我加于人”，而是要“人加于我”，而且不能用单一方法验算，还需要多种方法验证（附录6）。这里，我们用与杨氏算法无关的外部计算对他的方法进行验证：按照《墓碑》中各省数据计算的“非正常死亡”和“少生”，用四川、山东二省之间三年困难时期基本数据关系，去推算山东省的总死亡或总出生数，最后观察推算数与实际数的误差。结果是：总死亡数的误差为67.5%，少生误差为114.1%，明显偏高。杨继绳可能要说各省数据都有造假可能（《墓碑》中却说地方数据要真实一些），所以误差依然很大。但是后面我们会看到，如果方法得当，误差却小得多。
　　二、“《墓碑》估算法”的根本问题，在于其“研究”远远偏离了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特征
　　综上所述，除了在原始数据上做某些随意“修改”外，《墓碑》中那些“人口学家”们的共同问题，是把本来不确定的“正常”，当作了确定的“正常”；把本来是有高有低的“正常”，当作了死亡越低越“正常”、出生率越高越“正常”；把本来是非线性变化的“正常”，当作了线性的“正常”。当然，“专家”们可能要说这是在短期内的近似估算，但问题在于，如果竟然会“近似”地出现了1000-2000万“饿死人口”误差，对这种极其敏感的数字来说，就实在是离谱了。
　　那么，“《墓碑》估算法”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违反人口生态的阶段特征
　　按照比较公认的人口学理论：
　　农业社会的人口呈现出如下特征：即婴儿存活率低，阶段性的饥荒和低营养，对流行病的抵抗力差，高出生率，高死亡率，死亡率呈现大幅度波动状态，出生率也相应变化，平均寿命低。
　　即是说，建国初期中国人口，应该有着农业发展阶段死亡率与出生率大起大落波动的明显特征。以杨继绳的年纪和农村生活经历，应该了解建国前中国农村人口生态之恶劣和脆弱：农业生产力极度低下，基本没有稍微现代化一点的大型农田水利设施，化肥、农业、良种培育等技术使用几乎为零，但凡遇到一点点灾害、战祸，死亡率就会急剧提高。解放初期开始改变，但当时的中国毕竟还未脱离农业社会，人口生态脆弱的基本状态短期内难以大变。
　　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由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后者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
　　（自进入工业革命时期后）死亡率就开始持续下降，这种下降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
　　这就使新中国初期进入了一个人口生态的“转变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死亡率剧降……属于早期扩张阶段。……
　　……中国的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生育控制因素作用更强；另外，内部差异大，多种人口转变阶段同时并存。（以上三处引文均出自《人文地理学》第四章，http://wenku.baidu.com/view/219a61c76137ee06eff91893.html，黑体字是笔者加的）
　　综合上述两点，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生态基本特征，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阶段特征的并存：既有着工业社会早期的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相应变化的过程，又呈现出农业社会的大起大落，很不稳定的现象。杨继绳为写《墓碑》阅读了汗牛充栋的书籍与资料，就应该了解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这个阶段人口生态的脆弱与血腥：即便在那些“正常”国家，也无法避免殖民主义战争的恶行，甚至制造出了人类社会的顶级灾难——世界大战。“《墓碑》估算法”，完全漠视、或者说完全不懂得这一基本特征，没有从建国初期中国人口生态剧烈动荡的“转变模式”中，去研究“正常”、“非正常”这些概念的时代特征，及多重的、复杂多变的“模糊”内涵，以简单代替复杂，以清晰代替模糊，去处理一个极其复杂的重大历史课题，所以才会错漏百出，经不起检验。
　　2、影响人口变动的是单因素还是多因素？
　　《墓碑》有一个实例，可以说是作者对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缺乏常识的一个样板：为了说明GCD的“坏制度”是导致饥荒的唯一因素，完全否定灾害的影响。无须否认，“大跃进”的决策失误，确实对那场饥荒起了主要作用，这与当时的制度也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该书第十四章《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中，列举了大量数据，说明三年困难时期是一个自然灾害“正常年份”，还刻意挑选出其中灾害最轻的1959年作为比较参考系：“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1959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墓碑》，p646）就显得颟顸无知。
　　这种比较首先本身就很不严谨。实际上，如果分时间段（而不是仅仅比一年）进行统计比较，1959-1961这三年的成灾面积大于其它四个年段（1956-1957，1962-1963，1977-1979，1980-1983）的概率，低者近60%，高者过80%。至关重要者，作者回避了一个农民出身者的基本常识：粮食生产条件的巨大变化。与灾害“尾巴年”1962年相比，到改革开放开始前的1978年，中国耕地面积只增加了7%，而化肥、农机、机耕、灌溉等条件，都是以最低47%，最高1100%多的倍率增长，“保产”的强度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使得1978年的粮食单产比1962年增加了92%，到1983年更是增加了158%。自然灾害所能起的影响，固然就会小而又小了。按照杨继绳的逻辑，“文革”应属“GCD坏制度”的登峰造极，就更应该是“饿殍遍野、尸骨如山”，但人口为何不仅未“多死”，按“杨氏法”反而会算出“少死”了3200万人？为何未见“少生”，反而猛烈多生1.5亿人？
　　所以，除了灾害明显低于三年困难时期的1956、1957两年而无须比较外，杨继绳提到的其余相比年份都不具有可比性（附录4）。《墓碑》作者在搜集“灾害资料”时，不惜篇幅用大量图表、数字进行佐证，并刻意表现出自己和被访者如何客观，可惜，他把自己快要打扮成气象学家的同时，忘记了自己是在研究人口而非气象。
　　众所周知，影响人口变化的因素是大量的，复杂的：种群、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都会或多或少、此时彼时地影响着人口生态变化；仅就粮食这一基本影响因素而言，它本身又包含了诸多的增产与减产因素。因此，非一个简单的“制度”即可以解释一切。因此，对人口异常变动的估算，就决不能脱离这样一个“大量性因素影响”的人口学基本特征。《墓碑》中有一个颇能糊弄人的说法：“（王维志）知道各地报上来的数字是多么不准确，如果用精确的数学工具来处理这些数据，显得滑稽。”（《墓碑》，p998）这里姑且不去说杨继绳时不时把估算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二位叫不叫“滑稽”，这句话本身就有点缺乏统计专家的常识：“不准确”的存在，恰恰就说明影响人口的因素既多又复杂，恰恰说明需要使用概率统计学、模糊学这些专门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问题的工具。否则，因为“不精确”，就可以像王维志那样“两劣相权取其最劣”，或者像杨继绳那样“精确”地计算出一个“超低（高）”的“正常死亡（出生）率”，甚至像丁抒那样干脆就用自己猜想的“良知”去决定出一个“正常”……结果都把小概率的结论当成了大概率的，这又叫不叫做“滑稽”呢？
　　3、被刻意回避的人口失控
　　记者出身的杨继绳极其渴望能制造轰动效应，他在妙笔生花地描绘出各地饥荒时期的“惨景”后，多半是感到缺乏“定量分析”，于是依仗自己有工科毕业的背景，贸然算起了“饿死人帐”，可惜的是，此公被“高级（记者）话语权”腐蚀到病疴沉重，为追求语惊四座而过于胆大心粗，在“饿死3600万”震惊世界的同时，给自己招来了一个大麻烦：如果按照前面他讲到的那条“杨直线”计算，中国到1971年的“正常”人口的总量应该超过94000多万，比实际超出近1亿人！
　　如此一来，我们自然也就应该重新回到“批马寅初”的路子上去了，因为按照马老的观点，50年代中国超过的20‰人口增长率就已然过高，应该加以限制（见《新人口论——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2516/）。
　　人们不难注意到，厚达1200多页的《墓碑》，绝口不谈马寅初老人1957年就急切关注的中国建国初期的人口失控问题。书中所引用的一百五、六十篇专著、回忆录类文章中，也找不出一篇与马寅初有关的文章。这绝非苦心“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杨继绳忘记了这一点，而是因为这位缺乏根底的“学者”把握不了中国人口中的一个矛盾和难题：如何解释人口“重大损失”与“严重失控”之间的矛盾？其实，杨继绳在“研究”中稍微多过一下脑子，就应该反问一下自己：被他大胆地提前10余年“实现”的11-12‰这样一个“超低死亡率”，为什么连洋专家们都不敢用？用个人电脑普遍使用的办公软件office中的EXCEL软件就可以观察到的中国死亡率和出生率，到底是什么样的“直线”？用“杨直线”可能算出什么样的荒唐结论？……若此，他老人家也就不至于会制造出上述远负母校培养、近辱个人智商的怪异数据来。
　　三、新方法：“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
　　1、“阶段人口生态曲线”模型简介
　　1）模型基本特点
　　尽管《墓碑》在人口统计上很拙劣，但它所提供的教训却不能不认真吸取，以防止犯类似错误。根据上面的种种分析，笔者建立起了一种的新的估算模型——“阶段人口（死亡率、出生率）生态曲线”。现以死亡率为例对其特点略加说明（有兴趣者可详见附录1）：
　　——对于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客观上存在着一条逐渐下降的指数型人口曲线——阶段人口死亡率曲线，也可以说是“平均死亡率曲线”，描述着不同时点上不同的平均死亡率。例如，1958年平均死亡率是12.94‰，1960年降至12.03‰，1962年更进一步降至11.17‰。由于指数曲线比之线性模型更符合寿命变化的特征，这就不仅解决了正常死亡率的非线性变化问题，而且还引入了人口生态学规律。所以要以“生态”冠名。
　　——须用概率理论中的数理统计方法（回归法），以实际数据为基础求得这条指数曲线。熟悉概率统计学的人都知道，统计方法适合于处理人口在大量性因素影响下具有不确定性特点的问题，这就使“大量影响因素”和“不确定性”的人口生态特征得到了体现。
　　——在靠近平均曲线的上下范围内，有一个“正常死亡率区间”。例如，1960年正常死亡率下限是11.65‰，上限是12.41‰，在这个范围内，都属于正常。这就解决了“正常”有波动范围而不是一个点的问题。
　　——在远离平均死亡率曲线处，有一个“异常死亡率界线”。须注意：根据前述人口生态描述，异常死亡率也应有高、低两个。例如1960年的“超高”的异常死亡率的下限是14.33‰，“超低”的上限则是10.9‰。这就解决了前述“双向”问题。后面会看到，双向特征可以解释清楚中国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的矛盾。
　　——于是，在正常死亡率和异常死亡率之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模糊死亡率区间”。这可以说是本模型最突出的特点。还是以1960年为例：在正常死亡率12.41‰到异常死亡率14.33‰之间，及11.65‰到10.9‰之间，分别有高低两个“既非正常、又非异常”的区间。这在模糊学上叫“二属区间”，也就是正常因素与异常因素同时起作用的区间，不过1960年是饥荒年，所以不会出现死亡率的“低异常”，而只有“高异常”。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1960年吃不饱饭后去世，其死亡原因，显然既非全是寿命这一“正常因素”（因为他很可能本来更高寿却因为饥饿而提前去世），亦非全是饥饿这种“异常因素”（因为他已超过了当时的预期寿命很多）。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死亡率越是靠近12.41‰时，正常因素影响就越强；而越是靠近14.33‰时，异常因素影响则越强。对此，下面我们将用模糊数学去分出三种“异常死亡人口”，以体现复杂因素影响下异常死亡率具有二重属性。顺便说到：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不再使用“非正常”这样非此即彼的概念。
　　出生率的曲线特征类似，有能力的读者不难类推。
　　2、三种异常（死亡率）
　　在正常与异常二种因素同时起作用情况下，用模糊论的方法，可以将异常死亡分成三种：
　　1）“最低（异常死亡）数”。此即实际死亡率高于异常死亡率时所多出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例如，1960年异常死亡率为14.33‰，而实际死亡率为25.43‰，那么，用二者差额11.1‰算出的那部分死亡人口741万人（表4），就属于这一类。显然，这是没有模糊性的“绝对异常”死亡人口，所以真实异常死亡人口一般不会低于这个数字。
　　2）“最可能（异常死亡）数”。即模糊死亡率区间中靠近异常死亡率方向很近的区间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对这一部分可以用统计法估算之，并将之加到“最低异常死亡数”中，以提高异常死亡人数的可信程度。比如说，1960年的“理论模糊死亡人口”共有128万，用“概率-模糊学”分析，其中有15.87%、即20万左右，属于异常因素影响远远大于正常因素的死亡，因此需要把异常死亡增加20万，这就出现了“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761万人。比起最低数，这一部分不属于“绝对异常”；但是如果不加上这一部分，异常死亡数估计就可能会偏低。
　　3）“最高（异常死亡）数”。即在模糊死亡人口区间里，异常因素影响超过正常因素的那一部分死亡人口。在1960年128万既有正常性、又有异常性的模糊死亡人口中，由于无法确定二者中哪一种处于“更优越”的地位，便不妨认为各占了一半（64万人）；反之，如果按超过一半计算其中有“异常属性”的人口，就可能会被看成是异常因素多于正常因素了，这显然没有确凿理由。于是1960年最高异常死亡人口为805万人。当年一名65岁左右、有饥饿经历的死亡者，大体就可能被算进这一部分人口中。
　　有兴趣的读者不难类推，出生人口也有这三种“异常”。
　　3、“正常”、“异常”与“模糊”
　　至此，我们可以再概括一下关于“正常”、“异常”一类的定义：所谓“正常死亡率（出生率）”，是指那种在一定人口生态阶段中，可以持续下去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异常死亡率（出生率）”，是违背了某一个阶段人口生态基本规律、从而无法持续下去的、过高或过低的死亡率（出生率）；而所谓的“模糊死亡率（出生率）”，则是既有某种可持续性、又有着某种不可持续性的死亡率（出生率），这种死亡率中有着偏正常的部分，又有着偏异常的部分。
　　有了这样内涵比较确切、合理的定义，就可以使我们的分析与研究更加深入。
　　4、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
　　本模型还有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学特点，就是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人口生态参数（附录1）：
　　1）“半衰期”。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下降一半所需要的时间。它反映人口生态的改善速度：半衰期越长，人口生态改善速度越慢。
　　2）“稳定性”。即人口参数（死亡率、出生率）波动幅度的强弱，本指标越高稳定性越强。这对于深入分析处于转变模式中的国家（尤其是在我国建国初期）人口参数波动，特别有意义。
　　一般而言，半衰期与稳定性之间往往是矛盾的：半衰其短（死亡率降速高）时，稳定性往往有所下降；稳定性高者，半衰期一般又比较长。这对于综合评价一个人口系统的生态特征是很有意义，我们放到最后一节中再详述。
　　四、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最可能”的异常死亡人数，为812万人
　　1、异常死亡人数
　　用上述人口生态曲线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异常死亡人数（见表4）：最低不少于769万人，最高不多于942万人，最可能数字是812万人。根据前述分析可以认为，使用812万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
　　考虑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导致人口异常减少的主要人口生态因素，是粮食短缺引起的饥饿；但是，这不等于说这812万人都是饿死的，尤其是在769万最低异常死亡人口之外那一部分。因为前面我们已经阐明过：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只能说饥饿是当时导致异常死亡的主要原因。
　　年实际死亡率(‰) 平均死亡率曲线(‰) 模糊死亡率下限(‰) 异常死亡率下限(‰) 杨氏“正常死亡率”(‰) 最低异常死亡人数(+)(万人）最可能异常死亡数(+)(万人）最高异常死亡数(+)(万人）
　　1959 14.59 12.48 12.87 14.86 10.47 -18 3 48
　　1960 25.43 12.03 12.41 14.33 10.47 741 761 805
　　1961 14.24 11.59 11.96 13.81 10.47 28 48 89
　　平均 14.33 总计 769 812 942
　　表4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人口异常死亡情况
　　表4还将1959-1961年的平均死亡率、模糊死亡率、异常死亡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都列出，读者不妨将之都与实际死亡率比较。对比表3可见，本文所估算的三年困难时期异常死亡率最低为13.81‰，最高为14.82‰，平均为14.33‰，仍低于那些亚洲、中东国家11年后（按照从1949到1960年为11年比较）死亡率达到的平均值15.5‰。
　　2、异常少生人数
　　用人口生态模型估算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异常少生人数”（详见表5），估计不低于709万人，不高于1386万人，最可能人数约为922万人。
　　年实际出生率平均出生率曲线(‰) 模糊出生率下限(‰) 异常出生率下限(‰) 杨氏“正常出生率”(‰) 最低异常少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24.78 32.52 33.83 40.51 35.1 -88 -142 -260
　　1960 20.86 31.96 33.25 39.82 35.1 -320 -373 -489
　　1961 18.02 31.41 32.68 39.14 35.1 -475 -527 -640
　　总计 -709 -922 -1386
　　表5 三年困难时期异常少生人口数
　　必须再次提到的是，杨继绳说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是违背实际情况的。建国后出现过两次出生率正常下降：第一次是1954-1957年从约38‰下降到约34‰，第二次是1964-1971年从约39‰下降到约31‰。其实，计划生育并不是马寅初的首倡，目前查得到的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在1954年4月给邓小平的一封信。有意思的是，信中讲到：除了“目前我国人口出生数相当高”所以“（节育）不致有何不良影响”外，主要是考虑到下面反映的“已婚女同志生孩子太多的困难”，可见，工业化初期人口自我抑制态势，很早就已在中国显现。如果杨继绳不知道这个基本情况，倒还可以说他是“无知者无畏”；而如若他知道，那才真有造假之嫌了，因为他的“正常”出生率就是用他那条“杨直线”造出来的。
　　这两次人口自我抑制，致使出生率比死亡率有更大幅度的波动。这本身也就意味着：当时的异常少生，虽然主要是源自饥饿（922万人），但也有相当数量（约464万）还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例如生育上的自我抑制因素等。
　　表中也列出了1959-1961年的平均出生率、模糊出生率和异常出生率，及杨继绳的“正常”死亡率，供读者比较分析。
　　五、与“多派”和“少派”估算的比较
　　一开始就说过：本文的估算肯定不会精准，但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条件，要完全弄确切人口损失数字的可能性，业已不存在。所以，可取的做法，是比较各种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以观察哪一种更接近真实。
　　1、与“多派”的比较
　　本文提出的最可能异常死亡812万人，比“多派”的3600万损失少了约77%。这个“误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1）“政治误差”。《墓碑》中刻意挑选出的有名有姓的中外专家学者11人（包括杨继绳自己，也包括“异见者”陈一咨等），他们估计“饿死人数”的平均值为2967万人，方差为912万人。以此计算，概率大于95%的“饿死人数”应该为不低于1142万人，而超过3600万人概率仅有25%。（附录5）杨某选择出一个可能性如此小的结论，显然不是什么方法造成的误差，而只能解释为出于某种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误差”了，而这个“误差”居然可以高达77%。
　　2）人口学误差。前已用亚洲和中东10个国家的样本分析过《墓碑》在人口生态上的毛病，须特别提到的是，“被（杨继绳们）正常”的11‰左右的这样一个死亡率，美国是快到1950年才达到的，当时其人均GDP已高达9000多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被杨继绳们推崇为“最正常”的国家的标准，当时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中国，要么属于“超正常”，要么就是死亡率不“正常”地低。这就意味着误差又被增大了若干个千分点。
　　3）算法误差。前面已多次讲到，杨继绳等人将一个本来误差很大的数字，进行了“小概率、高清晰、无误差”估计，这进一步增大了误差。
　　显然，如果对“非正常死亡”扣除77%的“政治误差”，再扣除人口学误差和算法误差，杨继绳3600万“非正常”就要下降到1000万以下。据此不难判断：本文的估计，肯定会比“多派”的数字更接近真实一些。我们使用前面讲到的方法进行了验证（表6），误差确实都远远低于《墓碑》（附录6）。
　　山东三年总死亡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实际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229 319 -28
　　本文最高数 264 319 -17
　　墓碑数 534 319 67.5
　　山东三年总出生数（万人）验证　推出结果实际误差(%)
　　本文最可能数 157 328 -51.9
　　本文最高数 198 328 -39.7
　　墓碑数 702 328 114.1
　　表6 用四川与山东1959-1961年实例验证结果
　　“多派”对本估算一个最可能的批判，可能来自持“金辉-曹树基估算法”思维的人士。对此，在附录1的末尾将会给出一个说法。
　　2、与“少派”的比较
　　“少派”在反驳“多派”时，反复强调需要确义“饿死”概念。前已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杨继绳等人的论点确实站不住脚，但如果过分地纠缠于这个概念的“清晰度”，不仅自己同样犯了“多派”要“变模糊为清晰”的错误，而且多少会让对手认为有回避问题之嫌。这就不是“少派”本来应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也失去了争论的意义。还须看到的是，缺少数量分析是目前“少派”的一个重要缺憾。所以，笔者还是期望“少派”能够认真面对这桩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新中国第一大历史公案”。
　　与“少派”的具体比较数字接下来还要讲到，这里先说两个旁证。一是，时任四川省温江地委书记的宋文彬在其“文革检查”中讲到：1957-1962年，该地区人口减少8-9%（实际数约50万）。尽管这个数字与实际可能会有一定出入，但考虑到宋亲历过四川大饥荒中调“过头粮”之事，90年代又曾为反驳东夫等人肆意夸大川西“大跃进”和饥荒情况写过正视听的文章，所以他的数字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问题的严重性。二是，笔者先后找过四川的蒲江、彭县、仁寿、乐至、雅安、资阳、遂宁等地的农友，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当年“过粮食关”、“吃食堂”（四川农民对1959-1961年饥荒的别称）的情况，虽然不如《墓碑》说得那样“阴风惨惨日月无光”，但因饥饿而早逝的情况却比较普遍，从幼儿到青壮年，几乎各年龄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早逝现象。所以，笔者希望那些出发点善良但思想方法不当的朋友，万勿轻言“根本没有饿死人”这种脱离当时实际的话。
　　3、两派都自相矛盾说明了什么？
　　前已说过，按照“多派”的观点，中国的死亡率1958年即降至约11‰，而这是类似国家需要20-30年才能完成的转变，这就等于是默认了：中国的人口生态，在建国后短短10年内就完成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飞跃式进步。——而这与“多派”们常要指责的GCD执政下的中国长期“落后”甚至“倒退”，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而按照“少派”的观点，如果中国当时“非正常死亡”不超过300万，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推算（与“少派”观点接近的孙景泽是肯定了这些数字的），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的“正常”死亡率仍高达21‰，这就意味着建国后的中国的人口生态甚至退到了1949年以前。——而这与“少派”认为新中国实现了巨大社会进步，显然也是自相矛盾的。
　　以旁观者眼光看，观点迥异的“多派”与“少派”各自都出现了论点上的自相矛盾，说明他们都多少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国的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因此才会过度地用立场说话，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及至顾此失彼。那么反过来顺理成章的是，接近真实的数字，也就很可能介于这两派之间。
　　至于对人口的“损失”与“失控”矛盾的问题，我们放到下一节中去解决。
　　4、期待“真派”拿出更接近真实的结果
　　本文提出的估算法，是在分析研究“《墓碑》估算法”漏洞基础上的改进，与现有方法比较可能与真实比较接近一些，但尚不敢言能最后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就至少还有两个疑点：
　　第一个疑点：四川的损失数占全国的比重问题。用本方法估算，四川三年困难时期“最可能”异常死亡人口约占全国的50%。尽管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四川异常死亡率占全国比重确实很大，与其人口所占11%左右的比例，还是显得反差大了一点。当然，由于我们使用的是“概率-模糊法”，比例本身有某种不确定性；如果再考虑“异常迁入/出”因素，比重会有所下降（附录8），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第二个疑点：验证误差问题。表6显示出的本方法误差，低者近20%，高者超过了50%，尚属偏大。尽管这其中有数据来源不同导致的出入、计算口径等因素的影响，但毕竟存疑，也须进一步研究。
　　所以，本估算方法尚未能完全消除估算中的不确定性。我们很赞同“真派”从当时中国人口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问题（例如注意到中国人口城乡之间大迁徙导致的“户籍非正常变化”）。所以，如果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使更接近真实的“真派数据”出现，这也算是笔者期待的收获。而最接近真实的数字，很有可能是多种“真派”方法综合估算的结果。
　　六、深刻的历史教训
　　尽管812万的异常死亡不及《墓碑》说的四分之一，但看了仍然感到格外沉重，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带血的历史教训。为此笔者深感，对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异常变动一事，还须做更深入的探讨。
　　1、面对脆弱的人口生态，须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我们将中国与印度做了类似时期（大致在死亡率从17‰下降到7‰这个阶段）人口生态参数的比较（见表7）。须说明的是，中、印两国在人种、自然环境、发展水平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人口生态可比性不强；另外，由于原始数据的缺乏，两国的死亡率生态曲线可比性也不强，印度的人口生态参数有被高估的可能。但做一个粗略比较还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
　　半衰期（年）稳定性
　　中国 30 20.5
　　印度 45.8 57
　　中国比印度(%) -34.5 -64.0
　　表7 中国与印度人口生态比较
　　1）在类似阶段，中国半衰期比印度短了34%。即是说，中国只用30年时间就可以完成该阶段的死亡率的减半，而印度则须用45年。说明在人口生态改善的速度方面中国明显优于印度。
　　2）但中国人口生态的稳定性，却比印度低了64%。换言之，印度在这方面又明显好于中国。
　　一些人喜欢把做印度叫做“正常国家”，从上述数据看似有些许道理：印度或许未出现过中国那种突然的异常死亡，人口增长相对稳定；不过，印度的这个“正常”亦不无值得商榷之处：其死亡率长期难以下降，说明该国异常死亡累计数不会很低。而印度“无为而治”的人口自发调节，导致其异常多生越来越多，不仅造成了经济发展负担，还可能成为世界资源的一个潜在威胁。
　　可见，建国初期的中国人口生态，是一个改善速度快但稳定性差的矛盾状态。如果人们仅仅从比较习惯的方面去观察（死亡率下降速度一般比稳定性更直观一点），中国当时的人口状态是相当令人乐观的，这就至少在表面上为当时的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可能误判中国人口态势的依据。而当时的人们却无法观察到：这又是一个那么不可靠的依据，因为当时中国的人口生态的稳定性方面，甚至比印度这样的贫穷大国还要差。这或许是当时决策者们对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的灾难性后果思想准备不足的一个潜在原因。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在人口问题上的一个极其沉重的教训是：面对于一个人口生态脆弱的系统，必须防止重大决策失误，否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作为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新中国，与绝大多数处于同类时期的国家一样，在剧烈的人口“转变模式”中难以避免所谓的“工业血腥”；而真正需要防止的，则是重复犯这类错误，而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打了一次又一次的血腥殖民主义战争不算，还要打两次具有毁灭性的世界大战，那才真正是历史之大不幸。所幸者，这种“血腥错误”自1962年以后中国再未犯过，即便在“文革”那样“最大失误”中，亦未轻易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并在良种、水利设施、化肥等等方面，不断提高粮食生产外部条件，为后来的人口生态不断改善奠定了基础。
　　2、“四川饿死人最多”的严重教训：“牺牲局部”要适可而止
　　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异常死亡人数占全国的49%（见表8），比其人口比例高出三倍多。这一特殊情况，使《墓碑》从大书特书一直到罄竹难书，制造出了“文革”后继承造反派遗志第二次“搞臭”一个40年前的“走资派”李井泉的政治奇观。
　　四川最低异常死亡人数(+) 最可能异常死亡数(+) 最高异
　　常死亡数(+) 最低异常出生人数(+) 最可能异常少生数最高异常少生数
　　1959 173 180 196 -27 -36 -55
　　1960 187 194 209 -59 -68 -86
　　1961 24 30 44 -56 -64 -82
　　总计 384 404 449 -142 -168 -223
　　全国 769 812 942 -709 -922 -1386
　　四川占全国(%) 49.9 49.8 47.7 20.0 18.2 16.1
　　表8 四川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损失及占全国比重
　　除了数据分析比较离谱外，《墓碑》中关于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最多”这个说法，本身应该说无大疑问。笔者在有关文章（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lc7e.html）中，分析过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过多的两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是1959年在“一线”负责的中央领导与四川领导一起确定在四川搞“1000万亩‘万斤田’”的决策失误，导致了当年四川粮食比全国多出一倍的剧烈减产；二是在粮食已经减产过多的情况下，中央为了确保事关全国稳定大局的京、津、沪、辽等不出事，又对四川调“过头粮”。不过，这些分析都仅只是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进行的，笔者当时没有机会去展开分析另一个问题：四川的人口生态的特殊性。
　　表9是四川与全国在人口生态方面的参数比较（考虑到可比性，这里的数据与前面中国与印度比较的数据不同）。从中不难看出：
　　1）四川的死亡率半衰期仅比全国长5.3%，远比中国与印度的差别要小。这就表明，在人口生态上，当时四川与全国的在死亡率下降趋势是基本一致的，都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里就完成了死亡率减半。这就很可能使人产生一种“四川粮食出现短缺即便有后患，也不至于过大，至多与全国其它省差不多”的错觉。
　　死亡率
　　半衰期稳定性
　　全国 19 16.7
　　四川 20 7.2
　　四川为全国的(%) 105.3 43.1
　　表9 四川与全国人口生态比较
　　2）但如果看死亡率的稳定性，四川与全国的差别就很大了，低了一半还多。这就意味着，一旦出现某种对人口影响很大的因素，四川的人口死亡率发生的波动幅度（剧增或者剧减），就会更加强烈。这正是当年四川出现严重人口问题的一个突出的人口生态原因。
　　这里有一个人们容易忽略的因素。众所周知，历史上对中国人口生态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战争。从建国之前到建国初期，有两场战争对四川人口影响很大：一是抗战。“……四川壮丁实征数为2609748人，居全国壮丁额第一位……则四川的总征兵额远远超出300万之数。……而当时四川总人口不过4000多万。”（http://bbs.tiexue.net/post_4115579_1.html）再就是抗美援朝，四川出兵也是最多的，据介绍，这场战争志愿军共牺牲183108人，四川牺牲21051人，占11.4%（伤的数字肯定要更多一些）。这个数字虽然不大，但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两场战争时隔不久，有叠加效应；二是伤亡的都是精壮劳动力，所以对四川人口生态影响就特别大。（附录8）
　　如果当时能对此有认识，中央就应该认真对待李井泉等地方领导的意见，尽可能分散压力，多从那些人口生态比四川稍微好一些的地区调粮。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四川三年困难时期遭遇到的惨创，不至于多年后四川一些人对此心存怨恨。这种怨恨，不仅导致了“文革”中当地一些人的泄愤，武斗混乱甚于全国；也导致四川后来会出廖伯康这样的谎言制造者，和东夫这种把建国后“文革”前的四川说到暗无天日的“作家”；还引出了李井泉这位川人怨气久难平息的悲剧式人物，去作为“GCD坏制度”的“形象代表”，隔三差五地拿来说事。可见饿死人问题对四川影响之深远。
　　当然，人类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人们无法用60年后才得出的认识去指点先贤，只能从“四川调过头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吸取极其深刻及至惨痛的教训：如果拿一个人口生态十分脆弱的区域去为全局作过度牺牲，其不利影响将会是相当深远的。
　　3、高度重视“第二类异常”
　　前已反复说过，《墓碑》中一个突出问题是：用杨继绳那种半瓶子醋的“人口损失学”，无法解释中国建国后既出现过所谓的“人口重大损失”、但又主要表现为“人口失控”这种矛盾现象。本文最后来解释一下这个矛盾（附录7）。
　　首先来估计人口失控数。用出生率生态模型不仅可以计算异常“少生”人口，同样还可以计算出异常“多生”人口（表10）：1962-1971年间，中国出现了异常多生人口2420万，扣除1959-1961年最高少生1386万人，净多生仍高达1034万人。这对于一个人口增长过快的大国来说，显然是出现了人口趋势重大逆转，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就不像“《墓碑》估算”的那样，得出的结果会把计划生育政策置于尴尬境地。
　　年最高异常出生数(+)（万人）
　　1962 114
　　1963 592
　　1964 352
　　1965 312
　　1966 155
　　1967 120
　　1968 292
　　1969 226
　　1970 220
　　1971 37

　　总计多生 2420
　　表10 按照适度模型计算的“异常多生”人口
　　年最低异常少死亡数(-)(万人)
　　1953 -3
　　1954 -22
　　1955 -48
　　1956 -74
　　1957 -85

　　总计 -232
　　表11 异常“少死”人口
　　其次，再来观察另一个相当重要的、但又难以为人注意的人口学现象：“少死”。前已说过，死亡率也有“第二类异常”。表11便是1953—1957年中国出现的“异常少死人口”数字，这个数字不大，只有232万，却有重要影响。众所周知，建国初期，为了使中国尽快从长期战乱对经济社会的巨大破坏中摆脱出来，GCD倾尽党政军全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了包括饥饿救济、医疗帮助、社会救助等诸多的服务，以稳定政局，这就得以在短短期间里，使中国人口生态有了突飞猛进式的改善，不仅保障了超常的高出生率，还导致了超常的低死亡率。这在当时，无疑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这种“举国体制”，却又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可以承受的水平，最终是难以持续的。这最后造成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由于人为地提高了一段时间里的人口存活数，使得三年困难时期死亡率出现了一种反弹性的偏高；另一方面，由于“第二类死亡率”是一种缺乏可持续性的“推迟死亡”，使最多高达942万的异常死亡人口中，有232多万“推迟死亡”者，这最终使所谓的“人口损失”数，比人口失控数仍少了330万（表12）。须特别指出的是，《墓碑》中给出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应当达到的10.45‰这个“正常”死亡率，已与1959年的异常死亡率下限10.47‰几乎相等。这就意味着，杨继绳要求中国人口应继续按照那种难以持续的超低异常死亡率去控制；换言之，也就是要求中国在人口发展方面，坚持杨继绳们一直指责的“举国体制”，来一次显示GCD“政绩”的“人口大跃进”。
　　人数（万人）
　　“多死” 942
　　“少生” 1386
　　总“损失” 2328
　　“少死” 232
　　“多生” 2426
　　总失控 2658
　　总失控 – 总“损失” 330
　　表12 人口失控是主要方面
　　这就比较合理地解释了：为何中国在出现杨继绳们所谓的“重大人口损失”后，仍然会继续“人口失控”。实际上，中国出生率的半衰期长达43年（实际稳定降到1949年的一半即18‰以下，是1993年），这就更是不容置疑地表明，人口失控是当时中国人口生态的基本方面，“损失”尽管有一定的影响，但远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大。
　　2010年11月14日——2011年6月25日

ZT資本主義需要重新設計

2012-01-30T21:14:00.000-08:00

（作者﹕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總編輯張力奮 2012-01-26）

一年一度的達沃斯論壇，都在一月份的最後一周舉行，已有42年歷史。每年都有個宏大主題。它是一個精密的“議程設置“工程，用來測試該年度全球政界商界和意見領袖的脈搏和體溫。

今年的主題是 “Big Transformation: Shaping New Models” (大轉型：尋找新模式)。對來自中國的與會者，這類主題很熟悉，是老生常談，甚至有時空穿越的錯覺。

值得一提的是，過去30多年中，改革、轉型和新模式這些用語，幾乎獨用於中國、越南以及前蘇聯、東歐一黨威權國家向市場經濟的演革過程，但很少用於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思考和反思。1979年之後，中國由復出的務實派領導人鄧小平主政，開始改革開放。30多年來，雖然對轉型的理解一直存有差異，但它已成為中國社會從上至下最恆久和高度認同的集體意識：不改革，中國別無出路。我們很少聽到“改革資本主義”的呼籲，可能是基於一個共識或前提：彼岸以市場經濟和選舉民主為特徵的資本主義實踐，已在制度競賽中勝出，已成型完備，進入長期的穩定。

這次看到達沃斯會議手冊上“大轉型：尋找新模式”的字眼，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三年之後，面對歐美經濟的結構性危機，達沃斯論壇——這個全球資本主義的信奉者和推進者，不得不思考改革了。長達五天的議程，有近300個分會場的討論和活動。頭天清早，第一場就是“資本主義大辯論”。我趕去旁聽時，過道上已站滿了人。

主持人問，20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能否適應21世紀的現實？開場伊始，他對在座的幾百位代表做了一個舉手民調。結果發現，將近一半在座者認為，資本主義無法應對21世紀。兩成左右覺得資本主義並無大礙。餘下的是謹慎的游離派。

五人嘉賓陣容，頗有象徵意味：國際工運最高領導人、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全球工會聯盟（ITUC）的總幹事長、澳大利亞人巴羅(Sharan Burrow)；金融界領軍人物、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首席執行官莫尼漢(Brian T Moynihan)；芝加哥大學金融學教授讓江(Raghuram G Rajan)；私募基金——凱雷(Carlyle)聯合創始人兼總裁魯賓斯坦(David M Rubenstein)；以及電信集團阿爾卡特-朗訊(Alcatel-Lucent)總裁佛瓦言(Ben J. Verwaayan)。

每位嘉賓都代表著不同的利益和價值訴求：工會勞工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學界的，跨國服務業的。

達沃斯雖是資本主義大本營，但崇尚多元，也不懼爭議。它每年都邀請不少工會領袖出席，80年代還曾邀請與鐵娘子撒切爾鬥法的英國煤炭工會領袖斯卡基爾(Arther Scargill)演講。在那次演講中，斯卡基爾宣告說，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死亡。

坐在正中的巴羅女士率先亮明勞工階層觀點。她說，富人避稅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游戲。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資本主義已失去方向；公司擁有有過多權力；金融業正將你致於死地。

“資方人士”佛瓦言立即反駁：“資本主義仍是全世界很多人很嚮往的制度。它創造了財富，機會和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價值和理念沒有大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應用？”（這段話令我想起，中國80年代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爭論中，也出現過同樣的邏輯——共產主義理論沒有問題，問題出在實施。）

巴羅搶過話頭，再度抨擊。她說，高失業率和貧富差距拉大，顯示資本主義制度正在失效。“商業界已經失落了道德的羅盤。我們必須重新設計模式。我們必須重新啟動。制止貪婪。除非雇主，工人和政府坐下談判，這個制度將繼續走向失敗。”

私募基金經理人出身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近來遭到批評，被指責交稅太少，低於一般中產階級的稅率。針對富人避稅的指責，美洲銀行總裁莫尼漢聽後覺得坐不下去，作了辯護：“世界上沒有人想多加稅，除了巴菲特先生。羅姆尼只是按章辦事，交應交的稅款。如果大家不滿意，可以提出來，要求修改法律，讓他們多交稅。”

魯賓斯坦則看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 “現在世界上有兩種資本主義，一是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西方資本主義，另一種是中國和新加坡為代表的國家資本主義。至少從目前看，中國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創造了更多的工作機會和效率。如果西方資本主義不改良自己，國家資本主義就會最後勝出！”

印度裔的美國教授讓江，在討論中思維最為慎密。他提醒大家，收入差距的加大，大體上是因為高等教育投資的回報的提高。其實，尋租行為在高收入群體中也很有限。對兩種資本主義之間的角力，他有不同看法。他說：“只要貧窮國家在經濟上能趕上發達國家和它們的產業，國家資本主義就不會成功。兩種資本主義都有其局限。但西方有一個強項，就是創新。以前，資本主義的日子比現在好過，是因為需求就在家門口，現在則要創造全球的需求。”

他還談到，財富分配是個大問題，主要集中在富國的市場經濟模式，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增長已放緩，低於預期。而這些國家的公眾對生活水準的高預期，是超前消費，是國家能力所不及。

當下，歐洲一些國家就業慘淡。西班牙和希臘等國，失業率高達30%至40%，失業的多半是年輕人。巴羅女士說，她是全球勞工的領導人，她要看到的是一個沒有剝削的就業環境，企業要在全球各地創造就業機會，不要用一個地方的就業來犧牲其它地方的就業。她呼籲，公司須每年拿出2%至3%的年收入用於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顯然，莫尼漢覺得，進入新世紀才12年，關於主義的討論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他說，假如把今天的討論往前推100年，也就是1912年，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他說，現在如果回顧一下，資本主義還是或多或少履行了它的承諾，無論是就業，財富還是社會理想。現在，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工作機會受到威脅，影響增長的風險加大，經濟周期無法消除，加上貧富差距，這些都是制度的弱點。

佛瓦言在回應其它嘉賓對資本主義的反省時說：“我們不要過於懷舊，要向前看。現在的問題是，政府不知道方向，我們也不知道方向。這是一個未知的世界。面對新技術，24/7已經不夠，要的是25/8。”

提問時間，一位代表激言：你們臺上五位嘉賓，為何沒有一個人為我們目前的處境承擔一些個人責任？

聽完這場火藥味的辯論，在場的一位FT資深同事感到很失望。他說，討論中，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擁戴者，還是反對者，觀點都過於模糊，談得過於空泛，對資本主義制度甚至沒有作基本的定義。

我的看法，倒是稍有不同。第一，資本主義碰到了百年來之大變局，必須改革。這個議題由大家戲稱為“全球資本傢俱樂部”的達沃斯提出，來自堡壘內部，用意良苦，是個很有價值的開端。

第二，嘉賓們未能找到一個彼此認同的剖析資本主義的思路，也可以理解。大家都是資本主義機器的一顆螺絲釘，已很久沒人就資本主義的存在和價值發出如此的質疑了。

第三，過去30多年，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敏感問題一直用“不爭論”來消解。但達沃斯無緣享受這種特權，因為繞不過去。這場不如人意的辯論，至少告訴我們，除了喬姆斯基這樣孤獨的永遠的批判者，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和得意者，正在啟動反思。

資本主義正在生一場大毛病，但它並不需要退場。即便對它的批判者來說，它仍是不完美的制度競賽的優勝者。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正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一個獨特的時代：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和中國式的威權主義，將不再互為敵手，而是同時進入一個制度的自省和改革期。在全球化的運行中，在資本、商品、人力和思想的流動中，這兩種制度的互動，到底會結成怎樣的果子？尚沒有答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進入21世紀，現在輪到資本主義舉起改革的旗幟，開始它對制度的重新設計和修補。

郑永年：当代资本主义面临两大结构性矛盾

2012-01-29T13:35:00.000-08:00

(来源：参考消息网)

戴按﹕郑永年看到了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危机的某些原因----欧洲的社会福利太高，美国的两场战争，金融业绑架政府等。但他说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想让更多穷人拥有住房，导致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显然不符事实。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欧美国家中最差的。福利制度远远高于美国的加拿大，就没有发生房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真正原因是布什政府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

郑教授寄希望于强人政治，其潜台词是新加坡模式乃最佳社会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30多年来基本上是以新加坡为师。

随着全球金融及经济危机的持续发酵，危机效应逐渐蔓延至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层面。当前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什么？它是西方国家金融制度的问题，还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层危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走向将产生何种影响？围绕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

透过现象探究危机根源

《参考消息》：您如何看西方国家当前的危机？

郑永年：2008年开始的国际经济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发达国家，即欧洲和美国。欧洲和美国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太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则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欧洲国家主要是社会福利制度危机，社会福利推动着政府债务危机。欧洲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已经不足以维持那么高的社会福利。欧洲的政治制度迫使政治人物继续通过政治方法来维持这种社会福利，危机成为必然。

但2008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也是美国政府一再提高社会主义成分的产物。美国政府想解决住房问题，让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拥有住房。不过和欧洲不同，美国政府想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这个目标，结果放松了对金融体系的管制，最终也出现了问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还与其发动反恐战争、侵占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国家有关系。战争所需要的大量财力支持也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获得的，这也促使政府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各国已经花了很大的努力来应付危机。问题在于为什么花了那么大的努力而不能应付危机，而眼睁睁地看着危机深化甚至发生新的危机呢？这需要“从现象看本质”，超越危机现象，深入到西方经济制度的内部，找到产生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资本挟持西方政府

《参考消息》：这些危机的制度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西方今天正面临着两大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即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以及民主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两大矛盾既是危机的根源，也使得西方难以挣脱危机，更使得新危机不断发生。

第一大矛盾是金融或者货币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已经从工业资本主义（或者制造业资本主义）过渡到金融资本主义。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性质来说，当代金融资本主义已经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全然不同。昔日的金融资本主义是和实体经济（制造业等）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后者服务的，金融就是要为实体经济融资。但在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那里，金融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地为自身 “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如今的许多投资银行家是没有国家概念、没有道德底线、也无所谓社会责任的人。金融资本主义已经是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勤劳和努力”等美德了，它的“美德”是“机会主义”。

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也已经有了质的变化。现实的情况是，虽然实体经济还是依赖于金融经济，但金融经济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这是一种单向面的依赖，即实体经济依赖于金融经济，但后者不必依赖前者。

在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绝对核心之后，当代金融资本主义明显出现三大趋势。第一是金融资本挟持了政府，甚至整个经济。金融资本，例如华尔街，往往是“大到不能倒”，其逻辑是，“我倒下了，也要把你（整个经济）拉倒，你如果还想活下去，你首先必须把我救活”。因为上面提到的单向依赖的缘故，一旦金融业被救活，它根本没有意向来挽救实体经济，拉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相反，金融业还是根据自己的逻辑发展。除了威胁政府，金融资本实际上也早已经开始操控政府决策。例如，西方国家早就有征收金融交易税的思想，意在遏制过度投机的金融交易，但始终没有成为现实。

第二，当代金融业不产生就业。当代金融业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而是用货币炒作货币。因此，它可以使用大量的高科技，是高度计算机化的行业，只有老板和少量的技术操控人员，不需要传统金融业所需要的大量雇员。

第三，当代金融业迫使世界上所有一切“货币化”或者“商品化”，不管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这也是金融资本的本质决定的。

大众民主威胁资本主义

西方面临的第二大矛盾是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视为一对孪生体，他们互为关联，互为保护。民主被视为是保护资本主义的最好政体，同时资本主义也被视为是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的确，在西方民主政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

在历史上，西方民主政体的产生的确与商业阶层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联。资产者通过早期资本主义工商业活动积累了财富，成为旧制度的主要纳税人和债权人，自然要和传统贵族分享政治权力。

但是，在大众民主产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质的变化。工业资本主义产生的第一个群体就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是大众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随着妇女、少数族群获得参与政治权利，西方民主从精英民主转型成为大众民主。随着这种政治转型的就是西方经济从赤裸裸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这种转型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是民主化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积累，而不是财富的分配。只有在大众民主的压力下，财富分配才成为可能。因为劳动阶层的崛起和大众民主是同一个过程，政府就不能和从前一样只站在资方一边，而必须超越资产者的利益，表现为比较中立的立场，在资本和劳动者之间，调节两者之间的利益。

不过，大众民主也很快产生出对资本不利的因素。在大众民主下，因为政权的基础不再局限于财富，而是选民的选票，政府很快向民众倾斜。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选票，就很难得到政权。当政权基于选票之上的时候，政治人物必须把选票作为优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众民主越来越具有民粹主义色彩。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福利不但不能减少，而且不得不继续扩张。民主往往成为福利政策的“拍卖会”。

在经济体不能创造庞大的财富来支撑福利和公共开支，而国家又无法增加税收的时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借债度日的赤字财政，向人民借钱、向国外借钱、向未来借钱。这就是欧美等国家债务危机的根源。

金融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和资本主义，这两大矛盾在西方国家普遍存在。

西方体制面临双重转型

《参考消息》：西方国家能够解决上述问题吗？

郑永年：资本自己不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无能或者无力纠正错误，那么社会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发达社会并不比发展中国家更为稳定，社会抗议活动在那里频繁发生。最近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具有指标性意义。

从历史上看，不管是社会危机还是经济危机，最终必然转化成为政治危机。从欧美社会抗议的状况来看，经济危机已经开始政治化。然而，这也未必不是好事，因为危机最终必须通过政治方式来得以控制或解决。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压力，无论是来自资本还是社会，那么政府会继续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机发生。

当然，也可能出现强人政治来应付危机和解决问题。政治强人可以用民粹主义来节制资本；如果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左派政权。但政治强人也可以利用资本的力量来压制民粹主义；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右派政权。但也不排除坏的情况发生，极右或者极左领袖出现的可能也是有的。历史上，经济危机不仅造就了像丘吉尔、罗斯福那样的正面英雄，但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的反面人物。

无论什么制度，经过一定时间发展必然要出现转型。从目前看，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需要转型和改革。但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体制会崩溃或解体，这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制现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一个是民主的转型，一个是经济的转型。即使是转型或者改革，没有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是无法办到的。只有危机发展到十分深化的时候，才有可能造就强人政治和强人政府，从而达到转型或者改革的目标。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2012-01-25T20:20:00.000-08:00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

摘要：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经济史、法律史

我十多年前发表了《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阱和一个问题》，回顾自己学习和运用学术理论的经历，强调学习和使用理论，应该同时兼顾多种传统，以经验证据为准绳来决定取舍。（黄宗智2003b[1998]）之后在为国内研究生们写的《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一文中，更突出地强调在学术研究中，理论概念和经验必须相互连接，两者缺一不可，好比左右双手并用。文章指出，可以借助与现有理论的对话来建立自己的新概念，来创建可以验证的新的中层理论概念（区别于不可验证的宏大理论）。更高的境界是借助不同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黄宗智2007c）此篇是前两篇的后续讨论，是对我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和写作的经验性回顾，也是对当今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两大主要理论传统和两大次要传统的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对理论的学术史研究，也不是对其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讨论。其目的不在就理论论理论，而在学术实用。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潮流下，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目前学术界影响较大的理论体系对我们做学术能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时，又会起什么样的误导作用？

这十年来在国内教学、为国内读者写作，最使我惊奇的是，新自由主义在国内学术界的影响竟然远远超过在美国。对我来说，新自由主义理论固然具有它一定的是处和洞见，但它同时带有许多明显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部分，对理解中国来说充满盲点和误区，亟需纠正。本文简略探讨这个理论传统今天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所占的霸权地位，并进而讨论影响第二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传统，以及两个最主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即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理论传统。文章对四个传统分别作出评论，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来提出意见。对它们的反思和应用是我近年来学术变化的一个主要动力。

另一个主要动力来自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从消极转到积极。过去作为处于美国学术界比较边缘地位的“中国研究”的一员，多年来习惯于一种对中国只带有消极关怀（想而不写）的心态；但是，回到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学者开课，并为国内读者写作，自然而然地从消极的关怀转向积极的参与。这样，更把主要理论传统所包含的前瞻性论说带到自己学术研究问题意识的中心地位。文章也总结了我近年来在这个方面的思考和学术研究。

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

国内一般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的霸权地位，其实远远超过在美国的所谓“新保守主义”。两者的基本教条是大致相同的（美国的新保守主义更多附带一种近乎帝国主义的制度输出愿望，想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别的国家），但其在中国的影响比美国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金融海啸”引起全世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之下，其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强势地位仍然没有动摇。

这个现象颇耐人寻味。表面看来，美国到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大本营。新自由主义在那里的影响力怎么反而弱于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义”中国？

为什么在中国威势比在美国更大？

究其原因，首先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顾名思义，乃是保守的思想。它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反对美国从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国家越来越多干预市场的历史潮流，因此称作“保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主要来自保守（右派）的共和党的右翼，针对的是民主党过分的国家干预。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同，它伴随“改革”和“思想解放”而生，是针对过去高度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反动，因此，一定程度上更具新颖性和活力。这是原因之一。（虽然，它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颠覆性转向一种维护既得利益的保守性。）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近年作为第二主要思想潮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含义和影响在两国十分不同。这点需要花点篇幅来说明。在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深层反思和批判，强调主观因素、否定客观、否定绝对真实、否定唯物思想。它是对西方长期以来（从天主教到现代科学）在认识论上的绝对主义的反动。它成功地在整个学术界质疑了实证主义，推翻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影响力可以见于这样的现象：近二三十年来，学术界人士在提到过去认作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客观现象时，普遍地要加上引号，或“所谓”两个字（例如“所谓事实”、“所谓客观”）。

在中国则很不一样，学术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程度的认识论上的焦虑，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从笃信上帝到笃信科学，而后到彻底怀疑科学所导致的深层认识危机。中国的学术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重点，不在怀疑客观和事实，而在质疑西方现代主义所连带的西方中心主义。以在法学界影响甚广的“本土资源”论为例，其重点在针对全盘西化的新自由主义移植论，也就是说西方中心论，试图从一种中国“本土”的实际和传统来与之抗衡。它归根到底主要是一种本土感情（民族主义）的表现。

在中国历史学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远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大。在拒绝过去的阶级斗争框架之后，一个重要倾向是美化清代及其市场经济，借以“去西方中心化”，但主要的潮流则是“碎片化”的研究，抛弃了过去那种对历史整体的意识形态化认识，但一般并不附带拒绝经验和客观真实的倾向，甚或正好相反（下面还要讨论）。

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除了个别的学术领域之外，例如比较文学），不能够称作一个实实在在的学派，不能够被视作一个在学术实践层面上真正具有庞大影响力的理论。它没有太多公认的经典或教科书。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影响力最大的是萨伊德的“东方主义”和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 概念（两者都被纳入我在国内为研究生们开设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而对它们的理解和接纳，主要源自“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动机，而不是怀疑一切客观事实的动机。

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在那里，后现代主义根本性地动摇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基础。其认识论附有一大堆的高水平理论，从语言学到哲学，从艺术和建筑学到认识论，从文本分析到法学和社会学与人类学，都具有很大的学术势力，形成彻底质疑现代主义的大潮流。（例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福柯Michel Foucault,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詹姆森Fredric Jamison等的著作）

在美国的人文学科里，后现代主义已经占到新主流地位，几乎是霸权地位。在社会科学中，它也有巨大势力：在历史学和人类学领域，它已经占到近乎主流地位的优势，在社会学中则几乎已经形成和新自由主义两权对峙的局面，而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领域，其势力虽然不如在以上诸学科，也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其占到主流或分权地位的学科，它直接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学科基本内容、教员聘任、职称评审、研究生遴选等关键环节。（这当然和美国的高等院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和中国相比，教授们享有较大的权力，一旦占据重要大学的职位，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左右本学科在该校的发展方向。）

这种状态和美国高等院校长时期对政府的批判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学术界人士一向以展示自己的独立精神为荣，几乎认为独立批评，尤其是批评政府，乃是作为学者的一个基本条件。绝少人会简单地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言词；无论心底里如何想，也必定要摆出独立批评者的姿态。这是美国学术界的一种潜规则。学术界也因此一向比一般民众的政治立场相对“进步”、“左倾”。在过去，高等院校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的左派思想的大本营；今天则是后现代主义影响的主要所在地。过去在高等院校，（老）左派和右派分享权力，相互制衡；今天则是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分享权力和相互制衡。（虽然如此，在一般民众中，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知之者其实为数甚微。）

由于后现代主义在美国学术界更强大的势力，新保守主义在美国没有能够达到像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考核制度中如此完全的霸权，而是处于与后现代主义分权和妥协的局面。这两大理论传统的共同点是它们都高度意识形态化，轻视经验证据。对新保守主义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掌握最终真理，而在最基本的真理前面，根本就没有客观还是不客观的事实之分。而对后现代主义来说，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识论中，本来就没有什么真实可言——一切最终只不过是“话语”或修辞。因此，两者同样偏向理论、轻视经验（也因此使美国无视经验证据而发动伊拉克战争成为可能），并且同样敌视马克思主义。如此的共识更促成它们之间的一种妥协，甚至联盟。

在双方分权共处的局面下，两者都分别默认对方的正当性，并因此促使学术评价简约化为一种关系“政治”，越是“前沿”和“一流”的大学越如此。以我自己任教38年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为例，此前那种严谨的客观学术评审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相互容忍。在学术评价的场合，互相让对方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士来做评审。（详见黄宗智2008a：533~535）两者的权力关系可以比喻于长期拉锯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个今天是执政党，另一个则是在野的反对党，但两者在议会中共存，而且在野党在短期内便很可能执政，当前则占有一定的分享权力的地位。

在中国则是由新自由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独享霸权。在“与国际接轨”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制度上深入到教科书、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选、教员们的聘任与评审中占据霸权地位。一个具体例子是，我自己这几年所在的国内学术单位，虽然是在一位认同于“另类”学术的非常能干的院长的领导之下，并且附带有新左派的倾向（包含经过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去西方中心化的后现代主义、以及一定程度的本土意识），但事实上，在关键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评审方面，实际上几乎完全由占据霸权地位的“主流”经济学所左右——依据它们的标准而选定必读书目、设计考卷问题、规定要在哪些刊物发表论文等，几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义知识体系之下。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学科的未来其实完全被新自由主义所掌控。

这部分是因为体制问题。中国的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集中制。研究生招生制度被完全控制于全国统一的官僚体制之下，采用的是行政管理手段。在僵硬的应试教育制度下，个别学校和院系，更不用说个别教员，欠缺自主招收有特殊才能但没有超过分数线的学生的权力。要建立起有制度性依据的“另类”做法，真是谈何容易。无论是建立“博士点”、学术“特区”，还是新学科等，都必须面对高度统一制度化（官僚化）的体制。目前，“另类”分子只能依赖党内右、左之分，一定程度上借助（老）左派来争取活动和话语空间，但是，在一统的制度性实际运作中，新自由主义其实已经占据了绝对的霸权地位。

我个人由此得出的实用性结论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霸权比在美国更需要反思、批判、挑战。

要么轻视经验研究，要么完全拒绝理论

在美国，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主宰的学术环境，所造成的部分后果是共同偏向理论，并造成理论与经验的割裂。两者都认为，在理论和经验之间，理论占据决定性位置，认为一切争论全是理论争论，经验证据只是装饰。两者的霸权其实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在那样的环境下，今天已经越来越少有双手并用、紧密连接经验与概念、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具有新鲜建树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新自由主义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与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并存于极其微妙的关系之中。在那样的环境下，有的高度教条化的经济学家们，酷似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留学苏联的陈绍宇（王明）、秦邦宪（博古）等“海归”领导人。陈、秦等经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坚信马列理论乃是革命的绝对真理，坚信苏联的革命经验乃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典范。今天在美国受培训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有的同样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绝对真理（“科学”），意图以之改造中国。两者同样不顾中国实际，无视中国实践经验，要把中国推向已经给定的教条。过去是城市革命、工人阶级专政、轻视农村和游击战；今天是市场经济、资本和“效率”挂帅、忽略农民和公平。新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更建构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间的绝对对立——私有产权vs. 公有制；市场vs. 计划；市场分配vs. 国家分配；个人抉择vs. 官僚抉择——并以此完全拒绝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完全无视其历史背景。如此的二元区分，特别清晰地展示于今天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和科尔奈Janos Kornai，也可见于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经济学理论家。（我开设的课程把舒尔茨的著作当作掌握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切入点。）

和过去的马列主义同样，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是以普适真理和科学来自我包装的。不同的是，过去是以阶级斗争为核心，把它视作“政治”的核心；今天则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去阶级的“政治”。即便是在极其显著的社会不公现实之下，新自由主义只讨论个人利益和博弈，拒绝讨论阶级矛盾。

和过去马列主义指导下的研究同样，教条化的新自由主义经验研究多受其意识形态所主导。它在表面上虽然强调“科学的”、实证的、精确的经验研究，但实际上缺乏真正的、既有经验根据也有创新概念的学术研究。这种教条化的学术主要有两种：要么努力证明新自由主义理论，时而借助貌似科学的计量方法；要么试图说明中国去他们的理想图景还有一定的距离，借以强调中国必须向新自由主义理想进一步迈进。这种研究其实和冷战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非常相似。它们呼吁，要确立私有产权，确立纯粹的市场竞争，遏制、消除国有企业，目的是建立和（他们想象中的）美国相同的完全私有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这些大潮流下，也有相当部分学者，面对学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和理论的明显不符合现实，坚决拒绝意识形态化理论，许多人并连带拒绝一切学术理论。和毛泽东时代的部分学者同样，他们以经验主义来卫护自己的求真理念。这种现象在经验研究传统一直占主流地位的历史学科尤其普遍，形成当前的“碎片化”研究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则可见于纯技术性的研究。但问题是，经验研究从来只可能是学术的一只手，脱离概念的建构和运用，等于是自缚另一只手。用这样的方法来培训研究生，等于是迫使他们脑袋里那块概念肌肉萎缩，使得他们之后即便想利用分析概念也会力不从心。

至于引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术，它们主要借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来树立中国传统（或乡土文化）的正当性，借以“去西方中心化”。部分学者则更是模仿美国学者的话语分析，并且多多少少染上了美国最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特征，即主要以批判姿态呈现自己——竞相试图对现代主义作出深层的反思与批判，把建树理解为批判。如此的学术，多缺乏扎实的经验根据。

在以上论述的经验与理论分裂的学术环境下，青年学者相当普遍养成了一种浮躁的阅读习惯。面对缺乏概念的“碎片化”经验堆积，他们认为，如此的研究意义不大，只需稍作浏览。同时，面对没有经验检验的理论空谈，他们觉得只需快速总结出“观点”，不需要详细阅读。这样，就养成轻浮阅读的习惯，并普遍以此来应付学校的课程。较少有学生具备独立学术思考和积累学问的阅读态度，即习惯性地质问，此作的概念和其经验证据把自己说服了没有？

以上是我这个外来者对国内学术环境的初步认识。本文要提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当然，在新自由主义学术占据制度化的正当性现实之下，任何“另类”学术，包括扎实的学术研究以及“另类”的理论思想，影响和势力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因此放弃学术最基本的对真实和真理的追求。我个人更认为，我们也不可放弃连接经验与概念/理论，因为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我自己教学中常常对学生这样说：理论不可盲从，也不可拒绝；西方理论是其学术的核武器，必须面对和掌握，才有可能超越。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外的“另类”理论/思想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当今中、美学术界两大主要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体主义传统则可以说是两大次要传统。作为学者，我们必须做去意识形态化的研究（不然，何谈“学术”？）。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广泛采用多种学术传统的洞见，或借助其间的张力来反思每个理论传统，或与其对话来提炼自己的新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在后现代主义之外，两大次要学术传统也是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重要可用资源。

中美“左派”思想影响之异同

中美相比，其“老”“左派”思想同样日趋式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过去是国家政权的正式意识形态，但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被遗忘的理论。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部分由于教育制度对“政治”的强制要求，相当普遍被视作仅是一种修辞。就其现在在学术界的活力，也许还不如在美国处于另类和边缘地位的马克思主义。

但是，由于中国的现代革命传统，由于官方相当程度上仍然沿用过去的革命话语，左派在中国的学术界占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另一种空间。一方面，上面已经提到，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占据绝对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官方的“社会主义”话语也为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和权力依据。“老”和“新”“左派”都可以借助官方的正式话语来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信仰，以及其人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主义教条，可以强调“社会公平”以及“和谐社会”等被官方正式话语认可的价值和期望。也可以有限度地援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批判新自由主义。

在被边缘化的实际下，左派思想一方面趋向一种脱离实际的“修辞化”，但是，另一方面，则也显示了一定的创新力量。首先是摆脱了过去的教条，包括计划经济理论以及庸俗的唯生产关系（阶级斗争）论，认识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有的宽阔视野，即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而不是偏重其中任何一方）的历史演变观点。在对待上、下层建筑关系上，也同样灵活，不会陷入简单的唯物观点。同时，在新的环境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原来的、把全人民幸福置于首要地位的价值观念。此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西方的现代主义，包括其西方中心主义以及其科学主义（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这方面），提出深层的反思，并对中国的过去进行更均衡的重新思考。最后，脚踏实地地直面当前的全球化市场经济实际，探索利用其动力以及改善其现实的可能方案。诸如此类的“新左派”理论思想，其潜在的活力和影响远远超过在美国。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现实，新左派今天所占的地位虽然比较边缘，但它具有庞大的社会基础，不容低估。

虽然如此，和后现代主义同样，新左派也没有能够在学术体制之内扎根。在教科书、核心刊物、教员聘任、考核以及研究生遴选等方面，都没有能够形成真正的势力。其所掌握的权力其实局限于个别学者的声誉和地位，但是，鉴于改革三十年以来的不公平的发展这一基本事实，新左派理论是具有巨大潜力的，也是今天挑战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另类理论。

处于左右之间的实体主义理论

至于实体主义理论，它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来都不曾是主流理论，但它一直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它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对原教旨市场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它的主要代表，也许可以视作社会学-经济学的波拉尼以及农民学传统的恰亚诺夫和斯科特。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的强韧持续，其影响要比在美国大得多，没有像美国那样伴随小农经济的消失而趋向式微。在美国则只有在对第三世界的“外国区域研究”（foreign area studies）中，影响较大，主要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至于法学领域，美国的实用/现实主义法学也许也可以被视作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一部分。它在美国影响较大，长期与形式主义抗衡、拉锯——下面还要讨论。）

今天，实体主义理论仍然不失为一个可用资源，在美国有相当深厚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传统。譬如，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便同时采用这个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兴起的“批判法学”，也同样借助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传统来批判形式主义法学。）在前苏联，则是在斯大林的恐怖政治之前，恰亚诺夫的理论曾经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今天，它仍然不失为重要的另类理论传统，对小农经济仍然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它也是批判和反对新自由主义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另类资源。

在研究方法上，实体主义理论比较倾向质性和社区研究（有点类似于毛泽东时代的所谓“解剖麻雀”方法）.，如果使用计量方法，则要在那样的基础上方才采用。这种方法很好体现于过去曾经一度占到人类学主流地位的社会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与形式主义研究方法不同，它更倾向于从经验到概念的研究进路，而不是形式主义所广泛使用的从理论到经验再返回到理论的研究进路。对惯常在没有任何感性认识的条件下，滥用定量的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说，它可以起重要的纠正作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质性研究形成鲜明的问题之后，方才有深度、针对性地使用计量，然后再返回到质性研究中去检验、阐释。）在这方面，实体主义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今天其实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开设的课程同时纳入以上两个另类传统的阅读材料。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

在中国现今的学术环境中，显然十分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意识和自省，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高度意识形态化，认识到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方才有可能破除其误区和盲点、做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学术研究。在批判中，后现代主义、新左和实体理论，只要符合中国实际与需要，都是可用的宝贵资源。

我自己在这方面花了不少精力，针对经济学和社会学中流行的“形式主义”理论传统提出批判，也针对法学界中同样占霸权地位的形式主义理论提出批判。

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力争，在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会得到最佳配置，不可能会有过剩——土地、资本如此，劳动力也如此。据此，他坚持印度（和中国都）没有过剩劳动力。两地的农业发展都无需考虑人口压力问题，只需要能够促使农民增收的新技术。他的学说可以视作当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所谓“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

首先，应该说明，即便是1979年授予舒尔茨经济学奖的诺贝尔委员会，也对他这种观点带有一定的保留：因此，他们把该年的经济学奖，同时授予论证发展中国家农村具有“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刘易斯W. Arthur Lewis。

针对舒尔茨忽视中国“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论点，我指出：舒尔茨对中国劳动力的理解是不符实际的，忽视了其相对过剩的实际。我之前的研究证明，明清时期依赖雇佣劳动力的“经营式农场”确实是按照舒尔茨的理论逻辑运作的，因为它们根据需要而调整其劳动力和劳动投入，趋向劳动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占绝大多数的“家庭农场”（在华北平原占据所有农户的90%，在江南则接近100%）则不同，因为它们的劳动力是给定的。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之下（家庭农场面积严重不足），他们做出的回应是越来越高度的劳动密集化，倚赖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来吸收低于粮食种植报酬的手工业（在江南地区特别是纺纱和养蚕、缫丝），以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支撑“农业+手工业”“两柄拐杖”结合的“家庭化生产”谋生模式。在华北，家庭农场的劳动力平均只种植10~15亩，而经营式农场的劳动力则达到适度的20~30亩。在江南，纺纱的报酬只相当于粮食种植的1/3到1/2，蚕桑则是以八、九倍的劳动投入来换取（相应于粮食种植的）三、四倍的报酬。这就表明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存在劳动力相对过剩，以及当时农业经济的“内卷化”。（黄宗智1992[2000，2006]，1986[2000，2004]）

集体化时期更加如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和一些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经历了所谓“绿色革命“（即化肥使用、科学选种和机械投入）。但是，在人口压力下，江南粮食种植的劳动密集程度达到一年三茬（早稻、晚稻、冬小麦），以劳动报酬递减的代价来换取绝对收入的提高。绿色革命的新投入+劳动密集化，所起的作用促使农业产出年增长2~3%，但如此的增长基本被每年2%的人口增长所蚕食掉，结果是劳动报酬停滞不前，也就是我所说的“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绝对产出的]增长”。

至于去集体化的改革时期，农村约1/3的劳动力从农业中释放出来，但农业总产并没有因此下降，展示的是一定程度的“去内卷化”。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很好证明。（黄宗智1992[2000，2006]）

近二十年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生产，或“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其背后也是劳动力过剩的事实。即便如此，农村劳动力仍然相对严重过剩，大量农业从业人员仍然处于“就业不足”的状况之下。这一切乃是改革时期“农民工”浪潮的基本背景，促使大规模低报酬、不受国家劳动法规保护、没有正规职工福利的“非正规经济”的形成。

林毅夫等根据与舒尔茨同样的逻辑，力争中国的庞大劳动力其实乃是其“比较优势”，在改革中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之下，终于通过市场机制而得到其最佳配置。蔡昉等则一再强调，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和城市整合的、同等工资的劳动力市场。而陆学艺等则强调，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即将占大多数的“橄榄型”（区别于“金字塔”型）社会。他们忽视的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在“非正规经济”中被超时使用、拖欠工资、欠缺福利、没有劳动法规保护等恶劣现象。如此的实际不能简单被称为“比较优势”或整合的劳动力市场，或橄榄型社会，不能无视这么多人的血汗经历。（详见黄宗智2009c）

当然，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是个有利条件，配合地方政府的无视国家劳动法规，更加如此，但我们要同时看到其（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的）“剥削”的一面，看到中国的快速“发展”的“奇迹”是以广泛的社会不公来换取的。也就是说，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不公其实来自同一根源，即地方政府不顾劳动剥削和环境污染而积极招商引资。（黄宗智2010d, 2009a）

近年来，由于三大历史性趋势的交汇——生育率的下降终于在世纪之交体现于劳动力绝对量的递减，快速的城镇化（包括大量的农民工非农就业），以及由于收入上升而导致的高值农产品（蔬菜水果和鱼肉蛋奶）的需求增加，促使单位耕地面积上既是更多资本也是更多劳动力的投入（例如，拱棚蔬菜和秸秆养殖）——在今后几十年间有可能可以消除劳动力过剩的“内卷化”问题。（黄宗智、彭玉生2007a）

与舒尔茨的认识不同，我以上的论点不是来自任何单一的理论，而是来自中国的实际经验，展示的不是从理论到经验拼凑、再返回到理论的典型新自由主义研究方法，而是从经验到概念、再返回到经验的研究方法。在对经验证据的理解上，我借助（实体主义理论传统的）恰亚诺夫“农民（家庭农场）经济”理论来形成自己的“内卷化”/“过密化”概念。

作为以上思路的延伸，这些文章兼顾到中国发展模式问题，借以讨论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的对错。首先，针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教条，即发展必须由市场+私有资本主义公司来推动，我指出，在中国的发展“奇迹”中，地方政府显然起了极大作用，和新自由主义要求政府干预最小化的教条完全不同。同时，地方政府的作为
——为了招商引资而无视劳动和环境法规——也是当前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来源。（黄宗智2010a, 2009b）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教条——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必定会导致欧美式的橄榄型（即由庞大的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我论证，中国的社会结构其实是（从金字塔型演变为）烧瓶型的，新精英阶层人数和比例确实有所增加，但仍然只占全人口的绝对少数，不会超过5~15%（确切多少的关键在于对“中产阶级”如何定义）；占绝大多数的则是农民+农民工+下岗工人的非正规经济，多达全人口的85%。他们处于中产阶级之外，做的是最脏最累的工作，拿到的是普遍远低于城市正规职工的报酬，基本得不到劳动法规的保障，并且没有或只有低层次的社会保障。如此的城乡差别以及分配不公，乃是今天中国最最突出的问题（黄宗智2010d，2009c, 2008c）

批判形式主义法学

法学领域的状况和经济领域十分相似。形式主义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家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西方法律乃是“形式主义理性”法律，与非西方社会的“实质主义”法律十分不同。西方形式主义法律的依据是来自古希腊传统的、被认为是世界文明中西方所独有的演绎逻辑。如此的形式主义理性乃是西方现代文明的核心，是其法律、现代科层制治理，乃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这种观点被改革时期的中国的法学界广泛接受，形成现今法学的“主流”认识（虽然，常有只得其皮毛、不得其真髓的理解和运用。下面还要讨论。）

首先，针对形式主义思维方式，我指出：它片面强调逻辑和理论，忽视经验和实践。同时，它自以为是普适的，基本无视时空环境，也因此既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也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即便是在美国和德国，都兴起了长期与之抗衡、拉锯的实用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法社会学传统。他们强调，法律是（应该）应时而变的，需要适应现实与实用。实际上，我们如果摆脱纯理论性的视角而考虑到法律实践，便可以看到，即便是现代西方本身在实际运作中的法律，其实也并不是纯形式主义的，而是形式主义与现实主义长期拉锯而形成的产物。（黄宗智2007b, 2009a）

至于中国，我对韦伯建构的理想类型的批评首先是，在中国的法律实践（区别于其“表达”）中，其实含有实用和（可预期的）“理性”的维度，绝对不符合韦伯建构的“实质非理性”或“卡迪法”理想类型，而更接近于他讨论不多的“实质理性”模型。同时，它绝对不像韦伯所建构的纯经验性或回顾性法律，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法律。它所依赖的不是与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密不可分的“权利”前提概念，而是儒家的“仁”与“和谐”伦理。同时，其所使用的法律思维十分不同于形式主义的完全偏向抽象概念和理论，而是特别强调连接经验与概念，并带有强烈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黄宗智2001[2007]，2003a[2007], 2009a, 2010c）

此外，我指出，对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需要摆脱其简单的官方表达，而看到表达与实践既矛盾又抱合的基本特征（即，法律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合起来则更是另一回事）；韦伯所看到的其实只是其表达层面。（黄宗智2001[2007]）对现代和当代（改革前后）的法律理解同样。以离婚法为例，毛泽东时代的法律不能仅凭其表达来理解，更要看到其带有古代传统特征和现代实用性的方面。这尤其可见于其离婚法实践中的调解制度。它既继承了传统的社区互让调解传统，更加上了现代革命的、依赖国家法规和政策的“干部”和行政调处与调解。此外，还创建了中国独特的法庭调解制度。在继承-赡养法、侵权法、财产法等方面，我们都能够在司法实践中看到古代、革命中国和西方的多元共存以及融合与矛盾，绝对不能依赖简单的“形式主义”思维或“全盘西化”意识形态来理解。（当然，也不能仅凭“本土资源”来理解或总结。）（黄宗智2006, 2009a, 2010c）

同时，我更指出，国内的移植主义法律有许多地方与中国实际不相符，并且是来自对西方法律的错误理解。譬如，《取证程序的改革》一文论证，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离婚法领域中，盲目移植西方“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缺乏配套制度（例如，证人取证），其结果是在实践之中，导致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程序以及违反法律条文本身意图的司法实践。（黄宗智、巫若枝2008b）再则是《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一文，同样说明，盲目移植被误解的西方“修复性正义”，导致牛头不对马嘴的“刑事调解”司法实践运动。这就类似于教条性地提倡西方的“米兰德原则”，而实际上与中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实践水火不相容，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谈。（黄宗智2010c）

鉴于以上总结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强调，要纠正形式主义法学片面关注理论和法律条文的缺点，我们必须关注法律的实际运作。我因此提倡“实践历史”的研究进路，赖以纠正脱离实际运作的法学和法史研究。更具体地说，就是从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的法律，对过去的古代和革命时代如此，对移植西方法律的中华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改革时期同样如此。唯有通过对司法实践的研究，看到其与法律表达（理论和条文）的互动，我们才有可能认识到中国法律在实际运作中的实质内容，才有可能更贴切地理解过去的法律以及其现代的动向。《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一书汇集了我在美国所培养的十多位中、青年学者的文章，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黄宗智2009a）

当然，这并不是说实践一定是正确的，表达一定是错误的。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践之中也多有错误的经验，譬如，在离婚法中已经被广泛运用的“当事人主义”取证程序、在刑法中被误解为“恢复性正义”的“刑事和解”，更无庸说常见的“刑讯逼供”等。这些是今天司法实践中亟需改革的缺陷。其中关键在于要看到实践的后果，而不是沉溺于理论和条文的空谈，因为那样的学术研究最终只是意识形态的争论，对真实的理解和恰当的立法都无济于事。

以上对形式主义法学的批判的根据，和对中国农业的理解同样，是来自从实际运作（实践）出发的学术，由此概括并建立新的概念，逐步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然后再回到经验来检验。这是对当前的形式主义法学和形式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根本性批判。

现实关怀与建树性学术之必要

以上是以批判为主要目的的学术。但是，我深觉，我们的学术不能停顿在批判层面上。哪怕只是在“象牙塔”的学术层面上。我进入不惑之年后，对自己学术的一贯要求是要做创新性的经验研究，同时从新的材料中得出新的概念。理论的用途不在真理，而在提出问题；我们要借助理论来建立新概念，而不是简单地应用/证实现有理论，或简单地证伪现有理论。我们的目的应该是：创建符合中国实际、带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概念。

更关键的是，我自己对现实的越来越积极的关怀。作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相对美国国家和社会来说，只可能是比较边缘的学者，对美国的主要思想潮流和社会问题缺乏发言权。如果关心现实，一般最多只涉及美国中国政策等类型的问题。即便心向中国，也只可能采取消极的关怀，不可能积极关怀或参与其中。但是，近十年来在中国教学的环境则很不一样。在国内，为关心国是的青年开课，我发现，自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做的学术，有什么具体的、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的贡献？在国内，面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现实，当然需要反思和批判。问题是，在批判之上还要建树。中国的现实固然需要批判，但是仅凭批判和否定，对改变现实实在无补于事。

由此，便在自己的“从哪里来？”的学术之上，不可避免地加上“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个问题的结合，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我自己这十年来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不能仅凭想象，脱离眼前的事实而借理论之名来做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空洞论说。我个人认为，一个有用的研究方法是从过去和最近的实践之中来探寻可供今天所用的资源，以用来回答：什么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出路？在目前的情况下，有什么可以依据的资源让我们从这里走到那里？

回顾和前瞻性的实践历史研究

经过这些年的摸索，我认为：要同时摆脱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其与后现代主义轻视经验研究的弊端，一个可行方案是在实践历史中探寻可供今天之用的实用智慧。一方面，可以摆脱只重话语、轻视实践/经验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倚赖已有的经验和实际基础来确定今天的改革路径，避免毫无实际根据的空谈。

我对“实践”的理解包含三种含义。首先是相对于理论的实践，主要指行动，和毛泽东《实践论》的理解基本相同；同时也是相对于表达的实践，区别于官方表达或话语，这是我研究清代法律得出的概念框架；再则是相对于制度和结构的实践，主要指实际运作的过程，乃是（我开设的课程所纳入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家布迪厄的基本观点。上面提到的形式主义只重理论/概念、忽视实践，所指的是第一种含义。再则是清代的极其高度道德化的话语/表达，与其相当实用性的实践形成鲜明的对照（如，由社会自身来处理“细事”纠纷的理念表达，和州县衙门由于实用需要而惯常处理“户婚田土”细事纠纷的实践）。这是第二层的含义。最后是诸如当事人必具“甘结”要求的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则明显只是一种形式化的程序，更重要的是在其实际运作过程中才可以看到的知县们的司法“实践逻辑”，这是布迪厄的概念。（黄宗智2009a: 第1章；黄宗智2005a, b）

我提倡的是，在建树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在通过过去这些方面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所以说，我所提倡的实践历史研究，绝对不是纯回顾性的，而是具有一定前瞻性/价值观念的。可以直言，我个人认为，做学术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而不仅是一己之利益、地位、声誉、权力或报酬。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假设利己即最佳的公益途径，实质上是不顾社会公平；这也是我们需要探寻另一种选择和可能的重要原因。但我提倡的不仅是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不仅是对未来图景的凭空设想，而是基于实践的回顾和前瞻，借以回答“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的问题。

法律与法史领域

我2009年完成的民法研究第三卷（《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提倡的是：在中国的法律/司法实践历史中探寻立法原则和具体立法的可行途径。上面在总结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已经提到，回顾中国的法律传统，可以看到其一贯的“实用道德主义”思维方式，始终连接概念和经验，并照顾到实用需要。我论证，这是可资今天所用的思维方式，并且已经在实践层面上多有呈现。例如，在继承法上，独特地把赡养老人的义务和继承的权利连接起来（“对被继承人尽了抚养义务. . . . . . 可以多分。 . . . . . . 不负抚养义务的 . . . . . . 应当不分或者少分。”——《继承法》第13条），和作为中国现代立法楷模的德国民法十分不同。这是照顾到中国家庭关系和伦理的实用性创新。又譬如，在侵权法方面，既采用源自西方个人权利逻辑的侵权概念，强调必分对错，又十分实用性地看到，在实际生活中，多有不能区分对错的涉及损伤的纠纷，并立法处理如此的实际情况（“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负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6条）。这样的立法体现了在采用西方形式法律之上，实用性地照顾到经验实际的思维。再譬如，在婚姻法中，虽然部分采纳了西方的权利和契约概念，但在实际运作中，其核心概念其实是人际关系（“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1980年婚姻法，第25条），而不是契约或侵犯个人权利的逻辑链。这些都是促使舶来的形式法律适应中国现实的做法。我个人认为，这些是实践之中所展示的明智的立法抉择，虽然已经个别地被采纳为法律条文，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迄今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今天的法学和立法。（黄宗智2009a；亦见黄宗智2010c）

以上的一些做法和古代的实用道德主义法律思维方式其实具有一定的连贯性。中国法律传统一向拒绝完全抽象、脱离时空的法律思维和立法，坚持要通过实际经验情况来澄清法律条文的含义。古代的法律因此惯常寓抽象原则于具体事例。这是个优良的传统，并在民国立法中得到一定体现。即便是在中国的革命立法、甚至是今天的移植立法中，也有所体现。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可的法律传统。

同时，中国法律传统绝对不仅仅是经验性和回顾性的、像韦伯假说的那样缺乏抽象和前瞻性的法律。无庸说，中国传统法律不像西方法律那样从个人权利前提出发，而是从人际关系的伦理观念出发。在古代法律中，在法家的思想之上，加上了所谓“儒家化”，借助于儒家的“仁”、“和”、“礼”、“孝”等（前瞻性）伦理概念来指导其实用性的法律。这个传统也可见于中华民国时期的法律，尤其是其对德国法律在赡养父母方面的修改，也可以见于毛泽东时代之援用传统调解（强调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使用“和”的理念，特别鲜明地体现于离婚法纠纷中的“调解和好”，要求唯有在调解不成之后，方才允许离婚），并由此发明民事法律中的普遍依赖“法庭调解”的制度创新。即便是在改革时期的立法中，也可见于1980年的婚姻法之确立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原则的条文，以及1985年的继承法明确把“继承”和“赡养”相连接等条文。这些创新都在当代法律中体现了传统的伦理观念。

今天的主流“形式主义”法学其实多有机械地移植西方法律的错误。首先，忽视了西方法律中形式化表达和其实际运作之不同，忽视了与形式主义占几乎同等地位的法律实用主义和法社会学传统。有时候在“与国际接轨”的大口号下，更出现只得其形式、不得其真髓的盲目引进，无视条文背后的主、客观条件。近年简单的取证程序改革以及所谓“恢复性正义”和“刑事调解”等便是很好的例证。结果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立法，既脱离了西方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也违反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诸如此类的立法和实践方面的谬误，应该明确面对并引以为戒。（黄宗智2010c, 2009a, 2003a[2007], 2001[2007]）

最后要说明，这里提倡的绝对不是非此即彼的中西二元对立观点，像现今国内影响较大的“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对立那样，而是要求在确认两者缺一不可的历史现实下，探索超越性的融合。西方权利思想确实可以赖以纠正中国法律的不分对错、“和稀泥”倾向，更不用说今天参与全球化经济的与国际接轨现实需要。但同时，我们需要具备清醒的历史视野，认识到今天的中国法律只可能是三大传统——古代、现代革命、移植西方——的结合体，缺一便脱离历史实际。我们要建立的是既继承中国古代和现代革命传统优点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我们要做的是既具有前瞻性也具有实践性/实用性的法学研究。（黄宗智2011a, 2010c）

农业经济与经济史领域

新古典/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包括所谓“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农业发展的必须条件是明晰的私有产权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它想象的最终图景是享有“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一如在农业人口只占10%以下的发达国家那样（美国、德国、英国的只占2%）。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最近十几年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大规模扶持资本主义型的“龙头企业”，想借以“带动”中国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相当普遍的共识是，要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最终只能在更高度、更快速的城镇化下，走上农业资本主义规模经济的道路，就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黄宗智2010b）

针对如此的新自由主义的教条，我论证，中国的实际是，在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土地改革传统和）承包制的均分土地制度下，农场规模一般都只有劳均七个播种亩。今天和可预期的将来只可能主要是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我们需要探寻的更是小家庭农场发展的出路，不是大规模资本主义公司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化规模生产。后者违反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符实际。经过对现有统计材料的系统梳理和计量，我们发现，迄今如此的资本主义农业规模生产只占到农业总劳动投入的约3%（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妄图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农村无产化——像印度那样，农业雇工占到农村人口的45%，贫苦人口占到全人口的42%。如此的社会形态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问题，更不可能减轻今天的贫富悬殊问题。（黄宗智2011a, 2010a, 2010b, 2010d）

在近中期中，中国农业的发展必定将是以小家庭农场为主的发展，并且应该如此。我们必须正视小家庭农场的经济特征和发展潜能。根据近年来的（我称之为）“隐性农业革命”的内容，真正需要扶持的是上面已经提到的从事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小（四、五亩）家庭农场。它们借助结合不同产品的“范围经济”效益（例如过去的“桑基鱼塘”和今天的“种养结合”），而不是规模经济效益。另外则是（因为劳动力外出和土地流转而达到）适度规模（20来亩）的粮、棉“旧农业”小家庭农场。这两种小农场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所在、所必须依赖和照顾到的经济主体。在那样的基础上，可以在“纵向一体化”（即综合产、加、销）中，适当采用“不同层面的不同最佳规模”（如，小家庭生产、成规模加工与成规模销售）。（黄宗智2010a; 2010b）

最近的经验表明，虽然在地方政府全力以赴地支持“龙头企业”的现实之下，农村的合作社和“社会化的”（即由政府组建的公共）专业市场，起了出人意料之外的积极作用，“带动”了将近一半的“纵向一体化”的新农业。这些新型小农场面向市场，生产高值农产品，并且，由于新农业的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的特征，一般能够做到适度规模和“全就业”。（譬如，从事拱棚蔬菜，一个劳动力只需要一亩地，而从事旧的露地蔬菜种植，则需要三、四倍于此的土地；“秸秆养殖”则可以在5亩地的农场上，饲养10头猪或更多，远远超过过去一个家庭农场只散养一两头猪的模式）。这种“新农业”的兴起，意味农业可以一反过去几个世纪的内卷化/过密化。当然，也意味每劳动力所获报酬的增长，亦即真正意义的农业发展和现代化。它已经帮助可能将近一半的中国农民进入“新农业”生产，问题是剩下来的一半以及怎样促使所有农户的进一步发展。在处于偏远地区、土地贫瘠和交通不便的村庄，这个问题特别艰巨。（黄宗智2010a, 2010b）

过去，只有城郊农民才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用地增值的收益。针对这个问题，重庆市政府近几年建立了全市的“地票交易所”，使偏僻地带农民也能进入地票交易。2011年7月，一亩宅基地（从非农用地改成农耕用地）的地票（因为可以借以获得一亩建设用地的指标）的市价已经达到15.5万元。对于意欲迁入城镇的农民来说，这是一笔可以用于创业或房子首付的资金。对于从事耕作的农民来说，它带来了融资的可能。所在地方一旦具备必要的基础设施，贫穷的旧农业农民便可能转入生产高值农产品的新农业。

重庆市政府最近启动对农民的“三产”（宅基地、承包地、林地）作出系统的市场价值估计、出具证书，并引导金融机构接受这些产权为贷款质押，动员该地的金融机构在三年之内为农村小家庭农场提供650亿元（等于平均每户一万多元）的借贷。这是一个意义可能相当深远的举措。过去，小农们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筹资，只能依赖亲朋的非正规借贷，农业的“资本化”因此受到极大限制。同时，“小农”面对大资本主义企业或当地政府或经营能人，因为缺乏谈判条件（对方完全掌控资本），一般都只能受人摆布。农村因此也不太可能组织出真正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社。借合作之名来获得政府的资助或税收优惠，但实际上则是由极少数人操纵、逐利的“伪”合作社相当普遍。这是今后亟需克服的一个问题。重庆的新举措也许能够通过赋予农民实质性的谈判筹码，而由此促进真实意义的合作社的兴起。市政府最近提出要在五年内引导农民组建2000个股份合作社。我们论证，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特点是“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与印度的经验相比，差别尤其鲜明。重庆的新举措可能会为这样的农业发展提供更为坚强的制度性基础。（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

此外，重庆近几年更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可能具有很大潜能的公平发展道路。它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为他们大规模建造廉价公租房，并通过地票交易所，为可能迁入城市的农民提供了一个可以以合理价格出售自家宅基地的平台。更有进者，市政府利用国有企业的资产（尤其是土地）的市场增值来为农民工建设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同时，积极引进国内外投资，借以推动全市的经济发展。其中关键是在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和国家调控的（看得见的）“第二只手”之上，更建立了公益性国有企业的“第三只手”，由这三只手相互搭配、竞争。这个所谓“重庆经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自己一直希望看到的，通过实践而探索出实用可行的道路和（理论）模式。它可能会对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我撰写长文仔细总结关于重庆经验的现有证据，再加以前瞻性的分析，并组织了一个中美学者的学术对话和辩论。（黄宗智2011b）

结论

最后，回到本文所提的中心问题：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和我以往提倡的一样，我认为学术研究应该既带有经验创新，也带有与之紧密连接的概念创新。在经验和概念方面，我们应该双手并用，不能只是碎片的堆积，也不能只是宏大的空谈。对于理论的使用，首先要求“去意识形态化”，对现存理论要带有一定的自省和批判，尽可能掌握多种理论传统，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好是借助与其对话来创建自己新的概念，更高的境界则是从多种理论传统的交锋点来形成自己研究的问题意识。这才是建立真正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的途径。当然，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我坚信，这是个正确的方向。

由于当前意识形态化的形式主义理论占据了话语霸权，我特别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借以纠正形式主义偏向理论、轻视经验的缺点。同时，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

经过近十年来在国内教学的经验，我个人认为，学术应该既具有回顾一面（从哪里来？）也带有前瞻的一面（往哪里去？）。在这方面，我认为，学术研究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带有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然，每个人的选择各有不同，但我自己认为学术的一个可取的目标是民众的幸福。由于当今学术界和思想界偏向理论、无视实际，我特别提倡以如此的价值观念来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探寻今天的可用资源，提出有实际根据的、可行的前瞻性方案。目的是回答“怎样从这里走到那里？”的问题。如此的实践走向，不是仅仅抽象空洞的建构，而是可供观察的经验实际。

Abstract: This essay reviews and reflects on my past ten years’ experience teaching in China and writing for a Chinese audience. First is a simplified discussion of the two most influential theoretical traditions to day, neo-libe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and of the two main secondary traditions, Marxism and substantivism. The emphasis is not o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ies of these traditions, but rather on their practical uses for scholarship today. Then,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 central question raised in this essay: in such an environment, how do we treat theory, and what kind of scholarly work do we do? The essay mainly draws on and summarizes my own experience in scholarly practice to propose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Key words: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ism, Marxism, substantivism, economic history, legal history.

本文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感谢张家炎、尤陈俊、高原和王海侠的批评与建议。

正文所引用的笔者著作：
黄宗智、高原、彭玉生（待刊）：《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
黄宗智（2011a）:《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第5期：82~105页。
黄宗智（2011b）：《重庆：“第三只手”推动的公平发展？》，载《开放时代》，第9期：5~32页。
黄宗智（2010a）：《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10b）：《中国的新时代小农场及其纵向一体化：龙头企业还是合作组织？》，载《中国乡村研究》，第8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10c）：《中西法律如何融合？道德、权利与实用》，载《中外法学》，第5期：721~736页。
黄宗智（2010d）：《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载《开放时代》，第10期：134~158页。
黄宗智（2009a）：《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9b）：《跨越左右分歧：从实践历史来探寻改革》，载《开放时代》第12期：78～88页。
黄宗智（2009c）：《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第2期：51～73页。
黄宗智、尤陈俊编（2009d）：《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
黄宗智（2008a）《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黄宗智、巫若枝（2008b）：《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载《政法论坛》，第1期：3-13页。
黄宗智（2008c）：《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1～14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8d）：《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267～287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彭玉生（2007a）：《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74-88页。
黄宗智（2007b）：《中国法律的现代性？》，载《清华法学》，第10辑：67~8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7c）：《连接经验与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学术》，载《开放时代》，第4期：5~30页。
黄宗智（2006）：《离婚法实践——当代中国法庭调解制度的起源、虚构和现实》，载《中国乡村研究》，第4辑：1~53页。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5a）：《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85~95页。
黄宗智（2005b）：《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载《读书》2005年，第2期：3~14页。
黄宗智（2003a[2007]）：《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2003b）：《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四个陷井和一个问题》，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102-13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www.lishiyushehui.cn
黄宗智（2001[2007]）：《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黄宗智（1992[2000，200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黄宗智（1986[2000，200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

冷冰冰的中国经济真相（续）

2012-01-10T07:44:00.000-08:00

原题：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续）
（来源：天涯网站）
（作者：flp713）
（日期：2011年12月26-28日）
一不小心上了天涯头条。好吧，兄弟今天特意多开一贴，谈谈房地产的问题——前面我得承认，自己太偷懒，写得很粗。
　　文盲们对高房价都深恶痛绝，确实，高房价危害很大，它吞噬了国民可怜的财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降到最低，而且它推高了资产泡沫等等。
　　但是，怎么才能真正控制住过快增长房价？或者让房价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呢？
　　靠宏观调控吗？坦率的说，所谓的宏观调控不过是管理层在民怨压力下的一种无奈选择，除了稍微抑制一下资产泡沫，稍微抑制一下制造业资金过快流入地产，其实，当前或者之前所有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一个多方共输的结果，文盲们你信不信？
　　首先开发商当然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
　　地方政府呢？也是受害者，宏观调控了，地越来越难卖了，财政更是雪上加霜。
　　中央政府呢？也是受害者，虽然明面上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地方上的财政压力最后还不是中央来买单？
　　文盲们可能认为上述受害者与自己有毛关系，说不定心里还在暗暗欢喜——但是，我马上就要指出，所有的老百姓不管是买房还是不买房的都是宏观调控的受害者！
　　已经买房的，银行上调利率，按揭还款多了一块出来，算不算受害者？而且如果已经买房的有个什么事急需卖房救急，好吧，宏观调控了，卖房比以前难多了——除非跳楼。
　　准备买房的当然不用说，宏观调控了，买房门槛更高（首付），还款压力更大（利率上升）。算不算受害者？
　　没买房的也别高兴，哪次宏观调控后房租不是大幅度上涨？算不算也是受害者？
　　即使你啃老没租房的，你也逃不过这个经济圈子的影响——宏观调控后，大量资金从房市中流入民生领域，跟着就是算你狠、逗你玩、神奇的猪肉又要兴风作浪了。你们难道可以说自己是受益者？
　　而且，这种以抑制需求为基础的宏观调控实在是治标不治本，哪次宏观调控后房价不是立刻大幅度上涨，兄弟这里可以负责的说一句，最近的宏观调控明年一定会结束，到时候房价一定会报复性上涨到一个新的高度！
　　好吧，怎么才能根治这个房价过快增长的问题？
　　房价过快增长有2个核心原因，第一，由于土地由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加上地方政府又有强烈的拉高地价的内因，所以土地价格连创新高，面粉价格上去了，面包能不涨价吗？第二，央行印了太多钞票，超发的货币正好可以支撑土地与房价节节攀升。
　　所以，要根治房价过快增长必须要解决这2个问题。货币超发可以用建立其他货币蓄水池来分流。土地问题只有2个途径来解决，首先，打破地方政府土地垄断供应的现状，嗯，可以通过土改来解决。
　　这里把土改的问题展开简单谈谈——土地确权后，可以流转、集约、抵押、买卖。文盲们吃透这8个字的意义没有？想象到这8个字的操作空间有多么巨大没有？能想象这8个字对未来的深刻变化吗？
　　好吧，假设，在一个城乡结合部有一块100亩土地，有投资者打算把它开发成一片住宅小区，但是目前土地性质却是耕地，怎么办？好吧，这个投资者可以到偏远的农村去收购宅基地指标，这样建设用地的指标就解决了，接下来，某地区新开荒地增加了100亩耕地，投资者就可以把这个耕地指标买过来置换一下，这样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文盲们体会到没有？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以后宅基地指标以及耕地指标都是有相当含金量的！
　　那么土地怎么交易呢？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土地交易所出来——某村要交易土地，首先向交易所申请，交易所大致要审查：比如，交易土地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规划，农民安置问题是否解决等等，审查没问题，你就可以到交易所挂牌出售了。
　　这样地方政府垄断供应土地问题得到解决，面粉价格稳定了，面包价格自然就稳定了。那么地方财政的问题怎么办？兄弟相信，未来不久一定会来个二次税改，中央必然要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或者税收这个蛋糕重新划分一下，或者中央给地方政策——好吧，最近4个城市发行地方债卷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土改不仅仅是单一的问题，它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棋。它的问题展开来还有很多，想象空间也很大，老师就不再多说了——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关于经济政策的解读，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正确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就可以准确把握未来的经济脉络。其实，通过对我前面帖子的学习，很多文盲如果已经基本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结合我前面帖子的一些基本知识，解读中央经济政策其实并不困难。好吧，老师今天就开堂MBA的案例分析课，带领大家一起来解读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会议出台的文件。
　　建议大家先下载一个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版本对照兄弟的解读版来看。
　　“一、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这是整个文件的纲，纲举才能目张。这个纲没什么新意，还是在保增长控通胀的前提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嗯，建议大家认真学习前面我讲的管理层的基本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这个一定要达到能背诵。有了这个总纲，你就可以解读很多基本的政策。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好吧，积极的财政政策说明我们管理层还是要政府主导经济，还是要投资拉动（悲哀啊），所以，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所谓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个笑话——如果稳健的货币政策，那么那里弄钱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好吧，印钞机又得开动了。所以，这个文件还得圆一句“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什么是合理？标准我们说了不算，嗯只有管理层才知道。
　　货币信贷都“合理增长”了，怎么控制通货膨胀呢？文件指出“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大家自己去体会吧，插一句，通常资本市场在中国就是指股市。
　　“二、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这是一步棋，一步一直在推进的棋，为土改奠定基础的棋。
　　“三、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一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我们都知道，消费在GDP的比例越来越低，管理层也很着急，前面帖子讲了，过去我们拉动消费靠的是消费升级的办法（从80年代小家电，到90年代家用电器，到21世纪住房与汽车），现在消费升级到顶了，怎么来“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文件给出的方向是“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好吧，连健身、家政的消费都要上中央文件了，可见我们管理层对内需不振多么担忧，多么无奈！
　　产业结构调整呢？就不评述了，这可不是明天一个冲锋就可以消灭800万蒋军的事情。
　　“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加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这也是一步很重要的棋，就象我们前面讲到的，扩权强县，中央向地方让度部分财权是必然之路——这不，就来了。
　　“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是的，我在前面的帖子也说过，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利率必然是相对稳定什么略微贬值的趋势——要让制造业喘口气，要给我们制造业产业升级的时间。“保持外贸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保持出口平稳增长，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加强和改进进口工作，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问题又来了，积极扩大出口——短期内经济对出口这架马车依赖还是很大，但是都积极扩大出口了，怎么“促进贸易平衡”呢？这就要靠“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也就是汇改来解决，不过短期内，在“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我们就别指望“贸易平衡”了。
　　“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好吧，还是我的帖子前面讲的，中央批准小额贷款公司是准备发展成为村镇银行的，这不，政策扶持的依据就来了，嗯“积极培育啊”，现在的金融机构谁最适合这个词语？
　　“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是我们最欢迎的，不过新鲜货却不多。“要增加教育投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10年前我们制定的目标就要教育指出在财政中占4%，现在都没达到，好吧，管理层现在不提具体指标了，只是要“增加”就行了。　　“要坚持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加强就业扶助，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明白了吧，就业问题还是我们面临最重要的问题。这不，我们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促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呢？又不得不“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发展”。中国这盘棋难下啊，管理层也不容易啊。
　　“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这句话解读有点难度。一般文盲很难体会其中的深意。假如“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又限购又限贷，那么“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又卖给谁呢？如果我们联系前面一段话“要抓好保障性住房投融资、建设、运营、管理工作，逐步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众、新就业职工、农民工住房困难”，我们就可以基本理清管理层的思想脉络。房地产市场以后大致会分3个层次管理。“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这是对高房价调控，对高端市场要约束，普通老百姓呢？就是“加快普通商品住房建设，扩大有效供给”——市场化途径来解决；低端人群呢？当然就是前面的保障房来解决，好了，归结到一句话，未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就是这个模式“高端有约束，中端有市场，低端有保障。”有了这个基础，未来房地产市场趋势就很清楚了，高端产品（高房价）——比如洋房别墅什么的，是调控目标，大概要跌一点，普通商品房（电梯楼、公寓）——即使扩大有效供给，肯定还要涨上去。保障房主要给最低端人群使用。
　　最后还有一句话“促和谐，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好吧，目前还是存量不能动，稳定压倒一切。
　　好了，最新的中央经济政策基本就解读到这里，实际上只要大家认真学习前面的帖子，你也可以解读中央文件。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其实不难。
看了些回帖，深感中国开启民智乃第一要义。有些人的素质，好吧，假设我们现在开始推行普选制，中国有很大可能陷入乱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民主，从来都是建立在民智基础上的。民智未开，专制在某种程度上反倒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兄弟写贴，也算小心翼翼，有些红线不能碰，隐含的深意大家自己去体会——给大家扫盲不容易，天涯这个平台更不容易。告诉大家一个小事，这几天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的背后，是天涯法制编辑一直在跟贴把握尺度，最大程度给大家创造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平台。这里，向这些默默工作的人致敬。
　　闲话少说，正式开课。今天讲讲文盲们最关心的保护自己财富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本不打算讲——不讲的原因不是担心自己被骂这样托那样托。主要是，我更希望大家通过对前面帖子的学习，自己得出结论。比如，文盲们看了老师对昨天经济政策的解读有什么感觉？兄弟解读完后的感觉是——靠，政治局同志们是不是开会前先学习了我的帖子啊，怎么整篇政策好象都是在为我前面帖子做背书啊。哈哈。
　　把握了基本脉络，预测经济发展趋势大的走向并不难。（文盲们就不要老是拿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反复提问了，比如，最近人民币跌了很多啊，为什么？答案自己去前面帖子找！）
　　那么，2012年开始怎么保卫我们的财富？
　　先谈个简单版的。
　　首先你应该考虑购买资产，在任何通胀时代，资产都是保值增值的最好选择，而且本轮宏观调控后，中国的房地产应该还有一波上涨的空间。当然，购买资产也有一些技巧。所谓的房地产是房子与地产的综合体，房子本身是不保值的（商品都要折旧），增值的是土地。所以，购买资产最好是成熟黄金地段的资产——10年地产历史证明，黄金地段的资产即使是在最不景气的时期也有很强的抗跌能力，而地产市场一旦回暖，这些地段的资产又是增值最快的，另外，就是，如果买住宅，最好不超过80平米（变现能力最强），商铺，最好是独立商铺。
　　嗯，还得提醒一下，买了资产并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中国房地产应该有破灭的一天，那时，执有资产就很惨了，所以，在执有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在个合适的时间抛出去。好消息是这个时间还很长，至少要好几年，坏消息是这个时间节点不好把握，也许是7、8年，也许是10年后，兄弟现在也不好判断。
　　按照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理，你购买资产后还应该分配一定的财富去购买外币。投机性强的可以考虑美元，虽然美元是一个长期贬值的趋势，但是，未来一定会有美元阻击人民币的节点，这个节点你如果执有美元，翻手就可以获得10倍以上的收益，不过等待这个节点的过程中（嗯，这个过程一定会很漫长）一般人的神经可能也受不了。好吧，最安全的是购买澳元与加元。这两种货币背后不仅有开明的政体与良好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强劲的资源支撑——澳洲有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铁矿，加拿大是美国第一大石油进口国。这就让2种货币在未来能一直保持坚挺。买不了怎么办？那就去境外——庐山不能上就上井冈山，大陆不能买就去香港。
　　最后，你是不是该给自己老婆买点礼物了？嗯，黄金最好，项链有了可以买金条嘛——我想，女人喜欢的是黄金，而不一定在乎它的款式。
　　如果你现在还是一穷二白。也没关系。想想我说个那个保姆的故事，一个农村来城市的妇女，她的基础难道比你现在更好？她为什么能在6、7年内赚到上百万的身家？其一，认准一个理（恰好是真理），其二，心思单纯，基本没受外界干扰（这可能恰好是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的）。
　　如果你想向这位可敬的保姆学习，好吧，你是否能静下心来，认真学习我的帖子——至少10遍，在土改与汇改中，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你都会发现其中孕育着数不清的巨大机遇。如果你学习了10遍，还是没发现自己有什么机会，好吧，那可能是你生活阅历以及工作阅历都还不够。我就要劝你，先踏踏实实工作吧。别指望一步登天——这种故事在生活中确实有，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这么一个，3年前还是打工仔，白手起家通过资本运作现在已经是2个亿的身家了，但是，这靠的是别人丰富的社会阅历与知识积累，再加一点运气加一点胆识，才能成功的。
　　嗯，如果你能把握，土改与汇改中的某个机会。好了，我该恭喜你，你已经不仅仅是在保护财富了，你已经能参与财富分配的过程了。
　　把握趋势，才能决定未来。
　　在中国最后一轮财富盛宴中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将决定我们未来几十年的命运。
　　PS：纠正文盲们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把握机会并不是一定要你自己具有多少资金！如果你有项目，有一个可行的操纵的思路，这个思路下有巨大的赢利空间——好吧，就算你没钱，你也一定可以找到投资者——抱着钱到处找项目的民间资金多了去了，有项目，你就是老大。
　　今天看到某个网友回贴，很欣慰，他应该是认真学习帖子也是认真思考了的。嗯，他基本读懂了帖子里的潜台词或者隐含的深意。顶这位网友（是一串英文名）
到了这个帖子该结束的时候了。回顾短短一周的时间，真是感慨良多。国内文盲多这不可怕——天朝教育体制注定是生产一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20年的时间，我们的老师无数次用所谓的标准答案来禁锢我们的思维，导致我们的思维是单一性的按照某种诱导达到特定的目标。最可怕的是，很多文盲不仅仅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还顽固的拒绝接受任何自己想不到或者情感上不愿接受的事物——归结到一句话，就是文盲特别是深度文盲只想听自己想听的东西，除此之外他们就会怀疑，会漫骂，不客气的说，这种人别看平时愤世疾俗，一幅愤青的摸样，实际上这群人恰好是专制统治者最喜欢或者说最容易操纵的人群。他们容易鼓惑，大多数人也没有什么立场与底线，只要扔块骨头，他们摇身一变很容易就了权贵们的打手。在社会动乱期间，这个人群给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往往也是最大的。
我的帖子一开始好评如潮，为什么到后半段引来了这么多漫骂？（正常的质疑与讨论不在此列），不是因为我水平高，而是前半段是文盲们想听的（中国经济有很大的问题），后半段是他们不想听的。他们恨不得我立马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不行了，中国经济要崩溃了，当我指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中国经济很可能还有个黄金10年，或者说，管理层还有一种只做增量的智慧时，这就捅了马蜂窝，质疑、谩骂满天飞。　　
中国问题是有很多：分配不公、腐败严重、官员道德沦丧——但，由此就否定台上的一切举措，别人都傻，老子天下第一——只能说，这样的文盲已经无知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想想为什么现在市面上为什么那么多狗屁专家胡说八道可以掌声一片，红极一时？因为这些专家知道很多文盲想听什么，所以他们就可以不顾基本的事实大放厥词——比如什么牛刀什么谢国忠，10多年了，年年说房价到了拐点，年年说房价要降30%50%，他们何尝说对过一次？为什么现在还能批着专家名人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他们生存的土壤在那里？还不是这些只想听只愿听自己想听的东西的深度文盲捧红了这些所谓的专家，或者捧红了这些所谓的名人经济学家。
　　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悲哀。
　　我指出中国经济还有个黄金10年是有严谨的依据的。
　　第一，我们还可以享受近10年的人口红利。
　　第二，就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产业升级有2个选项。其一是技术升级，文盲们讨论这个比较多。但是，我必须指出的是，如果分配体系没有大的变革，没有大规模减税，中国制造业实现技术升级是非常渺茫的。管理层也很清楚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管理层弄的产业升级重点是第二个选项，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何为结构性升级？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东西部产业规模、技术能力差距都非常大。这就为结构升级提供了一个机遇——只要我们在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把东部产业发展过程再复制一遍，一样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动力！为什么我们要大规模做西部大开发？甚至涛哥表态“竭尽全国之力实现西部大发展”。为什么我们要扩权强县，要把产业向不发达的落后的西部中小城市转移？道理就在这个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上。这个问题展开是篇大文章，这里就不展开了。
　　第三，是我们的制度红利。我曾经说过，在中国的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项比西方的小政府大得多。如果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能有所突破，我们的经济发展能享受的政策红利将是非常惊人的。去年国务院出了个国36条，大致意思就是垄断产业领域向民间开放。这可不仅仅是个经济层面的政策，乐观的说，这可能是撕开权贵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一个突破口，甚至有可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契机，当然，悲观的说，这也可能只是一个无用的条文——关键看新的管理层能走到那一步了。嗯，最近强哥表态也在谈这个，就有点意思了。
　　第四，就是我们的土改。我可以负责的说，土改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肯定要做（这个高层已经达成共识）。对中国未来几十年影响最大的只能是这个土改，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土改。
　　这些是宏观层面的东西，如果是微观层面，对我们老百姓切身利益方面真相可以谈的还有很多，比如，我们人生的3大陷阱：股市、社保与保险。特别是社保展开了，绝对是让人冰冷的真相。这里，只有直接给个结论了——真爱生活，远离社保。明天兄弟要出差了，这帖就只好匆匆结束了。在这里，感谢一直支持这个帖子的网友，没有你们的支持，很难相信一开始我还多少带着玩玩态度的人，可以写这么多。
　　对于谩骂我5毛、楼托，怀疑我别有用心的，一律无视，借用一句很牛比的话——老子一生行事，何需向尔等解说！
　　最后，送大家一首诗，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诗，与众文盲共勉：
　　我不是
　　我不是驯良的温鸽，
　　怎忍心你的抚摸？
　　我的泣血的杜鹃，
　　教你在血光中思索。
　　我不是妩媚的花朵，
　　怎甘心你的攀折？
　　我是山野的刺枣，
　　教你在贫瘠中育果！
　　我不是吉他的轻乐，
　　怎陪伴你的欢乐？
　　我是深冬的暴雷，
　　摇醒你沉睡的生活！
　　假如你不是浅薄，
　　就会在痛苦中寻我，
　　我愿在误解的重轨下
　　耐心的把你等着……
　　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完。

出差回来，看见兄弟的帖子这么热闹，特别是总多文盲一幅意有未足的摸样，眼巴巴的希望老师继续开课。这心情兄弟特理解，而且我这人心也好，看到大家讨论很多却不得要领——恨铁不成钢之余只好亲自赤膊上阵了。
　　闲话少说，今天给大家解析一下土改。
　　先说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题——转基因。首先，兄弟对政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应用转基因种子是深恶痛绝的。自己到超市买油什么的都要小心翼翼的看看有无“非转基因”的字样。但是，兄弟与众文盲最大的差别是痛骂之余还能思考——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大规模推广转基因种子？转基因种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打动了高层——以至于愿意做出如此重大的冒险？网上所谓的那些农业部专家被孟山都什么基金收买的说法，在兄弟看来实在是笑话。
　　原因就在这个土改中。
　　我们先复习一下前面土改谈到的管理层三步棋：土地确权、扩权强县、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
　　我们都知道土地一旦确权、流转、买卖后，带来结果是什么？首先就是农业必然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这里可以给文盲们提示一下，农业规模化产业化一直是几代管理层期望农业发展的路子，以前在山东有个叫潍坊的地方弄了个农业产业化的典型——结果就是3、4代管理层先后有50多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级别的去考察。
　　那么，一旦在中国农村土地确权后，土地流转集约，必然导致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嗯，问题就出来了，如果农业迅速走上规模化产业化道路，按照目前我们现在的较低的农村生产力水平——在大规模实现农业机械化还有一个过程的情况下，怎么保证农业生产不出现大规模减产？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可就是动摇国本了！
　　于是，转基因种子就摆上的台面——按照孟山都等给我们政府提供的数据，大规模应用转基因种子第一对农药依赖大大降低（这是一个很重的筹码），第二就是大规模应用后农业不仅不会减产，还能增收8%左右（这是一个更重的筹码）——2个筹码加在一起，管理层最大的担忧很大程度就解除了，所以，我们农业部才会急不可待的批准转基因种子进入中国，从大豆到玉米到水稻——时间紧迫啊，转基因种子没有大规模应用前，土改这步大棋就启动不了啊。
　　现在，我们可以勾勒出土改这个棋局了。
　　土地确权，土地实现大规模流转集约——推动农业快速走向规模化、产业化，有转基因种子打底，管理层不用担心出现粮食大规模减产；农民历史性的成为有产阶层，创造了庞大的内需同时涌入中小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中小城市通过扩权强县，一大批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小城市，正好容纳进城的农民；农村金融机构的培育与发展给农业产业化与中小城市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明白了吧，转基因是这个土改大棋局的一个子，一个很关键的子。没有这个子，土改很可能就走不下了！
　　看看，按照这个土改的思路，貌似中国这盘棋就走活了——多少积重难返的问题在这个思路框架下都应刃而解：
　　城市化的问题（土地确权、流转后还担心城市化速度不会加快吗？）、内需的问题、货币蓄水池的问题、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扩权强县产业转移后，以后东部发达地区大致是高附加值，技术水平比较高的产业；中西部中小城市则是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土地与房地产的问题（土地供应多元化了，土地价格就能保持稳定，房价自然也能保持稳定），好吧，连他娘老大难的春运的问题也附带解决了（农民就近打工，春运压力大大降低），甚至影响城市化的最后一块坚冰——户口问题也可能得到突破！
　　这就是我们管理层做增量的智慧。不管你对这个社会有多么不满，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体会这个思路，学习这个智慧。好吧，兄弟承认，这个土改具体实施可能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转基因大规模应用，在中国农业水平与土地情况下真的不会出现减产？还有，转基因是否会影响我们几代人的体质（这点，兄弟对这种冒险行为是深恶痛绝的），最后，农民这个最大阶层一旦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是否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动荡……
　　这个就是大家来探讨的话题。
　　嗯，明天我们讲中国改革开发以来通货膨胀的历史、原因以及未来，后天谈谈社保这个最大的骗局与内在的深刻原因。再后天，嗯，这个就要看心情了。哈哈。文盲们，带好板凳。
有些文盲就是急，通货膨胀的课程都没听就想我直接讲社保——目光短浅就盯着自己的一亩3分地。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未来中国对老百姓而言，最可怕的还不是什么分配不公、官员腐败、社保骗局什么的。最可怕的就是这个通胀！改革也好制度设计也罢，即使失败顶多我们的财富损失点，通胀特别是恶性通胀绝对可以在一夜之间让我们几代人的财富化为乌有！嗯，这还真不是在吓你。恶性通胀的阴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
　　历史剧有一句话很有意思：让历史告诉未来——呵，就没现在的事。好吧，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改革开发以来发生过的通货膨胀历史，再展望一下未来，文盲们大概就可以对这个身边的危机有所体会。
　　改革开发以来，我们一共发生过5次恶性通货膨胀。分别是1984年、1988年、1994年、2007年、2010年，这几次实际CPI都超过20%（2000年前，管理层还有公布真实数据的勇气，2000年后在和谐主题下，统计局完全成了胡说八道局）
　　通货膨胀的根源只能是钞票印得太多。不过这5次通货膨胀原因却各不一样。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我国每年新增货币投放大概在90几亿左右。80年后为了改革开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年增货币量猛然扩大到400亿——400亿对于这么大的国家本来也算不了什么，但是，当时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老百姓拿着钱除了了买点农贸产品，扯点布基本也就没了其他的去处（那时家里有台缝纫机、自行车什么的已经属于大件了）。所以，货币流动范围十分狭窄，货币投放虽然扩大规模有限，但是很快就在84年引起农贸产品价格上涨。
　　 1984年后，我们的货币投放每年增加到1500亿的规模。在1988年，因为计划经济要向商品经济过渡，价格放开管制（当时叫价格闯关），老百姓心理产生恐慌，一度出现各种抢购潮，引起恶性通货膨胀。
　　如果说，这两次通货膨胀是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不得不产生的阵痛，那么后来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滥发货币必然导致的后果。
　　1992年．老邓在南边画了一个圈，并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个历史意义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于是信贷放松、各种投资纷纷上马，货币供应量连续三年都以超过30%的速度快速增长，结果就在94年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官方公布数据达到24%！
　　1994年后，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建立货币蓄水池，先是民生产业市场化，接着就是股市、房市。这些池子作用确实效果非凡，连续12年，国内在货币连续超发的情况下，居然CPI一直都控制在10%以内。
　　进入21世纪，情况又有所变化。首先是中国加入世贸，但是扭曲的汇率使我们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央行不得不大量印刷人民币来收购外汇，从2000年我们区区2000来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0年后竟然涨到3.2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央行就得多投放20万亿人民币。另外，新的管理层执政思路基本还是投资拉动经济，10年时间铁公机的投资就达到数十万亿的天文数字——投资钱从那里来？财政年年都是赤字，只能靠央行的印钞机来解决这个问题，2者叠加使近10年回驳供应增长达到一个非常惊人的地步。而同期GDP增长却远远低于货币增长的速度。
　　近10年货币投放量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货币供应（万亿）15.28 18.32 21.92 25.01 　29.6 34.55 40.34 47.51 60.62 72.58
GDP（万亿） 10.9 12 13.6 16 18.7 22.2 26.5 31.49 34.5 39.8
　　10年时间，我们创造的GDP大致增长了3.6倍，钞票呢却增加了将近5倍！在2001年，我们大致是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1.5元的钞票，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创造1元的财富发行了将近2元的钞票！
　　所以，即使有房市与股市这两个货币蓄水池，还是在2007年爆发了第一次恶性通货膨胀，管理层又是大规模收缩流动性（货币政策从紧），又是通过股市蒸发财富，好不容易在08年控制住通胀，嗯，我们又遇到次贷危机，在动作要快，出手要重的指导下，4万亿大单加10万亿信贷一起砸下去，结果就是恶性通胀很快就卷土重来——2010年到现在物价飞涨的情况大家一定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好吧，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5次恶性通胀的历史。嗯，在货币超发已经成了常态的情况下，宏观决策稍有失误，恶性通胀这条恶狗就会跳出来咬我们一口。而且货币盘子越大，这条恶狗就越不好控制。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改革开发30年，我们的货币供应平均下来大概是25%—30%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GDP（财富增长）却是10%以内的速度，这样算来，我们的CPI应该年平均保持在两位数的水平，但是，30年来，我们实际CPI只有5-6个年头达到两位数，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除了货币蓄水池的作用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将近65%的高储蓄率！因为社会保障体系薄弱，老百姓有点钱都存进银行了！高储蓄率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央行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基本流通需要，不得不得增发货币来对冲存进银行的钱，这使人民币实际购买力事实上得以高估；最可怕的是银行高达32万亿的存款已经成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这个笼中虎一旦跑出来，就不是咬人的问题——是要吃人！（32万亿存款只要20%，6万亿流出来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现在的物价立刻就会上涨100倍！）
　　老虎会不会跑出笼子来吃人，决定于笼子是否牢固——令人痛苦的是，这个笼子现在越来越让人难以放心。居民存款即使考虑到贫富差距大也有20%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存款——这个存款在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很薄弱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的养老钱、应急款——最不让人放心的恰恰就是我们居民存款很大程度属于“应急”款，一旦出现普遍性的“急”事，就不得了了。
　　比如，如果两位数的通胀长时间（两年以上）得不到控制，使老百姓产生通胀恐慌；比如，社保出现重大问题（明天我将专门谈这个社保问题）；比如，粮食出现大面积减产，使老百姓产生供应恐慌……笼中虎都有可能跑出来，引发无法控制的恶性通胀！
　　文盲们不要以为我是在危言耸听，举两个例子说明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第一是现在的粮食价格。我们现在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整体物价水平。目前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大致是我们现在价格的两倍！一旦出现国内粮食大面积减产，粮食价格就很难控制住了，粮食价格上涨必然带动整体物价飞快上涨，一旦市面上形成抢购风潮（如同1988年那次），居民存款必然大量流向民生领域，从而引发无法控制恶性通胀！大家想想，如果通胀危机不是非常严重，管理层有必要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来控制物价吗？
　　第二，大家都知道现在人民币最大面额是100元。事实上已经非常不适应目前的流通需要。为什么没有推出更大面额的钞票？（据说500元人民币几年前就印好了，就是不敢投放市场）最大的原因就是担心大面额人民币推出后引发老百姓的通胀恐慌！大家想想，仅仅是一种满足流通需要的大面额钞票管理层都没信心投放市场，管理层对通胀这根弦绷得有多紧！
　　我们的GDP统计很可能有水分，央行发行的人民币却是真实的数据——所以，我们面临的通胀危机可能比我描述的要严重得多。最可怕的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货币超发将一直保持着远超GDP增长的速度。也就是说，人民币实际购买力将长期扭曲——一旦某一天这层窗户纸被捅开，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惊恐的发现——我们正坐在一个复活的火山口上！
今天，我们来谈谈社保。为什么在谈社保前，我一定要单独开贴写通货膨胀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保故意忽略了通胀的因素，而且，称为社保也很不准确——我们的政府在这个体系里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甚至可以说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社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骗局。
　　何为社保，大致就是五险一金。这里，我就偷偷懒，只详细解析一下养老金的问题，其他的，大家自己去分析。
　　养老金目前是这样一个模式。每月你从工资中提取8%，进入个人养老金帐户，单位提取20%进入社会统筹帐户。到你退休时，你个人帐户的钱除以139（过去是120）逐月返还给你，同时你还可以从社会统筹帐户中领取上一年度所在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所以，你届时每月可以领取的养老钱就是个人帐户/139+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 　　这个体系有点复杂，一般人很难琢磨透里面的道理。好吧，我首先驳斥一个谬论，什么社保交得越多越划算！第一你交得越多，貌似单位也得交得更多——但是，单位交纳的要进入社会统筹帐户，也就是说，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到时候，你从社会统筹帐户拿到的钱还是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20%！，而自己交得越多，几十年后——即使钱还是那个数字，购买力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
　　那么一般交纳社保的人呢？不管你现在是25岁、30岁、35岁（年龄越小越吃亏），你退休后拿到的养老钱，嗯，最乐观的估计，大致够你一周吃饭。
　　嗯，可能文盲们对于几十年后通胀水平没有概念。好吧，我们换一个思路。假设你今年30岁（年龄越小越悲剧），晚上你突然穿越了，醒来一看，是1981年。你现在的工资是40元。好吧，你开始交纳社保，你每月在个人帐户上将交纳3.2元。（文盲们可以自己去查一查，1981年3.2元能达到什么样的购买力，应该大致相当于现在80——100元水平），单位则将交纳8元到社会统筹帐户。连续交纳15年（假设你这15年工资都没增长，实际增长了就更悲剧，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交得越多越悲剧），好了，现在是2011年你60岁了，该退休了，那么，你能拿到多少养老金呢？个人帐户15年你一共交了572元，银行利率平均按照3%计算，你现在帐户大致有1144元，那么你每月从个人帐户上可以领到8.3元——嗯，8.3元按照现在的物价，你大概可以买到2-3斤大米，仅此而已。真正的大头是你从社会统筹帐户上可以拿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0%，我百度了一下，现在各地的平均工资（如果不是一线城市），大致就是1500——2000元的水平。好吧，你拿到的养老金就是300—400元+8.3元。
　　文盲们可以自己掂量一下，如果你现在60岁，丧失劳动能力，你每月拿到300—400元，你要开销房租、水、电、气，要柴米油盐酱醋茶——你能活下去吗？
　　实际上未来30年后的情况很可能比这个例子更可怕。看看前面我写的帖子，未来的通胀前景很可能远远超过过去30年。而我们的工资增长速度也将被CPI远远扔在后面。过去10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资跑不过GDP——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GDP从10万亿增长到40万亿，翻了4倍，而职工工资呢？最近统计局也承认，只增长了2.7倍；而GDP又跑不过CPI——2001年到2010年，我们的货币投放量增长了接近6倍！所以，我们的工资只能被CPI越抛越远，所以，未来30年后，当你拿到社会平均工资的20%的时候，很可能实际购买力只有今天的200元左右，至于个人帐户的钱——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
　　更痛苦的是，就这200元也岌岌可危。我们的社保体系是一个空转体系，也就是用今天年轻人交纳的社保基金去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即使在目前我们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时候，这个社保体系也出现了巨大的资金缺口。嗯，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人口红利，假设一个家庭有10个人，只有2个老人，8个都在外面打工，那么8-2=6，这个家庭的人口红利就是6个。到2020年，我国老年化程度将达到40%，也就是说，到了2020年，这个家庭变成4个老人，至少1个小孩，最多有5个打工，人口红利为0。到时候，真无法想象社保怎么来维持！
　　上海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这样的地区，最近上海的老余也公开承认——社保的缺口是影响上海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最发达地区都为社保缺口发愁，其他地方更无法想象缺口有多大了。
　　所以，我们的社保出现很多荒诞的霸王条款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其一，个人养老金未交满15年，则不享受退休后领取养老金待遇，个人帐户钱会退给你，单位交的钱呢？没有了；其二，达到退休年龄后，个人帐户的钱按照139个月逐月退还——如果中途死亡了呢？嗯，后面的钱也不还给你。如此总总。
　　就算如此，也不能弥补目前社保的巨大缺口。
　　怎么办呢？现在各地都在酝酿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延长退休年龄是什么概念？嗯，红头文件可以把退休年龄从60岁提到65岁，但是，红头文件能让我们寿命也增加5年吗？好吧，延长退休年龄实际就是坑掉了我们几年可怜的养老钱！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还不能解决社保的缺口又该怎么办呢？嗯，下一步大概就是把20%调整到15%吧，好吧，届时我们的养老钱大概就只能拿到150元了。
　　文盲们先别激动，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社保根本不足以养老，为什么社保在目前还有巨大的人口红利的阶段也会出现巨大的缺口？为什么？
　　细心的人可能已经发现，在这个社保体系中，如果考虑通胀的因素，政府根本一毛钱都没投入，相反很可能还吃掉了一大块我们交纳的社保基金去弥补以前的历史欠帐。从头到尾这个社保都是我们自己的钱与企业的钱在做不同的算术题啊。那么，社保这个政府最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为什么又变成企业与个人的责任呢？
　　根源还是万恶的分税制啊！！！在90年代，分税制让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变成70：30，这几年地方有了卖土收入后，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大致是55：45，但是支出呢？却是20：80！（吴敬琏数据）地方没有钱，却要把社会保障什么的都承担起来，就只能玩空手道了。
　　最近社保基金又要入市了——好吧，社保有了缺口，又得股民买单了！
　　在国外，社保的大部分责任都是由政府解决，其中国有企业至少要贡献50%以上利润。在中国呢？社保由地方政府负责，地方政府又是个吃饭财政，所以就只好用企业的钱与个人的钱做不同的算术题了。而我们的央企呢？它们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利强行摄取重要领域的垄断地位，一方面享受着国家的巨额补贴——最近几年，我们的垄断央企获得的地租减免、利息减免、财政补贴超过6万亿，获得大致4万亿的利润（多么低下的效率，多么无能的管理！），就这4万亿利润，央企只给国家上交5%！
　　这就是权贵资本的力量！这就是存量不动的现状。
　　好吧，我只能给大家一句忠告——真爱生活，远离社保。社保是一个伪命题，它什么都不保。
很多同学给我发短信，要我给大家推荐一些书籍，可以系统的学习经济学。不过我的回答可能要让大家失望了。嗯，虽然兄弟读过很多书，经济学的书——特别是中国的兄弟基本不看，老外的偶尔翻翻——你说我天才也好，不学有术也罢，嗯，这个我都认了。
　　这里给大家谈谈我对经济学的认识。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特别复杂的学问。它是在社会学基础上一种数理统计后的分析方法。简单的说，如果你对这个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特别对各阶层的心态有基本的认识，你也可以对各种数据分析，给出你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那些花哨的理论，兄弟觉得唬人的居多，而且未必都是真理——因为在一个特定社会总结出的规律放到另一个社会就不一定适用了，比如，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不管是民众素质、心态、阶层关系、体制结构就完全不同，同样的经济现象可能隐含着完全不同的民众心态搏弈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对所谓经济现象的分析，需要对社会更深刻的洞察力。
　　举个例子，最近郎咸平教授抛了个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论，列举一大堆数字证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而其偿还能力远远不足以支付到期债务。如果这个情况漫延开去，就很可能爆发大面积债务危机（如同欧债危机一样）。
　　好吧，这一次郎咸平是真的错了。嗯，我承认地方负债很高，我也承认，地方完全没有对其债务的偿还能力，但是，地方会爆发债务危机吗？不会！肯定不会。简单的道理一说文盲都明白。
　　在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甚至国有金融机构都是绑架到一起的一个奇妙的综合体，绑架它们的绳子叫国家信用。只要中央政府这个老大还在台上，还能撑住场面，下面的小弟能闹出多大的事来？地方政府负债主要是欠谁的钱？是银行！对于中央这个老大来说，地方政府与银行不过就是左边口袋与右边口袋的关系，左边口袋掏了右边口袋的钱，有多大个事？银行会去向地方政府逼债？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甚至逼迫地方政府破产？笑话！真当老大在后面不管事了！
　　所以，地方债务问题还真不算个什么问题——到了还债时间，银行一定会展期，如果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央行还可以宣布向地方融资平台注入资金解决债务问题——好吧，实际就是豁免了地方债务。如果你要问央行哪里来的钱，我们央行有全世界最强大的印钞机啊，只要印钞机开动——钱还是一个问题吗？当年我们银行几万亿烂帐就是这么干的，也没见出现个什么次贷危机。　　中国的央行是全世界独立性最差的央行——好吧，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独立性的央行。看看我们领导人的职务就很能说明问题——93年，老朱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人民银行行长！真是奇妙的组合——如果放到美国，大致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兼任希拉里的副手！如果伯南克敢这么干，兄弟估计3天之内，伯南克希拉里都得下课。
　　所以，在西方任何经济学派都得承认一个常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2回事，在中国，这个真理变成谬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绑架到一起的一回事，一旦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在中国，你要解读经济现象，你首先得讲政治。没有这个大前提，任何解读或者预测都是扯淡。
　　PS：虽然对郎咸平提出批评，不过兄弟还是经常看财经郎眼，有些课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们来谈谈税收这个抽水机的问题。
　　中国有两个现象很耐人寻味。一方面我们的企业惨淡经营，在微利甚至亏损边缘挣扎。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美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不到7年，大企业平均寿命不足40年。而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的平均寿命仅7-8年。美国每年倒闭的企业约10万家，而中国有100万家，是美国的10倍。不仅企业的生命周期短，能做强做大的企业更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连创新高。2007年是5.1万亿，2008年是6.1万亿，2009年是6.8万亿，2010年是8万亿，2011年突破10万亿大关！虽然在2008年，我们遭遇最严重的次贷危机，大批出口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还同比2007年保持了将近20%的增长，2011年，因为人民币升值再加通货膨胀也导致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依然同比2010年保持了了超过30%的增长。
　　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为什么我们的财政收入可以保持着远超GDP增长速度。解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来研究这个财政的抽水机是怎么运作的。
　　财政收入有三大块，分别是税收、土地收益、社保收入。嗯，除了社保是亏损外，前两块就太厉害了。
　　首先看税收。
　　我们的税收体系不但名目繁多（这里赞一下我们税务部门，开新税的创造精神绝对是世界第一，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各级政府的工作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税务部门的工作绝对是顶瓜瓜的），税率奇重，而且重复征税情况特别严重。
　　这里举两个例子。
第一是我们的营业税。假设你开了个的面点店，出售面包。一个面包卖1元钱。这个1元钱你就得交纳5.5%的营业税。请注意，你销售收入1元钱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8毛的成本——也就是说，你交纳的营业税已经包含了面粉白糖等原材料的营业税。但是，出售给你面粉的商家也得同时交纳营业税，这是第一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面粉的销售收入又包括了小麦的成本，也就是说，面粉商家在交纳面粉销售收入的营业税时，已经包含了小麦的营业税，但是，出售小麦的商家还得交纳营业税，嗯这是第二次重复征收营业税……现在你发现一个问题，商品流通环节越多，重复交纳的税金就越多！最后倒霉的还是终端消费者，这样层层重复征税的结果必然导致价格偏高。
　　这是企业与企业之间重复征税的例子。那么，企业内部呢？也有重复征税的问题。
　　比如你与朋友开了家有限责任公司。嗯，你的公司经营得非常红火，你每月都如实交纳营业税。年终盘点，你们公司有50万的盈利。好吧，按照企业所得税的规定，你得交纳赢利的25%也就是12.5万的所得税，公司还剩下37.5万，你打算把这37.5万分红，对不起，税务人员又要找你了——你们要分红必须还得交纳个人所得税。请大家想一想，企业是谁的，不就是股东的吗？企业交纳的所得税不就是股东交纳的所得税吗？股东已经交纳一次企业所得税了，为什么还得交纳一个个人所得税呢？这不是重复征税吗？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税率问题。这里就把企业所得税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
　　改革开发之前我们国家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只有国有企业。那时没有企业所得税——因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必须全部上交。1983年，我们搞了个利改税。大致意思是国有企业的利润不必全部上交，改成以企业所的税的名义回馈国家这个投资方。当时定的税率大致是10%——50%（按照利润额不同实行累进制税率）。
　　1994年，因为有了民营企业我们又对所得税进行调整。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只要利润超过10万元，一律按照33%征收企业所得税（现在是25%）。
　　这个税率对民营企业就非常不公平。国有企业是国家全额出资，国家拿走33%的利润我觉得完全可以——甚至还高一点都可以，但是，民营企业出资靠自己，国家没有一分钱投入，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民营企业已经正常纳税的情况下，国家还要从企业利润中拿走33%就太狠了。
　　也许你要说，相同的税率是让不同的企业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好吧，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除了税收是“公平”的，其它没有一项公平过。
　　全社会有80个行业，国有企业可以做72个，外资可以做61个，民营企业只能做40几个。每年我们银行的贷款，绝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能到民间借高利贷，国有企业可以享受地租减免、财政补贴等等政策，甚至上市指标大部分都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好吧，我引用万通冯主席的一段名言：“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有没有想哭的感觉？嗯，我读这段话就想哭一场）
　　现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执行同样税率的所得税政策，你还认为公平吗？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税收体系中名目繁多的问题。大家一定抱怨过房价奇高。好吧，让我来告诉你，当你花100万买套房的时候，至少有60万是政府拿走了，其中有一半就是政府的税收。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税收名目繁多，多达15种，其中最能体现我们税务部门创新精神的是土地增值税。
　　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如，我卖给你一斤面粉，嗯，售价是1元。你用面粉做了面包，卖了3元钱。现在我告诉你，你的销售利润2元是靠面粉增值获得的，我要享受这2元利润的60%，你会如何反应？你大概就算是不给我一巴掌也要喷我一脸的唾沫。
　　好吧，我们地方政府把土地卖给开发商后——嗯，我们的说法是出让50年使用权，当开发商在土地上盖楼出售后，政府居然还要单独收一块土地增值税！最高达到增值部分的60%。
　　嗯，你也许会说，这个税种是为了防止开发商暴利——文盲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你懂不懂，政府收取的每一分费用开发商都一定会转嫁到买房人身上！这个钱最终是消费者买单啊。
　　这个荒谬的税种逻辑如果成立，我觉得我们税收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嗯，比如对茅台、五粮液完全可以征收高粱增值税，对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征收石油增值税；面包可以征收面粉增值税；八宝粥可以征收大米增值税……
　　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财政收入可以几倍于GDP增速的增长，一个税收一个土地收益就可以轻松把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掠夺走了。所以，我们中小企业平均年龄不超过3年，所以，我们一个产业工人的工资只够养活自己。最令人愤怒的是，一些所谓的专家还在大放厥词，说什么我们的宏观税负只有30%，还有继续增长的需要——如果这些专家只代表个人言论，兄弟可以大度不与计较，关键是这些专家还挂着财政部某某研究所的头衔，是对宏观政策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我只能感到深深的担忧！
　　税收理论里有个拉弗曲线。大致意思是，一般情况下，税率越高，政府的税收就越多，但税率的提高超过一定的限度时，企业的经营成本提高，投资减少，收入减少，即税基减小，反而导致政府的税收减少。“拉弗曲线”的原理并不复杂，它提出的命题是：“总是存在产生同样收益的两种税率。”主张政府以较低的税率，取得较好的财政收入。因为较低的税率意味着民间经济更活跃，老百姓更富有，经济基础更牢固。这就是西方国家一遇到经济危机时就大规模减税的理论依据。
而我们政府呢，不管什么情况，对加税的兴趣总是远远超过减税。以房产税为例。一开始，提房产税的初衷是用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来代替契税等交易税种，后来这个说法悄悄就不见了，也就是，我们政府打算在保持契税、营业税等交易税种情况下，再增加房产税这个持有税种——弄半天还是加税啊！　　
最近上海开始试行以增值税替代营业税的税改。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减税的开始。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前景却并不乐观。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了。

ZT冷冰冰的中国经济真相

2012-01-07T12:12:00.000-08:00

【天涯头条】你所不知道的冰冷的经济真相（By flp713）（上）

（日期：2011-12-10）

最近在DANG中央“大家今年喝茶，少干活”的指示下，兄弟确实闲得蛋疼，所以这里给文盲们开个宏观经济的扫盲贴。

首先从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名词说起吧。今年CPI连创新高，管理层也压力很大，高层表态几乎惊人的一致：“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控通胀。”现在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何为保增长？通俗的说就是保8也就是保证GDP年增长率不低于8%。这个目标近几年似乎颇受民间诟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还很是为此呼吁什么保8不可取，宏观经济应该调低增长率，重点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等。如果这些言论不是别有用心，我只能说这些所谓的专家无知到极点。在当下，管理层并不需要对选民负责，如果没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管理层吃饱了没事干干嘛给自己定一个这么高的目标，万一有个闪失不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吗？

那么保8的内涵是什么？

嗯，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个数字有多少呢？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可以想象，我们的就业压力有多么巨大。

在中国，一个GDP增长点大致能创造2000万个就业岗位，保8就是保证每年能新增1.6个亿就业岗位，基本解决就业问题。

所以，保8的核心是就业问题，也是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嗯，在我们这个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薄弱的国家，想想如果有2亿人没有工作或者说没有饭吃，是个什么场景？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保8或者保增长是管理曾的首要任务。

何为控通胀？

就是稳定物价，保证老百姓基本生活水平，也是保证社会的基本稳定问题。

好了，保增长、控通胀归结到一句话：让老百姓有个工作，有份工资，这个工资能混口饭吃。

说起来简直难以置信，一个外汇储备世界第一，GDP总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一个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的国家，为什么进入21世纪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竟然如此低？

这话说起来就长了，兄弟简单的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在改革开发初期，邓公设计的发展模式是这样：发展增量带动存量改革（所谓先易后难的改革模式）。简单的说，就是先把蛋糕做大，再来解决分配的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经过全国十几亿老百姓勤劳的工作，这个蛋糕是越做越大了，但是，分配的问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各阶层财富再分配的问题）却一直停滞不前，民间再怎么呼吁，管理层总是稳定压倒一切——好吧，现在的说法是和谐压倒一切。

问题就出来了，由于分配体制不动，那么每年的新增人口，城市化进程涌进城市的农民，下岗职工，这个规模巨大的低端人群的基本生活就只能靠经济增量来解决。从而形成中国经济独特的增量依赖症。

更严重的是，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不仅吞掉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而且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以2010年为例，看看目前我们的分配体系。2010年GDP大致是40万亿的规模。

首先是财政与税收的抽水机：8万亿以上，去掉20%；再是垄断央企的隐性掠夺：大致是10%（2桶油、电信、移动、电力、金融等等）；还有个无法监督的印钞机：年平均CPI 算15%（仅2010年我们的GDP40万亿，货币发行量（M2）却是70万亿，相当于我们每创造1元钱财富，央行就发行了1.8元人民币。）另外，房地产要拿走一大块（15%—20%），物流还要拿走一大块（全世界收费公路有14万公里，其中10万公里在中国。加上名目繁多的进场费用——有媒体报道，农民卖1分钱的白菜进入终端后售价变为1.4元！）

剩下不到20%的财富才是全社会各行业，总人口80%以上分配，而且，各行业领头羊还要拿走这些财富的大头。（比如，白酒的茅台、五粮液，制造业的联想、海尔，通讯的华为、中兴等等）

这样全国绝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绝大多数老百姓只能分点面包渣了。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 1：1.1。

所以，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不仅是因为他们分配体系的劳动供养率高，而且它们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我们在分配体系中劳动供养率太低，而且社会保障体系非常脆弱。

所以，国外GDP能有2—3%增长，社会就一片欢呼，而我们至少要保 8才能维持社会稳定！

结论，嗯，我相信就是文盲都看出来了：分配体系严重不公平，政府拿得太多。那么，为什么政府要拿得太多呢？根源就在于政府职能的错位。

欧美国家一般都是小政府，权力受制约，政府只提供公共服务与产品，很少直接介入经济。而在中国，政府几乎就是全能政府，权力不受制约，政府当仁不让要主导经济，官员政绩当然就只能考核GDP，政府主导经济钱从那里来？必然通过财政与税收抽水机、印钞机集中资源与财富 “来办大事”。嗯，这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有某某特色的市场经济，兄弟的理解是用计划经济的一套来搞市场经济，简单的说，大致就是请个兽医来给人看病，不出乱子才不正常。

政府主导经济后果是有百弊而无一利。

首先是效率低下。这里就说一个盐巴的故事。中国的食盐可以说是一个政府亲自管理商品的典型例子。有食盐管理法，有专门的盐业总公司负责生产与经营，按照食盐管理法规定，食盐的出厂价由国务院管理（吓死人吧），销售价格由各级政府管理，按规定生产与销售利润都不得超过15%。这么一个严格的体系，你一定认为食盐应该管理得很好吧？那么，请你去趟超市，买袋盐巴，看看规格—— 一般都是500克一包，再看看价格。大致是1.5元—1.8元。贵不贵？可能你觉得不贵。好吧，请你按照这个规格换算成一吨食盐零售价是多少？哈，很多文盲都算出来了，是3000多元一吨，现在我告诉你食盐的生产成本大致是300元/吨，不知道你做何感想。这就是政府直接管理商品的效率！

其次，政府主导经济必然依赖投资拉动，导致产能过剩，通货膨胀严重。2008年次贷危机后，管理层出台了个4万亿刺激计划（实际上算上地方政府投入，已经达到10几万亿的惊人规模）。那么，这4万亿的钱从那里来？中央财政每年都是赤字，可能很多文盲都猜出来了，这4万亿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川哥偷偷印出来的。所以，到了2010年后我们的CPI才会连创新高，神奇的猪肉又冲上20几元的高峰。

最后，政府主导经济导致财富浪费严重。

一方面财政年年以超过30%高速增长，今年已经突破10万亿的收入了！（感慨下），财政赤字却年年创造新高（从90年代到2010年，年年财政都是赤字，而且步步攀升，去年已经突破万亿），另一方面年终政府突击花钱数字也是年年创造新高（去年是2万亿，今年将超过3万亿）。

好吧，这个问题先打住。兄弟是谈经济不是FQ。下面我们再来谈谈管理层如何保增长，控通胀的问题，坦率的说，中国经济这盘棋确实难下啊。

保增长，就要靠经济3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但是，目前这3架马车都出现很大的问题。

首先看消费：居民储蓄率长期高达60%，消费在GDP比例长期在35%左右徘徊，过去依靠消费升级的模式来启动内需目前也到了瓶颈（从八十年代小家电——90年代家用电器——2000年房产与汽车），在目前房地产市场遭遇最严厉的调控背景下，消费市场更是低迷。

在中国持续高通货膨胀背景下，老百姓购买力急剧下滑，提升内需更是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去年消费在GDP比例已经跌到27%，今年5月后疯狂上涨的猪肉背后是百货业大幅度下跌。老百姓真的是穷啊。

这里兄弟要狠狠鄙视一下所谓的“拉内需，促消费”的说法。为什么这个口号天朝年年提却总是老大难的问题？因为这是个伪命题。只要有钱谁不知道吃好、喝好，玩好啊，用得着你来“拉”来“促”吗？问题是老百姓没钱啊，有钱都被你拿走了，还消费个PI啊。

再说说投资：过去20年在国内生产力不发达，基础设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投资成了拉动经济百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在，中国制造已经行销全球，高速公路已经遍布全国，投资拉动不仅对经济正面作用越来越小，相反，产能过剩以及通货膨胀（2009年4万亿大单引发的恶性通货膨胀文盲们一定深有体会吧）等一系列投资带来的副作用反而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目前我国钢铁行业的过剩的生产能力达到了2亿吨；水泥生产能力达到18.7亿吨，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目前在建的400条生产线还将新增生产能力6亿吨；电解铝生产能力过剩600万吨，在建的还有200万吨……截至2009年第一季度，在24个行业中有19个行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哈，这还是2009年数据，现在只会更糟）。

产能过剩，必然要找出路。出路无非一个内消一个出口。国内消费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兄弟要补充一句，最近几年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实质上就是为制造业过剩的产能找出路。好吧，农民可怜的钱包又得奉献一回了。至于出口，这更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最后说说出口。

出口：加入世贸为中国制造打开了通向全球的道路，但是，扭曲的汇率导致人民币严重低估使进出口日趋不平衡，节节攀升的外汇储备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这里，专门为文盲们辅导一下汇率。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什么是汇率？就是人民币兑换外币的比值。这个汇率由谁决定？当然应该由市场决定。比如，一美元可以买5双袜子，人民币要买相同数量品牌的袜子要5元，那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应该是1：5。但是，在天朝，这个汇率却由政府制定，人民币被人为大幅度低估——嗯，这个兄弟承认，是有历史原因的。改革开发之初，我们急需大量外汇来购买发展所需的设备与技术。但是，当时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任何竞争力，怎么办？于是政府强行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拉到1：8的高位，再加上出口退税政策（潜台词就是，我不赚钱，我亏本卖，美国大爷你总要买了吧），中国制造开始流出国门。最严重的是，2003年加入世贸后（兄弟一直猜测象天朝这种操纵汇率的国家美国居然同意加入世贸，很可能是别有用心），由于扭曲的汇率，导致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外汇储备急剧上升。（文盲们可以自己查一下近10年我国外汇储备变化资料）

为什么进出口严重不平衡，很简单，因为扭曲的汇率加上所谓的出口退税政策，大家都只愿意出口，没人愿意做进口生意，因为出口亏本也赚钱，进口赚钱也亏本。看看我们中国制造行销全球，而进口什么呢？大致只有2样，其一，中国没有的资源性商品，比如中东的石油、巴西与澳洲的铁矿石、泰国的大米，其二奢侈类商品，比如日德的汽车、瑞士手表、法国化妆品、意大利服装等等。

这里专门解释一下一个奇怪的经济想象：为什么中国制造的同类商品国内价格远远超过国外。

原因无非3个，第一就是这个扭曲的汇率。第二就是我们的出口退税政策，这个所谓的出口退税隐藏着更荒诞的逻辑：为了补贴外国消费者，中国消费者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资料数据：由于我国常年实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战略，每当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会提高出口退税标准。比如，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5%、13%、15%和17%四档。为了应对次贷危机，我国自2008年8月份起，连续7次上调出口退税率，综合退税率从9.8%提高到逾13.5%。

出口退税率提高了，财政收入却还在增长（抽水机厉害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2009年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6487亿元。但是，2009年财政收入去从08年6.1万亿增长到6.8万亿！。第三，就是我们高额的流通成本。（这个不展开，文盲们对多如牛毛的收费公路一定有体会。）

由于这个扭曲的汇率政策使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痛苦的事实：最近10年中国制造为全世界抑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大作用，代价是中国老百姓承担了更大的通货膨胀。

知道3.2万亿美元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我们不但少了近20万亿的商品，还承担了央行为了按照现行汇率收购这3.2万亿美元多发行20万亿人民币的通货膨胀！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我们起早贪黑，节衣缩食，就攒下这么点银行存款，结果却是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货膨胀）悄悄把我们的财富拿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是，近 20年，在没有战争，没有动乱，经济貌似欣欣向荣的局面下，作为人民币基础体系的元角分，角与分已经基本退出流通市场——这个现象不敢说绝后，但一定是空前了，要知道美元流通了几百年，现在美分都还在流通领域使用啊！

资料：经济学家时寒冰曾经做了一个测算，81年1万元人民币购买力相当于 2010年255万元！

文盲们看了这个有什么感想？好吧，老师再点拨你们几句，从2012年开始，先别急着找工作，先别急着把钱存银行，先仔细学习兄弟的帖子，再想想怎么开始保护我们自己的财富。对！在天朝，保护财富比创造财富更重要。

回到前面出口的话题，当前人民币处境确实尴尬：到底是升还是贬？

人民币该升还是该降？这是一个痛苦的问题，如果人民币升值，前面分析已经谈到，由于分配体系的问题，我们的制造业一致在微利边缘挣扎（天朝制造业平均利润率不超过5%），人民币稍微一升值，制造业立刻就会死掉一大片——今年温州跑路潮的背后就是人民币升值下制造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进出口继续不平衡，央行就只能继续发行更多的人民币来收购对外贸易获得的外汇，通货膨胀愈发难以控制，嗯，现在是3.2万亿外汇储备，如果继续增长到5万亿，甚至8万亿，后果简直不敢想象——而且外汇储备多了，放那儿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嗯，这还不是最痛苦的，还有更痛苦的——更痛苦的是：扭曲的汇率不仅加剧了国内通货膨胀，而且还倍受欧美发达国家指责——吃亏还挨骂。

这里文盲们一定不解了，我们通过拉高汇率，低估人民币——实际是我们消耗资源的商品已经是亏本卖给你们了，怎么欧美发达国家还老是拿汇率说事，动不动给我们来个反倾销什么的？

欧美发达国家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最需要什么？是流动！虽然中国的商品是亏本在卖，而且收来的外汇也很大方的借给他们，但是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他们不仅仅要你卖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需要中国来买他们的商品，你操纵汇率形成商品的单向流动，人家当然要指责你了 ——他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啊。所以，国际上对于中国的反倾销政策大多是发达国家，象什么非洲、拉美国家什么时候听说过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的？不发达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商品可以卖给中国的，而中国商品亏本卖给他们，正好可以抑制本国的通货膨胀，偷着乐还来不及，怎么可能指责大方的天朝人呢？

好吧，我承认，欧美发达国家指责我们操纵汇率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就是打击我们的制造业（这是另一个话题，这里就不展开了）。

现在兄弟把经济3架马车都一一做了分析，问题就出来了。对于宏观管理层而言，保增长与控通胀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兼顾的2难选择：保增长还是控通胀？

如果要保增长：则放开房地产市场调控、货币政策宽松化、人民币贬值——结果，货币流动性进一步泛滥，通货膨胀加剧，甚至很可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一旦通货膨胀持续加剧，市场形成恐慌，想想32万亿居民存款，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这个结果已经有经济学家做了推算，只要5万亿进入民生领域，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立刻上涨100倍！文盲们，这还真不是在吓你。）

如果要控通胀：则货币政策从紧，人民币继续升值——结果，制造业大面积破产，经济一蹶不振。

中国经济这盘棋还真难下啊，所以，不少外媒以及经济学家已经做出预测：中国经济2013年将硬着陆！这里给文盲们解释一下什么是硬着陆——嗯，你站在30层高的楼顶上，再跳下去，当你的脑袋与水泥地面接触的时候就叫硬着陆。

中国经济2013年会硬着陆吗？或者说中国经济短期会崩溃吗？文盲们，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嗯，凡是回答“是”的先把手掌伸出来，老子先打10下再解释。

回答“是”的文盲你太小看我们管理层的智慧了，再给文盲们普及一个常识——在天朝体制下，做到政府高层的一定是这个社会最聪明的精英（私心、私欲什么的这里不探讨），而且在天朝体制下，管理层的政策选择面比西方国家政府要大得多——大得多是个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西方政治精英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们不但敢想，而且敢做。

网上一句话很经典：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或者中央在打一盘很大很大的麻将。这句话来形容管理层的执政思路，还真有点靠谱，如果要更准确的描述，那就是：中央在挖一个很大很大的坑——嗯，文盲们别想歪了。

且听我一一道来。

给文盲们上课就是累啊，这么深入浅出的文章，你不认真学习，反倒置疑这里置疑那里，这是学习的态度吗？好吧，就算是置疑，你也要认真学习后再提问吧，看看你们质疑的问题：

其一，关于失业人口的问题，这个我不解释，这是2009年奥巴马访华时，我们的温总理亲口承认的，我们的失业人口是2亿。这个新闻网上一搜就有，你还不相信去问宝哥，就别来烦我了。

其二，为什么会有这样巨大的失业人口，兄弟一再强调，由于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加上制造业长期惨淡经营（中国企业平均寿命4.5年），导致每年新增失业人口规模巨大——这句话文盲们懂不懂，不懂再看10遍。

其三，关于为什么我们每年必须新增1.6亿岗位的问题，兄弟一再强调，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是分配不公平，我们的制造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而且都是在微利下挣扎，所以整个经济对增量形成巨大的依赖，而西方国家不是这样。

就以劳动供养率为例——这个我已经说过，还得重复一遍。给文盲上课就是累。

美国一个产业工人的劳动收入可以供养4.8人，德英法是 1：6.8，韩日是1：3.8，我国劳动供养率为可怜的1：1.1。这个数字说明什么，从微观上讲，欧美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上班，就足以养活全家，年底还有存款出去旅游消费什么的，而我们呢？因为只有1.1的供养率，所以2口子上班，如果只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工薪阶层，养一个小孩都困难，不得不啃老或者节衣缩食。而且西方国家失业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只要有一个人失业，生活马上就要出问题。

从宏观上讲在欧美国家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只需要提供2000—3000万个就业岗位就能保持社会稳定，在中国，1亿适龄劳动人口社会至少要提供8000万个就业岗位才能保持社会基本稳定，所以，我们在要压倒一切保8，西方就是0增长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一个劳动供养率就能分析这么多，文盲们，你提问时认真思考了我的帖子内容吗？

请注意，我的帖子是给你扫盲的，是用来学习的，质疑什么的，你先读10遍再说。

这个坑是什么？

这个坑就是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容纳超发的货币。好了，这里兄弟就可以完整的描述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嗯，很完美的思路。但是，必须提醒文盲们的是，货币蓄水池只能缓解通货膨胀，不能解决通货膨胀，是治标不是治本。

中国通货膨胀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位数的CPI将在未来10年内悄悄偷走我们大部分财富。如果我们想保护好自己几十年的劳动果实，就必须学会投资与理财。其中存银行与买股票是最不赞成的投资理财模式。（提示：别相信统计局的数据与主流权威媒介报道）

所以通胀时代最紧迫任务是：保卫我们的财富——这个话题我在后面展开，现在，先让我们梳理一下，这个货币蓄水池是怎么建立的？通俗的说，就是过去管理层怎么挖坑，现在在挖什么坑，未来会挖什么坑，不把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搞清楚，文盲们就很难理解天朝经济的发展脉络，更谈不上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或者怎样保卫我们的财富。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是92年（同比增长31.3%），93年（同比增长37.3%），94年（同比增长34.5%），由于缺乏吸纳货币的蓄水池，很快在94年出现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家公布的CPI数据就已经接近25%。所以94年后，国家管理层痛定思痛，开始了宏观建“坑”的历程。

第一个阶段货币蓄水池（1994年—2000年）就是让民生产业市场化（教育、医疗、房子）。这个坑但是确实是效果显著，不但飞快吸纳了超发的货币，控制了通货膨胀，还启动了内需。

但是，用绑架民生产业市场化来拉动内需或者是建立吸纳超发货币的后果是极其恶劣的，短短十几年时间，普通老百姓很快就发现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于是民怨沸腾消费愈加低迷，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第二个阶段货币蓄水池（2000年—2011年），是股市与房市。

首先我来谈谈股市。天朝的股市好啊，至少在3个层面为管理层分忧解难。第一是为亏损的国有企业买单。在90年代亏损的国有企业是中央财政买单，这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几乎陷入快要崩溃的地步，后来老朱弄了个分税制——税收中央拿大头，逼着地方成了吃饭财政——才算缓了口气，但还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股市一出来，问题解决了，亏损国有企业由股民买单了。2000年3.15老朱答记者问时是这样说的：“中国的股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第二就是货币蓄水池了。资料，美国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用了100年，香港股市扩容到800只股票也用了33年，中国用了20年时间，已经发行了 2000多只股票————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些数据，至少10遍。

第三，就更不得了，吸纳超发的货币再蒸发掉。资料：从2003 年开始，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货币供应也越发难以控制，2003年我国货币供应21.92万亿元，到2007年已经达到40.34万亿元，于是2007 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压力空前巨大。这使得通过股市蒸发财富，消灭购买力成了重要的选项，随后中国股市惨烈大跌，到2008年10月，深沪2市蒸发的市值已经超过20万亿元！无数升斗小民数十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但，通货膨胀却总算抑制住了。

提醒：2007年5月首先是猪肉价格飞快突破20元大关，5月30日，股市突然惨烈大跌，时间节点上惊人的重合耐人寻味。2010年开始物价一路攀升，股市也连连下跌，惨不忍睹。

结论：在通胀压力巨大的时候，股市不可能出现牛市（想一想，如果牛市了，股民解套了把资金投向民生领域，通货膨胀更加无法控制），所以，在你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往往股票都只能割肉——很残酷，却是真实的经济真相。所以，炒股票研究什么K线图还不如关注猪肉的价格走势——文盲们在炒股票前建议学习这段话，至少10遍。

好吧，我承认，天朝的股市不仅仅是一个货币蓄水池，它还是一口锅，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蒸发财富的锅。（好吧，我承认，全世界的股市都有在关键时刻做锅的职能，原因很简单——货币超发，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超发的货币找不到出路时就只能蒸发掉。）

下面再来谈谈房市，这是一个牵动很多文盲神经的问题。

要把房市说清楚，非得单独开个帖不可，兄弟这里就偷偷懒简单的输理一下房市的脉络以及房市为什么充当货币蓄水池的，文盲们如果看不懂，那也没办法，天朝经济最精彩的是未来，兄弟还有很多东西要写啊，手疼。

第一个问题，中国房市是如何绑架地方经济的？

94年，面对窘迫的中央财政，老朱弄了个分税制。何为分税制？就把税收分为国税与地税，这可不是简单的多挂了个牌子的问题——它孕育的深刻变化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那么，分税制是怎么切割这个税收蛋糕的？税收大致分为4块：所得税、关税、流转税、营业税，国税拿走前3块（大致占总税收的80%以上），地方就只留下可怜的营业税了。这个分税制一下子让中央富得流油，全国80%以上的地方政府立刻就变成吃饭财政——所谓吃饭财政，就是每年为吃饭而奋斗的财政。好吧，中央为了安抚地方95年又出台了个政策：地方出让土地时，土地出让金90%归地方所有——文盲们学习这段历史有点领悟没有？

但是，在商品房市场没有启动的时期，地方政府就是卖地也没几个买家啊，吃饭财政还是吃不起饭。于是98年国务院又取消了福利分房，同时又启动银行按揭——商品房市场正式启动。当时，老朱很清楚在分税制下这个商品房盒子打开会有什么后果，所以，还在这个盒子上设置了一道保险——当时设计的住房改革方案是这样的，低端人群用廉租房解决，普通老百姓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解决，高端人群才是用商品房解决居住问题。必须承认从98年到2003年，中央投入好几百个亿，大致解决了700万人口的经济适用房的问题。到了2003 年，住建部出台了一个文件：核心是用“带保障性质的商品房”替代了经济适用房，这下就是把盒子上的保险拆掉了，把所有的人都推向了商品房市场，人为制造了规模巨大的刚性需求——房地产一下子就火了起来。

房地产就这样绑架了地方政府，所以，每每中央一调控房市，地方第一反应就是抵制，能不抵制吗？税收大头你都拿走了，地方就靠点卖地收入来吃饭了，你调控房市不就是调控机关干部职工的饭碗吗——这还真的一点不夸张，每次调控房市，只要房市一低迷，很多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政府真的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反而是每一次调控房市后都迎来房价的迅猛上涨？
这个问题文盲们一定会抢着回答：因为房地产绑架了地方政府，地方抵制所以没用。那你们就又错了，兄弟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地方抵制对宏观调控影响很有限。原因很简单，不仅地方的帽子在中央拎着，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货币政策金融工具都掌握在中央手中，这些才是对房市有决定性影响的砝码。比如，现在房市低迷是什么原因？不仅仅是限购——那只是对那么几十个一线城市有影响，真正对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有影响的是限贷！

好了，那么中央宏观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呢？

请看下面一组数据。2001年我国货币供应量为15.28万亿，2002年为18.32万亿，2003年为21.92万亿，2004年为25.01万亿，2005年为29.6万亿，2006年为34.55万亿，2007年为40.34万亿，2008年为 47.51万亿，2009年为60.62万亿，2010年为72.58万亿。对比期间房价增长趋势，与货币增长趋势惊人一致。

文盲们现在明白了吧，调控房市为什么无用？因为印钞机太厉害了，而且房市又要发挥货币蓄水池的作用——一方面超量发行货币，超量发行货币又要赶到房地产这个蓄水池里，一方面又要宏观调控房市——抱薪救火，火不越烧越旺那才是怪事呢。

第三个问题最有意思，既然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那为什么中央还要经常坚持调控房市呢？
首先，必须得承认，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10倍，那么，为什么连兄弟都知道中央宏观调控房市无用，还要坚持调控呢？这个原因兄弟琢磨了很久才算明白。

宏观调控的深层原因：增加房地产市场政策变数，抑制制造业资金过快流进房市。这个问题目前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制造业的领头羊比如海尔、联想、首纲等等最近纷纷介入房地产，这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热衷参与财富分配而不是财富创造，大量制造业资金流入房地产，不仅推高了地产泡沫而且使产业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产业空心化后果是什么？是经济沙漠化！后果可能比经济硬着陆更可怕。

第四个问题：房地产在天朝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是一块硬币的2面，发展房地产好处是明显的，弊端也很明显。好处当然很多，首先是消费的主力，去年全国社会消费额是12万亿，房地产就占了6万亿，半壁江山啊，然后它可以直接带动50几个行业，保8中至少有2个点是房地产贡献的，最后房地产发展可以带动大量资源性产品（比如铁矿石）的进口，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目前进出口不平衡的现状。

弊端也很明显。高房价吞噬了老百姓那点可怜的财富，房市火爆的背后是消费愈加低迷，过去我们的消费在GDP比例好歹也有个35%（美国是70%），去年已经跌到27%。拉动经济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形成经济上的恶性循环。

好了，第二个阶段（2000—2011）的货币蓄水池先就说这么多了，下面，我将谈谈文盲们最感兴趣的未来10年天朝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哈，给点奖赏吧，兄弟熬夜打字也很不容易啊。

首先，严重鄙视一下论坛中那些打着所谓高手招牌的文盲，他们所谓预测天朝经济走势不仅不靠谱，而且基本都是胡说八道。现在让老师教你们一个简单的常识，在天朝，要研究经济首先要研究政治，要研究政治首先要学习中央文件，连起码的中央文件都没读过，奢谈什么未来经济走势——什么黄金啊、美元、股市什么的，不是胡扯吗？我承认，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的经济走势有影响，但是，决定性的因素，特别是决定我们经济中长期的因素在我们内部，在管理层思路里，具体就是在中央各种文件中。

好了今天很累了，明天继续更新。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日期：2011年12月11-13日）

文盲们要跟上进度，下面要讲的非常重要，建议文盲们至少要学习10遍，因为下面写的每一句话如果你认真思考，反复思考，可能对你都是一次重大机遇。

天朝未来10年间将建立一个系统的货币蓄水池，事实上只要有足够的货币蓄水池吸纳超发的货币，在印钞机帮助下，保增长好象还真不是特别困难的事。

2011年——2020年货币蓄水池：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垄断领域向民间开放（去年有个国务院36条大致讲的就是这个垄断领域向民营资本开发，但是这个兄弟很不看好，所以，基本可以无视这个货币蓄水池）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这么写文盲们一定很难理解，那么老师就稍微展开一点，决定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将是3个改革：股改、汇改与土改。

先来说说股改。

股改有2个方向：全流通与国际版。

何为全流通？过去我们的股票市场颇具中国特色，一只股票上市分为法人股与流通股。法人股一般要占70%左右，但是却不准上市交易流通。真正流通的只是30%左右的流通股。这个特色导致股市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嗯，上市公司不分红，股民木有法；上市公司造假乱来，股民还是木有法；上市公司操纵股价剪股民羊毛，股民还是木有法；谁让股民只是没有决定权的小股东呢？

插一句：在天朝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法都是只保护大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权利，小股东被欺负，法律的潜台词只有2个字：活该！（所以，文盲们要去别人合作弄个公司，请记住，自己所占股份一定要超过1/3！！！）

回到全流通的话题，这让中国股市真正与国际接轨。貌似西方媒介对此评价很高。但是，兄弟却并不这样乐观。在天朝体制下，即使全流通你能真正指望收购优质企业资产不受方方面面干涉？你能真正指望上市公司独立性加强，不受方方面面影响？举一个例子，比如兄弟发财了，收购了茅台51%的股份，我能冲到茅台公司宣传兄弟担任董事长？哈哈，没有贵州省委书记点头，没有中央国资委大佬点头，别说兄弟只是收购茅台51%股份，就是收购茅台100%股份，兄弟也只是一盘菜啊。

所以，全流通核心还是把股市这个货币蓄水池做大，好吧，是把这口锅做大，以一个美丽的愿景吸纳更多的超发货币。

国际版更不用说了，让国外公司在天朝上市圈钱，还是做大锅的思路。唯一的区别是以前股民听的是上市公司讲天朝故事，今后也可以听听上市公司讲外国故事了。

这里兄弟耐着性子再给文盲们讲讲我对股市的个人看法。股票，兄弟是绝对不沾的，有闲钱兄弟宁愿去做慈善（当然不是捐给郭MM），也坚决不买股票。

文盲们如果要炒股票，请一定先思考2个问题，第一，天朝股票本身有价值吗？嗯，A股市场股票市盈率一般是50—60左右，创业版就更高了。50倍的市盈率是个什么概念？就是你今天投资100元，大致要50年后才能收回投资。嗯，50年后100元顶多就是买包卫生纸了，且慢！你能拿到卫生纸还有3个条件，上市公司能活50年（中国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上市公司50年内都象上市报表那样一直赢利（可能吗？上市公司的赢利报表文盲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上市公司一直坚持年年分红（猪都要笑了）。别说是50倍就是10倍市盈率也不能去啊——最后归结到一句话，天朝股票本身没有任何价值。

第二个问题，没有价值的股票，我能赢利吗？没有价值炒股实际就是打麻将了，这是一个0和游戏，也就是股民A要赚钱必须是股民B亏钱。其实，如果纯粹打打麻将兄弟并不反对——问题是现在这个麻将桌上还坐着一个庄家或者上市公司，这家伙在我们只能打13张牌的时候，它要拿15张牌而且还可以无条件看我们的牌——嗯，如果这样的麻将你还要去玩，兄弟只好大声说一句：把钱给我吧，我一定比上市公司表现得更好。嗯嗯，我承认，我起了邪恶的念头。

下面我要谈谈汇改与土改，与股市这个死气沉沉的大锅相比，后2个更有点意思，特别是土改，兄弟保证，当我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后，文盲们一定会心潮澎湃的。

有些文盲就是急，帖子还没认真学习过，就说什么，让我直接告诉你该怎么做就行了。说这种话的人几乎可以算是深度文盲，不把一些基本的经济脉络讲清楚，我直接抖结果你信吗？那我现在告诉你，嗯，把钱给我，别去买股票——你会给我吗？

闲话少说，下面兄弟开始谈谈土改——嗯，说是惊天动地的土改一点都不过分。谈土改之前老师先教教文盲们怎么解读中央文件或者政策。

比如，今年宏观管理基调是收缩流动性——降息、上调准备金率什么的，怎么解读？这些政策的潜台词就是：今年大家喝茶吧，少干活，什么投资项目先缓缓。嗯，读懂了这个潜台词你今年大致就知道怎么做了，如果你不信一定要逆势硬上什么投资项目，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结果一定不会好。

那怎么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或者脉络？告诉大家一个基本常识，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么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文盲们仔细体会一下这句话。

嗯，老师的耐心很好，再详细解释一下。比如，在90年代，你如果注意到94年的分税制，注意到 95年国务院出台的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所有，注意到了98年取消福利分房，那么你一定能预测到未来10年房地产将迎来一个空前发展机遇，嗯，即使你在 2000年一无所有，如果坚持10年炒楼，现在至少也是几百万身家了，如果你在2000年有点钱，开始投入做开发，加上运气好遇到象兄弟这样的智者，好吧，你现在一定在什么财富榜的某个名次上待着，哈哈。

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个朋友是做地产开发的，他家里2004年请了个保姆，农村来的。我们有时去朋友家喝酒，顺便吹吹牛什么的，他家的保姆就端着一张小板凳静静的在一旁听着——我们谁也没在意。那保姆心思单纯，听了很多宏观经济的东西也不大懂，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房价要涨。于是，从排队炒号开始，一有空就去排队买号卖号，后面开始卖房炒房，坚持了7、8年，现在拥有3套房产，净资产早就过百万了——一个农村来的中年妇女，你能想象吗？这个故事你信不信？反正我是相信了，记住，思想就是财富，观念就是生产力。

回到前面的话题，如果说未来要发生的，一定是这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那兄弟的问题就提出来了：

2004年，第4代管理层执政的第二个年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说的什么？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说的又是什么？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2007年、2008年一直到2011年……谁能准确回答？老师请他去东莞桑拿一条龙。

答案是连续8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只有一个主题：农村！惊天动地的8个中央1号文件啊！都只有一个主题—— 农村、农业！什么是战略布局，这就是最大的战略布局，什么是中央在下一盘很大很大的棋？这就是中央在下的一盘很大很大的棋！文盲们有点震撼吧，嗯，震撼的还在后面。

提2个大家很熟悉的名词——“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知道它们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吗？是土地确权！什么是土地确权——就是农民的土地，不管是承包地还是自家的宅基地，国家要给他们发国土证了，这个证含金量很高，因为它可以买卖、流转、抵押！一句话，8亿农民很快就会成为有产阶层——要富起来了。

以前农转非很难，是每个农民的毕生的梦想；以后非转农会更难，大致也会成为很多城市人的梦想，你信不信？现在女孩子找老公是要有车有房，以后也许会变成有地有田，你信不信？

再告诉一个故事。2009年10月在成都都江堰一个乡里，3000多农民第一次拿到盖着鲜红大印的国土证，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在场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物——文盲们别猜了，都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他在场就干了一件事，把农民签字的原始单据带走了，放进国家博物馆里，和什么放到一起？和78年第一份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农民的原始签字单子放到一起——文盲们自己深深体会一下这个故事的内涵与重大意义。

惊天动地的土改，还不仅仅是土地确权，管理层对于土改的战略布局大致有3个方面。第一是土地确权，第二是扩权强县：这几年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对产业转移、土地政策向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倾斜都做了系统的安排，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将迎来一个黄金的10年。今年地方政府换届年，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换届后，一些小县城悄悄升级为副厅级。这就是扩权强县的先兆。

第三是布局建设农村金融机构。我们都知道，现在各大银行已经基本退出了农村市场，但是农村的土改以及发展中小城市与城镇又必须要金融机构支撑。嗯，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小额贷款公司吧，小额贷款公司下一步发展方向就是为新土改服务的村镇银行。

土地确权创造中国一个规模庞大的有产者，仅2.4亿亩农村宅基地就将释放数十万亿的财富，这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更重要的是中国新的内需启动强劲的消费力支撑。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为土地流转、抵押、买卖提供金融服务，农民进城与扩权强县不仅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且为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展创造一个黄金的10年。农民进城加上城市新增人口在未来10年就将创造2000亿平米的住房需求，这些需求绝大部分都将释放在中小城市与小城镇。

文盲们一定心潮澎湃吧，嗯，兄弟再给你们加点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请注意，在这老头看来，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2件大事只有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甚至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还排在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前面。

文盲们一定很激动吧，嗯，兄弟给你们降点温——在兄弟看来，这老头是不是把中国的农村城市化进程拨高了一点，兄弟估计再影响10—20年没什么问题，影响整个21世纪，兄弟保留意见——谁叫老头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呢，又不是什么脊梁奖。

不过，兄弟还是很有点佩服管理层的，在存量不动，依赖增量的难局下，居然给他们设计出这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大智慧啊。兄弟估计至少可以保证中国未来10年的繁荣，想变天的文盲就只有继续等待了。不过这里孕育的机遇文盲们有感悟吗？嗯，建议你们多读我的帖子，至少10遍。

明天兄弟要讲汇改，与土改相比这可是一个异常艰难的破冰之旅，不过有学习精神的文盲认真学习应该也能看到一个重大机遇。

PS：别乱猜我的身份，兄弟既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是体制内的人，兄弟写贴纯粹是一片丹心在玉壶，不知不觉都快15000字了，文盲们鼓掌吧，这么规模的字数意味着兄弟至少在键盘上花消了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现在连我开始钦佩我自己了，扫盲真是用心啊。另外，这个帖子出来后，遭到很多漫骂——好吧，兄弟这里负责的说一句，这些漫骂兄弟的人绝大多数真不是什么5毛，他们是真文盲，或者说是深度文盲，嗯，深度文盲与普通文盲的区别是，普通文盲通过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就可以重新做一个自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而深度文盲基本就只能听自己想听的话，好吧，我换一个说法，深度文盲即使兄弟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也是很难挽救的。

嗯，谈汇改前，建议文盲们先学习一下前面普及的汇率知识，免得跟不上进度。这里再罗嗦一句，别看前面兄弟就写了1万多字，但是所包含的内容之丰富，意义之深刻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都想象不到的，嗯这么说吧，当今社会80%以上社会现象、经济现象，如果认真学习我的帖子基本都能找到答案，你信不信？嗯，找个时间，老师专门展开来谈谈这些问题，文盲们只需要找个凳子听讲座就行了。

闲话少说。谈到汇改，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什么是汇改？管理层希望通过汇改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嗯，不用举手了，老师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你们的答案：汇改就是汇率改革，汇改的目标是使人民币保持一个适当的汇率，使我们的进出口保持平衡。

很好，这么回答的可以说是已经认真学习了前面的帖子，但是，老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的答案错了。

分析经济问题，特别是天朝经济问题，文盲们一定要掌握一个基本的思维脉络：管理层最核心的目标是什么？保增长控通胀，保增长在印钞机帮助下难度不是很大，那么控通胀呢？就需要挖坑——或者建立货币蓄水池来实现。

好了，兄弟前面讲过，从2011年开始第3阶段的货币蓄水池是什么？

短期：房市+股市

中期：股市+土地

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对，汇改的真正目标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坑，管理层雄心壮志要把货币蓄水池建到国外去，让全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一起来分担人民币超发的痛苦。近几年管理层在国际交往中很大部分精力都在弄这个事。09年涛哥宝哥在亚非拉国家转了一圈，据说就悄悄弄了几千亿人民币出去。这个传说兄弟觉得还是比较靠谱——在承诺援助、优惠利率等葫萝卜刺激下，让一些小国答应贸易用人民币结算甚至将人民币作为储备外汇，一些吃饭都困难的国家可能还真抵挡不了诱惑。

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就是两回事了。最近欧债危机，天朝开始还口口声声要援助，后来怎么外交部又发表声明改口了呢？原因很简单，天朝最初承诺援助，但是提出，给人民币行不？人家直接就拒绝了，好吧，宝哥退了一步——只要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就援助，人家还是不答应——欧洲政客真他妈牛比啊，要天朝援助嗯还不准有条件，可能他们已经习惯了天朝过去无条件援助吧——最后才逼得外交部发了个声明。

好了不扯远了，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人民币国际化确实很难很难。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心目中即使不算一钱不值也差不多了——白送别人都不要啊！（文盲们如果在这里能够问个为什么，老师就非常欣慰了）但是，我们管理层却很乐观。

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文件，内容是：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看到这个文件，有什么感受？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有点难度，那老师换一个说法：假设你穿越了，醒来后发现自己回到1957年，嗯身边正好有一份人民日报，把拿起人民日报，入目赫然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标题：3年内赶英超美！！！请问，你是什么感受？好吧，老师告诉你，我看到国务院要在10年内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感受与你穿越后的感受是一样的。

现在世界上称得上国际金融中心有2个，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这2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文盲们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吗？200年。而且这200年还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的——19世纪，大英帝国是最强大的日不落帝国，20世纪美国通过2次世界大战成为最强大的超级强国，那么管理层有什么依仗能够让上海在10年内实现前者200年达到的目标呢？

嗯，老师的问题出来了：管理层（一定比兄弟聪明，肯定比大多数文盲更厉害）究竟是什么迫不得以的原因，要在10年内将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

PS：今天喝了酒（不是喝茶哈）就先这样了，明天继续更新。
好吧，老师今天把课程进度放一放，先专门开堂课程给文盲们做个心灵的洗礼——你们为什么被称为文盲。

嗯，文盲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能够独立思考，而文盲在天朝教育体制下，除了会考试，已经基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规律是书读得越多，人越傻，而且因为书读得越多，越不认为自己傻。你信不信？

假设，你被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说，啊，那是我一时糊涂；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你觉得自己算不算文盲；嗯，你也许还可以找理由为自己辩解；好吧，假设你被别人卖了，帮人数钱后还在一个劲对卖你的人鞠躬感谢，现在你已经在被卖的家里过上了新的生活，你天天被打被虐待，你痛苦不堪，直到这个时候，你除了了咒骂虐待你的人之外，居然还是对卖你的人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他那时对我多好啊，卖我前至少天天让我吃饱饭——这样的你算不算文盲？

好吧，老师下面要讲的故事，故事讲完后，90%的文盲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基本的良知——你一定会突然发现，啊，原来我就是那个被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人啊 ——这个时候，你是否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是文盲，开始认真学习老师的帖子呢？否定自己是痛苦的，但是没有这个痛苦的过程你们怎么能重获新生呢？

现在老师就来讲讲一些冰冷的经济真相——心理承受能力不好的，可以直接跳过。

老师在前面说过，现在发生的是前10年宏观布局决定的——这句话你们认真思考了吗？

现在网上很怀念90年代，对于90年代个别管理者很是推崇，好吧，兄弟承认，某个管理者有些话确实——嗯，很有魄力。但是，对于一个人的评价，我们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查其行，那么，90年代的经济政策究竟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产生了那些影响呢？

90 年代有3件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分税制、加入世贸、民生产业市场化，下面我们对这3个经济政策一一分析。

首先说说分税制。分税制使大多数地方财政成了吃饭财政。大家能否体会吃饭财政的意义？网上有很多照片，描述的是在我们乡村，学校和孩子的学习环境已经恶劣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嗯，这个现象的背景原因你思考过吗？好吧，我承认，这是我们地方政府不作为，那么，为什么不作为呢？核心就是这个吃饭财政啊，没钱，怎么作为？还有更可怕的，我们经常谈粮食危机、水源危机什么的，导致这些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欠帐太多，为什么会年久失修，欠帐太多？还是因为地方政府没钱——什么3公消费挤占财政的问题还真不是导致地方财政窘迫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这个分税制。

好吧，因为分税制，任何一个地方行政首脑——不管他是私欲膨胀，还是真的打算造福一方（换了你我上台也是一样），他想有所作为，必然是拉高土地价格（也就是推高房价）来获得城市发展必须的资金。

这个分税制展开还可以写很多很多，现在不是有学者开始呼吁什么“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统一”——好吧，文盲可能对这句话不好理解，我换一个说法——现在有学者开始呼吁——要让马儿跑，要给马儿吃草！很简单的道理，还需要呼吁！真是悲哀啊。

文盲们，当你买不起房蜗居的时候，当你看到破败的乡村教室愤怒的时候，当你目睹干旱的田园破烂的水利痛心疾首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我们再来谈谈民生产业市场化。

嗯，民生产业市场化让我们中央财政卸下了包袱，不仅建立了第一个货币蓄水池，还用绑架民生的手法启动了内需，代价呢？仅仅是老百姓自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吗？

老师这里举2个例子。

前段时间出了个小悦悦事件，反映出国人近几年道德严重滑坡 ——为什么道德会严重滑坡？请你想想2个职业：教师与医生，这是2个什么职业？请你想想2个场所：学校与医院，这是2个什么场所？嗯，所有人都知道，前者是2个最需要道德的职业，后者是2个最需要讲道德的场所，现在这2个行业都商品化了、市场化了——结果就是最需要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业无法讲道德了，要自谋生路，经济效益优先了，请问，整个社会的道德能不大面积滑坡吗？在民生产业市场化之前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初期，中国人的道德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喝口水，再讲第二个例子，文盲们一定都看过一个新闻报道——中国滥用抗生素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因为滥用抗生素我们的体质被破坏，我们的免疫力大幅度下降……为什么会滥用抗生素？原因很简单，因为医疗产业化了，医院只能靠以药养医的模式生存，好吧，给文盲透露一下，任何医院抗生素销售都要占到医院药品收入的70%以上！明白了吧。而在西方国家，任何一个医生本着对患者负责的态度，在使用抗生素非常谨慎。这里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文盲们，当你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时候，当你们为国人道德滑坡痛心疾首的时候，当你们为滥用抗生素担忧的时候，你思考过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吗？

最后谈谈加入世贸的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在扭曲的汇率加加入世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大规模把破坏资源生产的商品以成本价什么亏本卖给全世界！意味着外貌出口企业每赚一分钱都赚的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钱，意味着越来越高的外汇储备以及越来越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好吧，这一切的根源在那里？

现在，老师已经完整分析了90年代3个影响深远的经济政策，不客气的说，这3大政策好处是让存量不动只做增量的模式至少延续了20年生命，代价却是中国老百姓整整几代人的命运——但是，网上对于90年代3大政策的某个领导人却是一片感恩戴德的声音！！！

你们自己说说，自己算不算那个被人卖了还怎么怎么样的文盲？就这样没有基本思考能力的文盲还奢谈怎么推进天朝民主化进程，哈，就是给张选票给你也是被忽悠的命啊。

还是学学老师吧，坐下来认认真真写贴开启民智——真是任重道远啊。

文盲们想把想老师把棵上下去？如果是就别谈敏感话题，别涉及具体人物，否则老师也不是无畏的，老师也有担心的东西，太多敏感话题，我就好弃楼。

文盲们大可以谈经济问题，嗯，这是一根红线，别涉及政治。

上贴内容已经很尖锐了，实在是看着文盲恨铁不成钢，后面不会越红线了。坦率的讲这个帖子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数文盲还没有质疑的能力，你们只要认真学习就够了。

上课之前，先说点闲话。嗯，最近跟贴很活跃，这个老师很欣慰 ——说明一大批文盲开始学习独立思考了。不过，貌似大多数文盲提的问题——实际上根本还不能称为问题——知道我为什么要文盲们学习帖子至少10遍吗？或者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这个帖子里的内容之丰富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文盲也想想不到的吗——因为你们大部分问题的答案都在帖子里，老师希望你们自己去找出答案。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闲话少说，下面我们继续谈汇改。

前面我已经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管理层为什么只给上海留了 10年时间来建立国际金融中心？是迫不得已还是别有依仗？

准确的说，应该是2个原因都有。

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管理层的执政思路：即保增长的前提下，建立货币蓄水池缓解通货膨胀压力，通过空间换时间，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产业的升级的目标。

好吧，这个思路有 2个关键，第一是保增长；第二是货币蓄水池足以控通胀。

那么怎样解读保增长的前提下，中长期政策的规律？兄弟觉得有2点，其一，货币政策一定是宽松化的（过程中会有适度调整，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一定是宽松化的货币政策）——文盲们可能不好理解，好吧，兄弟换一个说法，就是印钞机一定会长期开工，而且会越来越厉害；第二，人民币汇率——如果管理层要给我们制造业10来年时间实现产业升级，提高核心竞争力——那么人民币汇率是相对稳定或者贬值的趋势——虽然人民币在国际上升值压力很大，但是升值后我们管理层的压力会更大——打个比方，就象女人的大姨妈一样，来了麻烦，不来更麻烦，为了不引起后面的大麻烦，女人都会选择前面的小麻烦——管理层的选择估计也是这个路数。

好了，前2者归结到一点就是，未来人民币发行量会很大，越来越大，比如，按照我们现在进出口不平衡导致外汇储备增长速度——兄弟简单用计算器按了一下，到2020年，我们的外汇储备将超过7万亿元！吓死人了，这意味着仅仅这一项印钞机就要生产25万亿的人民币，考虑到同时又要出口25万亿的商品——文盲们可以想想届时通货膨胀压力有多大。

所以，即使管理层能迅速启动土地这个巨大的货币蓄水池——考虑到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很大，为了保8超发的货币很快就能填满土地这个池子，即使加上股市扩容加上房地产，这个时间也不会超过10年，这就是管理层只给上海10年的时间，或者说只给人民币国际化10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依仗呢？

首先给文盲们辅导一下一些基础知识。货币是什么？货币是一种符号，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金属货币例外），它代表着货币发行者的信用，也是货币发行者的一种负债——请文盲们一定记住这个观念，很重要。

当央行每发行一元人民币，就代表国家对老百姓承担1元的负债。所以，货币发行者为了保持信用，往往要储备一定的物资（比如贵重金属，比如资源性产品）来证明自己具有对债务的偿还能力。

好吧，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的信用——也就是国家的信用——对储备物资的依赖越来越不那么明显——货币的信用往往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包括经济实力与政治军事实力）的体现。

美元为什么强大？不仅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而且因为它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具体体现就是70年代它弄了个石油美元体系，你要到欧配克买石油？没问题，但是必须用美元结算！仅此一条，各国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国家主要外汇储备，仅此一条那怕是美国经济崩溃了，美元也能保持坚挺——反过来讲，美元保持坚挺，美国经济还会崩溃吗？所以，美元是有双重保障的，至少未来几十年内还是最可靠的避险货币。

欧元、日元的支撑是靠它们强大的制造业，只要这个基础不动摇，这2种货币就不可能崩溃。

好吧，人民币的基础是什么？当然是我们的制造业了。有一种观点是，制造业强大的国家不可能出现弱势货币，或者说货币国际化是一个迟早的问题。问题是，我们的制造业强大吗？你让人民币实行浮动汇率试试——估计中国的制造业立刻就死掉90%。这样的制造业也算强大？那么这样的制造业就是我们管理层实现货币国际化的支撑？

答案是否定的，管理层让人民币国际化最大的支撑或者依仗是，我们世界第一的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者说，世界第一的发达国家对我们的巨额债务！

好吧，我们现在就可以梳理出管理层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你欠我的债务（巨额外汇储备），你以后会越欠越多（我扭曲汇率，出口退税，你敢干吗），如果你不想我逼债（抛售外汇储备），那你能不能先用点人民币？（贸易结算用人民币）。

哈，很好的思路啊。嗯，从理论上讲，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招妙手。

但是，兄弟又要泼个冷水了。

人民币要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还要有一个开明健康的政治体制以及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有维护本国利益的勇气与决心。

别说是债务了，就是主权问题上我们给国际的观感是什么呢？湄公河上同胞被泰国军人枪杀；菲律宾扣押我们渔民还公开宣称没有必要给中国道歉；南海。好吧，按照外交部说法——中国有无可争议的主权——现在这个主权地方越南都弄了100多口油井了，我们2桶油到现在还没获得在自己“无可争议的主权”的越南的开采许可。纵观几千年历史，别说汉唐雄风了，就是腐朽软弱的满清时代也没见过东南亚土著猴子这么蹬鼻子上脸嚣张过啊。

主权问题上我们都如此软弱，债务，还真指望别人能当回事？对照最近的欧债危机，为什么我们提出以给人民币方式援助却被冷淡的拒绝，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所以，兄弟只能说，人民币国际化前景很不乐观——好吧，我换一个有点希望的说法，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高华遗作：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

2011-12-27T19:34:00.000-08:00

高华教授遗作：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愛思想编者注：著名历史学家高华教授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高华教授是爱思想网历史学科授权专栏学者，本网站表示沉重哀悼，并发布高华教授最后公开发表的遗作，与读者共同缅怀。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渡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的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决非是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纵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姐姐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与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的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 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于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1]。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两百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尤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它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页24）。
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的。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2]。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一般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对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其原因用王自己的话来说，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2，28」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外省人则不一样，他们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作者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页244）。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页112）。
可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页432-33）。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页158）。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的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教训，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是「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页 157）。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那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被抓人员被特务引导，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页36），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页37）。
斯大林「大清洗」中的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等等，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中国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共军俘虏又被共军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页306），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5]。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页 288）的「一个保卫工作者」（页258），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页335）。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页307）。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19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老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6]。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翁元：页224）。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履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翁元：页218）。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15年。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 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数据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禹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页258）。「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十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十月：十月十日是「双十节」、十月二十五日是「台湾光复节」、十月三十一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的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的「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虏获的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韩战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归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人「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们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19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翁元：页48）。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它支持故旧，其它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交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的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 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页 470-71）。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页351）。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是我们的国土，大陆是我们的家园……」。「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 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却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 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页351）。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19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 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页361-62）。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让人何等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7卷，页372
[2] 邵燕祥：《别了，毛泽东》，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页7。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页92-93。
[4] 郑彦英：〈与刘少奇项目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出版，1960.8.3.页256。
[6]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页28，以下简称翁元。

原载台湾《思想》杂志18期（2011年6月）

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

2011-12-12T20:41:00.000-08:00

戴按﹕這是國內左派一翼的政治共識，其政見顯然與目前中共官方以及為官方服務的毛左派們（例如烏有之鄉網站、張宏良們）有聯繫，更有極大的區別，值得注意。他們認為，中國現已復闢資本主義，中共官員已演變成披著共產黨外衣的官僚資產階級，言外之意是真正的左派必須與中共政權劃清界限，起而推翻之。

（柳知秋于2011-12-08发表于「少年中國評論」網站）

【编者按】常常有左派朋友对少年中国的政治观点表示疑惑，表示天马行空，捉摸不透。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发文多侧重理论而现实性相对较弱；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确实没有推出全方位阐述观点的文章。这次借着人人网著名左派网友陆遥遥君抛出建立人人左派共识的想法之机，彭凌璨同志就当前左派争论的焦点问题做了提纲挈领的阐释。我们认为，在这些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上，他的文章代表了少年中国评论网友们的主流观点，因此我们全文编载，以便广大革命同志详细了解。当然，革命左派的共识绝不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完全建立起来，更希望的是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联合。愿闻其详者，请细全文。

作者：彭凌璨

此文是受陆遥遥兄邀请，对其人人网左派青年的共识（供讨论稿）进行一些必要的理论论证和修正补充。

有一些左派同志因陆兄曾经的伯恩施坦主义立场而对我有一些善意的提醒，我认为在此应该申明这个问题：首先，伯恩施坦的反动性与民族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陆兄已无数次表态与民族主义划清界限。其次，伯恩施坦的时代，欧洲各国有社会民主工党，且有第二国际的统一领导，今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再次，陆兄已经就自己对列宁主义的敌视致歉，主动伸出橄榄枝，谋求整个左派的和解与共识，难道我们应该冷面以对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吗？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摆在眼前，而许多泛左翼青年却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即便是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民粹派都比沙皇走狗进步一万倍。

当前的左派声音，似乎被这样一些关键词所充斥：反转基因、中医、共济会、汉奸。从这些词语中，充斥着阴谋论和道德审判。我们希望以真正科学的社会理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愿所有不希望自己的青春耽于空谈的左派青年加入这个工作，对此提出宝贵的意见和批评。

全文:我们，痛感当代中国左翼思潮内的意识形态混乱，并忧心这种意识形态的空前混乱会葬送中国的左派运动，或者将这种付出不小牺牲和努力才达到今天规模的运动引向彻底错误的不归路。有感于此，我们本着开诚布公的原则，首先交换了我们之间的看法，并达成以下若干简单的共识，我们选择将这些共识公布出来，以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若能引起讨论，则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若能成功地消除一些在我们看来无疑是错误思想的影响，便是我们工作的大大意义所在。

以下是共识部分：

一、当前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宣传所赐，社会主义的形象被无限抹黑，成为官僚、威权、僵化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形象则被无限美化，成为民主、自由、福利的代名词。而事实上是如此么？曾经在历史上，社会主义是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名词：民主社会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要用社会主义来装饰自己。而历史上真实的资本主义，是生产线上加班的女工童工、是嗷嗷待哺的婴儿和资本家倒掉的牛奶、是国家警察与资本家护厂队枪杀罢工工人代表。这一切的改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世界逐渐建立起较为温和的可持续的剥削制度。但是这一切绝不是资产阶级的赐予，而是一次次的罢工和起义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换来的，总而言之是全世界工人阶级自己斗争的结果。

清除了以上概念被赋予的想象光环，我们可以认真审视一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一对概念。

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给资本主义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在其著作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都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等联系在一起的，在《资本论》中，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生产过程从属于资本，或者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为基础，而且这种关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说白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利润，如果有一种病只有穷人才会患上，那么资本主义大概不会为他们生产相应的药品。

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是非常含糊的，大部分时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与恩格斯当作共产主义的同义语使用。但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概念：

“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而列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为了澄清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误读，以下不得不大段引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话：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能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国家保卫资产阶级法权。

当今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在改换名称为国有经济后，为大官僚所窃取，并改变为利润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国企改制将大量的国有资产半卖半送私有化，其中受益者主要为当时的各级领导干部厂长经理；所谓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其“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本意，变成了资本所有集体剥削劳动群众，而这种形式中，主要生产资料，实际上是掌握在官僚手中；大部分民营企业的资产阶级，事实上也是完全依附在官僚资产阶级身上，譬如各种矿老板；而外资在全球金融越发紧密的今天，也与官僚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分配制方面，按资本分配早已取代按劳分配成为主流。新的阶级已经分化形成，在住房医疗教育的产业化完成后，我们不禁要问：如今还有不为利润生产的行业吗？这一切事实都表明，当今中国社会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二、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阶段。

拜我们所受过的僵化教育所赐，帝国主义的形象，往往是大炮巨舰、法西斯、侵略、军备竞赛的同义词。事实上，这只是军事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而且侵略扩张的资本主义不等于帝国主义，鸦片战争时英国就还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所处市场范围内的竞争已经不复存在，并且在这以前市场的购买力就已经饱和，所以它必须进行扩张，乃至于不惜与其他帝国主义以武力形式争夺市场。帝国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20世纪初各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均是帝国主义逻辑的产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诞生了占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和四分之一土地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印证了列宁的论断——“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帝国主义是辩证逻辑的一部分，它一方面消耗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能量，一方面促进了落后国家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列宁没有想到他的理论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被验证：资本主义阵营被美帝所统一，先用凯恩斯主义解决了就业问题，然后在国际间实行利润倒流，允许小弟们搞工业且放开国内市场任其冲击，在国内实行福利制度，大量资金用于改善工人待遇，也因此缓和了阶级矛盾。最后就是军备竞赛，过剩的生产力用于攀科技，以至于冷战期间还顺带爆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用这种方式资本主义熬到了中国改革开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让全世界拥有最多潜在工业人口的国家加入了资本主义阵营，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改革开放开始。1979年2月邓小平访美，中国向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1979年2月到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给资本主义阵营奉上了投名状。1981年里根就任总统，启动了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最后有了如今的世界工厂中国和负债大王美国，期间还有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插曲，可惜对于世界资本来说，中国的庞大的工业人口已经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民众生活水平直到本世纪头十年才追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此回到开头那句话，2008年的经济危机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帝国主义衰落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落了，法国工人大罢工、英国学生与无业者骚乱、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虽然也在一天天烂下去，但是相比腐朽到骨子里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似乎一夜之间崛起了，并且向世界彰显了帝国主义的力量：4万亿人民币救市与1.5万亿美元债权。

更详细的经济数据可以列举很多，在垄断程度上，我们可以看看金融资本的垄断程度，在此仅举银行业一例（在此感谢马列毛主义论坛提供的资料）：

从机构类型看，资产规模较大的依次为：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三类机构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分别为50.9%、15.0%和11.0%。

——《银监会2009年年报》

根据各主要银行（政策性银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重要城市商业银行）的2009年年报，官僚资本对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广东发展银行10家银行拥有绝对控股权，可以控制约47.4万亿的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60%左右

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以及大量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比较分散而官僚资本则是大股东，实质上拥有控股权，能够控制10万亿以上的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产的12.4%

邮政储蓄银行约占3.43%，也属于官僚资本，以上三部分官僚资本已经达到75%。

而且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中也必然有大量官僚资产，所以全部官僚资产所占的比例会达到80%以上。

只有少数银行如：宁波银行、浙商银行、民生银行中的民营资本比例较高，但不足于实质控股，而且这些银行的资产也只有2万亿左右，约占3%。

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北京银行的第一大股东是外资，但股份都没有超过20%，远达不到控股的程度，

所以国内银行没有一家被外资控制。而外资银行的资产只有1.35万亿，约占1.7%左右，比例很小。

从工业产值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来看，根据《2010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数据如下：

一、基础工业数据：

1、粗钢产量： 6.27亿吨，同比增长9.3％，占世界总产量的44.3％，超过第2-第20名的总和；
2、钢材产量： 7.98亿吨，同比增长14.9％
3、水泥产量： 18.68亿吨，同比增长15.53％，占世界总产量的60％；
4、电解铝产量：1565万吨，同比增长21.4％，超过世界总产量的65％；
5、精炼铜产量；457万吨，同比增长10.6％，占世界总产量的24％；进口429万吨，消费当量达880万吨，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6、煤炭产量： 32.4亿吨，同比增长8.9％，占世界总产量的45％；
7、原油产量： 2.02亿吨，同比增长6.9％；进口2.39亿吨，同比增长17.4％；表观消费量达4.39亿吨；
8、乙烯产量： 1418.9万吨，同比增长31.7％，世界第二（美国第一）；当量消费2400万吨，自给率约为59％；
9、化肥产量： 6740.6万吨，同比增长5.6％，占世界总产量的35％；
10、塑料产量： 5550万吨，同比增长20.9％，占世界总产量的20％；
11、化纤产量： 3090万吨，同比增长12.44％，占世界总产量的42.6％；
12、玻璃产量： 6.3亿重量箱，同比增长10.9％，超过世界总产量的50％

二、工业产品数据：

1、汽车产量：1826.47万辆，同比增长32.44％，占世界总产量的25％；
销量1806.19万辆，同比增长32.37％，超越了美国创造的新车销售1750万辆的历史最高纪录。
2、船舶产量：造船完工量65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6％，占世界总量的为41.9％；
新接订单量752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90％，占世界总量的48.5％；
手持订单量19291.5万载重吨，占世界总量的40.8％；
其中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所占世界份额均比2009年有较大提升；
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同比增长42.07％。
3、工程机械产量： 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0％，占世界总产量的43％（工程机械：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起重机、混凝土泵、叉车、压路机等）
4、计算机产量：2.46亿台，同比增长35％，占世界总产量的68％，份额比2009年提升8个点；
5、彩电产量：1.18亿台，同比增长19.5％，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份额比2009年提升2个点；
6、冰箱产量：7300万台，同比增长23％，占世界总产量的65％，份额比2009年提升5个点；
7、空调产量：1.09亿台，同比增长35％，占世界总产量的80％，份额比2009年提升10个点；
8、手机产量：9.98亿部，同比增长61％，超过世界总产量的70％；份额比2009年暴增20个点；
9、洗衣机产量：6100万台，同比增长21％，占世界总产量的44％，份额比2009年提升4个点；
10、微波炉产量：6800万台，同比增长12％，占世界总产量的的70％；
11、数码相机产量；8200万台，占世界总产量的65％；
12、数字电视机顶盒：1.5亿台，占世界总产量的73％；

三、基础设施数据：

1、电力：新增装机容量9118万千瓦，总装机容量达到9.62亿千瓦（美国为10亿千瓦），同比增长10．07％；
2、发电量：42065亿度，同比增长13.2％，占世界总发电量的22％，首次超越美国（美国2010年约为41100亿度），跃居世界第一；
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了，发电量超过美国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3、公路：新增公路通车里程10.5万公里（含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
新增高速公路8258公里，总里程达到7.41万公里（美国9万公里）；
4、铁路：投产新线4986公里，其中客运专线1554公里；
投产复线3747公里；
营业总里程达9.1万公里（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速铁路8358公里。
5、能源：一次能源消费量为32.5亿吨标准煤，同比增长6％，首次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这也是个里程碑的标志。

四、轻工产品及其他：

1、纱产量：2717万吨，同比增长17.5％，占世界份额的46％；
2、布产量：800亿米，同比增长6.2％
3、黄金产量：340.876吨，同比增长8.57％，世界第一；
从纱产量、布产量的增长率来分析，中国在世界纺织品的份额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至于中国拟在海外建立的军事基地，瓦良格航母与歼-20战斗机、对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以及高铁大跃进的意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作详细阐述。

21世纪初，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或许后世的历史学家会沿用日本游行者对它的称呼：中华帝国主义。

最后还需要澄清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的美化，即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必然会得到超额利润的分红。事实上在一战前夕，无论是日不落帝国英国，还是落后的帝国俄国，普通工农都处于极其贫困的境地，美帝国主义采用福利政策的原因，前文已经论述。有网友用一句话精确概括了这个现象：每个人都可以说我的祖国，但只有统治者才能说我的帝国。

三、中国社会三十年来最大的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

在论述了上述两条共识后，关于社会矛盾的共识就不言而喻了。

中国左派与民族主义搅在一起，首先是一个阶级性问题，这一点苏拉密《论张宏良及左派的阶级基础和历史使命》说得比较有道理，不过我比较反对他文中流露出的民粹和反智倾向。我们这些左派的确都不是什么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者和实践先进理论的革命知识分子，始终是唯物历史中体现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尖兵。然后这个问题还是一个历史问题，从历史角度阐述，或许可以让直观体会到我们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意义。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当然除了质疑改革开放的思想，事实上与一些人想的不同，80年代初几乎没有人质疑改革开放，过去扣帽打倒的右派和官僚平反了，工厂里取消鞍钢宪法推行厂长责任制，技术官僚们的权力也大起来了，文革中政治挂帅那套不搞了，于是必要的物质刺激——奖金和福利让工人也高兴，在中央的推动下，一些将信将疑的农民也把土地分到了自家。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文革造反派。1989年中国发生了著名的敏感词运动，运动的根源是物价闯关带来的通货膨胀和价格双轨制带来的腐败不公，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官倒反腐败，民主自由主要是少数知识分子提的，《人民日报》的著名社论里都这样说：“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所以说这事儿其实是典型的阶级矛盾总爆发。在这之后，思想界很受打压了几年，直到南巡讲话才逐渐放宽。

90年代中后期，互联网开始在中国兴起，伴随着的是国企改制的深入、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反复挑起事端、日本反复祭拜神社。这时候网上的愤青一边批判社会不公，一边抱怨着国家软弱。那时候在南方周末里还能读懂中国，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高举爱国旗帜，有兴趣的可以去搜南周针对美帝炸我南联盟使馆事件的社论《没有高度的纪念碑》。而即便是如此，真正国内的主要矛盾依然是阶级矛盾而非民族矛盾，即使在民族矛盾最为尖锐的1999年。学生们恐怕只记住了当年美帝使馆门前的散步喊口号仍东西，而2000年前后，国企的反私有化斗争和农村的抗税斗争，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提起。拿老工业基地东北来说，从1997年，国企改制进入了大跃进时期，上千万工人对此进行了斗争，曹征路的小说《那儿》、张猛的电影《钢的琴》，讲的都是那时候的故事。国企的问题非常敏感，所以直到近年来反思才逐步兴起。但是三农问题就不一样了，在2004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之前，中国农村的暴力抗税每年多达数十万起，也有很多学者是靠做这方面研究起家的，比如现在变成右派的于建嵘，中间派的秦晖，左派的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论是左派和右派都能在网络上意识到民怨问题，有一拨最为反动的所谓左派，时而炮制阴谋论、时而祭出毛泽东大旗，动辄扣人以“汉奸”“带路党”帽子，试图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不但理论批判让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欧美日逐渐衰落铁的事实也将撕破他们的画皮。

说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最大矛盾不是民族矛盾，而是阶级矛盾。这个时间段都过于保守，毛泽东晚年就提出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论断，甚至从反右扩大化开始，阶级矛盾或许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此就不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论述了。

四、反对当前网络上盛行的民族主义与逆向民族主义

将要到来的战争
不是第一次。在它以前
有过其他的战争
上次战争结束时
有胜者也有败者
失败者那里，贱民们在挨饿。
胜利者那里，贱民们也挨饿。
——布莱希特《德国战争课本》

一不小心又给自己写了一个大题目，看到这两个主义，隐隐有些头疼，这种题目系统地论述下来恐怕一本书都不够。而且又涉及到当前论战最尖锐的问题，稍有不慎汉奸带路党的帽子就把我淹了。好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社会性质的论述，并且考虑到文章的读者主要是左派同志，将会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口舌。

先界定概念，除特别指明外，本节所述的民族与国家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为同义词，在英文中均作nationalism。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nation）是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作为承前启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而非万古不变的天然产物。它的诞生，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初步崛起——新的生产关系造就了广大的地区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群共同体（民族）；统一的市场要求统一的语言、教育、行政和税制，而新生资产者热望着划定国界和组建常备军来保护自己控制的资源与市场，符合上述要求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便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的统治功能——除了保护（和掠夺）资源与市场，还包括征税、鼓励实业、发行单一货币、担保商业信用、推广国语（national language）等等；这些功能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民族存在的各项先决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性质，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根本对立的两部分——“黄袍加身”的资产阶级（及其有产盟友）与遭到剥削压迫的劳动大众。“屈居少数”的资本家不光拥有生产资料，更把持着国家机器和文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盘剥、欺压和愚弄无产者；尽管劳动大众（包括小资产阶级的下层）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它始终处于被统治地位。究其本质，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等同（以保护统治者利益为最高宗旨的）有组织暴力机器，即所谓阶级国家（class state）。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民族主义这一概念，随着社会的进化，被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形而上的民族国家主义，这一部分所强调的爱国主义，与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没有本质区别，完全是一种道义上的绑架，从文化上来说，君主与宗教都逐渐淡出了意识形态领域，对国家的忠诚代替了对君主和教会的忠诚。无论是中国封建士大夫还是欧洲封建骑士，恐怕都是君要臣死臣Facebook，如今看来似乎很可笑，而事实上这个君王已经被置换成了国家。即便是日本与英国，如今君主对于文化的象征意义都远大于实际意义。而在缺乏现代性的国家，诸如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一旦胜利，马上就要祭出伊斯兰教的旗帜，根本原因还是人们长期生活在部族中，缺乏对于民族国家基本的概念，不得不依靠宗教来强化新政府的统治。中国曾经的革命扫荡了君主和宗教，但统治者的合法性主要不是建立在全民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上，而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即社会主义革命上，这是一种要消灭国家而不是强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当然，曾经无产阶级先锋队选择结束自己的历史任务后，他们不得不动用其他法统进行辅助，当前的新儒家兴起就是一例。右派在本世纪的启蒙中，喊出了一个“爱国不等于爱政府”，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个口号不够有力，因为他们连国家这一概念的物质起源和文化起源都没有辨析清楚。

另一部分则是形而下的自然亲近情感，即人们在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和共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经济联系形成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人群内部逐渐形成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national identity）。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也是个人组成的共同体。国家这一概念作为一个社会范围来说，实际上是构成这一社会的人群总和。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相同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首先同一个阶级才会具有。有没有跨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有，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专政，被统治阶级不免带有统治阶级文化的烙印，这一点就需要革命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与斗争。正如罗莎?卢森堡所言：“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无产阶级最需要提防的是资产阶级将这种朴素的自然情感，上升到对国家的不容置疑的忠诚上去。

民族主义辨析清楚了，逆向民族主义就不难理解了。这是一小部分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文化的知识分子，在本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不敌外国统治阶级的宣传之后，产生了对外国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和归属感。人人网的圈A党魁巴赫金曾经开玩笑说：我群中心主义，相对的是他群中心主义，例如逆向种族主义，逆向民族主义。对这种卑微的奴隶式的身份认同，源于对原初共同体认同感的彻底崩溃后替代以其他共同体的认祖归宗，应归因于智力上的不发展而无法产生对人类主体性与整体主义思维的批判性感知和超越。而这两个群体每天攻击来攻击去，你一个美分我一个五毛帽子满天飞，各自秀着虚无缥缈的道德和智力优越感，不知与当年的“六九圣战”有什么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种全新的爱国观，这种爱国观中的国家不是在固化而是逐步在消亡，这种爱国观的对象爱的不是那个想象或者被灌输的共同体，而是爱与自己有同样文化心理与归属感的一个阶级兄弟姐妹。用几十年前的一句话提炼这个观点就是“亲不亲，阶级分”。可能有人对这种文革式的口号心存抵触，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爱国就是爱这个国家的普罗大众。

五、用唯物史观分析历史，反对神化与妖魔化历史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中国人是幸运的，从小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国人也是悲哀的，因为从小只被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结论，而没有学习它的论证过程。不仅如此，宣传机器还把“唯一科学”“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等等标签粗暴地贴在马克思主义上面，引起人们的本能反感，可谓粉到极点就是黑，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辩证法的威力。

科学能解释世界，神学一样可以解释。但是科学可以改造世界，神学就不行了。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在于它的结论可以解释历史，而是因为在它的论证过程中，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人的历史客体性在于至今为衣食住行等“再生产”所迫，与动物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而人的主体性在于被压迫阶级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本身，其斗争使历史流动起来，而不是空洞的时间。人既被当下历史条件所限制，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未来的历史，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世界的理论。科学还有一个关键特征，即用理论指导实验后，还能根据实验结果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补充，这一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可以改造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的理论，这样的理论符合科学的定义。

我们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图景。

在不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毋庸置疑，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依然要为个体的再生产而劳动。2.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专政力量空前强大，从镇压性国家机器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谓武装到了牙齿。3.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我们尤其要引起高度重视的，这个时代已经有娱乐至死的趋势，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预言或许就要成真。

以上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起舞时最沉重的镣铐，看起来这是最坏的时代，但是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在有利的历史条件方面：1.这是生产力空前发达的时代，这个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地步。2.这是工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时代，尤其是放在中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几乎是一个飞跃。3.互联网，它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古登堡印刷术与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互联网在历史中将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然后我们还需要对于当前网络上错误的历史观做一个清算，只有树立了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才会有正确的实践。

首先是五毛的唯经济论，常见的说法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需要补课”、“现在搞社会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只能搞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搞社会主义必然失败”。这是典型的用庸俗进化论和诡辩论代替革命的辩证法，这种观点中，人本身在历史中没有任何意识和能动性，永远只是作为历史的客体随波逐流，与动物无异。“卡夫丁峡谷”不可跨越，这是历史内在的逻辑决定的，并不是什么宿命论。但是可以选择“不通过”，这是历史发展多样性的表现，也是人作为历史主体可以发挥的最大能动性。这种观点是官方理论的核心之一，是当前最为反动的一种历史观。

其次是草泥马与五毛之间的妖魔化历史和庸俗化历史，常见的说法有“感谢美军飞行员感谢蛋炒饭”、“文革是毛为了巩固权力发起的”、“列宁是得梅毒死的”、“蒋光头才是得花柳死的”。在这一类言论的来源者眼里，历史是由极少数权力的掌握者主导的，而不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正因为奉行这种极其唯心的精英史观，他们才会津津乐道于权力上层那些鸡零狗碎的传闻。这类段子之间往往逻辑不能自洽，危害远低于唯经济论。但是它极大地消解了意识形态，使得大家对于现实的不满和对于进步的追求，流于分享转发段子的嘻嘻哈哈，这一点上看它也算是维稳先锋了。

最后是一种神化历史的唯心史观，较常流行于知识水平稍高的人群中，常见的是把前三十年夸成一朵花，后三十年贬成豆腐渣，以及陈丹青等公知的民国范儿。这些人并不是试图解释历史，反而是在宗教化神化历史。在他们眼里，历史只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历史，自然就理所当然认为历史变革不是由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决定的，不是由于社会矛盾的种种错综复杂的运动，导致任何人都无法阻遏的必然趋势，而是由某些伟人和阴谋家私底下设计好的。当然这种历史观更容易反驳，把毛时代夸成一朵花的人，无法解释为什么教育锻炼了一代人，却由一场宫廷政变，资本主义就轻易复辟了，而陈丹青们的民国范儿，在当时民间饿殍遍地的铁证面前，恐怕只会引人反胃。

人人网上好谈国事的青年，恐怕生成关键词，最大的就是“历史”了。左派青年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一定要自身理论过硬，认真学习弄懂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有效批判各种错误的历史观，也能避免造成自身一些偏执错误，避免一粉顶十黑的反面效果。

六、民主主义是左派必须坚持的一面旗帜

当尔?恩?斯之流的先生们就拥有权力的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或宪法问题同政府讨价还价时，我们却要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只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推动别人，就要始终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善于在任何一个自由派打算移动一寸的时候及时抓住他，强迫他移动一尺。如果他固执不动，我们就抛开他，越过他而继续前进。

——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

当今在左派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反民主情绪，不对这种错误的思潮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不一一驳斥这种错误思潮的方方面面根源，势必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民主曾经是各国共产党夺取政权最重要的一面旗帜，在左翼未来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中，它还将一次次地被树立起来。而在此节中，或许还可以回答一个如何跳出历史循环的难题。

错误观点1：通常人们说的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的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不值得追求。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发轫于古希腊，继承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不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诉求，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反映了普通市民（小资产阶级）、以及广大工人的政治诉求。

的确资产阶级民主最后结果依然导向不正义，但是官僚专制制度下，没有组织工会和政党的权利、没有进行罢工和散步的自由、无法建立相对独立的宣传机构，其斗争条件比之西方国家“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下的工人，不知恶劣多少倍。

与曾经共产主义运动时代的环境不同，今天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将是我们的“现代君主”——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助产士，而资产阶级民主也将极大地促进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

错误观点2：人民只需要改善经济条件，不需要民主权利。

这种经济主义的观点在历史上已经被批透了，但是近年来又有沉渣泛起的态势。

人民对于政治不关心，与其说是天然如此，不如说是没有受到政治锻炼，长期处于政治高压与愚民宣传下的结果。一个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喜欢看书，一个未经常体育锻炼的人喜欢宅在家里，这种解释更唯物主义。

不得不承认的是，人民的确容易为蝇头小利收买而放弃一些根本性的原则，这在历史上发生了无数次，将来或许还将要发生。但是这不是因此歧视人民的原因，反而需要觉悟的左派同志反复重申这一原则：不要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长子权。

错误观点3：民智未开而行民主，最后反而会是坏事。

这一条有其道理，但是犯了与上一条类似的逻辑错误。

事实上，民众的政治智慧，除了启蒙知识分子的说教之外，更重要的来源，是从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来。斗争而来的政治智慧，可以轻易秒杀书本上教条，这也是我对龚知宇之前诘问的回答，即左派青年为什么写文章老喜欢引用马克思列宁怎么说的。首先他们是理论家，其理论逻辑是一以贯之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斗争领袖，他们的政治智慧，直接来源于整个无产阶级。老实说其实我并不希望总引用一两百年前导师（包括毛泽东）的话，因为这个时代跟他们那个时代差别太大。只可惜近几十年没出过什么可称得上导师的人物，但是我们依然要最广泛地学习理论，以寻找我们这个时代的破局模式，比如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仅仅是从列宁的《怎么办》中还不够，更需要阅读葛兰西的《现代君主论》。

错误观点4：民主是西方反动势力妄图颠覆我人民政权的阴谋。

兰州烧饼

在一一驳斥了几种错误观点后，说个题外话，回答开头所说的跳出历史循环的问题。需要明确的是：跳出历史循环的追求，对于人类只是换一个高级的进化秩序，而不是什么乌托邦主义弥赛亚主义，终极拯救的想法最后只会导向对现世的悲观。作为一个真正懂理论的左派，要抛弃性善性恶的无谓争论，而是去发现善恶行为的物质基础，为改造这种物质基础而努力。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复辟，首先根源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拿中国历史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仅是工人阶级数量并不多，还存在着组织联合上的不足。造反派基本上一直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比如二月镇反和挑起武斗，都是官僚集团与保皇派发起的先手，这种阶级力量严重不平衡的局面决定了在毛逝世后运动的迅速失败。第二个根源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马克思定义的传统国家机器外，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区别于镇压性国家机器运用暴力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运用意识形态发挥功能。以下这些机构都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传播、文化。各国的共产党革命砸碎重建了镇压性国家机器，但最后依然导向了官僚化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只有中国的文革对重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诉求。解决后一个问题，必须依靠民主，让劳动人民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这或许也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延安谈话内容的深意。

民主并不是神圣的，并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民主只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更好的条件。但左派们不应该因为资产阶级的民主的局限性，而完全拒绝它。理论上的纯粹是值得追求的，但是不能仅仅着眼于理论的纯粹而忽略了群众的实际需要，无视专制制度是当前工人运动的最大障碍这一现实。如今官方暗地里反民主，一些五毛公然地反民主，一些草泥马在搞臭民主，可以说间接反民主。那么我们左派应该勇于扛起这面旗帜。

七、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批判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宣传正确的理论

以下对于“现代君主”的分析主要来源于黑夜里的牛作品《“唯心主义”与社会主义必然性》，感谢他对这一部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天生的实践性，决定了唯实践论的大行其道。行动主义者搬出马克思的名言“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仿佛无论自己行动有什么意义，都可以稳稳站住一个道德制高点，而对于行动主义者的指责，可以称得上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了。列宁在其不朽著作《怎么办》中，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批评这种行动主义，认为在理论混乱的时候谈这个是不合时宜的，而他则进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这一个判断是意义深远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断与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但他们却未明确提出理论跟运动的这种关系。相反，他们对于群众在斗争中阶级意识抱有过高期望，认为群众最终都会导向理论正确。列宁则断然否定了这种自发性崇拜，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因此，旧海因菲尔德纲领说得非常正确：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列宁以前所未有的理论勇气，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大秘密。在批判民族主义就被称为托派的今天，他恐怕要会被打成布朗基主义者。列宁主义区别于布朗基主义的根本，在于在列宁的历史叙事中，党是斗争智慧的保存者，而群众则是社会变革的力量之源，人在历史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得到了统一。对于人类历史的这一大变革时期，政治革命是唯一具有巴迪乌所谓的“真理”性的事件。而所谓真理，就是要超越出现存社会既有的约束（constraints）性条件所规定的可能性空间，创造出新的能够创造出新的约束条件，新的可能性空间的行动。显然，真理总是在进行着政治谋划的大脑中诞生的。最早表述这一理论的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里，书写真理的是被人民赋予期望的“新君主”；而另一个意大利人，葛兰西，则指明了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新君主——无产阶级政党——所具有的真理性意义。

葛兰西关于“新君主”的思考集中在《狱中札记》的第二部分。在提出“现代君主”即政党，接着讨论党存在条件时，他指出党要存在就必须达成三个基本要素的结合。那三个要素呢？他认为是“最通常的要素——普通的正常的人”、“主要的联系要素”“将领或首长”、“中间要素，结合第一要素和第二要素”。葛兰西所说的实际上就是，普通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以及联系二者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这三个要素之中，纯粹由于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用，受到阶级压迫、资本主义零散的或者集中的即危机的打击而产生出来的要素只是第一个，即我们平常说的工人阶级。我们必须看到，第一个要素的确是最直接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广义的革命主体，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最狭义的革命实践即政治谋划的意义上，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客体出现的。对此，葛兰西说到：“无疑义的是没有他们，党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同样无疑义的是如果党‘仅仅’由他们组成，党也是不能存在的。只有在有人保证他们集中、组织和纪律的时候，他们才成为力量：假使没有这种联系力量，他们就会分散成为无数的小部分，彼此削弱，从而消灭得无影无踪”，“他们的贡献并不在于拿出创造精神或高度组织精神，而在于他们的纪律性和忠实”。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塑造了了工人阶级的纪律性，而罪恶的现实又让普通工人阶级必然具有对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发展趋向保持忠实的潜质。但他们并不是构成革命的最为特别是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左派同志们对于领袖的崇拜。但领袖是可遇不可求的，他们只能在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被培养出来，而不是自封或者造神的结果。那么这个时代我们最值得追求的要素就只剩下了一个，即中间要素——革命知识分子。以上大段篇幅是论述了“现代君主”在我们的左翼运动中的重点作用，那么重点中的重点，革命知识分子就清晰地凸显出来了。

民主对于“现代君主”诞生与成长的重大作用，前面已经论述。而现在，知识分子却处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同时还不断有人以“爱国”等所谓的政治正确不断加剧着这种混乱，痛感于这种混乱很可能葬送掉近年来复兴的左翼思潮，我们人人网上一些左派青年才决心先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共识，同时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展开论战与批判。只有树立起理论的旗帜，把种种错误观点清算干净，革命知识分子才会汇聚到旗帜下，而之前那种和稀泥的态度，无疑是造就一群乌合之众。

行文至此，我们运动中的策略问题，也谈得比较清楚了。正如一百多年前导师们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呼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觉悟的个人依然是孱弱的，就像一滴水，太阳一出来就蒸发了。只有无数多滴这样的水，汇聚成事业的洪流，才能拥有解放人类的力量。

（本文鏈接: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3235）

钱理群：回顾2010年之上层斗争

2011-12-07T22:15:00.000-08:00

戴按：下面是华夏文摘网站转载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的一篇长文，值得一读。文中提到太子党的接班动向和中国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危险性，令人警惕。

终于要说到2010年的中国上层斗争。——尽管中国的上层，尤其是最高领导层，依然处于不透明状态，这是极权体制的最大特点；但2010年的某些迹象，却让世人对上层的矛盾与斗争有所窥见，可以说是“偶尔露峥嵘”吧。

首先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几次大谈“政治体制改革”。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演讲，指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他强调：“停滞和后退不仅会葬送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作为了解并总揽全局的国家总理，提出这样的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成果可能“得而复失”，最后“死路一条”的警告，是极有分量的，因此，此言一出，举国举世瞩目。以后，温家宝又在8月27日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滋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人亡政息’”。温家宝还具体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题，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腐败；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特别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视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使人们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对国家的发展有信心”。

接着温家宝在接受CNN专访时又大谈“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过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认为这是现代政治体系中的重要特征”，并表示：“要坚定不移在我能力范围内，贯彻我的信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我想用两个词来表达我的决心：‘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国外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可以想见的。民间的反应也极强烈，北京等地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还召开座谈会，倡导全国范围内的“学习”。相反，官方控制的媒体则严加封锁。8月21日温家宝在深圳讲话，新华社发通稿时，竟然把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全部删去。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在纽约和华文媒体及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时，再次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与新华社通稿中再次将其过滤。有人因此提出质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而且很快就有了官方媒体的有组织的争锋相对的反击。其实这样的反击在批判所谓“普世价值派”时即已开始。8月16日新华社发表专电，公布了《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划清“四个重大界限”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宣称“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的成功”，用典型的“经济决定论”来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无须改革，而急需坚持。坚持什么呢？“稳定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即要坚持一党专政，以达到统治的稳定：这样，党内的权贵集团就通过党的喉舌，将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

在温家宝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发表以后，《人民日报》从10月21日到1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文章，署名“郑青原”，即“正本清源”的意思。这是文革御用文人惯用的手法，如张春桥控制的“上海写作小组”署名“罗思鼎”就是“螺丝钉”的意思。现在旧技重演，就很耐寻味。其中《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是公开和温家宝唱对台戏。文章首先强调：“围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这就根本否认了温家宝发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个改革有“停滞与后退”的危险的警告。其次，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三个“必须坚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模式，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言外之意自然是温家宝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或有可能背离“正确的政治方向”。其三，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与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与我国历史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相适应，有秩序、有步骤地展开，决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更不能华而不实，空喊口号”，这就简直矛头直指温家宝了。

——党的刊物和在任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这样公开叫板，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

在此之前，10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题为《充分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文章，提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主要是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上走下去”。

看来似乎和温家宝的呼吁无关，但强调要“坚定不移”地维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也即坚持集权体制，也就实际上消解了政治体制改革。直到第二年即201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吴邦国才公开了他的一贯的政治主张：“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涉及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动摇。动摇了，不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无从说起，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失去，甚至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里，引人注目地和温家宝一样提出了“发展成果会失去”的危险，但他认为危险在于“国家根本制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动摇”。那么，所要坚守的“国家根本制度”是什么呢？吴邦国也有明确的说明，这就是五个“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并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吴邦国的讲话，看作是对其政治对手发出的警告，“国家可能陷入内乱的深渊”这样的话，是十分严重的。这实际已经表明，如一位研究者所说，“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胡锦涛的态度，就格外引人注目。人们首先注意到，温家宝和吴邦国这样公开发表不同意见，都得到某种默认，没有影响其领导地位，这在中共历史和共和国历史上也是少见的。这固然表明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绝对权威的强人政治不复存在，这样的默认有其不得已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胡锦涛本人的态度的作用。在此之前，在党内民主派和毛派的激烈论争中，胡锦涛就已经采取了“不支持，不禁止，不宣传”的对策，这一次最高领导层的争论，看来似乎也是这个对策。有人因此认为这或许是党内民主的一个新的推进；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许早了一点，还需作进一步的观察。

更重要的是，胡锦涛必须对此作出自己的回应。于是，就注意到2010年8月27日在和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会谈中，胡锦涛的一段讲话：“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不断保证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条基本经验”。

——把“保证与改善民生”放在突出地位，这其实是大有深意的。

我们在前文一再提到的张宏良在一篇文章里，将温家宝的主张和胡锦涛的主张作了一个意识形态的解读与分析。他认为，“普世价值派”（他显然把温家宝视为其代表与总头目，但未点名）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保卫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其实质是要维护“富人和精英”在美国支持下进行的私有化改革的既得利益；而“胡锦涛、习近平、薄熙来等党内领导人”则提出了“让全体中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新政目标”，“保证与改善民生”即体现了这样的目标。

——张宏良的分析或有一厢情愿之处，但他看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中国当下问题的对应之策的不同重点，还是有道理的。

在我看来，这或许更是胡锦涛在寻找领导集团新的共识的一种努力。而且以后的事实发展证明，他的努力似乎还是有效的。这就是酝酿很久，在2010年10月出台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草案。据说“‘十二五’改革，有‘三条主线’，即：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适应公共需求变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这里，温家宝认为不能再拖延的政治体制改革引人注目地又一次被搁置了。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被推到了前台，而这三大改革的核心就是改善民生。最近高干子弟张木生在接受网易记者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消息，说中央常委有一次关于如何应对当下中国问题的讨论，“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说，改革可以缓一缓，要把解决和群众的矛盾问题，民生问题放在第一位”。据说吴邦国在两会上已经公开说了这样的话，温家宝在答记者问时，也几乎80%的重心都放在了民生问题上。

虽然这一消息还有待证实，但我以为还是有相当大的可信度的，最主要的是，它符合中国领导层的思维逻辑。对他们来说，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一根本利益上，党内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温家宝与吴邦国之间，是没有分歧的。作为中国的统治者，“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古训，他们是懂得的，不会忘记。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中国的经济问题。2009年官方就承认存在“通胀预期”，到2010年，就不断出现煤电油涨价，玉米、绿豆、大蒜，蔬菜、肉食品、奶制品涨价，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温家宝在年中就承认，中国“经济复苏曲折性超过预期”。

通胀危机直接影响普通百姓的生活，再加上官与民，商与民的矛盾日趋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纠结，如果不及时解决，就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信任危机。到2011年两会，温家宝更公开承认：腐败与通货膨胀已经成为可能导致政权和社会崩溃的两大致命因素。而后者又是更加具有迫切性的；作为国家总理，也更难卸其责。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经济压力，迫使温家宝，以及许多高层领导最后同意将民生问题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而将政治体制改革再度搁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依然是一种“救火”，事实上，搁置政治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以权利制约权力，触动“公权私有化”，切断背后的利益链条，民生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甚至会成为权势者在“改善民生”名义下对民众新一轮的掠夺。

这样，“改善民生”就终于成为党内，包括党的高层各种政治派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而且现在看来，新的两手都要硬：一面改善民生，以缓和社会矛盾；一面极度强化思想、舆论和社会控制，以维持社会稳定，很可能成为胡锦涛最后两年统治的基本国策。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决定任命习近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标志着习近平成为下一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已经基本确立。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开始转向“习近平时代”。

如果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代”，主要是文革期间的“大学生”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那么，所谓“习近平时代”，就是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和知识青年”掌握国家最高领导权，而且又是以“高级干部子女”为主体的。这样，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一代红卫兵，特别是以高干子女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以后又成了知青，他们的抱负，理想，精神气质都会不同程度上为习近平时代打上自己的烙印。

根据我对老红卫兵、知青与文革的研究，及对当下高干子女动向的观察，我以为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红卫兵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即已宣布：“老子拿下了政权，儿子就要接过来，这叫一代一代往下传”，“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口号：“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你们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

不能把这些宣言简单地看作是年轻人的狂言，而掉以轻心；这是基于切身利益而建立的信念和理想，即使是四十五年以后的今天也不会变。加之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高干子弟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权贵利益集团的核心部分，是须臾不能离开一党专政的体制的。即使他们中的多少可以超越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依然相信，只有把权力集中在手里，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不管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改革方向、路径有怎样不同的意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上都是完全一致的：共产党必须掌控改革的领导权；强化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是中国改革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胡锦涛这一代并无不同，也是他们的前辈，从毛泽东、刘少奇到邓小平、陈云所期待的。陈云早就说过：把权交给我们的子女，他们至少不会掘我们的祖坟。与此相联系，不管他们中有些人如何高喊民主，对敢于挑战自己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任何力量，都必定要运用掌握在手的国家机器，予以镇压，也是绝不手软的。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幻想。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包括老红卫兵在内的红卫兵、知青这一代，有着在底层社会接受改造的特殊经历，他们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和底层社会、底层老百姓建立了思想情感精神上的联系，使他们比较了解中国的国情，比较重视民心与民情，这都会对他们以后的施政产生影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这些高干子弟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都受到了很好的现代教育，很多人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不仅其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而且对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社会的发展，时代潮流，都有比较深切的了解。正是这样的对中国底层的了解，和对世界发展趋向的把握，使他们比胡锦涛这一代更加深切与强烈地感受到党的危机。正像2011年初成立的“延安儿女联谊会”上与会者所说,当前“我党我军我国最大的矛盾就是腐败”，“人民已经忍无可忍”，但“我党自我纠错能力和制度缺失”，“作为党的后人，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不能再沉默”，“要说真话，想办法，为党解决危机”。可以说，“再不改革，必将亡党亡国”已经成为这些当年的老红卫兵的一个共识，“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也成为他们的共同决心。

而且他们在这三十年中已经占据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各领域的重要位置，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且意识到，历史给他们的机会也只有这“十年”，高干子弟自身都在六十岁以上，他们的幕僚也大概在五十岁左右，因此，也都跃跃欲试，准备作最后一搏。这就意味着，由于自身的利益化与官僚化，逐渐丧失改革动力和活力的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他们的尚有出息的子女这一代，获得新的改革动力和活力。这样，在习近平时代，就有可能做一些事情，把中国的改革推进一步。红卫兵、知青这一代将比文革大学生那一代，更有魄力，更具行动力，这都会在未来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显示出一些新的特点。

但不可忽视的，是文化大革命对这一代精神上的负面影响，包括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不要忘了他们当年都是“毛泽东的红卫兵”，不管他们今天对毛泽东的评价、态度如何，毛泽东在其成长初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老红卫兵中是不乏“小毛泽东”的。在我看来，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文革残酷的斗争中形成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帝王气与流氓气。另一方面，由于今天已经很难出现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可以驾驭群雄的强势领袖，老红卫兵中又派系林立，他们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将是习近平时代的统治难题。弄不好，就会发生内讧，或各自称雄。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思想、性格、能力，就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方面，恰恰是最不透明的，这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面目含糊不清的人最容易在党内斗争中胜出，而且要在执政的中后期才逐渐显露峥嵘。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时代又有许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今天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模糊的时代。
但2010年以来一些高干子弟的表现，还是可以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的。

首先要提到的，自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大以后中央常委的竞选者薄熙来。近年来薄熙来精心打造的“红色重庆”一直是热议的焦点。人们最为关注的，是“唱红歌”与“打黑”，前者显示的是意识形态和社会氛围上向毛泽东时代的回归，后者则是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腐败问题的自觉尝试。一般人并不注意，其实是更为重要的是经济上的“重庆模式”，据说其最主要的突破有二：“一是进行从农村到城市的土地制度改革”，“二是在城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加强政府对企业和经济事务的掌控。记者报道说：“这样的举措与1949年到1956年那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时期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同时“高调拾起”的，还有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路线”与“大学生上山下乡”。如此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政治遗产”，因此，获得了一些“新左派”和“毛派”知识分子的高度评价，誉之为“中国式社会主义”的新版和希望。同时又引起许多人，包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党内民主派“中国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忧虑与警惕。

而习近平在当选军委副主席以后，即视察重庆，肯定重庆经验，更引发了人们关于“毛泽东在习近平时代的影响”的议论与想象。

2010年7月19日，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毕业典礼上作了一个演讲，实际是一篇宣言：“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秦晓在演讲和私下谈话里，明确说明，他的这一宣言，是针对两种倾向。一是“‘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性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我以为是不可取的”。秦晓认为“中国模式论”从一开始的“特殊论”走向“取代论”，“宣称‘中国价值’可以取代‘启蒙价值’”，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应该特别警惕。另一面，秦晓更担心激进主义思潮，他说：“激进主义和意识形态化，是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他认为当下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体制性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入手，可能会触发成社会危机”，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在体制内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善和改变”，而激进主义则把社会危机作为“动员民众的资源，达到某种革命目的”，导致的是“最坏的结果”。

——由于秦晓的高干子弟和老红卫兵的背景，以及他在太子党中广泛的人脉关系，他的这一反对“中国模式”论，肯定启蒙主义普世价值的宣言，立即引起极大反响，一时成为网络、评论、转载的热点议题。有人把他的言论和搜狐总裁张朝阳2010年2月发表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妨碍竞争力”，呼吁政府在经济领域允许自由竞争的演讲联系起来，以为由此可以找到一条“成本小且能够避免社会碎片化的转型之路”。

而一家网站则把秦晓的头像做成绞刑架下受刑的模样，并冠以“西奴”。

我们所关注的，是秦晓的主张，在太子党中有多大的代表性，以及在习近平时代可能产生的影响，这自然是有待持续观察的。

其实，2010年高干子弟的发言者，最应该注意的，是中国空军副政委，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刘亚洲。一月，他在昆明军区作了题为《信念与道德》的演讲；七月，在大陆反日浪潮中，他又联合十名将校连署发表呼吁，要求对外强硬，对内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仔细看刘亚洲的观点，其实是有三个基本点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他对政治民主化的强调，以及在《中国改革得与失》里对现状的批评与分析：越来越频繁的政治高压，舆论控制和特务统治，对底层抗议活动的镇压，对社团活动的消灭，成为了“1999年以来当局的主要统治方式”，这确实是击中要害的，刘亚洲也因此而获得了“敢言”的美誉。但不可忽视的，是他的这样的尖锐批评的另外两个前提：其一是“民主放权”的目的，是为了强化“我党的执政地位”：这一基本点，刘亚洲和所有的太子党并无二意。其二是民主是“强国强军之途”：作为军人的刘亚洲本质上是一个军国主义者。王怡先生对刘亚洲思想的概括是准确的：他所追求的是一个“国家权威主义笼罩下的民主梦”，执着于“民主压倒自由的老路”。由此可以解释刘亚洲的许多矛盾，比如他主张民主，反对专制，但坚决捍卫“六四”屠杀；他主张思想多元化，但又强调“统一国家精神是当务之急”。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刘亚洲鼓吹“军人干政”。在他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党内，党内的希望在中央，中央的希望在上层”，中国社会的真正精英“一大部分在部队”。他断定：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军队就越是改革的力量”。我完全同意王怡先生的分析：“如果民间不能成为推动民主化主力，就只能依靠部分党内贵族的分化。而如果党内文官系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改革派，就最终只能依赖于少壮的武将集团。由军人喊出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一百年以来反复经历的梦魇。军队少壮派的出现，正是今天比1989年更严峻的局面，也是当初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教训之一，是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民主化过程中频频出现军人干政的一个根源”。这些年我在观察中国政局时，始终觉得军队情况不明是一个隐患；现在，2010年由刘亚洲等高级将领公开亮相，就让我们看到了“经由军人干政和军事独裁走向民主化”的可能性，而如王怡所说，这恰恰是中国民主化的“最坏方式”。而且还要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军队一直是高干子弟的聚集地，已经集中了一批太子党的精英。这就意味着在习近平时代，军队少壮派将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军队干政的危险性将大大提高。而军人们永远是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者，并永远具有对外扩张性，这都会随着军队干政而在中国未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如王怡先生所提醒：当下中国社会已经有着军国主义滋生和蔓延的基础：“中国是全世界军事刊物最盛行的国家，几乎每个中学男生都会翻看”，“中国是全世界军事话语最强盛的国家”，“中国也是少数不限制，甚至组织儿童观看战争场面电影的国家之一”，等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这样的军国主义的危险，是特别应该引起警戒的。

太子党在2011年初，又有了新的表现，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但在这里也姑且一说。前已说到，2011年的春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聚会研讨，会后形成了一个《我们对十八大的建议》书，主要着眼于“党内民主”建设。最引起注意的是要求实行从各级党委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及常务的“直选”。

2011年4月24日，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暨研讨会。此书由刘少奇之子刘源作序，而张木生又是刘源的“哥儿们”，实际是其幕僚，因此而引人注目。当下中国的太子党的各派系，都在聚集各路幕僚，研究未来中国政治对策，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政治、思想、文化动向。张木生等是首先亮相的，他的书的核心是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其实，早在多年前，由刘源担任总顾问，制作了《刘少奇与新中国》的记录片和同题小册子，由张木生作序，就已经提出了他们的新“新民主主义”论。而在2011年旧话重提，就自然别有意义，网上反映说，新“新民主主义”论“可能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刘源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成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至少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太子党中的刘源派系的一个宣言吧，也可以说是他们“谋国运”而提出的国策。

为什么要在当下中国提出“回到新民主主义”？张木生直言不讳，就是要为共产党“重塑合法性”。因此，新“新民主主义”论的要点有三。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党要掌控改革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前提；恢复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目标，出发点与归宿。前文已经说过，这是所有太子党的共识与不可逾越的底线。其二，要“恢复以工人、农民为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重塑合法性的关键。张木生说得很坦率：“我们把工农都变成弱势群体”，就“一点合法性都没有”了。我曾经说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三种模式：建国到文革前的十七年的一党专政是以工人、农民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毛泽东在文革中所要建立的是领袖专政与群众专政直接结合的一党专政模式；文革后，邓小平时期，特别是江泽民时期，就逐渐将所谓“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政治、经济、技术精英作为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工人、农民确实都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样的失去了工人、农民的支持的一党专政，就出现危机了。刘源们看到这一点，但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党的精英专政，就选择了向工人、农民让步的对策。具体有两条，一要把国家现有的巨大的存量资产，变成社保基金，福利基金，“解决70%还没有富起来的人的民生问题”；二是要允许工人、农民“有组织”，共产党来当裁判，以此建立合法性。——应该说，如果真的实施这两条，确实会给底层百姓带来一些实惠，也会给中国底层民主有一定推动，这可能是新新民主义论的最有积极意义的方面。第三，允许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又能够“驾驭资产阶级”。这就是张木生所说的，“制衡会有的，宪法会有的，不同派别在一个党内也会有的，舆论的公开和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在一个党内最后也是能解决的”，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有一个党，要由党来控制、“驾驭”一切。它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有人要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或者党一旦驾驭不了，失控了，那就要收回这一切，实行专政，而且很可能是军事专政。

其实，这就是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1957年搞的那一套：听话，就当作统战对象，许诺给予种种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等；不听话，就发动“反右运动”，聚而歼之。

但问题是，回到了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就真的能够建立起新的工农联盟，成功驾驭资产阶级，从而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吗？据说张木生在座谈会上还说了一句话：“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最受到中国接受”。

那么，他们自己也是把“新新民主主义论”看作“既治不好病，又毒不死人的药”了。这初出山时的汹汹气势中的露怯，是颇耐寻味的。早在前文提到的《刘少奇与新中国》里，刘源和张木生就提出过要“卷旗不倒旗”，既要坚持“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旗帜“不倒”，但却要“卷旗”，再也不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原因即在于此。或许在他们看来，“新民主主义”声誉尚好，可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达成“共识”吧。

这次新书发布、研讨会最为人关注的，是刘源和几位将军的出席，这成了部分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一次集体亮相，提供了一个近距离地观察他们的机会。我注意到的有两点。一是军队少壮派的表态：“现在说存在就是合理的，现在中国走出这条道路，确确实实使我们中国强大富强起来了，虽然有一些弊端，但不应该对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产生质疑”，不能质疑的更是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后来刘源特地打电话让张木生转达的意见：“这个结果，这个实践不能假设，不能如果，因为历史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到了今天，如果我们不重塑共产党的合法性，谁能够代替他？！”还有的与会军队少壮派宣称：“民主，自由，人权，人生而平等”，这都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概念”；“我是一个军人，讲什么东西都跟安全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国家安全”，至于“普世怎么普世，我表示怀疑”——这背后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逻辑，和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逻辑，而且不加任何掩饰，这都让人吃惊。还有：“现在几个大国真正没有打仗，三十年没有打仗的就是中国”，“我们要不要维护正义性，现在一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就变成被告原罪”，“这完全是泛和平主义，是一战以后的绥靖主义思潮”，就更是预言他们掌握了国家大权之后，将在“维护正义”的名义下，用战争解决国际争端了。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大概也是其中应有之义。这样的“军政府”的意图，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其二，刘源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张木生表示是偶尔失态，但人们仍然从中感到了“痞子气和霸气”，如前文所说，这正是我最为警惕与担忧的。虽然刘源已经宣布：“该告别不争论的时代”，但这些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却处处摆出“舍我其谁”的“主人”姿态，所谓“争论”是必须以他们既定的意见为主导的，不过是“听取意见”，就像当年毛泽东、刘少奇听取“民主党派”意见一样，骨子里是轻蔑对方，并从根本上是不允许反对自己的既定主张的。有人一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提到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朱厚泽对新民主主义论的质疑，就变脸了：“说了半天又说起朱厚泽来了？在这里讨论他，我不同意”。

顺便说一点，中国太子党和军队少壮派的气势如此雄壮，不仅有当年老红卫兵的遗风，更有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的底气。如张木生所说，“中国虽然面临着最大的问题，但也积累了过去根本无法想象的本钱。我们现在国有企业实算的话，有100万亿的资产，存款。在国外有100万亿的资金。”但在这样的财大气粗之下，会干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事情，却是令人担忧的。

张木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再提及“未来的当政者”，强调“我们国家已经被一些软弱无能、没有血性的领导者带入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当中”，“下一届最高领导者绝不会允许目前的状况再延续下去”，

“会有人很高地举起（旗帜）”，“用很高的政治智慧来解决当时他所面临的问题”，说这样的“下一代的领导人”有“一批”，并且点名说刘源就是这样的“非常有理想”的共产党员。

或许是这样吧。但这一次亮相，却让人不大放心，很容易产生不祥的预感。这次研讨会很有可能是中国未来政治的一次预示，一个象征，因此具有“史”的意义和价值，故详细记录于此。

甘肃教育厅长有多少身家？

2011-11-23T19:52:00.000-08:00

戴按：

下面是大陆新浪微博和大旗网披露的一个中共厅级官员的详细财产资料，如属实，可见中共官场的腐败已经达到何等程度。
　　

[官员财产]晒一晒正厅级干部家庭财产

　　白继忠，男，汉族，

　　1952年5月生，陕西延川人，

　　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8年12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历史学学士，现任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一、个人简历

　　1968.12—1978.03，兰州高压阀门厂工人;

　　1978.03—1982.04，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

　　1982.04—1984.03，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干事;

　　1984.03—1985.12，甘肃省委办公厅秘书一处干事;

　　1985.12—1987.05，甘肃省委办公厅副处级秘书;

　　1987.05—1990.06，甘肃省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

　　1990.06—1993.10，武威地区行署副专员;

　　1993.10—1998.04，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其间：1994.07—1997.07在兰州大学历史系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1998.04—2000.05，甘肃省教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2000.05—2003.02，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

　　2003.02—至今，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高校工委书记。

　　二、家庭成员

　　妻子李东燕，甘肃省人民医院主任医师，神经内科专业;

　　儿子白亮，甘肃省招生办公室中专科科长兼计划科副科长。

　　三、家庭财产来源家庭财产来源于家庭成员个人工资：

　　白继忠现个人工资5500元左右，

　　李东燕现个人工资为3000元左右，

　　白亮现个人工资为2800元左右。

　　四、部分财产(统计截止2010年)

　　(一)房产：兰州有3套房子，一套200平方米、两套120平方米(3套房子现房价每平方米均已达8000元)，1个价值15万元的车位，总价值约：人民币367万元左右;

　　(二)车产：有1辆丰田RAV4越野车，价值：人民币28万元;

　　(三)存款：因涉及个人隐私，在此仅公布妻子李东燕银行存款。

　　妻子李东燕有储蓄卡N张，部分详情如下：

　　1、中国银行存款

　　(1)中国银行卡10400011257：

　　09年6月5日存入 3574.6美元;

　　09年6月5日存入 71575元;

　　09年6月22日存入 51125元;

　　09年7月11日存入 51125元;

　　09年10月3日存入 51125元;

　　10年3月18日存入 60000元;

　　10年10月18日存入 69236元;

　　10年10月18日存入 55295元;

　　10年11月18日存入 45666元;……

　　(2)中国银行卡104010882301：

　　10年 5 月20日存入 60000元;

　　10年 6 月 1 日存入 50000元;

　　10年 8 月 2 日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8 日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27日存入 60000元;

　　10年 8 月 9 日存入 40000元;

　　10年10月14日存入 50000元;……

　　中国银行存款金额共计：

　　人民币858632.10元。

　　2、招商银行卡号4682039310105296存款金额为：人民币328498.07元。

　　3、建设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200余万元。

　　4、工商银行存款金额为：人民币83余万元。

　　截止2010年，李东燕部分个人存款金额总计为：人民币400余万元。

《官场笔记》札记

2011-11-17T00:04:00.000-08:00

报社的一位同事向我推荐大陆的一本流行小说----“小桥老树”的《官场笔记》。花了十来天时间，在网路上读完这本书,颇有感想。

书中描写一个90年代初从一所很小的地区学院毕业生，没有家庭背景，被分配到乡下担任乡镇干部，一步步向上爬，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的市长的故事。作者是重庆永川区政府建设部门的一个副局长,可以想象，小说内容来自作者在官场中的亲身经历，当然也表达了作者的“理想”----既升官，又有许多情妇。

书中描写中国中下层官员，要想升官，如没有家庭背景，就得贿赂送礼，吃吃喝喝，桑拿按摩，麻将赌钱，搞夫人外交，尤其要对上级察言观色，揣摩心理。当然也得有一定的政绩，但那绝非决定性因素。这本书既是大陆官场的一幅生态图，又是想升官者的一本教科书，难怪这么畅销。

从我的母校中学毕业、与1968-70年从大学毕业的同学中，有两人出身与城市贫民或农村家庭，后来爬上厅局级官员，大概就是这类人物。

但随着这类升官诀窍越来越普及，熟练掌握的人越来越多，家庭背景会成为决定某人官场命运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官场已经显示这一趋势，中央官场如此，基层官场更不例外，上篇博客介绍的关于河南某县官场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此书的网路稿显示，作者文学修养和理论素养很有限。

笑蜀：特权阶层的那份自信从何而来

2011-10-30T15:00:00.000-07:00

(2011-10-26,来源：《同舟共进》) 　

　　“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这是微博上流行的一句非名人名言，说的就是歌唱家李双江之子北京街头寻衅。年少气盛一时冲动，本也寻常。不寻常的是，寻衅之后依然嚣张。这就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尤其乃父李双江所起的心理暗示作用了。

　　民意至此一发而不可收。压力之下，官方不得不宣布将其收容教养一年。这虽然也于法有据，但毕竟取的是最上限即最严厉的追惩，对一个15岁的孩子，恐怕还是过重了。但由此也可看出民意之激烈。李双江的显赫身份，不仅助长了孩子平时的骄横，更在事发后，先天地将自己置于道德审判的不利地位，显然都是咎由自取。谓之“墓志铭”，倒也恰如其分。

　　但相比最近披露的京城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李双江之子的拳脚之勇，却又不值一提。2010年底，“京城四少”之一王烁在王府井与另一“京城四少”王珂发生摩擦，不仅故意倒车将王珂的奥迪车撞至起火，甚至拔枪怒指王珂。气焰之高，能量之大，令人咋舌。那么王烁底气何来？原来也因出身豪门：其父是家财亿万的澳籍华人王志才。

　　这种豪门闹剧不仅反复上演，而且反复在首善之区的皇城根下上演，端的是有恃无恐，不惜最大限度地刺激公众的神经。令人不得不质疑：其有恃无恐到底所恃者何?单单是因为他们显赫的家世吗？

　　单个的家庭无论如何显赫，能量其实都很有限，都不可能超过国家机器。正常情况下，只有国家机器，即执法者，才是这个国度中最强大的力量。如果执法者公正无私，他们的公正无私就会构成所有豪门的天堑，所有豪门就都不得不有所约束，嚣张就有边界。但是，无论李双江之子寻衅案，还是阔少王烁当街拔枪案，我们都看不到他们对国家机器的那种必要的敬畏。或者说，从他们的视角看，国家机器仿佛就不存在，这天下就完全是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所以他们可以如入无人之境，谁阻挡，谁死。看看王烁犯案时和犯案后的从容：从容倒车撞对手，从容指使手下藏匿枪支弹药，删除当晚街头监控录像，等到这一切处置完毕，才从容向警方自首。那些从容里无不透出十足的自信。

　　什么样的自信?天大的事都能摆平的自信。这份自信，无疑基于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彻底藐视——你固然牛，但你不是最牛，我能找到更牛的力量摆平你，天大的事你们也不可能拿我怎么着。这种自信，毋宁说是对国家机器的公然侮辱，此举等于告诉公众，约束豪门言行的法律天堑并不存在，即执法者的所谓公正无私大为可疑，以致无力遏制豪门的嚣张。对执法者的这种公然侮辱可忍，孰不可忍？但愤怒的同时，冷静地反思一下，难道他们的那份自信，都是毫无依据的吗？

　　当然有依据，那依据即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体验。至少在他们的切身体验中，那种比国家机器的力量更牛的力量，那种他们可以如臂使指的超凡力量，是真实存在的。正是那种真实存在的超凡力量，把国家机器的公正无私挤压到了最小限度，几乎在现实中不见踪影，由此慢慢累积出他们对国家机器即执法者的傲慢与偏见。而那种超凡力量，当然不是单个的豪门所能拥有的，而应该是多少个那样的豪门的联合力量，即整个特权阶层的力量。

　　由一个个豪门组成的特权阶层，犹如巨大的航母编队，横行于社会。所有的其他社会力量，相形之下，都不过是小舢板而已。这就不难理解公众的愤怒。这愤怒说到底，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恐惧。特权阶层可以强大到连国家力量即执法者都根本不放在眼里，还会把小舢板放在眼里么?甚至，他们都不需要动用自己船舰上的任何武器，单单是他们的航母编队高速行驶所掀起的一股股惊涛骇浪，那份狂暴就已远远超出所有小舢板的承受能力，让所有小舢板失去平衡直至翻船落水。那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出头，去阻止他们的强横呢？

北大博士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2011-10-29T14:09:00.000-07:00

戴按：冯军旗的论文披露的虽然只是河南某县的官场状况，我们不难推及中国市、省乃至中央的官场也大体如此。小悦悦死后，有人问：中国还有救吗？冯军旗的论文问世后，人们更有理由发出这一疑问。但答案只有天知道！

林衍：北大博士收集官员造假证据揭露基层官场生态
(原载中国青年报2011-10-26)

北大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在中部某农业县挂职两年，写出25万字的博士论文，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披露该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你总问人家是怎么升上来的，这怎么好讲呢？”办公桌的一端，县委书记林庆生皱着眉头提醒，“小冯，有些事情能说不能做，有些事情能做不能说。”

坐在桌子另一端的冯军旗没有反驳，只是礼貌性地点了点头。之前的两年时间里，这名挂职县长助理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博士生，已经先后访谈了这个农业县里160个副科级及以上的干部，而坐在面前的“一把手”，则是他的第161个访谈对象，也是最后一个。

这场谈话结束后不久，冯军旗便离开了这个县城。2010年6月，他的题为《中县干部》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道出了中国县乡政治的实情。”参与答辩的“三农”问题专家于建嵘说。冯军旗的导师、社会学家郑也夫则认为论文“调查详尽而扎实”。

依照学术惯例，论文中的人名与地名均应进行技术处理。冯军旗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中县”，意为“县里的中国”。(编者注：依据这篇论文，本报道中所涉及的市、县、乡镇名及当地人名均为化名)

事实上，这个位于中原腹地的农业县只是中国2000多个县中普通的一个，人口80余万，GDP排在省里所有县的40多位。冯军旗在25万字的博士论文里，力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这个县乃至更广意义上的基层官场生态。

他收集官员在年龄、学历方面的造假证据；他披露中县改革开放以来的虚假政绩工程；他甚至搜罗了这个县1013名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简历，寻找他们升迁路上的“奥秘”。

“政治家族”现象也在这样的寻找中浮出水面。在这个每800人便会产生一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的县里，他根据一个家族“出干部”的多少，统计出了21个政治“大家族”(副科级及以上超过5人)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副科级及以上2~5人)。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还原官场晋升道路上秘而不宣的“上贡体制”与“买官卖官”，并屡次接近“最为隐秘”的纪委官员，考察“摘帽的尺度”。

近日，随着部分章节被媒体摘引披露，这篇已经完成一年有余的论文进入公众视野。有评论称：郡县治，天下安，这份以1978年为起点的基层政治研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路径选择，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残酷的考察样本。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

1976年，冯军旗出生在河南驻马店的一个村里。在他的记忆里，无论是邻里纠纷还是红白喜事，任村支书的父亲都是村民们的“主心骨”。很小的时候，他便常常跟着父亲看《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在一次作文考试里，三年级的冯军旗还因为使用了“蒸蒸日上”这样的词，获得了语文老师的表扬。

从那时开始，冯军旗便渐渐产生了对政治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兴趣。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泡在书店阅读领袖人物传记，一本518页厚的《江泽民传》，“两个下午就能读完”。读研究生时，他的专业是世界史，硕士论文选题是“中世纪英国贵族的家仆世界”。

走进中县，缘于2007年年初他和硕士导师刘新成的一次叙旧闲聊。在首都师范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里，刘新成无意中提及，自己有个朋友是中部某省一个县的县委书记。

正在北京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冯军旗当即觉得，“如果能深入基层中国的政治群体，这将是一次千载难逢的田野调查经历”。

半年后，在刘新成和北京大学组织部的牵线下，冯军旗顺利地获得了一个赴该省北山市的中县挂职两年的机会。按照规划，第一年他将在西城乡挂职副乡长，第二年在县政府挂职县长助理。

后来他听说，中县愿意接纳他的原因是想借助他的社会学研究功底，帮县里“搞个关于信访问题的调研，并给一些对策”。

导师郑也夫也给了学生最大的支持。在2007年年底进行的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对几位评审老师说：“对不起各位，现在还不能确定冯同学要写什么。”

2008年3月7日，冯军旗带着满满一箱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材料，登上了开往中县的列车。

“不要有任何定见，不要有任何框框，睁大眼睛多观察，在实践中发现事实，发现论文主题。”临行前，郑也夫再三交代。

车到站时，外面正下着大雨。迎接冯军旗的是县委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春雨贵如油，这是为了迎接贵人啊！”副部长快步接过冯军旗手中的行李，并将他带到县委招待所的酒席之上。

次日下到西城乡，接连两周时间，乡里领导班子的十几个成员轮番为新到任的副乡长接风，酒量只有一两的冯军旗吐了半个月。有人偷塞给他两盒“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并解释说，这是“官场必备良药”。

初到这个道路两旁种满高大杨树的县城时，一个月只有1000元补贴的冯军旗衣着朴素，总穿着从北京的服装批发市场买来的便宜货。

一天，有同事提醒他：“做官嘛，要穿得有牌子一点。”

冯军旗为此特意去县城买了两件“七匹狼”的T恤，同事笑着说：“哎呀，冯博士你这个穿着才像副乡长嘛！”

“我就是在尴尬中一点点融入官场的。”冯军旗自嘲道。

进入圈子后，乡里的领导干部们倒是大多乐于陪这位“从北京来的博士”聊天。

次年改任县长助理，他迎来了一个秘书、一辆黑色的桑塔纳3000轿车以及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

“您在这里可算是个大官了！”一个下属告诉冯军旗。

在挂职的两年时间里，冯军旗借“职务之便”，先后在县乡探访了161个干部，其中还包括1978年以来曾在中县工作的26个老干部。

最早吸引冯军旗的，是大水乡党委副书记李书平与竞争对手冯南疆竞选乡长失败的故事。根据李书平的讲述，她通过曾任政府办主任的公公做了县委书记的工作，但对手却将招呼打到了同省的鹤仙市政协主席那里。

“我真是政治上不成熟，不知道潜规则的重要性，认为光从下面推就行了，没想到还需要上面有人拉你。”直肠子的李书平向冯军旗抱怨道。

也正是从那时起，冯军旗猛然意识到，在平均每800人中就有一名“副科级及以上”的中县，正是这1013名干部组成了这里的官场——他们本身就是论文最佳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30年中，基层中国的政治精英是个怎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内部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他们内部又有着怎样的政治生态和游戏规则？”冯军旗在论文的引言中写道，“县乡干部，作为中国干部队伍中数量最大的一个群体，其状况直接关乎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推进。”

“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冯军旗面前，是一幅横跨30年的官场生态图。

在中县，大大小小的干部共有一万余名，金字塔的顶端是孤零零的30多个副处级岗位和4个正处级岗位。

一个老干部对冯军旗讲：“这官场就像是一个苹果，但一次只让你咬一小口，咬完了你的人生也就走完了。”

能吃完苹果的人并不多。

在中县，提拔到副科级，意味着干部档案会从人事局移到组织部，“算是大小当上了官”。

正科级则是很多干部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其在县里的难度就像是“中央的部级、省里的厅级和市里的处级”。

“走到这一步的人都不容易。”据冯军旗统计，一万余名大小干部，只有200多人能最终升到正科级。

有一次，他与一个科级干部聊天，当问及年龄时，这个干部脱口而出：“你问我档案年龄还是真实年龄？”按照简历上的年龄倒推，这位干部9岁就当上了民办教师。年龄往往和岗位挂钩，“这里面差别太大了。在领导岗位，有车坐，有烟抽，有酒喝。不在领导岗位呢，上午县城转半天，中午回家吃干饭，到了下午接着转。”

相比于年龄“杠杠”，党员身份更是为官必不可少的基础。在中县，70%以上的县领导在25岁以前就已入党。

事实上，中央曾明确规定：“各级人大领导班子成员中应有适当数量的党外干部，并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但在中县的官场中，非党员干部普遍被视为“政策官”。县人大一位副主任曾向冯军旗抱怨：“你看我发表文章都自己出钱，没有课题经费，电话费不报销，也没有专车，后来我就跟他们说，有活动开会就派车来接我，不然我不去。”

年龄要合格，政治要过关，学历当然也要过硬。

在中县，各级党校被很多干部戏称为“文凭批发基地”。被称为“中专一代”的正科级一把手们，大多从这里取得在职教育的本科文凭，为升迁“扫除障碍”。

在整个金字塔结构中，一旦被提拔为副处级甚至处级干部，便意味着跨入了县领导的序列，“是中县政治里精英中的精英”。

根据冯军旗对中县近10年来的副处级升迁轨迹观察，不少县委县政府领导都是从乡镇党委书记中产生，却没有一名是从县直机关一把手中产生。

“这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县乡的某种政治变迁趋势。”冯军旗分析道，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和资源还集中在县直机关，比如商业局的财政就占县财政的一半以上。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乡镇经济迅速崛起，“县直一把手根本拼不过乡镇党委书记”。

在中县，岗位的不同直接决定了“权力的多寡”。

冯军旗担任县长助理时，协助分管的部门是科技局和信息中心。司机常提醒他：“冯县长，你得打打招呼啊，分管一些有实权的部门！”

有些干部认为，有权甚至比有位更重要。在中县，财政局是公认的“富衙门”，干部们普遍不愿意外调去“追求进步”，一些人宁愿做股长，也不愿意去别的局做副局长。在一次干部调整中，一位到民政局做副局长的财政局党委委员就大倒苦水，说某领导把他踢出财政局，是“往死里整他”。

在论文中，冯军旗根据县领导们的简历归纳出了一套“政-党螺旋晋升模式”，其中最典型的路径是“副乡镇长-乡镇党委副书记-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常委-县长-县委书记”。

“简单说，就是先在政府系统历练，然后晋升入党委系统，周而复始，最终使得党委系统成为政治精英人才的高地。”冯军旗总结道，“打个比方，如果县长接任不了县委书记，那他的仕途就算到顶了。”在中县，管这叫做“没干成”。

而在受访的一些干部看来，只有能干到县委书记，“那才算真干成”。

“有人戏称，只有县委书记算官，别的都不算官。”2008年冯军旗初到西城乡的时候，每逢时任县委书记视察，乡政府的领导班子都要列队欢迎。有旁观者感慨：“咱们中县的皇帝来了。”

冯军旗曾遇到过一个叫张南国的中县公疗医院前院长。一次在路上看到为农业开发计划而栽的苹果树，张院长随口说：“陈书记真是胡球整，咱们县气候能长苹果吗？”几天后，这句话传到了时任县委书记陈遵义的耳朵里，陈当即叫来卫生局长，限他在3天内免掉张南国。

后来，张南国到卫生局长家，痛哭流涕地询问为什么免其职务。卫生局长痛斥道：“谁叫你说书记胡球整！”

“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是什么决定了干部的晋升？这是冯军旗最常抛出的问题。

最集中的答案是，有为才有位。

1978年以来，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上，一种全新的政绩型干部任免机制取代了过去以政治表现作为衡量标准的晋升机制。中县也随之建立起完整的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年初，县里会把任务分解给各个乡镇和县直单位，年终召开表彰大会。

“从省到市再到县，政绩考核目标层层承包。”冯军旗在论文中这样分析，“这固然是30年来地方大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引发的问题也是全局性的。”

在论文的一章中，冯军旗将笔墨着重放在了对假政绩与政绩工程的梳理上。上世纪90年代初中县县委书记陈道白的事迹最为典型。

当年，北山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业立市”战略。为响应上级领导，陈道白提出乡镇要大办企业，村村冒烟。在强势行政指令下，中县县直所有单位都分配了办厂任务，连县委幼儿园都分配了16万元的产值。

各个乡镇也不得不圈起了很多大院，并称之为工业小区、工贸小区。但实际上，除了一些用于接待观摩的厂区有设备外，其他都是空场空院。一位老干部总结道：“远看雾糟糟，近看空落落，都是空院子，产值要多高有多高。”

经过那两年的“村村冒烟”工程，全县背上了4个亿的债务。一位政法委的领导有一年曾做过统计，上访案件有接近一半是“工业立县”时期造成的。

陈道白在任期间，一位叫刘石田的镇党委书记曾公开表达不满：“你这样做，政绩有了，提拔了，走了，干部和老百姓怎么办？”

接下来，刘石田的华生镇成为当年的落后乡镇，他本人也辞职，回到县城做了教委主任。

“当时给华生镇下达了一个多亿的工业产值，怎么可能完成？除非给修鞋的摊派100多万！要完成上级任务，就需要坑老百姓，我当过农民，我不行，我下不了手。”在冯军旗面前，刘石田甚至几度哽咽。

冯军旗了解到，陈道白后来晋升为北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的继任者李朝中在接受冯军旗的访谈时称：“如果我再继续折腾，后果不堪设想。”

值得玩味的是，搞休养生息政策的李朝中后来转任北山市发改委主任，等于平调。

“可以这么说，大部分官员的政绩都是真真假假，分不清楚。”冯军旗一字一顿强调道，“但我只观察假的，至于好的，宣传部门已经说得够多了。”

在调研期间，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个年轻的学者：假政绩层出不穷，地方经济怎么发展？

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大环境稳定，经济自己就会发展起来，官员们折腾一下当然没太大关系了。”

“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

到了县政府后，冯军旗询问一位同事什么时间做采访最合适。对方的回答是“一定要上午”，因为大部分领导从中午11点多就开始联系喝酒的地方，喝过酒后回家睡觉或打麻将，到了晚上继续喝。

“冯博士，中县的官场很复杂，能力做参考，关系最重要。”比冯军旗年长几岁的这个干部提醒他。

一次，计生委的一位副主任升任其他部门的一把手，冯军旗前去祝贺，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罗盘、地球仪、铜牛等礼品。

“你怎么搞这么多这个？”他纳闷地问。

这位新官微微一笑，“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后来，冯军旗才知道礼物各有寓意：罗盘象征掌好舵，地球仪象征前途远大，铜牛则象征稳健及对麻烦制造者的威慑。

每逢中秋或春节，县领导们便摇身一变成了送礼者，去市里，去省会，甚至去北京。

在冯军旗看来，酒与礼都只是“常规动作”，真正的关系运作往往发生在晋升之际。

“冯博士，一顶草帽都要几块钱，更何况一顶官帽？”一位干部直言不讳。

在中县，民主推荐制度自2002年开始实施。在这种制度下，所有具备晋升资格的人都可能成为被推荐对象，票多者升官。

这种方式被冯军旗视为简单化的“放任式民主”，“明规则禁止拉票，潜规则却默许拉票，拉票甚至被视为追求进步的信号，如果干部不拉票，反而会被认为没有想法”。

每逢投票，县里商店的烟酒经常断货。一位乡镇党委书记告诉冯军旗，送红包的标准，正科级1000元，县领导2000元，“除了一些关系铁的，大部分都要送”。

拉票的费用往往出自公款。冯军旗听说，曾有一个富裕的乡镇在连续3年出了处级干部后，“留下了几百万的财政窟窿”。最夸张的例子是，一个连拉了3年票的乡镇党委书记，除了金钱的消耗，疲于应酬也让他恐惧不已：“如果再不成功，我就跳楼自杀，因为身体实在吃不消了。”

然而，真正让冯军旗震惊的并非金钱构筑的关系网，而是一张由血缘与姻缘构筑的政治家族网。

最先闯入视野的是一个叫张泰康的人。冯军旗听说，这位曾经的中县县委副书记拥有一个庞大的干部家族：妹妹曾任副县长，妹夫曾任县卫生局局长，姑老表曾任北山市畜牧局局长，而他们的子女、女婿更是一个不落地身居要位——北山市海关关长、北山市旅游局局长、北山市人民医院院长、武陵区副区长、中县新华书店党委书记、北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武陵区工商局副局长。

在深入调研后，一个被冯军旗称为“政治家族”的谱系表逐渐浮出水面。在这个副科级及以上干部仅有1000多人的农业县里，竟然存在着21个政治“大家族”和140个政治“小家族”。在这个庞大的“政治家族”网络中，一些秘而不宣的潜规则变得清晰可见。

比如，官位有“世袭”。张泰康及其女婿曾先后任白阁乡党委书记，张氏家族的另一成员张得彬及其内弟高玉溪曾先后任中县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比如，凡是副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至少拥有一个副科级以上职务，正科级亦不鲜见。

比如，政治家族之间并不割裂，往往以联姻或者拜干亲的方式不断扩大，“几乎找不到一个孤立的家族”。

更普遍的规则是干部子弟的“不落空”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县的强势单位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垄断单位变成了政府机关，不变的是，干部子弟们的工作会随着单位盛衰而流动。一位老县长曾这样比喻：“这是猪进庄稼地，啃了苞谷啃红薯，啃了红薯啃南瓜。”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是，县医院曾是中县最好的单位，被称为标准的“窝子兵”。有一次医院里的两个老医生打架，每一方的亲戚和关系户都上来帮忙，这场“单挑”最终变成了“百人大战”。

“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按照最初的设想，关于中县干部的研究本可以截止在“关系”这一章，但在县政府早餐会上经历的一幕让冯军旗改变了主意。

“大家整天都坐在火山口上，辞职算了。”早餐桌旁的县长抱怨着，把头转向常务副县长，“按照纪律处分条例，咱俩都应该受处分，在座的，谁不受处分？”

一旁的冯军旗不动声色，但已决定继续研究中县官场上的“摘帽”之道。

在对1993年以来中县被查处的正科级及以上干部名单进行统计后，他发现经济问题占了干部问题的一半以上，但蹊跷之处在于，其中却没有一起涉及跑官卖官问题。

冯军旗在论文中分析道：“这说明纪委办案有个问题区隔，有些问题是一定要查处的，有些问题则是官僚共同体内默认的潜规则，即使涉及一般也要规避。”

规避之处不止于此。冯军旗曾经搞到一份2005年县计生委主任贾本声的受贿案交待书，贾在其中披露了一条自县计生委至省计生委的“上贡”通道。然而在中县纪委的最终落实中，只认定收，不认定送，对于超出职权范围的上贡利益输送不认定。

“一边是党规党纪的日益完备，一边是各种潜规则的盛行。”冯军旗坦言，“这就意味着大家都处于‘非法化’的生存状态，纪委如何切割成了一门技术。”

他很清楚，“纪检监察领域太复杂，我看到的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实际上，冯军旗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有关部门能接纳他到市或者县一级的纪委挂职，进行反腐败研究。

据他的观察，自1978年以来，纪检监察部门的官员作为治官之吏，对干部仕途的影响变得愈发举足轻重。

冯军旗记得，一次聚会上，计生办主任端起酒杯专门敬坐在对面的纪委干部，“计生工作要搞好，和纪检部门搞好关系是必修课。”

另一次，省纪委一个普通的处长来视察，县委书记亲自率人接待。“换了其他部门，就算是个副厅长，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见。”毕竟，所有官员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哪些干部会成为纪委查处的目标。

有人曾戏称，这是“隔墙甩砖头，砸着谁是谁”。一位纪委领导告诉冯军旗，查处目标大概可分为3种，一是贪腐问题严重，二是重大责任事故，三是处处结怨，得罪人“太多太苦”。

但一个共同的前提是，领导不“保”或者无法“保”。

在经济问题之外，日益被人们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却成了纪委的冷门项目。

事实上，在中县1950~1978年查处干部的档案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作风问题。而近年来一个有趣的演变趋势是，实际发生越来越多，但被查处的越来越少。自2005年以来，中县没有一名干部因为作风问题被查处。

在调研中，有一件关于作风问题的糊涂案，让冯军旗印象深刻。

2000年，大门镇人大副主任状告镇长将其强奸，司法机关最终的判定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案的一位证人对冯军旗抱怨道：“镇长竟然敢强奸人大主任，这把人大放在什么位置了？”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两年的调研让冯军旗深感困惑，“越是与干部晋升有关的制度，越是失灵和异化。明规则与潜规则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他对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县委党校副校长印象深刻。这个“明显被边缘化”的干部痛恨腐败，还常在公开场合抨击官场弊端。在私下，干部们不屑地称他为“圣人蛋”。

这让冯军旗想起已经退休的老父亲。年少时，做村支书的父亲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常事，有时为了帮村民挑粪要走上十几里路。

而在如今的中县，一到晚上，村干部会回镇上的家，乡镇干部会回县城的家，而县领导则回北山市的家，“中县成了空城”。

中县曾出过一任“官声不好”的县委书记。他离任后不久，民间便盛传其已去世。后来这位前书记特意回了中县一趟，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2009年春节前夕，冯军旗在县政府值班，连续4天县政府大门都被上访群众围得水泄不通。

“官民之间的距离的确在变远，这和唯上不唯下的官员任免机制不无关系。”当地一位干部告诉他。

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会影响这个县高歌猛进的发展。去年，一家五星级酒店刚刚完成盛大的奠基仪式。不远处的一座电影城也已经开张营业，它有个响亮的名字——奥斯卡。

冯军旗错过了这些盛况。2010年5月，由于导师临时组织同门论文交流研讨，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和中县的干部们辞行，便匆匆赶回北大。而按照这里的传统，送别挂职官员时，干部们通常要分列两排，让挂职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离开。

回京后，冯军旗带着在中县完成的博士论文参加了毕业答辩。

“作为中县干部曾经的一员，我确实应该唱一曲中县的赞歌，但歌功颂德不是学术研究，于现实无补，于改革无益。希望中县的干部们能理解我的研究。”冯军旗这样表示。

在打印版的论文扉页上，只写着一句话：“献给中县干部。”

此时的冯军旗，已不再是中县的干部，也没有了专车与秘书。敞亮的三居室变成了10平方米的集体宿舍，印着烫金大字的菜单变成了学生饭卡，“冯县长”也变回了“冯同学”。

“确实失落过好一阵。”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想当官？”

实际上，博士毕业后，他放弃了进入某省文化厅的机会，“如果是组织部，也许我就去了。”

如今，冯军旗在中国社科院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做一名助理研究员。

他骑一辆二手的永久牌自行车上班，每当有黑色桑塔纳3000轿车从身边飞驰而过时，他就会想起在中县的那些日子。

崽崽去世

2011-09-08T09:13:00.000-07:00

今天上午，妻子来电话，告我崽崽已去世。虽然这是意料之事，也感到几分悲切。

崽崽是在我们家出生的“公民”。它的爹爹Baby和妈妈”妹妹“在数年前先后去世。按照一些人的说法，狗活一岁相当于人或七岁，算下来崽崽已有百岁，当是寿终正寝全寿。它在数年前房客遛狗时被汽车撞成半身不遂，当时医生建议给它注射麻醉剂，让其安乐死。但小女舍不得，把它抱归家来，居然又活了四年之久。这其中，妻子的精心照料当是首功。我们一家，尤其是妻子，是完全对得起崽崽的。我想，崽崽到了天堂，也会感激她的。

陶渊明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会对跟自己比较亲近的人的去世而感到悲伤，动物跟人的关系亦是如此。其他不相干的人对崽崽之死无关痛痒，只有我和妻子最感悲切。人跟动物一样，迟早也会死亡。面对死亡的结局，人世间的争名夺利，就变得毫无意义，变得可笑之至。